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ral Oper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for the New Path to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运营管理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对生产流程和组织效率的关注，并随着服务业与市场需求的发展，逐渐拓展到价值产生的系统性和效率、质量与顾客需求的权衡，形成了从管理整个生产系统到经营非制造组织与价值创造系统的集成体系^[9-10]。在传统管理学领域，运营管理主要是指对企业或组织内部流程的优化，通过质量管理、数据决策、供应链协同等现代管理理念为生产和服务过程进行价值增值。20世纪70-90年代，全球化与城市间竞争加剧，政府尝试将运营管理逻辑引入到复杂的城市系统中，在充分的外部竞争环境和产权明晰的内部责任机制下开展城市经营^[11]。地方政府以公司制形式整合区域或者城市范围内各种资源^[12]，通过土地使用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形象的市场化运作，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资产保值增值。运营理念开始从私营企业跨界渗透至地方发展尺度，关注地方发展规律下的产业、服务、人口与空间经营策略^[13]，强调效益最大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维护公共利益中的应用。

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动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二元结构和隔离状态逐渐消除，为城市运营模式向乡村延伸提供了现实条件。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紧缺、土地财政边际效应下降，以“增减挂钩”^[14]为代表的城乡用地统筹政策应运而生，“经营土地”战略在以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为核心的新场景发生作用^[15]；另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推动国家项目、财政资金和制度资源加速向乡村下沉^[16]，城市工商业资本敏锐捕捉到以土地资源为主的农村资源升值空间，以及农村居民对现代生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涌向农村进行土地流转、产业经营和新农村建设，形成“项目进村”^[17]和“资本下乡”^[18]的要素流动新格局。这些经营逻辑和外来资本基本延续了“经营城市”的核心内涵，率先影响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组织的发展，介入政府主导的各类乡村建设工程以及市场主导的乡村空间旅游开发模式。下乡资本与政府构成新型政企关系，合作完成对村庄的“经营”和“再造”，推动乡村市场生产体系、生活方式和治理结构发展的同时，捕获国家项目配套和政策惠农资金中的利润。政府借助涉农项目鼓励工商企业主动进行配套建设，使项目向企业经营的地域集中和整合^[19]。企业和乡村的关系日益紧密，通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组建股份制企业，对土地进行统一整理和开发。鼓励农户采取土地入股等合作方式进行农业产业的规模经营，帮助其对接外部市场，从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形成和发展。此类“经营村庄”更多是地方政府依靠项目专项资金经营起来的产业，能满足政府意志和利益^[20]，而实践中存在供需脱嵌、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农民主体地位丧失、村级治理能力弱化等问题^[21]。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更注重在乡村资源资产的产权边界内，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农村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引入外部主体参与农业生产与乡村管理，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多元市场经营主体的广泛合作，整合各类集体资产，完善基础建设与整治改造^[22]。村干部与乡村能人作为自主的经营者，将现代企业管理办法与乡土社会特质相结合，通过经营好进村项目、维护“有为集体”的角色性质来实现治理目标^[23]。然而，无论是以基层政府和政企关系为主的外源式经营，还是以村干部与乡村能人为主的内源式经营，都是以项目为主导的土地经营和增量建设，初步的资源开发和建设投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而且，作为运营管理理念在地方尺度的运用，经营村庄与经营城市在体量、资源调动能力上差距过大，农村集体所有制与粮食安全需求严格限制着土地经营模式，外来资本捕获短期价值后倾向于主动撤出，难以构建长期稳定的治理与收益机制，乡村普遍面临建设开发后的村级债务、组织松散、资源闲置和运行乏力等困难，亟需将闲置资产转化为持续收益。

在此背景下，乡村振兴实践转向更精细、长效的运营方式，乡村经营的范畴从闲置资产、集体经济、乡村环境等基础建设，扩展到组织、服务、人才和品牌等体系的搭建。首先，乡村多元的产业形态和价值开发得到重视，文旅、电商和数字治理等新型业态成为运营理念的切入口，相关从业者通过重塑现代乡村产业的价值逻辑和行动框架，实现整村或片区的资源资产增值并带动强村富民^[24-26]；其次，城乡文化与生活方式融合更加深入，城市基础服务网络不断向乡村地域覆盖，多元主体共创共建现代化乡村^[27]。乡村运营的社会效果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性，除了考虑获得集体盈利、增加农民收入之外，还要化解村民、返乡者和入乡主体之间的矛盾^[28]，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运营平台，进行乡村空间生产与共同体营造^[29]。因此，乡村运营是乡村经营日趋完善的新阶段。2017年，杭州市临安区首次提出“村落景区”和“村落景区运营”概念，尝试引入专业运营商来进行乡村文旅资源整合与市场营销，初步形成“政府定规则、运营商主导、村集体协同”的整村运营框架。2021年以来，“千万工程”迈入“千村未来、万村共富”的新阶段，乡村运营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路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支持政策，并对乡村运营的定义、要求、考核等方面作出规定和指导^[30]。湖州市安吉县发布《关于支持全域乡村运营的若干政策意见(试行)》，明确了运营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和金融支持制度等政策扶持办法；嘉兴市围绕《嘉兴市和美乡村运营“双百双十”行动方案(2024-2027年)》开展乡村运营重点村、示范村、运营团队和金牌运营师培育等工作，旨在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全域乡村运营模式；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因地制宜推进乡村运营的指导意见》，以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为路径，引育乡村运营主体与运营人才，搭建“业态融合、多元赋能、价值转化、利益联结”的全域乡村运营体系，为全国各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了具体参考。

