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globalization Going Backwards?——Obser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全球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杂的宏观现象，核心要素为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员^[1]。全球化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通过贸易和投资推动知识和技术扩散，通过市场开放改善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状况和技术状况，充分激励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大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提升生产效率^[2-3]。但全球化也削弱了部分行业的就业能力，挤出部分居民收入，使经济危机更大概率和更大程度地全球扩散，使公共卫生和环境危机沿着增长不平衡路径迅速传播^[4]。2008年后世界经历经济危机、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机、传染病危机等冲击后发生巨变，一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出现倒退，逆全球化正在加速到来^[5-7]。这种看法是否存在误导？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化分析框架？2020年以来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耦合关系中的新趋势是什么？

本文借鉴计算机领域耦合理论，构建适用于分析国家间耦合关系框架，重新审视全球化进程，根据耦合程度高低分为七大类型：内容耦合、公共耦合、外部耦合、控制耦合、标记耦合、数据耦合、零耦合。认为“全球化倒退说”的判断缺乏对结构型和数值型变量的观察，“倒退论”误判了当前全球化形势。

2008年以来全球进出口占比不再延续危机前的上升趋势，危机后从2011年60.45%一直回落，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全球进出口占比从2018年57.9%下降到2019年56.1%，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进出口占比又降至52.4%，如图 1右。投资方面，2008年后全球投资流入流出量占GDP比重开始呈下降趋势，2018年降至2.9%，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跌至2.0%，如图 1左。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贸易和投资比重呈双降趋势，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冲击使该趋势继续，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正在倒退：李扬表示，从贸易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可以看出全球化在倒退^[8]。何帆在其《变量3》一书中认为2008年开始全球化就已宣告落幕^[9]。刘元春认为在保护主义和疫情双重冲击之下全球化进程会加速倒退，并将疫情冲击之下贸易和投资流下降视为当前逆全球化加速的依据^[10]。金灿荣认为新冠以后各国将产业链回移导致全球化倒退^[11]。无论是因为保护主义还是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些全球化倒退说的判断依据总结起来大概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贸易流下降，二是投资流下降。

经典全球化理论有以下几类：一是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多元文化物质劳动分工体系，根据地理文化和经济功能，这个体系被划分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三大层级^[12]。核心国家有西欧、北美和日本，他们是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国家，推动全球技术进步和规则形成，拥有多元化经济结构和强大的政府。外围国家是多数殖民国家，受殖民或其他强制手段被迫服从于核心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多元化程度低、政府相对薄弱，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低，向核心国家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产品。半外围国家则是以上两种状态之间的国家，通过积极工业化政策争取加入核心国家范畴，避免陷入外围国家之中。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社会体系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发展过程是各层级分工之间利益互动过程，这种分工体现世界体系剥削和不平等的基本结构，剩余价值被不断地从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输送。二是Robinson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需不断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和市场新资源，跨国资本是资本主义跨国扩张的路径之一^[13]，跨国资本逐利时会形成一个“跨国资产阶级”(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TCC)，为促使经济和政治精英在全球而非国家参照系内看待利益问题，为规范跨国资本逐利行为形成跨国国家组织(Transnational State，TNS)，例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等国际机构^[13-14]，TCC与TNS互动为全球化提供动力，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都能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体系之中。三是网络社会理论，该理论认为ICT技术发展带来新技术范式和发展模式，使资本在新技术中重组形成新经济形态，从而具备三个特征：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化，以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以价值网络为基础的网络化^[15]。四是全球化的时空关联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压缩要素流动的时空特性，使全球化更加活跃，增加次国家领土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全球化使时间变换更快、空间距离也更容易被克服^[16]。五是跨国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居民、团体和机构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产生跨国联系，这种联系既会受到全球化影响，也在塑造、加强和推动全球化进程^[17]。六是文化全球化，如后现代性结构全球化理论等^[18]。上述六种全球化理论中，世界体系理论、全球资本主义理论以发达国家为全球化核心，认为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驱动，不能客观解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活动；网络社会理论、全球化时空关联理论强调技术对全球化的贡献，但没有厘清全球化中的结构性特征；文化全球化则相对边缘，无法解释非文化现象。德国经济学家Axel Dreher认为“全球化是描述跨大陆或大洲距离的参与者之间建立联系网络的过程，通过包括人员、信息和思想、资本和商品在内的各种流动进行协调，全球化是一个侵蚀国家边界，整合国家经济、文化、技术和治理，并产生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的过程”^[19]，该定义为本文提出国家间耦合关系分析框架提供其中一个灵感来源。

