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 Cognitive Warfar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Late Cold War and Its Contemporary Revelations

“认知战”概念是美国《信号》杂志数字新闻媒体总监金伯利·安德伍德(Kimberly Underwood)于2017年8月在其发表的《认知战将成为战场的决定性因素》^[1]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指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通过影响目标国民众的认知过程，渗透、削弱、征服或摧毁其认知机制，引发目标国民众思维扭曲进而改变其认知水平并产生负面影响的行动模式，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教育、社会、艺术等领域^[2]。认知战的最大特点是技术特征突出、聚焦心灵和思想战场、时空机动立体、影响长期且隐蔽，涉及目标领域十分广泛。认知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科技时代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新媒体、认知科学等前沿科技领域的发展和人类对战争的认识不断深化，聚焦人脑认知空间的冲突与对抗将逐渐成为认知战的主战场^[3]。

尽管认知战这一概念正式问世较晚，但它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冷战后期，被美国实际运用到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话语权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对冷战后期美国认知战的研究，国内外学术界起步均较晚，不少学者借用心理战或宣传战概念来进行认知战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国外学界代表性成果有尼古拉斯·J.卡尔的《冷战与美国新闻署：美国宣传与公共外交，1945—1989》^[4]421-535一书，对美国新闻署的建立、发展演变以及在全球开展的宣传和公共外交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涉及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均冠以“宣传和公共外交活动”之名。作者在进行宏观论述的基础上选取诸多个案深入研究，是一部专题研究美国对外宣传、公共外交以及实质性认知战的经典之作。

国内学界对美国认知战的研究起步较晚，2025年2月15日中国知网“认知战”主题检索共得到187条结果，其中“美国认知战”15条，“美苏认知战”1条，“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0条。上述成果主要聚焦五个方面：

一是冷战后美国对华认知战研究。郭永虎等认为，认知战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心理战的时代延续，在技术层面是美国对华舆论宣传战的“升级版”和“加强版”，在现实动因上渲染“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对立，强化综合威慑效果是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初始动机^[5]。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及军事安全等领域发起了对华认知战攻势，企图颠覆世界对中国形象的传统认知。比如在涉港议题上，美国以维护香港民主、人权为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实施大量涉港制裁^[6]；在涉台议题上，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报告数量显著增加，将美国自身视为台湾当局的“支持者”和台海冲突的“调和者”，对中国“全面对抗”的认知态度进一步深化^[7]；在涉疆议题上，西方反华势力炒作所谓“强迫劳动”谬论，对我国进行系统性污名化，削弱中国的国际声望，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8]。美国对华认知战对我国的国际形象、意识形态安全、民族团结等都造成了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不断升级，中国要将认知战的应对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着力构建互联网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抢占人工智能等认知前沿科技制高点，有效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罗昕等指出，鉴于美西方国家所开展的认知战呈现出战略叙事、多元主体参与、智能技术驱动三大特征，“我国应从叙事、主体、技术和制度四个层面建立相应的认知战响应体系”^[9]。

二是美国认知战略发展演变研究。李艳等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大量积累认知战经验，并将其制度化和理论化；冷战后期，美国认知安全战略布局基本成形；新时期社交网络、人工智能、算法分发等新技术对传统信息生产方式和传播结构造成冲击，美国认知安全观念与策略也相应调整与深化”^[10]。从美国认知安全战略演进过程来看，其核心理念不变但主要目标对手不断调整，机制范式不变但机构部门不断调整。当前，美国通过强化技术赋能拓展认知安全空间、丰富认知战手段，认知安全策略显现建构主义倾向，认知安全议题亦成为其加固联盟的重要基石。随着科技创新能力对认知安全的影响不断加深，军事领域的认知战与物理战界限更趋模糊。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加强战略预置、丰富战术机制、全面评估新兴技术风险与机遇是有效应对认知安全风险的应有之举。

三是美国认知战特点、手段及反制研究。盛玉红以经贸、新冠疫情、民主人权三个领域为重点，对美国近两届政府发动的对华认知战进行系统回顾，总结中国反制实践与成效，就未来反制措施提出思考与建议^[11]。

四是美国认知战与大国博弈研究。门洪华等强调，认知域已上升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疆域，“美国和北约认知战项目正在由理论研究向战略制定、手段开发和实践操作层面加速演进，其概念、目标、实现途径和手段方法日渐清晰；美国在认知域的基本战略布局、战略指向明朗化，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举、绝对安全观驱动下的地缘政治扩张、持续针对中俄并深化对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是北约发起认知战攻击的一个典型案例，凸显了数字时代大国在认知域博弈的新特征^[12]。