乡村运营是以经营村庄理念为指引，运用市场化、专业化和系统化手段，对乡村资产资源进行整合、优化配置和运营，实现乡村发展和价值增值，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行动^[30]，其核心在于面向市场，促进城乡互动，通过多主体协同激活乡村地域系统的多元价值，将建设成果和存量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功能、服务供给与集体收益，构建“规划—建设—经营—治理”一体化的乡村运营体制机制，提升内生造血能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全面振兴。据此，本研究认为乡村运营的实践体系主要由运营目的、运营原则、运营主体、运营对象、运营过程5个方面构成(图 1)。

乡村运营的根本目的在于破解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诸多难题，应对乡村产业乏力、资源利用效率偏低和发展后劲不足等现实问题，通过构建持续运转的组织体系与市场连接机制，使乡村资源资产能够稳定发挥功能并持续创造价值。面向未来，乡村运营的核心目的是回应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需要，提升乡村系统运行效率和价值实现能力，以利益联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壮大和农民收入增长，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长效机制。

乡村运营的原则需坚持系统思维，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促进城乡融合与要素统筹，全局谋划乡村建设更新与运营时序，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的生态空间；坚持以村民为主体，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保障村民在运营中的参与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维护村集体和村民根本利益，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因地制宜，立足乡村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文化特色，分类分阶段推进乡村运营，以市场为导向打造核心IP、发展差异化产业；坚持生态优先，践行“两山”理念，注重发展新质生产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多方共赢，建立村集体、村民、第三方主体等多方共赢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多元主体跨界合作、共创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与增收共富。

乡村运营是多元行动者围绕乡村资源价值增值达成共识，形成的权责清晰、利益联结的共同体形式^[18]，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主体：政府部门是乡村运营的推动者，承担引导和规范的职能，为运营活动提供制度赋能和服务支持；运营商作为乡村运营的核心行动者，承担发展规划、招商投资、产品开发、市场营销和综合管理等职能，提升乡村运营过程的专业化水平，包括专业运营公司、国资平台、联合运营组织、职业经理人等主体；投资商是资本投入和项目实施的具体力量，按照运营条件和自身需求开展项目投资，围绕整体运营框架优化村落产业规模和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其主导的联合组织(镇村联合、村村联合、村企联合等)是集体资产产权代表，承担乡村运营的顶层设计、资源统筹、政策对接等职责，协助并保障运营工作的顺利开展；村民则是乡村运营的根本权利主体和受益主体，通过就业、投资、资产收益分配等多种方式嵌入运营体系；此外，还有技术专家、公益组织、乡贤组织、高校机构、供销社等其他组织，对各运营主体进行指导和交流，通过提供对策建议和经验总结，提升乡村运营实践的可持续性与可推广性。

乡村运营的对象不仅包含各类资源资产本身，还包括其价值生产、转化、增值与使用的全过程机制。一方面，乡村运营通过盘活和利用一切可运营的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以及其他有形和无形资产，激发要素效能推动经济层面的价值增值；另一方面，乡村运营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和利益分配机制，将运营收益转化为持续的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维护、公共治理投入，搭建社会联结下的乡村价值循环与再生产模式；最后，乡村运营的对象逐渐呈现片区组团化的趋势，通过镇村组团、多村组团促进片区协同发展和规模效应，实现乡村发展要素的全面整合与高效利用，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迈向共同富裕^[31]。

乡村运营的过程，本质上是乡村运行状态的阶段性变化，遵守“体系构建—要素激活—功能转化—市场输出—价值再生产”的逻辑。在体系构建阶段，需搭建开放的政策环境，招引运营团队、培育运营人才，通过运营前置、以商引商的方式推动乡村运营体系的形成，为运营工作奠定组织前提；在要素激活阶段，对乡村资源进行调查摸底与动态评估，将分散要素整合为权属明确、可组织调配的资产组合，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运营开发筑牢空间要素根基；在功能转化阶段，需将要素转化为具体业态、服务体系和空间功能，重构城乡融合型生产关系、创新多层次产品生态体系，全面提升运营供给能力；在市场输出阶段，着重IP塑造、网络营销与渠道对接，通过嵌入区域市场网络形成稳定的商业模式和品牌效应，实现整体价值转化与增值；在价值再生产阶段，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持续优化生产结构和运营效率，围绕公共服务、正向激励、集体共富营造新的生活观念，实现乡村运营系统的价值再生产。

