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Educator Running School" to "Educator Spirit": China's Exploration of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in the New Century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中教师队伍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主要矛盾，党和国家推行了系列具有标志性和战略性意义的政策举措。其中，“教育家办学”命题的提出，成为我国迈进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征程的重要标志。新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变迁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颁布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然而，教育界也出现了诸如教师管理弱化、教师形象污化、教师价值观虚化等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1998年颁布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当前加强教师队伍管理的通知》，开始重视教师队伍的管理体制、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问题。步入新世纪，“教师教育”替代了“师范教育”，一种更加强调教师专业发展持续性与连续性的新理念成为新世纪开展教师队伍建设的新指针。2002年，《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作为新世纪首个针对教师教育的专项意见颁布实施，确立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扎实推进素质教育”^[1]的目标。该意见围绕“优先发展、适度超前”的理念，部署了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为新世纪加强教师队伍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发展方向。次年，“教育家办学”的命题被正式提出，突出以重视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为核心，呼吁教师运用教育家般的教育理念与方法躬耕育人实践活动，指明了新世纪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目标。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通过加强教师教育与培训、教师管理制度和弘扬尊师重教等手段，“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 ^[2]。此后，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围绕“高素质”的核心任务开展，将教育家作为教师培养成效的一种象征和建设目标。

这一阶段，为实现素质教育的时代发展诉求，我国教师队伍的政策理念由注重“管理”到强调“建设”，其高质量建设表现为以“高素质”建设为中心，并落实到了教育家办学的理性呼唤，奠定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鲜明底色。从政策体系的构成来看，我国虽未出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项政策，但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国家教育整体发展的重要一环，体现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政策设计在顶层规划中的不可或缺性。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在我国教育事业取得稳步发展的同时，高素质教师的培育仍无法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需求。为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倡导教育家办学”和“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规划纲要的颁行不仅意味着“教育家办学”正式写入国家政策规划中，而且标志着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要求从“高素质”向“高素质专业化”的跃升。随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再一次明确提出教师队伍建设的“高素质专业化”，以此满足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对教师方面的更高要求。2012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成为首次专门为教师队伍建设而颁发的国家级纲领性文件。该意见进一步强调“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的目标，重视教师的业务水平，将“大力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 ^[4]摆放在重要地位。此后，关于幼儿园教师队伍、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的专项建设意见陆续颁发，逐级分类完善教师队伍建设举措。可见，我国为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局面，探索建立起目标清晰、分类推进、合力协调、主抓落实、部门协调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体系和保障机制。

这一阶段，我国的教师队伍建设密切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着眼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依靠专业化人才，突出教育家的专业性，以专业化教师培养专业型人才。教师队伍建设以确立标准、弥补不足、加强保障和促进落实为抓手，极力缩小教师队伍内部存在的数量差距、素质差距、待遇差距等问题。进入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在保证“高素质”建设的基础上，增加“专业化”建设要求，尤其是把培养教育家和倡导教育家办学写入相关政策文件中，为我国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建设增强内生动力。

党的十九大以后，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不充分与不平衡的矛盾愈加凸显，集中表现为区域、城乡之间的教师配置差异仍然较大，少数学科教师供给不足和高素质教师培育动力不足。我们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教师队伍建设的创新性变革。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原有“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基础上，正式提出造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更高目标，“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5]，培养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该意见还就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理顺体制机制、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等提出更高要求。该意见的颁布使教师队伍建设处于“超优先”的地位，“超优先”作为国家的政治意志和信念确立下来，这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创新^[6]。同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也明确了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目标，更加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2020年，《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明了乡村教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不仅提出要优先发展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也鼓励和积极培育教育家型乡村教师。2021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对涉及高校教师的思政素养、专业发展、教学工作、学生培养、科研创新、服务能力等领域的制度规划愈加明晰，体现了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新趋势与新要求。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将造就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学教师队伍作为建设目标，其中还提出实施“新周期名师名校长领航计划”，致力于培养一批能引领区域基础教育发展的教育家。

这一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从以往单一的教育问题转变为一项宏观的、长远的社会议题或政治议题”^[7]，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尤其是大力培育骨干教师、卓越教师和教育家型教师，进一步落实教育家办学的要求，并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基础。可以说，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始终坚持以质量为核心，建设目标逐步升级，建设制度日趋健全，建设标准渐次提升，保障力度逐渐增强，提高了政策从设计到实践的科学性，充分反映了其朝向公平化、优质化发展的建设新格局与新特征。

