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pirit" as an Iconic Concept: Semantic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Elucidation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入剖析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科学系统地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部署，绘制出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的战略蓝图。全会展示出“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历史韧性和实践耐力，是以“改革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生动体现。“改革精神”是“中国精神”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集中体现，极大丰富了“中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235这标志着“中国精神”作为一个重要政治概念首次提出。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2]。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3]从实践层面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新的历史坐标提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弘扬企业家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等具体要求^[4]。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学理上对“中国精神”概念语义正本清源，在实践中捕捉概念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中国精神”作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是中国人精神面貌、精神风格、精神气质的集中表征，是加快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力量，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中国精神”作为政治概念正式提出之前，学界从前提与基础^[5]、演化与整合^[6]、反思与重构^[7]、功能与价值^[8]、传承与弘扬^[9]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关系^[10]等角度，为开拓“中国精神”研究、讲好“中国精神”故事做出努力，彰显出学界追求精神之独特性的理性表达。政治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研究的繁荣。近年来，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成为学术增长点，特别是学界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所作出的努力，持续提升着“中国精神”的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

作为一个内生性的标识性概念，“中国精神”有其独特的生成语境和演进过程。本文尝试从学术、社会、政治的视角为“中国精神”概念的发展和演进建立一个综合立体的解释框架，分析“中国精神”在具体历史时期的语义发展和话语内涵，梳理“中国精神”学术阐发的基本逻辑，追溯“中国精神”的历史起源，回答政治话语影响下“中国精神”的规范形态与实践形式有怎样的发展。在研究材料方面，本文以学术文献、党和政府重要文献作为概念史研究的主要分析样本，主要有以下来源：第一，为了掌握学界对“中国精神”概念的阐发逻辑，本文对专门研究“中国精神”概念的学术著作进行收集，以“中国精神”为题名对CSSCI期刊学术论文进行检索，尽可能提升文本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理性；第二，为了挖掘“中国精神”概念的生成语境，对概念涉及的历史著作和文化典籍进行检索，以期拓展文本研究的纵深度和延展性；第三，为了厘清政治话语对“中国精神”的塑造过程，以“中国精神”为关键词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果总库”中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栏目中进行检索，进一步提升研究材料的权威性。此外，“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也是本文依托的重要电子资源。上述材料共同构成本文的文本资料依据。

学界的系统研究提升了概念的精准性、科学性和认可度并推动概念的普遍化转向。基于不同领域的学者关于“中国精神”的知识生产，有助于多角度考察概念的内涵语义。目前研究走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借由挖掘“中国精神”的理论基础以阐释概念内涵。

其一，从什么是“中国精神”的认识论角度进行探讨，剖析“中国精神”的“根”与“源”。徐伟新认为，从中华民族早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中可以窥见“中国精神”的历史源头，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治理目标、“民惟邦本”“以仁治国”“无为而治”的治理方式、“重义轻利”“和而不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相处之道等^[11]。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澄明“中国精神”的学理根基和价值导向。张三元等提出，中国精神超越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纠偏，强调“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对塑造中国精神的基础意义^[12]。薛庆超等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升华凝结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谱写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相得益彰、中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壮美乐章”^[13]。

其二，从如何把握“中国精神”的方法论角度进行阐释，厘清“中国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佘双好认为，“中国精神”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内涵应当从政治话语中进行把握，主张采取“守一望多”的策略，“守一”是指守住“中国精神”的内核，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望多”就是要把握“中国精神”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塑造的概念，持续为概念增添新的中国元素、历史特征、时代特色、国际特征和世界意义^[8]。左亚文等立足概念特征的辩证关系，即“中国精神是传统与现代、实然与应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厘定了“本体致思、思维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意志品格”在概念中的功能定位与价值意义^[14]。

