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Strategic Vision and Practical Approach

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对“区域”的概念认识在内涵上已达成共识，认为区域必然是一个确定的、具有均质性和聚合性特征的空间范畴。此外，区域的原始空间性和社会建构性两个特性使其适于多学科交叉研究且能够在其中不断建构自身，区域的含义也逐渐从封闭性、有边界的、稳定的领域性特征转向开放性、可渗透的、流动的关系性特征^[8]。故而，区域有着非常丰富的外延。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大部分学者主张以行政区域划分为标准来划分区域教育。这是因为，一来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是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民族特点、社会文化、人口分布等历史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结果，二来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等文件的出台逐渐确立了我国“中央—地方—学校”自上而下的教育管理体制。故而，在我国，脱离行政区域划分谈区域教育意义不大。为此，本研究所界定的区域教育是指以三级行政区域(省、市、县)为单位的处于国家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的中观教育形态。

在中国式现代化政策体系中，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高质量发展研究学术图谱中，高质量是人们对物体性质“善”的感知以及作出的整体判断，优质且均衡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基于瑞典、德国和美国近年来发布的教育计划，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国际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追求。因此，在政策指向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检视下，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对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问题作出回应，在实践场域中遵照“手段—目的”思考模型进行表征，即通过区域教育核心职能的高质量发挥实现区域教育高质量体系建设。决策规划体系、资源供给体系和治理保障体系是区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战略决策、资源供给和生态治理是区域教育的三个核心职能。故而，本研究以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为旨归，从职能发挥的过程性角度，提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就是以战略协同实现区域教育高效决策、以资源创生满足区域教育多样需求、以发展新理念构建教育和谐生态的过程。那么，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教育必然应该呈现出多层战略高效协同、多类资源深度整合以及多元生态高度和谐的总体理想样态。

战略性是新时代区域教育的鲜明特征，协调多层战略关系、协同推进战略实施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在我国“中央—地方—学校”教育现代化实践路径中，中观层面的区域教育发挥着承上、调中、启下的枢纽作用，肩负着协同转化国家战略、协调开展地方战略、系统管理学校战略的历史使命，是国家、地方和学校多层战略协同中心。首先，区域教育上承国家意志，要求将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政策和愿景系统转化为更具适应性和操作性的区域教育方案。战略协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国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要求以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协同实现。区域教育作为链接中央决策和地方实践的中介平台，必然内蕴协同转化国家战略之意涵。其次，区域教育中调地方关系，要求在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关系中规划区域教育发展蓝图。区域内教育、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互效应直接影响着区域教育的发展动力、模式和水平，这要求区域教育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与其他事业展开战略合作。区域教育作为统筹兼顾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实践场域，必然内蕴协调开展区域战略之意涵。最后，区域教育下启学校发展，要求通过教育督导、教研实践以及课程管理等活动，系统管理区域内各级各类各水平各层次学校的发展战略。区域层面开展的战略管理能够及时弥补学校发展的短视问题、教育资源的供给问题和政府组织的低效问题，进而实现区域教育的帕累托改进。区域教育作为规划和治理区域内教育关系的行动主体，必然内蕴系统管理学校战略之意涵。为此，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区域教育通过多层战略协同，实现国家战略、地方战略和学校战略的目标协同、行动协同和结果协同。

