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search on the Trad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CPTPP: Based on the WITS-SMART Model

近年来，贸易自由化进程出现区域化特征，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位日益凸显。《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涵盖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西兰、新加坡、越南、英国等12个国家^①，约占世界总人口的7.34%，GDP的15.71%^②，该协定以削弱区域内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致力于形成各国密切联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2021年9月16日，中国正式递交加入CPTPP的书面申请，目前正积极推进加入该组织的进程。若中国顺利加入，将使CPTPP范围扩大至全球人口的28%，GDP总量的37%，既弥补了中国对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空缺，又加强了与其他亚太国家的经贸联系，有助于加速亚太经济一体化建设，为中国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① 2023年3月，英国获准加入CPTPP。

②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发展数据库，根据2021年统计数据计算得到。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粮食产量连续8年超过6.5亿吨，人均占有量483千克，超过国际安全标准^[1]。然而，由于国内粮食需求规模大幅增长、质量水平快速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且进口量不断增长，进口价格大幅攀升。近些年，在新冠疫情、百年变局、俄乌冲突等重大事件交织影响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安全面临严重威胁^[2]，特别是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关系遇冷，已经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拓展多元化农产品贸易网络是中国应对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冲击的必然选择之一。

CPTPP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2001—2021年，双边贸易额由114.07亿美元大幅攀升至844.32亿美元，年均增幅10.53%，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近25%，其中进口额由33.12亿美元扩张至514.20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4.70%^①。CPTPP不但承诺逐步取消关税壁垒，而且协定了出口信用、信用保障和保险项目的多边纪律，还承诺取消农业出口补贴。根据Viner准则，缔结关税同盟不但会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改变双边贸易规模，还会影响成员国的经济福利与关税收入等^[3]。可以预见，若中国顺利加入CPTPP，将对中国和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产生巨大影响。那么，在CPTPP框架下，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产生多大影响？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分别有多大贡献？经济福利、关税收入又将怎样变化？各成员国之间存在哪些差异？研究上述问题既有助于明确中国加入CPTPP谈判存在的有利条件和潜在障碍，也有助于识别加入CPTPP后，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为探讨贸易自由化方案和相关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①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2001-2021年。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在分析农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事前预测法量化分析了中国加入CPTPP后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效应。鉴于局部均衡分析法能够高度细分农产品类别，且数据具有较高的时效性，有着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本文采用SMART模型量化分析中国和CPTPP国家关税减免后的贸易创造效应、转移效应、税收效应以及福利效应等问题。

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探讨；二是对CPTPP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关注；三是围绕农产品贸易效应的研讨。

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Adam Smith和David Ricardo明确反对重商主义并提出自由贸易论，他们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所有参与国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4-5]。随着理论的演进，Viner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两个重要影响，即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加入关税同盟取决于贸易总效应是正是负^[3]。当前，自贸区贸易效应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事后分析法和事前预测法两类，事后分析法是基于自贸区成立前后的数据对比，主要运用引力模型来测算贸易效率以及自由贸易区利用率^[6]。事前预测法则是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前，对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做出预测和评估，研究视角区分为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类，一般均衡分析多是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框架(CGE)量化模拟政治、环境、经济等政策变化的冲击效应^[7]，不过GTAP模型对数据要求较高，且只能对大类部门进行分析，而对具体细分部门或产品的分析无能为力，政策指导意义过于笼统^[8]。局部均衡分析多是采用SMART^①模型研究政策变动对本国和伙伴国的贸易创造、贸易转移、关税以及福利的影响，相比GTAP模型有两个优点，其一是要求支撑的数据较少，仅需要贸易流量、关税率以及行为参数值(弹性)，其二是可以对商品种类进行高度细分，有效避免门类数据的归并偏差，政策指导性更加具体^[9]。

① SMART(Single Market Partial Equilibrium Simulation Tool)是由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统计局和贸发会议共同开发的可计算局部均衡分析工具，用于贸易自由化政策评估与效果预测。

