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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行为有利于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农产品多样化等特色资源, 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 是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能。对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村人民生活质量、推进共同富裕都有积极意义。在乡村振兴背景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弥补制度和服务上的数字鸿沟, 达到低投入、高回报的目的, 使得传统的金融产品更好地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所使用, 进而减轻农村企业的融资压力, 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门槛, 促进农村消费和就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 “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提升金融科技水平, 增强金融普惠性”。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随着科技金融的渗透, 普惠金融逐步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有效缓解了农村创业面临的金融约束。这种转型促进了金融广化与深化, 降低了农村资金需求的交易成本[1], 成功打破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 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聚焦于农村科技金融的发展实践, 剖析其对青年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效果测度, 进一步探讨了农村科技金融的发展是否实质上推动了青年农民创业的活跃度及其作用机制, 并深入分析了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对科技金融发展与青年农民创业产生的中介效应, 旨在全面理解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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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是金融和科技的融合, 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改进金融服务模式、搭建金融服务平台, 为初创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和服务, 具有数据驱动、创新性、低成本、高效率等特点[2]。科技金融发展给传统经营模式带来了许多重大变革, 如发展普惠金融, 促进了金融服务深入大众创业、投资和消费[2]。从实证角度, 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变量进行分析, 没有综合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和科技金融各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学者们通过构建科技金融测度指标体系, 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深入探讨了科技金融发展的多重影响因素[3-4]。其研究结果显示: 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域特征、互联网的普及与使用情况, 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及深化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统计学意义[5]。本研究基于文献[4]构建的科技金融指数, 采用2011-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效应, 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的中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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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行为不仅能够有效整合城乡资源, 提升农村就业机会[5], 对乡村经济的振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还能够显著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6-7], 在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农民创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环境因素[8]。个体因素, 如年龄、性别、民族、教育状况以及个人能力等均在农民创业中具有重要作用[9-10]。在考虑家庭因素时, 需要综合考虑诸如家庭收入、个人重大事件以及家庭人口数量等多个方面[11-12]。从环境因素来看, 农民是否购买保险、是否上网、地区产业结构、地区创业氛围均影响农村创业状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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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字化技术与传统金融深度融合的产物, 科技金融在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3], 能兼顾农村经济发展和阻断返贫等内生痛点, 缓解农民创业发展面临的金融排斥问题[2]。科技金融发展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更多元化和便捷化的金融服务, 帮助他们解决了资金、信息、风险管理等问题[7]; 农民创业也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业务机会和利润增长点[14]。数字金融与创业效率也有相关关系, 农村的数字金融覆盖度、服务深度与政策支持力度均对农村创业有重要影响[15], 并且, 数字金融广化能直接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 激发地方创新创业动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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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创业的主题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但从宏观上分析两者影响机理的研究显得不足, 分析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文献也相对较少。本研究基于对农村科技金融发展和农民创业现状的分析, 探讨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关系中的中介角色及其作用机制, 为促进农村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参考。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不同于现有的主要依赖微观调查数据来探究农民创业决策行为的文献, 本研究创新性地选择农村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 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 从宏观视角出发, 更全面地揭示了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复杂关联, 这一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研究内容, 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其二, 实证验证了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发现农村创业活跃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
1.1. 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
1.2. 农村创业的相关研究
1.3. 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村创业的关系研究
1.4. 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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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发展降低了普惠金融服务门槛, 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 为农民创业降低融资成本[17]。在健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 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与其金融发展水平成正比, 因此金融作为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发展水平与区域创业活动水平息息相关。在数字化背景下, 数字化技术在普惠金融发展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能精准发现客户的经济状况、信用状况、风险偏好和潜在的金融风险, 预测潜在的客户与金融需求[14], 帮助创业者发现市场上的创业机会并取得金融支持。数字金融以其效率高、方便获得的特征为创业者提供了便利和灵活的选择, 提高了创业行为的成功率, 缓解了农民创业的资金短缺问题。
因此, 提出研究假说:
