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ing the "Great Long March Spirit": The Long March Narrative in Red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Spatial Poetics

伟大长征精神(以下简称“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2]，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中国知网以“长征精神”为关键词检索，2020年以来的文献已超过1 200篇。2020年以来出版的专著也有多部，如王裕鑫《长征精神研究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陈松友《长征精神》(东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解永会等《万水千山苦难辉煌》(河北教育出版社2022年)等。回顾近年来的长征精神研究，主要有五类成果：一是对长征精神的哲学解读，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长征精神的直接哲学源头^[3]；二是对长征精神内涵构成要素的分析，揭示理想信念、艰苦奋斗、人民至上等长征精神内涵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4]；三是历史维度的拓展，充分利用地方档案、口述史、日记等史料，聚焦长征中的具体事件、特定群体和路段，揭示长征精神的实践路径，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红军长征在甘肃珍贵档案史料》等；四是长征精神的历史传承与现实指引，将长征精神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精神资源^[5]、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6]、青年理想信念教育的精神钙片^[7]、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精神赋能^[8]等；五是长征精神的传播研究，关注长征精神的当代传播方式^[9]、受众的接受效果^[10]和国家—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11]。近年来长征精神研究所呈现的“向外延展”(多视角、跨学科)与“向下深耕”(个案、史料)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及成果，为深度认识和解读长征精神提供了基本保证。

作为传承和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长征始终是红色文艺的重要题材，借助艺术化的表现方式将历史苦难与精神伟力进行内化且熔铸为民族灵魂的深层印记，使长征精神在时代变迁中不断焕发活力。近年来长征题材的红色文艺研究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历史脉络的梳理与经典作品再解读^[12]，系统整理从延安时期直至新时代的长征题材红色文艺的发展进程，对经典作品如毛泽东长征诗词等进行分析、解读和阐释^[13]；二是意识形态与精神价值的再发掘^[14]，认为长征题材红色文艺在构建国家记忆、弘扬革命传统、塑造民族精神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着重探讨红色文艺蕴含的长征精神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三是艺术形式与审美特征研究，归纳不同艺术门类长征题材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特征^[15]，剖析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等创作方法的运用及演变；四是传播接受与社会影响研究，研讨长征题材红色文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途径、受众反响及其社会影响力^[16]，分析长征精神为何成为集体记忆的丰碑；五是跨学科视角的引入^[17]，引入文化研究、叙事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视角。

尽管在相关领域收获了丰富成果，但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和亟待突破的瓶颈：一是空间视角的弱化，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时间维度，剖析长征叙事的人物塑造、情节模式、精神内涵及意识形态指向，而对长征的本质特征和作为文艺表述焦点的“空间”关注不够；二是空间分析的局限，研究者多将雪山、草地、大渡河、泸定桥、岷山等地理空间视作苦难历史和英雄主义的背景，未能对其具体性、感知性、差异性进行深入分析，无法呈现地理空间作为体验场域和意义生成地的丰富性；三是对空间叙事与精神构建深层关联的挖掘不足，未能充分阐释空间叙事怎样承载和传递长征精神，没有揭示出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与美学机制；四是理论工具的本土化建构薄弱，虽然近年来也出现了尝试运用西方空间理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没有结合中国空间理论，更没有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特有的空间经验，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针对研究的不足与瓶颈，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把握长征与长征精神本质特征的前提下，研究长征题材的红色文艺，哪种方法最为合适？本文的观点是，长征是一场史诗式的空间实践，而长征题材红色文艺凭借其空间叙事策略，有效形塑和弘扬了长征精神。对长征题材红色文艺的研究应把握其创作重心——对极端地理空间、复杂社会空间、残酷战争空间、理想政治空间的描写、叙述和表达，需要观察其对身体化的空间体验再现，剖析其所创造的空间意象如何承载复杂情感和象征意义。不难推断，空间诗学为研究长征叙事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空间诗学，不是一度流行的西方空间诗学，而是本文提出并构建的“中国式空间诗学”。只有立足中国革命实践和文本现实，才有可能凝练出精准诠释红色文艺长征叙事的概念和范式。