关于CPTPP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学者们分析了中国与CPTPP的政策差异性^[10]、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方向^[11]、加入CPTPP面临的阻力与挑战^[12]，以及中国未来开放的进程^[13]等方面。涉及贸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效率及潜力估算，有研究认为中国与CPTPP成员国存在较高的贸易阻力，具有较大的贸易潜力，若中国顺利加入，将为各成员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14]。二是贸易竞争性及互补性研究，一般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出口相似性指数(ESI)、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和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等方法，有研究认为中国对CPTPP国家农产品出口互补性极强但竞争力较弱，亟待改善产品贸易结构，特别是提高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出口竞争力^[15-1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第一和第二产业出口竞争力极强，但部分第三产业呈现竞争劣势，随着双边贸易潜力的激发，贸易前景将非常广阔^[17]。三是贸易的经济效应，有研究认为加入CPTPP将对中国经济起到积极作用^[18]，不过对中国农业会产生负面影响^[19]，因而需要分阶段实施农产品自由化措施^[20]。

农产品贸易畅通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但高耸的关税壁垒以及多样化的非关税壁垒严重制约了农产品贸易的开展^[21]，特别是近些年，在新冠疫情持续冲击下，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显著增加^[22]，而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方法。既有文献关注了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中国农产品部门将受到严重冲击，农业供给侧结构亟待调整^[23]；除此外，生产要素以及重要农产品市场也受到广泛关注^[24]，比如大豆，作为中国进口最多的农产品，对世界市场存在高度依赖^[25]，而进口依存度越高意味着贸易转移效应越小，因此，对大豆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实施零关税有利于我国经济福利增长^[26]。在要素市场上，中国农业投入品的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贸然参与国际流通可能遭遇较大冲击，因此，应在保障国内市场总体安全的基础上有序开放国内市场，以规避负面影响^[27]。

在国际市场，关税政策变动对贸易流向有重要影响，加入新的自由贸易区，有助于拓展国际农产品市场、推动多元化市场布局，但同时也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28]。基于此，本文利用SMART模型量化分析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区分不同类型产品预测中国和CPTPP成员国的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关税效应与福利效应，从而明晰中国加入CPTPP的利得与代价，特别是对CPTPP成员国的异质性影响，进而为缓解谈判阻力、加速谈判进程、挖掘贸易潜力提供政策建议。相对于已有研究，主要做了以下两点补充：第一，依据国内惯用标准，将农产品细分为种植业、林产业、畜牧业、农副业和渔产业等五大类产业，并选择各产业重要产品进行模拟分析。第二，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结合度指数(TCD)分析双边农产品贸易竞合关系，进而从整体、国别、产业结构等不同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协定下中国与CPTPP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并深入探讨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借鉴Viner^[3]框架探讨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假定世界上有三个经济体：C(China)，J(CPTPP)和R(Rest of the World)，其中C国和J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假设p_i^J、m_i^J、p_i^w、t_i^J分别是C国自J国进口商品i的国内价格、数量、世界价格(不含税价格)、关税率，则p_i^J=p_i^w(1+t_i^J)。ε_i^J=(dm_i^J/m_i^J)/(dp_i^J/p_i^J)为商品i的进口需求弹性。m_i^R、p_i^R、t_i^R分别为C国自R国进口i商品的数量、国内价格和关税率。E_i，J，R表示J国和R国的i商品在C国的阿明顿替代弹性，公式为：

贸易创造效应是指成员国之间由于关税率减免而引致的贸易规模扩大。本文中，C国与J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口关税率进一步削减，于是C国将从J国进口更多产品i，即为贸易创造效应，用公式TC_i，J=p_i^wdm_i^J表示。考虑进口商品种类的影响，C国总体贸易创造效应TC用下式所示：

由于C国自R国进口关税率不变，因此，关税率的相对变化会导致C国部分进口产品由R国转移至J国，即出现贸易转移效应。此时dm_i^J=-dm_i^R，那么(1)式分子表示为：

由于p_i^J=p_i^w(1+t_i^J)和p_i^R=p_i^w(1+t_i^R)，则(1)式分母简化为：

由此得到商品i的贸易转移效应TD_i，J为：

由于贸易转移数量不可能超过关税消减前C国自R国进口量，因此公式调整为：

在此基础上，将所有商品的贸易转移效应加总后得到C国在J国的总体贸易转移效应TD=∑_iTD_i，J。而贸易创造效应与转移效应之和构成贸易总效应，用TK表示，具体公式如下：