另一个灵感来源于计算机领域中的程序设计，在程序设计中，模块(Module)是指为完成某一功能所需的程序或子程序，模块不仅要使用自己内部数据和程序代码，也要使用外部代码和数据。美国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史蒂文斯等使用“耦合”概念描述程序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英文为Coupling或Dependency，字面意思是“挂钩”或“依赖”，反义词是“解耦合”，英文为De-Coupling，为“脱钩”或“去依赖”^[20]。通过观察模块本身的复杂程度、模块间相互调度方式、模块传输数据规模大小识别耦合类型，形成七种耦合关系。

类似地，本文基于以下假设提出耦合关系分析框架：第一，全球各国都是主权和国界明确的独立模块，模块内部有其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所能调用的数据。运行机制是指该国所必须的所有制度构成，类似程序模块中的代码；调用的数据则是该模块要实现其功能所使用到的国内一切资源组合，类似程序模块中的各种结构性参数或数值。第二，耦合关系所涉及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结构性变量，例如章程、制度、协议、公约等对组织结构起到影响的变量；第二类是数值变量，例如贸易流、投资流，这类变量不能直接影响组织结构。第三，模块间的耦合关系变化形成全球化进程的微观基础。根据各类程序耦合关系类比定义，建立从程序耦合关系到国家耦合关系映射，如表 1所示。

从上至下分析这七类耦合关系如下：一是国家间通过直接制度和资源干预耦合(内容耦合)，一方面可以是通过战争或政治干预形成傀儡政权或殖民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是通过跨国企业、跨国组织形成跨国管理关系。这类耦合关系最大特点是，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方式干预另一个国家，既可以通过制度或章程等结构性变量，也可以通过资源等非结构性变量干预，这类耦合关系下国家独立性最弱、依赖性最强。二是国家间通过外部公共治理机构耦合(公共耦合)，国家间相互博弈形成诸如联合国、WTO、IMF等国际机构，各国既要共享这些机构的结构性变量，如制度和章程，也要共享这些机构的非结构性变量，如数据资料、信息以及资金等，与外部耦合不同的是，公共耦合会形成公共治理机构，国家间也会通过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变量相互影响。三是国家间通过单一全球全局变量耦合(外部耦合)，这种耦合关系下，各国受同一种全局单变量影响，这类全局单变量产生于全球统一市场，例如外汇市场中汇率、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价格等，也会产生于其他非经济力量，例如传染病、全球极端天气，这类变量本身不是结构性的。四是国家间通过传递指令实现耦合(控制耦合)，比如警察部门通过另一国相关部门协助，共同打击腐败、打击毒品交易等活动。五是国家间通过规则和协议耦合(标记耦合)，比纯粹资源互换耦合更加复杂和高级，尽管没有形成第三方公共治理机构，但国家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可以达到治理资源耦合关系目的。六是国家间通过资源互换耦合(数据耦合)是最常见的耦合方式，学者们使用贸易流或投资流占GDP比重，来衡量全球化程度或开放度，但容易忽视其他类型的国家间活动，对全球活动产生误判。七是零耦合或“脱钩”，当前全球几乎不存在没有耦合关系的国家，即便是最封闭的国家也会通过贸易、投资、国际援助或加入国际组织，与别的国家形成耦合关系。

