Marx's Thought on Global Space Justice and Its Contemporary Innovative Practice

作为学术化研究，空间理论的兴起与近几十年全球马克思主义或激进思潮的发展密不可分，但作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场域，特别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与空间的展开密不可分，空间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与重点问题。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间，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拓展，主要是伴随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批判而展开的。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理解是国内学界的滥觞，从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将空间与物质运动相联系，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空间则是标识物质运动广延与伸张的几何规定。正如列宁在《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批注》中所指出的，“‘几何学的’空间和‘纯粹的时间’就是普遍的实在的直观，也是对感性世界的‘数学’认识的前提”^[2]。这类认识包含着对空间地位、特性的探索，在本质上坚持了唯物主义，指明了空间的客观实在性，批判了唯心主义对空间的内在化阐释及形而上学将空间与物质运动相割裂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从绝对的客观世界出发理解空间，使得空间变为与人无涉的客观实体，所以它即便描述了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与发展，但却使这个世界完全沦为自然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503于是，空间只能成为脱离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抽象场域，从而将对空间的理解机械化、绝对化，对空间的研究也只能停留于自在现象的层面，无法将空间与现实的人及其感性活动加以联系，对空间做出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解。

将空间理论与社会历史加以联系，特别是将正义介入空间并引申出空间正义问题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开始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对空间的理解也仅仅是对自然空间的抽象，古代自然哲学将空间理解为世界的本原之一，近代牛顿的绝对空间是日常空间的量度与终极指向。空间理论的社会转向同资本主义的进展与变化紧密相关，空间的生产与重构愈发成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命运的关键环节：“隐藏于正在形成的现代性里的，是一种深刻的‘空间定位’……从全球到地方，社会的空间组织正在得到重构，借以满足处于危机之中的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4]伴随资本主义的勃兴，空间资源生产与分配的资本导向、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失衡、城乡空间资源布局不协调等空间隔离、空间剥夺、空间同质化与异化问题日益突出，使得西方思想家开始纷纷从各自角度反思空间正义问题。列斐伏尔以城市空间为轴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揭示社会空间生产与实践的多维向度，规划了社会主义空间对资本主义空间取代的总体蓝图，“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5]。哈维尝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引入空间分析视角，基于地理学想象推动社会主义批判理论的空间转向，强调“不平衡地理发展需要从它们的资本主义镣铐中解放出来”^[1]79。此外，苏贾、福柯、詹姆逊等学者也分别在《后现代地理学》《其他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著作中，从后现代地理学、微观空间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视角对空间问题做出了进一步探索，促进了空间的社会性建构并将正义维度引入空间理论，试图明确社会空间的现实指向和核心问题。这些探讨推进了空间理论的社会历史转向，提升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正义问题的认识，但他们对于空间的正义批判过多专注于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虽然也从政治权力、历史过程来剖析空间正义问题，但还是对建构经验事实的权力本质及历史过程本身未能做出超出经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

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空间问题的重新思索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21世纪^①，主要缘于发展实践与空间理论之间的矛盾张力。历史发展往往具有吊诡性，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后乡土中国”语境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成绩喜人，但背后也出现城乡空间断裂、城市空间资源不均等问题。加之受西方理论界“空间转向”的影响，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开始意识到空间问题的重要性，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但在当时，无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都无法正确回应时代课题。于是，国内学界诸如刘怀玉、胡大平、唐正东、仰海峰、胡潇等开始对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逐渐建构起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①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开始零星地对马克思空间观进行创新性阐发，特别是反思传统哲学教科书空间理论的得失，如《哲学研究》在1991年与1996年分别发表了刘奔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社会时—空特性初探》与俞吾金的《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到21世纪后，国内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社会历史研究转向开始蓬勃兴起，特别是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译介与批判中，开始积极建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