五是冷战时期美苏认知战研究。郑安光探讨了1980年艾滋病在美国出现后美苏两国围绕艾滋病溯源问题展开的认知战，“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部门采取‘积极措施’，以‘艾滋病是美国军方制造的生物武器’为核心信息发动对美国的宣传和政治攻势”；里根上台后，美国专门成立了“积极措施工作组”来应对苏联关于艾滋病起源问题的舆论攻击；最终，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政策的实施和美苏关系的缓和使这场认知战逐渐式微，但却成为苏联最终改变颜色的催化剂^[13]。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界主要聚焦美国对华认知战及美国认知战发展、特点、手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关于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研究成果甚少，对于引发苏联国内动乱并最终解体的美国认知战仍未引起国内学界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档案及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缘起、手法、影响及其当代启示进行专题研究，从认知战视角解析冷战后期苏联国内动乱并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以史为鉴，指出苏联解体这一惨痛历史教训对当代中国应对美国认知战的启示。

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冷战进入最后决战，为了一举击败苏联并赢得冷战最后胜利，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14]里根上台后，决心趁苏联深陷阿富汗及国内矛盾积重难返之际，对其进行最后一击。里根政府迅速调整对外政策，在不断加大军事投入、加强对苏联公开威慑和遏制的同时，借助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对苏联发起认知战攻势，以此摧毁苏联社会制度根基，掌控其意识形态话语权，最终“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14]。为了有效开展认知战，里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美国认知战提供了政策指引和经费保障，下决心与苏联大打一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战。

早在竞选总统之时，里根就告诉支持他的选民，美国及其盟友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全球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使苏联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难以得逞^[13]。里根认为，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只有在全社会达成冷战共识且通力合作下才能应对这一挑战。里根决定调整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结束卡特政府时期的缓和政策，以便逐步勒紧“挂在苏联脖子上的那条炙热的项链”^[15]380-386。1981年12月14日，里根签署了行政命令《美国情报活动》(编号12333)，旨在授权美国中情局局长“确保特别活动的实施”^[16]以进一步提高对苏联“特别活动”的效率，其中包括为美国对苏联开展认知战提供情报。里根政府认为，美国不应当为了缓和两国紧张关系而做出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而是要与苏联针锋相对，用“真理”和“真相”将苏联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彻底打败，夺取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为了有效开展对苏联的认知战，里根政府在组织机构方面进行了人事调整。首先，任命威廉·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上任后，立即对中情局内部进行整顿，重点是情报和隐蔽行动两个方面：第一步是加强对苏联情报的收集工作，为此设立了一个收集、分析和评估来自全球各地特别是苏联情报的“全球问题办公室”(Global Issues Office)，赋予该办公室隐蔽行动和认知战的使命。凯西还加强了中情局全球各地情报工作站的力量，责令必须加强对苏联情报的收集，要求每月必须提交一份有关苏联的公开和隐蔽宣传的报告，确保中情局能够及时采取行动^[15]380-386。其次，任命查尔斯·维克(Charles Wick)为“美国国际交流署”(USICA)署长，维克上任后不久将国际交流署恢复为“美国新闻署”(USIA)并担任署长，就如何对苏联开展认知战展开专题讨论^[17]。里根要求维克放开手脚，积极主动地反击苏联在全球的反美宣传活动。在里根的大力支持下，维克将美国新闻署在全球的认知战主题确定为：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的政治和安全政策；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解决能源问题；变化世界中的美国社会；美国的艺术、人文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同时将对苏联的认知战主题细化为：通过各种手法向苏联民众宣传美国的民主制度、优越的生活方式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呼吁苏联及其追随者尽快解决本国面临的人权问题；反对苏联的极权统治和恐怖主义政策；促进苏联国内民主制度的建设；联合爱好和平的国家来揭露和抵制苏联非法生产和贩卖毒品等^[18]。维克将这些主题以报告形式于1981年9月9日提交总统审阅，里根立刻批准了维克提出的认知战主题，授权美国新闻署全面负责对苏联的认知战。维克仿效杜鲁门政府时期的“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将对苏联的认知战定名为“真相计划”(Project Truth)。里根下达特别指令，要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鼎力支持美国新闻署的这一计划，必要时直接参与美国新闻署对苏联的认知战。为了确保认知战的有效性，美国与盟国建立情报共享机制，新组建跨部门“决策小组”负责收集和处理情报，然后将这些情报提供给参与认知战的各部门，确保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有效性^[19]。从公开的有关“真相计划”档案看，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在苏联民众中达成这样的认知：美国是民主的灯塔、自由的化身以及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而苏联则是“邪恶帝国”(Evil Empire)^[20]，是专制的化身和他国主权的践踏者^[21]。决策已出，目标已定，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大幕徐徐拉开。

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主要手段有三种：通过美国之音对外广播来影响苏联民众的认知；通过自由电台来煽动苏联国内的反政府情绪；通过军事威慑和政治施压来影响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这些手段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确保美国对苏联认知战的有效性。

为了影响苏联民众的认知，使他们放弃苏联现有的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西方意识形态，隶属于美国新闻署的对外广播系统美国之音对苏联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认知战攻势。