“中国式空间诗学”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架构，这个“新”表现在它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诗学话语体系，从而根本区别于西方空间诗学。就哲学基础而论，西方空间诗学基于主客二元论、现象学和分析哲学，而中国式空间诗学基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阴阳五行学说；就空间认知的侧重点而论，西方空间诗学侧重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体验、空间权力关系建构的研究，而中国式空间诗学则将空间视为情感化、人文化和意境化的审美场域，注重心灵与空间的交融；就审美追求而论，西方空间诗学对空间的辩证感知、社会批判和空间正义有所倾斜，而中国式空间诗学追求意境营造和天人合一境界；就文化基因的导向而论，西方空间诗学与现代性、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具有批判性与反思性特征，而中国式空间诗学根植于农耕文明，注重乡土家园意识，追求心灵的安顿与精神的栖居。本文提出“中国式空间诗学”这个新架构，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8]重要论断的响应，以此尝试构建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诗学体系，打破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束缚与制约。

中国式空间诗学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认知、建筑理念、绘画艺术和文学经验之中。“中国古代形式批评在艺术空间的营构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材料，至今仍散发着可资借鉴的价值光芒。”^[19]其理论构体主要源于五个方面：强调宇宙整体观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辩证思维的“阴阳五行”学说；关于生命本质的“气”理论；遵循自然规律的“道法自然”原则；主客观统一的“心物相融”理念。其一，“天人合一”思想着重揭示人类、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整体关联性，将宇宙万物视为有机的整体，正如《庄子》所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0]，为理解“空间”提供新的视角，即空间是人类感知天地万物的特殊场所。其二，阴阳学说可对空间内部两种处于对立状态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予阐释，五行理论则借助金木水火土等物质相生相克的关系，可解读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由此，“空间”理应被视作阴阳进行转换、五行实现交汇的场所，而空间研究需要关注其中存在的矛盾统一和动态平衡。其三，传统哲学的“气”被认为是宇宙运行的基本要素，《淮南子·原道训》称“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21]，为空间研究确立了以生命活力为核心的审美标准。其四，“道法自然”说明空间构建应依照相应的自然规律去追求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与统一。其五，中国古代哲学看重主观意识与客观事物的相互感应，空间是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心灵活动的载体，有连接内外世界的媒介作用。

上述五种哲学思想，为中国式空间诗学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即：“天人合一”揭示空间与宇宙秩序的关系，“阴阳五行”呈现空间的动态特征，“气”理论强调空间的生命属性，“道法自然”原则规范空间的构建规律，“心物相融”说明空间意义的生成机制。由此形成的空间诗学有着突出的本土性特征，可归纳为注重生命体验的诗学、强调辩证思维的诗学、追求艺术意境的诗学、顺应自然规律的诗学、重视主观感受的诗学，这些特质使其与西方空间理论形成了明显区别。

在具体构建过程中，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广泛吸收传统文化中多个领域的资源，覆盖文学创作理论、传统风水学说、山水画论、园林营造技法以及建筑规范等。中国文学特别重视通过意象组合以营造虚实相生的艺术空间，形成主客体相统一的美学范式；风水学说关注人文环境与自然空间的协调关系，注重方位选择、能量聚集等实践方法；山水画理论如郭熙“三远法”、谢赫“气韵说”、张璪“外师造化”等，都强调艺术空间与创作者精神世界的深度融合。在园林建筑领域，《园治》《长物志》等著述提出“因地制宜”的空间构建原则，《营造法式》等技术规范类著作也蕴含着人文理念和美学追求。中国式空间诗学正是通过系统整合这些传统文化资源，最终形成其核心观点：空间既是人类构建的物质场所，也是诗意生存的精神家园；既是生命活动的延伸，也是文化意义的承载。

中国式空间诗学建构是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以及空间理论资源展开的，其内在结构涵盖三个层级：空间感知层、情感投射层、意义生成层。

其一，空间感知层表现为以“气”为媒介的天人互动关系，此处的“天”指自然环境与各类空间形态。这种天人相通的理念，可追溯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相关阐释，有人指出：“天人皆‘气’化之物而两者同类，故而在周汉之际乃至西汉武、宣时代，根据当时渐次成熟的同类相感理论，恰恰是‘气’，使得同类的天、人彼此间的感通变成现实。”^[22]空间感知层包含三个观测点：一为动态化的空间景观，传统风水学、山水画理论等都表明，自然空间如同生命体般具有流动特性，季节更替带来的方位转换、光影变化等，都印证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二是身体化的空间尺度，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中，工匠常以人体比例作为空间划分标准，只有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理解“空间”的内涵；三是模糊化的空间边界，基于阴阳五行辩证思维，实体建筑与虚空环境相互依存，形成了特有的空间界定方式。

