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Shanshui City Construction Thought of the Yuzhong Ancient City in Chongq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1760-1929)

重庆渝中古城位于今渝中区偏东的两江半岛上，古代城墙内的城池面积约为9.33 km². 渝中半岛两江环绕的城市空间是秦汉至明清整个时期的主要营城区域，筑有巴县衙、重庆府署、川东道署3级行政机构建筑. 城市四周被山水切割，东西向空间分别被缙云山、中梁山、铜锣山与明月山四大平行山脉阻隔，嘉陵江、长江及其支流构成的水运交通网络成为联系重庆东西区域的重要渠道. 明清时期，重庆营城区域以渝中半岛为依托，形成稳定的九开八闭、环江而筑的山水城市格局，而重庆也成为古代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业物资集散地，明代《重庆府志》形容其为“东川一大都会也”.

在隗瀛涛先生《近代重庆城市史》和周勇先生《重庆通史》的研究基础上，渝中古城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已较为完整，重庆渝中古城、江北城、南岸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以及城内4次主要营城的历史事件有了清晰考证^[1-2]. 2000年前后，城市发展研究由文字叙述扩展为地图空间表达，舒莺^[3]和徐煜辉^[4]分别从历史发展和城镇体系的角度对重庆城市的历史拓展方向进行了梳理. 而后，随着更多地图资料的挖掘，相关研究转向中观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一部分研究方法主要借助清末民初时期要素丰富的古代地图和文献资料，如杨宇振^[5]用民国时期丰富的史料结合社会经济特征去解构重庆城市意象，许芗斌^[6]通过对古代地图的空间特征分析，总结出山水为骨、南城北府、上下分城、沿江布局的特点和“九门舟集如蚁” “山高路不平”的交通景观特征，进一步提炼出渝中古城历史空间信息. 但在深入研究中，古代地图的低精确度导致了空间要素繁杂情况限制了城市空间研究的细化，近年的渝中古城研究呈现出以宏观城市研究框架和片段式的信息挖掘为主的特点，在具体的建筑环境、轴线布局及历史山水环境等传统山水城市的肌理特征方面缺少研论. 因此历史图像的空间要素定位与分析方法是当下城市历史空间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古代城市研究中，“图像证史”研究方法的核心理论衍生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方法，被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7]明确提出并应用于新文化史学研究中，将历史研究内容拓展到可视化领域. “图像证据的一项特殊优势在于它们能迅速而清楚地从细节方面交代复杂的过程”，文字材料往往传达那些“意图明显的证据”，而图像材料则更有利于提供过去的“痕迹”. 因此“图像证史”的主要应用场景为细致、边缘的微观史研究，以及补充文字材料中那些被人忽略的真实细节^[8].

这种依托“可视证据”的研究方法或多或少已经运用在当前的古代城市研究中，通过图像资料的空间信息提取，与文献资料的叙述补充，充分对城市历史空间及形成机制进行合理推测. 其中最为常用的图像资料即历史地图，城市中的空间关系等文字资料无法表述的大量信息隐含在图像中. 但图像由于材料受到模糊性的限制，即因技巧、画风的影响，图像的历史信息表达差异，呈现不同的意向性^[9-10]. 既往基于历史地图的城市研究中，大部分仍以文史资料研究为主，图像研究为辅，尤其是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 因为拥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及规则的布局，北京、西安、苏州等城市的空间要素均能准确地还原. 而这种方法在一些边缘城市、中小城市的研究中还未能够实践完善. 少数研究者通过提取历史地图中的空间要素，对杭州、泉州的历史地图进行空间要素定位分析^{[9, 11-12]}，具体的图像研究定位方法包括了地标定位法、考古定位法、拓扑关系定位法和空间要素倒推法等等(表 1). 在重庆山水城市营建空间的研究中，面对文献资料缺乏翔实描述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从可视化历史研究的途径出发，对城市历史信息要素进行可视化转译与分析.

本研究以传统营城模式后期的渝中古城城墙范围为空间界限(图 1)，将时间限定在1760-1929年进行历史地图转译研究. 空间构建框架精确性依托于已有的考古资料，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在2010年前后，分别对重庆朝天门、太平门城门城墙遗址、城内府谯楼与鼓楼等区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古研究^[13]，并将重庆渝中古城区城门的确切方位进行考古还原，为本研究城墙空间定位的主要参考依据.

