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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饲养不仅是农户生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商品肉类的供给. 作为重要的物质资本之一[1]，农户饲养的牲畜不仅满足了家庭肉食需求，还作为农村家庭重要的预防性资产储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2]. 传统小农往往小规模(3~5头)饲养牲畜，小部分(1~2头)用于满足家庭自食，剩余部分则出售到市场以平滑家庭消费[3].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行业转移[4]，农户生计从传统农业为主向兼业和非农业转变[5]. 在此背景下，农村的作物种植和土地利用均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6-7]、土地流转[8-9]、种植结构调整[10-12]等现象显著. 农户另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牲畜饲养也发生了明显改变，出现了缩减饲养规模甚至退出牲畜饲养的情况[13]. 《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中的数据显示，2003年至2020年，年出栏量低于50头的生猪散养户由10 678万户降至1 949万户，降幅高达81.75%. 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变化，不仅会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带来农户的生计转型，还可能会改变商品肉类的供给，影响国家肉类食品安全.
国内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已涉及牲畜饲养行为和饲养规模的影响方面. 多项针对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14-16]，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大量回款扩大了农户的牲畜饲养规模[17]. 但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减小了牲畜饲养规模[18-19]，加速了农户退出生猪饲养[13, 20]. 雷锟[21]则发现劳动力转移对牲畜养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商品牲畜养殖上，农户会尽量保证自食牲畜的养殖以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 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不同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差异，其中汤颖梅[22]发现，不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农户其非农收入与生猪饲养之间的关系不同.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学界主要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和规模的影响，鲜有考虑牲畜饲养的目的，细化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 不仅如此，现有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牲畜饲养影响的研究将转移农户视为同质，未考虑农户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不同. 而明确不同劳动力转移程度下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差异，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户牲畜饲养行为演变规律，促进农户生计的转型. 因此，本研究基于武陵山区的517户农户调查数据，将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分为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仅饲养自食牲畜和退出牲畜饲养3种类型，深入探究劳动力转移程度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总结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演变规律，以期为农户生计的转型和农村畜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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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生计策略是为了达到可持续生计、实现生计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生计活动与选择的组合[23]，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调整的产出和表现[24]，而生计转型的实质是生计策略的调整与转变[25]. 因此，本研究遵循“生计目标—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生计转型”的逻辑框架，构建基于农户生计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根据过渡小农的理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目标可以细化为“收益最大”和“安全第一”，即农户的经济行为是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统一，农户会在保障生计安全的基础上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26-28].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目标逐渐从规避风险向追求利润演变[28-29]，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户调整了原来以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就业，带来非农收入的不断增加与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农户的牲畜饲养策略随之调整.
但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不同，农户做出的牲畜饲养决策也可能不同. 劳动力转移程度低的农户，为保障家庭生计安全会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在减少家庭消费支出的同时增加家庭收入. 而劳动力转移程度较高的农户，其较高的非农收入水平增加了牲畜饲养的机会成本，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农户可能会退出商品牲畜的饲养而仅饲养部分牲畜以供自食. 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农户可能会直接退出全部牲畜的饲养. 即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可能会从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逐渐过渡到不饲养商品牲畜而仅饲养自食牲畜，再到最后不饲养任何牲畜，或者直接从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演变到不饲养任何牲畜. 不同的生计策略调整带来了不同的生计行为组合，最终导致农户的生计方式转变，即生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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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区(106°56′-111°49′E，27°10′-31°28′N)指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平均海拔在1 000 m左右. 