“这里是美国，我们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有些令人欣喜，有些令人不安，我们将把这些新闻——真相带给你们。”^[22]美国之音每天都以这样的开场白对苏联民众开启当天的广播，宣传美国对外政策、民主制度、优越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引导苏联民众全面接受美国，树立美国的“民主灯塔”形象。美国之音还向苏联民众传播世界各地重大新闻和苏东国家重大事件，向生活在所谓“铁幕”之后的苏联民众灌输国内外的所谓“真相”。里根上台后，对美国之音进行升级改造，确保更多苏联民众能够收听到来自美国的“真理”和苏联国内的“真相”。美国之音对苏俄语广播是其规模最大的对外广播节目，每天持续17个小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时新闻，二是专题节目，目的是对苏联发起一场认知战，以此逐渐改变苏联民众的既有认知^[23]。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开放政策”(Glasnost)，使美国之音在对苏联广播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美国之音迅速调整策略，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苏联发起新一轮认知战攻势。1986年4月初，瑞典媒体先于苏联媒体报道了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的消息，认为这次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核灾难可能会使40 000人患上癌症，6 500人可能因为受到核辐射而丧生。美国之音迅速跟进，对苏联政府进行强烈谴责，而令世人难以相信的是，在瑞典媒体曝光这一核灾难时，在美国之音俄语广播电台值班的恰恰是前苏联医生艾琳·凯尔娜博士(Dr. Irene Kelner)。当她听到这一震惊的消息时，她迅速上报了这一重大新闻，并根据自己在苏联接受核辐射专门训练时获得的有关知识，策划制作了一个专门针对切尔诺贝利地区民众的广播节目。凯尔娜以核辐射专家的名义告诉苏联听众，“核辐射是一个隐形杀手”，反复告诫听众不要食用当地生产的鱼、蔬菜和水果，也不要喝当地生产的牛奶。为了进一步向听众讲解核辐射方面的知识，凯尔娜详细地向听众描述了核辐射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受到核辐射后身体可能出现的各种症状。美国之音组织专人将凯尔娜的广播节目翻译成乌克兰语，并对受核辐射污染严重的切尔诺贝利地区民众反复播放，收听这一节目的苏联民众与日俱增，切尔诺贝利地区的民众更是趋之若鹜，每天坚持收听来自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24]。

对于美国之音的认知战，该电台副台长在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和政府间的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活”。美国国务卿舒尔兹也强调要加强国际广播，使之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替代性的自由新闻”，从“道义上”满足那些共产党国家中“谋求进行和平改革的人士和组织”向美国“求援的要求”，“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25]。里根政府大力加强国际广播，进行公开和隐蔽的宣传战、心理战。到1986年，美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美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的播音时间已达到了2 353小时，居世界首位。里根政府如此重视国际广播，以致有学者称之为“广播星球大战”。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就说，“现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闻和意识形态”，并认为广播星球大战是一场美国正在进行的主要战争^[25]。

随着美国对苏联认知战攻势不断加强及苏联经济不断滑坡，苏联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一些城市出现了游行示威活动。到1989年底，美国之音每周用43种语言对外广播，时长达1 000多小时，听众达1.27亿，其中近30%听众来自苏联及波兰。戈尔巴乔夫实行的开放政策为美国之音打开了方便之门，美国之音随即搭建了与苏联的无线电沟通机制，开设了俄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英语等语言的信号呼叫系统。这样，美国之音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选派俄语服务部、波罗的海国家语服务部的记者前往苏联各地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不久，美国之音在莫斯科设立办事处，乔里恩·尼格尔(Jolyon Naegele)成为自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来首位采访其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西方记者。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苏联氢弹之父”安德烈·萨哈罗夫首次访问美国时，将其唯一的正式采访机会留给了一位美国之音记者^[26]。

1989年老布什上台后不久，签订了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和针对苏联的政策文件，其中5月22日签署的国家安全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United Stated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编号NSD23)尤为重要。这份文件全面总结了冷战以来美国对苏联实施的遏制战略，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即“超越遏制，积极寻求促进苏联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政策”，这就是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超越遏制战略”(Beyond Containment Strategy)。该战略的核心是积极寻求同苏联发展关系，不断加强美苏之间的合作，引导苏联逐步走上“自由化”道路，使苏联逐步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大家庭”之中。该战略特别强调，美国和北约对苏联政策的重点将逐渐转向与苏联进行多层面的公开交往，在对苏联继续保持高度警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国际形势的缓和态势，发挥美国在各个层面的相对优势，抓住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带来的难得机遇，凭借美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采取和平演变方式，逐步改变苏联社会制度根基，促使苏联彻底摆脱过去那种政策的束缚^[27]。

在美国“超越遏制战略”指引下，美国之音对苏联发起了新一轮更加猛烈的认知战攻势，试图以此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根基。美国之音不断策划制作极具针对性的广播节目，激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众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可和改革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意识。曾担任美国之音立陶宛服务部主任的洛马·萨卡多尔斯克(Roma Sakadolskis)在讲述90年代初期立陶宛的自由改革运动时指出，立陶宛民众在1988年6月成立了一个名为“萨尤迪斯”(Sajudis)的改革运动组织，在立陶宛境内积极开展各种改革宣传活动，美国之音密切关注走向，及时报道其重大活动和主要观点。在美国之音的大力鼓噪下，“萨尤迪斯”改革运动组织推举的候选人在1990年2月举行的立法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3月，立陶宛议会宣布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国家地位。1991年9月，美国政府率先宣布承认立陶宛独立国家身份，西方国家紧跟美国政府，纷纷表示承认立陶宛的独立国家地位，美国之音立即将这一新闻在立陶宛境内反复广播，以影响立陶宛民众对新独立国家的认知和接受^[28]。