同时本研究收集整理了渝中古城范围1760-1929年时间段内历史地图共计15幅^[14]，并根据地图主要描绘的空间要素类别分为了空间要素和地形地貌两大类(表 2). 城市空间地图包括所有对渝中古城城市空间有详细描绘的城市地图，筛选时以完整性、准确性和明确性为基本原则，即城池内部城市山水、重要建筑和街巷等内容表达完整，同时方位表达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城市形态及建筑主体相对位置较为精确且街巷景观等细部特征清晰可辨. 地形地貌地图为民国初期的两幅测绘地图，分别对渝中半岛城市地形以及周边环境地形有准确的等高线表达，是本文城市与山水关系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渝中古城历史地图主要存在形象画法和经纬画法两种表达风格. 清朝时期以形象画法为主，采用山水画立体图的笔法风格，对山水、树木等自然、人文景观描绘翔实. 早期1760-1880年间的简略方志城图，以及地图绘制盛行的1881-1910年间清光绪时期皆以形象画法为主. 而后在1912-1925年民国初期，经纬画法开始出现并越来越普及并逐渐取代形象画法，成为城市地图绘制风格的主流.

表 1中“地形地貌”一栏的两幅地形图绘制于1920年代，其中《渝中半岛地形图》全图按照“两千五百分之一”比例尺手绘，地图标高以珊瑚坝假定点高程300 m起算，极其详尽地绘制了重庆城区渝中半岛部分的等高线，直观地展示了当时重庆城区的地势特点、街道和建筑与地形的关系.

在城市营建空间要素提取中，本研究以1900年时期绘制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为主要转译对象，其余地图作为补充资料，对该时期中的渝中古城历史营城信息进行转译. 该图中公共建筑与街巷道路为重点着墨的部分，大部分公共建筑描绘细致且有文字标注，形态特征易于辨识且易于结合现代地图进行定位，如学宫、府衙等不同类型的院落空间和礼制形态都可在一定程度上转译. 通过结合传统形象画法的意向性和现代经纬画法的统一性，将各历史地图中城市的城墙、水系、建筑和道路等相关历史要素进行分类提取，并由CAD、PS等绘图软件同比例转绘为数字化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定位并提取出了历史营城空间格局(图 2).

地形图的转译主要以1929年的《渝中半岛地形图》为基础. 城市空间的地理特征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通过对城市传统营建格局改变前，即在以汽车交通为代表的现代城市建设之前的历史地图进行转译，可提取出渝中古城传统山水营城时期的地形地貌信息. 通过运用CAD与Arcgis相结合的方法，将1929年前的重庆渝中古城地形图转换为矢量格式，直观呈现出渝中古城的营城山水环境(图 3).

历史信息空间要素的叠加分析，可以了解各类历史信息空间要素的变化原因及规律，分析城市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总结城市历史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以及历史信息空间要素对当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 成一农^[15]总结提出了研究古代城市形态的要素研究法，将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各个要素分解开分类研究，再将这些要素的研究组合起来构成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抽象模型. 通过将营城城墙、街巷、建筑、景观空间要素和地形要素的分类叠加，能清晰反映出渝中古城传统山水城市营城时期积累下来的空间结构(图 4)及内部所蕴含的山水营城思想.

独特的地形环境孕育出地域性的城市空间特色. 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特征，古代营城选址往往讲求先识辨，再从宜，即先要找准大地山川的特殊地形及特殊地势等内在秩序，而后依循此逻辑秩序打造理想化人居格局^[16]. 这一点在山水城市重庆渝中古城中更是突出体现，《通志》中描述重庆府城将自然地势充分利用：“沿江为池，凿山为城，天造地设，字水盘郭”.

城市山水格局一般指的是针对于物质性的城市实体，包括形态、布局和空间组合等. 城市山水格局相对于纯粹的山水格局又加入了文化属性，不仅包含自然山水格局，还包括“山-水-城”的相互格局关系，山水文化等等内涵. 在空间上，现代规划一般将其划分为宏观、中观、区域3种空间单元，分别代表了市域范围、城市建成区及周边、中心城区或指定地段的山脉、水系和地形等自然本底环境. 基于古代城市的尺度，本研究将渝中古城的山水格局研究范围限定为半径15 km的环形区域范围内，即渝中半岛到歌乐山的大致距离. 因为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渝中古城的视线范围最远的地点能望至歌乐山下的双山(今沙坪坝凤凰山)，杨济诗云“双峰插天外，二水望中环”^[17]. 在该研究尺度基础上，将1760-1929时间范围内的地图山水要素进行叠加，最终得出渝中古城大山大水尺度上，“一脉两江，双屏四峰”营城意象，以及小山小水尺度上“营城四山，一溪双沟”的营城山水格局(表 3).

