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ientation of Siniciz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ory in the New Era: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reefold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velopment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是人类思想的一次深刻革命，揭示了人的经济价值以及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2]，具有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向度。然而，由于其形成于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理论同时存在异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风险。迈入新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理论的积极作用，降低人力资本理论潜在的风险。

向度既包含客观的趋势、方向之意，又包含主观的目的、作用之意，与理论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一独特性质相契合^[13]。形塑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人力资本理论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双重向度，虽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着理论支撑，但也存在异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风险。从词源学来看，“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这一概念源自“produce”，更早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producere”，意为引导、拉出，其内涵指推动生产过程的力量，即劳动者通过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换言之，生产力与劳动者密切相关。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则进一步指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人力资本与生产力发展更为相关，人力资本是导致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各类投入要素增长速度的最重要的原因。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着重从生产关系出发探讨生产力发展不同，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们关注导致生产增长的各要素及其作用机制的问题，其基本着眼点在生产力上面，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不仅突出了劳动力质量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还将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视为一种可以投资和提升的资本。教育、技能培训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最终提升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劳动力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引导着生产力发展实践。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把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发现除了个体知识技能的增长对经济的效应以外，人力资本具有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14]。保罗·罗默(Paul M.Romer)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构建了三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以及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阐明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劳动分工与人力资本。

然而，由于形成并发展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人力资本理论存在为资本家辩护、异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而制约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风险。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深刻解读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只能是经济基础中的一个要素，其无法脱离现实生产关系而孤立存在^[15]。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是生产活动的主体，生产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生产力解放蕴含着劳动者的解放。但是，从人力资本概念的形成来看，通过将资本的逻辑扩展到人身上，人力资本理论模糊了资本与劳动的本质区别，劳动者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劳动者的能力逐渐被商品化。当这种资本逻辑延伸至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而言，其劳动目的将逐渐从追求自我实现和社会共同利益转向为资本增值服务。劳动不再是一种解放自我的过程，而是一种被迫的、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活动。这种异化不仅会削弱劳动者的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还可能导致生产力发展缓慢，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此外，通过提出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等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人力资本理论在表面上似乎证明了资本家与劳动者合作共赢的关系。然而事实上，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更加隐蔽化。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仍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所获得的不过是维持生活的工资收入，而资本家却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利润。与此同时，能够获得更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人将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由此形成的差异却可能被人力资本理论合理化为人力资本的差距。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有可能会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即发挥人力资本理论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环境的积极作用，逐步化解理论在中国场域的矛盾，最终形成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的过程。在该过程中，人力资本理论会发生本体要素的改变或生成新的要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如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是新时代的重要议题，因此，迫切需要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

新时代背景所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人力资本理论。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是大变局的重要变量，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确保我国独立自主、赢得战略主动的现实需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16]。从内部条件看，我国虽进入以“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驱动”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但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7]。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当代发展形态，也是“生产的科学化”趋势的最新成果。换言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度依赖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来推动。由此可见，当我国迈入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理论在推动技术创新、提升劳动者技能和实现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更为凸显。

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理论异化生产关系的风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逐渐提升，新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着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一方面，如上所述，人力资本理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新质生产力强调将物质资本的积累转向知识、能力和创新的积累，注重劳动者的能力开发和潜能挖掘，当社会迈向全面的物质生产方式变革阶段，劳动者在多元化社会关系和复杂协作体系中所展现的创造力变得不可或缺。而人力资本理论隐含着资本对劳动的控制逻辑，重视通过市场化投资获取短期的资本回报，劳动者只是资本的附属品；另一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技将深度介入生产力系统，其作为直接生产力的趋势发展到新的高度，劳动方式与分工协作方式将产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将进一步引发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人力资本理论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应用的环境会愈加复杂。不难发现，当环境复杂程度提升，形成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人力资本理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张力将逐渐增大，其导致生产关系异化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成为必要。

