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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1]347-348《史记·周本纪》：“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裴骃集解引郑司农曰：“长诸侯为方伯。”[2]149《左传》僖公四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杜预注：“五等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讨其罪。”[3]329《汉书·诸侯王表序》：“太公于齐，亦五侯九伯之地。”[4]391
“伯”者，霸也，“方伯”即诸侯之长。《荀子·成相》：“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杨倞注：“伯读曰霸。”[5]459《国语·晋语四》：“(晋文公)遂伐曹卫，出谷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6]391又《齐语》：“唯能用管夷吾、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6]247《史记·齐太公世家》：“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张守节正义：“(伯)音霸。”[2]1495
文献记载的周代方伯制[7]，结合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应可信。但周代究竟有哪些方伯，实行方伯制的原因、作用和影响又是什么，皆值得关注和讨论。
据上引材料，齐、楚、秦、晋是方伯，但《史记》所云应系西周末年的情况，而西周早中期却未必如此，可见方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变化的。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需对有关材料进行历史的分析。
西周平王东迁以后，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朝分崩离析，诸侯争霸混战，先后有“春秋五霸”。及至战国，形成七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向无异说。再往前追溯，七雄的基础，是春秋五霸，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西方的秦国，皆系五霸七雄之一，韩、赵、魏三国，系由春秋的霸主晋国分裂而来。燕虽系战国七雄之一，但春秋时期，曾一度萎靡不振，而未能位列霸主。关于春秋五霸，东周时期及去古未远的汉人文献有多种说法，如《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高诱注：“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缪也。”[8]603-606《荀子·王霸》：“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5]205《汉书·诸侯王表》：“故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 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其守。”颜师古注：“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4]391-392但无论是哪一种，均未提及燕，表明燕在春秋时期确实已落伍于时代，沦为历史的弃儿。
齐桓、晋文、楚庄等霸主，一般无疑义。秦穆霸西戎，秦人东进以后，承周之余续，励精图治，而成富强，皆系不移之史实。以宋襄为霸主，于情理及史实均不合。吴越作为偏安一隅之国，也不足以称霸中国。虽以蛮夷小邦举兵以临齐晋而霸诸侯，但终究昙花一现，而未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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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统治，周初大规模推行“封建”制，分封宗室，陆续建立一大批诸侯国，作为王朝的屏藩。《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3]1545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3]418-419周室子孙，星罗棋布，镇守各处要冲。
据文献，周初分封的主要诸侯国有鲁、齐、燕、卫、宋、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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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土的燕蓟地区，主要有燕、邢等封国。
燕是召公奭的封国，《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裴骃集解：“《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2]1549召公在王朝任职，未就封，其长子克系第一代燕侯。
北京房山琉璃河墓地发掘表明[16]，周初燕被封于今房山一带。西周燕国的铜器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昌平白浮西周墓[10])、天津(蓟县张家园[10-12])、河北及辽宁(凌源、喀左[13-15])等地皆有集中出土，可见当时的燕国，地跨今京津冀辽，是一个幅员广袤的大国，是周王朝在北土的支柱，承担着镇守东北辽阔边疆的重任。
