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ogic Approach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Systematically Promoting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主题谋划和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系统部署改革，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集成，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运用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思路方法，紧紧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革，并由此成为历届三中全会改革决策部署的基本遵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改革的中心议题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并围绕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相应做出其他领域的调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系统性的体制条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其他方面改革，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实际上，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到党的二十大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原则，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1]，党更加注重改革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设计，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历史性转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2]47。同时必须看到，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当前，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还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要求更高。“坚持系统观念，在实践和现实中意味着，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问题’”^[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更加注重系统集成，防止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使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合力。

现代化运动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作为“现实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4]。但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模式不是唯一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新样态，是全面系统且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5]。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依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没有可以参考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样板^[6]。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自主性”^[7]、“总体性”^[8]、“中国个性”^[9]等基本特征，具有传统文化的根基^[10]和鲜明的未来指向^[11]，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飞跃^[12]和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价值超越^[13]。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生发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14]，改革主线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整个历史进程之中^[15]，两者耦合相成、不可分割，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叙事^[16]，需要在“现代化史脉络”^[17]和“比较视野下”^[18]深入理解。从实践意蕴看，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总目标的核心要义是制度现代化^[19]，政治内涵是实现共同富裕^[20]，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彰显了社会主义对于现代化的独特价值^[21]。

综上所述，学界已有研究深刻、清晰，提供了多维度的学术视角，并且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内蕴其中的系统性特质，但基于系统理论建构这一主题的学理研究还有待深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这一系统性特质显得更为突出。为此，从系统理论视角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解析其理论逻辑、现实难点问题及实践进路，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认识，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发展规律和科学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2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2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4]。系统工程理论的基本原理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根据系统结构功能、信息反馈、竞争协同、涨落有序、优化演化等基本规律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包含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诸多要素，体现特定系统结构与系统功能。而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涨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因而要处理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为使得系统能够趋向稳定有序、表现出合目的性，就必须对一定条件下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进行优化，推动系统的演进发展。因此，为了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更好地发挥系统功能，需要对偏离系统既有状态的多重矛盾进行系统性解决，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朝着预定目标健康稳定推进。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排列、调整和运作的过程。基于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同联系，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结构，而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显示出合目的的行为。由于外部环境条件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结构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功能，作用于构成社会系统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以及生态系统，使得社会秩序能够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现代化转型相伴随的社会结构演化，不同社会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和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围绕利益得失涨落而相关联的矛盾就会增加，并日益表现为社会制度规范整合的速度滞后于结构分化速度而形成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25]，从而由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系统结构要素间的对立矛盾，必然会导致整个系统功能的劣化，造成较大程度的“秩序真空”，引起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和大量非稳定性因素的产生。面临这些现实问题的倒逼，消解因系统要素失衡而导致的结构性矛盾，从系统的全局和整体出发谋划改革，把握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思路。

“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26]，结构性矛盾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也就是说，现代化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要得以解决，在现阶段必然是通过整体性改革来达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越复杂，其整体性改革就越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27]，要“注重改革措施整体效果，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2]44，深刻阐明了改革的整体性要求。新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协调的利益关系更加敏感，需要解决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复杂，“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51，过去的单项突破或局部突进的方式无法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改革必须从整体全局出发，对构成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要素进行周密考察，对影响系统功能发挥的结构性矛盾进行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塑，守住系统质变的临界点，才能使整个系统处于最佳状态，发挥最优功能。

系统由要素构成，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28]，但这一系统“只是相对于它的子系统即要素而言的，而它自身则是上级系统的子系统即要素”^[29]。不同层次间的系统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30]。这就意味着，任何高层次系统都是在低层次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系统既需要观照子系统的协同整合，使其成为系统，又必须在高层次系统中发挥要素作用，建立同高层次系统的普遍联系。既然系统是分层次的，那么大系统的合理性和稳定性也就必然建立在子系统内部、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有序基础之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式现代化与各社会子系统之间处于稳定平衡状态。一旦某个方面出现过度超前或严重滞后的情况并进而突破了系统既有的稳定域，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衡，就会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系统进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从系统和层次的辩证联系之中把握矛盾变化，关注系统与子系统的协同耦合，促成系统间的稳定平衡。

