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the Self-reform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View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理论，革命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然而，在很多时候或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被窄化为单纯的政治革命或阶级革命，即一种被压迫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运动，这使得在众多政治话语中的“革命”等同于暴力并业已成为一种习惯性表达，这进一步导致“告别革命”和“革命过时论”等话语和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如此“误读与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1]，不仅使得其原初的丰富内涵大打折扣，使得“革命”本有的生成机理和演进机制庸俗化，而且淹没了其中潜在的或尚未完全展开的自我革命思想，进而消弭了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更遑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理论擢升及对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深刻把握与深入诠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将“自我革命”提到了“制度规范体系”的高度。与之相应，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到体系化的高度。然而，问题在于，尽管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已经落幕，但革命的遗产仍然有待继承和发展；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如何始终”，把党的历史活动和革命实践及其在新时代遭遇的大党独有难题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革命叙事之中予以探讨，至今依然处于起步与破题阶段。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关于自我革命的概念界定。首先，从词源意义层面界定“自我革命”。赵秀华从“革命”一词出发，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丰富内涵，认为“自我革命”有三层含义：第一，“守正”为本，不忘初心；第二，“革故”为先，破字当头；第三，“鼎新”为要，与时俱进^[3]。尹海涛等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语义的深入与贴合本国国情的内涵更新^[4]。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界定“自我革命”。程学军等认为，党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其目标指向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方式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5]。游荃等认为自我革命是党积极应变、主动求变的意志品格，是实现“四个自我”的集中概括^[6]。

其二，关于自我革命理论基础的研究。多数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我革命的相关论述出发，寻绎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张俊认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特质所决定，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重要经验^[7]。韩萌等认为，自我革命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革命”论述的凝练升华，又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百年探索的结晶^[8]。也有部分学者从自我革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出发进行论述。韩雨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自省意识以及革新意识^[9]。徐培东等认为勇于自我革命坚持刀刃向内是对儒家修身哲学所形成的自省文化体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0]。黄金峰等认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自我革命思想为理论基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反躬自省的思想精华，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11]。

其三，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大成就、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赵付科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可分为原始性贡献、运用性创新和拓展性创新三种类型^[12]。董伟武等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惧挑战、迎难而上，以自我革命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21世纪中国化的新篇章^[13]。关于自我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术界更是有大量研究成果涌现。孙力等指出，中国共产党勇于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遏制了腐败问题，让官员们“不敢腐”^[14]。林学启等认为，一段时期内，党内党员存在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消极腐败等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着党的建设，我们必须坚持推进自我革命^[15]。

其四，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优化路径研究。寻绎党的自我革命的推进路径，多是实证性研究。张志元等认为要从党的思想建设入手，强化党的理论武装，以人民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和战斗力，使党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有力^[16]。还有部分学者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各方面来进行研究。张西力认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载体，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建设，大力反腐惩恶^[17]。王海军认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善于从群众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18]。李晓燕等认为，新征程上推进自我革命要从盯准价值原点、扎紧制度笼子、改进工作方法、延展作用半径四个维度上下功夫^[19]。陈家刚提出，要“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观念认知的结构内容、层次关系与变化机理”^[20]。

在上述四个方面之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也在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推动下，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比如程同顺等认为，协同监督是完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21]。

综上所述，学术界目前关于自我革命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内涵、宝贵经验和重大意义，包括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具体层面之爬梳，产出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但还有很多理论提升的空间，譬如，立足“革命观”或“大历史观”视域对自我革命理论的学理审视就鲜有论述。有鉴于此，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全息透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旨在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论域，并藉此着力探颐此一理论的思想原点、生成逻辑、内容体系和推进方略等，以求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审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需要先行澄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基本意蕴或科学内涵。唯有如此，本文的学理透视或逻辑论证才能获得前提性证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在最广泛、最深刻的意义上，包蕴并体现着四大革命范式或“范式革命”：哲学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自我革命。如果说哲学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思想基础或理论先导，那么，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其他一切革命则属于哲学革命在不同具体领域的实践展开或因应呈现，而在终极意义上，“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22]87，这里的“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显然就包含了自我革命。

