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 Process, Logic and Experience of the "Reform"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展开了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擘画了恢宏的改革发展蓝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十五五”规划，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指出讨论稿的起草注意“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运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为发展增动力、激活力”^[2]，将改革提升至引领“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战略高度，蕴含着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面向未来的实践指引。这一系列的新时代改革宣言，植根于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话语演进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和领导改革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严谨的逻辑架构构筑起了内涵深邃、体系完备的“改革”话语体系。“改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标识性概念，已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沿阵地。这一认知催生出研究视角的“话语转向”，从话语维度切入，进而审视和解读改革，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创新增长点。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研究主要聚焦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构建来源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沃土，其构建始终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支撑改革的根本目的、诠释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通过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明晰改革的前行方向，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支撑各项改革措施^[3]。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构建，吸纳了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积淀的变革智慧，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的社会变革理论和社会变革实践^[4]；更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汲取支撑力量，革命实践为“改革”话语的合理性提供了坚实依据，有力消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5]。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改革”话语的过程中，注重借助域外经验增强话语穿透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发展经验，都为“改革”话语构建提供了多元参照^[6]。

第二，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历史嬗变的研究。在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接续推动“改革”话语的创新突破，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逐步构建起一套独具特色的“改革”话语言说集群^[7]。“改革”在承接转义“革命”所蕴含的核心内涵与根本性变革精神的基础上，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新的核心概念^[8]。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一表述，标志着“改革”话语的正式登场^[9]。从演进脉络来看，“改革”话语呈现出“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路径，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在“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的话语基础上形成的^[10]。

第三，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基本特征的研究。纵观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改革”话语彰显出鲜明的话语特质。从构建过程而言，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呈现出语言特色性、主导价值性、意识形态性和一定程度的局限性^[11]。从构建原则来看，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彰显出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整体性与差异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批判性与引领性相统一的特征^[12]。细化而言，全面深化改革话语具有统摄力、影响力、说服力、感染力和亲和力等特征^[13]，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体现出“以哲学基础的深化驱动认知升维、以理论范式的创新重构分析框架、以辩证逻辑的贯通指引实践方向、以未来指向的探索拓展思想边界”的特征^[14]。

第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构建启示的研究。话语构建始终贯穿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脉络，从过往话语构建实践中提炼启示，方能为后续话语构建积蓄力量。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构建历程表明“改革”话语构建要注重寻求“破”与“立”的平衡，注重增强话语的解释力和感染力，注重凝聚强大的中国力量，注重促进话语的成熟^[15]。“改革”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品质的具体体现，其发展历程表明话语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话语创新与调适，坚持促进国际交流与对话^[16]。“改革”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创新思维的重要展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诸多启示，包括坚持守正创新的辩证意识，增强发展创新的奋进意识，深化开放创新的变革意识，坚定自主创新的战略意识^[17]。

纵观已有研究，学界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展开了探讨，为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一是现有研究在整体取向层面多侧重于宏大叙事的构建与阐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不同历史时期“改革”话语具体演进轨迹的细致考察。二是现有研究多将笔墨集中于“改革”话语的外部资源依托，对特定历史阶段“改革”话语的内在变动逻辑关注不足，诸如在“改革”话语如何回应现实问题、怎样与社会发展形成互动、以何种方式实现有效交流、如何完成从理论话语到实践指引的转化等关键维度，缺乏深入的探究。三是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改革”话语的当下镜鉴或未来启示，而从不同阶段“改革”话语的自身演进脉络中提炼经验的研究相对匮乏。基于此，本文将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历史演进，挖掘其演进逻辑，总结其演进经验，致力于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来自核心话语领域的理论供给与实践参照，同时为新时代新征程把准改革脉搏、开好改革药方、凝聚改革合力、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与话语支撑。

话语不能凭空产生，亦无法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构建历程，从早期的探索起步与逐步生成，到发展阶段的大胆革新与持续完善，再到关键时期的深度推进与重点聚焦，直至新时代的创新突破与境界升华，呈现出“改革—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演进脉络。