这一反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借助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论，以实践观为基础，将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从“物质—运动领域”转向“社会—历史领域”，突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空间问题理解的旧唯物主义倾向，并开始逐步探索空间正义问题。学者们认为，“空间，作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形式，既是人类实践展开的场域，亦是人类生命寄寓的处所，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蕴”^[6]，“没有以科学历史观和社会观实践观为支撑的空间观，是盲目神秘的”^[7]。在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社会化理解中，学者们逐步将目光聚焦在正义问题上，他们意识到马克思对社会空间的理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时代语境，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说到底是以空间的规划使生产与流通中所耗费的时间‘0’度化。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空间布展的社会”^[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空间(劳动场所)却成为资本宰制工人的场域，由此引发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不均、空间权力与权利配置失衡等正义问题，故对正义的探讨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重要切入点。

二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科学建构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空间正义问题的批判理论，突出马克思空间理论对西方经验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超越优势。在对列斐伏尔、哈维与苏贾等空间理论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发现这些学者的阐发均带有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之外，“过多地专注于资本对空间的建构，而相对忽略了这一建构过程也是在特定的、具有内在矛盾性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进行的”^[9]，从而割裂了生产力线索与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线索的内在矛盾性前提，缺少“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等等研究的支撑，在价值判断和理论分析之间的错位是必然的。抽象地谈论空间正义，正是该错位的表现之一”^[10]。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解读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基本规定出发，厘清了马克思对空间正义问题的权力本质与权力建构过程的全面分析，认为“空间正义，无论如何界定，只有通过带有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才能实现”^[6]，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无产阶级空间解放方案”，才能解答“空间正义‘何以突围’这一根本性问题”^[11]，指明了马克思对空间解放的主体力量与现实道路的揭示，构建出科学完整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空间批判与重构的理论图景，突出了马克思空间理论较之于西方空间理论的深刻性与现实性。

在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科学定向后，国内学界主要围绕“微观空间”“城市空间”与“全球空间”三个基本维度，展开对空间正义的研究。微观生产空间维度的剖析体现马克思关于资本对空间支配的经典分析，城市空间的研究则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火如荼的城市发展而不断深入，二者一直是国内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关注的重点问题。而对全球空间的关注则稍有滞后，虽然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世界历史”的特征，但西方对全球化的理论自觉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才开始的，中国与之相比则更晚。进入21世纪，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们才越来越感受到中国与世界的牵引力。在全球化过程中，空间正义问题日益从民族国家内部上升扩展到全球范围，我们愈发感受到全球空间正义问题应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研究的新转向与重点论域。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打上了空间的烙印，如国际政治中的南北问题、国家主权和领土纷争、辖域化与解域化，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全球贫困、生态资源危机转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到马克思，深入挖掘分析马克思的全球空间正义思想。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在全球已发生诸多变迁，从生产空间到日常生活空间，从社会经济空间到文化心理空间，从地理实体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但撇去表面形式的变化，我们发现今天的空间正义问题仍难以脱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空间上的基本问题定向，即对世界发展的差异性、断裂性空间格局的批判与重构。这就需要我们在面对全球空间正义问题时回到马克思的“资本—权力”分析框架，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深入发掘研究马克思的全球空间正义思想。

马克思的全球空间正义思想作为其空间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思维和方法论上是一以贯之的。在对空间的认识上，马克思跳出了传统空间理论或从物质运动的角度(旧唯物主义)来直观感受空间，或从主观意识的角度(唯心主义)来抽象认知空间的理论视野，将对空间问题的讨论置放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空间研究的社会化转向。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绝不是仅仅基于人类历史一般意义层面的探讨，社会空间必定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也就是马克思对空间问题的思考是与资本主义批判紧密结合的，其全球空间正义思想作为社会空间理论的一部分，正是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全球化的正义批判。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充分揭示了空间生产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矛盾界限，揭露了资本逻辑的全球谋划是全球空间正义问题的产生根源，并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全球空间的发展走向。

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空间的现实语境，其对全球空间正义的分析是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全球拓展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类社会空间的巨大变革，特别是打破了民族国家间的地理壁垒，使人类从狭隘的血缘和地域束缚中解放出来，迈向了“世界历史”的全新空间时代。这一空间结构的转变是一种总体性的演化趋势，既有表面性的地理空间延展，也包含深层次的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的变迁。地理空间的拓展得益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空间图式，建立起地表已知各部分间的空间联系，“新航路”等则带来了交通运行的便利，使人类能够“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2]169。地理空间的扩展又促使社会经济空间的重组，“世界市场”逐渐孕育成熟，人们“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12]48。与社会经济空间转型相伴的是“精神生产”的改变，“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3]35。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空间的全球变迁，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空间结构，使先进的生产要素和精神文化等在全球传播。

