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ution of Research Hotspot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Western Developmen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为了客观全面反映研究现状，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知识图谱质量，选择以CiteSpace为研究工具，以中国知网(CNKI)为检索数据库进行分析.

CiteSpace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带领团队研发的一款知识可视化分析软件，也是“目前最为流行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之一”^[2]. 该软件既可以通过一定的算法，对不同时间段内所发表的文献进行特定分析，得出多视角、多类型的知识图谱，又可以直观反映某一学科领域内的重要学者、权威机构以及热点问题等，清晰地展示其发展历程.

中国知网(CNKI)中所收录的期刊种类多、可信度高，具有较高权威性，因此选择该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 由于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于2000年1月正式成立^[3]，国务院首份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专题文件于2000年10月发布^[4]，标志西部大开发战略自2000年正式全面启动，因此将2000年1月作为文献收集的起点. “西部大开发”或“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国家战略和固定概念，以此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检索，能够全面、系统涵盖该领域总体研究情况，因而理论界主要以该概念开展研究. 此外，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等国家权威媒体，均刊载了以“西部大开发”或“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主题的文章，进一步印证了关键词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 因此，通过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检索以“西部大开发”或“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主题的核心期刊文献，并运用CiteSpace绘制相应的知识图谱，检索条件设置如表 1所示，共获得3 743篇期刊文献. 为了保证研究质量，通过手动筛选，剔除新闻报道、人物专访、会议记录等一些无关文献后，最终筛选出2 698篇核心期刊文献作为研究样本.

将所筛选的文献样本以“Refworks”格式导出，利用“Date-Imput/Exput”功能进行数据格式转换后，便可绘制各类所需知识图谱. 制作图谱时，时间范围(Time Slicing)选择为2000年1月-2021年12月，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定为“1年”，节点类型(Node Types)根据所需知识图谱类型进行选取，筛选方式(Selection Criteria)设置为“g-index(k=50)”，其他为默认选项. 其中k值为自行调整比例因子，k值越大，代表图谱中的节点越多，此处将k值设置为50，相比软件设定的默认值“25”，增加了一倍，能够丰富图谱蕴含信息，扩大分析空间.

通过对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发文数量、合作情况进行分析，能够掌握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密度，而图谱的形式则能更为直观、生动地体现研究者分布情况和合作紧密程度.

依据普赖斯定律，可通过$m=0.749 \times \sqrt{{nmax}} $(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文数)，计算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5]. 根据CiteSpace统计结果，西部大开发研究领域中发文量排名前5的作者分别是白永秀(14篇)、陈栋生(13篇)和肖金成、刘世庆、张婧(均为7篇)，因此以白永秀的14篇发文量作为计算基础，即nmax=14，计算得出m=2.8，表明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即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和引导力. 进而，运用“Author”模块绘制作者合作图谱并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的图谱如图 1所示，阈值设置为“=3”，共显示出47名核心作者，仅占总发文作者量的4.9%；核心作者发文量共计213篇，仅占总发文量的8%，这与普赖斯定律规定的“10%的作者和50%的发文量”^[6]相差甚远. 结果说明，西部大开发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虽已初显，形成了比较突出的白永秀等研究团队. 但图 1中显示“Density=0.000 9”(该密度代表图谱中实际存在的节点连线和可能存在的节点连线之间的比例，即代表节点联结的紧密程度)，表明作者间合作密度仅有0.000 9，从整体上来看合作关系尚不密切，合作发文量偏低，研究较为分散.

评价各研究机构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即发文量^[7]. 为保证代表性，筛选发文数量在3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进行分析，即设置节点类型(Node Types)为“Institution”，阈值为“=3”，绘制研究机构合作图谱，结果如图 2所示，共显示了35个机构. 其中，排名前5位的机构分别是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篇)、四川大学经济学院(15篇)、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10篇)、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8篇)、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6篇). 可见，研究机构主要集中于各个高校的经管学院，且大部分属于西部地区，说明西部大开发是西部高校经管学科的重点研究内容. 从发文机构间的合作密度来看，其密度(Density)为零，表明相应高校和研究机构目前均处于独立研究的状态，尚未展开有效、实质性的合作，缺乏研究合力.