依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一重大判断，区域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和利用率不高。为此，深度整合多样教育资源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一方面，丰富区域教育资源储备，开放资源整合空间。区域作为开放性概念，在制度、文化、尺度和关系四重转向的交织过程中不断建构自身，国际上对区域的理解也从有界限的领土转变为复杂的社会关系集的产物^[9]。以区域为单位的教育资源整合也不再局限于管理取向下形成的静态封闭空间，而是呈现出动态生长样态，即可以依托“因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形成的文化趋同、地理联通、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地域空间”^[10]，进行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多样态的资源链接。以“家－校－社”“政府－学校－市场－社会”为代表的区域内教育资源的跨界联动，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广域连接，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储备。另一方面，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创新资源整合方式。利益整合是资源整合的前提，区域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对社会不同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进行识别、选择和综合，达成合作共识是联动资源的关键。目标排序是资源整合的依据，区域教育资源整合要“优质”“均衡”两手抓。一是造高峰，整合国家战略性教育资源和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区域教育中心，推进区域人才高地和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区域教育竞争力；二是强支柱，通过系统性、科学性的教育要素配置、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实现区域内各级各类各层级各水平教育主要需求和关键资源供给均衡，保障区域教育稳定有序发展；三是夯地基，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教育的本质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教育的时代使命。区域教育资源整合必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区域教育作为资源统筹、调配和管理的行为主体，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乡整体发展、校际均衡发展和群体公平发展，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1]区域教育的发展是区域教育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等不断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打造适应自生、整合共生、循环再生、开拓竞生和多元创生的区域教育新生态^[12]。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向适应自生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命题、教育发展质量范式和区域创新迫切任务均要求区域教育革新发展动力和发展模式。应以数字化转型和教育领导力建设培植新的教育驱动力和教育生长点，以管办评分离和家校社协同破除“政府发号施令，学校亦步亦趋，社会无从参与”的区域教育单力发展模式，激发学校和社会中的创新活力。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向整合共生的协调发展。有限发展和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会引发混乱，包括资源争夺、恶意竞争和利益垄断等。为保障区域教育有序发展，必须对教育与其他事业的发展关系、教育内各级各类各水平各层次学校的发展位序、区域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发展要求进行协调，其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教育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教育的区域发展与整体发展的关系，城市教育与农村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等四对重要关系”^[13]，通过多方整合构建区域教育纵向有机衔接、横向多元共生的发展新格局。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向循环再生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14]区域教育的绿色发展包括绿色育人目标，即要求培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绿色育人方式，即强调“法自然之道、顺天性而为”开展教育教学；绿色育人资源，即重视挖掘和利用区域内广布的绿色资源，以弥补学校育人资源形态单一、活力不足、作用有限的缺陷。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向开拓竞生的开放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开放的两个手段，能够促进区域教育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区域教育要“引进来”，借势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在国际视野中发展本土教育，中国特色和世界特征的融合彰显是重要价值追求，中西部区域是重点提升对象，高等教育是重点实践场域；区域教育要“走出去”，“要变革一味地替国外高校储备留学预备人才的‘输出’现象”^[15]，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16]。

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向多元创生的共享发展。区域教育是互惠互利、共建共享的生态共同体。区域教育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发展过程人人参与、发展成果面向人人的人民共建共享的教育，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教育共享权利的获得能够激起最广大人民的参与度和创造力；区域教育发展始终坚持实践导向，是正视发展水平空间不均衡、时间有先后的差异共享^[17]和渐进共享^[18]的教育，教育时空差异的存在能够激发更多导向不同发展目标的教育创新活动。

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更贴近教育形态^[19]。在关系本质观的导引下，系统思维适用于区域探索。故而，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应因循区域教育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本质，在功能或目标、连接、要素系统三要件^[20]的分析框架下，以包含生态位战略、生态链战略和生态力战略在内的“三生战略”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营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环境和塑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由宏入微，层层递进。

坚持系统观念，在整体与部分、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分析建构区域教育发展新格局的战略要点。一是坚持国之大者，谋全局。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区域教育建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要坚持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区域内蕴整体之部分意涵，以整体之目标统筹部分之发展是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整体性原则。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我国教育发展新格局，区域教育的发展要主动构建自己的双循环(区内循环和区际循环)发展战略，自觉服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部分之最优服务整体之发展是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局部性原则。提升人口质量、促进知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是区域教育发展新要求。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区域内人的现代化和生产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区域教育应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发展方式，以大教育观布局区域资源、协调区域制度，以教育红利辐射和服务区域生产和生活，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和人民幸福感。二是坚持时变之应，应变局。事物是永恒发展的，区域教育建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要坚持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高质量发展是变革的过程，变与否、如何变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以万变应不变是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变化性原则。风险社会中的区域教育要应对世界之变、国家之变和学校之变，应对文化之变、技术之变和人性之变。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加强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和风险治理势在必行。以不变应万变是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不变性原则。教育周期长要求区域教育政策制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要求区域教育准确把握自身发展的主要矛盾、底层逻辑和核心优势，牢牢把握教育发展主线。

