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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接触效应是指如果个体得知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友谊关系，可以减少其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其对外群体的态度[1]. 扩展接触是一种间接性群际接触，既有研究[2-3]为扩展接触效应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广泛且一致的证据，即扩展接触能够对增进群际关系产生积极且有益的影响. 扩展接触可以减少北爱尔兰地区天主教徒与新教徒[4]、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人[5]以及南非地区种族群体[6]等诸如此类冲突群体间的抵抗；同时，扩展接触也可以改善社会对同性恋群体[7]、残疾人群体[8]的态度. 扩展接触效应内在过程包含认知和情感2种不同路径，虽然情感因素诸如共情、信任等在扩展接触效应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扩展接触主要是通过认知经验的改善(比如群体规范认知)实现了更加广泛的积极效应[9].
长期以来，观点采择通常被看作是认知经验的一种，指的是个体设身处地理解与感受他人想法与情感的能力，是一种具有亲社会倾向的认知策略[10]. 社会观点采择可以分为认知观点采择和情感观点采择2种类型[11]，研究者们多关注观点采择中的认知性观点采择，强调个体在观点采择中的认知过程[12]. 有研究发现[13]，观点采择对群际关系能够产生有益的影响，如改善群体态度、提高利他主义倾向、减少刻板印象. 群际接触效果与对外群体的观点采择存在显著的正相关[14]，对被污名化群体(如艾滋病患者和无家可归者)进行观点采择的被试对这类群体成员持有更加积极的态度[15]，个体进行观点采择干预后显著降低了其对采择对象及其所属群体的偏见[16]. 不可否认，观点采择确实能够增进群际态度改善，但这一类研究有3个明显的不足：①以往研究对观点采择并不进行分类探讨，认知观点采择与情感观点采择在群际关系中的不同作用未被重视；②观点采择的对象多是外群体成员，较少探讨针对内群体成员的观点采择；③观点采择与直接群际接触效应的关系研究较多，而观点采择与间接群际接触效应的关系研究较少. 在扩展接触情境中，当获知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存在友谊关系时，观点采择的视角就会聚焦于内群体成员而非外群体成员，聚焦内群体成员的观点采择会对群际关系改善产生怎样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关注.
当然，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会对扩展接触效应产生影响. 既有研究发现[17]，内群关系的紧密性程度不同，会导致扩展接触的实际效应不同. 一般来讲，内群体关系的亲密程度越高，比如获知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内群体成员(比如朋友和家人)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朋友关系时，个体更容易表现出对外群体更高水平的信任[14]. 扩展接触干预中强调内群体成员的群体身份，比如内群体成员是同一个班级或社区或种族的话，扩展接触效果会更加明显[8].
观点采择并非总是增强人际关系，观点采择对人际交往态度与行为的影响还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可能会受到群体关系状况的调节[18]. 有研究发现[12]，在群际竞争关系的情境中，观点采择会提高自我中心化进而导致助人行为的降低，而在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的情况下，个体更容易产生助人意愿[19]. 因此可进一步推断，扩展接触情境中，内群体关系状况(比如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可能会调节观点采择对扩展接触效应的具体影响.
目前我国大学生同性恋群体是颇受关注的一类人群，受传统文化和社会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同性恋群体存在一定的偏见. 扩展接触是一种简单、低风险的干预，可作为减少群体偏见的间接接触策略.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以同性恋为外群体，以非同性恋大学生为内群体，即本研究中扩展接触的干预对象，基于内群体的视角，探讨观点采择和内群体关系对扩展接触效应的影响，即非同性恋大学生对内群体成员的观点采择以及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对扩展接触效应的具体影响，这里的内群体成员是指非同性恋大学生中与外群体成员存在友谊关系的某个或者某些内群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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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招募大学生110人，其中50人参与预备实验(无扩展接触干预)，男生20人，女生30人，平均年龄(19.15±1.3)岁；另外60人作为正式实验的被试(扩展接触情境)，男生21人，女生39人，平均年龄为(19.68±1.24)岁，性别比例基本均衡. 所有被试均报告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群体，且无同性恋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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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实验设计采用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亲密程度低)×观点采择(认知观点采择、情感观点采择、技术观点采择)的两因素混合设计，内群体关系作为被试内变量，观点采择作为被试间变量，以社会距离以及群际焦虑为扩展接触效应的指标，即本研究的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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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扩展接触故事，展现的是被试的密友/同学外出游玩手机丢了，在焦虑不安、心情烦闷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大学生(此人是同性恋)并得到了Ta的帮助，二人由此成为朋友的经历. 2位心理学专业教师对内容进行评判，认为材料内容符合扩展接触材料特点.