琉璃河墓地出土的大保罍(克罍)[16]25图四：1和大保盉(克盉)[17]21“王曰：‘太保，唯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燕，GFDF3、羗、马、GFDF4、雩、驭、髟。’克宅燕，入土眔厥司，用作寳尊彝”，“命克侯于燕”，例同沬司土疑簋(康侯簋)[18]第7册，4059[17]30“诞命康侯鄙于卫”、疏公簋[19]111-113，“王命唐伯侯于晋”及宜侯夨簋[18]第8册，4320[17]118“王命虞侯夨曰：迁侯于宜”等，即成王命克侯于燕。
据文献，邢系周公子封国，河北邢台葛家庄、南小汪遗址及邢侯墓地[20-21]考古发掘证实，西周时期邢国在今邢台一带。
燕、邢皆系姬周宗室重臣所封，燕系召公奭封国，更非同寻常。北土的中心，在以今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燕国是其核心，是自始至终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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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蓟的南面，东土的河济邾泗地区，主要封有齐、鲁、滕、奄、宋等国。
齐是姜太公的封国，山东高青陈庄遗址及墓地的发掘[22]，表明周初齐始封于此。高青陈庄出土丰簋(M18：6)[22][23]33图8：2、丰卣[22]33图8：1、丰觥(M13：3)[24]第24卷，496“丰肇作厥祖甲宝尊彝”“丰肇作文祖甲齐公尊彝”“丰肇作厥祖甲齐公宝尊彝”的“祖甲(齐公)”，应即第一代齐公姜太公。
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同召公一样，周公在王朝任职，未就封，其长子伯禽系第一代鲁侯。禽簋[18]第7册，4041[19]108-110“王伐盖侯，周公谋，禽GFDFE，禽有戾(烈) GFDFE，王锡金百锊，禽用作宝彝”，大祝禽鼎[18]第4册，1937-1938[24]第2卷，475-476“太祝禽鼎”，“禽”“太祝禽”即伯禽，曾在王朝任太祝。《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伯禽，周公世子。时周公唯遣伯禽之国，故皆以付伯禽。”[3]1545-1547
鲁国在今山东曲阜，史有明文，《史记·周本纪》：“(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2]127也已为考古工作所证实[25]。
东土的齐、鲁、滕、奄、宋等国，除鲁、滕外，余皆为异姓，但齐系姜太公、宋为商纣王子武庚的封国，奄亦系商人后裔，且曾为商都所在(古本《竹书纪年》：“南庚更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26]28即南庚时迁于奄，阳甲时仍“居奄”，直至盘庚迁殷即今河南安阳，殷商一直都奄)，因而皆非同寻常。周公东征后，殷商旧部被削弱迁徙。这一地区的中心，在以今滕州曲阜为中心的鲁西南一带，鲁国是其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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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济邾泗以东，是中原河洛汾浍地区，主要有晋、卫、倗、霸、黎(楷)、虞等国。
晋之先曰唐，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唐叔，晋之祖。”[3]1549-1550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叔夨方鼎[27]9图12“唯十又四月，王肜、大GFDF5、GFDF6，在成周，咸GFDF6，王呼殷厥士，赍叔夨以裳、衣、车、马、贝卅朋”，“叔夨”即叔虞，“王”系成王。春秋晚期的晋公GFDF7 [18]第16册，10342[24]第13卷，493-495、晋公盘[28]第3卷，308-312“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教畏百蛮，广辟四方，至于不廷，莫不及
叔虞子燮父被徙封于晋，据曲沃天马－曲村晋侯墓地考古发掘[29]，其地在今曲沃一带。疏公簋“疏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唐伯”即燮父，“侯于晋”，即燮父被徙封于晋地，时间是“唯王廿又八祀”，即康王二十八年[30]，《毛诗正义》引郑玄《诗谱》：“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孔疏：“《地理志》云：‘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盖时王命使改之也”。《史记·晋世家》：“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正义：“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2]1636与簋铭正合。
卫是文王子康叔的封国，《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杜预注：“康叔，卫之祖。”[3]1547-1549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发掘表明[31]，其地在今浚县一带。
