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haping the Global Education Governance System Ami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 Analysis Based on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Global Governance

认识论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本质、基础及其历史演进过程进行系统性揭示的哲学理论。从认识论层面探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何以重塑，就是要认识到目前全球教育治理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方位，这是理解其体系重塑必然性的前提。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国际权力正进行新一轮转移和再分配，国际体系的实力分布状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2]。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也是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机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革命推动了教育变革的进程。“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科学技术通常沿着反自然选择的方向发展，技术变革在赋予人类改造自然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思想方式、认知方式、生存方式。”^[13]由技术进步引发的第四次教育革命为传统教育模式的变革带来机遇和挑战，对包括学校存在形态、学习方式、教学组织、课程知识、教师教育等在内的教育实践产生总体性、整体性、革命性影响。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将成为第四次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一方面，科技革命加剧了知识生产，知识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知识信息的海量扩增带来“知识爆炸”式的迅猛扩张，“把一切的知识教给一切的人”这个基本假设不再成立，基于知识本位的“泛智教育”面临史无前例的颠覆性挑战。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逐步成熟运用将超越人类传统的教育模式。科技革命背景下现代学校的存在形态将发生制度性变革，教学物理环境将出现逆转，“人工智能+”教育表现出一定的发展潜力。此外，有别于传统课堂的学习方式正在蓬勃发展，如智慧课堂、翻转课堂、慕课、泛在学习等学习方式将在未来教育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正成为国际秩序演变的显著特征，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奠定了广泛基础。一是世界多极化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更加平衡奠定了基础。当前，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已成为历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旋律，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十几亿、几十亿人口正在加速走向现代化。”^[14]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使得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垄断全球治理。这为一贯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供了内在契机。二是经济全球化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更加紧密奠定了基础。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样态，使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出现了新局面，过去那种国与国之间相对孤立、隔绝的发展方式，日益被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发展方式所取代。“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15]401经济全球化带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或冲突，同时也为全球教育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三是社会信息化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更加智能奠定了基础。信息社会化使得信息的跨国界流动更加便捷、通畅，让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移动技术的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途径，也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在数字连接下，教育有望取得新进展。四是文化多样化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更加包容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诞生了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正是多样化的文化和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繁荣发展。人类只有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包容、融合与互鉴，才能实现进步。文化多样化为人类教育进步提供不竭动力，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树立了包容性价值指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并非仅源于技术与结构的演进，更深植于一系列叠加的全球性危机与由此激化的逆全球化思潮所带来的现实压力。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地区冲突、能源与粮食危机等跨国挑战，在短期内集中发生并相互交织，深刻暴露了现有全球教育治理机制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时的碎片化、反应滞后与包容性不足。这些危机不仅加剧了国家间与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更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自由流动、开放合作为前提的传统全球教育治理范式。与此同时，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社会焦虑与身份政治复兴，为逆全球化思潮、保护主义与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部分国家政策向内收缩，对国际组织、多边协议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支持力度减弱，教育交流与合作在某些层面被重新置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审视之下甚至被工具化。这种全球合作收缩的态势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国界、促进理解、培养全球公民的应然属性产生了尖锐矛盾。因此，既有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潜在框架、以相对和平与增长为预期环境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意识形态回潮时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压力传导至全球教育治理领域，便迫切要求对其体系进行重塑，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具包容性且更具问题导向性的全球教育治理新体系。

在全球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核心的全球发展共识，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性的价值牵引与目标旨归。该议程不仅将教育视为独立的目标，更将其定位为驱动其他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赋能器^[16]。这意味着，新时代全球教育治理的核心使命要从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与国家竞争力，转向致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挑战。然而，当前的教育治理体系在理念、规则与资源配置上仍未能完全适应这一综合性、变革性的议程要求。全球教育差距依然悬殊，女孩在获取机会、学业成绩和成就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数字鸿沟、偏见规范、网络欺凌以及不合理的算法设计等问题。早期的数学焦虑和薄弱的STEM人才输送渠道导致女性在STEM领域的毕业生中所占比例仅为35%，在相关工作岗位中的占比约为25%^[17]。因此，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将其重新校准到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轨道上。在理念上，旗帜鲜明地以“促进人类与地球的可持续未来”为最高原则，超越短期的国家利益博弈；在目标上，紧密对接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相关指标，将公平、包容、优质、终身学习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核心尺度；在内容上，推动全球课程开发、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向气候变化教育、生态教育、全球健康教育等关键领域倾斜；在模式上，鼓励跨部门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创新融资机制以弥补发展中国家教育赤字。总之，可持续发展议程克服了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分裂倾向，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指明了共同的努力方向与伦理基础。