其二，情感投射层通过“心物相融”产生意象联结，如王夫之所言：“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23]情感投射层中的“情感”是如何投射的呢？结合空间营造的实际情况，可以总结出情感的投射方向与投射方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空间元素被赋予伦理化与情感化的特质，由此可生成如“以物比德”之类的意象序列；二是历史记忆的时空叠印，空间中的器物、建筑等都承载着集体文化记忆，依靠空间聚合、媒介隐喻以及时间叠化，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多维可感的载体；三是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空间有限而人的空间想象无限，文艺创作大多时候把广阔天地缩于方寸之间，在有限的空间中投射无限的宇宙情怀。

其三，意义生成层表现为以“道境”为旨归的超越性体验，这里的“意义”可视为空间所承载的宇宙秩序、精神信仰、生命智慧、终极价值等，这些意义是怎样生成的呢？一是“道”的显现与精神世界的映射，空间在此成为“道”及精神的载体和象征，置身于这样的空间，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物理环境，还有对宇宙秩序与人的精神世界的体悟；二是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固化，空间在此是社会结构、人伦关系的具象化，其意义在于界定身份、规范行为、强化价值观念；三是生命境界与精神栖居的追求，空间成为安顿个体心灵、实现精神超越之所，其意义在于提供一种诗意的或哲性的生存体验，并获得精神性的升华；四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承载，空间是连接现在与过去、个体与群体的纽带，其意义在于传递文化基因、塑造集体记忆、强化民族认同。

综上可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空间诗学的内在结构，形成了从具象体验到精神超越的审美体系，这个体系对文艺创作中空间的抒情性、象征性和哲理性表达有着范式意义；而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本质，就是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主导下，将“气”看作贯通物我的媒介，以阴阳五行的辩证思维重组空间元素，最终在“心物相融”的状态下实现“道境”的直观显现。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4]中国式空间诗学的构建正是理论思维作用下的产物，有着潜在的强大文本阐释力，可作为文艺研究的有效理论视角。具体应该怎样去做呢？就是在把握中国式空间诗学本质的基础上，将三层分析法作为文本解读的方法，深入挖掘文本的文化内涵。

本文以中国式空间诗学为方法，探寻红色文艺中长征叙事对革命精神的形塑机制。长征叙事所传达的革命精神，即“伟大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长征精神”内涵的界定可视为本文的根本遵循：“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25]

“长征精神赓续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信仰，传承了不畏困难、不畏牺牲的品质。”^[26]以长征精神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培育了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决心^[27]。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征精神是英雄精神的充分彰显，而英雄精神是“战胜一切困难挑战的力量源泉”^[28]，这种英雄精神的形成基于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25]。英雄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价值元素，红色文艺对于英雄精神的表达和传递具体而深刻，从中国式空间诗学的角度看，其“表达和传递”在空间感知层有多维呈现。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借助动态图景的再现，把“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有效融入空间意象，让读者/观众在“行路难”的动态图景中体会向死而生的悲壮，这种表达和传递所产生的震撼可直达人的内心。传统的宏大叙事大多时候忽略了个体的体验，而长征叙事凭借其身体化的空间尺度，重新找回个体在空间中的真实触感，使“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具象化为血肉之躯与各种环境的搏斗，读者/观众借助于身体的共情，理解了“救国救民”并非抽象的理念，而是可触摸可感知的生命实践。长征叙事广泛涉及军民交融、敌我交错等复杂的空间事态，这就需要用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来呈现，空间边界的模糊化暗示着长征的实践策略，即在流动中创造边界，在混沌中开辟新路，传达“自主”所包含的智慧。只有这样，长征叙事才能超越史实复述，使读者/观众在空间体验的共鸣中，重新认识那不怕牺牲的英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政治智慧，也让红色血脉获得空间化再生。

