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在数字新质生产力方面，当前学术界对其研究较少，仅有任保平^[7]研究了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全方位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蒲清平等^[8]将生产力三要素升级为“高素质”劳动者、“新料质”劳动对象和“新介质”劳动对象，且通过延伸生产力内涵，为新质生产力实质性研究提供指标选取理论依据。洪银兴^[9]通过分析产业数字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赋能作用进行阐述，并着重论述了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层面升级上的表现形式。李媛^[10]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指出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能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任保平等^[11]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结果。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张红宇等^[12]从时间维度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内涵分析，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不断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特征。尚靖凯等^[13]以国际化视角为基础，从空间维度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行分析，发现轻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会让国家现代化建设陷入困境。任保平^[14]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的拓展与延伸有助于解决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此外，也有学者尝试从不同维度探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罗玉辉等^[15]认为，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功能，有助于加强城乡间统筹协调能力；充分利用社会各种资源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赋能。杨骞等^[16]在对乡村振兴问题的研讨中发现，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刘一腾^[17]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且随着农业产业集聚水平提升，这一促进作用会逐渐递增。王文青等^[18]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且这一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

在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系方面，学界针对数字新质生产力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重在围绕数字领域对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系统所产生的直接作用与潜在影响进行阐释。熊小林等^[19]认为，电子商务在推动农业农村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周妮笛等^[20]在对家庭农场的研究中发现，数字农业技术措施能够提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基础。刘国斌等^[21]认为，深化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而带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钟祥虎等^[22]将农家书屋与数字化升级联系起来，探讨了农民精神富裕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关系。王卫才等^[23]以农业产业链为切入口，论证了数字经济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推进作用。

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学界关于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研究已有报道，但鲜有文献考虑到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驱动效应，更缺乏基于区域产业分工与城乡数字鸿沟视角下，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介效应研究。对农业农村而言，优化区域产业分工、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有助于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鉴于此，本文利用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限于数据可得性，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机理，并基于区域产业分工和城乡数字鸿沟视角进行机制作用分析，以期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持与决策参考。

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全新生产力模式，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武装农业劳动者、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劳动对象、通过数字技术升级农业农村生产资料，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首先，以数字技术武装农业农村劳动者，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本制约^[24]。在此情形下，引入数字技术并组织开展劳动技能和农业岗位适配培训，可提高现有农业农村劳动者综合素质以及数字技术应用能力^[25]，进而以数字技术武装农业农村劳动者，加速形成数字新质生产力。此过程中，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劳动者将会以更加积极的生产自觉性，优化生产资料利用方式，发展农业生产，进而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26]。其次，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农村劳动对象，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与传统劳动对象会不断融合，使诸多劳动对象以数字化形式呈现^[27]，丰富农业农村生产要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要素基础。并且，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变为一种全新劳动对象，拓宽了农业农村劳动对象的范围^[28]，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以使农业农村劳动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劳动任务，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最后，通过数字技术升级农业农村生产资料，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数字技术应用可为流动性生产资料规划最优分配方式，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精准管理和精确投入，由此推动农业农村生产活动高效开展，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同时，数字技术应用能够实现传统农业农村生产资料更新，使之成为新介质生产资料，从而通过数字化创新要素流动^[29]，加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赋能作用。

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优化区域产业分工，进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可以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数字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数字技术交叉融合的特点，能够深化产业分工，强化产业间的协作关系^[30]。在此过程中，数字新质生产力为区域产业分工深化注入全新动能，进而实现不同产业环节高效联通，为各方高效协作实现区域产业分工提供便捷路径。另一方面，区域产业分工能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区域产业分工为乡村聚居模式转变提供了发展方向，是促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构成环节^[31]。随着区域产业分工专业化程度逐渐提升，现代化所需的整体产业完整性和产业丰裕度逐渐加强^[32]，有助于充分释放区域产业分工效能，有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数字新质生产力可以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方面，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介入为数字信息深入传播提供了有效途径，使得农户可以利用数字平台加强自我学习，在促进农业技术创新的同时，为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创造可能性。同时，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为城乡高质量融合注入新动能，使数据变为发展效能，在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中提升城乡融合的质量水平^[33]。另一方面，城乡数字鸿沟的弥合有利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随着城乡数字鸿沟逐渐缩小，农业农村场域逐渐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公共服务配套，补足数字技术应用短板，实现信息资源流动，拓宽生产力应用场景，进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34-35]。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优化区域产业分工，进而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假说3：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基于数据可得性、科学性原则，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2014-2023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以及农业农村部公开数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针对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根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借鉴胡海等^[36]、李媛等^[37]的研究方法，构建农业农村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数字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梳理文献研究可知，数字新质生产力是依托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传统生产力进行升级，并通过融合生产要素方式推进生产力跃迁的过程。基于此，本文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参考王琴梅等^[28]、王珏等^[38]的相关研究，构建数字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样使用熵值法进行测算。