1989年底，苏联民众实现了一系列的“首次”：首次被允许可以自由复印自己所需要的国内外资料；首次被允许可以订阅自己喜欢的外国报刊；首次被允许可以自由安装卫星天线来接收国外电视节目；首次被允许可以自由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这一系列“首次”对苏联民众的传统认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曾任美国之音俄语服务部主任的娜塔莉·克拉克森(Natalie Clarkson)通过其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佐证了这些“首次”的真实性：其一是曾用来干扰美国之音广播信号的无线电脉冲发射塔，已被改造为一个向伏尔加格勒地区民众转播美国之音广播节目的转播台^[29]；其二是莫斯科电台负责人请求她为莫斯科电台提供一份两分钟的有关苏联国防部长访问华盛顿的新闻报道，这一时刻是她为美国之音工作长达40年以来最令她欣喜和期待的时刻^[29]。克拉克森的亲身经历印证了在美国认知战攻势下，苏联民众的传统认知逐渐发生改变，导致苏联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这无疑为美国之音进一步扩大认知战战果以改变苏联社会制度根基提供了契机。

1991年发生的旨在推翻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八·一九政变”，成为决定冷战结局的关键事件。被政变者软禁的戈尔巴乔夫事后承认说，他一直通过美国之音来了解政变策划者的行动及国内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叶利钦领导的新俄罗斯政府也不得不向美国新闻署求助，以便能够通过美国之音向苏联民众播放其讲话录音^[30]。曾任美国之音俄语节目负责人的芭芭拉·卡明斯(Barbara Cummins)回忆说：叶利钦的讲话立刻被安排播放，同时美国之音的俄语广播时间也由原来每天14小时延长到24小时。美国之音还建立了一个主要针对苏联的俄语信息网，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将发生在苏联国内的重大事件传播给苏联民众，以便使他们在第一时间了解苏联国内的动态^[31]47。美国之音和俄语信息网同时转播了美国总统布什8月20日有关苏联危机的新闻发布会实况。美国之音俄语部记者艾利克斯·巴特坎(Alex Batchan)从被政变者控制的苏联议会大厦内部进行现场报道的实况，也在美国之音和俄语信息网上滚动播放。俄语节目负责人卡明斯回忆说，她的专家团队不知疲倦地收集来自苏联、欧洲、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对发生在莫斯科的一系列事件的反应的报道^[31]48。卡明斯的话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美国之音在引导苏联国内舆论以及民众认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此时美苏关系呈剑拔弩张之势。美国冷战决策者认为，美国针对苏联的隐蔽宣传因为两国关系的缓和而大受其害，逐渐失去了曾经的穿越“铁幕”的能力。里根政府决心改变以往的缓和政策，开始对苏联实施强硬政策。在与苏联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自由电台肩负起新的责任和使命，对苏联发起认知战，切实将苏联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调动起来，使其成为改变苏联社会制度根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自由电台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操纵和资助下招兵买马，一些叛逃到美西方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和移民被招募进来。但这些新来者与老职员因政见不同而摩擦不断，导致自由电台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对自由电台宣传节目内容缺乏足够监管，导致一些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工作人员将他们的偏见注入一些俄语和乌克兰语宣传节目中，导致自由电台对苏联的宣传缺乏足够的穿透力，更遑论煽动苏联民众的反政府情绪了^[31]23。

为了提高自由电台的成效，尽快将苏联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调动起来，“国际广播委员会”(The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派遣负责计划和行动的詹姆斯·克里切洛(James Critchlow)对自由电台展开调研。克里切洛发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反民主、反西方、反天主教的广播素材和参考资料，还有一些广播素材中包含亲苏成分。美国国内媒体纷纷公开报道自由电台内部的问题，特别是对其中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揭露和抨击。面对来自美国媒体的巨大压力，国际广播委员会对自由电台加强监管，修订自由电台章程，强调自由电台的每一个工作者应尽可能避免在对外广播中发生宗教、种族、阶级或者文化方面的攻击或诽谤等。自由电台的工作者应在容忍、尊重民族多样性以及人权方面成为公众的楷模，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31]24-25。在这一理念引领下，自由电台对苏联展开了全天候不间断的煽动性宣传。