第二个方面，借由探讨“中国精神”的培育传播以呈现概念样态。

其一，突出“中国精神”对人的引领和塑造，概念的育人样态在教育目标与“中国精神”的内涵契合与实践互动中得以形象呈现。刘铁芳等提出以中国精神引领个体成长，就是要做“有根、有魂、有能的中国人”，“有根”就是“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根底”，“有魂”就是“有深厚的民族认同感”，“有能”就是“有能力融入时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15]。由此可见，“中国精神”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通过“中国人”将自己对象化为客观现实，而“有根”“有魂”“有能”则标识出“中国精神”的基本维度。何小英等认为“中国精神”既是激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思想基础，又是养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品质的道德基础，还是指向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与时俱进的行动指南^[16]。“中国精神”能够具体呈现为一种思维方法、一种道德规范、一种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起着约束和导向作用。

其二，聚焦“中国精神”对中国故事的凝练和国家形象的打造，概念的传播样态在传播载体与“中国精神”内涵的交融互济中得到阐释和传达。杨凯等从英雄形象的视觉建构出发，指出“创伤性身体”表征着爱国主义、奋发自强的民族形象，“生产性身体”反映了勤劳勇敢、乐观向上的个体形象，“集体主义群像”代表了中国人践行集体主义价值观，主动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形象^[17]。李文玲从“中国精神”弘扬传播要求的角度，论述“中国精神”的“本来”“外来”“未来”三维样态，“本来”指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处事方法、美学追求、人文关怀，“外来”指经过优化改造、辩证取舍后的国外文化、理念、品质，“未来”指与日俱增的民族集聚力量、动员感召能量、厚积薄发效应^[18]。

第三个方面，借由剖析“中国精神”在不同领域的生成机制以拓展概念应用。

“中国精神”具备文学、艺术和美学的阐释力，逐渐通过文艺作品赋形于大众语境，进而延伸“中国精神”概念的叙事场域。一方面，注重“中国精神”的赋能作用。袁祖社将“中国精神”提升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立的逻辑起点和切入点的高度，认为“探究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话语建构的核心使命和中心议题”，这种“精神性存在”是“相对稳定的”以及“独特的”，从表现形式上将“中国精神”定义为一种“精神气质、心理特质和意志品质、人道情怀”，从呈现内容上概括为“一代代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7]。陈虹认为“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心理正能量，可以具体化为价值导向、精神激励、认知主导、情绪疏导、人格塑造、行为规范等形式在建设良好社会心态的过程中发挥作用^[19]。

另一方面，探析“中国精神”的淬炼过程。蒋述卓等提出新中国文学是中国精神的审美表达，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的“反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和“与时俱进精神”，南方谈话以来文学的“多元共融精神”以及新时代以来文学中的“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具体呈现，同时也是“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双向互动的结果^[20]。魏崇辉考察了“中国精神”概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发展演变，提出“中国精神”蕴含了深厚历史积淀、党的有力领导、民族强劲韧性的基本维度^[21]。潘雯将“中国精神”上升至民族审美范畴，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这一灵魂是“传统的”“文化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22]。

综上所述，学界在阐释“中国精神”概念内涵、呈现“中国精神”概念样态、拓展“中国精神”概念应用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但“中国精神”是一个需要正本清源、不断丰富内涵的概念。这是由于：第一，“中国精神”本身包含着太多元素、价值、内容，其概念愈发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和流动性的倾向；第二，“中国精神”具备“既存性概念”和“建构性概念”的双重特征^[23]，概念的内涵伴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在不断发展演化。如果不从本源上勘定“中国精神”概念，易导致其沦为抽象的话语符号和空洞表达，由此引起概念的“泛化”甚至精神的“矮化”。既有研究中从概念史意义上探讨什么是“中国精神”以及“中国精神”这一本土化概念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成果还比较匮乏，因而，立足相关文献对“中国精神”进行概念史梳理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语义的形式呈现概念在具体历史时期的内涵，是透析“中国精神”演进过程的重要方法。该方法以“语义连续性”为基础，以“概念空间”为知识导向，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寻求“解释的充分性”^[24]，能够呈现“中国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内涵，有利于筑牢“中国精神”的概念根基与知识坐标。