哲学史和思想史都表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或思想批判先后经历了从天国向尘世、从宗教向法、从神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向”理路。依托这些“转向”，马克思不仅充分揭示了人的异化以及在此过程中得以形塑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重要的是直接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前提性确立。马克思原本继承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衣钵，可他后来发现，所有的黑格尔派都不过是在黑格尔哲学内部的相互掣肘，“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2]516。由此，马克思决定对德国哲学发起一场彻底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凭借这一“革命”，马克思不仅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特质，而且认为世界并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之外化，毋宁说是自然、社会和人相互联系基础上的现实的运动。吴晓明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是对形而上学之一种的批判，而是对形而上学之一切的批判。”^[23]进一步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不仅从思想最深处终结了一切或全部形而上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重要的是埋下了自我革命的思想因子，从而为之后发展并升华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革命意识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通过哲学革命得以基本确立，那么，这一叙事的实质内容则主要依托社会革命而获得。在告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必然要将目光投射到物质利益问题上来，其思想也必然从“纯粹”的理论思辨“降格”到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来。之所以发生“降格”，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物质资料的生产才是人类及其历史得以存续的先决条件，而资产阶级总是看不到甚或直接回避了物质资料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所以最终只能接受社会革命的审判。学界普遍认为，社会革命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不仅被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视角，而且由此置换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单就后者而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技术革命、所有制革命、观念和制度革命。这里仅以观念和制度革命为例展开剖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创造了强大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观念和制度本身与这种强大生产力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乃至社会震荡。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唯有实行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社会革命，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类历史变革的一般发生学机理或客观机制，而且依托其观念和制度变革，激活了先前早已存在的自我革命因子和自我革命意识，进而升华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文化和政治文化。

与社会革命侧重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不同，政治革命主要面向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尽管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是，人类依然处于虚假的共同体之中，人类孜孜以求的真正的共同体还只是一种美好想象。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需要进行暴力运动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至关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无产阶级自主觉醒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即政治革命。对此，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2]543无产阶级如果只是停留于一次性夺取政权和享受财富，那么，这种革命必然跳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列宁补充说：“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24]不难确断，无产阶级在改变客观世界时，还应当同时改变主观世界以求革命的彻底性，而改变主观世界内在地要求变革政治上层建筑以促进无产阶级的自主觉醒，这就从主体自觉层面进一步勘定了自我革命的合理性基础与正当性根据。问题在于，如何以自我革命引领无产阶级自主觉醒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乃至整个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专门的论述，我们只有到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和发展者那里寻找答案。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直接使用“自我革命”这一概念，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这一思想。作为一个历史的、开放的观念性与实践性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原本就内蕴着自我革命思想，并保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基础与合法化根据。前文论述已经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社会革命的发生根源时，就自觉不自觉地展现了自我革命思想，他们指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5]列宁也指出：“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26]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倡导的“思想建党路线”“延安整风运动”和“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等，奠定了我们党早期自我革命的基因，可称为“思想深处的自我革命”^[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上述这些关于自我革命的指向性阐述得到了明确且集中的表达，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说：“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勇于自我革命。”^[28]在这个意义上，“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29]。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原本就包蕴并体现着自我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思想，熔铸着无数共产党人的自我革命精神。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本质上不啻于“改变世界”，那么，也正是在比较视野下，自我革命就属于一种自主自觉自为地改变或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它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一道，共同驱动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自我革命这一话语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和新时代革命话语的创新性表达。”^[30]从道理上讲，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增强忧患意识，以彻底的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从现实—理论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主题主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31]，指引着百年大党开辟出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质言之，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集中出场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立足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其生成逻辑可进一步通过历史、现实、价值和文化四个维度得到精准测度。

历史既是清醒剂，又是好老师。源于这种历史清醒和自律，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延安“窑洞对”中，就与民主人士黄炎培一起探讨了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由此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毕竟属于一种“内力塑造型政党”^[32]，“内力”意味着民主只有与自我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即人民监督(包括网络监督)与自我监督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内外驱动合力以确保我们党真正做到“三不变”，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长盛不衰。有学者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第一个答案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超大型政党治理的外部路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使命任务的行动自觉，是刀刃向内，是内部路径”^[33]。习近平总书记说：“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3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宣布：“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35]不难判断，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又一政治密码，是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秘籍和制胜之道；从“第一个答案”到“第二个答案”的历史性跃迁，折射和表征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矢志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决心和信心，意味着思想深处的自我革命进入又一个觉醒年代。

