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llenges of ChatGPT in Achiev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Coping Strategies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0]这一论断标示出我国未来一段时间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1]。可见，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学界特别重视关于“美好生活”的探讨，尤其对“美好生活”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规定性作了充分研究，如从全面性、主体性、公共性、稳定性和发展性五个方面界定“美好生活”的一般规定^[12]；从价值、需要、实践三个维度解析“美好生活”这一概念^[13]；从物质、生态、自由和精神四个维度来论述“美好生活”的基本元素^[14]，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基本维度^[15]，等等。在此，主要从“个人层面的美好生活”和“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来划分“美好生活”这一概念。这一划分的根据在于，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本质上是个人实现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是个人层面美好生活的实现是无法离开社会的，马克思曾明确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501。可见，个人与社会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进而个人层面美好生活的实现也就必然会依赖于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的实现。

“个人层面的美好生活”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个体的美好“精神”生活，这里的“精神”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意味着个体不受焦虑、抑郁、躁狂等精神性问题的困扰；二是个体的美好个性生活，这种美好生活意味着个体不受异化的侵扰，能够全面地实现其个性的发展。“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则意味着社会矛盾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并且社会自由、社会平等、社会公正以及社会法治得到有效彰显，人们若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么就可以说人们实现了“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

依循上述关于“美好生活”的界定，进一步考察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构成的挑战，发现ChatGPT将在多个方面对“个人层面的精神生活”之美好“精神”生活形成挑战。首先，从风险社会这个角度来看，ChatGPT一方面自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风险因素，另一方面它又会进一步造成人类社会的技术风险、法律风险以及价值风险等，进而加剧风险社会的风险强度，使得个体面临的未知风险更加多样、更加复杂，由此使个体陷入更强的精神焦虑之中。“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概念，指在一个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17]20。在贝克看来，当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风险社会，其中充斥着生态风险、核污染风险、化学毒物风险等。关键之处在于，社会风险强度与个人的焦虑程度呈正相关性。贝克曾指出：“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我饿！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17]57贝克将阶级社会与风险社会进行对比，突出了风险社会的特点是焦虑。的确，在面对风险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不明和无法预料后果的风险，个体的精神感受就无可避免地被害怕、焦虑所占据。ChatGPT将增加风险社会的强度，这可以从它自身的风险以及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意大利等八个国家禁止使用ChatGPT以及包括图灵奖得主本吉奥等上万名科技名人呼吁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的AI系统。这一事实展示出人们已经将ChatGPT作为一种尚无法掌控的危险物来对待，也就是说ChatGPT本身成为了危险的代名词。另一方面，ChatGPT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各种风险，已被学者们所关注，例如有论者指出，ChatGPT将滋生法律风险(如侵犯知识产权、提供违法犯罪思路等)、思想风险(如侵扰意识形态防线、危害价值观塑造等)和社会风险(如挤压就业空间酝酿极端事件)^[18]。考虑到风险社会中风险强度与个体焦虑程度所具有的正相关性，那么可以认为ChatGPT将增加风险社会的强度，从而加剧个体精神上的焦虑。

其次，从加速社会这个角度来看，ChatGPT一方面代表了科技自身的加速，另一方面它也将导致社会变革的加速，从而导致主体自身的加速，由此使得主体精神上承受的焦虑增加。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将现代社会判定为加速社会，并且详细考察了加速社会中的三种典型加速形式：一是技术的加速，它不仅表现为人员、货物、信息……在地球上运输的速度变得更快了，而且也同样包括货物被更快地生产出来、材料和能源的迅速变化以及服务的加速^[19]88。二是社会变化的加速，它意味着“指导行为的经验和期待的失效的速度的提高，以及分别在功能领域、价值领域和行为领域将某个特定的时间段确定为现在的缩短”^[19]92。三是生活节奏的加速，它分为主客观方面，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事件的缩短或者紧凑”^[19]94，在主观方面表现为“不断增强的时间贫乏、时间压力和以令人感到紧张的形式出现的加速迫力的感觉”^[19]95。“加速逻辑一旦展开，它就不会停下来，它自身已经形成了‘自我驱动’‘自我循环’的过程”^[20]。这种加速与现代社会中抑郁症的急剧增加呈正相关。在罗萨看来，现代人的抑郁状态是不断增多的压力体验，而这可能是“匆忙的变化速率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结果”^[19]291。质言之，技术加速、社会变化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压力体验，会让个体感到焦虑，甚至让个体陷入抑郁状态。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出现，本身就代表了技术的加速。此外，ChatGPT同时还会使得社会变化进一步加速、个体的生活节奏进一步加速。ChatGPT能够加速社会变化，体现在它将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劳动者生产力以及改进生产工具等方式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将通过优化研究现状梳理、优化研究数据分析等方式推动科研方式变革；将通过为教育主体赋能、教育客体赋权等方式推动教育方式变革^[18]。ChatGPT能够使得主体的生活节奏进一步加速，则是它造成社会变化加速的必然结果，因为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社会存在物”^[16]188。总之，考虑到加速问题与个体焦虑所具有的相关性，可以认为ChatGPT将会造成技术、社会变化、个体生活节奏的进一步加速，从而给个体带来更大的压力体验，由此增加个体的精神焦虑。