国家间耦合关系框架层次鲜明、逻辑清晰，通过七种国家耦合关系抓住全球化进程的本质，可以将经典理论中的国家圈层、跨国资产阶级、跨国国家组织等融合分析，与经典全球化理论相比，剖析全球化活动来源。各类耦合关系中，从下至上越倾向于内容耦合时，模块间耦合性越强、独立性越弱，内聚性就越弱；从上至下越倾向于数据耦合时，模块间耦合性越弱、独立性越强，内聚性就越高。程序设计中要求模块间有“高内聚、低耦合”特征，模块独立性越强，模型运行质量就越高。如果模块间耦合性较高时，需通过“解耦合”手段降低模块间依赖性。与程序设计耦合性要求类似的是，国家耦合的时候，考虑到国家安全和外部风险，同样强调国别之间要保持较高的内聚性和较低的耦合性，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产业特点，与他国形成适宜的耦合度。基于耦合关系，对全球化进程有以下认识：

第一，判断全球化活动趋势要兼顾结构性变量和数值型变量。当前以规则为代表的结构性变量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是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地缘政治竞争、经济竞争和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和塑造全球规则。二是快速发展的技术对全球活动的规则产生巨大影响。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隐私等领域的发展迅猛，使得超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组织、规则以及活动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三是跨境挑战的增加，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问题。这些挑战涉及多个国家和利益相关方，需要制定跨国界的规则和合作机制来应对。尽管近年来存在一些保护主义的倾向和贸易争端，但全球贸易和经济联系的总体发展趋势仍然是积极的。

上述七种耦合关系构成国家间全球活动的来源。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关键变量，有直接影响组织架构的结构型变量，如章程、制度、协议、公约等，也有表示全球活动结果的数值型变量，如贸易流、投资流、资源流。显然，贸易和投资流占比下降，不能作为判断全球化是否倒退的依据，结合结构型和数值型变量共同观察，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因此，从耦合框架出发，全球化至少有以下特征：一是耦合关系越靠前的国家关系越倾向通过结构性变量耦合，越靠后的国家间耦合关系越倾向通过数值型变量耦合。二是多主体互动，按部门划分为居民、企业、政府，在这三种主体之间相互交流，形成复杂网络结构，政府间耦合关系对其他主体耦合起支配作用。三是多维度流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维度，包括国家外部-内部、外部-外部、内部-内部三种形式。四是多要素互动，包括章程、制度、协议、公约等结构型变量，也包括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的数值型变量，例如贸易流、投资流、人才流、数据流。五是动态性，早期全球化过程侧重货物、资本和人员跨境流动，而近期全球化过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突破性进展，数字全球化成为当前全球化的最新趋势，其重要性超过商品贸易。

第二，数值型变量中贸易流和投资流下降，部分原因是增长趋同导致的，而不一定是全球化在倒退。全球价值链演变至少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达国家处于消费和生产的中心，由于技术落后和生产环境恶劣，发展中国家处于产销边缘，在价值链中处于初级原料供应端，世界贸易和投资流集中于发达国家；第二阶段是随着技术扩散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条件的改善，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转而掌控微笑曲线的两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流和投资流逐渐上升；第三阶段是生产本地化和经济开放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从FDI与贸易中受益，规模报酬递增与技术外溢推动本地生产环境和消费环境改善，使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留在大区范围内。价值链演化与全球化过程互为内生，全球化推动经济增长趋同、技术进步趋同，提升落后地区生产能力和产业关联，形成北美、欧洲、亚洲三个价值链中心，必然会使以往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减弱。