问题总是产生于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是经过长期努力，一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是面对国内外“两个大局”，“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36]。可以说，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定属于一场包含自我革命在内的新的更广泛的社会革命。这种“国情”告诉我们，自我革命的新时代出场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着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而且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暴力性意蕴的理论突破，消弭了曾经十分激进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承诺，赋予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以建设性、发展性新意涵，又锻造出党对共产党长期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新认知。进一步分析，作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说到底是一个“人民党”，一直以来我们“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37]83，更遑论党在新时代接续打出的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恰恰表明执政不过是一种新的革命，譬如，执政时期的反腐败就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就此而论，“自我革命”出场的理论—现实逻辑还在于，当今时代，“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37]83。显而易见，这里的“革命工作”更多被赋予了自我革命新意涵，旨在把自我革命工作做到底。

自我革命精神的最大价值在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38]从道理上讲，“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39]，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比较视域下，“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40]，也与苏共在执政后期不重视惩治党内腐败有明显区别，后者要么因革命成功后的骄傲自满而丧失政权，要么因自身腐败等原因亡党亡国，而中国共产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40]，在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显示出能够长期执政的历史主动性。其中最大的一个缘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始终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内在地要求我们党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这事实上折射或表征着我们党在新时代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学界在这方面的论述相对较多，此处不再赘言。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明确提出，与政党文化养成有着密切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41]从这个角度回头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确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自省”“克己”理念，特别是中国人民日用而不觉的革故鼎新、修身自省等文化基因和精神品质有着深刻关联。具体地说，“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内容、思维方式、精神品格的三重耦合，内容方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自我革新和自我反省的优良传统，思维方式方面兼具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特征，精神品格方面在人格、使命、境界等领域具有契合性”^[42]。在某种意义上，自我革命原本就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43]。有鉴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业已并将继续赋予党的自我革命以丰厚的精神滋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不限于此，作为党的自我革命最直接、最现实的文化形态——廉洁文化，其对自我革命的精神助推功效，也不能熟视无睹。齐卫平指出：“廉洁文化建设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44]一言以蔽之，作为新时代政党文化的最主要形式——廉洁文化，正携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共同“涵化”着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

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一样，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开放的知识体系，而且“伴随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研究不断深入，‘自我革命’已逐步从对我们党实践活动的外在描述，延伸为对我们党精神品格的内在提炼，进而发展为内涵越来越丰富的重要理论”^[45]。这一理论业已层累出一个包括核心内涵、战略思想、基本问题、实践要求和制度规范体系等在内的丰富的内容体系，它们内在贯通、有机统一，在“本体论—实践论—价值论”层面共同构成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科学体系。

话语来源于实践，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来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一继续锻造党的革命性的伟大实践中，自我革命话语得以生成并被确认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第二个答案”，其问题导向就是要同一切影响甚至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思想做坚决的斗争。就此而论，自我革命其实也是一种斗争，一种“守正、革故、鼎新”式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突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46]进一步按照自我革命的出发点、侧重点和终极目标等的差异来划分，自我革命就可分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大属类，简称“四个自我”或“四自”。自我净化主要从理想信念层面立言，旨在通过坚定的理想信念提高自身免疫力，抵御各种侵蚀；自我完善主要从制度和监督机制来论，旨在通过构建规范、有效和完备的制度以及科学合理的权力监督和权力运行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自我革新主要从各种改革创新视角出发，通过大胆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乃至消弭腐败空间；自我提高主要就学习实践层面而言，旨在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来增强执政本领，提高执政能力，激发执政活力。“四个自我”是一个既互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业已形成依靠党的自身力量提升执政能力、净化政治生态的良好发展格局和状貌。一言以蔽之，“‘四个自我’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核心内涵”^[47]。