综上所述，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时代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更需要人力资本理论，但人力资本理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张力也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日俱增。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处于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强调通过科技创新、优化劳动力结构、提高生产效率等多方面的战略任务，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值此之际，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所需，更是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迫切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质变”，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迈入新阶段的标志。探究其发展脉络有助于理清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的内在逻辑。新质生产力发展视阈下，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应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保持同向推进，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形成双向互通的关系，并与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共同成长、相互促进。

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18]。人们在一定阶段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9]533。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发展观，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经历了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到产品经济的渐进式过渡：自然经济是最原始的经济形态，其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或小群体的生活需求；商品(市场)经济的逻辑在于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生产目的在于通过交换获取利润；而产品经济则是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将社会化大生产与计划经济相结合，旨在直接满足社会整体的需求^[20]。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被视为在商品经济基础上逐步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竞争和资本积累来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单纯的市场利润驱动，旨在通过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逐步推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化生产。然而，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的市场经济脱胎于自然经济，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仍相对不足，市场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现实表征，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21]，揭示了我国生产力正处于从工业化、信息化向智能化、数字化的高质量过渡阶段，同时也标志着经济形态正逐步从商品经济向更具社会化和共享化特征的产品经济过渡。因此，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立足于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力最终指向以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特征的产品经济形态。当新质生产力水平达到新的高度，计划性生产和社会化大生产将逐步取代市场的调节作用，推动社会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的全面过渡。正如恩格斯所言：“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2]随着社会经济形态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逐步演变为产品经济，劳动者的知识水平、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这一变化预示着形成于商品经济的人力资本理论必将变革，而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保持同向而行，是其必经之路。

理论之“理”，有真理、道理、学理之别。绝对真理存在于人们主观意识而非客观存在之中，人类在给定的时间断面上得到的都是相对真理；道理源自信仰，例如秉持科学信仰者则坚持“实事求是”^[23]；学理则更直接地来源于实践，来自学者直接或间接的观察、思考、验证，此为人力资本理论之“理”，其来源于实践并在与实践的互动中保持自身的生命力。从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看，西方经济学家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开创性贡献。他们基于知识经济社会的实践，首次将资本的概念从传统的货币与物质拓展至人，指出人的知识和能力将逐渐取代土地、货币等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生产力提升的主导力量。这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实践相吻合，1991—2021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欧盟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都有所提升，分别从11.88%升至83.28%，从3.31%升至26.01%，从3.95%升至34.60%^[24]。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仅限于生产要素领域，研究思路主要沿着宏观层面国与国之间的群体人力资本竞争和微观层面个体人力资本的形成展开，始终未能深入关注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本身。诚然，以能力为基础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在微观层面促进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向人本身的回归。然而从宏观层面来看，人力资本研究必然会从生产要素层面深入到生产关系层面。换言之，探讨人力资本必须关注人及其所构建的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公有制的劳动者产权逻辑本质上包容了知识经济中人力资本的产权要求，中国比美国更有研究人力资本理论的社会制度优势^[25]。中国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人力资本理论的支持，而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依托于中国的社会实践。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离不开中国化进程，这也是其理论完善的必经之路。基于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化意味着社会主义化。中国特色蕴含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国家主导的资源配置、创新驱动的现代化发展、对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追求，以及平衡效率与公平机制的设计，都是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的独特体现。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必然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趋向一致。