最后，从个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体自我竞争的角度来看，ChatGPT将会加剧这种竞争的程度，使得个体的焦虑感增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特别论及了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机器与机器之间的竞争、机器与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21]532韩炳哲(Byung-Chul Han)通过阐发其“功绩主体”概念，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推进到了个体与其自我之间的竞争。在韩炳哲看来，“功绩主体”是一种自我剥削型的主体，即“功绩主体不受外在的统治机构控制，没有外力强迫他工作或剥削他”^[22]20，并且这种主体的持久目标乃是追求绩效的最大化。韩炳哲认为，个体“和自我的竞争激化成为一种绝对的竞争”^[22]80乃是促成“功绩主体”出现的核心原因。质言之，“功绩主体”可以说就是一种与自我相竞争的主体。因此，当现代社会中的人总是想着在与自己和他人的竞争中，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超越他人的时候，那么他就陷入了竞争的重压之中，从而无可避免地产生精神上的焦虑。当下的“内卷”现象实际上已经体现出了残酷的竞争状态，而“在‘内卷化社会’的群体表达中，也能够窥探社会大众在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充满焦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症候”^[23]。ChatGPT由于其强大的生成功能，一方面会给个体创作提供较大便利，另一方面则会加剧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自我之间的竞争。个体之间竞争的加剧，将表现为各个个体争相使用ChatGPT来提高自己创造的速度和水平，而这种竞争所涉及的速度、数量以及质量与个体使用ChatGPT之前相比，均有了较大提高。个体与自我之间竞争的加剧，则表现为个体为了实现自我功绩效用的最大化，会长时间地浸泡在与ChatGPT的对话之中，以期从中获得更大的创作灵感、更大的使用价值。总之，鉴于竞争强度与个体焦虑之间所具有的正相关性，可以认为ChatGPT将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竞争以及个体与自我之间的竞争激烈化，由此增强个体的精神焦虑。

综上所述，ChatGPT将会增加社会风险，加速社会变化以及个体生活节奏，同时加剧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自我之间的竞争，迫使个体承受的焦虑升级，由此对实现“个体层面”的美好“精神”生活形成较大挑战。

美好个性生活属于“个人层面的美好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向度，它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指的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6]189，并且主体能够在对象中确认自身的本质，因为“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16]191。因此，马克思所勾勒的处于异化状态的主体就是没能实现美好个性生活的主体，因为这样的主体并没有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并且还在对象性的关系中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将使当代人的异化升格，从而对实现美好个性生活形成挑战。

首先，运用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经典论述来考察ChatGPT，会发现ChatGPT将进一步取代人的精神生产，从而使人这一主体更全面地降格为技术—机器的附属物，使得人的异化升格。马克思开创性地提出了异化理论的四个规定，即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异化^[16]163。亚当·沙夫(Adam Schaff)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涉及两个维度：一是客观的异化，指的是人创造的对象物，包括事物、制度、观念等，最终发展为统治、奴役、束缚人的对象^[24]115。二是主体的异化，它展示了主体的一种体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体感觉和自己、他人乃至世界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中，甚至于主体以物的方式来经验自己和他人^[24]193。

