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 of Skill Training on Livelihood Outcomes of Low-Income Farming Househol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A Field Survey of 136 Poverty-Alleviation Villages in Southwest China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1]。绝对贫困的消除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乡村内部之间收入差距问题较为突出，成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短板^[2]。因此，加强对缺乏发展能力与发展机会的低收入群体的精准帮扶，进而提高低收入农户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众多帮扶措施中，考虑到低收入农户资本存量不足的普遍表征和教育回报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匹配市场用工需求的技能培训在快速增强低收入农户就业竞争力和创富能力方面独具优势^[3]。为此，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支持涉农高校、企业办好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5]。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指出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6]。可见，通过技能培训以较低成本快速实现人力资本增值日益成为改善低收入农户生计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增强共同富裕长效动能的重要突破口。

尽管技能培训的就业和收入效应已被广泛证实^[7-8]，但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为农户参与意愿普遍较低、培训内容与农户需求错配、技能应用率不高、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农户增收效果未达预期等^[9]，这显著削弱了技能培训的共富效应。针对上述问题，已有研究从以下三方面探讨了影响培训效果的因素：其一，培训承办机构。培训的内容和形式将直接决定最终的呈现效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规范的行业标准，培训市场鱼龙混杂现象极为突出^[10]。部分机构为获取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培训内容和质量，进而导致同质化程度高、与地方产业需求错配、与农民需求脱节等问题，极大地削弱了培训的社会效益^[11]。其二，微观农户。微观农户自身知识水平等异质性特征将直接决定其对培训内容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并最终映射至培训效果中^[12]。由于西南地区农村群众受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普遍较低，就业渠道狭窄，生计来源单一，过分强调培训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以及收益的不确定性，造成农户对技能培训的参与意愿不足^[13]。其三，政府部门。作为农户培训服务的购买者，地方政府承担着培训的监管者角色，并直接影响培训机构的行为决策^[14]。但考虑到监管成本和预期收益，政府对于农户培训的监管往往流于形式、力度松软，变相纵容了培训机构的投机行为，导致培训质量难以保证^[15]。对此，已有研究认为需通过强化政策宣传、健全购买服务法律法规、构建多维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以及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等方式，为农民培训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16]。同时，还应建立健全农户技能培训体系^[17]，利用数智技术创新培训方式、丰富培训课程内容^[18]，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分析以往研究发现：第一，已有文献聚焦于培训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鲜有研究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分析如何提升农户的技能培训效用。第二，现有研究多以全国层面的农户为范围探讨技能培训在促进收入增长、提高就业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围绕如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这一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第三，关于如何提升培训效用的研究多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探讨农户培训的实践困境和治理路径，少有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培训效用的提升方式。基于此，本研究以西南地区的低收入农户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跨层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探索技能培训在微观农户生计资本层面的落脚点；同时，将政策支持拆解为事前调查(对技能培训供需匹配的关注度)、事中跟进(对培训过程的监管力度)和事后反馈(对培训效果持续改进的重视度)，并通过对政策支持的跨层调节效应分析探明政府在技能培训中的重要发力点。

共同富裕不仅强调物质财富和精神生活的丰富，还聚焦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涵盖共享与发展两个维度^[19]。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帮扶，为其增收致富提供更多机会，不仅有利于推动发展进程，也有助于通过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整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进而实现共享目标^[20]。

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生计资本是个人或家庭维持和改善生活所依赖的资源集合，其增值是提升生计水平的关键驱动力，涵盖人力、社会、自然、物质和金融五类资本^[21]。可用资本构成可储蓄、积累、交换和投入工作以产生收入流动的资产库存，个体或家庭在外部环境支持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本组合能实现可持续生计结果。因此，拥有充足生计资本者在面对风险时更具应对“自由”^[22]。具体来看，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本和农业工具等物质资本保证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输出与效率；社会资本则拓展了资源获取渠道，减少精英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以现金和储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因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观测便捷性而被看作各项生计策略能够有效顺利开展的前提保障；人力资本则体现为知识、技能与体能等具有经济价值的主观能动性资源，不仅能带来稳定收入，更因非消耗性与可再生性，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征，可通过教育与培训持续积累。优质高效的生计资本，有助于减少生计脆弱性，增强生计风险抵御能力，实现既定生计目标^[23]。据此，提出假说H1。

