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Marx's Existential-Ontological View of Language and Its Romanticist Origins: Reflecting on "Brudney's Paradox" as a Clue

德国浪漫主义先驱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代表作《论语言的起源》被恩斯特·贝勒尔(Ernst Behler)认为是“早期浪漫主义语言理论最重要的动力”^[13]242，该著作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既非神授也非自然界赋予的本能，而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赫尔德的理性主义立场对于施莱格尔兄弟(A.W.Schlegel，F.Schlegel)、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等早期浪漫派的语言哲学有深刻影响。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语言哲学也深受赫尔德、F·施莱格尔的影响，与浪漫派一脉相承^[14]。浪漫派并非传统所认为的对理性完全持批判态度，“浪漫派并不是毫无道理地、绝对地反对理性”^[15]。

浪漫派语言起源理论的生存论特征就在于其“理性”“思维”概念具有“反思”之意。这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在德国早期浪漫派那里，“思维和反思被等同起来”^[16]。而“反思”的生存论内涵，正体现于其“反观自身”与“筹划自身”的双重意蕴。换言之，语言起源于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反思、筹划。而这种反思又表现为在心灵中“自己对自己说话”。在赫尔德看来，猴子的模仿行为与人的行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其并非一种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有计划的、理性思考的行为。猴子在模仿之前并不会通过心灵告诉自己“我打算模仿”，“假使它曾有一次能够做出一个思考，那么在同一瞬间它就不再是猴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它仍是猴子的样子，嘴里也发不出一点语声，却已是一个内在地说话的人，迟早会发明出外部语言”^[17]。在赫尔德影响下，洪堡也认为“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思(Reflektieren)，即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18]1，“语言与第一个反思行为直接相关”^[18]1。倪梁康认为，洪堡所说的“区分思维者和思维内容”的反思能力是一种“主—客体的分离和主体意识的觉醒”^[19]。可见，“反思”概念是理解浪漫派的语言起源理论的生存论内涵的关键，人总是通过语言筹划、反思自己(思维者)的活动，即通过语言这一中介而与世界打交道。

近几年来，德国早期浪漫派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在国内外学界备受关注，而将马克思恩格斯语言哲学的思想渊源追溯至德国早期浪漫派同样也是有迹可循的。按照贝勒尔的说法，浪漫派对于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具有开创性的贡献^[13]240。而根据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回忆，“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语言学家……他非常熟悉格林的德语语法”^[20]。马克思深谙格林的语言学，后者既受到浪漫派影响，又是德国比较语言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而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又始创于浪漫派。由此可以推断，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语言哲学思潮的影响。正如蒋昭阳所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并非源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而是继承了18世纪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21]35

在马克思的语言起源理论中，人们所熟知的理论片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34。从社会实践阐释语言起源体现了其生存论语言观中“没有脱离现实的语言”立场。在这种阐释里，语言既非神授也非自然本能，而是人类的自主创造，这大体上沿袭了浪漫派语言起源理论的人类学立场。当然，浪漫派囿于康德的先验哲学框架，将理性视为人的先验禀赋，因而也将语言视为人的先验能力。而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从社会实践阐释语言的起源。实践对语言、观念的优先性“并不一定表明某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一定表明一种逻辑上的顺序”^[10]。脱离经济基础、生产方式来看待思想、观念，“恰恰是马克思批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22]。而实际上，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不仅揭穿了其将思想独立化的谬误，还指出其对语言的独立化处理同样荒谬。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525

其实，马克思的语言起源理论同样合理化地吸收了浪漫派的理性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反思”也是推动语言诞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只有厘清这一方面才能阐明其“没有脱离语言的现实”的立场，进而充分凸显其语言观的生存论内涵。与赫尔德、洪堡一样，马克思也将反思视为人超脱于动物的标志以及语言的诞生条件。正如赫尔德认为猴子与人的区别在于其无法反思、筹划自己的模仿行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也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3]96。按照《手稿》这里的语境，“有意识”指的是人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活动当对象，即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不同于纯粹按照肉体需求的、片面的动物活动。这同样是一种伴随着主客体的分离以及主体觉醒的反思。而在《形态》的语言起源理论里，“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34。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因而本质上是反思的产物。