关税率减免对C国关税收入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进口总额不变的情况下，税率削减导致政府关税收入减少；二是由于关税率降低引致双边贸易规模扩大，即税基增长，进而提高关税收入。因此，关税收入效应用下式表示：

自由贸易区建立后，C国减免自J国进口商品i的关税率，一方面，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更加便宜的J国商品，从而增加消费者剩余，如图 1所示，消费者剩余由CS₀增加至CS₁，进而提升了进口国经济福利；另一方面，由于贸易数量的增加减少了无谓损失，在图中由DWL₀减少至DWL₁，而减少的无谓损失也将转化为经济福利。因此，经济福利效应由消费者剩余增长和无谓损失减少两部分构成，在图中表现为直角梯形面积ΔW，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t₀、t₁、m_i^J₀、m_i^J₁分别为减让前、后的关税率与进口数量。

SMART是局部均衡分析模型，假设出口商品价格外生，进口国调整关税率影响商品到岸价格。在模型中引入阿明顿弹性假设，即不同进口国的同种产品可以部分替代^[29]。本文基准贸易数据来自WITS-SMART 2021年数据(HS6分位)，以保证模拟结果的时效性。

SMART关税率变化通过设定瑞士公式^①参数a来体现，a取值范围为0~1，取值越小表明关税减让幅度越大。CPTPP要求成员国签署协定当年对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其余商品在5年内逐步达到零关税。所以，为了更好模拟中国加入CPTPP的税率变化及其动态影响，本文设定5个场景。其中，基准场景(场景1)中阿明顿弹性和a值分别设定为1.5和0，以考察关税减让的最终情况。在基准场景基础上，本文将阿明顿弹性分别改为3(场景2)和6(场景3)以体现潜在因素的影响，将a值改为0.5(场景4)和0.16(场景5)以体现关税减让的动态性。产品出口供给弹性采用系统默认值，在各场景下均取99。不同场景参数设置情况如表 1所示。

① 瑞士公式(Swiss Formula)又称“非线性瑞士公式”，是关贸总协定东京谈判中拟定的关税减让公式，现被多数国家采用，具体公式为r₁=a×r₀/(a+r₀)，其中r₀和r₁分别代表关税减让前后的关税率。

本文依据农产品涵盖范围和HS编码将第1－24章和44－46章界定为农产品，并依据国内惯例将农产品细分为种植业、林产业、畜牧业、农副业以及渔产业^[30]，各细分产业对应HS编码及主要产品如表 2所示。

TRAINS数据库提供了HS6分位贸易和关税率数据，关税率采用加权平均值。如图 2所示，2021年，中国自CPTPP农产品进口额中，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份额近40%，以水果类为主。中国水果消费量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5.19%，但产量增速相对缓慢，年均增长率仅3.51%，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因而需大量进口才能弥补国内缺口^①。畜牧业和农副业进口规模也较大，两者份额之和约占50%，而渔产业进口份额最小，仅4.64%。CPTPP国家自中国农产品进口中，种植业占据主导地位，所占份额接近45%，渔产业和林产业次之，份额分别为18.01%和16.47%。由此可见，双边农产品贸易潜力巨大，特别是种植业产品。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2021年。

② 图 2、图 3和图 4数据均来自TRAINS数据库。

在关税率方面，中国自CPTPP国家农产品进口关税率为3.69%，其中，农副业和种植业关税率较高，分别为5.13%和4.30%，其余部门差距不大，在2.50%左右。CPTPP自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率为4.97%，渔产业和畜牧业相对较高，分别为6.90%和6.71%，农副业最低，为2.35%。双方种植业均保留了较高的进口关税率，这预示着中国加入CPTPP后，双方种植业贸易将由于关税率下降而大幅增长。而双方林产业关税率较低且贸易额较小，意味着税率削减导致的关税损失较少，或将成为促成谈判的有利领域。

图 3和图 4分别给出了2021年中国与CPTPP各成员国农产品进口额、关税率及份额^③。中国农产品进口主要来自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越南等国，进口额分别为104.79、79.64、76.26和54.1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23.37%、17.76%、17.01%和12.08%。在CPTPP成员国中，日本是中国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对象，其进口额为93.52亿美元，份额达到43.80%，其他成员国受限于人口和地理因素，自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均较小。