第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是周期性现象，保护主义不意味着全球化倒退。每个时期内各种类型的经贸摩擦时有发生，当前部分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能阻碍全球化进程。历史上，由于各国经济利益、政策差异、市场竞争等因素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摩擦是常见的，这些摩擦并没有完全阻碍全球化趋势。事实上，全球化是一个长期趋势，它涉及多个领域和利益相关方，不会被单一的贸易摩擦所阻碍，正如80年代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没能阻碍全球化趋势。2018年以来的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使两国都受到巨大损失，使其他各国也间接受损。美国发起的保护主义，并不能象征着全球化的倒退，不能将美国单边保护主义以及中美经贸受挫，作为判断全球化倒退的依据。另外，发达国家也不会允许全球化倒退，在过去几十年里，正因深层次地嵌入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才能超越国界在全球层面获得超额收益，全球市场也能作为其国内风险的缓冲场所，为其内部政策调整创造更大收益空间和自由度。

第四，全球化进行过程中的国家间耦合关系会不断调整，全球化不仅没有倒退，而且以更复杂的方式在加速推进，各国仍在求同存异中寻找合作机会。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各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以往国家间通过外部公共治理机构耦合关系成立的全球性国际治理机构，要求各国行动统一、步调一致，随着经济增长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各国对国际治理规则有了差异性需求，整齐划一的国际合作机制治理能力逐渐减弱。当前世界中出现的某些逆全球化现象，也是各国对迟缓改革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反应。尽管如此，世界各国仍在积极地加入有利自身的各类区域性自治组织，彼此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各自寻求更大程度、更多领域、更高标准的经贸合作，并未关上国门。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化的对立面并不是区域化，而是闭关锁国的国家内部化。

全球化背景下保护主义快速崛起有两重原因：经济方面，全球化的负面冲击沿着社会阶层中的脆弱环节传播，拉大不同劳动技能间的工资溢价，加剧人们经济焦虑和收入分配斗争^[21-22]，Acemoglu认为，美国增加对低工资收入国家的进口，损害美国贸易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23]。

保护主义的实施可能导致耦合价值观受到冲击，其中一种观点是“脱钩”，即耦合关系中从内容耦合向零耦合转变^[24]。这意味着国家采取措施，以减少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和依赖。脱钩的理念认为，国家应该更加关注本国利益，通过限制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等方式来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机会，而不是依赖于全球化的耦合关系。脱钩观点主要源自保护主义的思想，其背后的动机可能包括担忧国家安全、工作岗位流失、不公平竞争等因素。一些倡导脱钩的人认为全球化的耦合关系导致了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侵犯和技术转移等问题，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减少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依赖，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和自给自足。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脱钩并非全球化过程中的主流观点，而是一种具有争议的立场。全球化的耦合关系具有许多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包括促进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和知识共享等。因此，脱钩可能导致经济闭塞、资源浪费和创新能力受限等负面后果。

保护主义还会减弱其他耦合关系，比如削弱公共耦合，即弱化各国通过外部公共治理机构耦合的关系。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国退出全球规则，退出筹备已久的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中导条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削减WHO经费、干预WTO仲裁机制功能。保护主义弱化了数据耦合关系，即国家间通过贸易和投资交换形成的耦合，2018年保护主义冲击导致2019年全球贸易额下降3%，通过加征关税、限制进口等措施，使得全球化中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受到限制和削弱。保护主义也削弱了国家间的标记耦合，即国家间通过规则和协议形成的耦合。

2018年以来，全球经历了保护主义、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冲击，全球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如气候变化、贸易争端、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威胁等，这些问题超越国家的边界，需要国际合作和协调来解决，更加凸显国家间通过外部治理机构进行公共耦合的重要性。同时，没有单一的国家有能力对抗全球性风险，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共同形成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对缓冲国际风险至关重要。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整合协议等，强化以规则和协定形成的区域性标记耦合，有利于降低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贸易往来和投资活动，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

在现有WTO治理框架下，贸易规则既要满足发达国家意愿，又要满足发展中国家意愿，但这两种国家在市场质量、发展阶段、政治主张上有较大差异，即便同一种收入属性的国家，利益诉求也天差地别。因而，一刀切式的WTO治理框架的执行难度显然要大于缔约国数量更少、缔约意愿更自主的区域贸易协定。以WTO法律框架为重要标杆，区域贸易协定纠正WTO法律框架中的缺陷，寻求达成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准的协定，以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差异性诉求。