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推动下，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地域功能与人地关系日益复杂，转型与重构成为研究乡村发展的重要议题^[32-33]。乡村空间重构作为乡村重构的核心内容，是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空间要素的持续变化与重组，包括应对全球影响和城乡关系变化的作用反馈，以及满足未来发展预设的主动重构^[34]。随着乡村发展理论从农业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多功能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演变^[35]，国内对于乡村空间的解释已由单纯生产性空间向后生产性空间或多功能性空间转型^[36-37]，研究重点涉及土地利用与聚落形态变化、功能体系重组、生态空间格局优化、社会关系与文化空间重构，以及治理结构调整等问题，以揭示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特征、影响机制、行动路径与规划策略^[38-39]。在此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主要包括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村镇体系空间的重构(图 2)。物质空间是实体的地理环境，是承载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现实场所，通过改造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空间格局与地域功能，并影响乡村社会经济转型^[40]；社会空间是在物质基础上的非实体构造，不仅反映着乡村各类社会经济行为及其存在的社会环境，更是社会关系和实践的产物^[41]，体现生产方式、组织治理与权力秩序的变迁；文化空间更具有象征意义，是乡土文化、价值观念、制度规范与身份认同的地方表征，渗透于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之中，对空间利用逻辑和社会实践方向产生深刻影响^[42]；此外，乡村空间重构还嵌入城乡统筹、等级分明的村镇体系空间，关系到乡村聚落之间的等级功能重组与有效衔接，驱动乡村空间从内部形态调整走向片区协同与结构网络重组^[43]。

我国正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亟需加快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的乡村现代化进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44]。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深刻理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科学内涵，遵循乡土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社会问题，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和人才全面振兴的特色发展道路^{[3, 45]}。本研究认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以农业为基、百业俱兴的现代化，通过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促进农业多功能与全产业链开发，建设农业强国^[46]；是集体所有、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通过盘活闲置资源，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47]；是城乡融合、共建共享的现代化，通过县域统筹优化村镇布局，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实现城乡功能互补与资源共享；是乡风文明、三治融合的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建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48]；是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强化农业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发展生态农业与绿色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涵盖乡村产业现代化、农民生活现代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乡村生态现代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5个方面，共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9]。从乡村建设到乡村现代化，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仍面临重投入轻运营、产加销脱节、集体经济薄弱、人才短缺等问题。为此，以创新乡村运营支撑农业农村内涵式发展成为乡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通过构建高效的现代化乡村运营体系，强化乡村资源整合、主体培育、服务创新、品牌赋能、价值增值和利益联结能力，高质量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以运营为核心串联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推动集体经济与公共治理良性互动，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投入与产出的持续循环提供新动力^[50]。

乡村现代化是农业、农村、农民从传统向现代逐渐转变、不断进步的过程^[51]，依赖乡村空间组织方式与空间结构的优化调整，支撑乡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全面发展，实现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因此，乡村现代化需要关注承载各类要素流动与功能转型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包括物质空间重构支撑的“物”的现代化、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重构支撑的“人”的现代化和“事”的现代化^[52]。围绕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乡村空间重构面临着支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乡村产业现代化、重构乡村空间秩序与引导乡村建设现代化、重构城乡格局与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重塑乡村功能与促进乡村转型发展等主要任务^[53]。一是生产空间重构需服务于农业生产结构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搭建，以及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使土地、生产要素和技术装备在空间上高效化、规模化布局；二是生活空间重构需回应现代生活条件需求，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统筹配置，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便利性与舒适度，创造和美宜居乡村；三是生态空间重构需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在耕地保护、生态修复、综合整治和绿色发展的协同框架下，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生态格局；四是社会空间重构需围绕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健全集体资产盘活、入市、运营与监管体系，引导创新要素与社会化服务向农村布局，促进乡村社会公平有序发展；五是文化空间重构需着力文化赋能乡村现代化建设，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城乡文化资源的交流，丰富乡村文化产品与体验场景，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六是村镇体系空间重构需以统筹优化村镇布局为核心，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协同推动县镇村产业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城乡融合的现代村镇体系。

乡村运营为乡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运作逻辑和持续的内生动力，强调激活农村独有价值、提升农业经营效能、重塑农民主体能力，以创新生产协作方式和组织治理形式促进“事”的现代化，通过引育专业人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人”的现代化，构建乡村价值实现体系，激活现代化引擎。而空间重构理论从功能结构层面揭示了乡村现代化的内在过程及其表征形式，是乡村现代化得以发生和持续的重要空间载体。通过对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村镇体系空间的系统重构，为地域多功能开发、区域要素流通与空间效应最大化地提供支撑，反映出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以及区域协作关系的现代化转型。锚定中国式乡村现代化，乡村运营决定空间重构的方向和用途，引导空间及其关联要素的分化与整合，赋予匹配地域实际水平与发展需求的空间功能，并在运营实践中不断强化和调整；空间重构则为乡村运营的开展提供组织基础和运作尺度，能降低经济活动空间成本、提升整体运营效率。重构本身并不会带来规模和协同效应，需要借助运营机制将空间要素纳入整体组织体系，实现功能有序衔接，两者共同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实现(图 3)。