由此看来，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时也是通过语言筹划、组织的生命活动。这类似于赫尔德所说的，通过心灵的语言与自己说话，并以此计划、反思自己的活动。语言起源于现实，同时又是用以把握现实的必要中介，二者的辩证关系也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阐释中所概括的，“我们所拥有的，是通过语言对于现实的一种把握；语言作为实践意识，既被所有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所渗透，也渗透到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24]。

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由语言所筹划、反思，而不是如动物的活动那样完全按照肉体本能进行，并且所打交道的对象总已经由语言所建构、中介，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无论与物还是与人打交道，都必须要有语言才能得以进行。一方面，在与物打交道的活动中，例如“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23]122。另一方面，马克思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界定为“语言中的精神生产”^[1]29，这意味着在与人打交道的社会实践中，人们所遵循的社会秩序、规范也总是由语言所构建。按照勒赛克尔(Jean-Jacques Lecercle)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建构，“伦理、政治实践与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联系，语言的核心在于言语行为，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和中介，它介入社会事物，并规范、管理、制约事物的不断变化，帮助建立、调节、建构社会伦理和政治关系”^[25]。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诠释学从根本上传承了德国浪漫主义精神^[26]，其语言观也有着显著的生存论内涵，同样认为语言对社会规范具有基础构建意义，“语言并不和艺术、法律、宗教并列，而是所有这些显现借以进行的媒介”^[27]89。

在传承了浪漫精神的伽达默尔看来，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社会规范，人们才不至于如同动物那般完全凭借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生存，而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人是具有语言的生物。“那些使人类能够没有谋杀和互相残杀的——以社会生活的形式，以政治宪法的组织形式或以劳动分工的经济生活形式等——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一般概念。所有这一切皆由于一个简单的论断，即人是一种具有语言的生物。”^[27]183

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语言理论中，“语言与思想的关系问题”与“语言起源问题”是“最迫切需要反省与讨论的两组问题”^[28]。浪漫派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基本立场是：语言与思想具有同一性。只有阐明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才能将语言界定为用以反思、筹划现实活动的必要中介，即“没有脱离语言的现实”才能得以成立。因而，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是构成生存论语言观的必要的逻辑前提。这正如深受赫尔德、洪堡以及新浪漫主义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语言哲学理论影响的晚期卢卡奇(Georg Lukács)所言，“正是由于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使得语言包含着并构成了全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基础，语言在整个生活领域扩大着它的普遍性”^[29]。在同样传承了浪漫精神的伽达默尔那里，“语言与思想的同一”立场也是构成生存论语言观的必要逻辑前提：“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实际上，我们总是早已处于语言之中，正如我们早已居于世界之中。”^[30]

在18世纪以前，思想优先于语言一直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是事先形成观念、思想，然后再用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对其加以包裹、表达，语言被当做是外在于思想的表达工具^[21]56。而在浪漫派那里，语言不仅仅是用以表达思想的外在工具，就连思维活动本身也离不开语言。按照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划分，语言哲学史上存在两大理论传统，即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孔迪拉克(Condillac)为代表的“指称—工具主义”(HLC)与哈曼(Hamann)、赫尔德(Herder)、洪堡(Humboldt)为代表的“表达—建构主义”(HHH)^[31]。后者主张的就是语言对思想本身有着直接建构，而不仅仅是用以描述思想的外在工具。正如福斯特(Michael N.Forster)在对浪漫派语言哲学的概括里指出的，20世纪“语言转向”的主要学说之一是思想在本质上依赖并受限制于语言，然而其实早在赫尔德、哈曼、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F·施莱格尔、威廉·冯·洪堡和黑格尔那里就已经以不同的版本支持过这一学说^[32]。