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来看，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从一定程度上看是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主体框架，而人力资本理论则充实和丰富了其具体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为主线，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及其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形成了涵盖生产力要素理论、全面生产理论等内容的生产力理论体系。以生产力要素理论为例，他对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力因素进行了区分，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26]208而在生产力因素中，科学技术具有推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6]698。以此为理论框架，新质生产力强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并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1]，“科技创新”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27]。可见，新质生产力理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框架，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而人力资本理论，则通过强调知识、技能、健康的经济价值，并突出教育、迁移等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的重要性，进一步扩展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它将科学技术从“生产力因素”的层次提升为“生产力要素”层次，突出了科技创新对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由此，在新质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被重新定义为核心资源，科技创新被提升为关键要素，而数字劳动赋予劳动者更大的创新潜力。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的产生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将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中国化建立双向互通的关系。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通过中国化逐渐走向双向互通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植根于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资本通过剥削劳动获得剩余价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本理论沿袭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边际效用理论解释价值的形成，认为价值并非由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量决定，而是依赖于市场供求关系、边际效用和生产成本，并强调个人通过投资提升自身生产力，从而认为是资本而非劳动创造价值。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成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相互疏远甚至潜在对立，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以扩大再生产为主要生产形式，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以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为前提。劳动被视为资本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即雇佣劳动，这是资本存在的必要条件；资本则体现为对劳动的占有，将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并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实现货币增值的根本前提^[28]。这种劳动与资本互为前提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29]354。然而，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以资本从资本家的私人占有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占有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表现出一致性，劳动是以社会生产经营为基础的社会所有制下进行的，而资本发挥着“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9]293的积极作用。不难发现，随着生产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将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劳动与资本剥削之间的潜在对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辩证统一。以此类推，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也类似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二者将在中国化过程中实现双向互动，而新质生产力理论的诞生正是这一互动的体现。通过将知识、技术创新等要素引入生产力范畴，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创新，突出劳动者能力提升与资本投资的相互促进，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有机互动与融合。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实践哲学的根本性问题^[30]。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以建构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为终极目标，而这一理论与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密切相关。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体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理论源于实践，而实践又不可全然被理论化，故“理论与实践之间便具有一种差异性张力”^[30]，这种张力推动二者不断统一并相互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为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以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为目标的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必须扎根于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与之共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实践，基于这些实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曾提出了生产力发展标准、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布局等一系列创新理论^[31]。这一发展历程表明，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与生产力实践，以确保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性，从而有效指导中国社会的经济与科技进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科技、产业政策方面采取了协同推进的战略，极大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式发展。人力资本的迅速积累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例如通过大规模投资教育、鼓励科技创新以及设立人才引进计划，全面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需要深刻总结和理解这些成功的经验，将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纳入理论体系，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在推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独特作用。

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不仅应扎根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还应通过抽象和总结，将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认识，从而为未来生产力发展提供战略性指引。理论不仅是对实践的反思和概括，更应具备超越当下实践的前瞻性。当下，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已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议题。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必须通过对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提炼和理论化，将其转化为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例如，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终身学习机制的建立以及职业教育的改革，都需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并升华为理论高度，以提供长期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方向指引，确保中国经济能够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潮流，实现从劳动力大国到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型。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与生产力实践的共存共长是动态且双向的过程。生产力实践中的新需求推动理论不断更新，而理论又通过政策规划和制度设计为实践提供持续的指导。这种互动性确保了理论与生产力发展在各个阶段的协调与同步，为中国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平稳过渡护航，进而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由此，人力资本理论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力需求，并推动中国从传统劳动力大国转型为人力资本强国，确保经济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

萨义德(Edward Said)于1982年提出“理论旅行”概念，概括了理论在不同时空中应用、接纳与改造的规律^[32]。在该意义上，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即是其在中国理论旅行的过程。该过程从一开始套用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解决我国的实践问题，到21世纪初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产生质疑，再到新时代以来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调适与丰富，并逐步建立其与我国本土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时值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进入了扎根中国本土实践的创生阶段。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三重逻辑，可从价值体系、话语体系以及理论框架三个方面入手，推动人力资本理论的中国化，以有效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夯实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的基础，并支撑教育、科技与人才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改革。

