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Persistence and Happiness of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The Regulating Function of Local Complex

适应水平理论认为幸福感是由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决定的^[11]，当个体获得的实际成效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差异缩小，个体更容易获得幸福感^[4]. 与此同时，期望理论认为，期望(效价和期望值)会激发个体内在动力，并引导个体通过持续努力实现预期目标，进而带来个人需求满足^[12]. 基于适应水平理论、期望理论可以发现，一是那些拥有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更易实现创业成功^[13]、达到预期目标，继而获得更多幸福感；二是返乡创业能力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创业有更高的期望(创业带来的价值及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其创业坚持行为更可能发生；三是创业坚持行为是创业成功的关键^[10]，利于实现预期目标，并最终获得幸福感，而更高水平的创业能力是保障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坚持下来并获得创业幸福感的关键. 此外，期望理论认为个体因素(又称内生变量)会影响个体对期望值及效价的评估，继而影响个人的行为^[12]. 在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实际调研走访中发现，那些乡土情结浓厚的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有更深的眷恋，认为返乡创业更有价值、对创业成功更有把握，当其在外务工获得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后，其返乡创业的意愿更高且也更愿意坚持下来^[14].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尝试根据适应水平理论与期望理论，探索创业能力对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创业幸福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并分析创业坚持和乡土情结所发挥的作用.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幸福感是对企业创立和经营过程中满足感的总体评价和主观感受，不仅包括对创业绩效满足度的主观幸福感，也包括对实现自身价值和发挥个人潜力所带来满足度的心理幸福感，还包括对社会贡献及获得社会认同所带来满足度的社会幸福感^[15-16]. 创业能力作为影响创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7]，反映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识别与开发市场机会，运营管理创业企业所必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总和，包含了在不确定环境中能感知、识别和开发创业机会，并抓住机会创造价值的把握机会能力，也包含了在创业过程中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运营管理并积极改善创业绩效的运营管理能力^[18].

学术界普遍认为创业者相对于非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幸福感，因为创业能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如创业带来的自由、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自我价值实现等)^[19].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证实农民的创业能力对其创业获得感有积极正向影响^[20]，那些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实现创业成功的可能性越高^[21]，越可能减少创业期望与现实间的差距，能够更容易获得创业带来的幸福感^[7].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识别机会和开发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捕捉商机，选择受益高、前景好的返乡创业项目的可能性就越大，越能获得返乡创业的成功^[22]，继而在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心理幸福感的同时，也会因创业成功带来财务业绩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而获得更多的主观幸福感^[23]，更会因为能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一定的就业岗位和增加一定的收入、获得父老乡亲的认可和赞美，从而产生较强的社会幸福感^[24]. 类似地，那些运营管理能力越强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越容易通过有效地整合资源和采用高效的运营模式将创业机会真正转化为更高的企业绩效、更多的个人回报，并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最终体现为创业幸福感的总体提升.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1a：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H1b：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创业坚持是一项复杂而持久的活动^[25]，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长时间追求先前选定的创业机会或目标，而且能够在遇到困难时依旧追求实现该机会或目标的努力行为^[26-27]. 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坚持行为并非一时兴起或者一时激情下的盲目行为，而是在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条件下，充分评估之后作出的理性行为. Holland基于期望理论通过联合实验研究了效价(继续创业的预期结果的吸引力)和期望(实现这些结果的相对概率)在决定是否继续创业行为时的作用，当期望值和效价都高时，坚持创业行为的动机更大^[28]. 而相关研究表明，创业能力越高，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及获得的收益越大，创业坚持行为可能性更大^[29]，也就是说创业者的坚持行为与其能否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调动创业资源用于解决复杂问题并实现创业目标时所拥有的创业能力这一内在因素密切相关^[30-31]. 创业能力水平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因容易识别返乡创业机会、调动各种资源，进而对自己能够取得理想结果的信念就越强，其完成创业预期目标的热情也会更强烈，在创业遇到困难时更愿意付出努力并选择坚持的态度和行为^[32]. 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把握机会能力越强，越容易发现商机，在商机转化为创业行为中的创业坚持动力更强；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拥有更强的运营管理能力，其在创建、运营新企业时能更好地发挥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作用，保障创业坚持行为的进行^[10].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H2a：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H2b：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坚持有正向影响.