“中国精神”是在中国古人“日用而不觉”的日常话语中孕育萌发的。从词源上考释“中国精神”，需要从“中国”的主体意识出发，以空间的、历史的、实践的方式，建立起与中华文化和现代化实践的深层次链接。“中国文化精神发端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于唐虞，经夏、商、周三代而浩荡于天下。”^[25]从概念构词看，“中国精神”由“中国”和“精神”两个双音词构成，表明“中国精神”的研究和叙事对象是“中国”的精神面貌、精神风格和精神气质。这不仅强调了“中国精神”概念的空间范围，更在时间维度彰显出“中国精神”概念酝酿的文化底蕴，还在实践维度赋予了“中国精神”概念生长的动力源泉。对“中国精神”的文化传统和实践传统进行考察，能从本源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概念的生成脉络。中华文化为“中国精神”提供丰厚滋养，现代化实践标记“中国精神”的发展轨迹，二者共同构成“中国精神”概念孕育萌发的重要资源。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较早出现在《诗经·民劳》《尚书正义》《史记·武帝本纪》等文献之中。《诗经·民劳》注：“中国，京师也。”^[26]这里的“中国”意为“首都”。《尚书正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27]这里的“中国”范围指周人所居关中、河洛地区。《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28]此时华夏诸国将南东西北四境诸民称为蛮、夷、戎、狄，“中国”指内地华夏诸国。上述概念主要作为地理政治概念而存在，昭示“中心—边缘”格局下的中央集权和朝贡秩序。这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还相去甚远。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成为民族国家的泛化性自称，但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的简称出现，概念孕育生成的基本语境才明确下来。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精髓与民族品格，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支撑。“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精神是中华民族在人格精神、伦理情感、实践智慧及其整体的精神境界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极致。”^[29]只有自觉地深入中华文化的特征本质及其历史演进的脉络，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中国精神”概念的内在逻辑和深层结构。在商务印书馆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精神”有名词(jīnɡ shén)和形容词(jīnɡ shen)两种用法。在“中国精神”组词下的“精神”(jīnɡ shén)一词大致有三层含义^[30]：一是指人的精气、气节和元神，相对于形骸而言；二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三是指宗旨或主要意义。除了直接提及“精神”一词，在诸多文化典籍和历史著作中散落着表征古人精神气节的语句，典型的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1]“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2]“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3]8“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3]29古典文献中暂时尚未发现将“中国”与“精神”组合为固定短语的用法，但与之相近的有“国魂”“华夏精神”等。上述概念和话语的广泛传播，构成了“中国精神”起源的重要线索，可以看作是“中国精神”概念的滥觞。

真正意义上关于“中国精神”的探讨，是西方文化冲击背景下中国人民开展救亡图存的自觉探索。不少知识分子对“国民性”展开探讨，以“中国人的精神”彰显“中国精神”，通过“中国的脊梁”“民德”“民智”“民力”等指代“中国精神”，逐步丰富了“中国精神”的概念形象。首先，对“中国精神”的把握不能脱离生存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中的中国人。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说：“真正的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内敛、审慎、节制的圆融品质，就像一块经过千锤百炼的金属呈现的质感一样。”^[34]从中国人身上的独特品质可以窥见“中国精神”的概念缩影。其次，对“中国精神”的把握不能脱离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集体意识。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5]“脊梁”是“中国精神”的形象表达，点明了“中国精神”坚毅刚强的特点，使“中国精神”的概念生动形象地跃然纸上。最后，对“中国精神”的把握要勾勒出“精神”的语义维度。严复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6]这里的“民力”“民智”“民德”，指血气体力、聪明智虑以及德行仁义，点明了精神层面的智慧、品德与健康体魄同等重要，逐步充实了“中国精神”的语义维度，多角度描绘了“中国精神”的概念轮廓。梁启超提出“中国魂”概念：“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37]他结合社会现实提出的“中国精神”现实形态便是“中国魂”，是一种民族气节，同时强调军事力量、民族抵抗精神对振奋“中国魂”的重要意义，奠定了“中国精神”的语义基础。