③ 由于墨西哥2021年贸易数据缺失，故选择2018年替代。

在关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日本、墨西哥等国保留了较高的农产品进口关税率，分别为15.38%、12.96%、10.82%，而对文莱、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基本实现了零关税，由此可见，进口关税率与所占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PTPP国家中，墨西哥和日本对中国农产品保持了较高的进口关税率，分别为13.25%和7.89%，而澳大利亚、文莱、智利、秘鲁、新加坡等国家几近于0。

综上，中国与CPTPP国家存在巨大的农产品贸易潜力，若双方实现零关税，或者在贸易额较高的部门大幅削减关税率，则贸易规模可能显著提升，福利水平也将大幅改善。

本部分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31]衡量各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体公式为：RCA_i^k=(X_i^k/X_i)/(X_w^k/X_w)，其中，X_i^k和X_i分别表示i国k商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总额，X_w^k和X_w分别为世界k商品的出口额和出口总额。一般认为，若RCA_i^k < 1，则i国在k商品上竞争力较弱；若1≤RCA_i^k < 1.25，则具有中等竞争优势；若1.25≤RCA_i^k < 2.5，则具有较强竞争优势；若RCA_i^k≥2.5，则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如表 3所示，在2021年，中国农产品RCA指数为0.32，相较于CPTPP大部分国家存在明显竞争劣势，仅高于文莱和日本，与新加坡基本持平。中国农业生产成本迅速上升是导致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2003—202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多数年份均超过100%，特别是近年来，由2016年的100.10%升高至2020年的106.10%，导致农产品生产者价格指数在2020年高达115%。此外，农产品竞争力也与农业科技进步水平密切相关，《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2》指出，目前农业科技领域长期缺乏突破性进展，自2012年起，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基本保持在10亿千瓦，年均增长率仅2.02%^①，动能严重不足。

①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2003-2021年。

① 表头国别代码从左至右依次表示中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英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基础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具体到各产业，中国渔产业和林产业RCA指数相对于其他产业较高，分别为0.84和0.72，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解放渔业生产力，推动渔产业出口质量大幅提升，但渔产业组织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管理保障机制等仍有待完善，国际竞争力与先进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处于CPTPP中游。种植业、畜牧业、农副业竞争劣势较为明显，RCA指数仅高于个别国家。在种植业中，谷物类农产品RCA指数仅0.04，高昂的生产成本是其国际竞争力疲软的重要原因，比如2021年，谷物类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9.32%，其中玉米类产品^②增长16.64%，快速增长的成本极大地压缩了利润空间，严重打击了生产积极性。此外，受技术效率普遍下降影响，2014—2018年谷物类产量竟连年负增长^③，以至于《“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将其列为粮食行业核心技术攻关的重大科研项目。总体而言，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若顺利加入CPTPP，将可能遭遇国外优质产品的强烈冲击。

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水果类产品指第8章03-14目，包括芭蕉、无花果、菠萝、鳄梨、番石榴、芒果、山竹果、柑橘、葡萄、甜瓜、苹果、杏等产品；第10章谷物类产品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稻谷、大米、荞麦等产品。

③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2014-2021年。

在CPTPP国家中，新西兰农产品RCA指数最高，达到7.88，大幅领先其他成员国，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加拿大、智利、秘鲁RCA指数位于1.25和2.5之间，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澳大利亚、马来西亚、越南具有中等竞争优势；其余国家竞争力偏弱，普遍处于竞争劣势状态，特别是文莱，由于人口和土地资源匮乏，RCA指数仅为0.04，是竞争力最弱的国家。种植业方面，秘鲁RCA指数最高，为3.41，具备极强的国际竞争优势；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新西兰RCA指数也稳定在1.25以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墨西哥和越南RCA指数维持在1附近，产品竞争力居于中等水平。林产业方面，新西兰、加拿大、智利RCA指数分别为10.17、5.21和3.27，表现出极强的产品竞争力，其余成员国中，除越南外均处于竞争劣势。畜牧业方面，得益于地理和气候优势，新西兰RCA指数高达30.52，遥遥领先于其他成员国，可以预见，若中国顺利加入CPTPP，自新西兰畜牧业进口规模可能出现大幅增长。农副业方面，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RCA指数处于前两位，均超过3；加拿大、智利、英国、墨西哥、秘鲁、新加坡等国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渔产业方面，智利RCA指数最高，为8.85；新西兰、秘鲁、越南的RCA指数均超过3，具备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本部分使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CD)^[32]衡量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互补性。具体公式为：TCD_ij^k=(X_ij^k/X_i^k)/(E_j^k/E_w^k)，其中，X_ij^k和X_i^k分别表示i国对j国商品k出口额和i国商品k出口总额；E_j^k和E_w^k分别为j国和世界的k商品进口总额。TCD_ij^k>1表示两国商品贸易联系紧密，互补性较高。