在“动态化的空间图景”中，“气”的概念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气’统摄了春秋以来的‘气’的概念，既指天地自然之气，也指生命精神之气。这个‘气’，既是《庄子》的‘通天下一气’(《知北游》)，也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第四十二章)的‘一’，有作为生命起源构生天地万物的作用”^[29]。具体到长征叙事，是将“气”这个传统哲学范畴以现代革命英雄精神加以呈现，这在毛泽东诗《七律·长征》和魏巍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七律·长征》的诗情沿着行军路线展开，借助空间图景的动态化和意象叠加，营造出奔腾向前的节奏感，传达出革命事业不可阻挡的磅礴气势。对动态空间的征服过程，本质上是英雄精神的体现，红军超越的是地理上的险山恶水，是国民党围追堵截以及生存极限等多重阻力。诗中将自然险境与军事危机并列呈现，展现英雄精神在于同时战胜客观条件与敌对力量双重挑战。红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背后，是无数个体牺牲的悲壮史诗，诗中虽未直接描写死亡，但“铁索寒”等意象暗示着鲜血与生命的付出，这种豪迈中隐藏牺牲的书写方式，突出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崇高境界。全诗以“腾细浪”“走泥丸”“尽开颜”等轻快语汇来收尾，体现的是革命信仰驱动下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之所以能“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因为其目标并非个人功业，而是人民解放与民族救亡，这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宏大情怀，是英雄精神的最高体现。《地球的红飘带》采用空间叙事手法，通过湘江战役、强渡乌江等地理空间的线性串联，形成“红飘带”这个贯穿中国版图的核心意象。作品巧妙地将时间维度空间化，把历时性的征战历程转化为可见的地理轨迹。对娄山关、腊子口等关键战役的动态描写，通过炮火硝烟与敌我对抗构建出战场空间。这种处理方式，既还原了历史全貌，更传达出震撼人心的英雄精神力量。读者这样评价该作：在阅读过程中，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涌动，在呼唤，这就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艰苦奋斗和献身精神”^[30]。

“身体化的空间尺度”体现了人体感官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无论是时间也罢，还是空间也罢，其都和我们自身的身体这一‘源发性存在’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乃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自身的身体，就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我们面前的现实的和物态的时空的世界。”^[31]张文源的油画《红军过草地》运用特有的空间叙事方式，把红军将士与广袤草地的关联演化为充满张力的艺术呈现。画面构图借低垂的天际线和厚重的云层营造出压抑的空间氛围，而处于视觉中心位置的行军队伍凭借动态的身体姿态，像拄杖前行、俯身探路等具体动作，打破了环境的压迫感。艺术家把握“身体化的空间尺度”原则将对抗关系具象化：一方面利用人物在画面中的微小比例突出草地的险恶，另一方面借助肢体语言呈现革命意志的顽强。艺术家描绘红军战士在极端环境下的各种身体状态，深陷泥潭仍奋力前行，体力透支却坚持跋涉，实现了英雄精神从抽象概念到具象表达的转化，这种转化让“不畏艰险”“紧密团结”等革命品质在身体与空间的互动中获得可感知的视觉形态，最终达成了从历史叙事到艺术表达的升华。王愿坚小说《七根火柴》对“身体化的空间尺度”的书写也很有代表性，主人公卢进勇“日夜赶路”的疲惫与“小腿伤口发炎”的痛楚，交织着被雨水淋湿的“寒战”和“一昼夜没有吃东西”的饥饿感，这些身体经验让草地空间的严酷性变得具体可感。另一主人公“无名战士”的空间体验借助身体创伤进行表现：眼窝深陷、嘴唇干裂、手指僵硬，其“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说明他很久没有挪动，是因为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即便身处绝境，无名战士“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仍迸发出惊人的光芒，他从腋窝摸出的“硬硬的纸包”里的东西——党证与七根火柴，成为重构空间的表征。英雄精神对于红军战士来说并非抽象的宣言，而是在身体所能触达的空间，以行为实践开拓精神意蕴。当卢进勇在篝火旁数火柴，他“颤抖的手指”所打开的是火种，更是无名战士以身体化的空间实践所传递的伟大长征精神。