随着概念轮廓逐渐清晰，“中国精神”从日常话语表达转向政治话语叙事。在对概念共识性理解的基础上，经由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精神”由“中国魂”的原初语义逐步拓展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双重语义。这既体现了“中国精神”语义发展的继承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全新角度呈现和诠释“中国精神”，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精神”相结合，赋予“中国精神”概念以革命指向和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内涵，明确了“中国精神”内含“民族精神”的基本语义。毛泽东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38]503，就是中国精神的具体呈现，是通过革命斗争夺取胜利的勇气和决心而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又提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38]615。此时，“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在这一时期的集中表达，代表着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英勇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还通过赞扬中国人的精神主动性刻画“中国精神”的基本特征：“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9]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精神”概念发展的里程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向全世界人民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40]，标志着“中国精神”正式拥有了自身独立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建构“中国精神”概念，“民族精神”语义得到浮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迈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精神”概念孕育出“时代精神”的语义线索，蕴含着“生产建设”的基本内涵。周恩来说：“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41]84刘少奇说：“因为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41]5271952年，中央号召整编转业建设的军队“以同样的忘我战斗精神，去学会生产建设的技术，为加强国防建设、发展国家经济而奋斗”^[42]。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建设成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基本认知，构成了“中国精神”概念的“时代精神”语义内涵，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内在变化和国家发展的建设要求。

这一时期，“中国精神”的“民族精神”语义更加明确。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要继续“以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教育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41]6，这里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语义的充分诠释。《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进一步提到：“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着高度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我们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友爱团结，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昂扬。”^[43]由此，“民族精神”语义进一步概括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对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精神”概念的精准提炼与概括。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加快了对“中国精神”概念的形象塑造和培育，“中国精神”概念形成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双重语义。一方面，“民族精神”语义及其内涵得到明确和定型。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民族精神是一种“自尊、自信、自强”的力量，需要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来培养^[44]874。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对“民族精神”概念内涵进行提炼：“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5]1260这标志着“民族精神”语义的基本内涵成熟定型，成为当今“中国精神”概念内涵的重要指向。

“时代精神”语义内涵发生创造性转变。1978年，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44]2，随即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全新政策，“中国精神”概念形象呈现崭新面貌，为拓展“中国精神”概念的语义内涵提供了重要契机。“时代精神”代表“中国精神”的概念语义频繁出现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其意涵在198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得到首次呈现：“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以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积极投入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伟大实践中去。”^[44]406“时代精神”被具体表述为“改革创新和开拓前进的精神”。党的十四大报告说：“在全党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精神，尊重科学、真抓实干的精神，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精神，谦虚谨慎、崇尚先进的精神，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44]674这是“时代精神”的具体展开。2006年，胡锦涛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45]1570，“中国精神”概念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双重语义得以交汇，“中国精神”概念的语义结构更加明晰。

“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价值和精神支柱，其概念语义在文化交融和时代演进中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时期，“中国精神”以“中国魂”为核心的原初形态得以呈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精神”概念形成了“民族精神”的基本语义，被赋予了鲜明的革命指向和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价值。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孕育出“时代精神”的语义线索，并被赋予“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建设”的基本内涵，“民族精神”语义更加明确。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之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双重语义交汇，由此筑牢了“中国精神”概念的语义结构及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方位多角度阐释“中国精神”，不断拓宽“中国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精神”注入强大生命活力，使“中国精神”概念逐渐明晰化、实践化、具体化。习近平总书记最早对“中国精神”的论述是通过“中国梦”这一目标设定实现的，点明了“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明确阐述了“中国精神”的内涵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对于“中国精神”这一宏大概念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认识论层面进行了澄明，包括弘扬“中国精神”的理论指导、践行“中国精神”的实践准则、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精粹内核以及“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更好把握“中国精神”的精髓要义提供了有力指导和切实遵循，推动“中国精神”概念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

首先，弘扬“中国精神”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46]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精神”的理论指导，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与时俱进地解决新的时代课题，为“中国精神”提供赓续启迪。