目的论是探究事物存在的终极目的与发展方向的理论。从目的论层面探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何以重塑，旨在回答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所追求的终极善好与应然图景。“现行全球治理体制在很多方面仍脱胎于二战后的权力结构，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对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进行协调、管理的有关机构、原则、程序和运作方式的总和。”^[18]在教育领域，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在全球推行其所谓的“西式民主教育”，试图将西方价值观上升为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妄图筑牢“山巅之城”以续西方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无视世界历史运行规律和全球生产力发展趋势将导致治理失灵、发展失衡的现实问题，为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把准了航向。

教育既是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也是不同国家、文明之间对话和理解的交汇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19]。全球化时代，教育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各国教育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只有世界各国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才能使教育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教育资源价值和教育发展效益最大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教育治理应以开放为导向，推动世界各国开展教育交流，理解文化差异，跨越文明隔阂。一是以开放拓展教育合作空间。世界各国应扩大教育开放，打造双边、多边教育合作平台，构建平等协商、普遍受益的教育合作框架，以教育开放为教育合作提供广阔空间。二是以开放促进教育融通发展。世界各国应摒弃以邻为壑的思想观念和封闭性、排他性教育体制安排，坚持开放的教育政策，推动教育发展与国际教育标准、规则的衔接与统一，主动融入全球教育发展生态链，以开放的胸怀提振全球教育发展信心，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把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转化为各国教育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时代大势，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20]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与本世纪初相比，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左右，显著高于2000年的25%^[21]。可见，发展中经济体已从全球经济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核心支柱”，其GDP占比与系统重要性均实现跃升。然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代表性与包容性上存在明显不足，未能充分反映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与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变迁。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亦需秉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推动其重塑。一是增强治理结构的平衡性，更加充分、平等地反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与利益，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教育协调发展，夯实世界教育长期稳定的基础。二是切实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激发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与能动性，维护其正当教育发展权益，并强化南南教育合作，汇聚整体合力。三是持续加强建设性南北对话，着力弥合教育发展差距，积极探索并推广新型“南北南”三方合作范式，共同致力于全球教育事业的包容性进步。

全球治理的有效运行依托于其体系中的各类机制安排，机制本身是否科学合理，将对治理效果产生深远影响。建设有效型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改革与完善，并推动建立新机制，最大限度发挥机制的正向治理功效。一方面，改革完善现行全球教育治理机制。改革完善现行机制，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要维护联合国的地位和权威，在联合国体系的基础上健全和完善全球教育治理机制。“我们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12]全球教育治理要在联合国的机制框架内，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权威性和适应性，提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多边机制在全球教育事务中的合法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推动建立全球教育治理新机制。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挖掘其教育治理潜力，为全球教育治理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金砖国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的典范，正从松散的论坛向更加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发展，为促进世界教育发展、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已成为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机制。

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2]。中国正以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与文化自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能力也有责任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与协同动力。一方面，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将其融入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23]，全球教育治理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养分，秉持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和而不同的共处原则，尊重世界各国文明，增强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教育和谐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培养全球教育治理高素质人才，做好人才培养规划，完善人才推送机制。全球治理人才应“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24]。基于此，要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人才培养体系，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各个学段共同发力，加快培养从事国别教育、比较教育、国际组织等研究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建立健全国际组织人才推送机制，为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创造条件，提升国际组织中我国人员的占比，加强我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全过程，始终渗透并受制于某种价值观。从哲学视角看，价值论正是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反思，回答何为“应当”、何以“正当”的根本依据。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前提在于主动构建并广泛凝聚新的价值共识，在承认多元主体价值立场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对话与协商，形成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生共荣、多边主义所依托的平等协商以及教育命运共同体所指向的价值观，从而为其体系的公正转型与有效运作提供坚实的伦理支撑。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统摄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所裹挟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价值殖民”思想统治，目的在于向世界兜售西方模式、输出西方制度、巩固和扩张西方道路^[25]。这不仅违背了全球治理的价值初衷，也存在全球价值体系沉浸于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的危险。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为破除全球治理“价值殖民”提供了深刻启示，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同体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26]。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27]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世界整体性的价值共识，树立全人类共同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克服西方强制性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范式，力图实现对全球治理价值体系的批判性超越和历史性重构。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意蕴，有助于消除现实世界日益抬头的国家利己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大国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确立了根本价值遵循。