自我—他人重叠量表. 采用自我—他人重叠量表来考察内群体关系的亲密程度. 自我—他人重叠是指对象(例如另一个人)与自我的心理距离，通常用包含一系列成对圆环的刻度来衡量，从2个圆圈开始排列，2个圆圈不重叠到2个圆圈强烈重叠，一个圆圈代表自己，另一个圆圈代表另一个人. 要求被试必须选择最能描述他们与对方关系的一对，参与者选择一对强重叠的圈子，这个人就越接近自我，形成一个7点等距量表[20]，实验中要求被试选择最符合他与密友/同学关系的图形.
社会距离量表. 通过学校、班级、邻居等6种社交情景测量群体间的社会距离，共有6道题，采用5点计分，分值越高代表个体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越远[21].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群际焦虑量表. 采用该量表测量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交往时的焦虑反应，共10道题，采用7点计分法，数值越高表明群际焦虑水平越高[22].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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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扩展接触积极效应的存在，其中50名被试参与了预备实验(作为无扩展接触的对照组)，在不接受任何扩展接触干预的情况下，仅填写社会距离量表和群际焦虑量表，回收有效问卷44份，其中6份问卷出现漏题现象被视为无效问卷.
其他60名被试参与了正式实验(均是在扩展接触情境中)，正式实验的分组情况依据实验设计展开，即由于被试间变量观点采择有3个类型，所以认知观点采择、情感观点采择、技术观点采择3个组分别有20名被试，性别均衡(每组中男生7人，女生13人). 由于内群体关系是被试内变量，所以60名被试均需要接受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低2种操作处理，具体实验过程如下：首先每一组被试在接受实验处理时都是以4人小组的形式展开，在主试的指导下阅读扩展接触材料，并在小组内由主试组织和带领小组成员对材料的主题和内容进行5~10 min的讨论，使被试充分知晓并且关注故事主人公与同性恋大学生的关系，自己与故事主人公的关系，让被试充分知晓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友谊及其经历，以达到扩展接触干预目的；接下来，要求被试密切关注扩展接触情境中与自己是“密友/同学”关系的内群体成员的情绪感受、想法与观点或材料描述手法，并就关注程度高低进行1-9的评分，随后要求被试完成亲密关系IOS量表. 由于内群体关系作为被试内变量，在实验过程中内群体关系2种亲密程度的操作之间，需要完成5 min左右的小游戏或聊天，以减少之前操作的影响，同时为消除练习效应以及平衡误差，实验材料中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的呈现采用ABBA顺序发放. 最后要求被试完成社会距离量表、群际焦虑量表.
1.1. 被试
1.2. 正式实验设计
1.3. 实验材料与工具
1.4. 实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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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扩展接触效应的存在，将预备实验(无扩展接触干预)与正式实验(扩展接触干预的内群关系高、低亲密2组)情境下被试的社会距离、群际焦虑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社会距离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2，161)=225.16，p＜0.001，群际焦虑得分也具有统计学意义，F(2，161)=109.37，p＜0.001(表 1)；相比无扩展接触，接受扩展接触干预的被试(无论内群关系亲密水平高低)其对外群体的社会距离与群际焦虑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说明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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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检验正式实验中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操作的有效性，对所有被试填写的IOS量表数据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表 2)，结果发现，密友组对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的感知显著高于同学组的亲密程度评分，t(59)=28.5，p＜0.001，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的操作是有效的.
其次，为检验正式实验中观点采择类型的操作是否有效，对不同观点采择类型的关注程度评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对被试进行3种不同的观点采择指导语显著提高了他们对内群体成员在认知、情感与技术观点采择方面的关注程度，不同观点采择类型的操作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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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扩展接触情境下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低)与观点采择(认知/情感/技术)2个因素对扩展接触效应中社会距离的影响，以社会距离为因变量，以内群体关系与观点采择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4.
结果发现：扩展接触情境下，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的主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F(1，57)=221.174，p＜0.001，η2=0.79，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低的被试，其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显著高于内群体关系亲密高的被试；观点采择类型的主效应存在统计学意义，F(2，57)=6.46，p＜0.01，η2=0.19，采用情感观点采择的被试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要显著低于另外2种观点采择的被试，p＜0.05；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与观点采择类型的交互作用不存在统计学意义，F(1，57)=2.19，p=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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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考察扩展接触情境下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低)与观点采择(认知/情感/技术)2个因素对扩展接触效应中群际焦虑的影响，以群际焦虑为因变量，以内群体关系与观点采择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5.