为响应“教育家办学”的时代号召，党和国家围绕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政策，重点就师德师风建设、标准体系建立、综合管理改革、协同统筹规划、数字技术赋能、开放灵活体系构建等方面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举措，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队伍建设体系。

师德师风建设是教师队伍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是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首抓内容。《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颁布，确立了教师在道德修养、专业素养和学习能力等方面的基本要求，突出了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意识到“基本规范”对师德建设虽然有效，但是体制机制建设仍十分薄弱。因此，2013年，以《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中小学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的出台为标志，我国开始尝试建立包括师德教育、宣传、考核、激励、监督、惩处、保障在内的长效机制。次年，《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明确了中小学教师违反师德的行为类型，制度设计更加具体化。2018年，《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发布，强化高校师德建设的责任人意识，对于出现违反师德行为的主体及相关单位要求进行追责与问责。同年，关于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的相关准则印发，建立了具有系统化和差异化的师德师风建设要点，对提升新时代教师形象大有裨益。此后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则致力于全面提升我国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注重将师德师风建设落实到教师队伍的管理全过程，从而优化教师发展的生态环境。

从“规范化引导”到“法治化保障”，我国有效引导广大教师不踩师德红线和加强道德自律。“师德养成的本质就在于教师自身的立德树人。”^[8]一方面，大力树立师德标兵与模范。新世纪以来，我国积极开展“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教育系统先进个人”等各类评先树优活动，宣传师德先进典型事迹，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示范作用。如我国从2010年开始评选“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树立了于漪、潘懋元、钟南山、张桂梅等教师的光辉形象。另一方面，公布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发挥其警示与约束作用。“传统道德观念的弱化与断层，导致公民的核心价值目标严重缺失。”^[9]与此同时，教师的职业目标定位失当等问题也随之暴露。教育部公开了多起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行为的典型案例，对教师学术不端、体罚虐待学生等失范行为进行曝光，探索建立师德负面清单制度，加快建立全员监督、政府处理的良性机制，促进优良师风、学风和校风的形成。

能力本位型教师专业发展观是我国教师专业标准建设的基石^[10]。建立标准体系成为造就合格教师并使之能朝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具言之，一是建立教师专业标准。以2004年《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确定了中小学教师掌握教育技术能力的多维标准。2012年开始，为各级各类教师制定并颁布了相关专业标准，作为教师培养、培训、准入等环节的主要依据。二是确立校长或园长专业标准。以2013年颁布的《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为引领，国家陆续颁布《普通高中校长专业标准》《中等职业学校校长专业标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等文件，为各级各类校长或园长的任职资格、培训课程、考核评价等提供具体参考。我国制定普遍性与特殊性兼顾的各类专业标准，不仅是为了严守教师准入口，提升教师专业化的水准，而且也是落实“教育家办学”倡议的标志性举措。三是制定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印发，设立了三级监测的认证体系，并对认证标准、程序、对象等进行说明。2021年，关于学前、小学、中学、中职和特殊教育等五个专业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文件下发，既有利于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也有利于加强未来教师队伍的师德践行能力、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育人能力。得益于标准体系的建立，我国教师队伍的整体素养也随之提升。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学校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分别为96.90%、87.00%、68.43%，到2012年分别增长至99.81%、99.12%、96.44%，2022年又依次增长至99.99%、99.94%、99.03%。经过长期努力，教师队伍整体面貌发生了格局性变化。

新世纪以来，我国兼顾教师队伍的整体性建设与差异化建设，以综合管理改革为核心动力，促进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完善和高质量发展。其一，加强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改革，形成了“国标、省考、县聘、校用”一体化的教师准入与管理制度，以及定期注册、动态评定的教师退出与管理制度，“从而显著提升了教师队伍整体的专业素质”^[11]。21世纪初，教育部发布《〈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教师资格的认定条件、申请程序和证书管理等内容进行了基本规定，为国家相关部门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指导。2011年，我国开始对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进行改革，将其由各省(区、市)自主组织考试改为全国性统考，制定教师资格考试大纲与标准，建立了笔试结合面试的考试形式，明确了综合考核的主要内容。2013年，国家正式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进行定期注册，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资格制度的管理改革，先由少数省份试行，再逐步推广开来。2016年，我国全面推开了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制度。在推动教师资格全国统考的同时，也探索了高校师范生免试获取教师资格的改革路向，引导师范生切实加强教育教学能力，逐步形成完善科学的教师资格管理制度。

