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Empower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Ethnic Regions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战略任务。但民族地区因其特殊性，对国家战略的回应能力不足，过于依赖自身资源禀赋发展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当地低效粗放发展模式相对固化^[1]，影响了共同富裕的推进。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支持各民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2]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此后又在诸多场合对其进行了多维阐释。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要支持民族地区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进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融为一体。民族地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3]这些重要论述为民族地区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方向指引，即立足特色优势，不断开拓清洁能源、民族文化产业和绿色生态旅游等新兴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追赶，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自提出以来即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并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研究语境下取得一定成果。首先，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原创性和颠覆性创新，体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形态。程恩富与刘美平认为，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生产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体^[4]。杨敏和沈泉鑫则强调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发展理念和生产方式的重塑和能级跃升^[5]。其次，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方面，王世泰和曹劲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概括为产业融合、服务业升级、流通精准化、数字产业集群培育与创新场景构建五个维度^[6]。但研究多聚焦发达地区，民族地区亟待深入探讨。再次，在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意义与面临的挑战方面，杨敏和郑岩指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关系占国土面积64%的疆域的现代化，关乎民生福祉、民族团结与国家长治久安。”^[7]尹响等指出，基础设施薄弱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长期成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制约因素^[8]。最后，在新质生产力与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方面，燕连福和牛刚刚指出欠发达地区科技基础薄弱，要通过“东数西算”等工程实现东西部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9]。李曦辉和王贵铎则指出，民族地区要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发展新质生产力^[10]。

综上，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及民族地区共同富裕方面的研究产出成果丰硕，为本文提供了宝贵参考。但此类研究多以发达地区的经验为参照，忽视了民族地区的独特的资源禀赋、发展条件和比较实际，未能形成与民族地区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的切入点、结合点和发力点。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民族地区的新发展格局，聚焦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的联结机制、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以期为民族地区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价值参考。文中“民族地区”主要指五个民族自治区(新疆、内蒙古、西藏、广西、宁夏)及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青海、云南、贵州等)，是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的地方。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加之历史与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不平衡问题突出，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共同富裕超越了平均分配理念，强调在承认个体差异基础上合理分配财富，兼顾效率与公平，避免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核心特征。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1]53在《资本论》中他进一步强调：“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1]664这些论述为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演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可见，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科技创新重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关系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核心在于提升知识、技术与制度的耦合效率，实现生产方式的质变。它以高素质劳动者为主体，以智能化劳动资料为支撑，以生态化劳动对象为导向，推动要素协同与体系重构，从而为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持久动能。

劳动者既是生产力的核心承载体，也是技术创新的关键主体。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11]203劳动者只有提升综合素质，成长为兼具技术素养、生态思维与知识储备的人才，才能夯实新质生产力的人力资本基础。

第一，劳动者素质提升有助于直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知识密度大，劳动者素质直接关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主导作用。民族地区劳动者不断开阔视野，提升技能水平，强化知识学习，从传统的单一机械操作型转为具备创新与技术应用能力的新质劳动者，才能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不仅能突破传统数字技能培训的局限，还能为民族地区培育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为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第二，劳动者素质提升有助于建立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民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提升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知识资本和技术创新互促共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的系统性融合发展，更好地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例如，贵州利用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优势，大力发展数据产业，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培养了一批具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这些“新质人才”不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在高端技术、数据分析和创新能力方面的短板，还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引领各族群众在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下劳动资料的高级形态。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11]204这表明劳动资料的复杂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直接体现了人类劳动能力的扩展。新质劳动资料的智能化升级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还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新技术路径。

第一，技术创新有利于重构传统生产范式。传统劳动资料自动化程度低、缺乏数字监控和智能调节能力，容易导致生产波动、废品率上升和资源浪费。新质生产力通过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进而推动民族地区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例如，内蒙古通过融合软硬件技术，构建了“环境监测—畜禽体征监测—数据分析—疫病防控—智能生产决策”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了畜牧业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实现了养殖模式重构与数字化转型，加快了新质生产力在畜牧业领域落地。