Diener等心理学家认为幸福感来源于设定目标并努力去实现目标的过程^[33]，而创业坚持恰恰是一种为实现目标的持续行为，从适应水平理论角度，即创业坚持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进而促进幸福感的获得. 与此同时，期望理论认为，期望将激发个体持续付出努力来实现预期目标^[12]，Gimeno等讨论了对创业坚持行为的期望主要来自通过对比目前创业机会与次优替代方案中的3个因素的效价来体现，即财务回报(经营活动带来的回报)、非财务收益(内在成就感、自由、认可等)以及转换成本(包括付出的时间、努力和找到另一个替代选择所需要的资源)的大小^[30]. 也就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认为创业带来效价越大(创业带来的主、客观效益越大)，哪怕遇到困难，会更愿意持续付出努力来实现创业目标，继而通过创业坚持来获得更多幸福感. 此外，相关研究指出创业坚持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10]，创业坚持有利于获得更高的财务回报从而使得创业主观幸福感增加；相比放弃继续创业，那些因为坚持而带来的独立性和相对自由性，使得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有更大的个人满足感，继而提升了创业心理幸福感，尤其持续开展在当地有影响的返乡创业活动能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获得更多的自豪感即创业社会幸福感，因而创业坚持行为的增加能够更好地促进整体创业幸福感的提升.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创业坚持对创业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适应水平理论表明目标的设定、追求和实现，有助于幸福感的获得^[11]，尽管创建和发展企业的道路困难重重，遇到很多逆境，但不少创业者会依然坚持下来以实现创业目标^[34]，进而获得更多幸福感. 也有学者证实，顽强的创业者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获得成功可能性越大^[35]，而创业成功与创业幸福感密不可分，因为创业成功意味着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 现有国内外研究验证了创业能力对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13]，分析了创业坚持对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并探索了创业坚持在创业效能感与创业成功间的中介作用^[36]. 创业效能感是指创业者对自身完成创业任务所需能力的信心，而创业能力是创业效能感的基础，拥有创业能力的创业者的创业效能感会更高，更容易实现创业的成功^[37]. 以上分析可间接推导出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可能产生中介作用. 期望理论同样表明，当个体感知实现预期目标(企业业绩、个人收入、创业成功等)的概率越高，越愿意付出积极努力的行为来实现目标，而那些能力更强的创业者对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更大. 拥有较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更容易基于地缘、亲缘、学缘的关系，获得自己创业所需的资源、信息，并更擅长进行创业活动^[38]，增加了在返乡创业过程的创业自信和热情，驱动了创业过程中的坚持，继而促进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因实现创业目标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 本文认为创业能力水平更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更愿意坚持创业并更容易获得创业幸福感.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基于农耕文化、乡土文化以及宗族血缘文化的乡土之情将对农民工的决策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39-40]. 乡土情结展现出个体对家乡的依恋之情，是一种以“土地”和“家乡”为纽带的归属感或依恋感，乡土情结伴随着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及人生体悟的增强而逐渐地生成，并在返乡创业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对其思想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期望理论认为，更高的期望值和更高的吸引力(效价)将增加采取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而个体因素会影响其对期望值判断和价值的评估^[41]. 乡土情结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会以更积极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家乡的人、事、物、习俗及创业环境，并感知到更多的美好. 这无疑会增加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实现返乡创业成功概率的判断(即期望值的增加)，也会使其较高评估返乡创业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和非物质价值的吸引力(即效价增加)，进而激发那些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返乡创业过程中表现出更积极、主动的创业坚持行为，哪怕遇到众多创业困难和问题也依旧坚持下去以实现创业目标.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乡土情结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返乡创业是一个多种因素影响下的决定，返乡创业的过程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眷恋和依赖密切相关，拥有更高水平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在追求创业成功和创业幸福感的过程中，创业坚持至关重要的同时，也避不开个人情绪的影响，乡土情结作为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依恋，是其创业坚持行为的动力和支柱. 当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较高时，会增加其对创业成功的期望，进而强化在家乡坚持创业的决策和行为，以实现创业目标，获得比在外务工更多的幸福感和自豪感. 也就是说，高水平的乡土情结会强化创业能力与创业坚持的关系，从而使得创业能力通过促进创业坚持来提升创业幸福感的可能性增加.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假设H4和假设H5，本文认为创业坚持不仅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并且这个中介作用的程度会受到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的影响，乡土情结在“创业能力—创业坚持—创业幸福感”这一作用路径中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6：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取决于乡土情结的高低. 乡土情结越高，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就越强.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了以下理论分析模型，如图 1所示.

