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clusion o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Farmer Households

2020年底，我国已经基本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贫困是动态变化的，摆脱贫困和再次陷入贫困会同时存在^[1]，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环境改变、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都可能导致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已脱贫家庭在未来返贫；脱贫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巩固这一成果并确保不会倒退，提高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2]因此，研究如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立足机会平等，通过向农户提供更具普惠性的贷款和保险等服务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冲击，从而提高农户家庭风险抵御能力。那么，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是我国持续推进的普惠金融是否能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影响机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对我国推进多年的普惠金融政策效果的评估，也对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巩固脱贫成果具有指导意义。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提高信贷可得性，降低准入门槛，缓解信贷约束^[4-5]，促进贫困减缓^[6-7]；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减贫质量^[8]、阻断贫困再次发生^[9]，显著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10]。综合上述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对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完成，新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已变成如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韧性的概念被广泛用于心理学和生态学中，而在经济学范围内，韧性常被用来研究外部冲击对区域、产业和经济的影响，关于农户韧性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农户韧性能力、建立农村高质量防贫的机制^[11]及农业保险^[12]、精准扶贫政策^[13]、无条件转移支付政策^[14]、脱贫不脱政策^[15]等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等方面，直接研究普惠金融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文献较少，也缺乏对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理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巩固脱贫成果及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依据。

作为一种前瞻性概念，经济韧性强调在不确定环境中，家庭能够抵御外部冲击对家庭福利的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16]，而普惠金融通过提供风险管理的手段，可以显著改善家庭福利，尤其是当家庭面临较大波动的情况下^[17]，普惠金融基于机会平等的原则，致力于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金融服务获取机会，对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普惠金融具有较低的准入门槛和更加灵活的信贷政策，可以帮助更多人获得金融支持。普惠金融通过为那些传统金融机构认为信用风险较高的人提供融资，降低了这部分群体的融资成本和融资难度，同时提高了他们的信用记录和信用水平，从源头上保证了扶贫资金的“活水”，为受信贷约束的家庭融入更高价值链的活动提供了启动资金；普惠金融不仅可以为那些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还能够通过提供金融支持来增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家庭在面对风险冲击时的抵御能力。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供避险工具，如通过保险为家庭提供经济赔偿和支持，以应对其潜在的损失。当家庭面临紧急情况或经济困难时，可以通过贷款解决短期的资金需求。普惠金融能帮助农村家庭合理分配资金，从而避免陷入贫困等，使农户家庭能够更好应对各种意外事件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避免由于意外事件发生导致家庭陷入贫困、减少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研究假说1：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户家庭资产积累进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贫困陷阱理论指出，经济韧性的基础在于摆脱贫困陷阱，而增加家庭资产、提高家庭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则是走出贫困陷阱的关键^[18]。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也强调，缺乏资本导致家庭收入下降，从而形成“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存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同时，出现低收入后，又会导致“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引诱—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情况出现。总的来说，缺乏资本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下降，阻碍家庭积累资产，使其难以建立生存资本，对风险的抵抗力较差，削弱了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通过使用新型的技术和金融工具，降低了农村居民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使更多人受益于金融服务，农户可以通过储蓄、投资和理财等金融服务来减轻家庭在资金方面周转的压力、增加家庭收入，并增强家庭所拥有资金的流动性和积累更多的金融资产，从而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避免在冲击发生时突然陷入贫困、有助于打破贫困循环^[19]；不仅如此，普惠金融开发出的新型金融产品如微型贷款、保险等，更加适合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居民等人群的需求，农户可以利用不同金融产品进行不同的资产配置，增强家庭资产积累的能力，从而提高家庭经济韧性^[20]，多样化的资产配置可以实现家庭资产的保值增值，增强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并扩大资产规模。家庭经济韧性的重点是家庭在受到冲击后应对贫困的能力，据此，强大的资产积累提供了对外部冲击的“软垫效应”，防止农户家庭因不可预见的情况而受到损害。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