沿着上述区分，ChatGPT在两个维度上均使主体面临着异化升格。一方面，从客体的异化维度来看，ChatGPT相比于马克思那个时代所批判的技术—机器而言，它对人的取代，已不仅仅是对人的体力劳动的取代，而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取代。有论者甚至认为：“如果人的精神作品的创造完全被ChatGPT取代，人类将失去自己存在的全部根据，人的非人化也就成了‘垃圾化’。”^[25]当然，ChatGPT这种对人的极端的取代，从而造成对人的控制和束缚，似乎离我们还比较遥远。不过，ChatGPT的确具备了自主生成精神性内容的能力，尽管这种生产内容与人所创造的还有不小差距，但由于其吸纳了海量的内容数据，加上超强算力，并辅之以“生成预训练转换器”(Generative Pre- trained Transformer)，使得它的知识量和反应速度远超常人。ChatGPT的这种精神生产能力所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类的部分的精神性创造活动会被ChatGPT所取代。值得注意的是，ChatGPT所生产的内容具有极强的随机性。如此一来，就像商品因商品形式的存在而充满神学的怪诞一样^[21]88，ChatGPT因这种偶然生成性的原因而充满“神秘性”。在ChatGPT的海量知识、“神秘性”以及对人的精神劳动的部分取代面前，原本还属于人的独特创造力的精神生产也开始逐步受制于ChatGPT的精神生产模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体的异化层次在ChatGPT时代相比于以往而言更深了。

另一方面，从主体的异化维度来看，ChatGPT会进一步增强主体与自身的疏离感。马克思指出：“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16]159-160马克思道出了主体的异化，即主体体验到了对自身的否定、体验到了“自身的丧失”。据此而言，ChatGPT通过对人的部分精神性生产劳动的取代，进一步加剧了主体与自身的疏离感。马克思曾明确强调过，人的一种重要本质是能够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6]162，而人的精神生产活动则是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典型代表，是人借此实现自我、确证自我的根本性活动。在ChatGPT出现以前，这种活动乃是人所独有的，而ChatGPT的问世则打破了这一现实，并且由于ChatGPT在不少方面强于人本身，于是：其一，它使得人的部分精神性生产劳动在ChatGPT面前变得没有意义，或者根本无法凸显出它以往所具有的价值，例如一些简单的文献综述、程序编码等的精神创造活动；其二，它使得人的一些精神性生产劳动处于一种时刻被取代的危险境地，而这会导致主体无法在这种精神性生产活动中确证自身，反而致使主体会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例如教育、编辑、法律等领域的精神性创造活动均处在这种危险中。可见，ChatGPT在以上两方面撼动了主体的精神性生产活动，使主体不能完全地在这种精神性生产活动中确认自己，从而让主体在这种精神性活动中感到与自己的进一步疏离，由此加剧了主体的异化程度。

其次，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现代技术本质之“集—置”(Ge-stell)维度来看，ChatGPT也将进一步加剧主体的异化程度。海德格尔指认了现代技术的本质乃是“集—置”，“集—置(Ge-stell)意味着那种摆置(Stellen)的聚集者，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置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26]22。技术成为了一种中介了人之存在的对象，它代表了一种将外部世界视为可控制、可计算以及价值化的思维模式，并且人们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中介下来解蔽现实、解蔽对象，就仅仅是一种订置式的解蔽，而不是一种真正的解蔽。

沿着上述思路，当人们在技术的摆置下以一种“订置式”的方式解蔽对象时，那么对象对人们来说就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象了。对此，海德格尔论述道，“支架^①决不是人类狡计的产物；相反，它是……存在之天命的最后形态。在这一天命中，人已经从对象性的时代进入了可订造性(Bestellbarkeit)的时代：在我们未来时代的这种可订造性之中，凭借订造的估价，一切都可以不断地被支取。严格地说，再也没有‘对象’了，只有为了每一位消费者的‘消费品’，而消费者自己也已经被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27]。在这一关键性的论述中，我们需要重点把握三点：第一，在技术本质之“集—置”的统治之下，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时代由对象性的时代转换为了“可订置性”的时代，而这种转换本身就意味着对象在“集—置”之中的消隐。第二，对象的丰富特质在“可订置性”时代被简约化、抽象化了，以至于这种对象性物质只剩下唯一一种特质，即“消费品”，而这样的对象当然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象。第三，在“可订置性”时代，被抽象化的不仅仅是抽象性物质，人这一主体本身也被抽象化了，因为消费者自己也已经被摆置于生产与消费的运转之中。海德格尔抓住了技术的“集—置”这一本质，并且揭示了在“集—置”的统治下，事物的丰富特性被抽象化，只是以一种“订置式”的方式被思考，而这同时就意味着主体本身的丰富特质也被抽象化，主体将无法真正占有其本质，无法实现其丰富的个性生活，如此一来，主体便陷入了异化之中。