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中，“革命”话语曾长期占据核心地位，直至“改革”话语的崛起并成为新的核心政治话语，重塑了中国政治话语的格局与走向。作为中国政治话语代表的“革命”，曾经主要指阶级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表现为武装暴力，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阶级斗争、经济上的所有制改造。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发出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号召，实质上蕴含了一定的改革思维^[18]。虽然“革命”话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向，因其内在潜藏的“对抗、冲突”意蕴在历史的语境中深深扎根，顽固地留存于其语义内核之中，难以稀释或消解。20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缓和表明，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革命”话语失去了与现实结合的条件。为了走出话语困境，避免将人们的思维困于“革命”话语的“斗争思维”之中，必须尽快提出新的话语表述。为创造出替代“革命”话语的新概念，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伟大尝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19]255。随着“改革”概念的广泛使用与改革实践的有效推进，“改革”逐渐成为新时期的核心政治话语。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多次谈及“改革”，他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150，“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0]141。这些话语系统阐释了“为何改革”及“改革什么”等核心问题，为“改革”话语的正式生成奠定了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有两处提及“改革”，一是我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21]5；二是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1]10。两处话语从“过往”与“未来”两个时间维度将“改革”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范畴，标志着“改革”话语的正式生成。此后，中国共产党从“为何改革”“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等层面系统展开了对“改革”话语的论述。“改革”话语的构建，突破了“革命”话语的语义限制，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革命性变革，在中国话语构建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改革”话语的生成伴生着改革实践的开启，改革实践发轫于农村，率先在经济体制领域破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改革伊始就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22]。1981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晰地觉察到，除了农业领域，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样蕴含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1982年，邓小平在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要进行机构改革和全面的体制改革……全面的体制改革包括好多方面，像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领导体制的改革”^[23]809。中国共产党明确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涉及政治、经济、领导体制等多领域的改革。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在此基础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制订全面改革蓝图，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必将起到伟大的历史作用。”^[24]6-7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中国共产党“全面改革”话语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有学者在研究中表示，“全面改革”话语时期的”改革”话语，主要围绕进一步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进一步明确改革的性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三个方面展开^[25]。从“全面改革”话语本身来看，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穆加贝时指出：“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19]138“全面改革”话语拓宽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范围，“改革”话语不再局限于农村改革的范畴，而是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将话语的内涵与外延拓展至经济改革的各地区。同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全面改革涉及经济、科技、教育等管理体制的改革。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强调改革是“经济、科技、教育、政治体制等的全面改革”^[26]24。《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高度评价了全面改革的实效，指出全面改革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强大活力^[26]122。“全面改革”话语拓宽了改革的广度，“改革”话语不再拘泥于经济改革的范畴，而是以一种更为系统的视角，将话语的内涵与外延拓展至社会的全领域。“全面改革”话语通过范围和领域的拓展，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革新与完善，引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迈上了新高度。

在“全面改革”话语澎湃传播、改革实践朝着更广范围持续拓展的进程中，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正徐徐翻开，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经济重新活跃起来，民族精神获得新的解放。但供需矛盾尚未根本缓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仍有市场、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等问题突出。在明晰国内外现状的条件下，党的十三大将大会的中心任务确定为“加快和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这一话语被正式提出。“深化改革”意指改革朝着更纵深的方向发展，但需要明确的是，“深化改革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27]300，也就是说，“深化改革”是在“全面改革”的基础上强调“深化”，“深化改革”话语是对“全面改革”话语的补充。自此，“深化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重点表达。