但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空间的全球拓展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只无形之手推动的，它所要塑造的是一个属于资产者的空间。马克思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13]35-36正是缘于这一点，所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与形塑的力量日益明显与增强，全球空间正义问题愈发突出。资本主义凭借技术、资本等在全球的优势领先地位，不断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谋划、布控着全球空间。在经济领域，利用垄断地位大肆掠夺别国资源与财富，在国际贸易中制造“剪刀差”，使世界呈现两极分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在政治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不平等的阶级与国家间的依附关系，使全球因为空间生产而形成“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在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下，资本主义更注重以文化优势来控制世界格局，打着“人道主义”“普世价值”等旗号散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与文化殖民随之而来。在生态领域，资本对全球空间的侵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张力，致使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等破坏性的弊端频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促使生态污染的全球转移、生态资源的全球掠夺与生态治理的责任空缺。

资本主义对民族国家空间界限的突破，绝不是某种外因促发的偶然性事件，而是有其内在驱动因素的，这便是资本及其增殖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核心，资本的唯一特性“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4]269，正是受这一本性的驱使，资本主义必然走上对外扩张之路，只有这样它才能夺取更多资源和市场，从而满足自身的“恋物癖”。在资本逻辑的催动下，整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实现着空间的联通与重组。与此同时，资本也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乙太”将全世界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中，全球空间正义问题就是在资本逻辑的全球拓展、布控中产生的。站在马克思的理论视角，要对全球空间正义问题加以剖析，就必须理解资本逻辑，必须站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厘清资本逻辑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全球化的必然性，并在历史辩证法高度上审视资本逻辑所带来的全球空间“同化”与“断裂”结构，唯有此才能明晰全球空间正义问题的实质根源。

资本逻辑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15]，在这一逻辑中，“物的累积”与“价值增殖”是统摄一切的至高法则，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度安排与逻辑运演都是紧紧围绕这一点而展开的。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资本主义要对全球空间加以谋划与控制，根源就在于资本增殖所需要的一切因素蕴藏在全球空间之中。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增殖，归根结底是因为在它的运动过程中有“新的价值的加入”，而这一“新的价值”则只能靠劳动者的额外劳动追加来实现，因此，资本要获利就必须俘获和吮吸尽可能多的劳动力。正是缘于这一点，空间扩张与布控对于资本逻辑来说就有了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空间直接意味着劳动力的汇集，意味着“现在的、并存的、同时的劳动”^[16]。当然，除了劳动力之外，空间还代表着市场和交换网络，尤其是当大量商品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以后，如何快速地完成商品“惊险的跳跃”成为决定资本实现程度以及资本逻辑能否顺利进入下一运转周期的关键。故为了确保“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持续，资本主义必然要摧毁“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12]169。不过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资本逻辑完全奠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上，所以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过剩和资本盈余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从而引发危机。面对危机，资本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逃过一劫”，会通过资本的对外输出和空间转移来使过剩资本得以消化吸收，空间由此又成了“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17]。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出于增殖与转移危机的要求，定然要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将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扩展至全球空间。在资本逻辑的运转过程中，全球的一体化、跨地域发展成为可能，民族国家历史也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然而，由于受资本逻辑的钳制，其所塑造的全球空间只是谋取剩余价值的新场域，在这一空间中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平等互利的，而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借助这种不平等的空间秩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全球财富源源不断地卷向自身，同时却把他国抛入贫穷落后的境地。因而，资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它一方面按照自己的模样建构起一个“同质性”的全球空间权力场域，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的“断裂性”格局，从而使全世界呈现“同质”与“断裂”的双重特征，造成“全球性(整体性)与地方性，即同质化的与碎片化的空间之间的矛盾”^[18]。