其二，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明确了以教书育人为根本职责的多元评价改革核心。衡量教师队伍建设成效需依靠科学合理的评价，教师的选聘、任用、薪酬等也与之密不可分。以《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引领，我国“深化高等教育放管服改革，全面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充分发挥高校办学自主权”^[12]，率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展开评价改革，勇于踏入改革的深水区，提出“破五唯”，致力于打破对高校教师功利化、片面化的评价制度，探建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创新性成果培育的良好环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则面向全体教师提出，评价要求包括了注重师德师风、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与荣誉性等内容，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评价改革提供了纲领性指引，增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长久生命力。

整体性治理理论关注公民需求，注重管理建设过程中的整合性与协调性，强调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新世纪以来，“国家更加重视教师教育政策公平性的实现”^[13]，始终坚持协同统筹规划的建设思路，缩小差距，弥补短板，增加供给，协调资源向农村地区教师、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弱势学科教师等倾斜。

一是推动教师队伍的城乡协调建设，弥补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程度不高的短板。首先，针对性培养师资。从2004年《教育部关于做好为农村高中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作的通知》颁布起，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同国家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随后，“特岗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重大计划，以及《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政策，都为农村教师的数量补给发挥了巨大作用。如“特岗计划”实施以来，我国招聘该计划教师累计110万人，为农村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14]。其次，流动性补充师资。201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印发，推动城镇地区优秀的校长和教师走向农村地区学校，“将系统目标从总体增长转向均衡配置，重新界定教师要素的属性，对教师、学校之间的连接加以重组，从而推动县域教师队伍的转型性发展”^[15]。仅山东省在2018年至2022年间，全省交流轮岗的教师和校长数量就达到了18万人，其中有4.3万人是从城镇学校流向农村地区^[16]。最后，加大财政支持与倾斜。2013年，中央要求对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农村教师给予生活补贴；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实施工作的通知》再次要求提升农村地区教师的经济待遇。2022年，全国有718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乡村学校约7.3万所，受益教师达132.5万人^[17]。总之，经过多年努力，国家不仅增强了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而且“乡村教师队伍在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等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也得以逐渐优化” ^[18]。

二是增强教师队伍的建设能力，弥补教师队伍建设结构性不足的弱项。首先，纵横协调教师队伍建设的各方力量，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政策的有效执行。新世纪以来，建立了由中共中央统筹、教育部主管、国家其他部委协调的教师队伍建设行政协调机制，形成由中央到地方“逐级推进”的职责分工机制，将教师队伍建设的责任落实到各地区、各学校，切实形成强有力的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机制。其次，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实施“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优师计划”“银龄计划”等系列国家行动，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教师队伍质量进行源头性改善和流动性帮扶，优化教师资源配置，平衡教师队伍建设的空间差异。如截至2020年，我国共招募了2万多名中小学退休教师以及1 400多名高校退休教师加入支教支研计划^[19]。最后，建立教师队伍建设的协同发展模式。国家就地方性师范院校发展较为薄弱的问题实施“协同提质计划”。就少数学科教师队伍建设不全的问题，《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小学科学教师培养的通知》随之发布，及时回应时代发展对弥补教师队伍结构失衡的需要，从而增强了教师队伍的建设能力。

数字技术凭借其在数据采集、存储、分析、传播等方面的强大优势，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着广泛便捷、精准高效、自主多元的服务。一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平台的搭建，实现远程教育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自2003年起，国家通过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等专项计划，建设了“国家—省级—县级—校级”四级教师网络联盟体系，对广大教师进行远程教育培训，提升了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在“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国培计划”等国家级教师培训规划中，数字技术推动教师网络培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积极探索区域改革，凝练数字技术赋能教师队伍建设的典型经验。2018年，教育部开展了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试点行动，探索人工智能对优化教师管理、改革教师教育、创新教育教学、助推教育精准扶贫的赋能路径，形成了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的“宁夏模式”。2021年，《教育部关于实施第二批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发布，提出要推动以5G技术、人工智能、VR技术等新技术与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深度融合，增强教师对新兴技术的主动性与适应能力，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逐步推进人工智能在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广泛应用。数字时代下，“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研训部门和中小学校都在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使得中小学教师教研和培训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2023年，教育部继续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2.0”，教师参与慕课应用培训累计达到183.24万人次^[21]；72所师范院校，开放优质课程862门，共享图书馆资源及数据库近800个 ^[22]。