渝中古城的营城空间东起朝天门，西邻浮图关，南北隔长江、嘉陵江，分别与南岸区、江北区相望. 城池中部有一处狭长，东北—西南向分布的山脊线，海拔最高处为由西向东延伸而来的歌乐山(今中梁山)山脉. 城市地貌总体上呈现中间高，南北低，并且由西向东渐低的特征. 中间的狭长山脊线在清末地图中标注为大梁子，沿着大梁子向西而行到达城内最高处——五福宫与通远门一带，海拔290 m. 大梁子一线是城市营建空间的主要划分界限，即上下半城的区分标志. 大梁子以上为上半城，地势高且平坦，大梁子以下为下半城，上下半城的高差最高约40 m. 下半城用地面积较上半城更小，背靠大梁子山脉，地势低且近长江，取水便捷，水运交通方便，是重庆南宋筑“李严大城”前的主要城市发展区域. 大梁子山脉下的地形极为陡峭，同时因为临江区域的地势高度会出现陡减，因此在竖向高度上，渝中古城自北向南呈现出“陡—平—陡—平—陡”渐低的空间特征.

以城墙为核心的防御体系营建借势，一是借山势，二是借水势. 沿江的城垣通过选择临江区域背倚山坡或面朝崖壁的位置建造，以天然的江河形成护城河，利用天然崖壁地势高差，借助崖壁、山体等山地元素，增加城墙的视线高度，形成外高内低的空间效果，巧妙地节省建造成本同时，增加城市的军事防御性.

重庆渝中古城的城墙竖向形态上，表现为两个特征. 一是城市布局北高南低，形态随山势曲折变化. 北侧城门地面高度集中在238 m左右，靠近朝天门地区城门则较低；南侧城门大多集中在188~210 m范围(表 4). 海拔最低的城墙段在朝天门及下半城沿江处，仅为175 m~190 m左右，此段内的城门临近长江码头，生活取水最为便捷，但易受水患影响. 海拔最高的城墙段位于城西，明清时期周围布置有五福宫及龟尾坝，分别为登高游玩与驻兵场所. 二是位置选址上与陡峭山势耦合，沿着城墙处形成了多处连续的陡坡. 一方面是营城者有意选择了具有高差的地形布置，另一方面是人为地进行城墙、城门等防御空间营造，加强了高差，从而达到内高外低的“天险”的效果.

渝中古城的道路交通有着明显随势布形的空间布局特点. 基于1929年渝中半岛的地理环境，可将渝中古城空间范围划分为3处特征地形区域. 城市西侧高差最大，涵盖岳华山、太阳山、巴山3处山体，是渝中古城地势最高之处；缓坡区为大梁子北侧空间范围，包括上半城加上以朝天门为中心的入江区域；崖下区为下半城地势陡减的背靠崖壁区域，地势临江. 针对不同区域的特色地形地貌，道路街巷呈现不同的空间形态特征.

道路密度方面，坡区道路形态更为规整且街坊分布均匀；山地区路网曲折而密集，自大梁子-校场以下则因为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建筑修建阻隔，道路营建密度更低. 道路形态方面，地区的街巷网络沿着等高线布置，具有明显的地形契合特征. 缓坡区趋向狭长形的网格形态，东西向的道路长度大于南北向道路. 崖下区由于需连接上下半城的高差，南北竖向阶梯形的道路联系明显增加，东西向的主干道沿江或者山脊而布，相对较为平缓. 城中的3条主要干道分别位于上半城和下半城，以及大梁子山脉之上的山顶区域，三者都营建在3处不同高差，最为平坦的城市地形上，并且自东向西绕过山地区分别从通远门以及南纪门出城. 这种随势布形的路网体系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城市的组织结构，框定了顺势而建的建筑布局空间，但同时也形成了随地势变化的丰富街巷步行体验.