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空间断裂失衡，马克思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19]。因为随着资本逻辑的矛盾运转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深，社会分工与社会协作在持续进展，而生产资料私人集中与劳动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必将被大大激化，并最终达到与“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14]874。这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4]874，人类社会将在生产力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中由“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真正共同体”或“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判，作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表达，它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统一，是对未来社会制度合理构想与新的交往关系的统一。在这一共同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53，由此原本存在于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将不复存在，任何国家都不再是实现他国利益的“牺牲品”与“踏脚石”，而是朝着共享共赢的目标携手共进，从而在世界的重新整合中走向全球空间正义。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全球化之所以呈现空间发展不平衡之势，原因就在于它把“物”作为唯一发展目的。在以“物”为坐标的发展模式面前，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的只是“冷冰冰的利益”和“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有的只是“你多我少”的排他性法则和“多多益善”的霸权逻辑。这就使得全球空间呈现出两极断裂，“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743-744。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以物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12]200。而“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全球新发展格局，在发展目的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换，以人本逻辑取代了物本逻辑，从人的本质特征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构建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当中，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国家，都能彻底摆脱作为共同体依附物的局促，从而在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以此消除社会资源在全球空间生产与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构建公平正义的空间秩序。通过构建“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寻求到一条克服由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扩张所造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霸权与污染转移等系列问题的现实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的物本逻辑及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从而提供了重塑全球空间正义的实践方案。

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扬弃及“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马克思为迈向全球空间正义提供了方向指引。而当下，鉴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长期合作和斗争”的态势，自由人联合体尚处于条件准备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现实，进而对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加以现实性转化，以解决当前全球空间正义问题成为亟须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从空间维度而言，它要求建立的就是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20]433-434的全球发展新空间。这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坚持“以人类为本”的价值导向，规避资本主义全球化因资本逻辑而带来的全球断裂失衡；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通过倡导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政治上的协同共治、文化上的包容互鉴、生态上的责任共担，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全球空间正义思想的“当代激活”和发展创新，推动了全球空间朝着公平正义的均衡化方向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上，尽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变，但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显然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各经济体经济增速陡降、失业率上升、贸易与跨境投资减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的市场化使得一切可见领域都成为逐利的战场。面对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西方国家却以技术为倚仗，以疫苗为筹码来收割全球财富，资本主义发展空间侵蚀性不断加强，全球断裂日趋严重。一方面，全球产业链分工不对等性所导致的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趋势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因经济科技实力霸占国际高端产业链，攫取绝大部分世界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出现不惜代价重建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加工优势又在逐步丧失。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打造的全球经济体是一个不平等的空间发展格局，充满了零和博弈与冷战思维，与全球空间正义的理念背道而驰。

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低迷与断裂失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团结合作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21]。因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20]200，将“共赢共享”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发展模式上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赢者通吃”的排他性经济格局，弥合资本本性在追求支配世界资源过程中造成的空间断裂失衡。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21]，打造世界经济协同共进的新发展格局。首先，积极推动“共赢共享”成为世界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理念指引，以合作取代冲突，以共进取代独享。精准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理顺同其他民族国家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打破人为设置的贸易壁垒，力求建立全球共享的统一大市场，推动各国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的共融共通。其次，积极搭建“亚投行”、“一带一路”、G20峰会、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中非合作论坛、RECP经济一体化合作等经济交往平台，以实践行动推动全球经济空间繁荣发展。主动寻求各国经济交往间的共同利益，破除大国经济交往的“修昔底德”陷阱，针对国际垄断等痼疾开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方”，以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凭借军事、资本力量不断侵占着全球空间，并逐步形成“谁占有空间，谁就拥有对空间的权力”的全球治理理念，使得全球空间变为弱肉强食、你输我赢的竞技场。在霸权政治与强权思维的治理逻辑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国际规则乃至国家权力，衍生出“中心—边缘”的依附格局：居于内核的是高高在上的“我”(如美国)，环绕核心的是志同道合的“我们”(如英、法、德、日)，边缘则是处于依附地位的“你们”(如韩国、新加坡)。权利的优先地位由中心向外围递减，边缘国家只有在迎合至少不背离发达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其行为才具有合理性。这样的治理体系，使得全球空间对于欠发达国家而言，“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2]199。