结果如表 4所示，在2021年，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互补性普遍较高，其中，中国对澳大利亚、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等国农产品TCD指数均大于1，贸易结构较为契合，特别是与马来西亚和越南的TCD指数分别达到4.21和4.12，意味着双方贸易潜力巨大。种植业方面，中国与越南和马来西亚的TCD指数较高，分别为6.10和4.63，预示了双方在种植业贸易方面的巨大合作空间；与澳大利亚、文莱、日本、新西兰、新加坡的TCD指数也比较突出，稳定在1以上，整体贸易联系较为紧密；不过，谷物类贸易结合度极低，除澳大利亚和日本外基本在0.20以下。林产业方面，中国与CPTPP所有成员国TCD指数均超过1，贸易联系普遍紧密，其中，对澳大利亚、智利、马来西亚、越南的TCD指数保持在3.00~3.76，具有极强的贸易互补性。畜牧业和农副业方面，除少数国家外，TCD指数均小于1，表明CPTPP国家进口主要来自域外，同时也证实了中国该类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渔产业方面，中国与文莱、加拿大、秘鲁、英国的TCD指数分别为0.58、0.98、0.91、0.55，其余国家均大于1，产品互补性较为明显。综上，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联系较为密切，若能实现产品零关税，则中国出口规模将迅速增长。

① 表头国别代码从左至右依次表示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英国、新西兰、新加坡、越南。基础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如表 5所示，中国农产品共获得63.95亿美元的贸易创造效应和10.97亿美元的贸易转移效应，在所有产业中，贸易创造效应均大于转移效应，其中畜牧业和种植业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最为突出，特别是肉类产品(02章)，贸易创造效应高达29.06亿美元，这与其进口份额较高有关。中国农产品贸易总效应促进中国自CPTPP国家进口增长16.71%，其中畜牧业和种植业分别增长23.98%和18.67%。在种植业中，咖啡、茶及调味香料(09章)、粉制品(11章)、烟草类产品(24章)进口增长较为迅速，增长率分别为103.23%、114.43%、420.69%，表现出巨大的贸易潜力；而谷物(10章)、蔬菜(07章)等重要农产品增速相对缓慢，仅27.75%和2.76%，这意味着中国在此类产品上具备较高的自给自足能力。

① 在表 5至表 11中，关税率与进口增长率单位均是：%。其余指标单位均是：百万美元。

由于关税收入变化不仅取决于关税率，还和贸易规模有关，所以中国和CPTPP国家关税率较高且贸易额较大的行业，关税收入下降也较为明显。中国农产品关税收入总计损失16.57亿美元，其中种植业和农副业分别下降7.00亿美元和5.15亿美元，占总损失的42.23%和31.09%；谷物和肉类产品关税损失最为显著，两者合计6.92亿美元；渔产业和林产业分别下降0.43亿美元和0.57亿美元，损失相对较小。

在福利变化方面，经济福利总体增加6.61亿美元，种植业和畜牧业贡献较大，占比分别为48.51%和43.24%，其中，肉类和谷物类产品分别增长2.81亿美元和1.35亿美元，是所获经济福利最大的产品类型。渔产业和林产业的经济福利虽有增长，但贡献率较低，仅1%左右。

表 6反映了基准场景下中国自CPTPP不同国家农产品进口贸易效应。若中国顺利加入CPTPP，则CPTPP大部分国家对华农产品出口规模明显增长，尤其是加拿大和英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将分别增长30.61亿美元和10.22亿美元。在增长率方面，由于减让前中国自墨西哥、日本、英国的农产品关税率分别为10.82%、12.96%、15.38%，较高的关税壁垒导致零关税后中国自这些国家农产品进口增幅非常显著，分别达到108.51%、73.14%、85.16%。此外，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也将受益于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率的下降。