系统相对区分的不同层次之间是相互联系的^[31]，层次性矛盾间也存在关联性。不仅相邻的上下层矛盾相互影响制约，同时也会涉及到其他系统和层次的矛盾要素变化。在现实实践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改革方针，我国经济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同时，这些领域内部也存在深层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逐渐影响和制约了经济领域的发展。为了增进各项改革相互衔接、相互支撑，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着手系统改革，促进了各项改革间的良性互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已经进入现代化转型矛盾凸显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同过去相比，需要解决的层次性矛盾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了，更加强调各领域改革在行动上的协同，“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32]8，需要根据不同层次系统的矛盾要素的变化发展协同推进改革节奏、次序和力度，“使各项改革举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2]39。

系统处于动态演化之中，“系统的元素间、元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33]。系统通过输出熵或引进负熵，将周围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吸收并转化为自身有序的物质条件，逐步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在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双向信息交换过程中，系统中的矛盾也发生了演变，旧的对立统一成分让位于新的对立统一成分，矛盾从一种典型状态过渡到另一种典型状态，并生成新的矛盾^[34]。这些新的矛盾从系统演进发展中派生而来，与旧矛盾本质相反，但又互为前提。系统在不断发展演进中，新旧双方相互渗透、相互否定，最终新的一方将取代旧的一方。旧的矛盾得到解决，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是系统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对于系统发展中产生的派生性矛盾，一些治理主体总是期望解决这类矛盾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好从化解矛盾的纠缠中抽出手来专心致志谋发展。相比于这种激进性解决方式，有的放矢的渐进性改革完善比激进的方式更容易分解阻力，得到化解系统矛盾的最优解。

系统是一个运动着的有机体，系统的“现实状态都是由其以往的状态生成演变而来的”^[35]，派生性矛盾因此具有历时性特征。反映在现实中，中国式现代化在内外动因的推动下不断沿时间轴线展开，由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这一特征决定了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派生性矛盾，不可能是同一速度，而是分阶段改革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32]10，如果改革不力，这些矛盾问题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进而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工作，“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32]80，明确了改革的渐进性要求。矛盾“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36]，纵观我国改革历程，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渐改中不断实践，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以新的突破续写和丰富中国渐进性改革的历史逻辑。在我国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情况下，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由当前社会系统派生出的其他矛盾，依然需要渐进性改革来进行完善，由点到面，减少冲突阻力，减轻社会震荡，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系统推进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中的多重矛盾与改革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定是整体性、协同性和渐进性相统一，呈现了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必然。然而，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阶段集中表现为改革设计、改革布局与改革环节上的系统性难点问题。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只有正确认识现实问题，方能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系统论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目标、整体性的改革，需要对改革目标和方向进行顶层设计。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然有了突破，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一是改革方案设计仍待全面完善。现阶段一些领域的改革缺乏对实际痛点、堵点、难点的系统梳理和总体规划，围绕具体模块的改革在改什么、不改什么、重点改什么、以什么方式改等指向上未能有统一明确、整体兼顾的方案，目标辨识模糊，各自为政、各搞一套，致使改革难以从整体效果上实现最优。二是改革利益设计亟待统筹调整。过去，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造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既得利益为寻租行为提供了市场和社会空间，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和权力的工具，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涉及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等一些深层次利益纠葛和多元利益诉求成为当前特别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与风险。如何基于普遍共识打破利益藩篱，兼顾各方利益，进行整体性利益设计，既考验我们的勇气，也考验我们的智慧。三是改革制度设计仍需科学筹划。尽管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将改革成果及时总结上升为制度，但在实际中，有些制度之间往往缺乏配套联系，各自为政、畸轻畸重，新旧制度相互缠绕交织，严重影响了系统功能的总体发挥。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造成系统“涨落”，进而影响“改革函数”的自变量增多，问题的处理也变得异常复杂，增进改革布局间的协同耦合，才能使中国式现代化各子系统之间形成1+1＞2的协同效应。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相比，现阶段各个布局间的改革协同水平仍有待巩固提升。主要表现在：一是统分布局间的改革协同矛盾。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都是系统问题，特别是现代化总体全局与战略布局间的“统”“分”矛盾。“统”得不清或者“统”得过度都会影响“分”的方向性，降低“分”的针对性，使一些领域出现了“不改不行，改了也可能不行”的两难问题。“分”得不清或者“分”得过度都会影响当前要素流动与聚合，容易造成治理主体的缺位和越位，抑或是“分”了以后出现该“统”的事没有“统”起来，“分”的经验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统”的标准要求，导致当前改革统分布局的协同弱化和滞后。二是央地布局间的改革协作难题。中央同地方的关系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治理的实效取决于央地两种治理主体的角色分工与高效合作^[37]。但就现状而言，央地协作关系还倚重于央地间以及具体领域内的事权划分，尚未形成有效的配套体系和整体性改革合力，中央和地方职责交叉、共同管理，并且土地财政下滑后加剧了央地财权事权矛盾，央地关系始终处于“收权—放权”进退失据的协作难题之中。三是区域布局间的改革协同问题。由于区域间在自然禀赋、区位优势、政治地位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再加之地方政府可能因为短时利益的考量做出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致使一些已出台的改革方案不能兼顾整体利益，横向协同乏力，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和合作成本。