辛村墓地出土的沬司土疑簋(康侯簋)“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沬司土疑眔鄙”，“诞命康侯鄙于卫”，即成王封康叔居于卫，《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32]514-520《尚书大传》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33]262，可知封卫是在成王四年。近年新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楚简《系年》“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乃先建卫叔封于庚(康)丘，以侯殷之余民。卫人自庚(康)丘迁于淇卫[34]47-48、144”，云康叔始封于庚(康)丘，后迁于淇卫[35]，与燮父徙封于晋相似。
河洛汾浍地区的晋、卫、倗、霸、黎(楷)、虞等国，倗、霸虽系异姓，但据近年出土倗[36-38]、霸[39-40]122-163两国考古资料来看，皆曾盛极一时。卫、黎(楷)、虞皆系姬周同宗所封，地位非同一般，考古出土卫[31]、黎(楷)[41-42]、虞[43]国资料，也可予以印证。在这一地区，从最初分封的战略考虑看，晋国的地位无疑最重要，从西周到东周，晋国及后来一分为三的韩、赵、魏，事实上也一直是该地区的领头羊。因此，晋南运城盆地及中原地区，是以今临汾侯马为中心的晋国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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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以南，是南土淮域江汉地区，主要有应、曾、鄂、楚、邓、鄀、陈、蔡等封国。
应是武王子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四国皆武王子。应国在襄阳城父县西南。”[3]419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的发掘表明[44]，其故址在今平顶山市。
在应国的南面，又有“汉阳诸姬”[3]447，汉阳诸姬之长系随国“汉东之国随为大。”[3]174，随即东周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曾”[45-46]，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发掘[47-50]，揭开了早期曾国的神秘面纱。
将随州文峰塔墓地M1出土的曾侯與编钟[51]“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与叶家山M111出土犺簋(M111：67)[52]“犺作剌考南公宝尊彝”及陕西岐山出土太保玉戈[24]第35卷，373-374[53]彩图1“六月丙寅，王在丰，命太保省南国，帅汉，诞殷南。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合观，可知曾国系周成王封南公于今随州一带所立，与叶家山考古发现互为印证; 册命曾侯者系召公奭，太保玉戈与曾侯與编钟记事可互补; 叶家山的曾与传世和出土铜器铭文中的汉东姬姓之“曾”即文献中的“随”实一[54]。与晋公GFDF7、盘铭一样，钟铭系曾侯與对其先祖南公被封于南土之追记。
“南公”或称“南宫”，又见于叔鼄鼎[18]第4册，2342、大盂鼎[18]第5册，2837、南宫乎钟[18]第1册，181等，系文王子，因其居住宫室称谓而得名。叶家山M107出土曾伯爵“曾伯作西宫宝尊彝”[55]，“西宫”又见于曾大攻尹季怡戈[18]第17册，11365等，指周文王，叶家山M111所出太保钺之“太保”即召公奭，与南宫系兄弟，无怪乎曾侯與编钟铭“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
所谓“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即东南的淮夷国族均在其管理之下，江汉地区统归南公所“临有”[56]。周初封南公于江汉的初衷，是以曾国作为方伯，统辖镇抚整个南土淮水、江水与汉水之间及其邻近地区的广大地域，“南公”之称，或即与此有关。对淮夷的控制、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是王朝封南公的两个主要目的，建立曾国，是周初经营南土谋略的关键性环节[57]。
楚是南土的另一重要封国。叶家山墓地出土的荆子鼎(M2：2)[38]17图21“丁巳，王大佑。戊午，荆子蔑历，敞(赏)白牡一; 己未，王赏多邦伯，荆子丽，赏鬯卣、贝二朋”，“荆子”即“楚子”，亦即文献记载的成王时受封的楚王熊绎[58]。《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2]1691-1692
《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6]507南土地区的应、曾、鄂、楚、邓、鄀、蔡等国，应、曾、蔡是姬周同姓，鄂、楚、邓、鄀皆为异姓。周文王子南宫，在周初大规模封建背景下被成王册命为曾侯，在今随州一带立国，“君庇淮夷，临有江夏”，作为江汉地区战略防御的核心，与在今河南平顶山一带的应国，以及在今上蔡一带的蔡国，形成犄角之势，共同构成了周王朝在江汉、淮域战略防御体系的核心，是周王朝在南土的屏障。
南土淮域江汉地区的中心，在今随州枣阳为中心的随枣走廊一带，曾国是其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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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及宗周以西的西土，主要封国有芮、毕、虢等，三者皆系周之同姓。春秋时期芮、虢的地望，据陕西韩城梁带村[59-61]、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62]，以及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63]图版伍捌：1，37图34[64]的考古发掘可知，分别在今陕西韩城、澄城、河南三门峡一带，如《国语·郑语》“当成周者……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所云，与虞、晋、隗、霍、杨、魏等国邻近，在今晋西南、陕东南、豫西北即山西、陕西、河南三省接合部一带。早期芮、虢的地望，据出土铜器等材料，应在西土，与文献如《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3]1267相合。