H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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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活跃度能够衡量该地区农民的创业积极程度, 科技金融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提高农民创业积极度, 促进农民创业。科技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普及提升了农村创业活跃度, 为农村创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促进了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18]。随着农村数字化水平提升, 数字化技术的深度使用使金融信息在金融机构和客户之间更加透明, 数字金融的便利性和普惠性也在增强。此外, 随着科技金融在农村地区应用越来越普及, 针对农民创业的金融产品更加多元化, 能够为农村创业者提供更多选择, 激发农村创业活跃度, 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创业效应。
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H2: 科技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H3: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即科技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农民创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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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 科技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健全, 农民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也呈现出较高的水平。这些地区的农民能够更便捷地获取金融资源, 更容易接受和采用新技术、新模式, 利用科技金融工具进行创业和经营活动。同时, 这些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也更加注重创新和创业营商环境的营造, 为农民创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 科技金融的普及和发展也显得较为迟缓。农民对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接受速度较慢, 对科技金融服务的了解和实际应用也相对有限。因此, 他们可能更加依赖传统的融资和资源获取方式。在创业过程中, 这些地区的农民可能遭遇更为严峻的资金和资源限制, 难以全面享受到科技金融发展的便利和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 进一步提出假说:
H4: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异质性特征。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2.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制
2.2.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
2.3.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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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效应, 以及以农村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调节效应, 选取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农业创业相关数据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4]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其他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这些数据在目前均为国内较为权威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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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创业水平(Start)。根据定义[14], 农村居民的创业活动通常由其家庭成员共同决定, 而这些成员通常都参与其中, 以决定是否参与经营或完全经营非农产业。此外, 在CFPS数据中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创业的定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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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发展等指数。数据来自2011-2021年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各维度细分指数等指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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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创业活跃度(Ent)。参考相关研究[17], 数据以2011-2020年中国农村自营、个体、私营企业总劳动人口数与农村人口总人数之比, 取对数作为衡量创业活跃度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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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包括3类: 一类是体现个体特征的变量,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网络使用熟练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受教育程度; 另一类变量是以家庭的特征为基础所构建的控制变量, 其中包括家庭总收入和家庭人口规模; 最后一类是区域特征(以经济发展水平分区)的控制变量。以上变量都是文献中常用的影响创业的因素。各变量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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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应用固定效应模型, 深入分析了解释变量(科技金融水平DIF)对被解释变量(农民创业水平Start)的直接影响。此外, 探讨了农村创业活跃度(ln Ent)在两者关系中的潜在作用。具体来说, 方程(1)旨在揭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方程(2)进一步考察了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作用。方程(3)则为一个综合回归模型, 考察中介变量(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影响农民创业中的中介调节效应。
式中: CONTROLit为控制变量; αi、βi、γi为回归系数; Startit表示i省在t年的农民创业水平; ln Entit表示i省在t年的农村创业活跃度; DIFit则代表i省在t年的科技金融水平。
3.1. 数据的来源
3.2. 变量的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
3.2.2. 解释变量
3.2.3. 中介变量
3.2.4. 控制变量
3.3. 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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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 2所示。样本期内, 农民创业水平介于0至1, 均值为0.500; 科技金融水平介于263.122至377.731, 均值为3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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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解释变量做基准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3中模型(1)所示。R2的值与1越接近, 则表示线性拟合度越高。从回归分析可得出模型(1)R2=0.804, 这说明该模型有着较好的拟合优度。核心解释变量科技金融水平的系数为正数, 表明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即科技金融水平每增加1单位会使农民创业水平增加0.071个单位。依次加入个人控制变量、家庭控制变量和区域控制变量, 回归结果如模型(2)、模型(3)、模型(4)。