第二，技术革新有助于推动产业链整体升级。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民族地区依托技术革新完善智能设备与生产线，能够推动产业链升级与服务业拓展。数字经济能够加速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所需的新质生产力体系。以新疆昌吉为例，通过整合卫星遥感、大数据与智能农机，实现了“藏粮于技”，提升了农业产量与资源效率，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深度融合，赋能农业现代化转型，夯实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劳动对象的生态化利用是民族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劳动对象作为物质基础，其绿色转型关涉资源配置与生态可持续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12]在“开发—保护—再生”逻辑下，生态化开发有助于实现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第一，生态化利用模式有助于优化资源开发路径。随着生产力的演进，劳动对象也在不断变化。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须坚持走绿色低碳路径，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整合清洁能源与生态农牧业，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可持续开发模式。例如，依托气候与土壤优势发展高附加值有机农业，优化种植结构。青海利用太阳能与风能资源构建“风光互补”清洁能源体系，既优化了能源结构，又通过跨区域输电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双赢，为民族地区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第二，绿色经济转型有助于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民族地区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要加快推动“高投入、高消耗”的传统资源开发模式转向“低消耗、高收益”的绿色经济模式。民族地区通过劳动资料的绿色化转型，能够拓展农牧业空间，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压力，推动生态农业模式创新。例如，西藏和宁夏通过“光伏+生态旅游”的融合式发展，实现了资源的复合利用与价值提升，不仅创造了新的增长极与就业机会，还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与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民族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第三，生态化转型有助于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3]劳动对象作为劳动过程中被加工的对象，直接影响新质生产力水平。民族地区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既应注重劳动对象的环保性与可持续性，也应注重信息、知识等虚拟劳动对象的生态化利用，促进绿色发展与社会公平。生态化劳动对象利用能重塑区域发展模式，将资源禀赋转化为绿色发展动能。例如，清洁能源与生态旅游融合带动高质量就业，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兼顾减贫与环保，推动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协同增进，实现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既是技术层面的升级迭代，也是劳动者素质提升、劳动资料效能增强和劳动对象利用方式优化的系统跃升，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然而，民族地区受历史、地理与社会等因素制约，面临科技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制度体系不健全及人力资本不足等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是外部约束，也是内生瓶颈，亟待系统破除。

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然而，在民族地区，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创新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效率不足，加之创新文化氛围尚不浓厚，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障碍。

第一，科技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制约技术创新发展。民族地区数字与网络基础设施滞后，存在信息化短板，制约新技术扩散与规模化应用。202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分省情况》显示：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65 164.5万户，而民族地区9 037万户，占全国总接入用户比率仅为13.87%^[14]。截至2024年2月末，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5G基站分别达到157.7万、78.6万、93.4万、21.3万个，占本地区移动电话基站总数的比重分别为30.9%、30.7%、27.8%、28%^[15]。民族地区5G基站与宽带接入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使信息流通滞缓、技术创新扩散与应用受阻，信息产业、数字农业等新兴产业成长乏力，数字技术嵌入经济社会进程放缓。与东部相比，民族地区在5G、物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不足，形成“数字鸿沟”，限制了现代技术引进与场景落地，削弱了产业链延伸与完善能力。

第二，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技术创新相对滞后。当前，民族地区面临创新要素投入不足、科技人才流失等问题，导致技术创新链与应用链衔接不畅。教育财政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和技术创新滞后，削弱了科技创新动力，难以满足新质生产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从而加剧了区域间发展差距。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4》，东部发达地区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西部民族地区科技创新水平整体滞后，供给不足且人才短缺，导致技术推广困难，产业升级动力不足。教育体系、创新体系与产业部门的协同不足，进一步削弱了技术创新的综合作用，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第三，技术转化面临文化不适配的困境，创新文化氛围不足。民族地区传统农牧业和手工业模式与现代技术体系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壁垒，导致新技术在推广过程中“水土不服”，社会认同度和技术转化效率较低。同时，民族地区的创新文化氛围相对薄弱，加之普遍存在“求稳怕变”心理，创新意识较弱；基层群众对新技术的认知有限，技术创新缺乏文化支撑和社会基础。此外，地方政府、科研机构和社区组织在技术创新中的角色不同，对技术创新的重视程度不一，再加上信息流通不畅、技术转移渠道单一、创新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交织，形成了一定的文化障碍，制约了技术创新的推进。

民族地区囿于资本场、资源场、技术场等发展要素聚集的场域性困境，加之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力不足，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多重制约。产业结构不够完善、政策支持及资源优势转化不足等问题相互交织，阻滞了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型。