面对自由电台的煽动性宣传，苏联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苏联首先是通过大功率发射机干扰自由电台的广播信号，其次是加大对各种私人团体和个人的审查，尽最大努力阻止自由电台对苏联民众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煽动性宣传。苏联政府为此每年需花费5亿美元。尽管耗资巨大，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仍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完成这一使命，以确保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克格勃派遣大量情报小组收集情报，以确定自由电台广播信号发出的方位、语言和时间并进行定向干扰。最初，克格勃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在自由电台广播时混入金属摩擦发出的刺耳声音，通过录音带反复播放。后来克格勃组织专家研发了一种称为“白噪音”的干扰装置，一度大显神威，几乎使自由电台的所有广播信号淹没在噪音之中。曾担任自由电台频率专家的斯坦利·林沃尔(Stanley Linwall)承认，克格勃的干扰是非常有效的，特别是在苏联的一些大城市，克格勃的干扰使得苏联民众收听自由电台的广播节目变得非常困难，任何一个节目都无法收听完整，越来越多的苏联听众因为无法忍受干扰带来的噪音而不得不关闭收音机或转到其他广播节目^[32]216。

为了消除克格勃对广播信号的干扰，确保自由电台的宣传能够穿越“铁幕”，林沃尔和他的同僚们绞尽脑汁，最终研制出应对干扰的简易装置。这种装置被秘密安装在靠近苏联边境的一些制高点，同时自由电台不断加大信号发射机的功率，确保苏联民众能够清晰地收听到自由电台各类广播节目。另外，由于克格勃的干扰对西方其他国家的广播信号也产生了连带影响，引发这些国家的强烈不满，指责苏联严重违反《蒙特勒国际通讯法》(Montreux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Law)、《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Accords)及《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有关条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指责苏联对他们广播信号的干扰，却只字不提他们对苏联民众进行煽动性宣传^[32]218。

尽管美西方国家不断向苏联政府施压，苏联政府并没有停止对自由电台广播信号的干扰。1981年以来，自由电台记者在苏联采访时经常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勒索、恐吓、绑架和殴打，自由电台阿塞拜疆语服务部主任在外出公干时被袭身亡，自由电台在德国慕尼黑市总部连续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炸弹袭击导致总部大楼遭到严重损坏，克格勃特工甚至渗透到自由电台内部窃取情报^[33]。苏联方面的这些做法不仅没有使自由电台的冷战斗士们退缩，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自由电台的广播信号穿越“铁幕”。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自由电台对苏联民众的煽动性宣传愈演愈烈，有关苏联政府的假故事、假新闻、假消息等不断在苏联民众中传播，引发民众对政府的猜疑和信任危机，苏联政府对自由电台的干扰也愈来愈难。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由电台采取了提高发射机功率和其他抗干扰措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实行“新思维”之后苏联政府对美西方国家完全开放。1986年6月，被视为苏联政府非正式发言人的弗拉基米尔·波斯纳(Vladimir Posner)无可奈何地承认：从以往的效果看，苏联政府对自由电台和其他西方电台的干扰，不仅耗费巨大，而且收效甚微。从心理学层面看，苏联政府对自由电台越是干扰，越是激发了苏联民众收听自由电台广播的兴趣。1988年11下旬，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苏联政府突然宣布停止对包括自由电台在内的所有美西方国家电台广播信号的干扰。有研究认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苏联在干扰自由电台广播信号期间总计花费了多达12亿美元巨资，是美国政府对自由电台投资总额的数倍之多^[34]。

由于苏联政府的开放政策，苏联民众可以收听到清晰的美西方广播节目，自由电台听众人数与日俱增。自由电台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针对苏联民众的广播节目，过去遭到禁播的一些有关美国社会的内容，例如介绍美国的民主自由思想、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三权分立制度、民众可以自由进行游行示威等，现在都可以自由地对苏广播。为了更多地报道苏联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所谓“真相”，揭露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所谓“深层原因”，自由电台开设了“圆桌讨论”特别节目，通过电话与苏联境内民众连线，让他们发表对苏联国内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看法，激发他们对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自由电台还通过电话采访苏联国内的政治评论家和社会精英，听取他们对重大问题、社会问题和改革的看法，他们得以畅快地发泄对苏联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对改革的渴望，再也不用惧怕克格勃特工的审查、监视、恐吓和抓捕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苏联民众中的影响力，自由电台在苏联每个加盟共和国都高薪聘请特约记者，专门负责报道当地重大事件、政治发展新动向和民众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自由电台甚至在苏联境内现场直播，现场直击苏联民众的心灵和思想，这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是难以想象的。自由电台成为美国对苏认知战的领导者，1991年8月“八·一九政变”更使其达到顶峰。政变期间，苏联国内媒体全部被政变者控制，自由电台则搭起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民众之间的桥梁，不断将莫斯科民众与政变者进行斗争的实况和叶利钦谴责政变者的讲话在苏联全境连续广播。莫斯科名流埃琳娜·邦纳(Elena Bonner)说：“在政变初期最为紧张的日子里，自由电台正如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始终与我们站在一起，激励着我们为自由而战。”^[31]24叶利钦后来甚至还表达了对自由电台的由衷感谢并准许其在莫斯科设立分部^[35]350。