生态位战略聚焦区域教育的功能调节和目标标定，是建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选择。区域教育是动态演变的生态系统，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实际上就是在整体与部分、变与不变的辩证分析中找准生态位、拓宽生态位和匹配生态位的过程。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系统或群落中，一个种与其他种相关联的特定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地位”^[21]。区域教育生态位是区域教育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在教育发展水平(时间)和教育辐射范围(空间)上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功能关系与作用。

首先，构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要找准生态位，找准时空生态位和功能生态位。生态位具有相对性，区域教育系统既有在全国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也有在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生态位具有复合性，按照空间定位，区域教育生态位有东部、中部和西部之分，有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等表述；按照时间和动力定位，区域教育生态位有早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和后发内生型等表述^[22]；按照功能作用定位，区域教育生态位有侧重服务国家战略型、侧重服务地区经济发展型、侧重服务乡村振兴型。时间、空间和功能三者复合赋予每一个区域教育独特的生态位，生态位决定了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起点和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破局之道。

其次，构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要拓宽生态位，拓宽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生态位宽度即生态位大小，“任一企业、地区或部门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资源生态位。成功的发展必须善于拓展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以改造和适应环境。只开拓不适应缺乏发展的稳度和柔度；只适应不开拓缺乏发展的速度和力度”^[23]。为此，构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一方面需要秉承生态系统物质、能量和信息转化流动特征，将“两个大局”、“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以及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等背景下的国家级资源配置，将文化氛围、区域特色、实践经验以及人口优势等本土积累的地方性潜在资源，积极转化和创新发展为自身发展需要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不断拓展区域教育资源生态位。另一方面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聚焦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需求和瓶颈问题，将国家、地方、学校和人民等不同主体对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统整为目标可见、实践可行、结果可评的战略任务表，以及结构优化、错位竞争、共生互惠的教育规划图。

最后，构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需要优化生态位，减少生态位空置或生态位重叠。生态位空置或重叠意味着区域教育内部结构不良、功能不全，不能充分挖掘和高效利用区域教育资源。区域教育发展是一个供给与需求相互影响、不断升级的过程，这意味着要用联系的眼光看待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实现区域教育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功能生态位、资源生态位和需求生态位的相互匹配和不断优化，构建功能、资源和需求三轮驱动的创新发展格局。

坚持联通意识，以多元联结和高效流通为导向分析营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环境的战略方向。在技术支持下，学校教育拓展、教育外包、学校作为学习中心和随处可学是未来20年学校教育新图景^[24]。教育的发展趋势正在“从传统教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的学习格局”^[25]。在此背景下，为学习者提供时时、处处、事事可学的高质量学习环境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联通主义作为数字时代的学习理论，主张学习不再是一个人的活动，而是连接专门节点和信息源的过程。那么，学习环境的建设就应该指向知识的多元联结和高效流通。一方面以多元联结为导向，构建畅联学习环境。将学校作为学习中心意味着学校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场域，而是网络化学习环境中最大的节点。故而，网络化学习环境建设要以学校为中心展开主体联结、情境联结和行动联结等，为学生自主建构个性化的学习网络提供更为友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以高效流通为导向，构建快联学习环境。现实世界中的知识联结往往会受到来自价值差异、利益博弈、路径依赖以及形式主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保障知识在联结管道中的高效流通是关键。因此，寻求制度协同和价值认同，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成的关键所在。

生态链战略指向区域教育的关系连接，是营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环境的战略选择。在联结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营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环境实际上就是要拓展区域教育生态环境、构建区域教育生态网络。其中，搭建生态链、丰富生态关系是关键。区域教育生态环境的拓展包括以地理空间为主的物理环境拓展、以资源整合为主的学校环境以外的社会环境拓展、以教育理念与价值为主的规范环境拓展、以教育影响为主的心理环境拓展。根据新时代教育治理生态走向，生态链搭建应以共生链接为主、以有序竞争为辅。