乡村运营以激活乡村资源、对接市场需求和实现价值转化为起点，植入兼顾市场经济理性与乡土伦理的运营理念，通过以村集体组织为核心、多元主体协作的新型经营模式，将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价值化，深刻改变了乡村空间的功能定位、利用方式、权属结构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的结合为乡村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新路径，以空间运营逻辑为核心，紧扣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总体内涵与价值取向，针对资源资产、生活条件、文化要素、生态优势、组织方式与片区组团等关键维度，采取差异化、组合式的运营策略，有序引导乡村空间布局、功能、性质、价值、利益与体系的协同重构，最终构建多主体、多尺度、系统化的乡村现代化路径体系(图 4)。

产业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与根本动力，通过不断改善生产条件、引进先进生产理念、变革生产方式，将乡村资源禀赋转化为适配市场需求的产业优势，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经营效益的同步提升^[54]。关键在于将资源资产的识别、整合、转化等运营过程作为乡村产业运行的前提，以此驱动产业空间向集约、高效的布局重构，构建以农业为基础、品牌特色鲜明、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从而解决乡村产业要素分散、经营主体弱小、产业链较短与农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落实产业带动农民增收、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具体路径。

乡村产业发展立足于特色乡土资源，要系统识别和评估乡村资源资产基础，找准当地特色和优势，并依据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城乡消费趋势与区域分工格局下的市场需求变化，因地制宜选择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方向。围绕特色主导产业，规范推进整村资源的确权、量化、流转、入股与托管，将各类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纳入可计量、可交易且收益可分配的资产体系，以统一打包与功能重组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借助运营平台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引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智能化技术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延伸加工、流通与服务环节，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积极融入全球、城乡产业格局，将农业与乡村旅游、文化体验、康养服务等业态相结合，发展面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特色产业生态，强化特色品牌培育对接市场网络，形成贯通产加销的产业运营逻辑。进一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重构，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综合开发模式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标准化、机械化和数字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提供基础。合理规划农业加工、储运、销售、品牌、体验、消费、服务等后续环节的空间布局，整合休闲体验、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乡村多元功能，整体谋划乡村特色产品设计和场景打造，构建“链条—产业—体系”的全产业链结构，缩短价值转化路径并提高附加值留存比例。优化生产空间尺度，发展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有效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生产成本与经营成本，推动劳动者、生产资料与生产方式在乡村地域的组合更新，建设地域特色鲜明、承载乡村价值、创新创业活跃、利益联结紧密的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

乡村产业现代化表现为人才基础、组织方式与技术结构的整体提升。一是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重塑村集体及相关组织的产业经营能力。延揽专业人才返乡入乡，支持村务工作者与“新农人” “农创客” “乡村CEO”等新型运营主体开展合作，搭建高素质的乡村运营人才队伍。赋予运营者在实际项目中必要的决策权与执行权，发挥人才队伍的积极性与领航能力。设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与专项培育基金，开设现代农业技术、农产品营销、农村电子商务等实用课程，开展有针对性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活动，夯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乡村产业人才基础。二是引导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多种合作机制，强化“联农带农”利益联结，形成与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相适应的组织方式。发挥运营商或龙头企业的集聚作用，以商引商、牵线搭桥，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运营，采用“政府+公司+村集体” “公司+合作社+农户” “合作社+家庭农场+服务主体”等多种组织形式，推动多元主体功能互补、融合发展。坚持以村民为中心的产业发展思想，统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与乡村服务业，以专业化、市场化托管服务实现生产的节本增效和风险管控，通过品牌打造提升产品议价能力，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55]。以乡村服务业引导农民兴业创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三是加快数字化、信息化等技术平台的搭建，建立动态更新的资源资产数据库、协同共享的产业供需平台、主动预防的产业风险评估系统，实现农村产权交易数字化管理，集中布局数字农业、精准灌溉、智能仓储等技术应用。培育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以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与供应链优化，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扎实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兴旺^[56]。

生活现代化承载着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通过持续优化农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重塑空间功能与生活方式，使农村居民享受到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条件，是乡村现代化的核心目标^[57]。乡村运营立足农村真实生活场景，确定不同类型村庄的建设重点，以需求为导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借助多层次、一体化的运营网络，以县域为单元统筹规划城乡道路、供水、能源、物流，使通讯网络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推动区域公共设施、物流冷链等资源整合与功能互补。引导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按照乡村旅游等行业标准强化基础设施的覆盖广度与供给质量，将闲置建筑与公共空间纳入基础设施体系，重构空间功能，支撑多元化服务。加强村民活动广场、综合服务中心、体育设施等文体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地提升现代文明生活硬件基础。优化布局5G、人工智能、物联网、数据中心等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传统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以技术创新驱动数字乡村等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稳步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