“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是空间感知层的第三个观测点，电视剧《长征》对空间边界的处理具有典型性。长征路途自然环境的再现十分出色，当红军战士穿越茫茫草地时，镜头所呈现的是一片广袤无垠、仿佛没有边际的草地，此处空间的边界模糊不清，天与地好似融合在一起，深浅各异的草甸之下隐藏着无数沼泽。再看翻越大雪山的场景，雪山高耸入云，狂风呼啸，白雪皑皑的世界使得空间边界变得模糊难辨，战士们在极度寒冷和缺氧的环境中前行，他们用生命诠释了长征精神中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内涵，每一个艰难的脚步都是对英雄精神的生动诠释。电视剧还通过战斗场景精彩地呈现了模糊化的空间边界，比如在湘江战役中，战场一片混乱，江水、河岸、树林等元素交织在一起，空间边界在激烈的战斗中变得模糊，红军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他们的英勇无畏、视死如归，让观众深刻感受到长征精神的伟大力量。电视剧也展现了长征途中红军与各地民众的互动，红军经过不同民族聚居区时，不同的文化、风俗相互交融，空间的边界在人文层面变得模糊。该剧对空间边界的处理“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能够“吸引力、感奋人”^[32]，它让我们看到，在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程中，红军战士们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跨越了万水千山，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

从空间感知层进入到情感投射层，会打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运用空间书写策略，把革命者面对严酷自然与历史考验时所激发出的崇高情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集体主义的自觉，铭刻在自然意象、历史遗迹和宇宙图景之中。这样的抒写让物理空间衍化为承载英雄精神的场域，使抽象的精神理念化作具象的情感力量。作为长征叙事达成审美预期的关键部分，情感投射层借助三重相互作用的机制来实现其对长征精神的表达：首先是通过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以呈现革命者的英雄品质与坚韧意志；其次是借助历史记忆的时空叠印，赋予个体实践以集体认同与历史层面的意义；最后是凭借宇宙意识的微观呈现，把艰苦征程升华为具有永恒价值的史诗。这三重机制呈现出协同效果，共同形塑了以坚定信念和集体协作意识为核心的长征精神。历史文献揭示，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红军指战员要应对严峻的自然环境，又要突破敌军封锁，在饥寒交迫中跨越雪山草地等天然障碍，铸就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高度，其中集体主义精神格外重要，体现为全体官兵“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党性高度^[33]。对情感投射层的剖析，在于揭示红色文艺的情感美学，为理解长征精神如何扎根于集体记忆提供视角。

情感投射层的第一个观察维度，就是“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即赋予自然元素以人格特征的表现方式。朱光潜指出：“诗人和艺术家看世界，常把在我的外射为在物的，结果是死物的生命化，无情事物的有情化。”^[34]在审美移情机制中，主体对客观物象的情感投射是以知觉认知为基础的，而这一认知过程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35]。我们以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为例来分析这种艺术化的表现方式。整体来看，词作运用凝练的意象以及磅礴的空间叙事，构建出了一个融合自然观照与革命豪情的诗意世界。从中国式空间诗学角度切入来看，词作借助“自然物象的人格化移情”方式，把地理空间升格为精神空间，让山河形态成为革命意志的镜像，深度表达了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25]。词中的西北高原空间被划分成三个情感投射层面：天际、山峦、征途。每一层面都藉由物象的人格化，成为长征精神的表达形式。词作通过意象建构，使自然物象成为革命精神的投射载体，山河不再是中立性的地理存在，而是被赋予人格意志的情感空间：天穹见证理想，山峦承载信念，红旗指引方向。这种艺术表达延续了古典诗词“心物交融”的美学传统，更创新性地将其用于长征精神的表达。词中所有意象最终汇聚成一个核心命题：长征的正义性根植于对人民与民族利益的至高忠诚，而胜利的必然性则来源于这种忠诚所激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正如六盘山上的红旗漫卷西风，更漫卷了中国历史的天空。相关研究指出：“毛泽东长征诗词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万般豪情壮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长征精神。”^[36]