首先，拓展区域教育地理空间。在国际层面，可以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形成国际教育合作联盟；在省际层面，可以基于地缘关系构建城市群教育共同体；在省内层面，可以通过理念共识构建优质资源共建共享的区域教育联盟。

其次，协同区域教育社会空间。随着知识创生的多元发展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推进，社会正在成为挖掘和创生教育资源的重要场域，形成以支撑学校教育为核心，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为逻辑的社会资源开发模式。如产学研用一体化形成的政府、高校、企业和教科院所合作，家校社一体化带来的家庭、学校和社区合作，校内校外协同发展形成的学校与各类教育基地、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等的合作。

再次，优化区域教育规范环境。区域教育规范环境是指主流教育理念影响下形成的区域教育价值环境，隐于文化，显于评价。每个区域受国家教育政策或地区教育文化的影响拥有不同的教育观、人才观、学生观和质量观，当前功利化教育观、单一化人才观、等级化学生观和分数化质量观仍大量存在，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得不说是教育本身的病根^[26]。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必须拓展新的价值环境，以立德树人为教育发展正心定魂，并围绕这一根本任务链接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和国际现代教育理念，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和选人用人观，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为区域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具有支持和引领作用的规范环境。

最后，打造区域教育心理环境。区域教育心理环境是人们对区域教育的印象，包括教育专业人士对区域教育的直觉判断以及人民对区域教育的真切感受，直接影响着教育舆情的动向和人们的教育获得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人民群众看得最清、感受最深，也最有发言权，“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才能积聚正能量，增强教育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27]。因此，区域教育心理环境的打造要依靠人民群众，重视人民对教育的建言献策，以来自人民的教育反馈不断诊断区域教育建设行动，修正区域教育发展方向，优化区域教育战略规划。

坚持问题导向，采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塑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战略环境。问题是矛盾的外化，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首先，发现矛盾。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追求与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是区域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和分布不均是问题所在，校际、城乡和区域间的教育发展不均衡是主要表现。为此，统筹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28]。其次，分析矛盾。一是坚持两点论，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不平衡空间增长是事实，非均衡发展是手段、协调发展是原则、优质且均衡发展是目标，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是关键。历史实践证明，传统的资源整合和挖掘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有限教育资源供给和无限教育需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双向制约作用，故而运用新技术创新教育资源形态是塑造区域教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举措。二是坚持两分法，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新技术虽然给教育发展带来了诸如教师生存危机、学生主体遮蔽、数字伦理风险等不确定性挑战，但也为区域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资源具有复制、传播和可再生特质，大数据、信息和知识已经成为数字时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新能源，能够通过优势教育资源的流动、共享和创生统筹实现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最后，解决矛盾。综上，教育信息化是推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夯基、赋能、提效、创新等动力作用，是构建区域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创新驱动新引擎。

生态力战略着眼区域教育的要素革新，是塑造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战略选择。生态力是生态生产力的简称，其以高新技术为物质基础，以“生态化”为实践指向，以“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29]。区域教育生态力战略就是以高新技术重塑区域教育生态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分为起步、应用、融合、转型四个阶段，具体包括以信息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转换、以流程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升级和以业务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化转型三个主要特征，为区域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了如下秩序参考。

其一，以信息化构筑区域教育新基建。教育新基建是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基底。我国计划“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30]，信息网络新型基础设施(新网络)、平台体系新型基础设施(新平台)、数字资源新型基础设施(新资源)、智慧校园新型基础设施(新校园)、创新应用新型基础设施(新应用)和可信安全新型基础设施(新应用)是六个指导建设方向。按照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的定义来看，区域教育新基建应全面推进发挥数字转型作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即新网络；积极推进提供智能升级服务的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平台、新资源和新校园；量力推进发挥融合创新作用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应用。这三个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应标准统一、递次推进，为区域教育的流程数字化和业务数字化提供支撑。