该区总面积11.15万km2，总人口近2 300万人.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当地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 选择武陵山区的酉阳县、武隆区和沿河县作为典型区县(图 2). 这3个区县均远离市中心，劳动力转移现象突出[8]，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 酉阳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部，离重庆市中心约366 km，经济相对落后. 武隆区位于重庆市南部，距重庆市中心约180 km，旅游业较为发达，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沿河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离铜仁市中心约200 km，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3个区县的牲畜饲养现象较为普遍，酉阳县以养殖生猪和肉牛为主，武隆区生猪、肉牛和山羊均有饲养，而沿河县除了饲养生猪外，也饲养较多当地山羊. 因此，选取以上3个区县作为本研究的典型区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地理、经济水平等因素，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了18个样本村(每个典型区县3个乡镇，每个乡镇2个村)，各村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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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至7月，课题组赴3个典型区县开展农户问卷调研. 实地调查过程中，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进行入户调查. 首先与村干部进行交流以了解典型村的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和牲畜饲养总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样本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①农户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家庭规模、人员构成、职业等；②劳动力转移情况，包括转移的人数、年限、工资等；③牲畜饲养情况，包括牲畜的类型、数量、去向等；④种植业生产情况，包括种植地面积、销售收入等. 每份问卷用时约2 h，最终收回问卷563份，剔除与本主题无关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517份，其中酉阳县166份，武隆区168份，沿河县18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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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分析劳动力转移程度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 根据牲畜饲养的目的，研究区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可以分为3种：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自食又销售)，仅饲养自食牲畜(仅自食)，退出牲畜饲养活动(退出饲养)，属于多元选择问题. 多元无序Logit(Multivariate Disordered Logit，Mlogit)模型适用于估计不同因素在多项互斥事件中选择的概率，故选用此模型进行分析[30]. Mlogit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P(y=j|x)表示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概率水平，其中j=1，2，3分别对应为：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仅饲养自食牲畜、退出牲畜饲养，且
$\sum\limits_{j=1}^3 P(y=j \mid x)=1$ ；Xij为核心解释变量；Zij为控制变量；βij与δij为待估系数；α为常数项；ε为随机扰动项. -
参考相关文献[22, 31]，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农户劳动力转移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家庭基本特征、农业生产特征和区位特征作为控制变量①，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① 在构建模型之前，利用Pearson相关系数、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1) 核心解释变量：劳动力转移程度，指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非农业所到达的状态，可以从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转移劳动力的质量、转移后的收入以及转移年限几个方面来度量. 饲养牲畜需要一定的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减少家庭可用于牲畜饲养的劳动力[32-33]，因此选取劳动力转移率反映家庭劳动力数量上的转移程度. 作为重要劳动力和牲畜饲养的主要决策者[34]，户主从事非农工作意味着家庭主要劳动力流失，所以选取户主是否转移反映转移劳动力的质量. 当劳动力转移后，增加的非农收入可能投资于牲畜饲养以扩大牲畜规模[35]，也可能因为机会成本的上升而减少牲畜的饲养程度，因此选取非农收入水平来反映收入上的劳动力转移程度. 农户的外出务工年限反映家庭对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程度和非农资金积累程度，因此，选择外出务工最长年限来反映时间上的劳动力转移程度.
2)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基本特征、农业生产特征和区位特征. 牲畜饲养是劳动密集型的活动[32]，可能会受到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所以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是农户饲养牲畜的重点考量因素. 牲畜饲养也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资金的影响，因此将人均收入变量加入模型. 另外，牲畜饲养是传统作物—牲畜混合农业系统的重要组成之一[36]，所以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的农业生产特征也会影响农户的牲畜饲养. 区位特征包括反映牲畜饲养便利度的离最近集镇的距离与住宅海拔，以及反映区域差异的虚拟变量.
2.1. 研究区概况
2.2. 数据来源
2.3. 研究方法
2.3.1. 模型构建
2.3.2. 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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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发现(表 3)，研究区劳动力转移现象普遍，517户样本农户中，发生劳动力转移的农户共计393户，占比76.02%；共转移劳动力756人，占劳动力总量的53.61%. 农户的劳动力转移存在分异且转移程度较高：36.75%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率介于25%~50%；18.96%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率介于50%~75%；10.06%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率高于75%，其中7.93%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率达到100%；仅有10.25%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率低于25%.