2000年以来，区域性贸易协定(包括FTA)数量呈大幅上升之势，尤其是包含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协定上升趋势明显。2018年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2022年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对增长包容性、对WTO规则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区域一体化与经济合作的体现。CPTPP和RCEP都同时包含了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CPTPP和RCEP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和原则保持一致，但也是WTO规则的一种补充和强化。二者的达成都强调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推动跨境供应链的整合和协调，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和产业链的互联互通。区域性的公共耦合和标记耦合越来越重要，与WTO全局性治理框架相比，区域贸易协定缔约的灵活性更高、达成和实施难度较小，能以更大概率实现诉求的求同存异。

以移动通信技术传输速度为例，1979年第一代通信技术(1G)，理论下载速度为2kbps，往后每十年更新一代，但速度以指数级别提升，中国电信研究院信息显示，2022年5G下行速率平均为340.25Mbps。全球技术进步也推动经济增长趋同，使用1960年到2018年人均GDP(2015年美元价格)，按世界银行收入群组划分，计算组内GINI系数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各组收入差距变化的分水岭，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内部的收入差距开始明显下降，2018年全球GINI系数降到60年代的水平，2008年以来收入差距下降最快。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在1990年后一直相对较高，是所有收入群组中最大的，中高收入国家组内收入差距是所有群别中下降最明显、最快的，低收入国家组内收入差距较小但波动较大。2008年危机后所有群组收入差距都在明显缩小。

技术进步促进增长趋同，改变了国家间的耦合结构。一是增长趋同使得以商品流表征的数据耦合在减弱，但技术进步使得以信息流表征的数据耦合在加强。新技术的涌现和普及使得知识和信息可以迅速传播，降低了国家间获取和利用技术的门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增长趋同，使他们也有能力在本国进行工业品生产，减少了从发达国家的进口数量，从而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传统商品贸易流表征的数量耦合似乎有所减弱，但全球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并非意味着全球化在倒退，事实上这是增长趋同的结果。同时，技术进步使商品和信息获取的成本都降低了，提升了数据耦合的效率。二是技术成为国家间耦合关系的重要基础。技术与增长趋同也改变了国家间的产业结构和价值链配置。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竞争压力，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具竞争优势，使不同国家在产业结构上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专注于发展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以获取经济增长的竞争优势。2021年以来，欧美发起成立“欧美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TTC)”，限制高科技产品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为实现技术突围，也在积极通过共享技术、开展联合研究项目、合资合作等方式，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三是技术的互补性与依赖性驱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耦合，不同国家在技术领域具有不同的专长和资源优势。一国可能在某一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具有领先优势，而另一国则在制造和市场开拓方面更具优势。这种互补性强化了存在技术差异的国家之间，为实现资源和技术的互相补充而形成围绕技术获得的耦合关系。

中国信通院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显示，2021年全球主要国家在内的47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5.6%，占GDP比重为45.0%。产业数字化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5%。其中，发达国家数字经济领先优势明显，总规模达27.6万亿美元，占47个国家总量的72.5%。从占比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55.7%，远超发展中国家29.8%的水平。数字经济可以跨越地域限制，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消除地理障碍，使得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即时沟通、信息共享和交易，这加速了国家间各种层级的耦合，促进全球化进程。数字经济兴起也使得企业能够更广泛地触达全球市场，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在线销售渠道，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全球消费者，拓展市场范围，促进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增长。数字化还改变传统供应链的运作方式，推动供应链全球化。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系统，实现跨国采购、生产和配送，以更高效和灵活的方式满足全球市场需求，推动全球供应链整合和协同，促进全球产业链优化和全球化生产。数字经济也提供了全球性的技术交流和创新合作平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研究机构和创新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知识共享、技术合作和创新协作，使全球化进程更加快速、深入和复杂。