顺应村民之所想，直面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农村环境问题，以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塑造乡村生活新面貌。从投入少、见效快、利民生的村容村貌整治入手，采取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以可见成果提升村民对于乡村运营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置体系，治理生活污水，普及标准化、适配化厕所改造。开展村庄洁化、净化行动，全面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人居环境舒适度。注重乡村空间综合塑造与功能提升，重点保护祠堂、古井、戏台等历史性标志物，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有序推动乡村生活由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型。逐步完善村庄公共服务，解决村民“急难愁盼”问题，强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资源供给，借助运营平台建立城乡共享医共体、教共体、文体中心、养老中心等，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可及。创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协同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设“互联网+”智慧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

创新乡村生活设施服务的“投融建运管”一体化模式，采用县域统筹、片区组团、多村联合、整村运营的差异化建设方式，集中力量先抓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优先安排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建设项目，避免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积极探索建设与管理并重的高效管护模式，大力推广“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产业设施”捆绑管护，通过关联产业的收益反哺公共设施运维，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生活品质。支持村集体组建自营管护团队，引导农民全程参与乡村建设，积极引进专业管护队伍，提升管护的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提升农村厕所、垃圾污水处理、路灯、绿化等的管护协同效率，降低管护成本，确保乡村生活设施稳定运行，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58]。从点到面不断激发提升生活条件的乘数效应和化学反应，催生乡村生活方式重大变革，建设全域和美的美丽乡村。

乡村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提升乡村社会文明水平，激活乡村发展内在活力，实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文化现代化是乡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乡村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表现为乡土社会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无形的人文精神等，其现代化过程需要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现代文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农民的现代化精神需要和价值追求。

一是在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要素开发。以保护为前提，对农村文物古迹、非遗技艺、民俗传说、传统节庆等特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整合，立足农耕特质、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进行发展创新。以城乡互动与产业融合为路径，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交融，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故事、人文等文化元素，开发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创产品，使文化要素嵌入现代生产、生活与消费场景，推动文化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转型。运用新运营理念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推进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特色文化品牌建设，以文化事业涵养文化根基，以文化产业增强市场活力，形成完整的乡村文化产业价值体系。加强对文化要素的场景化利用，活化乡村文化艺术空间。重构古村落、古祠堂、桥梁等标志性建筑的空间性质，打造特色乡村博物馆、纪念馆、村史馆等，唤醒传统公共空间的文化内蕴。支持“新农人” “农创客”等助力艺术乡建，将闲置农房、旧厂房改造为美术馆、艺术民宿等特色空间。提炼乡村的历史文化、民俗图案，开发特色文旅体验项目与文化活动，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并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品内容传播与发展，焕发乡村文化新活力。

二是加大乡村文化建设投入，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改善农家书屋、乡村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广场、文化礼堂等文化基础设施，因地制宜规划展览馆、艺术馆、村史馆、图书馆和非遗展示馆等新型文化场所，为科普教育、文艺演出与体育竞赛等文娱活动提供场域支持，夯实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载体。构建城乡文化教育与文化活动联合体，促进优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下沉乡村，推动城乡文化交流数字平台建设，为广大村民的文化活动提供共享、便捷的网络载体。适时举办“农民丰收节庆典” “农耕文化展览” “乡村文化大讲堂” “村晚” “村BA” “村超”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59]。

三是培养乡村文化人才，释放文化创新动力。人才是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乡村产业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人才回流提供了现实基础，通过合作运营平台，引导文艺工作者、设计师、策展人及创作人才进入乡村，鼓励高校、企业、协会与乡村开展协同实践，带动人才集聚。组织农民文化骨干和乡村文化产业从业者，培养本土文化能人，将村民纳入文化生产与运营体系之中，使其由文化活动参与者转变为文化内容的创作者、传播者和管理者，唤醒乡村主体文化自觉。

四是发挥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推动乡风文明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诠释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乡村社会转型保持清晰的道德方向。建立入户走访、党员大会、村民大会等常态化的群众参与机制，广泛听取民意、完善村规民约，将党的组织建设与乡村传统文化相结合，依托志愿服务队、文明劝导队等基层组织力量，强化宣传引导、矛盾调解与情感联结功能，增强村庄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弘扬“守望相助” “孝老爱亲” “诚信友善”等乡村传统美德，发挥乡村文化淳化民风、教化民众、温润人心的作用。尊重农民在乡村文化传承发展与现代文化生活场景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文化创新的自主意识，创造出符合乡村生活价值与现代伦理的新乡土文化，构建乡村美好精神家园。

良好生态环境是乡村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优势是乡村现代化的核心禀赋与战略性资产。乡村生态现代化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优化乡村发展方式，围绕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重构生态空间价值传导机制，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加快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构建绿色低碳的乡村发展体系。以绿色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向低碳化、集约化和循环化升级，推广农业绿色种植与健康养殖技术，通过工艺改进、微生物修复、废弃物资源化提升利用效率。引入光伏、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绿色基建，探索“清洁能源+”产业模式，推动农业与数字技术、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生态品牌，构建“生产—加工—消费”全链条低碳产业体系。同时，注重生态文化培育与绿色观念传播，引导村民形成节约资源、尊重自然的生活方式，自觉践行绿色低碳行为。通过建筑节能改造、推广节能电器与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日常碳排放，完善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助力改善人居环境，使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相互支撑。