其二，以信息化赋能区域教师新发展。高质量教师始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首先，信息化赋能教师教育。《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要求“到2035年，适应教育现代化和建成教育强国要求，构建开放、协同、联动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31]。师范类院校作为区域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的建设主体，应打破对传统育师路径的依赖，基于新基建实操实练准教师的信息技术教学能力。其次，信息化赋能教师教学。信息化赋能教师教学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增强了教师学科教学效果，但要遵循适宜性原则，因为只有当教学方法合理，技术、技巧和目标匹配良好时，信息技术才可以增强学习^[32]。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培育着学生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面向未来社会的必备技能。日常化、全面化的信息化教学是学生形成信息意识、积累信息知识、实践信息技能的重要途径。最后，信息化赋能教师教研。建设区域教研体系渐成学界共识，区域教研体系是区域教育问题大家提、区域教育经验大家说、区域教育发展大家参与的凝共识、集众智、汇众力的过程。信息化助力区域教研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打破校际教研“孤岛”现象，打通教研成果应用“最后一公里”；信息化助力区域教研智能化建设，有利于打破区域教研“高成本、低效率”困局，以教学评一体化大数据平台推动区域教研循证化发展。

“三生战略”构想分别指向区域教育生态系统的功能调整(布局)、关系连接(布线)和要素革新(供能)。在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态位战略导向下，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必然要求对实践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带来的教育功能发展不协调和保障体系中的制约性因素带来的教育目标落实不充分问题作出回应，由此确定了具体实践的两个向度。进而在指向新发展环境的生态链战略和指向新发展动能的生态力战略的导引下，通过关系连接和要素革新两种方式展开丰富、强化并创新区域教育生态关系的实践探索，以期加快实现战略协同、资源整合和生态和谐的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图景(见图 1)。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带来的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是区域教育实践体系中的首要结构性问题。当前，城镇学校教育“大班额”和乡村学校教育“空心化”的两极化发展事实，严重制约着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33]。通过城乡教育生态关系连接形成的城乡教育一体化旨在以城市优质教育辐射并带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遏制区域教育“城镇挤、乡村弱”的畸形发展趋势，发挥“留人于乡村、育才为乡村”的战略价值，是双向调节城乡教育功能、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遵循资源配置逻辑下的教育均衡发展、资源互动逻辑下的教育融合发展、资源创新逻辑下的教育内涵发展^[34]；历经自发型阶段、政府干预型阶段、高度自主型阶段三个发展阶段^[35]；形成了资源扩充型、机制建设型和内涵提升型三种发展模式^[36]。在政策和体制一体化、校长和教师一体化、课程和教学一体化、管理和评价一体化四个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向区域未来，区域城乡教育一体化需在价值、利益和风险等更深层面展开连接，形成城乡教育互信、互惠、互治的和谐发展关系。

培育价值共识，增加互信。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分别代表着强势的城市文化和弱势的乡土文化，双方价值共识的培育需要强化文化交流，联结文化纽带，直接以城市学校教育理念替代乡村学校教育理念的一体化发展是不可取的。区域教育应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和合共生，形成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

实现利益共生，增强互惠。在共同富裕发展理念和均衡发展政策调控导向下，区域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以城市优势教育利益让渡为特征，表现为以送教、支教为主的1.0版和以接管、托管为主的2.0版^[37]。然而，单向的利益转移无法维持长久的合作关系，实现城乡教育利益共生是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中育人资源互补共生是核心。

开展风险共担，增进互治。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缘起和发展与风险治理密切相关。一方面区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应风险治理而生，直接指向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是治理教育质量不高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和教育不均衡造成的社会安全风险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区域教育城乡一体化寓风险治理之道，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带来了诸多教育风险，其中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困境和发展问题是城市教育和乡村教育无法独立解决的共有风险，需协同共治，双向探索一体化解决方案。