中国式现代化是改革实践中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渐进渐改的实践中探索前进。因此，全面深化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在实践中对各种关系进行系统性调适，争取不同时期和各个环节能够节奏合拍，自然过渡，形成合力。当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领域出现改革“卡壳”甚至有“走回头路”的风险，其主要症结就在于改革进程中的环节衔接不畅，增加了摩擦损耗，降低了发展效率。具体表现在：一是改革目标贯通不畅。当前，有待完成的改革目标和新提出的改革目标交织叠加、脱节断档、错位越位，旧的改革目标还未落实，新的改革目标又提出新的要求，不但让已有目标悬置，破坏了改革的连续性，又使得各级治理主体疲于应对不断加码的目标要求，从而降低了改革行动的积极性。二是改革制度承接不畅。改革制度的确立往往是通过局部区域先试先行，然后总结经验形成整体性改革决策。从现实来看，一些整体性改革决策未预留可行的制度接口和衔接机制，新制度的创设与旧制度延续之间常常脱节，短效性制度难以实现向常态化、长效性制度的过渡转化，再加之改革过程中新制度的供给滞缓，容易造成新旧制度的抵牾与冲突，严重影响改革效能。三是机构改革交接不畅。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常常涉及到职能过渡、人员转隶和事权交接，但自上而下式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刚性指标要求，使得一些层级的机构改革采取“一刀切”，导致个别机构归属不明、职责移交不到位、管人与管事相脱节、财权和事权相分离、争利和推诿相并存，进而影响了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和治理效能的发挥。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其内部要素间的排斥、竞争和协同使得合目的的行为与结果间存在差异，只有经过系统性的调整优化，才能将目的变为现实，因此，通过改革推进发展是必要的，“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32]94。而改革系统效果的呈现有赖于改革设计整体优化、改革布局耦合联动和改革环节的衔接通畅，应积极探索增强改革系统集成的实践路径，进而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成效的整体跃升。

系统优化的核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优化，必须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党才能冲破“利益的藩篱”，才能承担起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强化改革顶层设计，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一是要加强对改革的整体性决策部署。要注重调查研究，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对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进行整体性决策部署，破除发展阻力。具体来讲，发展型改革要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整体性目标，进一步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文化体制机制、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决策部署；治理型改革主要立足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调整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为整体性目标，不断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民生制度体系、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生态文明体制、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决策部署，吸收各方面经验智慧，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二是要增进对顶层设计的根本利益考量。面对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的复杂局面，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和改革举措，准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和结合点，敢于触碰既得利益，做好风险研判，重点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等领域中找到突破口，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要更加重视整体性的制度体系建设。在新老改革任务叠加的形势下，党在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应重视各项制度结构建设与功能输出的系统联系和配套作用，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对改革中已形成制度框架的，要建立长效机制，对已有相对成熟经验的，要做好总结提炼，“改革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推出、对制度建设有什么作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38]，努力使各项制度互动策应、有机耦合，充分将制度的整体性优势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效能。