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不断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立足地方特色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从全域视角识别乡村“绿水青山”资源价值，探寻匹配市场需求的特色生态产品，科学地选择、规划和运营与之相适应的生态产业。开展生态资源确权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如GEP、VEP等)，将其转化为产权清晰、自由流转和有效对接社会资本的空间资产，提升市场经济主体对乡村生态空间的价值感知和投资意愿。创新投资、融资机制，搭建“两山合作社” “生态银行” “两山银行”等村级资产运营平台，推动内部资产股份化，通过入股、联营、出租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及专业化经营公司进行开发运营^[60]，引入绿色信贷、碳汇质押、生态贷等金融工具，赋予生态资源金融属性，拓宽融资渠道，助推生态资产的资本化。通过生态修复、品质提升、品牌建构与产业链延伸，将自然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开发富有地域特色的各种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重构乡村“绿水青山”独特空间价值，推动生态空间从生产要素形态向产品形态转化，开发空间本身具备的空气净化、气候调节、土壤保持等服务类生态产品，以及休闲游憩、旅游康养等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型市场营销策略传递空间价值、建立情感连接，从而促进生态产品销售。创建森林覆盖率、碳汇等生态资源要素交易市场，建立转移支付、生态购买等纵横向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带来的经济效益反哺生态保护与修复，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双向转化通道。通过运营主体或集体组织制定生态保护基金、生态建设标准等措施，引导发展与生态质量高度关联的产业业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依靠利益驱动将生态环境培育与自然价值挖潜内化为经营者的自发行为，进一步扩大生态产业规模、积累空间资本，实现生态资源与空间价值的增值循环。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解决乡村发展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乡村治理现代化始终锚定“乡村善治”的核心目标，不断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制，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运用现代治理理念，推动组织体系规范、权责结构清晰、利益分配公平与治理方式创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重塑组织方式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的重组。让党建引领贯穿实现“乡村善治”的全过程，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队伍建设，以先锋模范作用充分集聚各方力量。明确党组织、村委会与经济组织的职能边界，发挥村民代表大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和社会组织的实质作用，搭建“政府引导、村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乡村治理平台。始终坚持村民在乡村治理的主体地位，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机制，开展治理知识宣传活动，提升村民自治意识与治理能力。优化乡村法治体系，推进基层公正执法与普法教育，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与乡村法治水平。适应本土传统与伦理道德，以公序良俗涵养社会秩序，创新与时俱进的农村道德治理标准，健全三治融合的现代治理体系。通过运营平台、村务管理积分、村民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方式，引导广大村民、返乡乡贤与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公共事务，整合政府资源、社会力量等不同治理主体的自身优势，通过互助合作促进利益共享与公益事业发展，增强治理主体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凝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61]。

建立乡村经济发展与治理水平提升的协同运营机制，在权责界定与利益分配中推动乡村治理由行政主导型向协商共治型转型。理顺乡村运营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明确村“两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运营主体的分工合作，界定资源控制权、决策主导权与利益分配权。依法保障村民在运营项目决策、实施和收益分配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兼顾市场效率与“三资”安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乡村空间利益重构。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联农、带农、惠农”中的作用，通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与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公司化运营，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通过“资源入股+保底分红” “订单收购+价格保护” “托管服务+就业带动”等利益联结方式，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共同利益，以解决共同的发展问题为导向，增强村民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意识，并通过集体收益反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与社会保障，增强村级公共供给能力与乡村治理效能。集体经济发展越稳固，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认同度与参与度越高，治理权威与社会信任随之增强，推动治理内容与方式的协同重构。运用数字化平台技术，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细化和精准化，系统化整合乡村农业、治理、文化、民生和环境资源，为村民提供村务公开、线上办事、网络问政、公共服务和应急管理等各项政务服务。建立远程治理管理系统，拓宽村民自治参与的渠道和形式，为在外群体的非在地治理行为提供便捷平台，凝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合力，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是以“千万工程”经验为牵引，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从根本上打破行政边界的束缚，引导乡村空间从自然分散的行政村单元向功能互补、设施共享的区域协同体系重构，是符合本地实践的乡村现代化新路径^[62]。乡村空间组织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空间结构的重组。传统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的发展模式，使村庄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供给上呈现点状分散与封闭运行的特征，难以支撑要素高效流动。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有利于整合片区内村庄资源，实行统筹开发利用和整体运营，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和品牌价值。片区化运营以县域统筹为基本框架，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按照地理毗邻、资源禀赋互补、产业关联紧密与文化同源相近等原则整合若干村庄。合理确定与地方财力、发展阶段和资源条件相适配的片区规模，采取多元化推进模式，构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一般村”的组团网络。通过片区层面的统一规划、轴带串联与节点强化，明确片区功能定位，统筹谋划片区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推动各村实现错位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同质化竞争，降低建设运营成本。根据空间单元的功能定位、辐射能力与连接需求，构建分工明确、梯度衔接、互为支撑的适配型空间形态，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协同布局。同时，建立有效的跨村协调和“联农带村”长效机制，通过联建共享和帮扶协作，增强乡村经济韧性与就业吸纳能力^[63]，促进设施高效运行与村庄协同发展，形成集约高效的现代乡村空间结构。