分支型学制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中异化引发的职普教育发展不均衡甚至二元对立，是制约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又一结构性问题。当前，“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38]，尤其难以满足技能型社会对高技能人才在质与量上的需求。因此，职普融通事关产业升级要求和教育结构调整，有利于缓解用人端的人才结构性不足问题，有利于纾解育人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家庭教育压力和“宇宙尽头是编制”的个体就业压力，是构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又一重要路径。目前的职普融通面临社会偏见、质量堪忧及保障缺失三大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六条规定“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39]。各区域应根据我国职普教育融通的问题表征和政策供给现状，从如下三个向度推进职普教育融通。

一是坚持以双向融通革新传统认知。有学者指出，双向融通在实践领域已异化为“单向奔赴”，区域教育应着力在学校融通、班级融通及课程融通等方面有所作为，结合核心素养课程改革理念，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课程及义务教育阶段课后延时服务作为承载职业教育内容的选择，率先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有利于促进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正面认知，丰富学生的职业体验。

二是坚持以标准构建保障教育质量。职普融通是教育系统“单轨制”无法满足产业升级需求而进行的教育资源整合行动，灵活且规范的双向融通已成为各国调整教育结构的共识。目前德国的双轨制、英国T-level行动计划、美国和日本的综合高中、澳大利亚的普通高中职业教育与培训计划(VET)和国家资格框架(AQF)等均追求职普融通标准化，涵括标准化融通模式、标准化资历框架及标准化评价等。为此，区域教育在推进职普融通的前期应重视标准化建设，规范区域内职普融通模式(校内职普融通、校际职普融通以及产学研职普融通)，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为不同的模式制定相应的政策、资金和资源供给机制。

三是坚持以机制创新提升未来保障。要让家长和学生主动选择职业教育这条成人成才新赛道，就必须以机制创新保障职业院校学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各区域根据自身的产业布局、人才素养、资源分布等现状，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为导向构建职普融通新机制，采用政府干预引导与市场自发调节相结合的方法，逐步落实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学分互换机制、学生分流机制、产学融合机制、督导评价机制以及多元参与机制。

除教育系统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以外，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事关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路向。“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在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协同机制不够健全、条件保障不够到位等突出问题。”^[40]家校社协同育人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多内容，需要以区域为单位系统开展顶层设计，理顺家校社三者权责关系，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强化实施保障。区域在推进家校社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底层逻辑，即协同的目的在于强化育人效果。家庭、学校和社会实际上被要求连接为一个物质、信息和能量互相流动的全方位、立体式、动态化的生态圈。

一方面，针对家长普遍存在的能力困境，实践场域中涌现了三条提升路径。一是建设有质量的家长学校。家长学校是以婴幼儿和中小学生家长为对象，以传授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为主要内容，旨在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的教育形式。一般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各级教育关工委主抓。要注意的是，家长学校的建设要坚持内涵发展，避免形式大于内容。二是提供周到的家庭教育指导。家长的职业、教育经历以及生活环境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家长诉求，故而以“入门入户”的方式为家长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指导最佳。三是以网络平台建设支持家长自主学习。提供学生信息、学习资源和专业咨询应是支持家长学习网络平台的必备功能，例如南京市开发了“宁育家”软件免费向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家长提供科学、专业、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和相关资源^[41]。

另一方面，针对家校社协同的模式选择，各地在实践中贡献了诸多经验。例如，上海市杨浦区设计了适合家长学校的微型课堂，用送单式、选单式、抢单式、拼单式、创单式等方法将课程推送、选送给学校^[42]；北京市东城区实施了“家校社·共育2035”工程，通过三个五年规划的推进与实施，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管理机制^[43]；重庆市渝中区在实施“家校社共育”家庭教育实践基地项目过程中总结形成了“317”实践模式^[44]。对先行区域的区域特征及协同模式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总结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有利于为其他区域的相关方案制定和行动开展提供菜单式服务和有效借鉴。总体来讲，国内家校社协同创新路径分为三类，分别是单一性、制度性与持续性^[45]，实际上分别对应基于资源的协同、基于制度的协同和基于理念的协同，三个协同模式是次第进阶、不断提升的过程。