第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升级动力不足。民族地区经济仍停留在以传统农业和初级加工业为主的阶段，即我们常说的“产业结构低端锁定”，这种状况与新质生产力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需求形成明显反差。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例，2024年《农业机械化情况》显示，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3.11%，东部地区综合机械化率均超过80%，而西藏、青海、云南等民族地区则普遍低于50%^[16]。技术鸿沟降低了民族地区劳动生产率，容易形成“低端锁定－效率低下－投资不足”的恶性循环，影响产业结构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化水平，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政策支持有限，高技术产业投入不足。民族地区政策侧重于传统农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资源过度集中于传统领域，制约了高技术产业发展。《2023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为33 357.1亿元，而民族地区R&D经费总投入仅为1 252.8亿元，占全国总经费的3.76%，其中西藏以7.2亿元垫底，青海(30.3亿元)、宁夏(85.5亿元)紧随其后^[17]。这表明民族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投入不足，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产业转型升级。在科技研发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绩考核导向使民族地区更倾向于投资一些“短平快”的项目，由此削弱了对高技术产业培育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资金保障。

第三，资源优势转化不足，生态产业竞争力薄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加快构建绿色生产体系，大力增强全社会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18]。民族地区资源富集而生态脆弱，若长期依赖资源型发展路径，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绿色转型进程，并制约生态产业化的深入发展。首先，资源禀赋与产业能力错配，开发受限制叠加资本与技术短板，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优势。其次，产业模式滞后、价值实现机制不健全，呈现粗放低端、要素分散、带动性弱、深加工与品牌建设不足、产业链不全、附加值低等问题，制约了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2024中国环保行业ESG发展报告》显示，环保行业ESG评级企业广泛分布于20个省份，其中广东省(13家)、北京市(12家)、浙江省(10家)领先，全国范围内，民族地区仅有贵州省(1家)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家)^[19]。这表明环保企业的地域集聚性显著，同时折射出民族地区在环保与生态产业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较大，技术和资本短缺，亟须将自然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推动共同富裕的生态产业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离不开制度支持，民族地区需优化制度供给，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动力与保障。

第一，制度环境与科技创新需求不匹配，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制度供给与创新需求动态适配失衡，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行政干预的刚性约束削弱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部分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研发决策，指定技术路线，导致资源配置失衡，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空间。另一方面，部分政策和改革举措落实过于简单，存在“一刀切”现象，未结合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导致政策实施与现实脱节。例如，有的地方资源开发限制过严，影响特色资源的合理利用，制约了民族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同时，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亟待完善。当前民族地区传统产业普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部分领域“产能冗余”，制度环境和科技创新体系不健全，导致传统产业潜力难以有效释放。

第二，政府服务质量和创新支持体系不完善。首先，繁琐的审批和冗长的周期降低了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科斯认为，“交易成本的相对高低直接决定了资源是通过企业还是市场配置，成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20]。有的地区政出多门、政策错配与过度干预，影响了制度供给质量与创新体系效率，抑制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其次，创新支持体系滞后，技术咨询、知识产权等服务缺位，技术获取与转化低效。此外，知识产权保护效能不足。尽管近年来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但侵权现象仍然存在^[21]，“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容易导致民族地区陷入“低申请—低保护—低收益”的恶性循环，削弱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根据《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24)》数据，内蒙古(729件)、广西(1 378件)、贵州(986件)、云南(1 111件)、西藏(35件)、青海(256件)、宁夏(704件)、新疆(193件)等地的专利申请量远低于江苏(56 114件)、浙江(37 227件)等东部沿海发达省份^[22]。这表明民族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技术支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区域创新整体水平亟待提升。

第三，政府过度干预市场，阻碍了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力，但在民族地区，部分政府部门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未能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插手“非本职”的事务。首先，职能重叠降低了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部分地方政府缺乏长远规划，产业发展规划不清晰，存在“急功近利”和“撒胡椒面”式的探索，导致科技项目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次，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完善。民族地区有些地方创新激励机制和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完善，导致科技创新成果难以顺利进入产业链。

人才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23]这凸显了教育和人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作用和地位。然而，当前民族地区面临教育资源短缺与人才总量不足的双重困境。

第一，教育资源不足，不利于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民族地区教育资源短缺导致新质人才供给滞后与能力错配，无法深度赋能高技术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进而抑制产业升级与技术突破。我国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地理分布显著不均。首批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民族地区仅9所，占比6.57%，第二轮“双一流”高校147所，民族地区仍仅9所，占比降至6.12%^①。结合民族地区人口占比，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更加明显。高校是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的核心与新质生产力策源地。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与东部差距较大，制约了高素质复合型技术人才的培养。