洪堡的“语言与思想的同一”立场与其生存论语言观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这表现在其对民族语言的具体研究以及“语言世界观”理论之中。洪堡发现，“在梵语里，大象有时叫做‘饮两次水的’，有时叫做‘双齿的’，有时又叫做‘用一只手做事的’动物，尽管指的是同一事物，却表达了各种不同的概念。事实上语言从不指称事物本身，而是指称事物的概念”^[33]106。语言是对概念的指称、建构，而不是对事物的指称，用不同的名称为同一事物命名，意味着在生活中对事物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把握方式。这其实就好比中文以带有明确价值判断(如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的“毒品”命名特定事物，而英语中的“drug”^①在指称同一对象时，却保持相对中立的语义，二者意义截然不同。“毒品”强调了被命名对象的危害性，“drug”的含义则相对中立，这体现出讲汉语与英语的两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各自对该事物截然不同的处理态度与处理方式。通过具体的民族语言研究，洪堡认为每个民族语言的语法结构、词汇体现的是该民族成员所特有的世界观，“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用语音的世界把自己包围起来，以便接受和处理事物的世界……他完全是按照语言的引导在生活”^[33]72。相较于浪漫派，洪堡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更深入地强调了语言对生活实践的引导与建构，以及语言是人在生活实践中与事物打交道的必要中介，展现出显著的生存论内涵。正如傅永军对洪堡“语言世界观”的阐释，“世界就存在于语言中，超出语言的世界并不存在”^[34]。

① 英语“drug”具有多重语义场，既包含治病救人的pharmaceutical drugs(治疗药物)，也涵盖illegal drugs(非法毒品)。当“drug”用以指称毒品这一对象时，其字面含义相对中性(其贬义色彩需要通过修饰语如“illegal”“dangerous”等体现)。

马克思在探讨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1]525马克思并未对这句话详细展开阐释，其立场更多体现于对青年黑格尔派“语言—思想的独立化、实体化”谬误的批判之中。对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一论断，许多论者往往简单地解读为：语言是用以传达思想的物质外壳。按照上述查尔斯·泰勒的划分，这其实是在将马克思的语言哲学立场误读为指称—工具主义。然而在浪漫派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显然不可能倒退回这种工具主义语言观。正如尹树广所言，“马克思的语言哲学思想与洪堡的语言哲学有密切的联系，比如重视语言与思想的统一”^[35]。此外，按照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理解，马克思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立场应当是“思想不仅用语言来表达，而且它用语言来实现”^[36]407。利科这里阐明了语言对思想的“表达”与“实现”的两种作用，并着重强调思想必须“用语言来实现”。这意在打破传统的语言—思想二分的观点，表明思想不仅由语言表达，也由语言所建构，即思维活动本身也必须借助语言才能得以展开。由此可见，对于《形态》里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恰切的理解应是“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存在方式，无需借助中介，直接与思想同一”^[25]。换言之，“思想直接地由语言构成，而非某种预先于语言而存在或超语言的东西，语言也并非仅仅作为表达思想的间接、外在的工具”^[37]。

此外，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一文中直接申明，“思维活动离不开语言”的立场。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先是摘录了杜林著作里的一句话，“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接着对此讽刺道，“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38]。洪堡从民族语言的研究得出“语言世界观”的立场，而基于语言与思想同一性立场的恩格斯也在其比较语言学中展现出生存论内涵。他发现德语由于与其他语言有不同的结构特征而包含着不同的世界观，进而影响着现实生活。“德语在日常生活中很笨拙，而在处理最困难的论题时却非常灵活——这是德国人在多数领域中都有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而德国人的大量产品却异常低劣的部分原因(或表现？)。”^[39]

