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ver the Non-Development Theor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自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明确提出后，国内学界迅速掀起研究高潮，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哲学基础、主要内涵、本质特征、未来走向和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阐释，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成果^[3]。就历史逻辑和哲学基础而言，欧阳恩良等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开创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阐释了百年党史的四个阶段对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发展脉络^[4]。臧峰宇从世界现代化与中国发展的关系、历史规律与历史主体的关系、社会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关系出发，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5]。刘同舫认为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守正与创新、普遍性与特殊性、全面性与协调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五对重要关系构成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6]。就主要内涵和本质特征而言，孙代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科学理性的规划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旨归，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层面全面协调式的发展，是独立自主、自信开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道路^[7]。张占斌认为共同富裕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是否坚持共同富裕，成为区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8]。欧阳康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解答了21世纪现代化的战略地位、发展目标、内容体系、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根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鲜明制度优势^[9]。就未来走向和世界意义而言，唐爱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其他现代化模式的翻版，而是在中国发展实践中综合创新的成果。随着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往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需要构建“全面现代化”的话语体系^[10]。张明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壮大了非西方的主体力量，实现了历史与现实、民族自立与融入世界的有机结合^[11]。韩喜平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目的、发展原则、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各方面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为世界开创了超越已有现代化模式困境弊端的文明新形态^[12]。

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过，仍需指出的是，当前的研究主要还是针对中国的发展实践进行理论总结，较少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系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与世界其他现代化模式及其理论之间的关系。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史，后发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始终困难重重。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故步自封、闭门造车，拒绝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从而丧失了历史机遇；或对西方经验盲目崇拜，照搬照抄，丧失主体意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沦为西方模式的附庸；还有的国家缺乏长远眼光和系统思维，在经历短暂繁荣后随即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资源诅咒等一系列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创造了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奇迹。正因为如此，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中国视为后发国家发展的典范，希望借鉴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经验，期待中国为世界贡献全新的现代化理论形态、制度框架和公共产品。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理应广纳全球视野，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历史高度，直面世界尤其是后发国家发展的焦点问题，实现相关研究由中国经验向全球视野的延伸。其中，一条可行的思路就是以诞生于亚非拉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发展理论”为参照系进行比较研究，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视野出发透视后发国家发展遭遇的普遍困境，进而建立起面向后发国家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型现代化话语体系。这既有助于明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强化自我认知，增强“四个自信”；也有助于我们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人类文明特别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普遍规律，讲好中国式现代化对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化解世界性难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开创中国理论引领世界现代化的新图景。

众所周知，西方率先开启现代化。在400年的历史演进中，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为主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现代化模式。其成熟的制度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13]。二战以后，以此为蓝本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构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强势话语。20世纪60年代，以拉美和非洲为主要对象的不发展理论崛起，标志着上述地区自主意识的觉醒，进而提出了走非西方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从发展谱系上说，这一理论流派深受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同时大量借鉴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其理论形态酝酿于50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发展主义思潮，成熟于60年代安德烈·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等提出的依附理论，并在70年代沃勒斯坦等提出“世界体系理论”后达到了影响力的巅峰。从内涵与特征上说，不发展理论内部虽然存在差异，但都主张摆脱西方话语中“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以“一体化”视角揭示后发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具体而言，不发展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包括三点。首先，不发展理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后发国家简单归类为“传统社会”的观点，主张这种不发达状态“不是先于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依附性资本主义”^[14]。由此，批判了西方道路所建构的道德优越性和意识形态霸权。其次，不发展理论运用“中心－外围”(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概念框架来描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状态，揭示了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系统剥削。最后，不发展理论否定了西方话语所主张的“全盘西化”的逻辑设定。他们认为后发国家根本不具备发达国家近代以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条件，因此必须通过“脱钩”战略(Decoupling strategy)或“自主”发展来逐步实现现代化。总而言之，不发展理论将阻碍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原因由内部转向外部，表达了摆脱发达国家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强烈诉求。这突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误区，为后发国家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但是，与理论上的建树相比，不发展理论的现代化方案在政治实践中却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左翼力量在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取得执政地位。但是，无论是激进的脱钩战略还是较为温和的“进口替代战略”，都没能使这些国家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状态，反而纷纷陷入“资源诅咒”“中等收入陷阱”“债务危机”之中无法自拔。进入21世纪后，拉美左翼政党再次大规模赢得执政权，并提出了一些具有本国特色的左翼现代化方案，如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等等^[15]。可仍未有效扭转所在国家“去工业化”的趋势和被固定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命运。纵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不发展国家左翼现代化理论并没找到一条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推动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究其原因，在于这一方案本身就具有“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的特征，无法有效解决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难题。