片区化运营通过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强化城乡功能互补，推动人才、资本、技术和公共服务的深度贯通与良性互动，统筹乡村经济、生态和社会功能，推进空间功能体系向复合、融合转变。围绕“片区主导产业+村庄特色业态”的布局逻辑，推动产业由“一村一品”向“一片一链”升级，实现种养、加工、文旅、服务等环节跨村协同，推动产业集聚、链条延伸和业态创新，增强乡村经济韧性与竞争力，促进乡村产业价值增值和功能拓展。加强片区内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落地生根，发展生态型融合产业，将优美的生态环境转化为经济发展的资本。统筹片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设施配置，构建“片区共享、服务提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以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文化认同塑造为重点，提升服务规模效率与专业化水平。通过成立片区联合党组织或协同平台，建立跨村协调机制与统一规划体系，将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治理纳入片区层面统筹推进。根据不同主体的任务性质、资源依赖程度和协调复杂度，明确各主体在片区组团中的职责边界和功能定位，构建统一品牌塑造、统一资产运营与统一收益调配的机制，完善跨村利益联结与分配制度，推动“强村带弱村” “先富带后富”，实现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将分类有序推进与片区化推进相结合，强化片区内部功能互补与差异分工，使空间重构与利益重组、组织升级同步推进，最终形成县域统筹、片区联动、村庄分工的现代化空间组织体系。

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为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现代化提供了具体路径，由于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多样、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差异明显，在乡村运营实践探索中普遍遵循分类有序、片区化统筹的实施逻辑，逐渐形成以下主要类型(表 1)^[30]：

一是资产盘活型。将乡村闲置资源转化为可持续收益资产，以稳定收益反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更新，重构乡村空间功能布局，改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现代化。湖北省大冶市沼山村与沼山乡旅投公司签订租赁协议，盘活废弃土场、闲置民居等资产资源，结合产业发展需求改造升级，打造“染尽芳华” “土场咖啡” “白马桥舍”等特色店铺，依托水库周边空间编排沉浸式情景剧《桃花源里》，带动160余名村民“农忙务农、农闲从艺”，人均每月增收近3 000元。

二是产业带动型。以乡村产业现代化为核心，通过嵌入龙头企业重塑传统小农分散经营格局，提高规模化、标准化与市场化程度，带动生产、加工与服务功能向重点区域集聚，推动村庄生产空间结构优化。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依托本地适宜的气候禀赋，引入龙头企业绿银公司，打造牛油果地理标志产品，构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发展牛油果主导产业，拓展电商、采摘体验等新业态，通过“334”利益分配机制，带动农户年人均分红7 000元。

三是项目撬动型。主要采取外源资本导入与空间结构重塑的联动路径，以大型项目为核心集中配置各类资源，带动生产要素向乡村集聚，完善村庄配套设施建设，搭建新的项目机制，推动乡村生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青岛莱西国家农村产业园以农产品精深加工为核心战略方向，布局种禽培育、饲料加工、食品加工、智慧养殖等重大产业项目，深化拓展“莱西经验”，以党建联建为纽带，推动园区与周边村庄基础设施升级与共建共享，通过“强村共富公司+企业+农户”模式，广泛吸收周边5 000余名就地就业，人均月收入是当地平均水平的2.1倍。

四是农旅融合型。拓展农业生产空间功能，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有序衔接生产空间与游憩空间，通过文旅融合、农旅互促延伸产业价值链，优化乡村生活品质与生态服务，推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现代化。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村彻底关停污染严重的矿山、水泥厂，进行复耕复绿，打造开放式景区，形成了融现代农业、文化创意、旅游康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生态经济模式，村民通过入股生态经济项目持续分享“绿色效益”，2024年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 20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7.4万元。

五是文化赋能型。将传统技艺、民俗节庆、红色记忆与乡土叙事纳入整体运营框架，转化文化资本增强经济活力，嵌入社会治理强化共同体意识，重构公共空间性质赋能乡村文化与治理现代化。四川省阿坝州凤凰村聘请高校专家担任“艺术村长”，围绕羌族民俗、农耕文化、孝老爱亲等文明主题，推行庭院艺术化改造，发展“艺术研学” “非遗体验”等特色项目，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时以艺术滋养文明新风，组建羌文化表演队，建设“智慧凤凰”平台，提升精细善治水平。