马克思也深谙比较语言学，但他“语言与思想同一”的立场体现出的生存论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语言研究中。马克思将语言起源归结为社会实践，相应地也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立场与生存论语言观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民族语言扩展到意识形态话语。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批判中，一方面，马克思揭穿了意识形态的“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40]616；另一方面，这些虚幻的用语使无产阶级陷入意识形态思维，它们对现实的建构，即对生产关系剥削属性的掩盖又反过来使无产阶级臣服于这些生产关系。这正是马克思生存论语言观“既没有脱离现实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现实。语言和现实有着必然的辩证关系”^[9]89的鲜明体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工资”“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些日常流行的用语其实都是掩盖了现实关系的不合理用语，“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40]619，进而无意识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在此，语言对思维的建构作用体现为，在日常话语中，无论是对“工资”一词的直观理解，还是将工资说成“劳动的价值”或“劳动的价格”，人们都是在将资本家支付的酬金与工人劳动之间的交换理解为平等的商品买卖关系，进而掩盖了剩余价值剥削这一事实。如“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40]616，导致其误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看成是货币与商品一样的平等买卖，并将商品价格的变化规律套在工资的变化规律上。马克思进而指出，对工资的理解应从“劳动的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价值”，“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40]621-622。“利润”“地租”等日常用语也同样掩盖了现实的剥削关系。其实利润、地租的本质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同样对这些用语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马克思“恢复了另一些术语所掩盖的未出现的术语……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对地租和利润的分析读作一般剩余价值的分析”^[41]。

对同一个经济关系(工资、地租、利润)有怎样的命名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思维是意识形态思维还是科学思维，而命名方式对思维的建构又相应地引导着我们的生活。如意识形态思维使得无产阶级的生活实践处于被规训的状态，即臣服、习惯于物化了的生产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所揭示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资本拜物教中，生产当事人习惯性地将利息、地租、工资分别视为资本家、地主天然的合法收入，并把工资视为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劳动的等价交换的酬金，这种分配方式俨然成为“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42]。而“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43]，语言与思想具有同一性，拜物教意识形态除了以语言的形式潜藏于我们的日常观念，也通过生产当事人对“工资”“利润”“地租”“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等意识形态话语的日常言说表现出来。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日常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下，无产阶级才表现为对现实雇佣关系的臣服和习惯。这正如汤普森(John B.Thompson)所言，话语统治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进行，“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他们产生影响的最直接的权力与统治关系是那些作为他们日常生活典型社会背景的场所：家庭，工作地点，教室，同业团体。在这些场所中，个人花费大部分时间，采取行动与互动，谈话与倾听”^[44]。

由此可见，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并立足于生产总过程揭露资本对活劳动的剥削，阐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对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改造，从“工资”“劳动的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价值”、从“利润”“地租”转变为“剩余价值”等，才能构建出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无产阶级从意识形态束缚、规训中解放出来，使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成为可能。

传统的“实践优先于理论，理论反作用于实践”阐释尽管也看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但却将理论与实践当作两个相互独立的环节，本质上还是将理论与实践作二元割裂。而在生存论语言观里，没有脱离现实的语言，也没有脱离语言的现实，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两个独立的环节。保罗·利科正是从生存论语言观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打算把理论逐出实践活动的领域；把理论逐出实践活动的领域正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缺陷。实践，作为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最发达的活动，是一种探索性的、创造性的、认识的和组织的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的原意”^[36]501。不把理论逐出实践的领域，意味着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所打交道的对象总是由理论所建构、中介，另一方面，理论活动本身也由于具有建构现实、引导生活的作用而能够成为一种实践。可见从生存论语言观的视角阐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才能真正地将二者统一起来。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通过理论批判瓦解意识形态话语、构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以此重塑用以引导无产阶级生存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改变世界”显然不可能是在主张放弃理论分析、放弃思想，并直接投身于阶级斗争。要让无产阶级从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训的状态转变为对其自觉地反思与批判，进而发动阶级斗争，必须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构建作为前提。《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45]对工人的理论教育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这表明马克思的理论活动本就已经构成“改变世界”的内在环节。

通过社会历史批判能够改变引导无产阶级生活的话语体系，进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改变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阿尔都塞将“理论实践”视为实践的形式之一，并将理论实践分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理论实践。前者是宗教、伦理、法律、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后者则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构建^[46]158。这一看法与利科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不打算把理论逐出实践活动的领域”观点相一致。为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构建本就是一种实践，阿尔都塞还从列宁“《资本论》是逻辑、辩证法、唯物主义认知三者的统一”的基本立场出发，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浑成一体的唯物辩证法”^[46]159。且唯物辩证法是“以实践状态存在于《资本论》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著作之中”^[46]166。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在形式上是理论的，但却“以实践的状态存在”，因此本质上也是一种实践，即理论实践。