第一，领导力量的缺位问题。无论是在不发展理论内部还是在左翼政党的执政过程中，都未能找到足以长期领导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尤其是缺少富有长远眼光、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执政党，导致了发展进程的屡屡中断和政策反复。更有甚者，部分国家出现寡头化趋势或形成与外国势力相结合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掌控国家经济命脉，阻挠发展转型，延缓了现代化进程。第二，经济发展的低质量陷阱。在不发展理论的现代化方案中，“脱钩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势，被实践证明难以有效实施，而“进口替代战略”则导致低质量发展的怪圈。比如，巴西和阿根廷均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后遭遇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等困境，并伴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城乡结构失衡、国际债务飞涨等严重弊端。第三，政治制度的脆弱性。不发展理论缺少对政治制度的有效设计，无力解决后发国家普遍面临的政局不稳、制度能力滞后和体制运转失灵等困境。以拉美国家为例，在政治上先后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政治、民众主义等多个阶段。其间又盲目引入西式民主制度，导致严重的“水土不服”，产生了官僚腐败、法治混乱、效率低下、军人干政、民粹泛滥等一系列问题。第四，文化自主性的丧失。不发展理论已经注意到了西方文化霸权对后发国家的渗透，但是并未提出足以与之抗衡的新文化样态。实际上，在拉美和非洲，后殖民主义文化、西方价值观大行其道；而传统文化失落、民族特性丧失、社会道德滑坡、意识形态混乱等现象突出，甚至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文化断层。第五，生态环境的恶化。不发展理论较少关注生态环境的问题，更未将生态纳入现代化的整体布局之中。拉丁美洲和非洲本来是生态环境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由于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部分国家以牺牲环境的方式换取短期的发展，造成了森林损毁、土壤破坏、水资源污染、废弃物大量堆积等生态环境灾难。

综上所述，不发展理论的得与失归根到底在于世界现代化的外来移植和本国现代化的内源矛盾，在于发展模式的二难选择。在一个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后发国家应当如何既融入世界文明大潮，又保持自身独立性；既吸取“先发现代化”的经验，又突破“后发现代化”的桎梏；既实现选择性借鉴，又实现创造性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发展，更具有世界历史的文明意义。正是基于这一系列时代命题，我们才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所完成的从“外源现代性”到“内生现代性”的历史进阶，从“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到“创新引领型现代化”的重大突破^[16]。

与拉美、非洲等地区现代化的曲折进程相比，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022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 210 207亿元，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5 698元，国家外汇储备31 277亿美元，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20 678亿元^[17]。上述成就完全超越了不发展理论的话语范畴和想象空间，真正找到了后发国家突破现代化普遍性困境的全新思路，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制度引领民族发展道路进而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的现代化新道路。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它解决了不发展理论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中领导力量缺失的难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华民族能够从近代的衰败凋零走向今日的繁荣昌盛，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在时代大潮和全球风云中行稳致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性质和宗旨上说，中国共产党将为民造福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8]因而能够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确保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高度统一，确保国家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中国人民所共享。从政治品格上说，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勇于自我革命。通过不断自我革命，形成强大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能力。因而，党能够不断克服“四大考验”，不断战胜“四大危险”，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了坚强领导力量。从发展道路上说，党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最终独立自主地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它破解了不发展理论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中低质量发展的陷阱。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纵观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不发展理论在“市场—政府”之间两极摇摆不同，中国深化了对市场和政府二者关系的认识，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不断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既突破了西方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意识形态幻象，也突破了不发展理论和后发国家中存在的“弱政府—弱市场”的弊端，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强政府—强市场)更好的结合。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拉美、非洲等国因依附发展而深陷中低端产业链不同，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建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全产业链体系，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今天，中国在航天科技、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领域走在了全球前列。这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抵御国际风险的最大底气。三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一些后发国家经历了一段时间发展后随即出现城乡差距过大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同，中国通过脱贫攻坚，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到2025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农村生活设施将更加便利，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将更加充实。四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缺少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是不发展理论的重大缺陷。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的区域战略，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等，有效推动了生产力优化布局，构建了协同发展、优势互补的区域空间布局。五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以战略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依附发展，而是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强调保持自主性的同时，不断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使得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国内国际双循环优势得到了充分释放。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吸取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贫富剧烈分化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一大秘诀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1]。这种发展模式具有以“增量”化“存量”的显著优势，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经济发展方面，通过不断理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尽最大可能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社会进步方面，通过不断改革涉及民生的制度安排，推动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制度变迁带来的深层社会压力，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十年来，从收入水平到就业规模、从社会保障到民生兜底，从卫生健康到生态环境，党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更为实质性的进展提供更充足的物质基础。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描绘了“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1]等美好图景。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不仅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而且使中国牢牢占据着推动人类共同进步、追求人类美好生活的道义制高点。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代化，它消除了不发展理论和后发国家现代化实践中“盲目移植”“民主失灵”的弊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彻底摆脱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民主形式上，既区别于少数人享有的“精英民主”，也不同于形式大于实质的“票选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1]。人民民主强调民主主体的广泛性和民主渠道的多样性，不断扩大各层次各领域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在民主效能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保证了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整链条^[19]，超越了西式民主重短期轻长远的弊端，同时能够避免后发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精英政治和民粹泛滥的两极冲突，为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序的政治环境。最后，在民主评价上，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含有意识形态偏见的单一评价论，主张“制度自主选择论”“制度多样论”“制度本土论”，充分释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包容性优势，最大限度兼顾各方面利益，最大限度汲取各方面建议，构建起尊重国情、客观有效的评价体系，实现了民主话语的历史性重塑。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它超越了不发展理论和后发国家中存在的“传统—现代”“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入和后发国家中存在的“文化失落”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形成了一种多元融合的新型现代文明。一方面，中国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更不会自我矮化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而是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从文化自省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继承5 000年的中华文明基因，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所凸显的文化自信，既不是拒斥全球化的文化孤立主义态度，也不是照搬照抄的文化主体缺位状态，而是建构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化解“古今中西”的文化矛盾，回应解决人类全球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通过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既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又持续提供和更新化解世界文化难题的中国方案。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文明底色；锻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升华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广阔的世界意义。