研究假说2：普惠金融通过促进资产积累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农户家庭创业进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提供更加灵活、低门槛的金融服务，使得创业者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缓解创业农户在资金方面所面临的限制，从而增加创业机会，提高创业绩效^[21-22]，还能带来创业的机会均等化，特别有助于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家庭创业^[23]；此外，普惠金融通过为创业者提供更加优惠的利率和便捷的融资渠道，降低创业成本和融资成本，有效解决了家庭创业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和信贷支持问题，进而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的持续经营。普惠金融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家庭创业，不仅如此，普惠金融中商业保险、互联网支付等对创业活动开展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提升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家庭创业水平^[24]；同时创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为就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并促进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居民福利水平^[25]。综上所述，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提供灵活、低门槛的金融服务，降低创业成本和融资成本，以及促进创业机会均等化，有利于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研究假说3：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为考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本文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其中，resilience_it代表家庭i在时期t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FI_it代表家庭i在时间t的普惠金融指数水平，β₀是本文的关注系数，衡量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X_it代表所有控制变量，γ_pt代表控制时间和省份的联合固定效应，λ_it分别代表家庭固定效应，ε_it代表随机误差项。

其中，asset_it表示家庭i在时期t的家庭资产，entrepreneurship_it表示家庭i在时期t是否进行创业。

以Cisse and Barret^[26]提出的计量方法测算家庭经济韧性指标，并借鉴李晗和陆迁^[13]的做法，本文采用家庭人均消费额的对数值作为福利水平的衡量指标，从而测算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第一步，首先假设一个一阶Markov过程，引入福利水平的一阶滞后变量，以体现上一期福利水平对当期的影响，从概念上说，由于福利是个状态变量，它总结了所有先前的状态，因此引进滞后一期是合理且必要的，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样本数据的浪费，并解决了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问题。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公式(4)将t时期的福利指标W_it建模为前一期t-1时刻的福利W_{i, t－1}的多项式函数，同时，加入其他特征变量X_it以及随机扰动项ε_Mit。下标M代表期望方程，j代表高阶中心距的阶数。考虑到多重均衡贫困陷阱理论的典型S形动态特征，本文在福利水平的多项式中，选择1至3阶矩引入方程^[27]。

第二步，考虑到人均消费水平必须是非负的，因此假定因变量为泊松分布变量，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进行似然估计，利用公式(4)及随机误差项的零均值假设E[ε_Mit]=0，估计家庭i在t时期的条件均值可以写为：

第三步，用下标V表示方差方程，得出一阶中心距的残差，并估计二阶中心矩方程：

同时，遵循零均值假设E[ε_Vit]=0，将残差平方用来估计条件方差的预测值^①：

① 与均值方程一样，因变量(方差)也是非负的，再次假设因变量是泊松分布的，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对数据进行似然估计。

通过计算得出的条件均值$ \hat{\mu}_{1 i t}$和条件方差$ \hat{\mu}_{2 i t}$用来描述家庭i在时间t的福利水平W_it，假设分布函数形式和矩估计能够共同估计家庭和特定时期的条件概率密度和互补累积密度函数，由此可以估计出家庭i在时间t时达到某种规范的最低幸福值标准的概率，遵循Barret and Constas^[28]的框架，将经济韧性($ \hat{\rho}_{i t}$)定义为家庭i在时间t的福利超过某个规范阈值$\bar{W} $的概率。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标准，以人均日消费1.9美元作为阈值$\bar{W} $，并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汇率折算成2013年的可比数据，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本文参考尹志超等^[29]的做法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根据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中相关数据的可用性，选取5个指标来反映普惠金融水平，具体而言包括银行账户(分别考虑家庭拥有活期存款账户或定期存款账户)、正规信贷、商业保险、信用卡、数字金融服务(是否使用互联网进行支付、理财和融资)。其中银行账户可以提供存储和管理资金的功能，反映出金融服务对于贫困人口和农村家庭的覆盖率和包容性，是金融普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0]；银行正规贷款和信用卡服务是传统金融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直接缓解贫困人口和农村家庭的金融约束，为农村家庭提供融资渠道和金融支持；保险服务可以为人们提供风险保障及经济上的保障和支持，帮助他们应对不可预测的风险，并且保险服务还可以增加贷款服务的经济效益^[31]；考虑到数字金融可以帮助普惠金融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便捷性和效率，本文还通过加入互联网支付、理财和融资来反映数字金融服务。表 1汇报了构建家庭普惠金融指数所采用的指标。

采用平均欧几里得距离法加总分项指标得到总指数。借助多维几何的概念，将多维度转化为一个矢量，在多维空间中，以最优点和最差点为两个基准点，可以用实际点到基准点的距离来衡量经济体的普惠金融状态，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就是由实际点到最优点的反向距离和到最差点距离的平均值来衡量，这种方法用于衡量普惠金融指数，其意义更加直观，且与常见的线性加总法不存在完全可替代性，首先计算各变量指数，然后合成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FI)，具体公式如下：