其次，新时代“中国精神”的精粹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47]；党的二十大闭幕会明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4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深刻把握了时代的主题和发展的新要求，彰显了“中国精神”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体智慧和精神力量的结晶。

再次，“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4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和道德准则，贯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对人们思想行为起着引导和规范作用，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和感召力，是“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

最后，践行“中国精神”的实践准则——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49]，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他要求，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用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0]。事实上，文化建设与精神传承二者具备很强的相关性。文化建设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措施，推动精神传承、创新和发展。文化建设既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精神传承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环境。在实践层面践行“中国精神”应当同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二者一体两面。

“中国精神”概念在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赋予其现实性。这一现实性是指这种精神必须真正成为国家或民族成员思维和实际行动的内在动力，而不是抽象的符号或口号。进一步说，这种精神需要在具体领域得到实际运用，为这一共同体所共享，并实际约束、规范着拥有这一精神的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加强“抓典型”对展示、弘扬、阐释“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概念在更广范围内发挥效用。这个典型包括典型行业群体、典型年龄群体以及典型代表。这些典型群体或代表能够在传播正能量、弘扬优秀品质、树立正确价值观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典型模范率先展示、弘扬、阐释“中国精神”，目的在于借助榜样模范的示范力和影响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弘扬“中国精神”的良好局面。通过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对典型模范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指示，准确把握实践领域如何践行“中国精神”，从而促进概念的现实转化。

首先，行业群体弘扬“中国精神”的实践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文艺工作者，“不断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51]。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闻出版工作者，“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52]。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2]。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载人航天事业工作者，“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充分展示了伟大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坚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心和信心”^[5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体育健儿，“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54]。正如山地自行车女子奥林匹克越野赛冠军李洪凤曾说：“训练吃苦了，比赛就会轻松一点，才能在赛场上升起国旗，为国争光。”^[55]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扎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业群体要更好地把握自身优势，为弘扬“中国精神”、传承中国根脉、展现大国形象接续奋斗。这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4]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和是“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4]的集中体现。

其次，关键两头弘扬“中国精神”的实践叙事。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抓住广大青年和老同志这关键两头，发挥他们在弘扬“中国精神”中的独特优势和显著作用。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视青年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多个场合论述了青年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青年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56]，提出青年要“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57]。这些要求充分激励着青年群体以实际的行动、主动的态度弘扬“中国精神”。这在《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皮书中得到印证：“新时代中国青年以更加自信的态度、更加主动的精神，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发展进程，展现出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成为正能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58]另一方面，老同志是“中国精神”的见证者和传承者，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对“中国精神”内涵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59]概言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关键两头要以弘扬“中国精神”为发力点，充分发扬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青年富有活力和创新力，推动“中国精神”的创新发展；老同志则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为“中国精神”的赓续传承提供坚实支撑。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精神”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

最后，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弘扬“中国精神”的实践叙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涌现了一大批勇于担当、敢闯敢干、无私奉献、不断创新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具备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格，深刻诠释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为全社会树立了弘扬“中国精神”的典范。优秀党员不仅在工作中勇攀高峰、追求卓越，更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锐意进取。他们敢于直面困难和挑战，勇于担当责任，不断开拓创新，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原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曾言：“百色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就是我的使命。”^[60]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的榜样作用，指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卓越的劳动创造、忘我的拼搏奉献，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61]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在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加强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加快将“中国精神”转化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力量。

概念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对概念的形塑作用，而反思概念发展过程、规范概念发展方式不仅能够促进概念的科学化、深刻化、普遍化，还能有效提升知识生产的规律性和适用性。“中国精神”作为一种标识性概念，其建构过程具备相当的典型性和复杂性。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精神”的演进充分体现了概念累积性发展的一般特征和“日常概念—学术概念—政治概念”^[62]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历史背景的深远性、时代特征的多样性和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中国精神”概念演变过程变得复杂而深刻。正是如此，从方法论层面把握概念建构的基本面向，要求以系统的观念统筹把握概念发展规律，不断强化概念的引领性和标识性。