价值属于关系范畴，其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在物的关系中产生^[33]。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其满足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程度。恰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9]12。然而，人力资本理论对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价值却受限于其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由指导思想、核心价值观、基本价值主张等要素构成，通常隐含于核心思想、方法论等内容之中，却是理论的基础，引导着理论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的价值体系往往塑造了理论各异的基本观点和研究路径。人力资本理论价值的指向对象有两个：一是人的发展，二是社会需要。换言之，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体系包括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两个维度，前者指人力资本理论对促进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后者指人力资本理论为满足特定社会需要的价值。其中，人力资本理论以内在价值为基础，外在价值通过内在价值得以实现。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对人本身进行有目的的投资以获得未来更大的收益^[34]，这建立在下述前提成立的基础上：人的能力和知识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具有增值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取回报；个人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收入水平，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投资决策，投资应追求效率优先和个人经济收益最大化。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理论以资本为核心逻辑，呈现出“唯资本”“唯市场”的资本主义价值取向。质言之，人力资本理论的外在价值(满足社会需要)掩盖了内在价值(人的全面发展)，其价值取向与以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形成张力。这便不难解释为何已有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质疑，例如，人力资本理论中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是否适合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行为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收益如何衡量^[9]。如上所述，丰富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体系、平衡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张力成为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的前提。

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脉络，人力资本理论应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既发挥其促进个人全面发展和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价值，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贡献其独特价值。基于此，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点，从下述三方面着手，丰富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体系：首先，突出人力资本理论的内在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根本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这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劳动视为一种商品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不仅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更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是丰富的个体，除了能产生经济价值的技能以外，还应具备社会责任感、组织协调能力等能力。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不仅要关注人在市场中的经济效益，还要关注其精神成长、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其次，坚持劳动的商品价值应与劳动的社会价值并举，将人力资本理论的外在价值从个体的经济收益延伸至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实质。因之，人力资本培育应将集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与个人利益同等重要的目标，突出人力资本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与义务。此外，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多以效率为价值导向，主要关注如何通过投资提高个体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经济产出。诚然，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初期，追求效率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手段。但当社会进入中高收入水平阶段，过度依赖效率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加剧，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应将公平纳入人力资本理论的价值体系，树立公平与效率并举的人力资本投资观。

从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的理论逻辑看，无论是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二者都以构建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为最终目标。二者的交汇与融通是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体系构建的必经之路，而话语体系则成为二者交汇融通的关键桥梁。话语体系不仅是理论的表达工具，更是理论内涵的塑造者，决定了理论如何定义基本概念、构建逻辑框架、解释社会现象并与其他理论进行对话。然而，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话语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围绕资本与投资展开，核心概念包括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等，强调劳动者的技能、知识和经验作为可投资的资本，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够提升个体与社会的经济增长潜力；而后者则根植于劳动价值论框架，以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等为核心，旨在揭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并指出资本剥削劳动的模式可能无法适应新兴知识生产力的发展^[35]，认为生产关系必然随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变革。进一步而言，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都以“资本”为核心话语，但二者的侧重点截然不同。人力资本理论从资源的视角解读“资本”，将其视为提升个体经济能力的工具，强调资本的投资性和回报预期；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基础。这实际上揭示了资本的一体两面性：在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资本既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面向，也包含剥削关系的负面效应。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局限导致了二者之间的隔阂，但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变迁，特别是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崛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实践为弥合这种隔阂提供了现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以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力形式，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力的边界，并深刻改变了劳动力结构和价值创造方式，从而为重新审视“资本”概念提供了契机。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生产资料、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当知识、技能和创新逐渐成为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本”不再单纯指向物质生产资料，而是涵盖了个体的技能与知识积累。在这一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所强调的“个体经济能力提升”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在知识经济中，劳动者不再只是“被剥削者”，而是拥有技能与知识资本的“价值创造者”，其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企业不再仅通过资本积累进行扩张，而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的创新和创造力。例如，许多知识型企业采用员工持股、分红激励等模式，使劳动者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有望得到缓解，劳动者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总的来说，知识和技能已成为既是“个人资产”又是“社会财富”的关键资本形式，资本不再只是剥削的工具，而逐渐成为劳动者自我增值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保障，这实现了资本的双重属性在生产实践中的统一，为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双向融通提供了现实基础。