H1：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受限于西南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区位条件，低收入农户资本积累缓慢且有限的状况仍在持续，生计资本的存量有限和增量不足导致当地农户生计状况较差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为此，通过外部帮扶促进其资本积累、改善生计水平显得尤为关键，而在众多帮扶举措中，技能培训作为能力建设的重要方式，为增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生计资本快速增值和高效利用，进而促进农户持续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24]。一是技能培训通过提高以技能水平、政策理解力、决策力为主要内容的认知能力和以交流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25]，实现低收入农户人力资本增值，进而助推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就业质量，并最终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与生计稳定^[26]。二是培训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能够从横向和纵向层面持续拓展社会资本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农户高效获取市场信息和资源，进而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27]。三是技能培训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增值，将进一步提高其他生计资本的利用效率，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形成资本增值的良性循环，并最终改善生计结果、提升整体生活质量。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H2。

H2：技能培训是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改善生计结果的关键中介路径。

在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技能培训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通常采用政府购买、市场运作模式实现供给，培训机构成为农民技能培训服务的直接生产主体^[28]。但从实际表现看，培训机构作为理性经济人，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时常表现出一系列投机行为，偏离农民培训应有的公益导向和质量要求^[29]。具体而言，实施培训前，培训机构为追求规模效应可能简化或省略技能需求调研环节，转而采取统一化培训内容设计，导致技能培训供需错配，削弱培训针对性和适用性。培训实施阶段以高质量培训为主要任务，注重优质师资力量、先进教学设备的投入以及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但受成本控制和短期逐利的双重驱使，培训机构倾向于雇佣资质较低的教师进行授课、削减实践课时、使用陈旧培训资料与工具，导致农民难以掌握实用技能和行业最新技术。培训后，由于成本考量或管理疏忽，培训机构未能建立起技能培训反馈跟踪机制，使得农户意见和诉求难以上传，进而导致技能转化效果降低和农户信任缺失。面对技能培训服务供给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予以矫正。一是发挥政府在前期调研阶段的宏观引领作用，通过精准捕捉地区行业与农户技能需求、科学研判新兴产业对劳动力技能要求，确定技能培训主要方向，进而降低培训机构随意选择或简化课程内容的可能性^[30]。二是通过加强政府在培训实施阶段的审计和监督，有利于减少政府和培训承办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防止培训机构为降低成本而牺牲质量的瑕疵履约行为，从而实现技能培训效用最大化^[31]。三是发挥政府在培训结束后续工作中的推动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反馈评估机制及时回应农户关切，从而促进技能培训持续精准赋能农户^[3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的政策支持进一步细分为“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三个阶段，并提出假说H3。

H3：涵盖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

西南地区曾是我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受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等因素制约，区域发展基础仍较薄弱。因此，选取该地区研究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效用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本研究数据主要依托课题组在西南地区进行的实地调研，调查范围涵盖了重庆、贵州、四川、云南、西藏5省份136村。在访员培训和预调研基础上，项目组遵循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原则深入西南地区136个脱贫村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随机抽取1 352户低收入农户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方式包括结构化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其中结构化受访对象全部来源于退出帮扶序列的建档立卡户、五保户、低保户和村干部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每户访谈时间约1小时，发放问卷1 352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 241份，问卷有效率为91.79%。信度和效度计算结果表明，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α)为0.913，Kaiser-Meyer-Olkin测量值(KMO值)为0.916，且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问卷质量较好。

被解释变量为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LO)。该变量通过BP神经网络对收入水平与各类资本存量等多维指标进行综合测算，以有效拟合各维指标与生计结果间的复杂关系并确定各指标客观贡献权重，进而全面反映农户生活质量和福祉水平。

解释变量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LC)。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本研究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五个维度测量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

金融资本是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这是进行一切生计活动的必要保障。考虑到低收入农户资本存量先天不足和智识水平的局限性，相比于借贷收入，其更倾向于通过自发性资本积累来抵御潜在风险。因此，本研究从积累存量角度衡量低收入农户的金融资本，包括家庭农业活动收入和家庭非农活动收入两类指标。