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宣扬的“虚假共同体”，摒弃意识形态论争，以开放共同体为基础，主张“共商共建”的国际交往规则，塑造新的全球政治合作空间。这就需要各国互相承认、彼此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以平等有序的全球空间治理体系替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利益至上”的治理模式，实现对“中心—边缘”的全球空间结构的超越，破解资本力量钳制下全球空间秩序的发展困境。这一理念在全球治理的政治立场上发起了一场破除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思想运动，从全球空间治理理念的高度审视凭借着技术及经济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家间的不均衡互动现象，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首先，力求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而产生的政治偏见，将“尊重差异性的社会制度”作为国际治理求同存异的前提，呼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23]。其次，坚持用“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理念处理国际关系，“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24]。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足以破除依附性的全球发展空间格局，让民族国家都能在发展中享有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结合，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掌握世界命运。

伴随资本主义殖民与产业链的全球化，世界各国文化不可避免地卷入资本力量统摄下的历史发展叙事中，使得“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25]。可以说，全球文化心理空间的塑造也是资本逻辑扩张的必然结果，使得“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2]404。但其目的并不是促进文化的交流互鉴，而是以一种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同化世界，形成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对世界进行文化殖民。如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打着自由、人权的旗号推行“躺平抗疫”，并对中国的精准防控政策进行抹黑，标榜放任化的自由文化。除此之外，文明冲突、文明优越与历史终结等论调此起彼伏。究其实质，无疑是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全球扩张，其目的是推动世界文化朝着同质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全球空间笼罩在西方价值之下，形成文化帝国主义。

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作为人类发展历史的积淀与结晶，凝结着不同国家和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其传播与发展不应遵循唯我独尊或自我封闭的态度，也不能沦为达至某种经济或政治目的的工具，而应成为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人类文明和谐永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坚持文明互鉴，文化相融，建立一个“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世界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打造的全球文化发展空间。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遵循交流互鉴这一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树立求同存异、兼容并蓄的基本原则。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应以平等和包容为基本前提，应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20]469。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26]。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将异化的文化发展模式从全球空间扩张桎梏中剥离出来，推动世界各国凝聚人类文明发展的共识。为打破世界文化发展的异化对立模式，则要撇开资本主义文化殖民话语体系要求建立同质化世界的特殊利益，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20]470。要避免文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借以展开博弈与实现全球空间霸权的价值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凝练符合每个国家切身利益的共同价值，形成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共识。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在生态层面表现为对全球生态资源进行最大化的占有与支配，其全球空间拓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资本在全球掠夺资源与转嫁污染提供条件。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经济、技术优势，一方面实现着污染的全球转移，将环境污染高、释放有害物质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世纪后半叶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是典型事例，使得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取得较少收益的同时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成本；另一方面大肆掠夺全球生态资源，从早期的殖民掠夺到伊拉克战争，都昭示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罪行，逐渐在全球形成以“资源掠夺—过度生产—异化消费—生态破坏”为循环链条的恶性发展模式。另外，在生态污染空间转移的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却在逃避着全球生态空间治理的责任，从全球环境治理各种协定中频频退圈，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为摆脱全球生态治理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球生态空间共同及长远的利益着手，坚持“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27]的基本立场，超越“利益大于道义，效率胜过公平”的治理价值观，主张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努力创造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8]。首先，将新型义利观融入全球生态空间治理。从全球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摒弃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差异谋求最大利益，肆意消耗生态环境的发展原则，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20]375。其次，促进全球生态治理责任共识的达成。就生态治理理念而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凝聚起保护地球这个共同家园的责任共识，主张提高国际法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各国责任在场。最后，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治理实践。在生态治理实践中，面对资本主义快速膨胀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生态问题与跨民族国家地域治理中的“疑难杂症”，强调不同国家应采取“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要充分考量不同地区科技、地域等现实因素，展开因地制宜的绿色发展布局；积极搭建生态治理新平台，从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方面出发，着力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源分配的合理性、生态空间的地域性与生态问题的全球性、生态责任的主体性与国家利益的关联性等问题，积极打造清洁美丽、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