自由电台对苏联民众的煽动性宣传充分说明，广播宣传比任何现代化武器都更具杀伤力，更能够激发民众的情绪，使他们改变既有认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自由电台由此成为美国在煽动苏联民众反政府情绪的认知战中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美国学者阿奇·帕丁顿(Archie Paddington)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部分冷战国际史中都将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视为配角，或者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操控的宣传工具。但是实际上，广播电台，特别是自由电台是冷战时期美国尝试的所有冷战武器中最为成功的武器之一，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它的成功也可以通过成千上万的听众表达的感激之情来加以诠释，无线电广播将自由世界的声音传播给了那些生活在‘铁幕’后的民众，增强了他们反对专制政府的勇气，使他们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充满渴望。冷战期间，苏联共产主义与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始终是冷战的主旋律，而弹奏这一主旋律的恰恰是以自由电台为代表的美西方广播电台。”^[31]313

此外，美国还通过电影、展览会、图书馆、卫星电视、互联网等传统和新型媒体对苏联民众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认知战，这些媒体以直观、快捷、清晰的画面和声音向苏联民众传递来自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真理”和“真相”，比如美国新闻署1984年11月开发并投入运营的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全球网”(WORLDNET)网络广播等^[4]421-435，此处不再赘言。

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广播宣传使苏联民众逐渐了解和认同美国民主自由思想和价值观，使他们全面了解外部世界和国内所谓“真相”。在自由电台煽动下，苏联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则使苏联民众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从而动摇了苏联社会制度的根基。在这一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通过军事威慑和政治施压来影响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试图使苏联沿着美国设计的路线图进行所谓“改革”。

在军事威慑方面，美国借助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威慑苏联领导层的认知，使其做出有利于美国的判断和决策。为了对苏联进行核威慑和太空威慑，里根政府抛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即“星球大战计划”(Star Wars Program)。里根上台时，苏联在核攻击力方面大有超越美国之势，为了防止苏联率先打破美苏之间的核平衡，里根召集专家寻求应对苏联核攻击力的对策，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其构想是以太空为基地，部署尖端武器系统，与地面和空中的防御性武器相配合，形成多层次防御体系。该计划包括“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防御计划。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首次将这一计划摆到世人面前，他在演讲中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宣布美国将针对“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一项长期的研发计划^[36]。因为这个计划所设想的核大战主要在外空间进行，加上传言中有些高精尖端武器和热映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某些武器相似，因此被贴上“星球大战计划”的标签。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对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领导层意识到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战略挑战，着手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全面评估。在技术层面，苏联专家认为，在现实中开发高新技术武器、在太空建立如此完备的防御系统是一件极为复杂和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星球大战计划”很可能只是美国方面的一个构想。但苏联军方高层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于美国推出的这个庞大且先进的军事计划深感焦虑和不安，表示苏联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予以应对。1985年1月3日，美国正式公布“星球大战计划”并定名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美国方面还通过媒体有意向外界透露该计划总投资达到1万亿美元以及每年计划投资10亿美元等信息^[37]。这些信息使苏联领导层深感焦虑和不安。如果这个防御计划得以实施，就会让苏联投巨资研制的导弹和卫星失去作用，美苏之间的军事力量平衡将被彻底打破。这种安全感的强烈缺失，使苏联领导层最终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展开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大博弈^[36]。美国的军事威慑最终影响了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使苏联跳进了美国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

此外，美国还在苏联及其“卫星国”周边部署庞大的航母编队和导弹防御系统，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加大对苏联的军事威慑，这些都对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在政治施压方面采取的手段，首先是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领导层施压，迫使苏联领导层根据国际形势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入侵阿富汗，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强烈反应，纷纷予以谴责，强烈要求苏联立即撤军。美国更是将苏联定性为侵略者，认为阿富汗“是1975年以来共产党凭借苏联的枪械坦克夺取政权的第七个国家”^[35]350。苏联入侵阿富汗对美国在波斯湾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大幅增加军费，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改进北大西洋地区的防务体系，重申对巴基斯坦的安全保护。里根上台后，继续通过外交途径给苏联施压，要求苏联立即从阿富汗无条件撤军。1983年1月17日，里根签署第75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编号NSDD75)，明确美国的目标是保持对莫斯科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策，否则苏联必将付出高昂的政治、军事和其他代价^[38]。1985年3月27日，里根签署第166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编号NSDD166)，提出美国在阿富汗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采取一切可行的行动来向苏联施压，迫使其领导层不得不改变决策并从阿富汗撤军；同时积极开展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合作，给苏联驻阿富汗的军队制造最大的杀伤力，使阿富汗成为苏联的滑铁卢^[39]。其次是通过认知战和隐蔽行动支持阿富汗反苏武装，不断报道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暴行，丑化苏联军政高层以便在全球营造不利于苏联的舆论环境，不断挤压苏军在阿富汗的生存空间，使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陷入绝境，最终不得不从阿富汗撤军。从1981年到1988年，美国给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的援助达到惊人的20多亿美元、1 000多枚“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这些援助使苏军遭受重大损失，仅“毒刺”式导弹就先后击落269架苏军米格-24飞机，成功率高达79%。在美国强大的政治压力和隐蔽行动的联合作用下，苏联领导层在1986年11月1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最终做出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1989年2月15日驻阿富汗苏军全部撤出。对苏联来说，从阿富汗撤军既是一场军事冒险的结束，也是苏联走向崩溃的开始^[40]。