“历史记忆的时空叠印”既是情感投射层的一个观测维度，又是一种艺术表现方式，其经由空间叙事与时间线索相结合，推动历史与现实展开多层次对话。历史记忆与特定空间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正如研究者所言：“文化积淀与历史记忆往往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印象名片或意蕴象征，当人们身处某座城市之中，现实的空间可能会触发记忆的开启。”^[37]长征叙事对雪山、草地、江河、关隘等标志性地理空间采用时空叠印的方式进行表现，创作者并非仅仅呈现当下场景，而是把往昔场景乃至未来想象都融入其中，营构出富有情感色彩的艺术空间。在影视创作领域，这种表现方式被广泛运用，有人认为：“借助‘重返’的叙事设定，影片建立起一种‘动态时间—稳态空间’的时空结构，以回溯或追踪方式分别展示空间或事物在不同时间段内的状态。这种结构成功地将现代时空与历史时空流畅衔接，使历史与现实相互交错，构建了一种具有强烈历史纵深感的时空美学。”^[38]文献纪录片《长征》凭借多元化的时空叠印，将历史记忆与当下空间相融合：其一，模糊的历史影像片段与黑白照片被巧妙地嵌入现代场景之中，营造出视觉对比与时空交织的效果；其二，演员的实景再现将红军翻越雪山、穿越草地、强渡江河等历史场景在现场空间中重现，达成了历史记忆的空间投射；其三，老红军、历史学者及当地居民的情感叙述在现场空间同步呈现，声音承载的记忆与视觉空间产生了深度叠印；其四，影片在再现关隘、险峻地形及荒原的空间镜头中，融入悲壮、深沉或激昂的音乐，引导观众在凝视空间时自发地把历史想象投射进去，以形成记忆的叠印。这种时空叠印的表现方式，使地理空间成为“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诚如研究者所论：“文本叙事只有具备情节化才能有效地刺激受众感知系统，促进受众对故事高潮的反思，才能实现黏合受众对历史文化或精神的断层记忆。”^[39]

“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是情感投射层的第三个观测维度，其本质是将人类对终极真理、正义理念以及美好愿景等宏大主题的思索，转化为具体可触的生活场景或自然意象。这种情感投射根植于人类的宇宙情怀，而宇宙情怀“与宇宙相连，纯粹而独立，存在于宇宙自身以及大千世界的一切外观形态之中，同时也以一种内在的方式占据着人类的内心”^[40]。宇宙情怀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情感高度和精神高度，有人指出：“文学创作只有汲取‘神圣’的精神因子，游目骋怀于宇宙情怀之中才是艺术接临崇伟高深的正道。”^[41]长征叙事往往以微观的空间意象和个体行为表现历史进程、民族命运、革命前途等主题形态，形成“以小见大”的情感投射方式，这与“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的表达方式高度契合。“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是红色文艺传达长征精神的重要手段，《十送红军》这首红色经典歌曲的原始版本《十送》^[42]306-308，即可视作“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的典范之作。整首歌曲以“十送”作为线索贯穿始终，每一次的“送”都展现一个具体的场景，也都使情感得到升华，这样的结构具有很强的仪式感，最终凝聚成对红军归来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深切期盼。“红色歌谣借歌谣叙事强化阶级话语传播，在‘听’中引发心境情绪，抒发百姓心声，以激发阶级情感，点燃革命斗争激情。”^[43]《十送》借助送别过程中的眼泪、笑容、叮嘱以及期盼，折射出红军与人民群众之间生死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内涵。这种“微观表达”让长征精神成为可切实感受、触摸到的人间真情，“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手拉着长茧手，心像黄连脸在笑”，“长茧手”是劳动与奋斗的具象呈现，“心像黄连脸在笑”则深刻再现了人民在苦难之中仍然保持希望与坚强的精神风貌。“九送红军到通江，通江河上船儿忙，千军万马河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十万百姓”的集体形象以及“泪汪汪”的情绪状态，强烈地表达了军民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纽带。《十送》的“宇宙情怀”体现在其把革命情感融入天地万物、生活细节以及民间叙事当中，借助微观的表达形式，实现了对长征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25]——的深刻传达。它是一首送别之歌，是一首信仰之歌、希望之歌，是一曲军民同心、共赴理想的壮美诗篇，“作为一种声音符号媒介，红色歌谣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话语功能被充分发挥，推动着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44]。

