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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1997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1]，出现了“大遗址”的提法，2002年10月，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采纳了大遗址的概念.目前，我国考古遗址公园已将大遗址的保护从被动抢救转变为主动规划，保护范围更是着眼整个遗址格局及周边环境，变成一项促进城市发展、有利民生的事业.中国城市化快速进程已带来城市历史文脉割裂问题[2]，采用遗址与公园结合的新形式[3]，是化解城市建设与遗址保护矛盾的二元对立局面，希望可以缓解遗址保护和城市建设的冲突.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来保护利用遗址的条件已日趋成熟，并且国际皆用，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加强遗址的保护和展示，二是推动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三是解决城市建设与遗址融入的问题[4].
考古遗址公园的景观规划有别于普通公园规划，它除了要满足大众休闲游憩的需要，更重要的职能是保护遗址，将遗址的价值展示给游客，教育传承于后代.本研究以四川省新津县宝墩遗址拟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下文简称考古遗址公园或公园)为对象，把基于其核心价值进行公园景观规划的理念为指导，以期为公园景观规划的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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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四川省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发现了古城遗址.遗址区整体呈长方形，地面有明显的人工修筑城墙，总占地面积约59.33 hm2.遗址内有蒋林、田角林、余林盘等几个大的聚居区[8].在2009年的考古发掘中，又在外围发现了土埂，初步确认属于宝墩文化时期的夯土城墙，城墙夯筑方式与原宝墩古城城墙夯筑方式一致，均采用斜坡堆筑形式.
研究表明，宝墩遗址代表的文化从属年代大约从公元前2800年持续到公元前2000年，地理位置广布于成都平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9].宝墩遗址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省政府2013年发文《大遗址保护成都片区共建协议书》指出：成立专门的新津宝墩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组.新津宝墩遗址作为大遗址，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最终与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邛窑遗址、罗家坝遗址、芒城遗址、古城遗址和鱼凫遗址等形成古蜀文化的考古遗址公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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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明历史悠久，其发展演进的脉络为：首先是公元前2 700-1 800年宝墩文化时期，然后进入公元前1 800年三星堆文化时期，接着是公元前1 200-500年十二桥文化时期，后来是公元前500-316年战国青铜文化时期，最后秦灭巴蜀，古蜀文明融入汉文化圈.苏秉琦先生在1987年就指出：巴蜀文化具有独立的体系，而四川古文化是中国古文化的中心重要组成部分.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很可能是蜀文化的直接渊源[10-11].宝墩文化不仅在巴蜀文化，乃至在中国古文化也占有重要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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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连续性上讲，宝墩文化的四期与三星堆文化的前期重合，两者衔接很紧密.另外从遗存的考古研究分析，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的砌城方法为斜坡堆砌法，有一定的原始性与自身特点[12].例如，宝墩遗址发现的鼓墩子是一个位于中心位置，明显高于四周的台子，其上有密集的建筑遗存.郫县古城村遗址发掘中，城址中心部位发现了长方形建筑基址，可能是举行重要仪式活动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后来的发掘中，证实了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市下芒城、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略有先后的文化遗存.至此，整个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群初露端倪，彼此有着相当的内在联系，地理位置遥相呼应.集群化的成都平原遗存中，宝墩遗址成为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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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遗址出土文物丰富，目前已发掘出极具观赏价值的的石锛、石斧和大量陶器.出土的文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生产工具，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多通体磨光，制作较精致，石器制作技术有相当高的水平.另有少量陶器，其中大多为泥质灰白陶，陶制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网坠.这些文物反映出当时成都平原繁荣、稳定的生活水平.二是生活工具，主要是陶器.其中大多为泥质灰白陶，火候较高，质较硬.纹饰发达，加沙套以绳纹为主，泥质陶以划纹、戳压纹为主，有少量细线纹.盛行平底器和圈足器.另外在蚂蝗墩发现建筑遗存，一类推测房屋构造方式可能为挖沟槽的“木骨泥墙”式；一类是没有基槽，只有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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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墩遗址周长达3 200 m，墙体宽度介于8~30 m，高有4 m.初步推算土方量超25万m3，这样大型城垣建设的工程量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才能完成，说明当时社会总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另外，考古工作人员还发现了豇豆、豌豆、薏仁、水稻、小米等植物遗迹，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主要作物. 《山海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百谷自生，冬夏播琴”，这里的冬作物可能就是豌豆、蚕豆，其它栽培谷物可能从云南起源，另有大麦大概从青海经羌族自治州传播，说明当时的定居农业生活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兼有渔猎，对外交流也比较频繁.