物质资本意为农户在生产、生活和经营活动中使用的物质设备和条件。根据研究侧重点不同，物质资本指标选取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评价生计转型的农牧民物质资本时，主要用“房屋类型及数量”“生活性资产”“生产性资产”评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33]；在评估海水养殖户的生计资本时，则将“配套养殖设备数量”“需维护的设备数量”和“运营成本”纳入物质资本指标范畴，以反映养殖农户的固定投入和持续投入能力^[34]。结合调研实际，本研究认为当前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之间物质资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价值量较高的设施设备上，因此，选取家庭拥有农机价值和家庭生活耐用品价值作为相应指标。

社会资本涵盖农户开展生计活动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集合，包括参与的社区组织和个人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相比于其他地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网络更具封闭性与脆弱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地低收入农户社会网络的建构主要依赖于血缘、地缘和行政隶属关系^[35]；另一方面，农民自愿参与协会或组织的程度低，导致除行政组织以外的农村社区组织薄弱^[36]。因此，本研究采用“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是否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曾任职”两类指标来衡量农户社会资本。

自然资本泛指所有可产生收入来源的自然资源库存。在我国农村地区，作为最传统的生计来源，土地与农户生计稳定休戚相关^[37]。但自然资本收益会在其产出质量以及市场波动的影响下呈现出较强的不确定性。因此，本研究用家庭耕地面积和家庭拥有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评估土地这一自然资源，分别体现土地资源规模和产出效率。

人力资本不仅体现为劳动力的数量，更表现为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健康等劳动力质量^[38]。为此，本研究从质量和数量双重维度测量农户人力资本，包括“户主年龄”“户主身体健康情况”“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占比”等指标。

中介变量为技能培训(ST)。参考邓洋等的研究^[39]，将培训次数作为具体指标，并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收集到的培训次数进行建模。

调节变量为政策支持(PS)，包含事前调查、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三个维度，分别通过“是否收集农户意愿信息”“是否跟进培训全过程”和“是否反馈监督培训结果”进行测量，以体现政府对技能培训供需匹配的关注度、对培训过程的监管力度和对培训效果持续改进的重视度。

为避免其他可能影响农户生计结果的因素对检验结果造成干扰，确保计量分析的准确性，本研究从家庭微观异质性和村级宏观差异两方面择取控制变量。其中，农户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自我发展信心”“致富信息获取”“兼业化程度”。村级宏观层面变量包括“村庄产业发展状况”“村庄自然灾害暴露程度”“村庄地理位置便利程度”。

指标选取与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本研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验证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的推动作用，考虑到异方差问题，使用了稳健标准误。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LO表示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LC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X_i为本研究选取的农户微观层面控制变量，α₀为常数项，α₁、α_i为对应回归系数，ε_i为扰动项。

(1) 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技能培训在微观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上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借鉴Baron等的做法^[40]，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技能培训效用，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ST为中介变量，表示技能培训。考虑到技能提升活动以培训次数衡量，且数据存在过度分散，本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λ₀、ρ₀为常数项，γ₁、ρ₁为生计资本回归系数，ρ₂为技能培训回归系数，γ_i、ρ_i为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τ_i、σ_i为扰动项，其余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2) 跨层调节效应分析

微观农户层面与宏观村庄层面在理论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嵌套式结构。空间贫困理论从人地关系视角将贫困看作是一种特定地区和时期内人地关系失衡的外在表现，证实了贫困的形成和分布与地理特征和环境要素显性相关，即贫困在不同区域内具有异质性。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村级政策支持，作为调节变量若直接合并于农户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可能造成标准误差估计偏误。因此，为全面科学分析微观、宏观两层级之间的信息联结，研究采用跨层回归模型，其优势在于可捕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之间的关联交互作用，避免面板数据不足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首先，通过空模型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当该值≥0.059时表明村庄之间的差异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影响，建议进行跨层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包含跨层交互项的全模型进行分析。