我国不仅是唯一在当今世界保持完整的师范教育体系的国家，呈现出完整性和规模化的鲜明特征^[23]，而且还注重调动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积极性，通过建设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来增强教师队伍建设活力。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提出要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校参与，建设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此后，《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政策均重申了这一建设目标。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国家重视师范生培养，巩固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长期以来，国家通过实施“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教师教育创新平台项目计划”等举措，把培养教育家的希望寄托在师范生身上，加强对师范院校的财政支持，对师范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了精细组织和缜密安排。另一方面，激发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主动性，发扬“双一流”高校参与教师教育的综合优势。尤其是“国优计划”的实施，表现出“以优育优”“模式升级”和“协同共育”的运行逻辑，重点利用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优势、师资优势、设备优势、生源优势等培养高素质中小学教师，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4]。2023年，部属师范大学计划招收公费师范生8 300人；计划招收“优师计划”师范生12 420人；72所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访学交流与跨校培养近900人，进行教师培训20.3万人次^[22]。

党领导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历程，既高度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主题，又充分反映了倡导“教育家办学”的价值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对教师队伍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状态的价值和事实判断。”^[25]新世纪以来我国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举措与成就，反映出教师队伍建设在基本理念、政策规划、实践行动和目标落实等方面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经验，也体现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道路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模式。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26]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内容。教育只有建立在人民满意和人民幸福的基础上，才能为民族复兴增强坚实保障。长期以来，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其践行初心与使命的基本路径。从党领导制定的系列政策来看，“维稳教育基础和满足人民对教育质量的需求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理念”^[27]，不断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制度优势和引领力度。

新世纪以来，党广泛而深刻地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成为教师队伍建设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与鲜明底色。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培育人民满意教师。教师队伍建设成效关系到下一代的培养质量。我国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些涉及目的论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在行动中探索“培养什么样的教师，为谁培养教师，怎样培养教师”。党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回应人民群众对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师德师风、专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与期盼，培育一批教育家，以此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例如，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秉持服务取向，“顺时而变、乘势而上，坚持提质培优与强化类型特色双轮驱动，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保障” ^[28]。另一方面，注重提升教师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教师作为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也必然要使教师感到满意和幸福。新世纪以来，党始终积极解决各级各类教师所关心的各项问题，不断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的经济待遇和拓宽教师的发展渠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考取教师资格和加入教师队伍，而且也在解决农村教师“进得来，留得住”的问题上取得一定成效，“终身执教，从教光荣”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

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中国道路是面对国内外形势与格局变化而不断调整与探索实践的结果，其具有历史必然性、战略规划性和发展周期性。在不同时期，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战略发展目标的改变，教师队伍建设的制度体系要与之契合，做出更新与升级。新世纪以来，教师队伍的建设内涵不断丰富，但“高素质教师队伍”始终作为常态化目标，保障教师队伍建设拾级而上，并推动教师队伍建设中国道路在发展中得以拓展。

新世纪以来，我国注重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增强了教师队伍建设制度体系的方向性、计划性和可及性，形成和发展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中国道路。其一，构建了具有周期性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通过增强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可预见性和可控制性，降低教师队伍建设中可能遭遇的潜在制度化风险，从而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相应成效，并能逐步迈向“高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中期目标实现时间是5年，其最终目标是对标“2035目标”，指导周期为17年。其二，构建了具有发展性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对涉及教师核心素养的内容长期加强建设，对反映时代变化的新要求，与时俱进地予以创新及增添。如我国始终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置于教师队伍建设首位，并将其贯穿于各级各类教师培养、培训、管理全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业务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又增加了“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的要求。其三，构建了具有带动性的教师队伍建设制度，通过试点先行，发挥示范作用，协调各方力量，保障实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如“公费师范生计划” “优师计划”、教师资格认证制度改革、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等，按照“以国家意志为轴、以由点到面为径、以上下联动为态”^[29]的政策试点逻辑，形成国家推进、地方跟进、单位响应、个人配合的制度实施模式，协同推进教师队伍的体系化建设，折射出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中国道路的规划创新与实践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是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基本思路，即发现问题、面对问题与解决问题。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清晰指出了我国现阶段教师队伍建设正面临着的地方重视程度不够、师范教育体系削弱、中小学教师吸引力不足、教师城乡结构和学科结构分布不合理等问题。直视与解决上述各项问题，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期盼更加公平和更有质量教育的必然举措，成为推进既符合国情又合乎教师队伍建设规律的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中国道路的必然选择。