因此，可以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为中介，推动人力资本理论从基础话语、核心话语到具体话语的全面革新。首先，基础话语应涵盖普适性的人力资本理论，反映其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强调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手段对劳动者进行“投资”，以提升其生产能力。然而，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对劳动者的要求已不再局限于技能提升，而是更加强调创新能力和全面发展。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话语应从“人力资本投资”转向“人力资本培育”。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劳动者不仅是技能的获得者，更是推动科技创新、知识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力量。人力资本的形成不再仅是教育投资的结果，而是劳动者通过持续学习、发展和创新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其次，核心话语反映了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的本质要求，体现出其与西方理论的根本区别。在西方，人力资本主要被视为个体竞争的工具，强调提升个人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并突出人力资本的商品属性。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话语应强调资本的双重属性，即资本既具有生产性，又具有社会性。进一步而言，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不仅是个体经济回报的来源，还肩负着促进社会进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使命。劳动者不仅为市场创造经济价值，还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其三，具体话语是基于中国具体人力资本实践和相关学术研究的提炼性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6]在新质生产力实践发展的背景下，人力资本不再仅是劳动者提升个体经济收益的工具，更是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关键战略要素。因此，人力资本的具体话语应紧密结合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

新时代背景下，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为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和模式创新为新路径，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的重要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37]人才在新质生产力要素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38]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旨在最大化人力资本价值，助力科技创新和社会经济进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人才生态系统，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框架的诸多弊端却阻碍着其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挥。例如，人力资本理论的前提假设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生产与消费的二歧性分割的理论框架限制了对教育经济功能的分析等^[9]。因而必须通过重塑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推进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进而为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提供支撑。

基于此，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首先可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为指引，重构人力资本理论的前提假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为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凝聚共识。具体而言，将劳动者的角色从传统的被动生产要素，提升为现代经济中具有主动创新能力的主体，突出劳动者的核心地位，其不仅是剩余价值创造者，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其次，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支柱，拓展人力资本理论中核心概念的内涵，为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目标更新提供科学依据。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对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经典定义^[39]，并通过引入数据、信息等新的生产要素^[40]，扩充了生产力的内涵。作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人力资本的内涵将发生变化，创新能力、数字化技能、绿色技术技能等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创造价值的能力将被纳入。此外，随着现代经济对创新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传统的人力资本投资概念将不足以应对新时代复杂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将“人力资本投资”概念转向“人力资本培育”。“培育”不仅关注对劳动者知识与技能的培养，更强调劳动者的长期发展、综合素质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塑造。最后，应扎根中国实践，构建多主体协同、全生命周期投资的人力资本形成理论框架，引导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基于西方经济学，将教育和技能培养视为个体和社会的经济投资，重点关注投资成本和预期的经济回报。然而，现代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复杂，尤其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要求劳动者具备持续学习和创新的能力。但是，传统的以短期收益为导向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不仅忽视了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性，还忽视了其他社会力量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无法支撑我国的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因此，应超越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投资—回报理论框架，构建多主体协同、全生命周期投资的人力资本形成理论框架。我国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与发展便是我国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一体化发展的历史缩影，成为重塑人力资本理论的现实依据。中关村的崛起和转型并非仅依赖于个人或单一主体的短期投资，而是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多主体协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长期、动态的人才培养与创新生态系统。事实上，随着能力的测量技术逐渐成熟，基于能力的新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正在成形。新人力资本理论强调，除了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如情绪稳定性、社交能力、责任感等)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能力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家庭、学校、社区以及政策干预等多维环境的影响，其形成是长期的、动态的过程^[41]。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强调能力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和动态特性。基于这一框架，可以进一步扩大对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证研究，深入分析和借鉴中关村的成功经验，以推动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需求的全方位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时期，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本理论。面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所需，也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迫切要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人力资本理论中国化需要研究者理性审视人力资本理论的双重向度，以构建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为目标，付诸持之以恒、深入探索的不懈努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36]。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既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世界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核心。展望未来，中国特色人力资本理论应坚定立足全球视野，以开放的思维和包容的态度不断完善自身。在丰富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同时，应积极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向，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