在区域教育保障体系中，政策具有发布目标、调配资源和规范实施的重要作用。提升区域教育的决策规划能力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国内外政策研究进程来看，政策优化进路从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一元研究转向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元互动研究，区域教育政策的创新需在这一基本分析框架基础上，从政策的适应性、协同性和科学性三个向度开展实践探索。

其一，增强政策适应性。政策和制度的变迁步伐加快是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要求区域教育政策应强化弹性规划，提升自身对内部革新和外部变化的适应性。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赖于区域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行动开展，区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赖于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向指引和过程监督。这是双方相互适应、相互补充、共同优化的过程。区域教育政策对政策体系内部革新的适应性提升以准确领会国家精神为基础，通过集体学习、专家解读和对照分析等举措确定区域教育政策的规范空间。此外，斯科特认为，针对社会组织的设计要想获得成功，即政策或制度行之有效，必须重视地方知识和实践知识^[46]。因此，区域教育政策对地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提升应以地方数据为支撑，结合地方教育水平、教育惯习、利益关系和人民期待探索区域教育政策的创新空间。总体上看，区域教育政策可以看作国家教育政策和地方教育实况的协商与妥协，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是增强区域教育政策适应性的核心所在。

其二，探索政策协同性。系统集成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重要精神，随着职能协同和制度集成的完成，政策协同将是未来政府施策的新特征。纵向看，区域教育政策协同要求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政策再修订的信息协同及流程协同，有利于保障政策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以及政策效能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横向看，区域教育政策协同要求政府、社会、家庭和学校展开对话协商和资源集成。对话协商的目的在于形成共享信念，进而催生自主性的集体行动；资源集成的目的在于构建资源共享和精准配置系统，以平台思维提升政策效能。

其三，提升政策科学性。政策的科学性是指政策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性。区域教育政策合目的性体现在区域教育政策是否旨在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致力于满足区域大多数人对美好教育的需求。通过多方参与、民主协商、过程监督和程序正当寻求重叠共识，是提升区域教育政策合目的性的主要手段。区域教育政策合规律性体现在区域教育政策是否符合区域教育发展、学校育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普遍规律。循证决策是新时代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向度，有学者提出，循证教育政策研究是基于证据明确议程、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整政策全过程的理论、工具、方法和技术，可以有效增强教育政策的解释力、预测力和评估力^[47]。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及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区域应当重视教育数据系统的建设，为教育循证决策提供高质量大数据支撑。

在区域教育保障体系中，评价发挥着信息反馈、问题诊断和效果检验的重要功能。创新区域教育的评价反馈能力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构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区域具有政策系统集成、改革协同推进和人员统一调配的战略优势，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构筑良好教育生态的最佳实践主体。

坚持区域教育评价的系统性，构建结构型质量、过程型质量和结果型质量“三维一体”有效闭环的评价体系。区域教育评价的系统性体现在对政府、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评价理念和行为的总体观照。结构型质量、过程型质量和结果型质量分别旨在破除地方政府将学业成绩政绩化的错误政绩观，区域内学校和教师将学业质量单一化的片面教育观，家长和学生等将学生评价分数化的扭曲成长观。其中结构型质量与生态评价概念相似，被界定为“反映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及发展状态的可持续性，包括学校的规划布局、教育发展的均衡状态、师资队伍建设与经费使用等方面的综合”^[48]，在区域深化评价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着引导地方政府重建教育政绩观、培育健康教育生态的重要作用^[49]。

发展区域教育评价的多元性，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发展智能评价)^[50]。《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在评价方式中提出要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以及线上评价与线下评价相结合^[51]。区域教育评价改革在实践过程中要认识到，方法多元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还原被数据简化的教育生态和个体生命，方法多元不等于方法的全部使用。因此，方法的正确选取和适切运用是关键。