统计不同非农收入水平农户的基本特征(表 4)发现，总体上，家庭非农劳动力配置多于农业劳动力(户均非农劳动力1.46人，户均农业劳动力1.26人)，且家庭规模越大，劳动力数量越多、质量越好，非农劳动力占比越高. 非农收入已成为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386户(74.66%)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超过50%，仅有131户(25.34%)农户的非农收入低于50%. 户均非农收入达到54 472元，占家庭总收入的81.78%，而户均农业收入仅5 425元，仅占家庭总收入的8.15%. 农户饲养商品牲畜的收益较低，户均养殖业收入仅为2 2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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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分化明显(表 5). 517户农户中，仅160户(30.95%)农户保留着既饲养自食牲畜又饲养商品牲畜(自食又销售)的传统，167户(32.30%)农户仅饲养自食牲畜(仅自食)，190户(36.75%)农户退出了牲畜的饲养(退出饲养). 进一步分析发现，有8.70%(45户)的农户饲养了超过10头牲畜(以猪为单位换算，3头猪=1头牛=3只羊)，3.87%(20户)的农户饲养了超过20头牲畜，2.32%(12户)的农户饲养了超过30头牲畜，最高养殖数量达124头，即研究区农户的牲畜饲养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趋势. 但由于本研究的牲畜饲养行为是基于农户的牲畜饲养目的进行分类，因此，在后文的分析中，未将规模饲养作为牲畜饲养行为的类型进行专门分析.
不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农户，牲畜饲养行为存在差异(表 5、图 3a). 具体来看，非农收入水平高于90%的农户中，接近一半(47.66%)的农户退出了牲畜饲养. 非农收入水平小于10%的农户退出养殖的比例也较高(39.13%)，但这部分农户退出牲畜饲养主要是由于家庭本身劳动力缺乏(户均劳动力仅为1.62人，劳动力平均年龄56岁，平均健康状况0.65)，包括家庭成员均为老人或家庭主要劳动力生病的农户. 非农收入水平10%~50%和50%~90%的农户中，约一半(占比分别为47.37%和47.98%)的农户保留着饲养自食与商品牲畜的习惯. 统计发现，不同非农收入水平的农户均存在较大比例的仅饲养自食牲畜的行为，其中非农收入水平大于90%和小于10%的农户仅饲养自食牲畜的比例最高，分别占36.45%和33.70%. 总体来看，非农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户，倾向于退出牲畜的饲养或仅饲养自食牲畜.
不同劳动力转移率的农户其牲畜饲养行为也存在差异(图 3b、表 6). 随着劳动力转移率的增加，农户饲养自食与商品牲畜的比例降低，退出牲畜饲养的比例增加. 在劳动力转移率低于50%时，农户自食又销售、仅自食与退出饲养的比例均接近1/3. 但当劳动力转移率高于50%时，自食又销售的农户开始减少，仅饲养自食牲畜或退出牲畜饲养的农户增多. 劳动力转移率高于75%时，65.38%的农户退出了牲畜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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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17户农户为样本，运用Stata 15.1软件，得到农户牲畜饲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回归系数与相对风险比，表 7分别显示了自食又销售与退出饲养、自食又销售与仅自食、仅自食与退出饲养的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1)和(2)的结果显示，反映劳动力转移程度的非农收入水平和劳动力转移率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显著. 非农收入水平达到90%时，回归系数由正变为负，并在非农收入达到95%时影响显著，表明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逐渐从自食又销售转为仅自食或退出饲养. 从相对风险比来看，相对于非农收入水平为0的农户，非农收入水平在90%~95%与95%~100%的农户选择自食又销售的概率分别是选择退出概率的0.836倍和0.109倍，是选择仅自食概率的0.621倍和0.076倍，即非农收入水平达到95%时，农户仅饲养自食牲畜或退出牲畜饲养的概率大幅度增加. 劳动力转移率的系数在各个阶段均为负，说明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会显著促进农户从饲养自食和商品销售转为仅饲养自食牲畜或退出牲畜的饲养. 从系数和相对风险比来看，模型(1)系数均显著且绝对值总体变大、相对风险比总体变小，模型(2)系数在50%~75%的阶段显著，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退出牲畜饲养的概率逐渐增加，当劳动力转移超过50%时，农户退出商品牲畜(仅饲养自食牲畜)的概率大幅度增加.