(1) 资产积累。参考李晗和陆迁^[13]的做法，以家庭总资产作为资产积累的衡量指标，并进行取对数处理，家庭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理财产品、股票、基金等；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资产、工商业资产、房屋资产、商铺资产、土地资产、车辆资产、车库资产和其他非金融资产。

(2) 家庭是否创业：借鉴尹志超等^[32]的做法，本文将问卷中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界定为创业家庭，取值为1，反之为0；并对没有进行创业活动但有创业计划的家庭进行统计，有创业计划取值为1，没有取值为0。

根据经济韧性相关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两个层面：户主特征变量(户主年龄及年龄平方、婚姻状况、性别、户口类型、受教育水平、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家庭总负债)。

本文使用的所有家庭层面的数据均来自2013—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该数据以问卷访问形式整理获得，数据样本覆盖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特征、城乡人口比例等多个方面与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相一致，具有较强的代表性^[33]，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基于研究问题及数据可获得性的考虑，本文对CHFS初始样本进行如下处理：①匹配农村家庭与户主层面的数据；②剔除主要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③考虑到计算指标滞后期的影响，将2013—2019年样本合并成家庭层面的2015—2019年平衡面板数据，④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所有的价值变量调整为2013年的不变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家庭人均消费、家庭总收入等变量数据。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 440个农户家庭样本，10 320个观测值。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面板数据。分析普惠金融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关系，在模型中使用时间和省份联合固定效应并且加入家庭固定效应。表 3给出了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逐步回归的结果，第(1)列结果表明，仅考虑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时，普惠金融会显著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第(2)列进一步加入户主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定；第(3)列中加入了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仍然显著，假说1得到验证。

为克服内生性，本文参考尹志超等^[7]的做法，选取“同一社区内的其他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一方面，同一社区内的家庭通常受到相似的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金融需求和普惠金融使用情况比较相似，并且社区内其他家庭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联合贷款等方式对该家庭金融普惠状况产生影响，但并不会直接改变家庭的内生发展能力，影响该家庭的经济韧性；另一方面，该家庭的经济韧性不会对其他家庭的普惠金融指数产生影响，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表 4报告了基于“同一社区其他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回归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并且第一阶段的联合F值为592.74，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普惠金融的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下是显著为正。结果显示，不管是采用基础回归还是使用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均能显著促进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提高，说明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这个结论是稳健的。

(1) 更换贫困阈值

上述研究中使用的福利标准是世界银行所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费1.9美元，为检验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结果的稳健性，将阈值分别更换为世界银行在2015年公布的每人每天消费3.1美元和2022年公布的每人每天消费2.15美元，再根据新阈值重新测算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如表 5回归结果显示，提高贫困线后，普惠金融依旧可以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结果保持稳健。

(2) 缩尾后回归

为避免极端值或异常值对本研究结论造成影响，本文采用了1%的缩尾处理进行调整，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 剔除直辖市

样本统计数据中部分农户家庭位于直辖市中，相对而言，直辖市经济水平较高，区位优势突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相对更高。为了证明本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将位于直辖市的农户家庭从样本中剔除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剔除位于直辖市的农户家庭数据后本文实证结论仍然稳健。

为检验普惠金融通过资产积累影响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机制，本文参考李晗和陆迁^[13]的做法将家庭总资产(取对数)作为衡量资产积累的指标。从表 6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资产积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普惠金融会显著推进农户家庭资产积累，进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根据理论分析，农户家庭在遭遇风险之前，家庭可以利用金融服务获得收益，积累更多的资产，丰厚的资产积累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能够起到“软垫效应”，避免在突发情况出现时无法及时抵抗风险而对家庭经济造成损伤、导致陷入贫困；另一方面，农户还可以利用金融产品进行不同的资产配置，这不仅能增强农户家庭资产积累的能力，还能实现增值保值并扩大资产规模，从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假设2得到验证。

为验证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创业进而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这一机制是否成立，本文借鉴尹志超等^[32]的做法对问卷中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进行界定，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的家庭界定为创业家庭，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并且本文还对没有创业的家庭的创业意愿进行统计，以此充实普惠金融在创业这一环节的促进作用，为更好提出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回归结果如表 6第(2)列所示，普惠金融会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并且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庭同样有激励作用。农户家庭从事创业活动可以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增加自有资本，进而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增强农户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34]；而且农户从事创业活动除了可以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还能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开拓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新途径，从而缓解农村失业率问题，推动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提高农户整体收入水平^[35]；通过养殖、种植、农产品销售及开设农家乐等方式进行创业，可以为农户家庭带来多样化收入，帮助其减轻经济风险、增强风险承受能力和抵抗能力，提高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假说3得到验证。