党的十四大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召开，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报告从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的改革等方面强化了“深化改革”的话语论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对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方面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总体规划，成为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表述，使“改革”话语在内容层面呈现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特点^[28]，此次会议在“改革”话语发展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需要深化改革，解决体制转变中的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问题。”^[29]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强调在财政、金融、科技、教育、国防、司法等各行业、各领域“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一系列关于各行业如行政管理、卫生等深化体制改革的意见相继颁布。之前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一些具体领域的和易于突破的问题，“深化改革”强调改革不能满足于具体领域的调整和变化，而要深入改革的内核部分，打破深层次的、固有的不合理因素，实现由表及里的深刻改革。“深化改革”强调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进行攻坚，以改革的新突破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30]179。改革并非浅尝辄止，“深化改革”话语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深化与聚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改革实践力度的质的飞跃。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指引下，在“全面改革”“深化改革”话语指导下，中国改革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详细总结了改革取得的历史成就，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话语步入酝酿阶段。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31]的重大判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强调“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32]2，系统谋划和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全面深化改革”话语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实现重大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33]“全面深化改革”话语富有针对性和重点性，强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触及深层次矛盾和利益格局调整，强调在最为关键、最为迫切的领域和环节率先取得突破，坚定不移将改革向纵深推进，是对“改革”话语的“深化”拓展。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34]26“全面深化改革”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方面强化了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强调覆盖所有领域、层级和环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兼顾各领域改革间的配合，是对“改革”话语的“全面”升级。“全面深化改革”话语实现了“全面”与“深化”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在新时代的创新性阐发，完善和升华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二者密切关联、双向互动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3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1]，主张改革既要进一步“全面”又要进一步“深化”，系统阐明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原则，科学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相较于“全面深化改革”话语而言，信念话语更“进一步”，明确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目标话语更“进一步”，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方法话语更“进一步”，总结了“六个坚持”重大原则。“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推上了新的发展高地，完善和丰富了“全面深化改革”话语。

话语构建不是单纯的语词和语句组合，话语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才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6]。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同样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其在话语生产、话语主题、话语阐释和话语实践等方面展现出极为鲜明的逻辑特质。深入洞察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演进逻辑，有助于精准锚定其发展走向、彰显其独特魅力。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6]，是话语生产的基本遵循。理论话语创新的起点并非抽象范式的纯粹思辨，而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回应^[37]。回应与解决现实问题，是“改革”话语构建的成功基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从社会主义演进的历史纵深出发，基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实现了“改革”话语的开创性生产、系统性完善、针对性精进和创新性塑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至党的十二大，中国共产党突破当时的思想禁锢，创造了“改革”话语。邓小平指出，当时中国“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19]264，“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20]141。面对种种困境，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开创性地形成了“改革”话语。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三大，中国共产党聚焦社会痛点而创造了“全面改革”话语。“改革”话语的构建，改革实践由农村经济领域先行，但“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38]48，对此，中国共产党要求根据农村改革的经验“下决心搞城市改革”，即全面改革^[38]85。由于政治上“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26]4等问题凸显，中国共产党强调改革需要由经济领域拓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共同发力的“全面改革”。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八大，中国共产党洞察时代变局进而创造了“深化改革”话语。随着全面改革的持续推动，固有的体制束缚被打破，但影响改革的深层次矛盾凸显。例如，新旧体制过渡导致“双轨制”运行矛盾加剧、市场秩序紊乱等问题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问题涌现，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等问题浮现。对此，中国共产党强调“正确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关键也在于深化改革”^[39]307，要“打好深化改革攻坚战”^[30]179，改革要在“铺开”的基础上“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扫除改革梗阻，进而创造了“全面深化改革”话语，“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40]，“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41]等成为阻碍改革的突出问题。就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要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动力。坚持以发展为使命是“改革”话语演进的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主题，应势而谋、因时而动，让“改革”话语深度契合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实现了“改革”话语在时代脉络中的有机衔接和整体贯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核心展开。“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0]150，改革对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以促进现代化发展为使命，“发展社会生产力”“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等话语均表明“改革”话语的现代化发展追求。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任务，为“全面改革”话语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立足点。“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利于更好地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24]3，“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必须相应地改革科学技术体制。这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38]136。为契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使命，“改革”话语延伸为涉及经济、科技等各领域的“全面改革”。党的十三大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深化改革”话语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各部门中心工作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改革的深化，加快现代化建设”^[27]110。“深化改革”话语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成为助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话语力量。另外，“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42]，“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30]626等话语表述，明确了“深化改革”对于发展的意义及使命，指明了“改革”话语的发展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全面深化改革”话语围绕现代化发展目标深入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2]3的战略设想，“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内涵得到了深刻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发展导向。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43]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紧密聚焦、着力面向的关键主体，有必要采用生动的形式实现话语综合，增强”改革”话语魅力^[7]。中国共产党以简洁生动的话语传达了改革理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讲得令人信服”^[4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大量通俗化、生动化的语言阐释了改革理念，强化了“改革”话语的感染力。在告诫改革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改革初期步子要小、缓缓而行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摸着石头过河”^[45]，以简短凝练的话语明确了改革的方法。党的十二大后，“改革”话语以“全面改革”为核心，中国共产党同样采用了大量通俗化、形象化的话语表述。在谈及机构改革时，中国共产党用“拆庙搬菩萨”^[23]807来解释精简机构。“庙”和“菩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中国人民所熟知，“拆庙搬菩萨”这一话语表述切合群众生活，极具吸引力和亲切感，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新兴“改革”话语的深刻内涵。在论及城市改革时，中国共产党用摸“老虎屁股”^[19]98来强调其风险性。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但其存在高风险性，摸“老虎屁股”的比喻生动地阐释了城市改革的风险，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党的十三大之后，“深化改革”成为“改革”话语体系的核心范畴，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依旧彰显出“通俗”“生动”的突出特质。在明确改革方向和激励改革决心时，中国共产党以“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46]的“三不”话语简明阐释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要求。在强调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47]的比喻，让广大群众理解了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改革”话语的代表性概念，中国共产党常使用打比方等方式阐释抽象、深刻的改革理论，增强了“改革”话语的解释力和亲和力。在揭示改革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时，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硬骨头”“深水区”“涉险滩”等话语表述；在阐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信心与勇气时，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33]等话语表述。生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阐释“改革”话语时始终秉持的要求，学者们在探究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时也敏锐地发现，其在话语表达层面展现出鲜活形象的叙事特质^[48]。