① 此处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第二，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稀缺，人才结构亟待优化。当前，民族地区人才培养体系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之间不匹配，人才“供需错位”制约了产业链和资金链的有效赋能。民族地区创新与科技人才短缺，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领域。产教融合不足易导致人才错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抑制技术、知识、资本和信息要素流动，不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此外，经济与职业空间受限叠加中东部虹吸效应，导致民族地区高层次人才外流，创新活力与区域韧性下滑。

民族地区资源富集、文化多样、区位独特，与技术主导型的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其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方面更具复杂性与独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指出：“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24]这也揭示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特殊困难与挑战，为探索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必须遵循生产力演进的内在规律，立足民族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科技底座，构建符合区域特质的新质生产力实践路径，从而有效提升高质量发展效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根基。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民族地区应对科技基础设施薄弱与数字鸿沟挑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此，民族地区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塑教育供给，促进文化与技术融合，持续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生态，筑牢共同富裕之基。

第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夯实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科技资源在推动西部区域和后发城市创新发展方面支撑不足^[25]。民族地区要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牵引，推进5G、千兆光纤、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部署，缩小城乡与区域间的“数字鸿沟”。此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专项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支持中小企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场景需求，提升信息化与数字化水平，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与AI在农业、旅游、文化等领域应用落地。聚焦偏远地区网络覆盖与劳动力数字能力培训，促进效率提升与空间拓展，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共同富裕夯实基础。

第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劳动者的技术素养与创新能力。中央政府应聚焦民族地区实际需求，推动教育资源倾斜，实行“造血”与“输血”并重。一方面，动态优化高校学科布局与资源配置，提升该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加强科技创新供给；另一方面，鼓励中东部高校、职业院校在民族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与合作平台，提升劳动者科技素养与数字技能。此外，以科技创新引领教育服务转型升级，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对接资源禀赋与特色产业，重点布局智慧农业、绿色制造、文化创意等专业群，构建“产学研”一体化与项目式培养体系，推广智能灌溉，促进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以高校为核心，重塑区域创新生态，将教育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科技动能，为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第三，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型产业体系。民族地区要注重发挥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乘数效应，推动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和产业升级。要坚持保护文化多样性，培育各民族群众的多元认知视角和创新能力，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探索“文化赋能科技、科技提升文化”，构建开放共生的创新生态系统。要强化数字赋能，推动民族地区传统技艺和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沉浸式体验。同时，积极发展文化体验型新业态，以场景化、互动化手段将民族文化元素嵌入旅游、教育、设计等领域，增强游客的文化参与感与情感认同，提升软实力与综合吸引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

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载体。当下，我国科技创新对产业的支撑和引领持续提升，为未来产业的孕育与壮大提供了坚实基础^[26]。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此作为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引擎。

第一，夯实产业基础，推动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民族地区要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特色，科学布局清洁能源、生态旅游与文化产业，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一是推动产业特色化发展。利用水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优势，结合生态与文化资源，培育清洁能源和文旅融合业态。例如，广西、贵州等中药材富集区可致力于打造中医药产业链，以科技创新提升附加值，带动就业增收。二是创新文化产业。要以新质生产力重塑文旅格局，推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三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新兴产业布局。政府要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政策，助力产业成长。随着产业趋于成熟，政策要逐步转向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培育新兴产业。例如，培育数字游戏、网络文学、影视动漫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产业，打造未来产业集群，推动共同富裕。

第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7]。民族地区要以科技创新牵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竞争力。一是加快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东数西算”工程。依托清洁能源与气候优势布局大数据与算力中心，融入全国数字经济体系。算力作为数据处理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力^[28]。政府要发挥民族地区水电、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冷凉气候与低要素成本优势，有效整合数据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加快形成统一的一体化算力网络体系，以打破区域与行业间的算力壁垒，推动整体产业升级。例如，青海利用独特的冷凉气候和能源优势，发展绿色算力网络，创建大数据中心^[29]，实现零碳排放，成功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抢占绿色算力发展制高点。二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提升劳动资料先进性和生产效率，促进数字农业、智能制造和智慧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