结果发现：扩展接触情境下，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的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F(1，57)=212.01，p＜0.001，η2=0.79，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的被试，对外群体的群际焦虑水平要显著低于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低的被试；观点采择类型的主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F(2，57)=5.079，p＜0.01，η2=0.15，采用情绪观点采择的被试群际焦虑要显著低于另外2种观点采择的被试，p＜0.01；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与观点采择类型的交互作用存在统计学意义，F(1，57)=3.17，p＜0.05，η2=0.10.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更高的情况下，对内群体成员采用情绪观点采择的被试，其群际焦虑改善更为显著，F(2，57)=5.74，p＜0.01，而在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低的情况下，对内群体成员无论采用哪种类型的观点采择都不能有效减少其群际焦虑，F(2，57)=0.41，p=0.664.
2.1. 扩展接触效应存在的验证
2.2. 自变量操作有效性的探查
2.3. 内群体关系与观点采择对社会距离的影响
2.4. 内群体关系与观点采择对群际焦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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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扩展接触对改善群际关系质量是有效的，与无扩展接触的个体相比，扩展接触干预后，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显著改善，群际焦虑明显减少，这与前人诸多研究结论相一致. 如，有研究认为扩展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认知态度[7]，可以减少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23]，可以改善群体情感态度[3]，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与直接群际接触相比，扩展接触是一种间接群际接触形式，其使得内群体成员成为跨群体友谊关系(内群体某一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友谊关系)的观察者而非直接接触者，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真实交往情境引发个体产生接触焦虑和其他负性情感的可能性[24]. 更重要的是，作为间接接触形式的扩展接触能够改善内群体成员对群际交往规范的认知经验，即了解或观察一个与外群积极互动的内群成员，提供了关于群体内外规范的重要信息[25]，与外群体的互动是被内群体所允许的，也是为外群体所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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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扩展接触情境中，个体与内群体成员的亲密关系水平越高，其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越近，与外群体交往的焦虑感越低. 本质上讲，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对扩展接触效应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将他人纳入自我实现的[20]. 个体知觉到的自我—他人重叠程度越高，个体越容易将朋友的朋友纳入自我，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26]. 当然，将他人纳入自我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自发地将内群体成员作为首要对象纳入自我范畴，只有个体倾向于将内群体成员作为自己的朋友，才可能认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24]. 内群成员会被个体自发地包含在自我中[27]，关系密切的内群体成员更容易被视为是一个统一的认知整体[28]. 因此，当个体获知自己的朋友与外群体成员存在友谊关系时，个体首先会将群内成员包含在自我中，进而将内群体成员的朋友(外群成员)也包含在自我中，从而导致个体改善对外群成员及其所在外群体的态度.
本研究发现，扩展接触情境中，个体对内群体成员采用情感观点采择，能够显著增进群际社会距离，降低群际焦虑感. 观点采择可以增进个体对他人观点和情感的感知，改善个体与他人及他人所属群体的社会互动关系，对群体成员产生同理心(观点采择的情感成分)更能够促使态度明显改善[29]. 个体在情感观点采择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他人的同理心[13]. 在内群体成员之间，个体是否感受并理解内群体其他成员感受到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情感观点采择的个体增强了体验内群体成员感受和情绪的能力，能够增强群体成员内部的关系，促进理解内群体成员建立跨群体友谊关系的感受，进而增强对外群体的积极效应.
最后，本研究发现，在扩展接触情境中，内群体亲密关系程度高时，对内群体成员的情感观点采择对群际焦虑的作用最为积极. 内群成员的关系越紧密、亲密程度越高，内群体成员越容易被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朋友的朋友也更容易进入自我的范畴[30]. 群际焦虑的改变偏向于情绪层面改变，内群体亲密关系程度为友谊关系时，个体与内群体成员建立的关系是一种高水平的情感卷入，友谊作为一种亲密关系能够体现出个体交往过程中个体与对方的相似性，进而更容易改善群际情感态度[31].
3.1. 扩展接触效应存在的普遍性
3.2. 内群体关系与观点采择对扩展接触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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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接触干预能够显著改善非同性恋大学生对同性恋群体的群际焦虑和社会距离；在内群体关系亲密程度高、对内群体成员采用情感观点采择的情况下，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社会距离和群际焦虑改善效果明显，尤其是在减少群际焦虑方面更为显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应用价值的发现.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采用间接的扩展接触干预策略时，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社会交往特色，引入与干预对象关系亲密的“熟人”作为榜样，来展现积极的跨群体友谊经历，并通过引导干预对象提高对内群体榜样的情感体验和同理心，进而达到有效改善社会公众对诸如同性恋、残障、艾滋病等特殊群体的交往焦虑和社会距离；同时，也可以引导社会公众通过这种方法来改善更多、更广泛的群体(如医患、地域、国度等)之间的消极刻板印象和偏见等，最终实现群体和谐共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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