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创业者，本次调研从2021年8月到2021年12月，依托福建省不同高校红色之旅创业指导教师团队和经过培训的相关乡镇农村籍大学生开展调研问卷的发放和收集. 考虑疫情期间调研问卷获取的便利性及调研过程的安全性，调研地点主要立足福建省内，包括福建省返乡创业较活跃的闽南地区(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等地级市)部分县、乡(镇)、村，经济欠发达的闽西、闽北、闽东地区(包括三明、南平、龙岩、宁德等地级市)的部分县、乡(镇)、村. 确定调研地点后，调研的样本遵循随机抽样的原则. 在具体调研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星创天地、创业园区、农民创业学习班、返乡创业社团(群)进行现场访谈及发放纸质或电子网络问卷. 问卷内容由创业者基本信息及测量量表两部分组成. 经调研走访发现，返乡创业企业成立的时间集中在2015年之后，企业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下，规模较小，企业项目基本是三产融合的创业形式，如一产和三产融合的休闲旅游，一产和二产融合的小型农场、小型加工厂等，还有农村电商、农家乐等三产服务业. 本次调研收集了电子版和纸质版问卷共396份，扣除成立年限超过8年的返乡创业企业及缺失值严重的问卷，收回的有效问卷共251份. 其中：男性是主体，占60.2%；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31~40岁，占比44.6%；大专及以下学历占72.1%；返乡前均拥有工作经验，工作年限平均为4.5年；返乡创业时间4~6年居多.

在采用国内外较为成熟量表对创业能力、创业坚持、创业幸福感、乡土情结进行变量设计的同时，综合了对10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走访结论，在与几位创业领域专家及“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红色之旅赛道评委导师讨论的基础上，对相关变量题项和表达进行了局部调整，创业能力量表充分借鉴易朝辉等^[18]的研究并根据本文内容进行调整；创业幸福感的量表则借鉴学者魏江等^[16]提出的量表，同时进行了完善和调整；创业坚持则是基于Smith等^[42]的量表并进行了调整；乡土情结量表则是基于对黄美娇等^[43]关于乡土情怀量表的部分题项完善而成(表 1). 为了控制研究对象的背景因素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选取性别、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返乡年限作为控制变量. 在正式调研之前，对50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进行问卷预调研，并对问卷题项部分表述再次进行调整，形成了表 1中变量的主要题项，变量题项采用5级Liket量表，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

本文主要采用SPSS 24.0、Mplus 7.4来完成相应实证检验，具体分析过程如下.

本文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利用SPSS 24.0软件将所有题项数据开展探索性因子分析(EFA)，以验证是否能由1个因子解析所有变异. 结果显示，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总方差为31.545%，低于50%，说明问卷的同源偏差较小，受问卷调查者主观性影响不大.

结果如表 1所示，各变量的维度的Cronbach α值高于0.85，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高于0.75，组合信度CR高于0.8，平均方差萃取值AVE高于0.6，可见各变量的量表收敛效度较好. 从表 2可知，控制变量对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创业能力、创业坚持、创业幸福感、乡土情结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 此外，各变量的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区别效度较好，问卷质量较好.

使用Mplus 7.4来验证创业能力、创业坚持、创业幸福感间的关系路径情况. 首先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初步的拟合，结果如表 3所示，所有指标均达到能够接受的适配范围，可见模型拟合良好.

为了验证各变量间的关系路径，在Mplus 7.4运行中，为了尽可能较少随机误差，在计算过程中将采用bootstrap抽样5 000次进行偏差矫正，各回归参数计算结果如表 4所示. 其中，因数据结果显示各控制变量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表 4未列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情况. 表 4结果显示，首先，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其中创业能力变量下的把握机会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幸福感(r=0.438，p＜0.001)，运营管理能力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幸福感(r=0.42，p＜0.001)，假设H1、H1a、H1b得到验证，且把握机会能力比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其次，从表 4可以发现创业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坚持，其中把握机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系数为0.326(p＜0.001)，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为0.236(p=0.001)，从而假设H2、H2a、H2b均得到验证. 此外，从表 4可以看出，创业坚持对创业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显著(r=0.283，p=0.002)，假设H3得到验证.