可见，解决“布鲁德尼难题”的关键就在于认清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构建本身就是在“改变世界”，已经是革命实践本身。在马克思语言哲学研究中，有一种解读思路是从语用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构建具有“行事”“取效”的功能。例如，何丽野根据日常语言学派代表人物奥斯汀(J.L.Austin)语用学理论对“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的划分，指出马克思的著述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很显然是在“以言行事”以及“以言取效”，即通过说话来做事以及通过说话来影响他人(指无产阶级)的思想与行为。而传统的哲学只是一种“以言表意”，并没有要号召什么行动，因此不具备“行事”或“取效”的功能。“以言行事”“以言取效”不同于“以言表意”，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好比“着火了”与“历史上有个哲学家叫苏格拉底”两句陈述的区别，前者能够引发行动而后者却只是在表意。在“以言行事”以及“以言取效”中“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都是同一套语言，我们把它称作马克思主义哲学”^[8]。殷猛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词句批判，他“以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武装群众、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以号召性言语行为发动工人阶级行动起来”^[7]。马克思的话语是一种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的实践话语^[47]。王寅甚至认为马克思的语言哲学将“语用学”置于语言各分支学科之首要，以及将“语用准则”视为语言的根本规则^[48]。

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语用学阐释具有显著的启示作用，该阐释从“说话就是做事”的角度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进而在对“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阐释中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分立的阐释框架。

当然，这种语用学阐释也是有限度的，不能完全将语用学里的“行事”“取效”的概念与“改变世界”等同起来。“改变世界”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里特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同于“行事”“取效”泛指一般的行为活动以及对他人行为的影响。“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48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改变世界”的作用并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解释世界”的唯心史观理论，并非由于前者是在“行事”“取效”而后者只是在“表意”，而是由于前者能够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后者则是在粉饰、掩盖、维护现存的统治关系。正如程彪所言，前马克思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致力于寻求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释世界”的终极根本原理，但最终只能导向“对现实的辩护性解释”^[49]。哲学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本身也是“以言行事”“以言取效”，如前所述，作为“语言中的精神生产”的哲学、法律、道德等意识形态本就已经构成了社会实践的规范，对生产者的活动起到了引导、规训的作用。

这样看来，马克思主张“改变世界”而拒斥“解释世界”，实际上就是在主张从理论上揭穿现实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在矛盾，进而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而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原则针对资本主义展开的理论分析、批判便是在履行“改变世界”这一信条。

当然，还有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本就是实践，那又为何在《提纲》第十一条要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区分开来？“解释”本就有“理论”“言说”之意，作此区分仿佛还是在将理论与实践二元划分。其实，《形态》作为《提纲》新世界观的具体展开，其对“解释世界”中“解释”概念的界定具有特定语境。我们不应将《提纲》中未作详尽阐释的“解释”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分析，而需结合《形态》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史观的批判语境来把握。

在《形态》的批判语境里，“解释”一词特指青年黑格尔派满足于从观念解释现实世界，并由此构建出用以掩盖现实关系的、保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对唯物史观的界定中，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43而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之所以是保守的，是掩盖、维护现有统治关系的“解释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将“人”“自我意识”“唯一者”等观念视为历史发展的本质，即“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这样将现实的阶级矛盾与冲突观念化，“变成思想的冲突”^[1]324，从而也将现实世界的革命化寄托于在观念上对这些哲学词句加以更迭，而不是寄托于革命实践。“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末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22-23按此特定的批判语境，“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是否放弃理论分析、放弃语言，而在于究竟是用观念解释实践还是用实践解释观念，因此本质上是理论建构方式的区别。