区域产业分工(regidl)借用韩笑等^[39]调整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进行测度，衡量方式以所选地区行业工作分配数量与全国其他地区相应行业工作分配数量差的绝对值之和来度量。具体公式为：

式中：regidl_i表示第i个省份的区域产业分工指数，P_ij表示第i个省份的j产业产值占该省总产值的比例。$\overline{P_{i j}}$表示全国j产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例。n为产业领域数，本文选取行业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战略新兴产业9大领域产值数据(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共9大行业)。为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区域产业分工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稳健性，本文以区域熵值作为调整的克鲁格曼专业指数替换变量，具体公式为：

式中：LQ_i表示区域熵值，q_i表示第i个省份的总产值，q_ig表示第i个省份g产业的产值，q_g、q分别表示全国g产业的产值和全国总产值。

城乡数字鸿沟(turudigd)参考马黄龙等^[40]的研究，采用“单位人口与面积的长途光缆资源拥有量”来度量。该指标由“每百人每平方公里长途光缆长度”数据经倒数处理得到，其数值越低，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水平越差。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如表 3所示。为精准估算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影响，需控制可能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41-44]进行分析。①地区对外开放水平(open)，提升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实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②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正向影响，采用区域人均实际生产总值来衡量。③城镇化率(ura)，城镇化率能够反映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程度，选用区域内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④涉农技术创新(iniagrete)以农业技术人员与农业科技产品专利的比值来衡量。⑤人力资本积累(humcapac)用农村实际人均资本存量来衡量。

表 3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新质生产力、区域产业分工、城乡数字鸿沟、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率及涉农技术创新均为经过标准化或比值法处理的无量纲指标，其均值区间为[0, 1]，数值越大，表明该维度的发展水平越高或特征越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积累则为绝对量指标，单位均为万元/人，其数值大小直接反映了地区人均产出与农村人均资本存量的实际水平。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构建如下计量模型，以探究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直接影响：

式中：agrumod_it、digquapro_it分别表示省份i在年份t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集合；α为截距项；β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γ为控制变量系数；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弱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期值受到前期值的影响，在式(3)的基础上引入agrumod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式中：agrumod_i，t-1表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滞后一期。

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由于本文选取了较多的控制变量，因此在回归之前需要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参考邱书钦等^[45]的实证策略，首先只做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回归，其次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与地区固定效应进行回归，最后加入了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别对应列(1)、列(2)、列(3)。分析列(1)、列(2)可知，在加入时间固定效应与地区固定效应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由0.364下降至0.305，但通过了p＜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一步地，在列(2)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值虽有所衰减，但其统计显著性与影响方向均保持稳健，再次说明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据此，假说1成立。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所示。为了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选择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进行双向缩尾处理3种方式进行检验。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计量方法可能存在误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量核心解释变量，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 5列(1)所示，检验暂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所得结果(0.238)与基准模型表 4列(3)的估计结果(0.233)高度接近，且统计显著性完全一致，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对不同测度方式不敏感，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可能会因区位发展优势与政策红利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回归结果。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选择剔除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5个省级行政区数据进行再次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5列(2)所示。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回归系数为0.158，且在p＜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 4列(3)的基准回归系数(0.233)相比，其估计值因样本范围变化而有所降低，但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为避免离群值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对变量进行双向缩尾处理，并进行再次回归，如表 5列(3)所示。由表 5结果可知，数字新质生产力回归系数大小与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变化，再次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6所示。考虑到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参考陈先兵^[46]、彭丽娜等^[47]的研究方法，引入滞后一期的数字新质生产力指数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缓解内生性偏差问题。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滞后一期数字新质生产力指数)对内生解释变量当期(数字新质生产力指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112，在p＜5%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内生性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正向影响依然在p＜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178)，与基准回归结论在方向上完全一致，且系数值更为可信。据此，假说1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结论稳健。

区域产业分工与城乡数字鸿沟等影响因素的较大差异，可能引致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为此，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样本以纵横两个维度进行区域划分。