关键词是对论文内容和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能够直观、准确地反映研究的重点内容. 研究热点则主要体现的是一定时期内一组论文所呈现的问题或主题之间的内在联系^[8]. 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相关性，关键词是研究热点的具体体现，研究热点则可以通过关键词加以归纳和总结. 因此，通过探寻高频关键词，进行关键词聚类和时间序列图谱分析，有助于认识和把握西部大开发的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趋势.

通过CiteSpace的“Keyword”功能，整理“出现频次”排名前20位的高频关键词及其相关信息，如表 2所示. 其中，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反映出一个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联系力度的强弱，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在共现网络中的位势，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如中心性大于0.1则可将该关键词视为关键节点^[9]. 由表 2可知，20余年来西部大开发研究涉及的关键词包含区域、经济、产业、生态、旅游等多个具体类别，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涵盖的内容非常全面. 其中，西部开发(0.33)、东部地区(0.24)、西部地区(0.13)的中介中心性均大于0.1，表明这3个关键词发挥了桥梁作用，将其他关键词有效连接起来，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研究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衷保持一致，即以东部带动西部，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间协调共进. 此外，对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经济发展、WTO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相对较高，说明相关研究非常注重实用性、实践性，强调运用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聚焦经济质量改善和开发开放能力提升，切实提高西部地区发展水平. 但是，这些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均在0.1以下，虽然关注度较高，但相对较为独立，暂未与其他关键词产生深度交叉与融合.

CiteSpace的聚类分析功能，可以根据一定的算法自动生成聚类名称. 依据模块值Modularity(Q值)和轮廓值Silhouette(S值)两个评价指标，来判断所生成的聚类图谱是否合理. 当Q＞0.3，意味着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S＞0.5，聚类则被认为是合理的^[2]. 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3所示，其中Q=0.643 6＞0.3，S=0.877 3＞0.5，表明聚类结构显著且合理. 同时，N=917，E=1 753，Density=0.004 2，意为共提取出917个关键词，关键词间共有1 753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4 2，密度较低，说明关键词之间联系强度不高，研究较为广泛且分散，尚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体系.

所生成的11个聚类，分别为“#0西部开发” “#1东部地区” “#2西部地区” “#3开发西部” “#4对策” “#5制度创新” “#6经济增长” “#7全球化” “#8城镇化” “#9新格局” “#10优惠政策”. 标签前“#”的数字越小，说明这一聚类里的相关关键词以及文章数量越多，从而直观展示了西部大开发的研究热点与视角.

为了更好地确定关键词聚类的整体结构及蕴含的研究热点，导出并汇总各个聚类的相关信息(表 3)，通过对其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进一步将西部大开发的研究热点归纳为实施环境、核心要素与实施策略3个层面.

正确认识与分析环境，是有效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先决条件. 实施环境主要包括国际“全球化”和国内“新格局”2个聚类. 一方面，从国际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1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了西部地区参与全球化的重要一环^[11].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攀升和国际国内市场联系日趋紧密，西部地区必须抓住发展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优化营商环境，与国际市场建立稳定、良性互动关系，吸引先进资源和要素，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持续注入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内层面来看，形成“两大一高”新格局是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宏伟目标和奋进方向.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12]，强调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意义；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13]，不仅从多个角度部署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而且提出“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从发展与生态、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擘画，自此西部大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因而，应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充分利用良好、稳定的国内环境，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提供有利条件.

核心要素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的直接体现，包含“西部开发”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开发西部”4个聚类. 一方面，“西部开发” “开发西部”强调了目的与方式的问题，说明西部大开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资源集聚、招商引资等方式，进行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和制约因素，提升西部地区发展水平和民生福祉，增进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另一方面，“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强调了以东部带动西部、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西部大开发作为改革开放之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区域性发展战略^[14]，同时也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一次大转移^[15]，在发展全局中占有战略性、关键性地位，这就要求发挥东部地区的先发优势，加快构筑东西协作模式，创新协作机制，加大协作力度，建立新型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从总体上提升东西部之间的协作效益.