外出务工最长年限在模型(1)虽不显著，但回归系数为负，证明了外出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户可能会直接退出牲畜的饲养. 但在模型(2)中外出务农年限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外出务工年限较长的农户也可能在仅饲养自食牲畜的基础上进一步饲养商品牲畜. 可能的解释是，农户外出务工年限越长，非农资金积累越多，部分农户可能选择退出牲畜饲养以实现生计的非农转型，但少部分农户也可能做出以营利为目的的资产投资行为，将专业化饲养商品牲畜作为家庭生计的主要策略，实现家庭生计的转型. 户主是否转移虽然对牲畜饲养决策的影响不显著，但回归系数均为负，也进一步证明了家庭劳动力的减少会加速农户退出商品牲畜或所有牲畜的饲养. 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会从自食又销售变为仅饲养自食牲畜或退出所有牲畜的饲养，实现家庭生计的转型. 在作用机制上，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变化主要受到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力流失效应，以及非农收入增加对养殖业收入产生的替代效应的影响.
模型(3)结果显示，非农收入水平的回归系数方向为正但不显著，而劳动力转移率在各个阶段的系数均为负且在转移率达到75%时显著，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是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还是直接退出所有牲畜的饲养主要受家庭劳动力影响，而与非农收入的关系不显著. 劳动力转移率较低时，农户会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饲养自食牲畜，以满足家庭对安全肉类的需求，并减少家庭消费支出. 但随着劳动力转移率的增加，农户缺乏饲养自食牲畜的劳动力时不得不放弃自食牲畜的饲养并停止牲畜饲养行为. 家庭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的正向回归结果也表明了家庭劳动力在自食牲畜饲养中的重要性，即受传统饲养习惯及粮食牲畜市场缺失的影响，有剩余劳动力的农户家庭会尽可能地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而非完全退出饲养活动. 外出务工最长年限的负向影响说明外出务工年限的增加更可能使农户放弃自食牲畜的饲养并退出饲养活动.
控制变量中，表示家庭劳动力特征的家庭劳动力总量和劳动力平均健康状况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为正，而对劳动力平均年龄的影响为负，进一步验证了劳动力对牲畜饲养的重要性. 模型(2)中，人均收入的影响为正且显著，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资金积累会促使部分有农业基础的农户饲养商品牲畜，验证了外出务工最长年限解释的合理性. 而模型(3)中，人均收入的影响为负，表明在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人均收入较低的家庭倾向于保留饲养自食牲畜以减少家庭消费支出，而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则倾向于直接退出牲畜饲养. 种植业销售收入在模型(1)，(2)的回归结果为负且显著，主要是由于家庭种植是农户牲畜饲料的主要来源，较多的种植业销售收入意味着剩余较少的牲畜饲料，进而导致较低的牲畜饲养概率. 饲料加工设备量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正向影响，与家庭资产在牲畜饲养中的作用相吻合. 住宅海拔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海拔越高的农户维持牲畜饲养的概率更高，其生计转型的进程较低海拔地区更慢. 虚拟变量沿河县在模型(1)和模型(3)的负向回归系数与描述性统计中沿河县较低的牲畜饲养比例(42.08%)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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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了解农户牲畜饲养行为随劳动力转移程度的演变规律，利用Stata 15.1软件进一步绘制了不同非农收入水平和劳动力转移率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预测概率图(图 4和图 5).
图 4表明，农户自食又销售行为的概率与非农收入水平呈“倒U形”关系，退出饲养行为的概率与非农收入水平呈“正U形”关系，仅自食行为的概率在前期基本保持稳定，但在非农收入水平达到90%后，逐渐升高. 即在劳动力转移的初期，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扩大牲畜饲养规模产生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家庭非农收入占比＞90%时)，农户加快了牲畜饲养的退出. 但农户存在对绿色安全肉类的消费偏好，在粮食牲畜市场短缺的情况下，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会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以满足家庭对安全肉类的需求，使得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从自食又销售转为仅自食或直接退出牲畜饲养，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规律.
图 5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率的增加，农户自食又销售行为的概率逐渐降低，退出饲养的概率逐渐提高，而仅自食行为的概率的变化幅度较小，只有在劳动力转移率高于75%时，仅自食行为的概率才有较大幅度减小. 说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率的增加，农户因农业劳动力缺乏会逐渐减少牲畜饲养规模，较大部分农户甚至直接退出牲畜饲养活动，而部分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会饲养少量牲畜以供自食，但在劳动力转移率高于一定程度(75%)时，农户因缺乏家庭劳动力不得不退出自食牲畜的饲养.