在Mplus 7.4中选择Bootstrap法来验证中介效应，结果见下表 5，其中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 根据表中数据可知，创业能力变量下的把握机会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回归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可见均显著，进一步表明创业坚持在把握机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创业坚持在运营管理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起到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创业坚持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4得到验证.

在中介模型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乡土情结作为调节变量，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是否成立，其中调节变量作用在中介模型前半段路径上. 先验证乡土情结的调节作用(表 6)，根据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可知，乡土情结显著正向调节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185(t=2.031，p=0.042)，假设H5得到验证. 也就是说，乡土情结每增加一个单位，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影响效应将增加0.185个单位.

然后，利用Preache、Rucker和Hayes(2007)推荐的Model 7的分析方法来验证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7. 由表 7可知，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乡土情结水平较低时，间接效应为0.042，但此时创业坚持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为[-0.016，0.113]；当乡土情结处于中间水平时，创业坚持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为0.1，置信区间为[0.046，0.173]；当乡土情结水平较高时，创业坚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上升，间接效应为0.166，置信区间为[0.078，0.259]. 可见，随着乡土情结水平的上升，创业能力通过创业坚持对创业幸福感产生的间接影响效应增加. 由INDEX的结果可以看出乡土情结对创业能力影响创业坚持的间接关系中存在调节作用，判定指数为0.056，置信区间为[0.019，0.1]，由此证明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6得到验证.

立足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境，通过对251位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调查研究，从创业能力出发，引入创业坚持作为中介变量、乡土情结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①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拥有更高把握机会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能够获得更多的创业幸福感. ②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创业能力水平越高越能够促使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克服困难，坚持他们从事的返乡创业活动. ③创业坚持正向影响创业幸福感，且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创业能力之所以对创业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除了以往研究证明的创业能力对客观创业绩效、创业成功的直接影响而获得的满足感外^[18]，更强创业能力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有更高的期望值，更容易坚定信念，以实现创业目标，进而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④乡土情结正向调节创业能力和创业坚持的关系，乡土情结越高的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其创业能力对创业坚持的促进作用越强. 另外，乡土情结影响下创业坚持在创业能力和创业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

不断提升返乡创业者的幸福感已成为当前鼓励更多的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退休公务员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以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助农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本文验证了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影响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促进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幸福感的获得、推动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具有指导价值.

首先，创业幸福感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创业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回报的满足感的评价总和，因此可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主观效用感知和体验角度来提升创业幸福感，当地政府在出台制度和政策帮助返乡创业企业实现更多创业绩效的同时，也可出台认可返乡农民工创业者价值的激励措施，如树立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榜样、颁发帮扶证书、召开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贡献的表彰大会等，进而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 其次，重视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获得的显著正向作用，当地政府可以引导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通过各种学习渠道提升其自身的创业能力，如鼓励其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和互联网平台进行有效的创业学习；当地政府也可通过构建返乡创业培训课程体系和平台，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通过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创业培训积累知识、技能、信息及其他创业资源，优化创业能力. 再次，不能忽视创业坚持行为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当地政府可通过出台政策帮助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克服创业难题，坚定其创业信心和决心，促进其实现创业目标进而提升其幸福感. 此外，要深化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乡土之情，当地政府可通过营造良好的乡贤文化、创造有利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激发在外工作的各界人士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的同时，也改善当地返乡农民工创业者对家乡的认知和依赖，使其能够持续助力乡村振兴.

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采用的调研数据为截面数据，相对较难展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态演化过程^[44]，未来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跟踪调查较全面了解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对创业幸福感的影响轨迹；第二，将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返乡年限等作为控制变量，尚未分析其信贷问题及企业规模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未来可纳入更多控制变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第三，不同返乡农民工创业者的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两者间的逻辑链条和路径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可基于其他社会科学相关理论，探讨不同变量在创业能力与创业幸福感间的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