多边主义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也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体现。多边主义与全球教育治理核心要素具有内在一致性，能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新的视角^[28]。一方面，全球教育治理应以多边主义为价值导向。多边主义不仅是一种国际交往形式，更是一种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内核的治理伦理。它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全人类共同接受的核心价值，也是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追求，因而在逻辑上要求各国在教育治理中平等参与、共同协商，真正实现权利共享与责任共担。这意味着全球教育治理不是某一方或少数国家主导的进程，而应成为各国共同掌握、共同塑造的开放性体系。唯有如此，全球教育治理才能超越零和博弈与局部利益，真正服务于人类整体教育福祉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要摒弃“有选择的多边主义”，维护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往往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划线，强行对全球治理的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区分，意图打造闭合排他性的全球治理领域的联盟。”^[29]“全球治理应在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框架内进行，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发号施令。”^[30]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是某一个国家发号施令的“一言堂”，或几个国家组建排他性的“小圈子”，而是建立在对多边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全面贯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切实推动现行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的基础之上，真正实现世界前途命运由全人类共同掌握。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5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教育挑战，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同呼吸、共命运，既是紧密相连的教育利益共同体，更是携手前行的教育发展共同体。以周边国家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大国为关键，推动各方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打造教育命运共同体。一是打造稳固的周边国家教育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深耕睦邻之交，坚持守望相助，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教育务实合作，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二是打造焕发生机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命运共同体。中国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合作，不断推动发展中国家教育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是打造稳定的大国教育命运共同体。大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相互间的教育合作不仅关系到各自国家的发展与人才培养，更对世界教育格局的稳定演进、知识体系的开放交流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实现具有深远影响。进一步与主要大国建立并深化长期稳定、互惠共赢的教育合作框架，通过高层对话机制、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在尊重彼此教育主权与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更多共识、化解潜在分歧，使其成为应对全球教育危机、引领教育变革、促进人类知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为世界教育的长远稳定与融合发展注入关键动力。

方法论是关于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方法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行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如何实现目标的有效路径与策略。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才能使其良性发展，行稳致远。“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2]，不仅是针对全球治理开出的一剂良方，也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31]316，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31]274共商以平等为基础，凸显主权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享有的平等地位，即每个国家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以协商谈判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教育挑战。一是坚持权利平等。主权国家平等地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权利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权利，有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教育发展道路的权利，也有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权利。二是坚持机会平等。主权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的各个领域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决策、讨论，都有同样的机会享受全球教育发展成果。三是坚持规则平等。规则平等体现在全球教育规则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在全球教育规则制定方面，不应将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应赋予其与发达国家平等的规则制定权；在全球教育规则执行方面，规则对所有主权国家具有同等效力，主权国家应共同遵守，不应选择性遵守或实行双重标准。

“共建，就是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双方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31]316全球性教育问题关系人类教育事业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担责任、共同应对。因此，共建强调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尤其是主权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共同搭建平台，共同制定规则，加强世界各国在全球教育事务上的协调沟通，携手应对全球教育挑战。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量、发展需求以及教育水平上存在差异，用统一尺度要求所有国家既不适当，也不公平。“应该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不搞一刀切。”^[32]因此，在坚持和践行共建的过程中，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该原则肇始于国际环境法，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运用这一原则，就是要明确教育发达国家与教育欠发达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根据自身能力所应履行的义务和应承担的责任。具体而言，世界各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负有共同的责任，均有义务针对全球教育事务发表意见，为破除全球教育发展瓶颈出谋划策。同时，共同的责任不等于相同的责任或平均的责任，教育欠发达国家应在共同责任的基础上承担有区别的责任，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在全球教育治理领域，共享理念强调各国共同参与和共同受益，反对单边主导与排他性优势，追求教育发展机会与成果的广泛共享。通过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协作的教育治理格局，推动全球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地配置、治理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最终“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2]42的美好愿景，切实增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一方面，促进全球教育发展成果共享。世界各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应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确立教育共享契合点，共同分享全球教育发展成果。同时，共享应避免发展中国家掉队，适当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使其收获全球教育发展红利，逐步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另一方面，中国可向国际社会分享教育发展经验，助力全球教育发展。可通过多边教育合作机制、高级别人文交流平台以及专业机构网络，分享普惠性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体系创新、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教育扶贫模式以及教育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形成的中国方案，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可适配的政策参考与实践路径，推动全球教育治理向更加包容、有效、可持续的方向系统性演进。