风险一：发达国家正在赋予耦合关系中的单边价值色彩，全球化逐渐失去对制度和价值观的包容。2015年欧盟委员会明确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欧盟新贸易战略，在“价值观至上”、欧盟委员会追求决策合法性过程中“政治正确”和建构全球贸易伙伴网络的“意识形态标准”等方面重构全球价值链。2018年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发达国家正在将西方价值观与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2020年10月29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提出，英国正在从无价值观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双重错误中吸取教训，未来将在其全球自由贸易中加入主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2021年2月欧盟提出要确保欧盟及伙伴国遵守普世价值，包括核心劳工标准和符合“欧洲社会权利支柱”的社会保护、性别平等、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价值观。2021年3月美国《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及2020年贸易报告》，提出构建体现美国价值观更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2021年6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与美国总统拜登发起成立TTC，提出要为欧美在全球贸易、经济及技术方面的关键问题提供协商平台，并在民主价值观相一致的基础上，深化大西洋两岸经贸关系。全球化正在被赋予西方单边价值色彩。

风险二：美欧形成民主价值观的贸易联盟，加剧“零耦合”风险，即“脱钩断链”。近年来，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等产品正常国际贸易，对中国高新技术、供应链等领域实施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禁止向中国出口半导体设备，对俄罗斯贸易伙伴实施第三方制裁。采取“零耦合”战略，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推动“中国+1”政策，迫使外资企业从中国撤资或转移生产线，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建立“民主经济联盟”，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合作+回岸生产”打造新的价值链体系，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向中国施加压力，在WTO、IMF、G7等机构中对中国进行指责。同时，欧美国家提出来新的绿色贸易壁垒工具，对中国多行业出口不利。2023年1月1日起欧盟启动“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5月17日正式生效，对中国钢铁、化工、水泥等高耗能行业造成影响，未来征税产品可能会从钢铁、铝制品、电力、水泥等拓展到每一种可追溯碳轨迹的商品或服务，当前中国该类产品全球出口规模约为800亿美元，但如果欧盟建立广泛的商品碳追溯系统，可以拓宽征税基础。虽然欧盟对中国采取“去风险”战略，不与中国明确脱钩，但也可能会减少对中国进口依赖，改善关键原材料供应，促进欧盟内的绿色技术的发展，减少对中国稀土、锂电池、太阳能等领域的依赖。

风险三：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回流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成本，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更加微薄。以美国为例，美国重振制造业政策通过限制中国、强化本国制造和与盟友合作的方式，实现供应链回归。在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和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推动一系列措施，如审查供应链、推行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加剧全球供应链体系的收缩趋势。其供应链转移计划对中国的冲击预计将超过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2020年第二季度至2022年第四季度，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0.5%逐渐回升到11.1%。同时，美国希望掌控全球供应链，通过友岸外包、近岸合作和回岸生产等方式构建安全供应链框架，利用美欧贸易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等框架，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排华供应链。这些制造业资本回流的影响，包括减少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关闭或减少在发展中国家的工厂设施，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对当地劳动力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一风险首当其冲的是数据耦合会减弱，即因为投资流带来的贸易流、人员流动会减弱，传递到规则和协议的标记耦合也会减弱。

风险四：发达国家阻碍技术扩散，拉大不同收入国家数字鸿沟，扩大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成为阻碍全球化耦合关系的核心因素。技术垄断和限制输出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发达国家通过控制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技术落后和产业竞争力的挑战，导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技术垄断还导致数字鸿沟拉大。数字化进程为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机遇，包括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领域的发展，但数字鸿沟使得一些地区和群体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缺乏数字技能和适应数字化经济的能力，使他们在数字经济中错失发展和就业机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发达国家和富裕地区普遍享有先进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高速互联网接入，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地区则面临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匮乏和互联网接入的困难，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增加了贫困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发展落后和经济不平等。数字鸿沟意味着一些地区和群体在获取信息和知识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数字技术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地区和群体无法获得高质量的信息和知识资源，这限制了他们参与全球知识经济和创新活动。