渝中古城内的公共建筑营建首重礼制，建筑按照封建等级的高低，择中辨位，进行轴线对称布置. 渝中古城内的权力机关建筑统一布置在鼓楼街并进行了分区，行政建筑布局在金碧山下，军事建筑重庆镇署则位于西侧的崖壁之下. 建筑群落倚山面水，大多营建为三堂的三进式院落布局，核心建筑还与城门形成轴线关系，形成崖壁—重庆镇署—金紫门，与金碧山—巴县署—太平门的区域轴线(图 5). 公共建筑又重山川形胜，其中又尤以学宫为最. “昔人肇造郡邑，首重学校，择胜斯地”，学宫是关系城市文脉的重要建筑，对于有碍学宫山水形胜的都会被加以拆除. 泮池又称泮水，是地方官学标志. 严格意义上的泮池是内泮池外泮池或以湖为池，或以溪为池. 道光年间《重庆府志》中记载巴县学宫“旧无泮池，远挹字水，江光相辉映”^[18]，说明了旧式县文庙合理利用长江地形特点，以江水为天然的泮池，体现礼制建置在山地环境中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古代宗教宫庙同样趋向于选址在城内外形胜之处，踞山或者近水.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五福宫，五福宫始建于明代以前，因地势为城中最高，“俯窥阛阓，坐带江流”，宫后修有桂香阁，空间序列逐级向上. 其他公共建筑则多选择下半城近朝天门的位置. 建筑形制上宫庙营建更为自由，除了会馆类的宫庙采用合院式布局外，其余建筑形制布局便无统一标准.

通过人为地营造建筑、构筑物，渝中古城形成以环城分布为空间特征，以人文意象统领，防灾功能融合的城内景观空间格局(表 5).

根据统计的城内人工景观要素类型来看，池在城市中的占比最高，其功能以消防和文运祈愿为主. 消防功能源于重庆城历史上频繁的火灾影响. 古时易燃的木质建筑本就存在火患，加之在重庆逼仄的城市空间与陡峭地势影响下，建筑成群结片，密密麻麻，而消防用水难以在短时间内穿越城门梯坎运达，城中火势一起必损失惨重. 据《巴县志选注》记载，清朝雍正时期“太平门内外大火，二百余家被焚，文昌宫殿宇一片废墟”，光绪时期“大火自道门口钟表店起，延烧通夜. 状元桥、陕西街、打铜街、打铁街、玄天宫、梅子坡、滴水岩、长安寺、四天王殿、木匠街、千厮门正街均灾，约近万家”^[19]. 同治年间，巴县知县下令各城内各个寺庙道观设储水池、水缸，并在宣统年间于通远门处按北斗七星之形修建了7个大的水池. 最终形成城内水池营建丰富的景观格局. 总体景观要素的功能营建上，以祈求文运的景观要素为主，要素点分布在县学、府学与书院旁，与学宫书院建筑一样具有临江营建的特征，追求天然江河的泮池景观. 可以看出，渝中古城中，文运的营建是城市景观营建的重点，通过在学宫书院周边修筑楼阁、水池等景观，求得与自然形胜产生关联，或者在无法满足要求的情况下，人工营造自然要素的意象，如府学前巨大的泮池.

山水自然环境影响着城市的选址、城市的形态、道路走向以及建筑朝向，从而决定了城市肌理的大体轮廓. 在1760-1929年的渝中古城空间要素分布中可以看出，地形地貌是影响城市包括城墙、街巷、建筑和景观等空间肌理的主导因素. 而城市的营建过程中，充分融入地形特征，并最终形成借“势”、顺“势”、辨“势”、仿“势”的4个营建机制. 以城门城墙为主要要素的防御防灾体系充分借“势”，达到“天生石城”的防御效果；以街巷为要素的道路营建体系通过顺“势”，与山势一起形成步随景移的丰富景观；以公共建筑为要素的建筑营建体系，通过辨明山水形势，在顺应地形的前提下，“辨方正位”，强调人与大山大水的关系；以景观格局为要素的景观营建体系则是充分仿“势”，将每一处山川形势纳入到景观体系中，并通过营建城内视线-山水景观，以及造山(楼)理水(池)的人工景点布设，使居住者在城市中也能够与城外的自然山水环境有所呼应.

以山水为核心营建思想的城市中，空间布局也因地制宜，形成具有地域性的城市特色. 传统城市朝向选址的主轴线以正南正北为佳，渝中古城空间营建布局中，有两条城市轴线，一条为山水轴线，代表城市营建起源的山脉——金碧山，或者说大梁子，对城市空间结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城内建筑轴线位于下半城，偏离城市几何中心的位置，依据城内山水轴线的走势，平行布置于金碧山轴线下方. 在历史营城沿革中，最先发展的正是下半城区域，这种背山、面水、前有涂山作案山的围合区域环境，也满足中国传统营城的安全需求. 平行于金碧山的鼓楼街建筑轴线是礼制建筑的聚集区，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在此轴线上的公共建筑都坐西北，朝东南，面向涂山，部分重要的权力机构建筑与城门、清溪、远山相望，形成核心空间的区域性轴线布局(图 6).