实施策略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现实选择，包含“对策” “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 “城镇化” “优惠政策”5个聚类. 具体可以分为3个层次：一是“措施”，包括“对策” “优惠政策”2个聚类.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涉及范围和领域都非常广泛的战略，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按需施策，推出具有针对性、有效性、实用性的对策，采取转移支付、税收优惠、降低交易费用等优惠政策，破解发展难题，降低发展成本，提升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积极性. 二是“效果”，包括“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2个聚类. 西部大开发战略旨在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人才培养、环境保护等重点环节，整体提升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有研究从基础设施建设^[16]、产业结构优化^[17]、城乡收入差距^[18]等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对其实施效果进行测算与评价，识别存在的不足并给出相应建议，为后续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三是“发展水平”，主要以“城镇化”聚类加以体现.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推动小城镇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基于中国国情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现实选择^[19]，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任务、关键内容与标志性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部地区的总体发展程度.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农文旅融合、发展集体经济、改进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等方式，提高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治理能力，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的西部样本.

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和变动规律，可用时区共现图谱加以识别. 时区共现图谱一方面可以显示不同关键词在时间序列中首次出现的坐标，另一方面依据不同时间段之间连线的密集程度，从时间跨度上呈现出知识的演进过程^[20]. 在聚类图谱基础上，所生成的时区共现图谱如图 4所示.

为了识别西部大开发的演进脉络，根据图 4所展现的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以及关键词的紧密程度，将西部大开发研究热点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6年、2017-2021年4个时间段. 进而，依据各时间段的关键词、对应文献及研究背景，将4个阶段归纳为战略实施初探期、区域关系协调期、对外开放深化期、新格局引领发展期，以有效展现西部大开发研究热点的演进趋势.

2000年西部大开发正式实施，同年10月26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巩固农业基础地位，调整工业结构，发展特色旅游业；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4]，并且从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外对内开放、人才科教等方面给予了保障，明确了重点领域和支持措施. 学术界也开始同步关注西部大开发战略，基于西部发展实际，从不同领域出发，研究其可能面临的问题、困境及对策. 因此，该阶段的关键词较为丰富，并且与《通知》的内容相吻合，比如制度创新、人力资源、生态环境、第三产业、税收、旅游业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部大开发涉及地区广、实施难度大，国内可借鉴的经验较少，因此学者们开始尝试汲取美国^[21]、日本^[22]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并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该时期西部地区发展基础得到明显改善，研究热点也从区域内部逐渐转向了对口支援、区域政策、互利共赢等区域间关系，重点关注区域间差异. 一方面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虽然西部地区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下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但由于与东部地区存在市场政策差异、市场容量差异和市场体制差异，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正逐渐扩大^[23]，因而应对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区域差距加深重视和反思，探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强化政策引导，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深化东西部协作. 另一方面是西部地区自身的差异.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虽然整体上促进了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趋同，却导致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趋异^[24]，即内部协调程度不高. 因此，要求地方政府转变发展理念，优化政府职能，在加强与发达地区合作的同时，强化内部协同，实现互助互促、合作共生，突出西部大开发的协调作用.

随着国内协作的日益紧密，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显著跃升，为加强对外开放营造了良好环境. 对内协作、对外开放是西部大开发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因此对外开放、“一带一路”成为该阶段的研究热点.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5]，不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合作交往范围，提高了对外开放质量，更为处于内陆的西部地区提供了融入全球经济的新机遇和新路径，有利于更深层次地挖掘发展潜能. “一带一路”的提出和快速推进，开启了西部开发新阶段的大幕^[26]. 自此，中国打开西部的大门，开始在欧亚大陆上发掘发展空间，在产业转移、产能合作与产业升级过程中，带动西部地区和周边国家的发展，拓展市场空间，改善中国发展的地缘经济与政治环境^[27]. 该阶段，西部大开发紧密对接“一带一路”，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28]的合作模式，开放通道和领域得到了极大扩展，开放水平大幅提升.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提出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前3个阶段的接续努力，西部地区发展全方位提速.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13]. “新格局”是党中央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基于西部大开发实施20年来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总结，对西部地区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部署，彰显了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强大决心. 西部地区作为中长期中国深度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主战场，应该在“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总体框架下，以各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为切入点，尊重地区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对各个地区进行精准施策^[29]，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强构建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推动西部地区增强内生增长动力^[30]. 因此，“新时代” “新格局”成为西部大开发3.0时代的研究热点，并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 在“新格局”引领下，亟须探寻多元化的动力机制、协作机制以及未来深化发展空间，尤其着眼于西部欠发达及少数民族地区，促使人才、技术与资源等关键要素“迁移”和“下沉”，补齐发展短板，建设具有“两大一高”鲜明特色的新西部.