① 此处“支架”的英文原文为“Ge-stell”，就是集—置。

依循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之“集—置”本质的逻辑理路来分析ChatGPT，会发现ChatGPT作为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因其具有较强的精神性生产能力，将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这一技术来进行精神性内容的创造，并且这种依赖程度会进一步急速加剧，由此使得人们无法离开这一技术。然而，ChatGPT自身的“思维模式”对人类来说是不透明的，也就是说它在人类个体给定的命令下所生成的内容带有极强的随机性，因而当人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ChatGPT来替代自己的精神性生产活动、来解决自己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时，人们就典型地在通过ChatGPT自身的未知“思维模式”作为中介来思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ChatGPT将比传统的技术更加体现出它的“集—置”性本质，即它作为摆置之聚集者的本质。由此，ChatGPT相比于以往的技术存在而言，由于它具有精神性内容的生产能力，而更能展露出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集—置”之本质的统治，从而使得人们越来越只能从一种“订置式”的方式来解蔽对象，让对象消隐于ChatGPT这一技术中介之中，进而导致主体陷入更深层次的异化之中。

最后，从马尔库塞提出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理论来看，ChatGPT同样加剧了当代人的异化状态。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技术、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合，人被一种单向度的思维框架所规制，人的生活方式只能是一种单一向度的模式，因为“各种各样制度存在的实质，已不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使人们能够选择不同的操纵和控制技术”^[28]88，并且人的思维也陷入了单向度中，只有肯定性的思维。此外，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行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28]9。可见，技术被马尔库塞视为是造成单向度的人的重要原因之一。ChatGPT作为人工智能最新发展的技术，它也将进一步加剧主体的单向度状态。当人们越来越借助于ChatGPT来代替自己的思维劳作、精神性内容生产时，就一方面弱化了对自身思考力、判断力和创造力的锻炼，另一方面则将自己进一步置于ChatGPT技术的控制之下。由此，人们自然就没有相应的思维能力来突破单向度的生活模式以及单向度的思维模式，从而陷入更深层次的单向度状态之中。

综上所述，ChatGPT将通过取代主体的部分精神性生产劳动、加深技术“集—置”之本质的统治地位、深化主体的单向度状态，使得现代主体的异化升格，由此对实现美好个性生活形成较大挑战。

事实上，ChatGPT有利于提升多个行业的运行效率，从而在整体上提升社会运转效力，也将更有利于人们的生存生活。不过，ChatGPT同样也从多个方面对“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的实现构成挑战。

首先，ChatGPT将锐化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从而对实现美好社会生活形成挑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一组重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9]4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揭示，展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劳动者在自由市场上进行的特殊商品交换活动，即资本家以一定的价格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在本质上是一种非自由、非平等的交换。他认为在生产领域中，劳动力所有者“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1]205。一方面，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之所以是非自由的，乃是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劳动者的生产劳动是一种资本强制下的劳动、一种异化的劳动，“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6]159。另一方面，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之所以是非平等的，乃是因为在生产领域中，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了。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且这一矛盾是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还保留有商品经济，存在雇佣劳动形式，而这也意味着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组矛盾，即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ChatGPT的出现将锐化这一矛盾，从而对我国实现人民美好社会生活形成挑战。