“历史沉淀于概念，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浓缩。”^[23]概念所处的时空变化带来语义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的不同，“中国精神”自孕育生成之日起就与时代紧密相连。在中国古代，“中国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表现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坚毅的美好品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中国精神”发展为兴国安邦的精神支撑，呈现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双重语义；新时代，“中国精神”作为凝心铸魂的精神动力，展现为不同领域的实践叙事。概念与时代发展的互动，既能打磨概念的辨识度，使之成为更加规范成熟的标识性概念；又能提升概念的认可度，使之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并成为中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守正创新是概念建构的基本原则，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贯彻的原则之一。根据时代发展调整“中国精神”概念内涵，一是要对本质性要素进行提取和确定，把握概念“模糊的精确”的特点，并非时代发展中正向的积极的精神元素都属于概念的范畴；二是对扩充性内容进行捕捉和分析，避免概念被时代进程所淘汰；三是对共识性内容进行提炼和把握，实现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沟通。

“中国精神”作为一个明确概念被政治话语提出之前，学界在酝酿准备、引入界定、沟通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概念的共识性理解和概念的吸纳转化能力，决定了“中国精神”由政治话语最终确定并调适，这反过来又能提升概念在学界的研究层次。可见，“中国精神”概念的发展与调适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环节和流程，也彰显出概念的“学理性”和“政治性”的有效互动。不难看出，概念的“学理性”与“政治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这是由于，一方面，学术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追求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客观性和规范性；另一方面，政治话语往往涉及到情感认同和价值判断，带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中国精神”的“政治性”过强，会导致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偏重，概念理解容易出现“单一化”的倾向，限制了概念的可对话性。同时，又要规避概念理解碎片化及概念价值属性弱化的风险。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建构起日常话语、学术话语、政治话语之间的互动桥梁，串联起宏观叙事和微观叙事的基本场域，推动概念形成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中国精神”以何种姿态完成新的认知、新的阐释、新的创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的基本使命？毫无疑问，“中国精神”不是先在地被确定为某种固定的形态及特征，而是通过个体层面的精神创造所呈现，再经过官方话语进行提炼和表达。个体层面的人能直接触摸到时代的、现实的社会肌理并呈现出特定的精神状态，对“中国精神”的阐释具有先天优势。因此，推动概念的普遍化转向，对个体表现层面的精神内容和精神意象进行及时捕捉，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日常生活与官方话语之间的距离，是“中国精神”概念升华的重要契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4]。一方面，以更加开放的态度阐释“中国精神”，在坚持概念基本语义的基础上，对概念进行社会化处理，做到概念的可沟通、可对话，逐步扩展概念适用范围；广泛征询人民群众对“中国精神”的理解和多角度搜集代表“中国精神”的典型人物和案例。另一方面，科学规范概念的使用和理解，逐步实现不同领域概念使用的分级管控；设立“中国精神”概念要素的评判标准，厘清并区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精神与概念的关系及其对概念的意义，防止概念因无限扩张和泛化而失去其本原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57]以中国为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求研究将“中国”作为提出命题、建构理论、选择方法、确定路径的前提和关键^[63]。“中国精神”的概念研究亦是如此。必须承认，对“中国精神”的概念内涵进行抽象和概括存在相当的难度，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范式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中国”不仅标识出“中国精神”概念孕育生成的基本场域，还作为一种特定文化、普遍性知识内在地嵌入概念之中，构成概念中更鲜活更具建构性的“情境知识”，对概念理解起到“不言而喻”的效果和作用。以中国为方法探讨“中国精神”概念，至少包括三重内涵：一是“中国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是劳动人民的精神呈现；二是“中国精神”肇始于现代化进程，是民族复兴的精神集聚；三是“中国精神”发展于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感召。一定意义上，现实中的“中国精神”概念还不够饱满，不仅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来抽象概括“中国精神”的整体性特征和全部内涵，更无法描绘现实生活中复杂且鲜活的“中国精神”的个体呈现。而“中国”作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为理解“中国精神”提供优质情景和内容补充，是概念研究的无尽宝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精神”概念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书写宏大的中国社会演变史，以此拓展“以中国为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