不过，文莱、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将减少对华农产品出口规模，这是因为关税减免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是贸易创造效应，金额均为正值，但由于中国自上述国家进口关税率很小甚至为零，实行零关税后，税率降幅微乎其微，因而贸易创造效应不高；另一种是贸易转移效应，在完全零关税后，由于其他国家关税率降低幅度更高而产生大规模的贸易转移效应，即贸易自由化后，中国与文莱等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会转移至加拿大等国，对于文莱等国，转移效应为负且十分显著，远远高于贸易创造的正效应，因而最终效应为负值。这意味着中国加入CPTPP，对各成员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如表 7所示，基准场景下CPTPP国家将产生20.01亿美元的贸易创造效应和5.82亿美元的贸易转移效应，促进进口增长12.10%，其中，畜牧业、种植业、林产业分别增长16.10%、14.52%、11.05%。粉制品增长最为迅速，增长率高达194.07%，极具贸易潜力，不过，谷物、水果、蔬菜等重要农产品增长缓慢，进口增长率分别为1.49%、7.28%和8.40%，这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关。除农副业外，各产业贸易创造效应均明显大于转移效应，意味着CPTPP国家会大幅增加自中国农副业进口以替代协定外国家。

在关税收入和福利变化方面，CPTPP国家农产品关税损失合计10.62亿美元，其中种植业和渔产业关税损失较大，分别为5.24亿美元和2.65亿美元，共占总损失的74.37%。鱼类产品(16章)、植物制品(20章)和蔬菜类产品最为显著，损失合计6.08亿美元。此外，CPTPP国家共产生2.91亿美元的福利效应，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分别贡献了1.25亿美元和1.01亿美元，是所获经济福利最显著的产业。

表 8反映了基准场景下CPTPP不同国家自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效应。由于减让前澳大利亚、文莱、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等国对中国农产品已经实行零关税，因此中国加入CPTPP对上述国家的贸易创造效应几乎没有影响，而且由于贸易转移效应为负抑制了总体贸易规模，虽然变化并不大，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上述国家谈判的积极性。而墨西哥、日本、马来西亚的贸易转移效应均为正值，且总效应十分显著，进口增长分别为1.78亿美元、18.23亿美元和2.56亿美元，增幅分别达到23.52%、19.49%和11.73%，意味着双方存在较大的市场潜力，从而为谈判注入积极因素。

在关税和福利变化方面，新加坡、文莱、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秘鲁的关税损失和福利增加均为0或接近于0，原因有两点：一是关税率当前接近于0，因而在中国加入CPTPP前后基本没有变化，比如新加坡仅对烟酒、糖制品、冰箱和汽车等实行特别关税率政策，而农产品为零关税；二是农产品贸易规模并不大，比如智利自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仅5.10亿美元。不过，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国经济福利显著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自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率在CPTPP成员国中最高，但进口额却很小，仅9.36亿美元，这可能与目前两国贸易协定空白有关，因此，双方存在巨大的贸易合作空间。

在基准场景下，中国和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总效应分别为74.92亿美元和25.83亿美元，增长了16.71%和12.10%，其中贸易创造效应分别为63.95亿美元和20.01亿美元，贸易转移效应分别为10.97亿美元和5.82亿美元，贸易创造效应远远超过转移效应。同时，中国和CPTPP国家福利分别增长6.61亿美元和2.91亿美元，表明双方均能从贸易自由化政策中获益。不过，双方农产品关税收入将分别减少16.57亿美元和10.62亿美元，中国损失更大。总体来看，中国加入CPTPP对双方农产品贸易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贸易潜力得以释放，但福利增加额小于关税损失额可能构成自由贸易协定推进的阻力。

表 9给出了不同场景下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进口关税率，在只改变阿明顿替代弹性的情况下(场景2和场景3)，双边进口关税率不会受到影响，而在场景4和场景5中，中国进口关税率由减让前的3.69%分别下降到3.08%和2.27%，CPTPP进口关税率由4.97%下降至4.10%和3.00%。