第三，聚焦生态资源开发，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绿色产业体系。民族地区要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在产业“绿色化”方面下功夫，积极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产业体系。一是推动生态农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区域发展的绿色转型。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借助数字化农业技术，优化生态农业的生产流程，推进民族地区传统产业实现绿色低碳和技术改造，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快发展新型生态文化业态，探索体验式经济模式。民族地区要立足生态文化资源，发展个性化、体验式生态旅游，积极挖掘生态文化资源蕴含的经济价值，帮助当地居民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例如，开发定制旅游、生态文化体验等新业态，引领消费升级需求，助力生态资源经济化。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出战略性安排和全面部署。民族地区要全面深化改革，积极构建适应科技创新需求的制度环境，提升政府服务效能，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确保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劲动力。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制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民族地区要优化体制机制，发挥资源禀赋与特色优势，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构优化。一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要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势，打破行政区经济壁垒，强化区域合作，促进资源优势互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经济格局，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要以严格保护、快速确权、高效执法与高效转化为抓手，实现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合理分享增值收益；优化资源配置，保障居民公平发展，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三是突出政策倾斜性和普惠性。聚焦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分配与多层次保障体系，让各族群众实现普惠性成果共享。

第二，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优化与营商环境相关的配套制度。民族地区要优化政府服务与营商环境，加强创新友好型制度供给。一是简化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科创项目“绿色通道”和并联审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专注研发与创新，扩大成果外溢范围。二是加强技术支持，完善融资渠道。健全中小企业技术咨询、知识产权与融资服务体系，拓展科创基金、健全“政银担”联动与增信机制，增强企业融资与创新能力，提升市场参与度与成果共享水平，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民族地区有效落地。三是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新质生产力作为超越数字经济的先进形态，强调生产要素重构与生产过程跃迁。在民族地区，要依托数字技术，推动生态农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绿色转型，构建契合资源禀赋的内生型增长模式，为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第三，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健全科技创新协调机制。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离不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30]。一是优化政府服务职能，提升治理的规范性与制度执行力。民族地区政府要强化服务型定位，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封闭循环，通过制度引导营造稳定透明、创新友好的营商环境。二是健全跨部门协同与政策联动机制。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财政支持、要素配置与人才培育，推动科技创新在“研发—转化—应用”全链条中高效协同，实现政策与资源的高效衔接与精准落地，提升创新成果在民族地区的可及性与普惠性。三是构建区域合作与资源共享平台。鼓励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开展制度性合作，推动科研设施、人才和技术成果的制度化对接，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与聚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夯实制度基础。

劳动者的科技素养直接影响其就业质量和增收能力，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要实现有效赋能，必须立足区域特征，健全教育体系与人才培育机制，围绕识才、育才、引才全过程，制定契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政策，增强高素质人才储备，夯实区域内生发展的人才与智力基础。

第一，增强教育资源投入，提升本地人才供给质量。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教育基础设施，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支持建设高水平高校与职业院校，提升区域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能力，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教育差距，培养契合新质生产力需求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要推动数字化教育普及。积极引入远程教学等手段，提升教育资源可及性与均衡性。鼓励高等院校与职业教育机构联合设立新质生产力导向课程，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与创新能力。重点推广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培育具备技术素养与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民族地区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第二，优化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缓解人才流失现象。民族地区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关政策，提升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与本土人才的留存率。一是提升薪酬待遇和福利保障。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年薪和绩效奖励，结合完善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增强对高层次人才及其家属的吸引力。二是支持本土人才长远发展。民族地区政府要重视本土人才培养，提供继续教育机会，制定科学的人才晋升通道，拓宽本地人才职业发展空间。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提高本土人才的归属感，逐步形成健全的人才发展机制，缓解人才流失矛盾。

第三，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推动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健全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机制，能有效提升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一是积极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民族地区高校和职业院校与本地企业的深度合作，建立联合研究中心，围绕区域产业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实际的精准对接。高校可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设置相关课程与培训项目，着力培养实践能力强、具有专业素养的应用型人才。二是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的质量。优化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课程，注重课程内容的实用性和前沿性，提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的评价体系，将“成果转化”^[31]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增强人才的社会贡献，引导人才要素更有效地融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进而转化为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新质生产力作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绿色高效为特征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是推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关乎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优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民生质量的提升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既是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新质生产力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与复杂性的生产力创新工程，要求民族地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精准应对科技、产业、制度、人才等多方面的挑战，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形成先进生产力。要实现这一目标，民族地区亟须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以多维协同的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