动力论是考察事物运动、变化与发展的源泉和机制的理论。从动力论揭示推动治理体系演进和转型的矛盾运动与主体性能量是理解其重塑何以发生的动力学阐释。“人类面临的所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国想单打独斗都无法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33]国际社会任何行为体都不可能在面对全球教育挑战时独善其身，也不可能在解决全球性教育问题上一枝独秀，各行为体要坚持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在全球教育治理重大议题上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才能真正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注入动力。

全球教育治理并不是鼓吹建立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全球教育当局来统管全球教育事务^[34]。从全球教育治理的历史进路看，主权国家始终是全球教育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并发挥着关键作用。主权国家对内实施教育治理，致力于实现本国教育现代化，对外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能够对全球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主权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应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国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世界各国应摒弃强权思维，反对霸权行为，“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22]，尊重他国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发展道路，不能将自身教育发展建立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同时，世界各国不应以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要反对强行输出教育模式，反对进行殖民教育统治，维护公平正义的国际教育秩序，以平等和包容的理念开展全球教育治理实践。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应合作共赢。合作共赢是国际交往的核心内涵，其价值在于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摆脱国强必霸的传统逻辑，强调各方在合作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各得其所。“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2]世界各国要“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31]336。合则强，孤则弱。世界各国应摒弃你输我赢思维，树立合作共赢理念，扩大全球教育合作领域，完善全球教育合作形式，把本国教育发展同各国教育发展联系起来，扩大同各方教育利益的汇合点，以实际行动为促进世界教育发展凝聚合力。

非国家行为体是指在国际社会中除民族国家之外参与国际事务的行为体，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区域一体化组织，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跨国运动和在全球层次上能发挥影响力的主权国家范围内的组织^[35]。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其灵活的组织结构、广泛的国际网络和超越国家主权的特性，填补了传统政府间组织难以覆盖的治理空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教育治理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其治理主体逐渐形成由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多元主体共治的格局”^[36]，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日益成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动力。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因其权威性和专门性，是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因其自发性和公益性，是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辅助动力。尽管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带有一定的自组织特征，但其作为一种知识精英的组合，在全球治理特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要促进青年学者、智库、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发挥其知识共创和智慧共享作用，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更多智力支持。

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必须要有科学的义利观进行指导。“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37]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对构建“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具有重大意义。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用道义、正义、信义、情义、仁义等标尺衡量自身行为，不是不追求利益，而是追寻惠及人类的大利；不是不维护自身利益，而是在捍卫自身利益和底线的同时将自身利益与他方利益有机结合，实现利己利人的美好局面。正确义利观为国际社会各行为体树立了重义轻利、取利有道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对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和把握国际交往中的义利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共同治理全球教育事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总之，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应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驱动，坚持以义导利、以义取利、弘义融利，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既公平竞争又相互协作，既追求教育发展的经济效益又突出社会效益，真正实现在重大教育议题上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共同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增添动力。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是将抽象理念与复杂方案付诸具体历史情境与主体行动、强调理论向现实转化的理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表达国家立场、树立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方案。”^[38]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发展为惠及全球发展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也是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重大实践。

“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深化共建国家互利合作，打造多元合作平台，促进人、财、物、智自由流动，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促进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39]互联互通是全球教育共同发展的客观要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增强教育内生发展动力。一是加强共建国家教育政策沟通。共建各国可以就教育发展政策和战略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不断促进教育政策良性互通、深度融合，协商制定推进区域教育合作规划和措施，共同谋划区域教育发展大计。二是推进共建国家教育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40]，民心相通是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通过民心相通、凝聚共识、增加互信，实现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球教育治理要搭建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合作机制，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努力构建不同国家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的教育发展格局。三是助力共建国家教育合作渠道畅通。共建国家应在自愿、平等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拓展教育合作领域，创新教育合作模式，完善教育合作机制，形成往来频繁、交流活跃、关系密切的教育合作局面。“一带一路”是一种基于协同行动的共同发展框架，其核心在于搭建一个各方共享资源和机会的平台^[41]。因此，共建国家在开展教育合作时，应以政府为引导、民间为主体打造多样化的教育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核心理念，致力于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教育合作框架。通过建立多层次、宽领域的对话机制与合作平台，积极推动共建国家在教育政策沟通、资源共享、人才交流与学术协作等方面的深度对接。一是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对国际教育合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推动包括共建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教育合作。二是建立健全“一带一路”教育援助机制。中国向共建国家尤其是教育欠发达国家提供教育援助，在教育领域给予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支持，重点投资于人、援助于人、惠及于人，不断完善“一带一路”教育援助机制。在教育硬件类援助方面，中国通过提供优质教学仪器设备、援建维修校舍等方式向共建国家提供教育物质支持。在教育技术类援助方面，中国秉持“授人以渔”原则，通过传授相关教育技术、开展师资培训等方式帮助受援国的教育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三是建立健全“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养是“一带一路”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教育治理、夯实合作基础的关键支撑。应构建政府引导、高校主导的多样化培养体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并拓展国际组织实习、专题培训等实践路径。同时，建立人才需求动态数据库，推动专业与课程随需调整，增强培养针对性。还需依托“一带一路”合作平台，推动与共建国家共商培养方案，促进中外机制融合，共同培育具备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的专业化人才。