通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检索的2 698篇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了一系列知识图谱，对该领域的发文量、合作情况、高频关键词、研究热点及其演进趋势进行探析和挖掘，得出了以下结论：

1) 研究较为分散，缺乏稳定合作. 从发文作者和机构的合作情况来看，对于西部大开发的研究尚未形成合力. 一是作者间仅有少量的合作发文，并未形成稳定的核心作者群；二是发文机构主要集中于西部各高校和研究院所，但基本处于独立研究的状态. 因此，需注重搭建合作研究网络，加强学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从不同角度激发灵感、碰撞火花，产出高质量成果. 同时，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研究，创新研究视角，拓宽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2) 关键词覆盖广泛，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及关键词聚类分析后发现，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涉及领域多、涵盖内容全的战略规划. 其中“西部开发”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3个关键词的中心性最强，为研究网络的核心节点，此外“对策” “区域经济” “制度创新” “产业结构” “人力资源”等也为重点研究范畴. 但是，关键词的中心性以及聚类的密集程度整体偏低，说明关键词各自较为独立，联系强度不高.

3) 研究热点相对聚焦，演进脉络较为清晰. 一方面，从研究热点来看，主要体现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环境、核心要素、实施策略3个层面，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另一方面，从热点演进趋势来看，分为战略实施初探期(2000-2007年)、区域关系协调期(2008-2012年)、对外开放深化期(2013-2016年)和新格局引领发展期(2017-2021年)4个阶段，反映了西部大开发20余年的研究进展与研究热点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从研究热点演进情况来看，由关键词分析可知，“产业结构” “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以及以“西部开发” “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 “开发西部” “区域经济”为代表的“区域发展”、以“WTO” “全球化”为代表的“对外开放”等研究热点，出现的时间较早，频次及中心性较高，相关的文献数量较多，与后期的研究关键词也有较大程度的共现关系，因此是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 另一方面，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需求来看，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共同富裕及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有力保障，是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的重要环节^[31]，同时需注重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32]，畅通西部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的联系，形成与“一带一路”融合对接的高水平开放新局面^[33]. 而且，《指导意见》亦提出“加大西部开放力度”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等要求^[13]，进一步明确了西部地区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从区域协调、产业体系、生态环境、创新水平、对外开放5个方面，提出未来展望.

1) 强化战略支点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把脉定向^[34]，确定了重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定位. 2024年4月，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在重庆召开，进一步赋予了重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两大战略定位^[35]. 因此，在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上，系统思考、统筹谋划，发挥支撑带动作用，积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协同进步，是国家赋予重庆的重要使命. 一方面，从服务全局的角度，加强与东中部发达地区的交流合作. 一是持续深化合作，在政策协同、科技研发、产业转移、招商引资等方面创新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健全对接机制，建构东中西部分工有序、价值共创、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二是吸收借鉴东中部地区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区域实际，大力培育、引入、发展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改善经济结构，激发经济活力，稳固经济发展“压舱石”，有效提升危机应对和缓冲能力. 另一方面，关注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推进区域内部协调互补. 虽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西部地区整体发展，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但是西部地区之间的省际差异却呈现出逐渐加大的趋势^[36]，而且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及贫穷地区既是西部经济发展的短板，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短板^[37]. 因此，一是需注重对相对落后和偏远地区的引导和扶持，建立稳定的沟通机制、协作机制和扶持机制，撬动合作“沉睡区”，实现技术、信息、政策、资源等互补互助，催生其发展动能；二是充分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整合联动和典型示范作用，及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理念和经验，加强西部地区共同体建设，缓解发展趋异程度，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