芮公簋[24]第9卷，183-184“芮公为祈宫宝簋”、芮伯簋[65]100-103“芮伯作祈公日宝簋”、芮公叔簋[66]71，图9，72，页图13-14“芮公叔作祈宫宝簋”、伯六鼎[18]第4册，2337[24]第3卷，448“伯六作祈宝尊齍”及伯鼎[28]第1卷，112“伯作旂仲日尊鼎”的“祈宫”“祈公”“祈”“旂仲”为同人，即山西翼城大河口M1所出霸簋[40]34、35[24]第9卷，355“芮公舍霸马两、玉、金”的“芮公”，《尚书·顾命》等所记王室大臣“芮伯”，是成康时期首封芮公。芮公叔盘[24]第25卷，547-548“唯十又一月，王至于祈，芮公锡贝百朋，芮姒锡贝卅朋，芮公叔用作芮少姒”，“旂(祈)”应系芮都宫室宗庙所在地，“祈宫”“祈公”分别系第一代芮伯庙号和氏称，系以地为氏。《尚书·旅獒》孔传：“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国”[67]331，结合出土铜器铭文，芮国始封于殷商祈族故地，今陕西扶风一带。
毕是文王子封国。《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毕国，在长安县西北。”[3]419吴虎鼎[68]“厥南疆毕人眔疆”与传世和出土文献可互证，毕的地望在今西安长安区韦曲西北[69]。
会甗[28]第1卷，369“会作毕公宝尊彝”、史簋[18]第7册，4030-4031[70]51“乙亥，王诰毕公”及献簋[18]第9册，4205[24]第11卷，255-256“献身在毕公家”的“毕公”，应即成康时首任毕公，《尚书》等文献所载之毕公高。毕簋[18]第6册，3470[24]第8卷，418“毕□□会父戊旅簋”与会甗系同人所作，“父戊”应即甗铭的“毕公”。
虢是文王弟虢仲封国，在今陕西宝鸡东，称西虢。又有虢叔所封之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一带。平王东迁，西虢徙上阳，在今河南三门峡东南及山西平陆一带，已为考古发掘工作所证实。
西土的芮、毕、虢等皆封于近畿之地，该地区的中心是以今西安宝鸡为中心的宗周岐周，是周人的大本营。
上述众多封国中，有几个重要的典型，如燕、鲁、晋、卫及曾。鲁、卫、晋三国，分别是在东土少皞之墟与商奄、殷墟、夏虚的基础上所建立，以治理东夷、殷商旧部及戎狄; 燕是周王朝在北土的支柱，镇守着东北辽阔的边疆; 曾则肩负控制淮夷、监临以至占有江汉地区的重任。这些核心封国，无一例外，皆系姬周宗亲所封。鲁、燕分别系周公和召公的封国，曾为重臣南公、晋为成王弟叔虞封国，皆位高权重，非同寻常。
据文献及铜器铭文记载，西周王朝在宗周与成周两京地区、重要诸侯国及四土各战略要地，皆设置王师常驻。如西土有驻守在宗周附近的“西六师”(或称“六师”“西师”，见于鼓GFDF9簋[18]第7册，4047、焂戒鼎[71]418-419、吕服余盘[18]第16册，10169、南宫柳鼎[18]第5册，2805、贤鼎[28]第1卷，294、盠尊[18]第11册，6013、盠方彝[18]第16册，9899、9900、禹鼎[18]第5册，2833、2834)，中原及成周附近有“成周八师”(或称“八师”“殷八师”“正八师”“东八师”“东师”，见于小臣GFDFD簋[18]第8册，4238、4239、事GFDFC鼎[18]第5册，2575、曶壶盖[18]第15册，9728、小克鼎[18]第5册，2796-2802)。作册疐鼎[18]第4册，2504“康侯在朽(柯)师”，“康侯”应即屡见于铜器铭文和文献的康侯封，“朽”读作“柯”，即今河南内黄县东北的春秋时卫地之柯，“柯师”应系在殷商故地的王师即殷八师驻地[72]。
东土、南土及中原以北地区，也皆有王师驻守。如东土有“齐师”(师
这些驻守在两京及中原与四土各要冲等政治中心的王师，构成了西周王朝的基本防御力量。其性质类似于现在的大军区，实即一个个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与燕、鲁、晋、卫及曾等核心封国和中心区互为表里。
经过一番精心的布局和谋划，东土以鲁国为首今滕州、曲阜为中心的河济邾泗地区，南土以曾国为首今随州、枣阳为中心的淮域江汉地区，中原以晋国为首今临汾、侯马为中心的河洛汾浍地区，北土以燕国为首今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拱卫中间以宗周和成周中心的两京，位于今西安和洛阳的宗周和成周两京，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周王朝的统治中枢。
体现在考古学文化上，是核心封国的文化特征较为明显，表现出强势和持续的影响力，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如南土的曾国、东土的鲁国、中原的晋国，以及北土的燕国等，从考古学文化因素来看，相对于本地区的鄂、楚、奄、倗、霸等而言，其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皆较为明显。
与分封互为表里的，是营建成周洛邑。成周洛邑位于今河南洛阳盆地，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逸周书·作雒篇》：“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32]514-525周人建都丰镐后，又营建成周，“宅兹中国”(何尊[18]第11册，6014)，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向东延长政治中心，以弥补镐京偏西、局狭一隅之不足，扼守天下之中，以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南土、东土及北土。