柄谷行人结合《形态》的批判语境，准确地指出《提纲》第十一条并非主张从书房走向街头，“马克思的工作是给作为‘解释’的哲学再加以解释”^[3]91。结合该论断的上下文语境看，这里“‘解释’的哲学”主要指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而分析这些唯心史观背后的社会关系基础也就是“给作为‘解释’的哲学再加以解释”，亦即《形态》所说的“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43。因而“改变世界”其实也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关于《提纲》第十一条，与柄谷行人的见解相一致，卡尔·洛维特认为“马克思的做法不是用一种纯粹的实践来反对纯粹的理论，而是处理‘实践以及对实践的把握’。但这种把握本身无非是对所谓纯粹理论在事实上的非纯粹性的批判性陈述”^[50]。在“改变世界”的履行中，马克思并未放弃理论分析，而是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性陈述”。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看似超现实的纯粹的哲学理论，马克思通过批判性的陈述揭穿了其“事实上的非纯粹性”，阐明其本质还是现实社会关系的表现，具体而言是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

资本拜物教批判作为《形态》中“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具体展开，其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特殊性出发，打破了“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的永恒化假象。而客观地揭示和叙述资本拜物教这一意识形态假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同时也是对这一假象的批判。正如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自己首先应该出版的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及其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51]。而这种批判性理论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石，具有语用学意义上的“行事”“取效”功能，因此本质上是在进行“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其实，自青年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赫斯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立场并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其所构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批判性本身就是在这种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的叙述中所形成的。

通过追溯马克思语言哲学及其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理论渊源可以发现，马克思生存论语言观的核心要义在于语言既非脱离现实的抽象符号，也非对客观现象的机械反映，而是主客体在实践互动中生成的认知与把握现实的中介。而从马克思的生存论语言观出发审视“布鲁德尼难题”，其理论意义在于能够彻底打破“理论—实践”二元对立的传统阐释框架。

传统解读模式虽然承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仍将理论降格为服务于革命行动的“工具性铺垫”，本质上未能摆脱二元割裂的思维定式，将实践视为终极目标，理论仅作为辅助手段在场。而如果只是将理论视为服务于实践目标的工具，便容易忽视话语本身的认知建构功能，进而因忽视理论建构中科学术语的选择与革新陷入认知与行动误区。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蒲鲁东虽主张“提高工资”(话语手段)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实践目标)，却因依然肯定“工资”这一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而隐含对雇佣劳动制度的承认，其主张实际上只是一种“细节上的改良主义”^[23]56。反观马克思的生存论语言观，“术语的革命”则是其方法论必然。此外，“理论—实践”二元对立解读也容易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工作降格为革命实践的“前奏”，而非“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本身，因而也就未能澄清为何马克思在主张“改变世界”之后并未放弃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而生存论语言观则在于通过揭示语言作为认知与把握现实的必要中介，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解释本就是“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过程。换言之，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本质是在解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重构无产阶级用以把握现实的语言体系，直接介入对现存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也只有将马克思视为革命实践的直接执行者，而不仅仅是革命的号召者，才能彻底阐明为何其本人在主张“改变世界”之后却仍继续从事理论批判工作。另外，探究马克思的生存论语言观，也能够修正传统研究对青年黑格尔派“旧哲学”的误判。旧哲学作为“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非完全与现实无关的、脱离人类实践的纯粹思辨，实则其本身已经参与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规范的建构，即通过掩盖统治关系的话语规训手段使劳动者无意识地臣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见，“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二者都已介入现实，其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建构方式的差别。

综上，马克思主张“改变世界”而拒斥“解释世界”，一方面，这并非在主张从纯理论走向肉体活动的实践，另一方面，其毕生投身于理论批判也不是要退回到青年黑格尔派“为反对词句而斗争”的思辨游戏，而是在于探寻一种新的、科学解释世界的理论建构路径，且这本身已经是“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过程。其哲学革命实则在于开创一种将科学解释与革命实践辩证统一的理论建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对科学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视，以及以话语重构介入现实变革的理论自觉，恰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52]形成深刻共鸣。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原则的生存论语言观为这一命题提供了深刻的注脚。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包含物质活动意义上的“做”，也包含科学的“说”，二者缺一不可。重审马克思理论批判的生存论维度，不仅有助于澄清“布鲁德尼难题”背后的本体论误判，更能在资本全球化与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的当下，为当代的理论生产提供方法论启示，唯有让理论建构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即直面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现实矛盾，才能生成真正回应时代之问、解决时代难题的科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