除上述三种惯用手段外，美国还采取了其他手段来开展对苏联的认知战，例如通过“不当理论+世界奖项”来诱导苏联精英阶层的认知；通过给苏联文化精英颁发奥斯卡奖以及将苏联高官收录进入世界顶级核心期刊名录使他们的认知全盘西化；通过掌控国际话语权来挤压苏联的国际生存空间，迫使苏联按照美国的模式来进行民主改革；通过操控网络来影响苏联民众意识；利用苏联国内的热点问题来向苏联民众传递情绪化负面信息，以此引发苏联民众反社会情绪，使苏联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引发越来越多的苏联民众怀疑政府治理能力、颠覆民主化改革进程、引发国内动乱、煽动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等^[41]。

冷战后期美国的认知战对苏联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这无疑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在苏联民众和政府领导层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影响了苏联民众的认知尤其是严重损害了苏联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是影响了苏联领导层的判断与决策，最后是严重破坏了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导致苏联政府垮台和国家解体。

第一，严重影响了苏联民众对政府的认知。美国对苏联的认知战严重损害了苏联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使越来越多的苏联民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冷战后期，由于苏联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导致苏联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逐年减少，消费品远远不能满足苏联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引发苏联国内商品紧缺，物价飞涨。美国紧紧抓住这一点，通过美国之音、自由电台等宣传媒体以及在莫斯科举办大型展览会等，向苏联民众展示美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和优越的家庭生活方式，大肆渲染和无限放大苏联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美国的这些“扬美损苏”宣传，在苏联民众内心深处埋下认知伏笔，使越来越多的苏联民众对美国商品趋之若鹜，对美国家庭生活方式心生仰慕，最终促使他们对苏联政府转变认知，苏联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好感度急剧下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渐高涨^[42]。

第二，严重影响了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1981年里根上台执政后，决心抓住苏联内外交困的契机一举整垮苏联，夺取冷战的最终胜利。首先，里根政府通过核威慑与太空威慑，在苏联周边部署庞大的航母编队和导弹防御系统，举行联合军演，加深苏联领导层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实力的忌惮，此举对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矮化、丑化抹黑苏联政府形象，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与美国政府进行高层谈判以挽回其国际形象。第三，通过有意泄露所谓“情报”误导和打乱苏联政府决策和战略部署，“星球大战计划”就是里根在一次讲话中故意向外界泄露的，结果影响了苏联领导层的判断和决策，使其最终掉入美国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最后，通过理论误区和错误思潮使苏联领导层在工业、货币、经济、民生等方面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在经济上采用“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导致苏联经济一蹶不振，改革失败，物价飞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最终使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轰然倒塌^[43]。

第三，严重破坏了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在美苏冷战进入最后决战的关键时期，美国加大认知战攻势，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颠覆了苏联社会制度根基，最终夺取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认知战是美国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并最终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一种切实有效的手段，对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公民政治鉴别力、民族凝聚力以及苏联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影响力以及破坏力，最终摧毁了苏联社会制度的根基^[44]。借助其强大的软实力，美国通过传统和新型媒体向苏联民众传播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价值观，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好莱坞电影、海外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大型展览会等，都是美国向苏联民众传播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式价值观的主要路径，在潜移默化中改变苏联民众的认知观念和价值体系，使苏联民众放弃原有认知而接受美式认知观，使苏联社会制度根基遭到颠覆性破坏。一时间，美式价值观、生活观、认知观带来的消费主义思潮、后现代生活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错误思潮和行为充斥苏联社会，最终导致苏联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丧失，苏联社会颜色随之改变^[38]。

冷战后期美国对苏联开展的形式多样的认知战，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动乱和最终解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多管齐下的作用下轰然倒塌的惨痛教训，足可为当今中国所借鉴。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和“中国工作组”，目的在于建立以美国国务院为主导，美国国防部和国家情报部门协同，媒体、智库、对华强硬派、非政府组织为一体的对华认知战体系，将对华认知战提升到美国国家战略高度。在当今中美战略博弈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美国凭借其软硬实力优势和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变换手法和“议题”对我国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认知战攻势，对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影响力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5]。为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战攻势。

第一，重视对美国认知战的研究。在中美战略博弈愈演愈烈的今天，认知战已经成为美国损毁中国国际形象、削弱中国全球影响力、挤压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生存空间的惯用武器和抓手。面对美国的认知战攻势，我国学术界却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和足够重视，中国知网能够检索到的相关成果数量很少这一现状即可印证此点。我国学术界必须重视对美国认知战的专题研究，特别是要对其缘起、发展演变、惯用手法、情报支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产生的影响等进行溯源和跟踪研究，寻求稳健应对美国认知战的良策。我国政府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专门的美国认知战研究机构，选调专家学者组成智库，开展全方位专题研究。科研院所和高校应建立课题组进行攻关，不断加强研究的梯队建设和资金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各省级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都应向相关课题申报项目倾斜，以支持这一方面的专题研究。