成周的营建，使卫国治理殷墟震慑殷商旧部的负担大为减轻，其中原的中心功能和地位皆为成周所弱化，犹如西土邻近宗周岐周的芮、毕、虢等国; 卫之于晋，犹南土的应之于曾，是后备，其重要性也随之而降低。因此，卫实非中原的方伯。
上引《楚世家》云“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楚人将其先王熊绎与齐、鲁、卫、晋诸侯并列，以示其在周初的荣宠与重要，但燕及曾于此皆未提及，而此二者地位绝不在齐、鲁、卫、晋等之下，不可谓不重要; 再者，所云诸国，鲁、卫、晋为姬周同姓，齐及楚皆为异姓，事实显明。因此，楚人之言，实乃借故事以抬高身价，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楚世家》之文，与《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3]1304也明显矛盾，乃史迁杂糅有关史实未加细致辨析而致误。
据以上分析，结合文献所云周代的方伯制来看，晋、曾、鲁、燕分别为周代中原、南土、东土与北土的方伯，证据确凿充分，事实清楚明白。
一. 北土
二. 东土
三. 中原
四. 南土
五. 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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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初统治者经精心布局，在中原及四土地区分别建立晋、卫、应、曾、齐、鲁、燕、芮、毕、虢等主要封国，形成以今临汾侯马、随州枣阳、滕州曲阜、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核心区，拱卫宗周和成周，其基本理念是控制中原及四土的中心(核心区)，扼守天下之中(两京)，以临中国，建立起四点(晋、曾、鲁、燕)一线(两京)、表里山河、合诸夷夏的基本政治地理空间架构，将土地、人口及资源有效结合起来。
晋、曾、鲁、燕等方伯，分别与中原、南土、东土、北土核心区互为表里。周王朝通过四土与中原的方伯及核心区，更有效地控制各地人力、物力资源，以发挥其在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成为王朝在各地的据点和堡垒，加强对各地统治，拱卫周室。因此，方伯制是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与核心区互为表里，方伯制的实质，就是以武力征服天下，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四方。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核心区自身力量逐渐强大，其内部的凝聚力也逐步增强，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结合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共同体，自然形成新的首领诸侯国。
北土的燕邢，春秋以后，相对疲软，曾为一方都会、以今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燕蓟地区，逐渐丧失其核心地位，同时中心南移至今河北易县一带。
东土地区，鲁国自宣王以后，多次发生废长立幼、杀嫡立庶事件，内斗较甚。鲁桓公、庄公、僖公时，一度与齐国争夺东方的霸主，鲁僖公曾领导诸侯抗衡楚成王与晋文公，之后渐衰。而齐国则逐渐呈上升之势，因而取代鲁国独自成为东土的霸主。齐僖公时，小霸于中国。桓公即位后，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逐渐强盛。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为中原霸主。战国时期齐国继续雄霸一方。
中原的河洛汾浍地区，倗、霸等国在西周早中期曾盛极一时，但终究昙花一现，据考古资料看，至西周晚期以后皆渐趋衰落。卫、黎(楷)、虞等姬姓封国，至西周晚期以后，也渐趋没落，以卫国最为典型。晋国在分封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实力皆算不上强大，地也不过百里。《国语·晋语》云晋国“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6]301，《左传》昭公十五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3]1343春秋以后，晋国兼并了晋南一带诸邻国，扩地千里，一跃而成为雄霸一方的霸主。
郑国受封较晚，“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3]104，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春秋初年，郑国自西土东迁。郑庄公时，迁至今河南新郑，经济文化得到快速发展，小霸于中国。庄公死后，诸子争权，郑国陷入内乱。
南土的江汉地区，西周早期鄂、曾是周初两个最大的势力集团，分别为姬周异姓和同姓诸侯的代表，楚则相对较弱，成王时鄂曾楚共处汉水中游的今随州、宜城一带，江汉地区鄂曾楚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已基本形成。康王以后，楚人反周，昭王伐楚失败，丧师失地，江汉地区的战略平衡被打破，楚人迫近，以曾为代表的周人势力退缩，纺线有所收缩，西周中期曾鄂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已迁离故地。楚公逆编钟[75]98-103“钦融内(纳)(飨)赤金九万钧”，“金”即铜，铭文表明此时楚国对南土的铜等战略资源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厉王时鄂侯驭方叛周，被王师翦灭，江汉地区的战略平衡被彻底打破，曾国独自抗楚。春秋以降，楚人急剧崛起，而曾人日益衰弱。楚武王时，楚人“不得志于汉东”[3]174，楚成王以后，“随世服于楚，不通中国”[3]1608，彻底沦为楚之附庸，周人势力彻底退出江汉流域，楚国成为该地区的霸主。春秋中期以后，楚人逐渐北上东进，开疆拓土，处于中原和南土之间的应国，春秋早中期之际，也被楚国北上攻灭，南土尽入楚人彀中，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楚庄王时，饮马黄河，北祀泰山，成为一霸。及至战国，楚仍是雄踞南方的霸主，跃跃欲试。