2.1. 项目概况
2.2. 新津宝墩遗址核心价值分析
2.2.1. 新津宝墩文化的历史地位
2.2.2. 新津宝墩遗址的区域价值
2.2.3. 出土文物的稀缺价值
2.3.4. 其它相关专属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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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勤、严文明、童恩正等著名历史考古学家都认为，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以新津宝墩遗址为首的成都平原城址群属于公元前2 000-3 000年，代表四川古代文化的中坚角色.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可能是蜀文化的直接渊源.著名考古学家马继贤先生认为：宝墩这类城址，以及其它地方时代相当的古城址，应当是中国古代聚落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宏大的规模，高耸的夯土城墙，大小不等的建筑基础，说明它们还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种早期形态.宝墩遗址发掘发现的文化层可分为：宋代、汉代和宝墩文化层，宝墩期到汉代，汉代到宋代属于空白期，也许是洪水所为，人们移居到较高的丘陵地带.宝墩遗址跨越众多历史时期，在景观保护规划时，应突出哪部分，重点放在哪里？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早”字，从古老的文化内涵入手.这里有一个强烈干扰项，就是有方案建议利用宝墩遗址的“孟获城”，加强与三国文化的紧密联系，三国文化故然是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题材，但是，若景观规划重点表现三国故事的传说，可能会丢失新津宝墩遗址的根与魂. “早”的特性在景观表达里面就是突出环境的原始性、沧桑感，悠久的文化总是能激起人们的探索欲望，这种天然的神秘感让世人充满敬意，驱使更多的人向往了解它、感受它，认识它的价值，进而保护它.
据考古推论，宝墩遗址在四五千年前已呈"部落相连，钟鸣鼎食之家"的景象.发展到如今，宝墩村没有受城市化的蚕食，依旧一片乡村田野景象.但是，发现新津宝墩遗址后，这里却面临着“大拆大建”的问题.不少民居和原始林盘被推平，大量原著民被迁出，大规模清空原有环境条件，变成一片圈起来的奇怪的土地准备建设考古遗址公园.在这种背景下，以保护村落文化景观为主体的发展思路具有现实意义.村落文化景观构成要素一般分为3部分：自然基底、硬质要素和软质要素.宝墩遗址川西林盘的乡村风貌是得天独厚的自然基础条件，新津宝墩有熟悉的田野、小径、树木、河流、浅丘等，都是自然元素，遗址内的蒋林、田角林、余林盘等几个大的聚居区是具有成都平原特色的院落，竹林掩映，错落有致.世世代代居住在当地的原住民是“活文物”，他们的生活是古人精神的延续，这一切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最有利的资源，可以很好地诠释村落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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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古城址群是彼此有联系的.对成都平原古城址群进行整合景观保护规划，需要探寻彼此之间的联系点.新津宝墩遗址是距今4 000~5 000年四川地区最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它的后续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在茂县发现的龙马古城遗址，其出土的陶片与三星堆一期、绵阳边堆山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遗物非常相似.温江鱼凫城遗址发现的有纹陶片，确认其属于宝墩时期遗存.郫县的三道镇古城、青城山芒城遗址的城墙断面结构和出土陶器观察，与宝墩遗址差别甚小.从折地标准或城墙夯筑方式，可以想象，当时成都平原的人们是躲避洪水或战争侵犯而迁移聚居？这些信息显示，各遗址起没交替时代衔接紧密，地理位置靠近，筑墙方式及部分出土器物相似，都为整合规划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宏观尺度区域景观规划看，新津宝墩遗址与周边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青城山芒城遗址等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形成大区域文化景观环，联动开发与保护，共同形成整体旅游、宣传效应，这种合力势必更有利于宣传宝墩文化，保护好个体小环境.从微观各遗址内景观营造看，早期夯土城墙有部分段残留，筑墙方式有共通之处，可以是景观表达的积极要素.景观构建上可以各有特色，同时又彼此呼应，让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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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一直推测在秦汉时代以前有古蜀文明，直到广汉三星堆出土大量青铜器，证实了是公元前1 000多年的遗物，城墙在公元前1 500年左右建造.