新世纪以来，我国针对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系列问题，探索了精准性治理的机制。一是构筑了教师队伍建设供给的弹性调节机制。随着教师队伍建设基础的变化，我国适应性地调整供给的规模和力度，加大了事业编制、国家经费、职称评价等体制机制改革向教师队伍的供给倾斜，提高了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农村教师队伍等各项供给标准，加强教师队伍的供给能力，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的供给精准性。二是构筑了教师队伍建设需求回应机制。通过调研走访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及时了解教师数量、资格、培训、待遇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信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供需衔接，强调整体统筹，更注重逐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精准解决。如针对基础教育领域科学教育教师数量不足，制定“国优计划”；推行精准培训改革，重点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等弱势学科教师培训等。三是构筑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权责分担机制。围绕教师队伍的管理、流动、监督、培训等问题，明确了各级政府和组织机构的职权范围与建设任务，引导建立层层推进、步步落实的教师队伍建设精细化机制。就基础教育教师培训而言，国家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区域培训、承训学校、主管部门精准画像，以此支持教师培训投入、培训模式和培训治理的循证决策^[30]。因此，正是建立在对我国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方能树立对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中国道路的自信。

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奋进，是时代变革下的国家目标与人民期盼。广大教师承担着“引路人”“筑梦人”的重要职责，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根本。我国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历程，实际上也是塑造“育人共同体”的过程，需要通过系统性、协同性和开放性的多方协作，处理好教师队伍建设分散化、碎片化等问题，实现教师队伍建设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中国道路上，要想建立起这条道路的坚定信心，既离不开其光明前景的指向，也必然依赖于教师共同体建设的达成。

新世纪以来，我国在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共创共享为原则，不仅反映了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内涵，也昭示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中国道路的时代价值。其一，探索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共同体的基本共识。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提升教师综合素质，塑造教师光辉形象，使优秀人才争相从教，在职教师各显其能，保障广大教师既能携手绘就教书育人伟大蓝图，亦能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光荣感和自豪感，助力教育强国的目标实现。其二，探索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共同体的组织共育系统。教师培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师范院校与非师范院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实现了协同联动。而且，通过高校保障培养质量、政府落实就业和待遇、中小学校配合实习训练，发展了“三位一体”的共育模式。其三，探索了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共同体的共创方式。确定了教师队伍建设的各项标准，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基本水准；加强了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资源倾斜，激发这些地区教师队伍的建设活力；实施了“以优带弱”的帮扶办法，体现出教师队伍建设所追求的公平意识与价值理念；利用了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扩大优质资源的享用范围与对象，“解决各方教师合作教学难题，实现育人模式创新，形成教师教学共同体”^[31]，创新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形式与内容。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与教育强国建设保持着相互促进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共生环境下，教师队伍作为共生单位，其共创共享的建设方式无疑对实现共荣共赢的局面大有裨益。

在教育家办学的倡导中，党领导我国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尤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强烈要求，以及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渗透冲击，致使教师队伍建设迫切需要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以此凝聚和引领教师共同体朝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迈进。教育家精神科学内涵的提出，在对我国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提出新要求的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的价值驱动力。可以说，从教育家办学到教育家精神，这既是我国教师队伍从外部建构到内部提升的必然趋势，亦是从精神层面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家精神提出教师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和“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从价值层面将个体追求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进而实现“小我”与“大我”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弘扬师道文化，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古代教育总结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观点，指明了教师既要能传授知识学问，更要能为人师表，以其道德品性于有形和无形中影响学生的目标追求。教育家精神“从培育具体的个体到化育社会，达至大写的‘人’，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32]。正因如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方向性，是要建立在传承自古以来尊师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并始终与“人民性”保持高度统一。