在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 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0.071, 且在p=0.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 该结果支持了农村地区创业活跃度与科技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正向关联。具体而言, 科技金融指数上升对促进农民创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有统计学意义, 从而验证了假说H1。模型(3)、模型(4)、模型(5)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中的3个特征, 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 创业成功与农民的年龄、婚姻状况、网络使用熟练程度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些因素均对农民创业的正向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创业者性别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创业者个人特征中对创业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此外, 家庭人口规模对农民创业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由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创业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文化发展呈现出独特的特征和氛围, 各地农民的金融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特征, 所以由模型(4)看不出区域对农民创业的影响, 影响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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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模型(5)回归结果显示, 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系数显示为0.103, 且在p=0.05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科技金融水平的提升, 农村地区的创业活跃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 进一步验证了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新创业活动的正向影响, 从而验证了假说H2。模型(6)中, 农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创业的回归系数为28.972, 其在p=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 在p=0.1的显著性水平上, 随着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高, 农民创业水平指数也随之增加, 这验证了假说H3, 即科技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农村创业活跃程度, 进而显著促进农民的创新创业。换言之,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扮演着中介桥梁的角色, 发挥着重要的中介调节作用。
加入中介变量农村创业活跃度后, 模型(7)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125, 在p=0.1水平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 在p=0.1的显著性水平上, 随着农村创业活跃度的不断提高, 农村创业水平指数也随之增加, 且效果明显, 其回归系数高于模型(5)的0.103, 表明中介变量的引入使得科技金融发展对于农民创业促进效应增大, 证明了农村创业活跃度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进一步验证了假说H3, 即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和农民创业之间起着中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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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不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创业文化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状态。因此,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具有地域差异性, 值得深入研究。以往学者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结论, 但从整体来看,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的前提, 为深入探讨地区差异性, 将总体样本按经济发展水平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3个子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5的回归结果来看, 科技金融发展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创业的正向影响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具体而言, 根据回归结果分析, 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在创业过程中都能从科技金融的发展中受益, 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迅猛发展, 科技金融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西部地区受益于国家的东数西算国家战略, 农民创业也能从科技金融发展中获得一定的受益;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 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的各因变量的差异在p=0.05水平无统计学意义。这一实证结果验证了假说H4的合理性, 即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4.2. 基准回归
4.3. 中介效应检验
4.4. 区域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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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 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 结合科技金融手段如区块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农村科技金融得以覆盖更广泛的农民群体, 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理限制。这不仅能够满足农民创业中的个性化、小额资金需求, 还能提供低成本、高效且便捷的金融服务支持, 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2)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村创业活跃度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科技金融能够快速响应农村创业者的融资需求, 使原本难以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群体也能够便捷地获取到所需的金融服务, 为农村创业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渠道, 使得农村创业者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 加速了创业进程, 提升了农村创业活跃度。根据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创业活跃度在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积极影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 在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 科技金融发展对农民创业产生了积极且显著的影响, 其中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更为突出。然而, 在中部地区, 科技金融发展与农民创业之间的正向关系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该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尚未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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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科技金融的宣传推广, 提升农户在金融领域的专业素养。加强科技金融在农村地区的宣传, 切实提高农民群众对科技金融的理解度和接受度, 提升科技金融的可获得性。有效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乱象问题, 确保农村地区科技金融的良性发展, 营造有利于地区创业的浓厚氛围。金融机构应当把强化农户金融教育普及放在重要位置, 相关业务人员要积极主动开展科技金融教育和培训工作, 使农民群众能够深入了解科技金融的业务产品和特色服务, 从而提升自身的普惠金融认知水平和素养。金融机构还可以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推送与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内容, 让农民群众获得更多的科技金融知识以及掌握各种金融产品的使用方法[18]。
2) 推行差异化的普惠金融政策, 提升科技金融有效供给力。根据区域差异性, 一方面, 在普惠金融体系相对成熟的农村地区, 科技金融发展策略需更加注重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产品创新[19]; 另一方面, 对于金融体系还不够完善的农村地区, 大多数金融机构应深入农村地区开展业务, 引导和鼓励各类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入驻, 培育现代农村新型金融机构, 提高金融产品服务农村的综合覆盖率, 拓宽农民创业资金融通的渠道。
3) 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在政府主导下, 为农村创业者提供相关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的支持。技能培训、创业知识讲座、市场分析等可以帮助创业农民了解市场动态, 掌握创业技巧。通过组织农村创业培训和指导活动, 帮助农民掌握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 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和竞争力。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创业项目, 可以给予税收优惠或税费减免政策, 进一步激发农民的创业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