“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实践平台，其深层价值不仅在于构建互联互通网络与治理机制，更在于能够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将共建国家凝聚为一个在实践中学习治理、在行动中构建共识的教育行动共同体。这一维度超越了传统的项目合作与人员往来，旨在通过议题驱动的深度协作，直接培育各国协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制度能力与文化资本，为全球教育治理范式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区域实践模型。一是共同设计实施议题导向的跨国学习项目。例如，共建国家高校可联合设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微专业或虚拟学位项目，组建跨校教师团队，利用各地生态与社会的差异性案例，开发沉浸式、问题求解型课程模块。学生在虚拟或实地团队中协作，学习如何从跨文化、多学科视角分析环境政策、评估技术方案、设计社区适应计划等。这种学习过程本身就是对跨国界、多利益攸关方协商治理的模拟与实践。二是建立面向真实挑战的跨境实践与创新平台。可定期举办以具体全球议题为主题的青年创新挑战赛或行动研究营，鼓励各国青年混合编队，深入共建国家开展调研并提出解决方案。此类实践能将抽象的共同价值转化为具体的合作技能与同理心。三是形成专业领域的治理能力网络。这些网络不仅是分享资源的平台，更是共同创造新规则、新标准、新工具的实验场。这种在应对共同挑战过程中内生出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制度自信，正是重塑更具韧性、响应性与包容性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所必需的核心动能。

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最终建立在共享的知识体系与深层的价值共识之上。“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多种文明、多种制度、多种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教育合作平台为此提供了重要机遇，旨在从认识论与价值论层面为重塑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一是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共生共创。鼓励共建国家的学者与教育工作者围绕“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跨文明交流史”“本土知识现代化”等主题，开展深入比较研究与联合阐释；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国际期刊、开放数据库等，支持以非西方语言开展高质量学术生产与传播，逐步打破知识流动的固有格局。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奠定知识基础，推动形成多元参与、多维视角的全球教育认知体系。二是深化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文明互鉴对话。将语言学习、文化遗产教育、艺术交流等系统纳入合作框架，超越表层文化展示，深入探讨不同文明对“公平”“正义”“责任”“可持续发展”等教育理念的理解与实践。通过设立“丝绸之路文明对话”论坛、教师工作坊等机制，构建理性交流空间，在厘清差异、探寻共识的过程中，逐步凝练出既具普遍认同又尊重文化特殊性的教育伦理原则，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价值共识与伦理规范。三是协同培育面向未来的共同叙事。通过联合开发教材、制作纪录片、举办青年电影节等形式，共同讲述共建国家携手发展、互利共赢的故事，生动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而不同”等理念的实践内涵。这有助于在代际传递中塑造合作共赢的认知框架，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凝聚社会情感基础与公众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涉及历史认识、理论架构、实践取向、价值观念在内的多重逻辑所构成的博大精深的有机思想体系^[42]，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绘制了蓝图，凸显了中国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3]这是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行动，意味着中国不仅作为参与者，更要作为引领者，系统性地为全球教育治理提供理念、人才与制度性支撑。展望未来，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有望实现从“松散协调”到“协同共治”的范式转型。这一新阶段将更加强调国际组织、主权国家、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与优势互补，不仅能为各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改革注入可持续的外部动力与知识支持，确保《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落到实处，更将从根基上厚植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纽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协作能力的时代新人，这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教育事业的共同善治铺就一条坚实而开阔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