在话语建设领域，话语内容的精心雕琢固然重要，而话语实践的有效展开亦不可或缺。时代，作为话语实践的关键背景因素，形塑着话语实践的样态。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话语实践以时代为参照，有效巩固了话语的合法性，推动了政策话语的执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敏锐觉察到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战争延缓爆发”等时代判断成为“改革”话语实践的底色。20世纪70年代伊始，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中国共产党就此做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49]251、“延缓战争的爆发，是可能的”^[49]681的时代判断。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亚洲“四小龙”等周边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中国必须加快经济发展步伐，防止进一步落后于时代。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争取、利用、抢占“战争延缓爆发”的和平时间，着力推动了“改革”话语在农村经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等层面的实践。党的十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战争危险性的同时，作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时代判断。基于美苏两国的均势状态与国际和平力量的显著增长，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20]416、“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3]1076。基于从“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到“战争可以避免”的时代判断，以及国内农村改革实践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大胆推行“全面改革”，改革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铺开。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时代主题认识的科学转换。而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时代特征愈发明显，“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39]242。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专注国内发展，在已有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行“深化改革”，加快融入世界市场，有力推动了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局势有了新的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50]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世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日益增多，中国改革进入转型攻关、破局突围的重要窗口期。对此，中国共产党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深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乃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话语实践进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改革”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构建的经典之作，其成功在中国话语构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梳理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演进历程可知，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成功，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引领，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贯穿，重心在于改革实践成果的效能彰显。

“改革”话语的构建历程表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话语构建的正确方向、推动话语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改革”话语创建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四项基本原则”确立为改革的原则，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处于核心地位，为“改革”话语指引正确方向。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20]342这一论述阐明了党的领导在整个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关键作用，为“改革”话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全面改革”成为“改革”话语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全面改革不断推向前进^[51]，党的领导贯穿于“全面改革”话语的构建之中。在“深化改革”话语盛行之时，党的领导同样贯穿于“改革”话语构建的始终。江泽民强调“要深化改革，成功地创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52]；胡锦涛表示新的历史时期内，党员在深化改革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53]，各类有关“深化改革”的论述充分彰显了党的作用的发挥。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4]41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无论在实践探索还是理论构建中均展现出了独有的先进性，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障。“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55]坚持党的领导为“改革”话语锚定了政治方向，党的领导确保“改革”话语始终围绕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方向展开，确保“改革”话语不被错误思潮左右。坚持党的领导为“改革”话语提供了思想指引，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成果为“改革”话语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助力“改革”话语的高质量发展。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坚定话语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演进的重要经验，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丰富和发展“改革”话语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和舆论支持。