系统中的不同主体和不同要素都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只有观照系统要素耦合、协同联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面对改革布局协同弱化衍生出的系统性问题，高质量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促进改革系统集成、精准施策，增进改革布局间的上下贯通、条块协同、左右联动，形成合力。进而言之，一是以新发展理念打开筹划改革布局的思路。要坚持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视角系统梳理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症结，把发展需要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考量，既要加强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改革布局的目标协同、功能协同、政策协同、进度协同，又要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间的发展协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二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央地纵向治理结构调整。新发展理念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中央同地方的改革治理都需要运用动态、发展眼光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央改革措施施行要考虑政策与地方发展的契合程度，支持地方政府勇于探索、积累经验、形成制度。聚焦央地财政关系以及地方债务挑战，进一步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税分配比例、事权大小和责任归属，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拓展地方税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按照共享发展原则推进财税、土地、户籍改革，“相关地方、相关部门、相关领域要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39]，增进央地改革治理协同水平。三是以新发展理念增进区域布局间改革协同。区域布局间的改革协同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改革模式上采取同一方案、经济发展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因地制宜，促进优势互补、各展其长，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要不断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以跨区域财政支持制度改革为抓手，增强区域一体化政策供给，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建立有效的区域间长期合作机制，深化财税、土地、金融等体制改革，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消除地区分割和利益藩篱，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改革是系统的内部调整，是在保持整个系统本质属性涨落稳定的前提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实际问题，对阻碍系统演进的各个环节不断地进行否定之否定，使系统得以合目的地运行演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40]。目标导向是从将来出发谋划长远工作思路，问题导向是从已知存在的实际出发推动发展演进，二者辩证统一，贯穿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解决改革环节衔接梗阻难题，必须始终秉持这一重要工作方法，促进各项改革有机衔接。具体而言，一是坚持“两个导向”增进改革目标自然过渡。坚持目标导向要求各级改革目标要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相契合，与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目标任务相一致，不能与之相悖，目标设计要可行规范，目标实现要一以贯之。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特别注意筛选问题^[41]，要求目标设计与实现都要不断适应问题变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标准，实事求是地对原定目标进行修正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使新旧目标之间的衔接能够有序递进、融会贯通。二是坚持“两个导向”增进改革制度精准匹配。改革制度的科学性源自对制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关键问题的准确把握，同时改革目标保证了制度演进的战略方向，推动对关键问题的解决。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及时将普遍性的成熟经验转化为常态化制度，加强改革制度供给和精准施策，提高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同时，要根据目标创设制度，立足问题优化制度，依据成效检验制度，保证新旧制度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努力提高制度衔接的准度和精度。三是坚持“两个导向”增进机构改革衔接通畅。为了适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紧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及机构改革衍生出的新问题，进一步理顺党政、政企、政社、政事、部门、区域等重要关系，精简规范议事协调机构设置，推动建立和完善统分结合、归口统筹、强化协调的工作机制，统筹做好改革决策、人员转隶、职能交接、督查问责等各项工作，确保新老机构平稳过渡、日常工作有序衔接。

系统的改革要整体推进、协同耦合，但不是各项改革平均用力，齐头并进，而是要“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42]。随着改革的系统深入，既要在改革的关键领域做到“守正”，保证不犯颠覆性错误，又要大胆创新，“推出一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举措，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43]，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向着既定目标迈进。重点包括：一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新质态^[44]，“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颠覆性技术更加快速、高效地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45]。当前，新质生产力方兴未艾。要进一步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资源配置方式、新型劳动组织方式、新型财富分配方式和新型社会消费方式等新型生产关系^[44]，改造提升传统行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物质基础提升、精神资源支撑、分配公平升级、全视角的保障推进实现共同富裕进程”^[46]。二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疏通政策堵点，畅通市场循环，完善土地、劳动、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壮大民营企业，培育耐心资本，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注重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进一步推动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落实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统筹好高质量的金融开放和高水平的安全。四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24]，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的全面深化改革必定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改革。要更好发挥多边机制作用，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快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提高中西部腹地和东北地区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打造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层次性矛盾和派生性矛盾，决定了改革开放必定是整体性、协同性、渐进性相统一的系统性改革，是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完成2029年和2035年的目标任务，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问题的倒逼，“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32]25，更加要求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现阶段，改革设计拟合欠佳、改革布局协同弱化、改革环节衔接梗阻制约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推进，为破解上述难点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改革顶层设计的总体擘画，坚持新发展理念增进改革布局间的协同耦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促进改革有机衔接，坚持守正创新在关键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伟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客观实际的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更加体现出全局性改革和战役性改革、战略性改革和战术性改革、引领性改革和配套性改革相结合的系统特征，也更加需要学界以系统观念研究分析制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以便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改革新思路、新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