第六，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改变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必然付出生态代价的论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摒弃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道路^[21]。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通过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有效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通过绿色产业升级转型，加速抢占全球新产业链高端，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空间格局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通过着力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推动绿色富国、绿色惠民^[22]。同时，中国不遗余力地推进“双碳”工作，履行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坚定支持《巴黎协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新平台支持全球绿色转型，不断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产业发展、资金支持、技术输出、人才储备等各类绿色公共产品，推动各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强大合力。中国树立的携手合作而非相互指责，持之以恒而非朝令夕改，重信守诺而非言而无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推进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力量。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它具有不发展理论所不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纵观20世纪以来全球发展格局，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蓝本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企图垄断现代化概念的定义权、标准的解释权、规则的制定权，强迫发展中国家走单一路径。而以不发达国家现代化为对象的左翼理论存在盲目排外、食洋不化等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真正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又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新路。它既遵循了现代化一般的共性逻辑，如政治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又不是某种现代化模板的简单运用，而是选择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定向、民族性定向和社会主义定向三者的融合发展，实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23]。从大历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构出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传承发展了5 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是中华文明日新又新的当代形态；又有效解决了社会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国际剥削严重等资本主义文明下的深层问题，开拓了21世纪社会主义文明新类型；更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彰显了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

在现代化的比较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资本至上”的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也不同于“脱钩发展”或“依附发展”的不发达国家左翼现代化。它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是一种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处于深刻变化之中，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各国人民对于发展的呼声更加强烈。面对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我们要集中力量向世界讲好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世界发展、解决时代命题的全新局面。

一是要进一步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这是对党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突破和贡献，更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导话语的历史性重塑。下一步我们要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宣介，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继续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道路优势，更好展现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敢于直面其他现代化理论的“夹层化”竞争，旗帜鲜明反对歪曲、抹黑中国式现代化的言行。要依托中国发展的成就，用事实说服人、用形象打动人、用情感感染人、用道理影响人，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故事、中国共产党为民造福故事、中国式现代化凯歌行进的故事，让世界听到并听懂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二是要加速建构一整套成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当前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发展的主导权、解释权，或鼓吹“中国崩溃论”固化中国“落后”的形象；或竭力制造“中国威胁论”恐吓捧杀中国的发展前景；或以“修昔底德陷阱”干扰中国的战略定力；或以所谓“普世价值”随意裁量中国实践。如果我们出现理论缺位和话语赤字，就极容易像20世纪的拉美和非洲国家一样，陷入对方的话语逻辑和战略陷阱之中。因此，我们要吸取不发达国家左翼现代化理论的经验教训，按照“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4]339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我们自己的理论向世界说明我们的发展经验和制度优势，而不是跟在别人的理论后面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要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本质特征，聚焦中国发展涉及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世界和平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对推动社会主义全面复兴、提升人类发展水平所具有的意义。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人民立场，打好国际舆论较量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24]346的局面，敢于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发声亮剑，让世界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变革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是重点加强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交流。如果说，不发达理论代表了后发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走非西方道路的尝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则真正证明了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证明了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25]。这一点对今日的广大亚非拉地区而言，尤其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要积极推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确立“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系统思维，提供解决现代化普遍性问题的国际公共产品；要积极推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合作观，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人类共同发展新路径，形成共商、共建、共赢的国际合作新局面；要积极推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秩序观，加速“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等新型平台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积极推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文明观，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主张，超越文明中心论和文明优越论，推动平等对话与交流互鉴，引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6]。

四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全球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27]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看重中国的发展经验，希望中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产品”。越来越多的国外民众希望认识、渴望听到更多真实动人的中国故事，不仅想了解“舌尖上的中国”，而且想了解“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有鉴于此，我们要强化总体布局，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要根据世界尤其是不发达区域不同国家的发展需要、不同社会的演进阶段和不同受众的传播特点进行精准传播，推进中国方案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要开展深层次、多样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完善人文交流机制，“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2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2]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简单套用，也不是对国外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照搬照抄，它以“社会主义文明逻辑”超越资本现代性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超越传统社会主义逻辑和后发国家不发展逻辑，以并联式“新型工业化逻辑”超越串联式现代性逻辑，创造性地回答了后发国家现代化和世界文明进步等重大问题，开辟了人类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实途径。相信只要我们胸怀两个大局，以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埋头苦干、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更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也必将成为引领时代变局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