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构建“改革”话语体系，在服务民族复兴中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在“改革”话语建设的发轫阶段，经济发展面临重重困局，彼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等一系列重要话语，打破思想禁锢，为社会发展锚定方向，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开拓进取的勇气和信心。“全面改革”话语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强调“我们的全体干部和人民都应该胸怀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坚决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38]176，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改革才能成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将服务民族复兴纳入“改革”话语之中，充实其话语内涵。“改革”话语重心转向“深化改革”的时期，“振兴中华”概念与“改革”深刻勾连，成为“改革”话语表达服务民族复兴意图的重要依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与改革密切相连的话语应时而生，突破传统观念束缚，将中国引领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54]147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落后国家进行的民族复兴运动，强调发展生产力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6]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精神旗帜，是贯穿党的百年奋斗的鲜明主题。“改革”话语发轫于国民经济深陷困局之时，充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始终为振兴中华服务、为民族复兴服务。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熔铸于“改革”话语构建的全过程，丰富了“改革”话语的内容和内涵。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前提构建中国话语能够凸显中华文明的现代价值，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逻辑^[57]。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必须始终围绕民族复兴的目标，不断丰富“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内容，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坚守贯穿至今，成为推动“改革”话语发展的关键经验。“改革”话语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急人民之所急，构建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导向的“改革”话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智慧，构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话语，充分彰显了话语建设的人民立场。随着“全面改革”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强调在改革中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9]142。“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话语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关注，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让人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进入以“深化改革”为关键话语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开始困扰广大民众。在这一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群众是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根本动力”^[58]，深化改革必须从人民利益出发，创造性地构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共享发展成果”等“改革”话语。这些话语关注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利益分配，将共享改革成果置于重要位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改革”话语立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4]413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其利益诉求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其根基在于人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59]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只有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汇聚起磅礴伟力，战胜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敏锐捕捉人民诉求，全力构建起“改革”话语。在构建进程中，“改革”话语的用词和表述，全方位向人民靠拢，力求让广大人民群众听得懂、跟着干，有效提升了“改革”话语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底色，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构建所具有的鲜明政治立场。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构建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全方位回应人民需求。

通过改革实践来检验和彰显“改革”话语的效能，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话语构建历程中积淀起来的宝贵经验。回溯“改革”话语的生成阶段，农村成为改革的前沿阵地，经济特区成为改革的探路先锋，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曾被束缚的生产力得以释放，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这一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福祉，也让“改革”话语的价值内涵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赢得了广泛的价值认同。“全面改革”话语生成后，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农村进行重大改革的同时，将改革范围由以农村为主扩展至农村、城市并行。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农村问题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明确肯定，不断完善农村改革。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城镇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改进城乡流通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实效的凸显使得“全面改革”话语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认可。进入“深化改革”话语时期，中国共产党引导施行财政、金融、外汇等体制改革，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将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改革实践的成果彰显了“深化改革”话语的效能，改革获得更为广泛的拥护和支持。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54]134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只有通过实践的结果加以验证，话语同样如此。“改革不是做样子，不是做表面文章，只说不做不行，说了做了没有成效也不行。”^[34]145话语产生于实践需要，实践为话语提供内容素材，实践是检验话语正确性、有效性的标准。合理的话语能够引导实践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凝聚共识以推动实践发展。“改革”话语的演变与改革实践的推行相伴相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释放了被束缚的生产力，解决了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改革红利，让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彰显“改革”话语建设的实际效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话语建设中，我们需要在落实改革实践的过程中验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话语所蕴含的理念、策略的正确性与可行性，让民众更为直观地感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效能，以此推动改革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演进，不仅是一部记录时代变迁的编年史，更是一幅展现理论与实践深刻互动的思想画卷。从突破观念束缚的“改革”到系统集成的“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话语的每一次跃迁，都精准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任务和历史使命。其演进逻辑清晰表明，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政治话语，必须立足实践的“真问题”，以推动发展为核心目标，在有效回应和引领伟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超越。对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考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提供了关键秘钥。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进程与“改革”话语创新演进相伴相生，“改革”话语的建构与传播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表达与话语呈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成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意义支撑与合法性论证。进而论之，对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系统性研究，是自觉投身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积极尝试。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取得的巨大成功，充分证明其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宝贵的理论资源。总结“改革”话语的演进经验，是将中国实践系统化、学理化为“中国理论”的关键一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持续推动“改革”话语的守正创新，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巨轮破浪前行注入强劲动力，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