其一，ChatGPT一出场就是由资本所有者所控制的，也就是说它是资本所有者为了进一步实现其资本增殖、为了抢占科技高地而创造出来的工具。事实上，当前西方文明仍由资本逻辑所统摄，这意味着资本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仍然是这个时代的特点。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21]427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机器体系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马克思这句话绝不能狭隘地局限在机器上，而应延伸地理解为科学技术同样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当代资本家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为了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势必会不断地追求技术的创新。正是在这一逻辑基础上，可以说，ChatGPT也是资本所有者为了追求更大的剩余价值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结果。由于这一技术的强大，资本所有者势必会在这一技术的加持下，更加富有、更具统治力，从而与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二，ChatGPT将被资本所有者用于生产领域，从而提升产品生产的自动化程度，特别是制造业、物流业以及零售业的自动化程度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然而，马克思已然明确指出，“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29]40。ChatGPT被用于生产领域的时候，就意味着生产机器本身的不断改良和进步，而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却是工人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在此意义上，ChatGPT无疑会锐化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其三，ChatGPT作为一种无偿占有劳动者之数字劳动的科学技术，也会进一步加剧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性。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了“非物质生产劳动”，它指的是“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30]。劳动者与ChatGPT之间的“交流互动”既是一种数字劳动，也是一种非物质生产劳动，因为这种互动，既生产了数据，又生产了一种交流。ChatGPT之所以能展现出如此强劲的“理解能力”和“生成能力”，就在于它占有了大量数据，也就是说庞大的数据量是它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然而，劳动者与ChatGPT之间的“互动交流”，其实就是一种劳动者向ChatGPT投喂数据的过程，是一种资产所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数字劳动的过程，是一种资产者剥削劳动者非物质生产劳动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ChatGPT加剧了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性。

其次，ChatGPT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锐化社会矛盾，从而对实现美好社会生活形成挑战。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数字化生存》一书再版时承认，“尽管智识的、经济的以及电子的骨干设施都取得了飞速增长，但无所不在的数字化并没有带来世界大同”^[31]，反而加剧了贫富鸿沟，并且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在数字鸿沟仍然存在的当前世界，ChatGPT的应用也将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加剧我国的数字鸿沟。其一，在接入层面，由于ChatGPT需要一定的准入费用，需要有网络及网络终端等，而这将导致那些还没接入网络的群体以及不能负担准入费用的群体无法接入ChatGPT，由此造成无法接入ChatGPT的群体与能够自由接入ChatGPT的群体之间数字鸿沟的加大。其二，在使用层面，即使那些能够自由接入ChatGPT的群体之内仍然存在数字鸿沟，其原因在于那些知识水平高，且善于运用高新技术提升自身技能的人，更能够充分、有效、合理地运用ChatGPT这一技术。因此，ChatGPT在使用层面上将造成善于运用ChatGPT的群体与不善于运用ChatGPT的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的加大。其三，在结果层面，ChatGPT会使得那些善于运用ChatGPT技术的群体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自我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效益，从而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最后，ChatGPT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性，使得维护社会正义的成本增高，由此锐化社会矛盾，从而对实现美好社会生活形成挑战。“社会公平，是就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的，体现的是人们之间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32]可以说，当前世界还没有一个绝对公平的社会，而各个国家为了构建相对公平的社会，都在做着各种不同的努力。正是在这种本来就存在不公平的社会基础上，ChatGPT的出现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典型的场景发生在有关人类创作作品的评奖评优中，尤其是明确禁止使用ChatGPT或人工智能技术的评奖中，而个人或团体借助于ChatGPT的创作能力来创作作品并参评该奖项。原因在于个人或团体创作的作品是否借助了ChatGPT技术，目前是无法甄别出来的，这就使得类似的这种评价在ChatGPT技术不可控影响之下，变得无法确保公平性。如德国摄影师鲍里斯·埃尔达森(Boris Eldagsen)运用AI生成的作品获得“2023年索尼世界摄影奖(SWPA)”创意类别优胜奖，就突出地展示了AI的出现会加剧这种奖项评选的不公平性。ChatGPT目前虽然还无法处理图像，但它在文学创作、电影剧本、广告文案等领域，是足以引发类似不公平现象的。在此意义上，ChatGPT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性。

综合来看，ChatGPT将锐化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社会不公平性，从而对实现人民美好社会生活形成较大挑战。