自我革命从概念提出到理论证成，需要经历一个实践探索与认识深化的“助产”过程。在这个“助产”过程中，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48]这是“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作为一个概念首次正式提出。根据资料显示，这一战略思想奠基于2022年1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34]习近平总书记用“九个坚持”概括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勘定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实质内容。学界普遍认为，“九个坚持”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思想结晶，不仅表征着对如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在管党治党理论创新上达到了新的高度，而且彰显出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制度创新的重大成果，从而为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毋庸讳言，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整个形成过程中，“九个坚持”战略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正如学界所指出：“‘九个坚持’的提出，使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理论框架得以确立，并由此构成一个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全面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思想体系。”^[49]历史并客观地看，“九个坚持”战略思想不仅为之后的“三个重大问题”和“九个以”实践要求提供实质性内容，而且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整个形成过程中具有奠基性、战略性意义。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回答的三大时代课题之一。面对这一课题，我们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自我革命作答，并用“三个重大问题”作为理论关节点，即为什么要、为什么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三个重大问题”是探究党的自我革命理论首先要澄明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自我革命何以成为一种理论的始源性问题。本文将“三个重大问题”称为“基本问题”，是遵循“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基本问题”表述逻辑。第一，为什么要自我革命。这里的“要”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使命任务等决定的。进入新时代，党肩负起了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的历史重任，其遇到的风险、面对的阻力，包括来自党自身的挑战都很大。面对种种复杂境遇，党必须保持初心使命并深谙“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唯有如此，我们党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住各种危险，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二，为什么能自我革命。这里的“能”不仅是就底气层面而言的，更彰显着新时代如何用好“第二个答案”以求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决心和信心。历史和现实都可以作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特殊利益。也正是基于这一份无私和坦诚情怀，我们党才拥有了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并自觉将自我监督与人民监督有机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党就一定能够创造出自律与他律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良好政治生态。第三，怎样推进自我革命。这里的“怎样”是就实践—方法论层面来论，主要回答我们党如何能够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一点至关重要且能独立成篇——譬如已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因此需要下文另行再论。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叙事发轫于党的“革命—实践”活动，当“革命—实践”活动达到一定阶段或层级时，要求党必须制定出与这一理论叙事相配套的实践要求，后者不仅是自我革命获得理论攀升的必然逻辑，而且其本身也成为自我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4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推进自我革命的“九个以”实践要求，强调指出：“在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九个问题，即：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31]其中，“第一个以”宣示了自我革命的最根本或最高层级的政治原则；“第二个以”基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揭示出自我革命的目的和任务；“第三个以”强调了自我革命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第四个以”彰显了自我革命的价值取向与历史自觉；“第五个以”突出了自我革命的主攻方向；“第六个以”明确了自我革命实践的有效途径；“第七个以”突出了自我革命的组织基础与力量保障；“第八个以”明确了自我革命的突破口与切入点；“第九个以”则基于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阐明了自我革命推进的政治智慧。整体而言，这“九个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战略部署、又有工作要求，既提出“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或船”的问题，既是实践要求，又是我们党认识、改变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宝贵经验与重大成果，体现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鲜明特色。需要强调的是，“九个以”实践要求和前文论述过的“九个坚持”战略思想，都是对我们党自我革命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只不过“九个坚持”更强调整体意义上的规律性认识，而“九个以”则侧重问题意识即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总结概括。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面对党的自我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不仅需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九个以”实践要求，而且需要着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如果说前者只是大的方向性的规划部署，那么，后者则面向具体的制度保障层面。一般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调整和约束党的自我革命主体、规范和引领党的自我革命行为、监督和落实党的自我革命工作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规范体系的总和^[50]。它主要指向“三个三”：由作为“源”的党章、作为“流”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外部领导”的监督体系形成的三元结构性板块^[51]；由政治监督、政治巡视、政治责任构成的三项工作内容；由“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民主集中制”贯穿其中的三条基本原则^[52]。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把“四个自我”纳入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序列，这与前文用“四个自我”界定或廓清自我革命的核心内涵其实并不矛盾，差异仅在于分析问题的角度或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回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本身，刘海涛尝试提出“六大任务要求”，即：“以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重点，健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体系”；“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重点，健全完善权力运行体系”；“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为重点，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为重点，健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重点，健全完善反腐败工作体系”；“以明责履责、担责追责为重点，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制度体系”^[53]。我们不仅要面向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领党—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组织固党—制度治党”之交互式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着眼于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行使权力与担当责任、“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等相统一原则来厘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内涵意蕴、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至关重要的是，要自觉投身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具体行动中去。