应对发达国家价值观封锁风险。一是与全球各国在不同类型平台发出全球安全倡议，通过全球联合降低风险来消除各国对安全的担忧，提升产业链运行的透明度，加强信息公开和数据透明，让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策和举措，确保政策稳定性和一致性，减少政策不确定性。二是加强合作推动国际标准，加强信息共享和交流，推动产业链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国际化标准化进程，使中国产业链规则与国际标准和规则接轨，围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升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力度，提升营商环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三是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港在制度型开放过程中的桥头堡作用，赋予自贸区和试验港更多权利空间，鼓励其对制度创新探索与借鉴先进规则。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风险。一是多元化市场组合分散风险，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积极开拓东南亚、非洲和拉美等市场，通过共建基础设施、推进产能合作等方式，增强与新兴市场国家产业黏性，缩小排华供应链形成空间。二是加强与发达经济体贸易合作，他们对中国高附加值产品有较大需求，强化在第三市场与来自欧美的企业的经贸合作。三是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谈判和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合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和合作，建立境外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提升贸易多元化。

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回流风险。一是客观认识全球产业转移的经济规律，莫惊慌、莫焦虑。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导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必过多焦虑，这是所有赶超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符合国际经济分工的必然规律。主动加强与产业转移目的地的产业黏性和融入度。针对产业向外转移的重点地区和国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双边和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化。鼓励中国企业在当地设立生产基地或合资企业，与当地企业合作生产，共同参与当地产业链。二是为承接国内梯度产业转移创造良好条件。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维护市场机制功能，允许市场机制有一定试错空间。保持政策协调性、明确性和连续性，加强部门间的政策协调，提高政策透明度。推进法治建设，建立更加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加强对私有财产、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加强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打击不正当竞争和侵权行为，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提升企业和个人安全感。

应对发达国家科技打压风险。一是加强自主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大对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二是推动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促进技术的跨国流动和传播。通过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研发和分享技术成果，打破技术壁垒，促进技术扩散和共同发展。三是建立开放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制度，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争取在技术标准的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技术标准的公平、开放和透明。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创新活动和技术交流的良性发展，鼓励技术共享和创新合作。四是促进数字化普惠和技能培训，可以加大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提供全面的互联网接入，覆盖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

保护主义、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有学者将贸易和投资流变化作为判断依据，认为逆全球化正在加速到来。为判断这类观点的合理性，借鉴计算机领域中的耦合理论，构建适用于分析国家间的耦合关系框架，重新审视“全球化”。

研究认为，全球化是国家间从不同层面耦合驱动的宏观现象，不仅包括投资流和贸易流等数值型变量的互动，还包括协议、规则、外部治理机构等结构型变量的互动。各国间耦合关系的互动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分析当前的全球化趋势，应当观察耦合关系中上述两类变量变化，不应单独抓住数值型变量变化来判断全球化趋势，因为贸易流和投资流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技术进步和增长趋同。在未来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耦合关系也会不断调整，全球化不仅没有倒退，而且以更复杂的耦合关系推进，尤其是数字技术正在加剧信息全球化，各国仍会在求同存异中寻找合作机会，当前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只是暂时现象。当前，全球化耦合关系进程中，保护主义冲击全球化的耦合价值观导致“脱钩论”，数字经济使全球化耦合关系更加快速、深入和复杂，技术与增长趋同加速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间耦合，区域性公共耦合和标记耦合更能满足差异性诉求。

获得的启示在于，为合理认识全球化提供新框架，不会因当前保护主义和国际形势压力，误判全球化走势，避免“全球化倒退论”观点对经济政策的误导。尽管当前全球化进程面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技术阻隔等多重不利因素，但全球化没有倒退，反而以更加快速、深入和复杂的方式推进。中国仍需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深度拥抱世界，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人文交流，避免与世界经济的主动脱钩和被动脱钩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