在中国传统营城阶段发展的后期，人们对山水自然的敬畏、躲避演变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营建. 渝中古城正是充分营建山水空间的实践代表，通过将地形地貌与城墙、建筑、景观的因地制宜结合布置，巧妙完成了城市功能、空间形态上的分野. 功能上，城市选址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以获得便利交通发展商业，城市以金碧山(大梁子)山脉为界，功能空间呈现垂直分异特征，自然地形成以居住为主的上半场居住区和以商业、行政、军事为主的下半城两大分区. 空间形态营建中，沿江山地的地貌形态与丰水期的狭窄江岸促使城市内部采取分级台地的发展方式，倚山而建，呈现出以山水为依托的立体空间形态与巧借山势营城智慧，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城墙的借势构筑，利用陡峭崖壁、山坡形成内高外低的差异性过渡空间，以及依据江水水位高度，集约用地环境下形成的吊脚楼建筑及江滩上的季节性定居点等等，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生活功能，创造多样空间形态.

“象天法地”是传统城市营建中的重要手法，传统渝中古城营建以天地万物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内涵特征为出发点，赋予城市空间多尺度的物象比附，以期达到城市与天地同构的和谐状态. 山水象形的营建体现在渝州古城中有两类，一是对城市本身的山水环境赋予物象，如“龟城” “鹅岭颈” “笔架山”，通过物象形态对城市山水格局进行解读并赋予文化内涵，为后续的规划营建和保护做出铺垫；二是对城市内外的景观节点赋予山水意象的营建特征，如“塔” “台” “池”等，也是中国传统仿高山流水的营建景观，不仅追求对山水环境的模仿，以将山水之象引入城内，更追求景观节点的选址条件，保证其与城外的大山水环境有视线关联，从景观视线-构筑物象形的双重视角上重构城市山水形态.

山水乃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的根本，人们下意识地将农业社会中对山川河流等自然之力的重视与崇敬的心理融入城市营建中，着重在山水形胜处建设衙署、学府、宗庙等重要的公共建筑，并笃信此类山水要址决定着城市人文、商业经济的兴盛，进一步形成社会公认的“地脉”(即山川形势、水源安全等要素构成的传统山水格局)保护意识. 为了达到这一保护目的，建设影响力较大的宗教建筑、官方性质的官府机构，往往也可以对地脉保护起到管理和辅助作用. 这种具体的保护性营建作用又分化为两类，第一类为选址在山水形胜处的建筑物营建，如城内金碧山顶处聚集的崇因寺和治平寺，南岸涂山脚下、长江江畔的觉林寺，不仅提升了地理形胜处的重要程度，也保障了山水环境的日常管理与维护. 第二类为城外山水形胜地的群众监督与官府管理责任制度，如针对“渝地咽喉”鹅岭处开挖矿山的居民举报与随后的官府立碑明确保护地，再到近代西方势力侵占金碧山顶土地的教案反抗事件，现代乡村地区风水林的营建保护等等^[20]，都是民众对山水空间保护形成的共识文化反映在城市营建上的特征. 而这种文化的背后，体现的是古代理想人居环境的追求，通过山水代表的天道与人文社会的礼制交融，建立出“天-人”和谐的山水营建秩序.

本研究以“图像证史”视角实现重庆古代山水城市的营城空间关系解构研究，总结重庆渝中古城山水营城思想内涵，也希望在营城环境变化的当下仍能为实现重庆山水城市的山—城—水和谐的建设目标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不论是现状建设中存在的山—城秩序消解、滨江环境的硬质化导致的城—水秩序割裂等问题，抑或是当下城市景区中的山城特色打造趋势^[21]，都证实了当下传统山水空间营建的重要性.

了解、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握事物发展演变的脉络，历史是理解现在、预知未来的钥匙.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历代的规划人都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在历史中寻找属于时代和自己的定位. 重庆山水城市的历史研究必然不是孤立的空间寻迹，通过探究其与山水环境的结合方式，从而更进一步揭示其核心的城市营建文化内涵及空间特征，而这也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