六是品牌引领型。依托乡村优势资源禀赋，差异化打造独特村庄品牌或区域公共品牌，以品牌凝聚力、影响力驱动整村运营，推动标准化服务、质量分级与统一营销，逐步优化乡村生产、加工、体验与销售空间结构，实现产业融合与“联农带农”。浙江省杭州市龙井村以“茶”为核心，打造“西湖龙井”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强化标准化、品质化、生态化种植加工，形成“生态茶园—品质好茶—低碳品牌”良性循环，通过茶旅融合、文旅共富工坊带动茶地流转、农家茶楼、配套文创等，2024年茶产业总产值达20亿元，连续6年蝉联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首。

七是创客驱动型。以人才振兴为核心，以乡村创业创新扶持政策为支撑，强化社会保障形成良好氛围，构建“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完整体系，打造乡村创新空间，全面赋能乡村现代化。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围绕“国际文化创客村”定位，通过“引、育、融”策略招才引智，探索出台“三年免租”等系列举措招引创客进村，先后建成“众创空间” “乡村会客厅” “电商金融驿站”等应用场景，鼓励村民与创客共同创业，通过“新村民计划”增选创客代表参与村庄治理，实现新老村民的共富共融，创客产业年销售超1 5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近3万元。

八是抱团发展型。通过片区、组团、带状等抱团方式推动运营工作由点到面，重构镇村空间体系，形成多村联合、产业成群、服务成网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青岛市“画美达尼”乡村振兴片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5村实施“三化联营、共赢共富”的片区化运营模式，一体化打造乡村美食、乡村购物、乡村民宿、乡村艺术全域联动新场景，建立跨村利益联结与“811”分配机制，2025年吸引游客200余万人次，带动全域消费1.2亿元，推动实现全域营收互促。

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需要在既有资源条件、发展阶段与外部机遇中寻找突破口，通过乡村运营推动要素重组与价值实现，引导空间重构支撑产业集聚、功能复合与治理协同。将乡村特色资源资产转化为特色价值和场景，以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再以收益反哺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进而改善生活品质、优化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各地区各村落的发展基础和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除了引育人才和选择运营模式之外，还应遵循“分类突破、片区统筹”的推进逻辑。先从产业、生活、文化、生态、治理某一方面进行改善，夯实发展基础，发掘发展潜力，打造地方特色品牌。缺乏资源优势的村庄，适合采取片区组团化聚合发展方式，让乡村从农业农村发展到全面振兴，从局部现代化迈向整体现代化。

本研究以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为导向，深入剖析乡村运营和空间重构支撑乡村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从产业、生活、文化、生态、治理和空间组织等方面，探索搭建乡村现代化的空间运营路径，并从现实案例中验证路径的适用性，为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具体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 乡村运营是运营管理理念在乡村场域的适配性运用，核心在于以市场化、专业化与系统化方式整合乡村资源要素，通过城乡互动与多主体协同，将其转化为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乡村空间重构是乡村地域系统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物质、社会、文化及村镇体系空间要素的持续调整与重组，其关键在于通过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调整回应乡村发展需求，增强乡村系统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

2) 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是在坚持农业基础和农村特色的前提下，以农民为主体、乡村为载体、农业为基础，通过产业振兴、城乡融合、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治理优化，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同富裕目标的中国特色乡村发展道路；乡村运营通过激活资源、培育主体、优化治理和价值实现机制，引导空间重构与功能整合，优化乡村空间组织方式与空间结构，共同推动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以及区域协作关系的全面现代化。

3) 基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总体内涵和发展需求，其空间运营路径可以从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治理现代化与空间组织现代化6个方面开展。针对不同的运营策略，采取不同的空间重构方式。在实践中呈现出“单点突破—结构重塑—系统提升”的渐进逻辑，根据乡村资源禀赋差异与发展基础，以优势领域为突破口，逐步带动乡村“人” “事” “物”的整体现代化。

以乡村运营与空间重构拓展中国式乡村现代化新路径。本研究阐明了通过市场化运营实现乡村现代化的理论基础与空间响应逻辑，强调了通过多主体协同与空间重构激活乡村地域系统多元价值的必要性。然而，针对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资本进入与集体治理的权力博弈、运营商频繁更迭带来的项目停摆风险，以及在追求“网红化”空间改造中对乡村本土性与生产功能的遮蔽等深层矛盾尚未展开充分讨论。关于市场波动、运营商退出导致的乡村空间“二次闲置”、农民如何实质性参与利益分配等现实难点，以及乡村运营的区位适配性和投资运营的市场风险等，还需进一步思考和系统实证研究。但作为破解乡村闲置资产浪费、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乡村运营在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实现存量空间价值变现方面的成效已有确证，是实现乡村现代化与共富愿景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应在政策层面进一步理顺“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的协同关系，强化村集体与村民的自主运营能力，构建“运营商—村集体—农民”的共生型利益共同体，避免资本逻辑对乡村社会组织与本土文化的过度侵蚀。因此，如何建立“价值导向、公平分配、动态预警”的乡村空间运营长效机制，探索不同禀赋村庄的差异化运营边界与风险防控路径，探索片区组团式运营中的跨村利益再分配机制，将是深化乡村运营驱动乡村现代化作用机制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