本文依据户主年龄将样本家庭划分为青年家庭(45岁以下)、中年家庭(46~65岁)及老年家庭(65岁以上)，依据户主性别特征将样本家庭划分为男性户主家庭和女性户主家庭，研究普惠金融对不同户主特征家庭的影响差异。

从表 7结果看到，普惠金融对不同年龄段户主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显著，但对中青年家庭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中青年人学习能力强且金融知识储备较丰富，更能直接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从第(4)、(5)列结果可以看到，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的经济韧性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女性仅在5%水平上显著，男性户主家庭的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女性户主家庭，这可能是男性劳动能力更强、收入来源更加稳定，在经济参数上作用更大、更多地被视为家庭财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因此更有可能了解和理解金融产品和服务，并能更好地利用它们来增加家庭的经济韧性，使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在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之间表现出差异。

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计资本，可以增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并提高家庭的经济韧性。由于拥有知识和技能是人才的基础，也是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而教育是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本文将户主教育所形成的不同人力资本进行划分，比较不同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不同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对于不同教育情况的户主均能促进其增加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户主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显著，这说明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提高家庭经济韧性。这可能是因为农户个体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会不断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金融水平，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家庭能够更好利用普惠金融服务拓宽提升福利水平的渠道，从而可以更有效地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务，增强家庭内生发展能力，提高家庭经济韧性。

为考察在不同收入水平下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以样本家庭总收入的中位数作为衡量指标，将样本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

如结果所示，对于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户家庭，普惠金融均能促进其家庭增强经济韧性，但根据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组间系数检验结果来看，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相对来说，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家庭而言，普惠金融指数的促进作用更强，这说明随着普惠金融“普”和“惠”特质的发展，有效缓解了低收入家庭金融排斥的范围和程度，让原本被排斥在金融市场外的群体也能有更多渠道了解和消费金融产品，同时也说明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门槛，让低收入农户家庭有更多机会获得金融服务，在可负担的范围内获得融资便利，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集中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气候条件相对恶劣且金融环境较差，农户遭受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会高于东部地区。为了更好地探究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实证分析。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普惠金融发展对不同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其影响程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其中，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作用在1%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在5%水平上显著。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具备良好的发展要素和较多发达城市，这些城市的辐射作用较强，同时普惠金融所带来的金融资源流入，也会不断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中部地区的农村家庭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优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虽不如东部地区，但是普惠金融政策下能获取红利，因此也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于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来说，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效果同样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重点放在经济金融环境较为落后的地区，这也彰显了普惠金融所具备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价值。

本文采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非线性动力学理论及贫困陷阱理论测度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普惠金融每提高1%，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就提高0.4%，在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贫困阈值、缩尾处理和剔除直辖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不仅可以通过资产积累机制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还可以通过促进创业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庭同样有促进作用。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经济韧性的异质性效应。从户主特征异质性看，普惠金融对男性户主和中青年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从人力资本异质性看，相对于从未接受过教育的户主家庭来说，普惠金融对于接受过教育的家庭更能增强其家庭经济韧性；从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看，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增强低收入家庭经济韧性；从三大区域异质性看，与东部地区相比，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更突出。

基于上述结论，为更好发展普惠金融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普”和“惠”，尤其是提高具有低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老年家庭、中西部地区等特征农户家庭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从而增强农户家庭的经济韧性。加大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拓展更广泛的服务渠道、建立更完善的金融服务网络、采用更加普及的技术来实现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提高普惠金融在基层组织的渗透能力，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和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加大对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第二，普惠金融通过资产积累机制可以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因此，要降低农户家庭参与金融的门槛，使更多农户能够参与其中，同时，还需要开展普惠金融教育，普及金融知识，鼓励农户参与金融市场，积累资产；还可以通过提供更多金融优惠、多元化资产配置的解决方案，有效分散农户家庭风险，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

第三，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增强农户家庭经济韧性，对具有创业意愿的农户家庭同样有促进作用，因此，要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增强农户家庭的创业意愿，同时提供税收和政策优惠，鼓励创业活动开展并为创业者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其次，要利用金融资源不断解决创业过程中的难题和瓶颈，提高农户家庭的创业质量和创业的韧性；还应利用普惠金融服务为创业家庭提供便捷的资金供应，有效保障农户创业的可持续性，帮助弱势群体通过创业增加收入，拓宽农户家庭收入来源，从而提升农户家庭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