Level-1：

Level-2：

其中，Level-1表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家庭微观层面模型，Level-2表示村级宏观层面模型，PS_j表示村庄j的政策支持水平，ω_0j表示村庄j的截距，ω_1j、ω_2j、ω_ij、η₀₁、η₀₂、η₂₁、η₂₂为对应变量的回归系数，Z_j为村庄层面控制变量，η₀₀、η₂₀为截距项，σ_i、ξ_0j、ξ_1j为各层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2)。

本研究将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五个维度生计资本分别纳入模型中，以反映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的关联性，结果如表 2所示。西南地区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说H1得到验证。其中，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计结果的影响作用位居前列，分别达到12.240和11.467，其次为自然资本，其影响值为6.026，可以尝试理解为在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造成当地低收入农户生计稳定性对资本增值的作用十分敏感。而由于大多数农户家庭选择同时兼顾以自然资本为核心的农业活动和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非农活动，因此，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于农户生计稳定意义重大。并且，人力资本对于生计稳定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非农就业竞争力的增强上，还体现在其有助于提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个体对于现代化耕种技术和手段的学习和运用，进而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家庭生计结果。此外，农户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反映风险规避能力的“兼业化程度”和体现内生动力的“自我发展信心”对于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更强。

考虑到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采用变量的均值进行分析，其结果可能会受到指标极端值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分位数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在该表中，生计资本为基于熵权法将五类生计资本进行权重赋值后计算得到。列(1)(2)(3)结果显示，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在25%、50%和75%条件分位数处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为正，与OLS回归结果吻合，表明生计资本对生计结果的正向影响在整个条件分布上均具有稳健性。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回归系数呈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表明生计资本存量越大，微观农户的生计结果越好。

考虑到测量误差和遗漏变量的可能性，微观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本研究以村为单位计算微观农户的平均生计资本，并将其作为工具变量，以减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其次，为进一步避免极端值的影响，补充了以村为单位的微观农户生计资本的中位数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 4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以得出，在充分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本研究将技能培训设定为中介变量，关注其在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之间的中介作用。此外，由于微观农户在资源获取和培训市场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本研究进一步将包括事前调查、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分析，以期探讨政策支持在技能培训和生计结果之间的调节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生计资本与生计结果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地，本研究对技能培训的中介作用进行探讨。结果如表 5所示，列(1)估计结果显著拒绝了“α＝0”的原假设，表明了负二项回归模型的适用性。生计资本对技能培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效应为0.243，说明生计资本水平越高则越需要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增值，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实现资本高效利用。列(2)的广义负二项回归结果与列(1)相近，验证了数据的过度分散现象，说明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是恰当的。列(3)显示了在基准模型中纳入技能培训变量后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影响效果为0.038，技能培训的中介效应为0.009，sobel检验值为2.317，p值小于0.05，由此，假说H2得到验证。

表 6为跨层调节作用回归结果，由列(1)可知，低收入农户生计结果在村庄间的差异为0.026，村庄内农户间的差异为0.037，在1%的水平上显著，ICC值为0.413，表明样本数据高度组内相关，且41.3%的差异可归因于村庄间差异，58.7%差异则源自样本农户差异。另外，由于低收入农户自我发展意识和综合能力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培训市场，因而在对接市场时，农户只能作为培训市场的被动接受者，培训收益不确定性强、抗风险能力弱。村级层面的政策支持有助于聚焦低收入群众的自我发展需求，降低培训风险，促使技能培训效用最大化，因此有必要纳入村级层面的变量以便更准确地捕捉政策支持在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列(2)仅纳入村级层面变量，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均对生计结果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可以尝试解释为，在实施培训前有针对性地收集群众培训意愿和需求，能够最大限度地适配其未来发展规划和现有生计资本存量，消除农户和培训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培训效果。事中跟进可对低收入农户培训过程进行全面的掌握，及时捕捉培训过程中的突发问题，强化政策对于培训提供方的约束力，促进培训内容优化、结构合理、设计科学、目标明确，从而改变低收入农户相对弱势的市场地位，有效规避提供方不道德风险，增强培训实效和群众满意度。事后反馈则反映在培训结果的满意度和生计效果提升作用上。事后反馈可通过总结分析培训结果，发现培训内容、形式、结构、人员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不足之处，规避培训不精准或效果不佳的风险，以强有力的监管倒逼培训工作不断完善，进而间接对农户生计结果产生积极影响。村庄产业发展状况、自然灾害暴露程度和地理位置便宜程度在内的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均对生计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和便利的地理位置可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助于各类生计资本的增值优化，拓宽就业渠道，形成稳定的收入流，而自然灾害的发生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破坏家庭生计的持续稳定。列(3)探讨了政策支持的跨层调节效应，即纳入政策支持在培训前、培训中、培训后阶段的介入行为与技能培训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技能培训与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事后反馈的交互项均正向显著，表明涵盖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假说H3得到验证。其中，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对于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本研究采用BP神经网络、中介效应模型、跨层回归模型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探讨共同富裕视阈下低收入农户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作用机制，得到如下结论：(1)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的改善对其生计结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问题后仍然成立。(2)技能培训是低收入农户生计资本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改善生计结果的关键中介路径。(3)涵盖事前调查、事中跟进与事后反馈的政策支持，正向调节技能培训对生计结果的影响。其中，事中跟进和事后反馈对于生计结果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政府对培训过程的有力监管和追踪完善能够有效规避培训方不道德风险，提高培训质量，促进生计可持续。