2) 助力产业链提档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1].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体现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 为了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1年印发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38]，针对西部各地区发展实际，新增了若干鼓励类产业，对于推动西部地区产业体系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西部地区已布局了多条重点产业链，产业体系逐渐完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具备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补齐产业链短板，提高抗风险能力. 完善产业档案和产业链资料库，精准掌握、动态更新产业链配置状况，摸清各产业链的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技术瓶颈，理顺产业链上下游、上下链的关系，有针对性地对薄弱环节和关键链条给予支持；加大产业链配套力度和监管力度，围绕“补链、强链、延链、壮链”精准发力，及时预警和修复“断链”风险，增强产业链弹性、韧性、安全性，锻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为更好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夯实基础. 另一方面，提高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产业链+创新链”双链深度耦合，减少对国外技术的路径依赖，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为产业体系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发挥大数据、智能化优势，创建产业信息管理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及时获取重要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和外贸信息，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助力传统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以数字经济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3) 筑牢生态屏障，共建优良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应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引，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双赢. 首先，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在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城市群之间建立紧密的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机制、责任分担机制和专项议事制度，签订跨区域、跨流域、跨山体的生态治理和生态补偿合作协议，形成风险共担、危机共治、利益共享的生态保护格局，共同发力保护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生态系统. 其次，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奖惩力度. 采用常规监管、智慧监管、信用监管相结合的多重监管手段，强化生产经营主体自觉性和责任感，对守信践诺、保护环境、减污降碳的企业和单位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优先扶持、宣传表彰等奖励，树立榜样和典型，形成优良舆论导向和标杆效应；对不守诚信、污染环境、节能减污降碳效果不佳的企业和单位，通过减少补贴、增加税收、限制经营、纳入失信“黑名单”乃至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等方式，产生有力威慑效应，为生态环境保驾护航. 最后，优化生态保障资金投入方式. 在保障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的同时，通过PPP、BOT等方式吸引、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形成以政府为主、社会为辅的投入方式，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明确资金用途，严抓监督检查，保证专款专用、按需使用，确保资金使用质量.

4) 突出创新导向，提高创新水平. 创新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区域发展质量和层级，唯有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才能为区域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一方面，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第一，巩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从政策、技术、资金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汇聚创新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第二，瞄准科研成果转化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破产学研用之间的壁垒，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加快成果落地应用，让科研成果“活”起来. 第三，营造和谐宽容、竞争有序的科技创新环境，通过“揭榜挂帅” “赛马制”等方式改革重大项目组织管理模式，围绕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重点攻关，取得更多“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鼓励理念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效能. 第一，加强创新理念教育和战略人才培养，全方位强化创新导向和创新意识，紧盯改革攻坚任务中的“硬骨头”，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充分发挥理念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基础性、源头性和统领性作用. 第二，注重科技型企业发展，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小型巨人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国际知名‘常青藤’企业”^[39]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制定科技型企业发展规划，创新培育和孵化形式，开通专门绿色通道，促进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壮大. 第三，统筹管理、用好用活科技资源，建立健全资源共享机制，鼓励大型科技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推进人才交流合作，节约创新成本，实现科技创新效益最大化.

5) 用好开放窗口，塑造对外开放新优势. 在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西部地区迎来了开放新机遇. 在已有开放平台、开放通道、交通枢纽等设施基础上，进一步厚植开放理念，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积极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提升开放质量. 一是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优势. 西部城市群与中心城市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主要空间依托^[40]，重庆、成都、西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拥有更好的开放资源与平台，能够积聚和释放更大开放能量. 因此，应增强互联互通能力，以国家中心城市为主体，形成西部对外开放大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互利共赢，将西部地区建设为内陆开放的核心引擎. 二是打造内陆开放强大市场. 充分凸显西部各地区特色，促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形成开放合力，增强内生动力. 比如甘肃、陕西等地，可以充分挖掘自身文化底蕴，利用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作用，发展特色文旅产业，以特色文化产品、高端文旅扩大消费市场. 同时，在国际交流、国际贸易、国际文旅等方面搭建互动平台，畅通交流渠道，塑造国际品牌，提高国际开放美誉度. 三是加强开放载体建设. 近年来，国家和西部地区注重加强开放载体顶层设计，出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发改基础〔2019〕1333号)、《成渝地区联手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方案》(渝府办发〔2022〕86号)、《重庆市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方案(2023-2027年)》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总体发展规划(2021-2025年)》等规划和方案，将开放通道、开放平台等载体建设推向新高度，不断提高运营质量与联动效能，为深化对外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但是，与中东部地区相比，存在自贸区、综保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开放平台数量偏少^[29]、通道体系标准不高、交通枢纽能级不够^[41]等问题，因而仍应着眼于开放载体和通道建设，整合优化载体功能，发展“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提高国际大通道的商品集散和运营组织能力，形成更加优质的对外开放平台体系和更高质量的国际交易市场，为西部地区持续提供开放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