不同场景下关税收入和福利变化如表 10所示，改变阿明顿替代弹性没有显著影响中国和CPTPP的关税收入和福利变化，而关税削减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国和CPTPP国家关税损失分别由税率减让初期的2.24亿美元和1.64亿美元攀升至终期的16.57亿美元和10.62亿美元，经济福利分别由2.62亿美元和1.23亿美元扩张到6.61亿美元和2.91亿美元。大部分场景下，关税收入下降额大于经济福利增长额，并且随着税率减免程度增加，两者差距愈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场景1、2、3，当阿明顿替代弹性变化时，双方关税损失没有变化，这并非是因为关税收入不受替代弹性的影响，而是在终期场景下，关税收入损失达到最大，不再发生改变。

表 11列出了不同场景下中国与CPTPP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应。对比场景1、4、5可以发现，中国和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效应随关税削减幅度增加而扩大，在场景1达到最大，说明贸易潜力只有在零关税时才能充分释放。另外，理论分析表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分别受商品进口需求弹性和阿明顿替代弹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场景1、2、3中，双方贸易创造效应没有发生变化，但贸易转移效应和进口增长率随阿明顿替代弹性的增加而逐渐扩大。当阿明顿替代弹性为3时(场景2)，中国和CPTPP国家贸易转移效应分别为21.92亿美元和11.88亿美元，进口增长19.15%和14.94%；而替代弹性改为6(场景3)时，贸易转移效应分别增加至41.69亿美元和21.99亿美元，进口增长23.56%和19.67%。这意味着，产品替代性越高，贸易越容易向同盟国转移，进而导致双方进口规模不断扩大。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与CPTPP国家的模拟结果在所有场景下方向均高度一致，理论模型也与数据结果完美契合，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是稳健的。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CPTPP国家农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的基础上，利用WITS-SMART模型量化分析了中国加入CPTPP的农产品贸易效应，重点关注了不同国家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相比于CPTPP国家，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偏弱但依存关系较强。中国农产品RCA指数仅高于文莱和日本，与新加坡基本持平，林产业、渔产业竞争力相对其他产业较强，但仍处于竞争劣势。不过，中国对CPTPP多数国家的TCD指数超过1，特别是与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等国在渔产业和林产业方面贸易联系极强。第二，随着关税削减幅度扩大，中国与CPTPP多数国家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张，在零关税情景下贸易潜力完全释放。中国农产品进口规模自种植业、畜牧业部门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国大幅增长，但文莱、智利、新西兰、秘鲁等国有所下降；出口增长主要集中于种植业部门以及日本、英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家，而对澳大利亚、文莱、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等国出口规模变动不大。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创造效应，部分国家贸易转移效应由于关税变化幅度很小而产生负向影响，也因此导致这些国家贸易总效应出现负增长。第三，中国加入CPTPP显著改善了双边经济福利，不过关税损失较为严重。福利增长与贸易效应密切相关，贸易效应比较大的行业或者国家，经济福利增长也比较突出。中国种植业和畜牧业对经济福利增长贡献较大，在CPTPP国家中，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等国福利改善程度较高。但是，关税率削减对关税收入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管是中国还是CPTPP国家，关税收入损失均高于经济福利改善程度，成为中国推动加入CPTPP的消极因素。

基于上述结果，本文认为中国应积极应对CPTPP涉农贸易条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并深入挖掘CPTPP市场潜力。首先，应充分利用零关税政策缓冲期条款，保障玉米、大豆等重要农产品免遭进口重大冲击，在追求高品质进口的同时积极延展国内农业产业链，扩大小麦、水稻等主粮生产规模，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主粮“绝对安全”。其次，完善农产品检测检疫标准、绿色质量标准、海关通关标准等，实现与CPTPP标准的有效对接，以提高贸易效率和产品竞争力，加大水果、蔬菜等较强竞争力的农产品与国际市场对接范围与程度，提高农业国际合作水平。最后，加强与CPTPP成员国经贸合作，深入挖掘双边贸易潜力，一方面，加强与墨西哥、日本、马来西亚等贸易福利改善较大国家的经济联系，渐进式推动CPTPP谈判进程；另一方面，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与平台，加强与CPTPP国家政策联通与制度沟通，不断改善经贸环境，缓解谈判阻力，提高双边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以降本增效拓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