第一，建立全覆盖的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体系。在构建技能培训体系过程中，一是全域统筹扩大技能培训覆盖范围。链接城市优质师资、设备资源在县域核心区建设技能培训枢纽，并联动乡镇服务点、村域实训基地构建“县域枢纽+乡镇网点+村域实训基地”三级覆盖网络，将适配农村的培训资源下沉至乡镇、村域，让更多农民共享高质量培训服务。二是分层分类设计促进培训体系精细化发展。根据县域产业和个人发展需求，可将培训细化为乡村产业升级类、非农就业类和返乡创业类，为农民提供更具适配性和实用性的技能提升方案。同时，应完善技能水平认定办法，为农户构建科学有序成长阶梯，切实提高技能培训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第二，充分发挥技能培训的资本增值效用。一方面，重视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增值作用。构建政企校研协同的人力资本培育网络，形成“教育融入—社会认可—技能提升—就业转化”全生态链。同时，推动技能培训覆盖“探索—建立—成长—稳定”全职业周期，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持续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注重技能培训中的社会资本积累。通过分组协作学习和经验分享增强农户内部信任与联结。依托“专家培训指导+企业实习就业”一体化培养模式增加农民与技术专家、企业工作人员直接交流的机会，拓展其与技术圈和产业圈层的外部联系。同时，借助培训专属社群和在线学习平台，链接城市高技能人才和县域产业带头人，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高质量社会网络。

第三，发挥政府在农民培训全过程中的引导和监督作用。一是通过事前调查实现培训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匹配。一方面，立足地方产业发展现状和政府中长期经济规划，动态预测产业结构升级和新业态所需技能，推动技能培训内容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另一方面，深入掌握农户在知识基础、资本禀赋和未来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异质性需求，科学设置培训类别与难度层级，提升培训的适配性与就业转化率。二是构建覆盖培训全过程的信息化监管体系，在建立科学、可量化培训质量评估指标基础上，对培训机构教学规范性、内容实用性等实施动态监测，并将监管结果纳入政府民生类投资绩效评价框架，对未达标机构取消其培训资质，以制度约束防范道德风险、倒逼质量提升。三是健全技能培训反馈机制。广泛收集学员对培训内容、方式、师资等方面的评价和建议，同步追踪其就业去向与技能应用成效，基于反馈数据深入诊断培训体系的优势与短板，为后续的培训优化提供方向指引，形成培训工作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第四，坚持“扶智”与“扶志”并重，激发农民参训内生动力。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增收，还涉及精神富足。为此，一是在技能培训课程中融入思想教育，强化责任意识和发展信心，摒弃“等靠要”等落后陈旧观念，树立“技能成才、共同致富”的理念。二是充分发挥榜样效应。通过选树培训标兵、入户宣讲等方式，引导农民见贤思齐，树立终身学习价值观念，提高培训参与热情。三是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考虑到农村血缘、地缘、亲缘关系更易凝聚，可通过组建邻里互帮互助小组的形式，形成比学赶超的集体学习氛围，促进资源共享与持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