第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了快速而有效地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制造各种“议题”的对华认知战攻势，将美西方对华认知战图谋破解在其萌芽之时，我国必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快速反应团队，不断创新传播方式与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国家利益为指引，结合我国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和人力优势，建构适应国际传播形势新变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传播体系^[45]。要运用多语种、多媒体平台，生动、真实、客观地讲述丰富多彩的中国故事；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广泛合作与多渠道交流，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灵活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定期邀请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民众走进中国，引导他们走遍中国，欣赏中国的绿水青山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增进他们对中国各民族、各阶层民众的了解和认知，打破美国的舆论封锁和文化霸权。

第三，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在美西方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华进行文化渗透的今天，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举措强化我国文化市场监管，在全社会达成抵御不良美西方文化产品入侵的共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在教育领域要不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一代，提高全民对美西方文化渗透的辨别力与抵抗力。特别是要防范历史虚无主义虚无“四史”和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46-47]，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近年来，美国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知识界施加影响，其结果是在我国科研院所和高校，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国际社科期刊(SSCI)崇拜，“文章发出去，期刊买进来”，一进一出，耗费国家大量经费的“两头在外”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使国家资助的科研成果流向国外，威胁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且使巨量科研经费外流。这充分说明我们的科研监管和评价体系出现了严重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不尽快构建我国科研成果评价体系，这种“两头在外”现象必将给国家教育、科技发展带来严重后果^[48]。在经济领域，美国倡导的以“私有化”“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思潮一度占据上风，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走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在社会层面，英雄形象“人性化”，消费主义思潮无孔不入，导致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等革命英雄形象受到质疑、诋毁，一些人以穿戴美西方品牌服饰、拥有美西方电子产品为荣，对国产产品则大肆贬低和排斥。后现代生活方式、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非主流思想和行为，对我国文化安全防线带来了巨大冲击。因此，必须警钟长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英雄主义”^[49]，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否则就会国无宁日，就会掉入美西方国家设计的陷阱。

第四，提升外交战略主动性。面对美西方国家旨在孤立中国进而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认知战攻势，我们要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提升外交战略主动性，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与周边外交，不断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合作平台，以实际行动展示中国的合作共赢理念与大国担当，对冲美国的盟友围堵战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要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维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性作用，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

第五，强化网络空间治理与技术创新。在信息革命不断推动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的今天，要紧跟信息革命发展步伐，在信息空间从技术、内容、渠道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建构^[50]，始终站在信息革命最前沿，不断完善我国网络法律法规，加强对全国网络平台的监管，坚决打击网络谣言、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网络信息技术研发的总投入，组建信息技术科研攻关团队，大胆提拔和资助信息技术领军人物，鼓励信息技术研发和重大项目攻关，不断提升我国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技术水平，突破美国在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多边合作与平等协商，共同应对网络空间的安全挑战与信息操控问题。

第六，稳健应对美国认知战。冷战后期苏联之所以在美国认知战的攻势下丧失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并最终解体，主要是因为苏联没有将应对美国的认知战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对其听之任之甚至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西方思潮在苏联泛滥。我们要以史为鉴，将应对美国认知战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将认知域纳入国家常态化安全形势议题，大力开展全民严密防范认知域风险教育^[12]。为此，我们首先要扎紧篱笆，时刻警惕美国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长效的反颠覆、反渗透、反收买、反策反的机制。其次要从战略高度制订应对认知战的战略计划，齐抓共管，切实加强国家形象塑造，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媒体和网络的监管工作，将意识形态主流阵地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要以我为主，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定“四个自信”，加大对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对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抹黑、矮化、丑化、妖魔化等予以坚决回击，筑起防范美国认知战的铜墙铁壁^[51]。

第七，牢牢把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美国将苏联整垮后，开始将中国视为其假想敌和潜在竞争对手，固守冷战思维的美国历届政府通过制造各种“议题”对我国不断发起认知战攻势，试图以此来打压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影响力，挤压我国国际话语权空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们不仅要坚定“四个自信”，更要主动出击，加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发声能力，占据国际涉华舆论制高点，掌握国际涉华舆论主导权。为此，我们首先要加强新媒体建设，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和我国对外传播的覆盖面，旗帜鲜明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和观点。其次要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努力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各种渠道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传播给世界各国人民，增加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不断提升我国国家形象^[9]。最后，要不断加强国际舆论场域中的参与意识和发声频率，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增进这些国家对我国对外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正义和积极的作用，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认可度，树立我国世界和平维护者和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第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不断打压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步伐。美国通过制造各种“议题”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各种争端。近年来，美国不断通过涉疆、涉藏、涉港、涉台、人权等议题肆意抹黑中国，支持境外分裂分子，妄图以此打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我们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全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稳健应对美国的认知战图谋^[52]。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力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5]。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断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乐章；必须深化“五个认同”教育，以“五个认同”增强“四个自信”，努力建设好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青年骨干，做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工作，让年轻一代肩负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重任；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体系建设，从“历史—现实”“概念—事实”“文化—文明”多个叙事维度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53]。必须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和话语权，时刻警惕美西方国家的认知战新动向，确保我国安全稳定、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