迈上加强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新征程，我国必须要加强广大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第一，要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方向。长期以来，党以先进的理念和强有力的举措，扩充了各级各类教师的基数，提升了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职业地位，提供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政治保障、思想保障和组织保障。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强化理想信念，增强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要以高标准和高要求重点加强教师党支部和党员教师队伍的高质量建设，发挥好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使广大教师能自觉主动地肩负起为党育人和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第二，要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主抓方向。学生最重视的教师素养就是师德情怀^[33]。缺乏优良师德师风支撑的教师队伍，无法真正赢得人民的尊重。师德师风建设既要“法治”，更要“德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教师道德修养，提高教师自我约束力和内在自觉；要加强自古以来中国教师道德榜样和行为楷模的典型事迹学习与宣传，加快形成优良卓越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文化环境，引导教师队伍树立正确的育人观、知识观和文化观，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以德施教，从而真正使“人人尊重教师，人人爱戴教师”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教育家精神强调教师要有“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为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基本方法论。孔子提出“启发诱导”“因材施教”等育人之法，为解答教师如何育人的根本问题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智慧。“躬耕态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超经验意义的实践智慧。”^[34]胡瑗、王阳明、陶行知等教育家就在教育实践中论证了这些教育方法的科学性与正确性。教育家重视培养学生的知性、德性和理性，能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创造性，并关注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理应成为新时代培养教育家型教师的内在要求。

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落实，重在把握住整体建设、系统建设、优质建设的主线，尤其是围绕核心要素设定关键指标，逐步解决和实现教师关心的问题与期望。一方面，要稳步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一则要推进教师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加大对师范院校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师范生生源质量，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涵养师范生教育情怀，并探索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更多可能性，培养高素质复合型教师，推进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的科学构建；二则要明确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注重师德高尚、业务精良、结构合理等基本要求，提升中小学教师培养层次，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支持力度，创新教师培训模式与内容，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海外研修学习，致力于建设“善保教”的幼儿教师队伍、“双师型”职校教师队伍和“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等。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教师地位待遇。提高教师待遇既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是维持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的前提性工作。第一，要依靠各级责任主体的协调配合，坚持执行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标准；第二，要重点关心乡村教师、民办教师的待遇保障问题，在住房、编制、职称、进修等问题上适当倾斜，主抓落实；第三，要创新完善高校教师的收入分配机制，以增长知识价值为基本导向；第四，要加大对教师长期执教的表彰与奖励，提升教师职业地位。

教育家精神注重教师要有“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和“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强调了教师工作的职业特性与教师成长的崇高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35]这就要通过不断完善教师管理制度，为广大教师成长为具有“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的“大国良师”提供坚强保障。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深化教师管理体制改革要“由‘政出多门’趋向‘集中统筹、权责一致’”^[36]，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教师队伍高质量建设持续可行。一则完善各级教师的供给、准入制度。首先，要将获得教师资格作为从事教师工作的必要条件，完善各级各类教师资格标准；其次，要逐步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学历资格，加大研究生层次的高素质教师培养力度，优化招考选聘制度，着重选出一批真正适教、乐教且善教的教师；最后，要完善定向培养、定向帮扶的系列举措，为乡村地区、边远地区引进一批乐于奉献的优质教师。选拔“爱教之师”进入教师队伍，教师的劳动才能充分表现出自由自主的类特性，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劳动，才不会在劳动中被异化，从而发生职业倦怠的问题 ^[37]。二则完善各级教师评价考核制度。第一，要使教师专注于教书育人，避免教师奔波于开会、填表、交材料等干扰正常教学的事项，激发教师的教育活力和热情；第二，要深入推进“放管服”，制定符合教师岗位特性的多维评价体系，将师德、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维度都纳入其中，综合评定教师职称；第三，要深入推动“破五唯”，突出代表性与原创性成果的评价分量，“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最终改变现有的教师评价价值取向、评价目的、评价主体、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38]，切实打造一支能教学、能育人、能创新的教师队伍。总而言之，教师队伍建设要坚持以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推进教师队伍持续高质量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