尽管我们勾勒了ChatGPT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但对于ChatGPT仍需辩证地加以看待，既不可对之盲目乐观，也不可对之断然拒绝。ChatGPT作为人类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提高工作效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人的脑力劳动等方面，的确有其独有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忽视ChatGPT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风险。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站稳维护人的生命、维护人的生存、促进人的美好生活之实现的基本立场，尽力解决ChatGPT所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生存。基于此，我们试图从三个层面概括应对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带来的挑战之策略。

其一，在思想层次上，深化认识能力，透析人与ChatGPT之间关系的本质，在运用ChatGPT方面形成共识。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没有技术的存在人们也就不能生存”^[33]。技术早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同实证知识和政治行动的渗透一样”^[34]。马克思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曾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6]602。马克思将技术与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发展建立了深刻联系，而当我们进一步联想到马克思将个体视为社会存在物^[16]188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借助于社会这一中介，同时隐晦地交代了技术与人的生存之间所具有的深刻联系。概言之，技术发展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也会促进人的发展，要点在于技术乃是由人创造的，因此，“技术—社会—人”这三个要素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乃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通过强调“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21]493，表明了他并不担心技术本身，而是担心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这就是说，技术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其背后都是使用它的主体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面对ChatGPT对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所形成的各方面挑战时，首先必须要认识到的就是，在人与ChatGPT的关系中，人才是关键。用一个极端的说法来说，当所有人都本着善意的目的来使用ChatGPT时，那么ChatGPT的负面效应将会降到最低。但是，“所有人都本着善意”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不过，恰恰当人们在面对ChatGPT时，形成共识，即要约束、规制、引导使用它的主体，就已经为解决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形成的挑战这一问题提供了最根本的解决思路。

其二，在宏观实践层面，坚持国家作为应对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形成挑战的主体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因此，以国家之力来主导和发展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就不仅能够较为有效地突破ChatGPT的资本逻辑应用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而且能够整合整个国家的力量来真正使ChatGPT更好地造福于人民。此外，由国家来主导和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整体协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主体、应用对象、应用场景、监管主体等多方面的要素，实现各方面要素的有机整合，从而使得ChatGPT的应用处于一种良性的关系网之中，如此便能减少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造成的负面作用。

其三，在微观实践层面，针对ChatGPT对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所造成的各种具体挑战，则需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针对ChatGPT取代人的一部分精神性生产活动而造成主体的更深层次异化这一点，需要人们更加注重培养那种无法被ChatGPT所取代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性创造活动。比如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对技术的追问和艺术性的思考就属于这种无法被ChatGPT所取代的思维模式和精神性创造活动。因为艺术既与技术之本质有亲缘关系，又与技术之本质有根本的不同^[26]40，并且“艺术乃是一种惟一的、多重的解蔽”^[26]38。前者确保了“对技术的根本性沉思和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26]39能够在艺术领域内进行，后者则确保了艺术的解蔽模式能够超越于技术的“订置式”的解蔽方式。当人们牢牢抓住了这种独有的思维模式，就不必担心自己会沦为ChatGPT的附属物了。另外，针对ChatGPT对实现“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所造成的挑战，则需要构建工资权益、休假权益、学习能力提升权益、数字化能力培训权益等权利保障体系，以实际的政策矩阵确保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尽最大努力缓解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及其不平等性，由此缓解ChatGPT所加剧的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Chat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一经问世，便受到了世界各领域人士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乐观者透过它看到了“生产力极大发展”与“人之解放”的希望，悲观者则透过它看到了“人的消亡”。其实，技术生存是人之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向度，技术之发展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因此，面对ChatGPT这样的高新技术，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深度反思它的弊病，并着力解决这种弊病，以便真正地造福于人、造福于人类社会。将ChatGPT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进行联系性研究，深度挖掘ChatGPT对实现“个人层面的美好生活”与“社会层面的美好生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既拓展了学界关于ChatGPT研究的视角，又有助于规制ChatGPT的发展，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生存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关于ChatGPT尚有诸多问题值得学界加以深入探讨，包括ChatGPT造成的产业结构调整、ChatGPT所带来的各类社会风险以及ChatGPT的资本主义应用，等等。总之，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对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开深度批判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