西土地区，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和东迁，芮、虢等国也先后东迁，关中地区逐渐空虚，日益凋敝，秦人乘虚而入。秦系西戎，不通中国，至秦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于战国，秦仍雄霸一方，最后竟一统六国。
总之，经过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演变，鲁、曾等姬周同姓方伯皆被淘汰，异姓的楚、齐、秦，逐渐成长为新的方伯，郑国小霸，昙花一现，加上旧有的晋，而成春秋五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襃大封，皆威而服焉。”[2]509
自周初形成的以两京为中心，中原及四土核心区为次中心的权力结构模式，逐渐分离瓦解，形成核心区诸侯坐大、中心萎缩凋零的局面，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力日渐削弱。王室衰微，平王被迫东迁，诸侯国实力进一步上升，逐渐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史记·周本纪》：“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总之，方伯的更替，标志着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直接导致西周的瓦解与东周的分裂。
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方伯先后称王。楚国因是异姓，称王最早，楚武王时即称王; 秦惠文王、齐威王、燕易王等，也纷纷称王; 三家分晋后，韩、赵、魏也先后称王。
方伯的更替及权力结构的变化，在考古学文化上也有明确体现，如南土地区，春秋中晚期以后，随着楚人崛起并向四周扩张，楚文化逐渐取代以曾人为代表的周文化，成为南方地区的主流文化，楚人在融合南土各种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演变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楚文化。东周时期，以西周的中原及四土核心区为基础，逐渐形成极具地方特色的中原(晋)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燕文化、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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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伯的建立和发展，保障了西周的强盛和安全。方伯更替，西周瓦解。新方伯春秋五霸及战国七雄之间互相争斗拼杀，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实力的长期角力，秦人最终获胜，方伯消亡。两周史实即方伯的建立、发展、演变、更替、争斗及消亡的历史。
综观周代方伯建立及更替的历史，可将其简明形象地概括为“晋楚曾霸(伯)，齐鲁灰飞燕灭”，即由周初的四个方伯及核心区(晋、曾、鲁、燕)与宗周岐周演变而成春秋五霸(齐、晋、郑、楚、秦)，再成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再至秦一统。其基本过程即鲁、曾等周初方伯渐趋衰落、消亡，晋、楚及齐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区首领和新的方伯，最终又与燕殊途同归，被后起的秦所灭，简言之，即“晋楚曾霸(伯)，齐鲁燕灭”。
总结本文所论，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西周时期的晋、曾、鲁、燕诸国，分别为中原、南土、东土与北土的方伯。方伯制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基础，与核心区互为表里，周王朝通过方伯及核心区，有效地控制各地人力物力资源，发挥其在各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成为王朝在各地的据点和堡垒，以加强对各地统治，拱卫周室。方伯制的实质，是以武力征服天下，以血缘为纽带管理四方。经过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演变，楚、齐、秦等异姓方伯取代鲁、曾等姬周同姓方伯，新的权力结构模式形成，导致西周的瓦解与东周的分裂，东周时期先后争霸称雄的春秋五霸及战国七雄，系以西周方伯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周代方伯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是鲁、曾等周初方伯渐趋衰亡，晋、楚、齐发展成为新的方伯，又与燕皆为秦所灭，简言之即“晋楚曾霸，齐鲁燕灭”。两周史实即方伯的建立、发展、演变、更替、争斗及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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