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体系中的“意义生成层”，指向艺术空间所承载、构筑以及固化的价值秩序、精神理想和文化认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沿途留下的大量遗址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成的长征精神、长征文化是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45]。从意义生成层的维度去观测，长征叙事是一种精神地理学的实践，构建起了一个由“道”统摄、由价值凝聚、由境界升华、由记忆传承的立体精神空间。长征途中的空间并不是单纯的地理坐标，而是演变为天地正气、历史大势和人心所向的象征，空间轨迹就是对革命之“道”的必然性与正义性的确认。长征叙事借助空间建构，把集体主义、牺牲奉献、阶级友爱等革命伦理，以及民族解放、人民翻身等社会理想，深深烙印在民众的意识深处，使其成为不言而喻的价值导向。有研究者认为“英雄主义是长征精神的底色”^[46]，长征叙事中的地理空间被描绘为检验信仰、磨砺品格、通向精神成长的英雄主义的“神圣之路”。长征精神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25]，在意义生成层衍生出跨越时空的文化感染力。长征叙事对极限空间的强化描写，使其成为激活历史记忆、增强身份认同、团结协作意识的标识。还应看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革命胜利的基础，而文艺是党和群众之间的最佳桥梁，文艺实现党和群众的双向互动”^[47]。长征叙事不仅完成了文艺使命，更在意义层面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内涵，“依靠群众”的原则被深度融入空间叙事。那些反复出现的空间元素，如老乡腾出的温暖土炕、大娘塞给战士的粗粮馒头、群众冒险摆渡的激流险滩、百姓含泪送别的十里长亭，都升华为革命伦理坐标：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撑。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首先表现为“道”的显现与精神世界的映射。在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道”的显现借助于红军的空间实践以及精神体验得以具象化，这里所说的“道”就是革命之道，其核心是长征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25]。作品通过空间叙事以及意境营造，让“道”成为一种行动哲学，一种崇高精神的映射。“政治和文化的运作法则(帝道、圣道)在理想境界上可以抵达和契合宇宙的运作法则(天道)。不仅天地的运载之道是人民归顺和人心自由的象征载体和生存依托，而且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在运作机制上具有神秘的同源性和同构性。”^[48]由此可见，革命之“道”是完全契合天道、地道和人道的。自然空间的险阻性，如小说中所描述的极端自然空间，不仅是物理上的障碍，更是对革命信仰的考验之地。红军跨越这些空间的时刻，没有教条式地盲目跟从，而是依据实际的地形、气候等，灵活调整策略，比如遵义会议之后军事路线的改变，红军“因地制宜”的行动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空间实践，而只有通过具体空间的检验，“道”才可显现出来。长征是没有固定根据地的战略转移，社会空间一直处于流动之中，小说多处叙述红军与民众的互动，比如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揭露国民党的欺骗，突出了革命力量自主创造生存空间的能力，这种空间流动性成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隐喻：革命策略要随着社会空间的变化而调整，而不是固守僵化的模式。精神空间的塑造始终以现实斗争为基础，红军对目标的坚信源于一次次的实际胜利如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等，而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想，诚如研究者所论：“一部长征史，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理想信念的高度自信。”^[49]《地球的红飘带》凭借空间叙事把革命之“道”转化为可以感知的实践历程和精神图景，自然空间的挑战性、社会空间的流动性、精神空间的象征性，共同构成了“道”的显现场域，而长征精神的核心，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则成为贯通三者的灵魂。小说揭示出中国革命之“道”的本质——它不是书斋中的哲学，而是在苦难空间中生长起来并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奋斗之道与信仰之道。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二个观测点，是“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固化”，电影《万水千山》对于社会价值与伦理诉求的表达颇具代表性。首先，是革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伦理展现，影片凭借空间呈现，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伦理诉求转化为震撼人心的画面，观众看到战士们为集体利益而奋不顾身，真切体会到集体主义的价值，让伦理诉求生发情感共鸣，并固化在观众认知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影片实现了“共情传播”，即“通过情感激发心理感应来帮助个体调节认知，进而带动群体的社会行为，实现有效传播”^[50]。其次，是牺牲精神的伦理升华与价值认同，影片经由牺牲场景，将“奉献与牺牲”的伦理诉求转化为崇高的情感体验，观众在感动中认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崇高性，这种情感认同促使伦理观念内化为精神信仰，形成稳定的价值共识。最后，是军民鱼水情的伦理契合与价值巩固，房东老大爷赠马解决李有国的伤病问题、村民为红军送粮、红军将领拒绝额外物资等情节，将“军民一体”的伦理关系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故事，这种“军队为人民，人民为军队”的伦理契合，提高了社会价值的稳定性。影片借助空间叙事突出了“民为根本”的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就坚定不移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51]，该片真正体现了“革命为了谁、依靠谁”的初心使命；红军将领在与村民的互动中摒弃身份差异而呈现平等关系，这就使“依靠群众”成为伦理自觉。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三个观测点是“生命境界与精神栖居的追求”。从本质上说，这种追求是人类对于存在意义展开的终极追问，同时也是对理想生存状态的向往。“中国文化中之天堂即在人间，即在此一心之灵中。”^[52]在这个环节，我们选取《长征歌》^[42]137-139作为案例来展开分析，歌词按照月份顺序，把地理空间串联起来，这些地理空间是红军的行军路线，也是长征路上的重重阻力，红军在征服这些空间的过程中，地理空间成为承载革命理想的象征。红军将士“自觉地将自身情感、价值投射于此，形成‘人地合一’，赋予该地域特别的意义感和神圣感，产生‘精神家园’‘革命故乡’的精神寻根功能”^[53]，把个体生命融入集体使命和历史洪流之中，实现了生命境界的升华。歌谣在空间叙事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本立场，多次提及红军占领县城后与广大群众的互动情形，如第四段“连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第五段“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这些空间实践都说明，占领地理空间有军事意义，但更重要的是拓展群众基础、获得群众支持，彰显了歌谣鲜明的“依靠群众”的革命立场。