同时证明了巴蜀属于以太阳信仰、养蚕、大麦栽培、饲鹈等为特色的稻作文化.宝墩遗址发现了豇豆、豌豆、薏仁、水稻、小米等植物遗迹，为新津遗址提供了特色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则可以通过恰当的视觉景观效果得到诠释.例如，大地艺术，使用大尺度、抽象的形式及原始的自然材料创造出精神化的场所，它不是简单的描绘自然，而是参与到自然的运动中去，达到与环境相融的境界.具体思路可参考沈阳大学的稻田景观：整个基底是大块稻田，模拟田埂的步道连着位于稻田中央的读书台，每个读书台中由孤景树和座凳组成，它是供人学习、交流的空间[13].景观和环境处于一个宏大的、视觉无限延展的、人造事物与自然事物组成的系统中[14]，让人意识到农业景观的魅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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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公园旅游开发模式是以文化体验为核心所设计的可持续旅游开发模式[16]，例如河姆渡遗址公园，它的发展格局规划为：遗址公园兼顾文化主题园与生态农业产业园为核心，以环境景观为载体，终端产品输出与营销一体化打造，纪念品的销售形象化了河姆渡文化，游客易于接受，达到了进一步推广宣传的效果.就新津宝墩遗址的案例来讲，公园规划中可增加游客体验感，把考古科研的成果转换成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教育展示出来.
在遗址范围局部区域可体验性地展示遗址的陶器文化等，这种体验可以选择在博物馆里实施，也可以在室外空间完成.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陶瓷器烧造的先进技术区域，新津宝墩出土的陶器，显示了“传统”技术与“先进”技术的共存，可理解为成熟技术的现象.从陶器上可以获得烧成方法、色调、质感、烧结度等相关信息.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列举了为使器物表面变成灰黑色，在停火后加水的还原烧成法.这里运用了氧化-还原的基本原理.另外，铁元素在调色中发挥巨大作用：陶器表面颜色在降温阶段很关键，如果非常慢地冷却呈现出四氧化三铁的黑色，迅速冷却呈现出三价铁的红色.这些在中学时代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以帮助理解陶器的色调现象.景观保护规划中，设计可体验、参与烧制陶器过程的场所、环节，不仅可以丰富青少年的物理、化学知识，激发少年的求知欲，还可以锻炼动手能力，进一步弘扬、传承古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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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宝墩遗址下一步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目的是为更好保护文化遗产.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规划中心思想是为保护遗址服务的，基于遗址的核心价值的景观保护规划理念是保障公园场所不背离遗址精神的基础.本文推导的思路总结是：首先，每一个古遗址都有最具代表性的价值.依据新津宝墩遗址文化历史考古学意义，判断出最首要的价值是新津宝墩有可能是四川古文化渊源的文化地位，然后集合宝墩周边紧密关联的成都平原城址群、宝墩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等形成核心价值序列.其次，从景观建筑学的视角，探索可以充分展示核心价值特征的规划方式.新津宝墩遗址古老的文化起源地位，奠定了景观规划总体思路，应突出其悠久性、原始性.另外，景观区域规划的大视角，有利于把宝墩遗址及与其关联密切的周边古城址群统筹规划，发挥群体优势促进旅游价值开发.最后，根据环境空间条件，尝试体验式展示景观模式. 20世纪90年代出现“体验式”教育，发现让未成年人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体验，有助于个人意志品质与道德标准的塑造，有利于他们拥有民族精神及爱国情怀.新津宝墩遗址位于乡村，远离城市喧嚣，自然环境基础较好，规划时融入古城墙夯筑、制陶等科普性景观展示方案，可让人全方位了解宝墩文化.
我国的大遗址是中国5 000年文明历史的见证，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整体价值和地位[17].如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不是简单的维持现状，而是可持续的传承文化内涵，展示遗址魅力.要树立整体保护的理念，建设公园要依托环境，景观规划以大遗址文化属性为基础，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才会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传承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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