政治问题首先需要通过政治或学习加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55]161；“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54]166。这包含着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以及蕴涵其中的自我革命思想。揆诸当下与未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结合“九个以”实践要求，致力于如下五大战略路径的开拓。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4]477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5]党的“一个主题”和“中心任务”都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可以说，实现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然成为新时代包括党的自我革命在内的一切党的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终极目标。换言之，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和自我革命，业已并将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党史党建篇”。从道理上讲，只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凭借党的既定“主题”和“任务”获得“历史方位—道路选择”意义上的保驾护航，并依托“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获得逻辑上的自洽；从学理上讲，只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包括自我革命在内的四大“革命范式”才能形成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新概念新命题和基本原理，譬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哲理上讲，只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在不断的理论创新中创造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无论是投身于伟大社会革命的火热实践，还是致力于伟大自我革命的理论创新，其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之一。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把毛泽东思想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战略高度，进一步提炼归纳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人民江山论”新观点新立场。在百年党史中，“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江山论”早已成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创造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涌现了邓稼先、王进喜、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安徽省凤阳县十八户农民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和实施的一系列历史性变革，归根结底也是亿万人民群众“撸起袖子加油干”而干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54]391不言而喻，“人民江山论”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党在新时代所进行的自我革命伟大实践，当然也需要面向这一立场，我们党也是一直这样做的，这可以通过如下两个“事实”得到确证：第一，党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从让人民监督政府进一步发展实践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人民群众”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监督”，确保党的性质和宗旨等“三不变”；第二，通过一系列反腐败斗争不断锤炼提升党的“四自”能力，从党的自身变革出发来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内外对党的政治认同，厚植自我革命的群众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援引“靶向思维”逻辑说：“面对新时代新使命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我们要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37]216必须承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未来依然要把“人民江山论”作为其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35]从历史出发，“三个务必”是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内涵再丰富与外延再拓展；从现实出发，“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面对“两个大局”和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发出的新的思想和政治警醒，它提醒我们党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什么以及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问题意识出发，“三个务必”直接面对的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及如何走好新的“赶考”之路这样的“大问题”。进一步分析，“第一个务必”体现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确保党“不变质”，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永远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人民情怀；“第二个务必”体现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确保党“不变色”，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第三个务必”同样体现着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但主要是确保党“不变味”，要求全体党员干部接续发扬团结斗争精神，用好“斗争”这个“法宝”。显而易见，新时代发出“三个务必”这一思想警醒和政治警醒，其更直接、更现实的意义在于，让新时代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关键少数”彻底筑牢思想之基，紧绷纪律之弦，把稳行动之舵。再进一步分析，“三个务必”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的战略自信和高度的战略清醒，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自警自励的政治智慧和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责任担当。不难确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日子中，我们依然要以“三个务必”为思想警醒，誓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是一部伟大自我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相互促进、彼此砥砺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37]56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这些论述揭示了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辩证关系，彰显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既善于“尊重客观规律”，又善于“弘扬历史主动精神”。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55]7。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者，党自身的改革与党的建设也亟待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和革命保持同步。这意味着，新时代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引领—促进”关系，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事实上，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党领导的一场艰苦卓绝的社会革命，更是党面对自身的一场自我革命。质言之，正确处理好“两个伟大革命”的关系，依然是未来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或基本方略之一。

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能缺失自我革命精神的支撑引领，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党永葆青春活力或者说维系党永续发展的内在力量支撑。苏共亡党的惨痛教训提醒我们，一个政党如果缺乏自我革命精神，不能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自觉和清醒，不能战胜“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心理难关，那么，这个党迟早要走向灭亡。中国共产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对诸多大党独有难题，更是要从自身做起，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众所周知，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革命、建设与改革进程中的伟大实践和探索，熔铸着迄今为止9 800多万名共产党员团结奋斗的精神血脉，承继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依然要在未来社会革命事业和自我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切实发挥其支撑引领功效。譬如，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党依然要保持初心、坚持使命，这折射和反映着自我革命的理想信念；党面对国内外“两个大局”，坚持问题导向，审慎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折射和反映着自我革命的实践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在发展风险和挑战增多、党的精神懈怠问题比较突出的关键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作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55]327。也正因如此，党必须在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接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勇气和精神塑造自我，先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力和定力，再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实际行动释放出自我革命的效能和伟力。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原本就孕育着自我革命思想，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原点。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56]在比较视域下，自我革命是一种自主、自觉、自为地改变或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其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一道，共同驱动着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特别是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其生成逻辑可进一步通过历史、现实、价值和文化四个维度得到精准测度；其内容体系可经由核心内涵、战略思想、基本问题、实践要求和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得以全息把握。揆诸当下与未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结合“九个以”实践要求，致力于如下五大战略路径之开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人民江山论”为根本立场；以“三个务必”为思想警醒；以“两个伟大革命”为宝贵经验；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支撑引领。

作为全文的结尾最后强调，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探颐，只能算是“抛砖引玉”。未来的“引玉”之路，至少还应包含如下三方面的接续努力：(1)既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不限于反腐倡廉层面的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实现路径等之“实证性”研究，那么，它是否更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进行“返本开新”式的“务虚性”建构与检视？(2)既然学术界擘画了“大历史观”“大党史观”“大党建观”，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引入“大革命观”以求系统、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3)如果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57]，那么，前者之于后者的理论“创新突破”是否亟待进一步精耕深掘？总之，上述三个问题协同发酵，必将构成一条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且极具建设性、开拓性向度的学术进路。对此，我们充满无限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