长征叙事在意义生成层的第四个观测点，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承载”。历史记忆是文化认同的前提，而文化认同又反过来重塑历史记忆，两者都与空间叙事达成了互动关系。“任何事物都有其时间上的存在和空间上的存在，历史记忆也是如此”，“历史记忆需要一个特定的、完整的空间使其被物质化，需要一个特定的、连续的时间使其被现时化，所以历史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总是具体的”^[54]。长征叙事属于典型的空间叙事，其对革命斗争与民族命运的真实展现，凝结着中国革命历程与爱国情感的历史记忆，由此建构起现代中国的文化心理框架，形成了支撑民族国家的核心精神力量^[55]。对油画《彝海结盟》的个案分析可看出，画家方振与何哲生取材于长征时期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的历史事件，其借助空间叙事将民族认同和历史记忆有机融合。相关研究揭示：“‘知’是认同的基础，‘情’是‘知’的情感升华，‘信’是认同的关键阶段，而‘行’是认同心理的外化结果。”^[56]“因此文化认同实际上是‘知行合一’的过程。”^[57]红军战士未持武器而与彝族群众近距离交流的空间布局，直观呈现了革命理念被接受的情感基础，也暗示行军路线的畅通和文化交融的开启。

以“中国式空间诗学”理论架构为基础，对红色文艺的长征叙事展开空间感知、情感投射、意义生成的三层次分析，以此深入揭示长征叙事形塑长征精神的审美机制。研究表明，长征叙事并非简单的时间线性叙述，而是以雪山、草地、江河等地理空间作为载体，凭借动态图景、身体实践以及模糊边界的空间呈现，具象传达出“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的英雄精神；借助物象移情、时空叠印以及宇宙情怀的微观寄托，将革命信仰升华为民众可感知的情感共鸣；最终在“道”的显现、伦理固化以及文化认同当中，达成长征精神从历史事件到集体记忆、从个体践行到民族精神的符号化传承。对于红色文艺的研究，应推动“中国式空间诗学”的系统运用，可延伸至更多艺术门类，像舞台剧、数字影像、沉浸式展览等新型媒介，以探寻空间叙事在当代语境下的转化途径。要加强跨学科融合，结合记忆研究、传播学及认知科学等，考察受众在空间体验中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内化机制。如果建立“长征空间意象数据库”与“精神符号图谱”，借助数字人文技术达成空间叙事的可视化分析与情感建模，那么，就有可能实现对长征精神传播效能的量化评估与动态预测，为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引。长征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是一条不断被重新书写的“精神之路”，其空间叙事的生命力，将在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的交汇中持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