3.1. 劳动力转移程度特征
3.2. 农户的牲畜饲养特征
3.3. 劳动力转移程度对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影响分析
3.4. 不同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户牲畜饲养行为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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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会发生变化，从传统的既饲养自食牲畜又饲养商品牲畜转为仅饲养自食牲畜或直接退出牲畜的饲养，表现出农户生计策略上的重大转型. 这与以往大部分国内的研究结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了农户退出生猪饲养基本一致[2, 20, 22, 37]. 但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不同，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存在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生计转型方向. 在较低的劳动力转移程度下，农户基于生计稳定的考虑会维持自食和商品牲畜的饲养，但当劳动力的转移到达一定程度时，农户的生计目标从生计安全转向利润最大化，农户会选择退出商品牲畜或所有牲畜的饲养活动，并将家庭劳动力配置到收益更高的非农行业，使得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不同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规律. 这与部分国内文献所指出的不同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农户其农业生产行为存在差异有相似之处[31, 38]. 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的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的牲畜饲养[14, 16, 39]也符合本研究发现的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户牲畜饲养行为的演变规律，是属于较低劳动力转移阶段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 可见，不同劳动力转移阶段农户不同的经济行为决策，是基于生计目标变化做出的生计策略选择，并表现出不同的生计结果和转型方向. 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的生计目标从维持生计向追求利润转变，带来了农户生计策略的转型，农户选择将劳动力配置于非农行业而仅饲养少量牲畜以供自食或直接退出牲畜饲养活动.
本研究发现，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是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还是完全退出牲畜饲养活动主要根据家庭是否有剩余劳动力来决定. 当劳动力大量转移，缺乏剩余劳动力的农户家庭不得不退出牲畜饲养活动，而有剩余劳动力的农户家庭会尽可能地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农村粮食牲畜的交易分市场未形成，市面上流通的几乎都是饲料牲畜. 在劳动力转移的背景下，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基于充分利用家庭剩余劳动力、减少家庭消费支出以及提高作物秸秆、厨房残余等资源利用效率的考虑，会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而非直接退出牲畜饲养活动. 农户家庭的特殊选择证明了中国农户的过渡小农性质，保障家庭生计安全是农户追求经济利润的前提和基础.
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存在不同程度的转移，出现了农业专业化、非农业以及兼业等不同的生产形态[40-41]. 微观上看，劳动力的转移与农业生产决策的改变证明了随着生计目标的改变，农户的生计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方式正从传统小农向专业化农业、兼业和非农业转变，最终导致农户的生计转型. 宏观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出现了粮食生产副业化、牲畜散养户大量退出的问题[12-13]，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推动农业重构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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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劳动力转移现象普遍，76.02%的农户、53.61%的劳动力发生了转移. 劳动力转移程度较高，29.01%的农户超过一半的家庭劳动力发生了转移，74.66%的农户家庭非农收入占比超过一半.
2) 研究区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分化明显，36.75%的农户退出了牲畜饲养，32.30%的农户仅饲养少量牲畜以供自食，仅有30.75%的农户保留着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的传统. 非农收入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率较高的农户更多地退出了牲畜饲养.
3) 农户的牲畜饲养行为随着劳动力转移程度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变规律，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使得农户逐渐从饲养自食和商品牲畜转为仅饲养自食牲畜或直接退出所有牲畜的饲养. 这是农户基于生计目标从维持生计到追求利润转变而做出的生计策略选择差异.
4) 农户的过渡小农性质使得不少农户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自食牲畜饲养比例. 在较高的劳动力转移程度下，农户是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还是完全退出牲畜的饲养主要根据家庭是否有剩余劳动力来决定，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家庭会尽可能保留自食牲畜的饲养而非完全退出牲畜饲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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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转移农户生计的精准转型，促进农村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针对劳动力转移程度深、有稳定非农收入、已退出所有牲畜饲养的农户，政府应进一步落实农民工进城落户和社会保障等政策，实现农户生计的非农化转型.
2) 针对劳动力转移年限较长但有农业情怀和资金积累的农户，应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其返乡发展专业化养殖，以弥补部分农户退出牲畜饲养导致的肉类供给缺失，并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
3) 针对劳动力转移程度不深、仅饲养自食牲畜的农户，应积极发展粮食牲畜市场，区分和体现粮食牲畜的价值，实现粮食牲畜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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