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参考国家统计局区域划分标准，以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4大地区划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结果见表 7列(1)至列(4)。由表 7分析可知，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相比，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由于数字技术普及率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高，能够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保障，充分释放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积极效应，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整体应用水平相对较低，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参考尹希果等^[48]的研究，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划分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结果见表 7列(5)至列(6)。由表 7分析结果可知，相较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南方地区发展程度较高，在经济、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具备较大优势，能够吸引高技能劳动者聚集，较快提高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程度，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基础。

区域产业分工与城乡数字鸿沟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8所示。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假设中提出数字新质生产力可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验证以上假说，依照前期中介效应所设定的中介模型与研究方法，分别检验区域产业分工与城乡数字鸿沟的中介作用。

从表 8列(2)结果可知，数字新质生产力在p＜1%水平上对区域产业分工影响的回归系数表现出正向显著性，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分工。由列(3)可知，在区域产业分工的干预下，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影响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存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区域产业分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这一作用路径。可能的原因是数字新质生产力促成技术颠覆式创新，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区域产业分工驱动新型产业分工与产业深度融合，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构建可加速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扩大生产环节整体优势，进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成效。据此，假说2得到证实。

从表 8列(4)结果可知，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数字鸿沟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507，且在p＜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数字鸿沟。由列(5)可知，在城乡数字鸿沟的逐渐弥合下，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影响的回归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城乡数字鸿沟—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作用路径。可能的原因是在数字新质生产力逐渐推动下，城乡数字鸿沟逐渐弥合，有助于推动农村产业数字化转型，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多机会，进而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据此，假说3得到证实。

机制检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 9所示。为验证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借助Bootstrap法和Sobel法对中介变量区域产业分工与城乡数字鸿沟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由表 9可知，Bootstrap检验结果显示两条中介路径的效应估计值均为0.021，且其95%置信区间与偏差矫正95%置信区间均为[0.020，0.053]，均不包含0，从统计学上意味着有95%的把握认为中介效应真实存在。Sobel检验结果Z值(分别为6.223和6.267)均在p＜1%水平上显著，同样强有力地支持了中介效应存在的结论。据此，假说2和假说3再次得到验证。

为充分发挥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新质驱动作用，本文围绕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探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逻辑架构。借助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台湾)2014-2023年的面板数据，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总体上来看，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从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来看，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分工与弥合城乡数字鸿沟，间接作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从区域异质性角度来看，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东部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南方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北方地区。

1) 充分挖掘资源优势，构建数字新质生产力。为深化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正向作用，相关部门应从两个方面着手，大力推进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以先进生产力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需立足区域产业基础，以先进理论指引，发掘本地区资源优势，构建起地方资源配置全新思路，深化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生产力的新质化适配，打造出适配本地区长效发展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地方政府可凭借数字新质生产力优势，整合调配社会闲置资源，促使更多生产要素向农村地区集聚，在保证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创造更多产出，以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为农村地区引入更多数字基础服务，逐步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数字治理体系，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可通过引入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构建起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框架，升级优化现阶段农业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增强数字新质生产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赋能效应。

2) 制定多样化发展策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从区域产业分工调整农村发展规划来看，地方政府应作用于区域产业分工，拓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上、下游链条，确保数字新质生产力能以最大效力完善区域产业差异化布局要点，实现对各分工环节的精准把控。在区域产业分工条件下，各地政府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渠道拆解任务项，在逐步扩大区域产业分工影响力的同时，加速形成地域专业化优势，推进资源合理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兼顾数字新质生产力在区域产业分工中的应用，推动区域产业分工进一步成熟，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从数字产业发展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来看，地方政府应坚持以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农村信息化服务系统构建，着力消除城乡数字鸿沟对农村地区的发展阻碍，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重点发展农村地区的数字产业，建立更加完善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系统，保障农村居民的数字化生产生活质量，以此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通过数字新质生产力加持信息传播层面的影响力，推动城乡深度融合，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提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进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3) 因地制宜，缩小区域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差距。地方政府需把握本地实际情况并进行精准施策，以差异化策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从横向划分来看，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作用，着力推动其向更高级阶段转换，围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持续均衡发展，发挥自身的先进带动作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可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新模式，汲取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并利用本地区资源禀赋和成本优势推动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从纵向划分来看，南方地区要把握好科技发展速度快、水平高的优势，以便在第一时间更新技术装备，进行多轮农业试验，率先匹配好农业生产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北方地区要在保持农业大机器生产的前提下，开发新技术应对跨季大规模生产问题，利用数字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全新动能，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