提升区域教育评价专业性，积极探索“专人专评”和“专法专用”。一是坚持“专人专评”。评估监测是教育督导的新职能，发挥着导引整个区域教育评价方向的作用。这要求教育督导体系设立专门岗位、聘用专业人员或购买专业团队服务，以保障教育评估监测工作的专业化开展。多元综合是学生评价新要求，是核心素养教育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这要求学校重视教师队伍评价素养的整体提升，借助区域科研和教研的专业力量，以人才引进、人员培训等方式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评价的专业性。二是坚持“专法专用”。方法多元不可避免会带来方法的混用、乱用和错用，这要求区域发挥聚合优势，统筹编写关于教育评价方法使用的手册，为不同阶段和学科的教师开展课堂评价和学生评价提供脚手架支持。基于大数据开展循证评价是未来教育评价的发展趋势，包括数据收集、数据获取、数据分析等多个过程，这要求区域统一数据标准，开发标准统一、操作友好、支持在线分析结果的大数据教育云平台，为评价主体开展全面而个性化的评价活动提供证据支持。

在区域教育保障体系中，治理旨在通过多元参与、相互赋权、协商合作实现良序共治，推进区域教育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治理理论为弥补政府体制失灵和市场体制失灵而兴起，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调节为实践逻辑。目前，“治理”概念已广泛运用于各领域，是国家促发展、推改革的重要保障。面对区域教育实践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区域教育治理也应构建治理新格局，突出全面治理、发展特色治理和聚焦数字治理。

其一，突出全面治理。目前，教育治理聚焦社会问题，围绕“双减”“破五唯”“预防校园欺凌”等社会热点话题开展了多项治理行动，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教育治理的共治价值，有利于让被教育系统内部利益所遮蔽的问题获得关注、提上议程、得到解决。可以发现，以上行动均强调全社会共同担负起办好教育的责任，构建家庭、学校、政府、社会为一体的新教育格局。但从总体上看，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仍囿于教育行政系统和学校内部的条块分割组织框架中，区域教育治理体系构建亟须跨单位、跨组织、跨学科的协同合作。此外，教育治理不应满足于热点问题解决，应走向可能风险预警。政治层面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渗透花样百出，经济层面上人工智能对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和实践的挑战层出不穷，健康层面上学业压力、职业倦怠等侵扰个体身心健康，教育治理在乌卡时代(VUCA)应主动扩大自己的问题域和治理视野。

其二，发展特色治理。主流治理理论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因此“在借鉴治理理论考察中国社会的时候，其逻辑前提是明了中国社会的治理历史和传统”^[52]。区域教育治理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以区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以国内尊师重教文化传统为契机，发动群众力量，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特色治理。为此，我国区域教育治理亟须提升部门协作效能、政府公信力以及公众参与能力。首先，要求制度保障。遵循党委统一领导、政府有力支持、社会有序参与这一根本路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群团组织助推—社会组织协同—人民群众参与”的区域教育共治体制。其次，要求方法保障。创新发展“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53]的区域教育治理方法。最后，要求人员保障。在立法向度上保障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等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表决权和监督权，在专业向度上提升校长、教师、家长及其他治理主体的教育素养、管理素养和数字素养。

其三，聚焦数字治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治理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其主要优势在于可通过平台数字化、组织网络化、流程最优化、决策协同化、评价数智化等举措^[54]，使“教育治理主体从单一管理走向多元共治”“教育治理决策从经验主导走向数据驱动”“教育治理模式从静态治理走向动态治理”^[55]成为可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教育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互信等难题。在此过程中，数字向数据转化、数据向证据转化是数字治理面临的两大难题，其根源在于区域内制度层面的技术标准缺失和能力层面的数字素养不足。为此，应综合分析区域教育数字治理的实践样态，强化区域顶层制度设计，为数字化治理确立标准、提供框架、确立进程；加快推进区域教育中教学、管理、督导、评价等体系内的知识、信息和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在区域教育内部形成全流程的数据闭环^[56]；提升教育工作者的数字素养，实现区域教育数字治理从技术之治到人文之治、从问题之治到智慧之治、从概念之治到务实之治的调适^[57]。同时应警醒，区域教育数字治理的发展要避免盲目大建、扩建数字设备、平台和系统，避免过度迷恋数字话语和数字量纲^[58]，避免治理过程出现“只见数字不见人”的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