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and Forecast of the Study on the Home Front in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New Era

朱英

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重要分支领域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在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以及全国史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专题研究，均已取得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

就本人学术研究生涯而言，只能说是抗战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人。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本人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长达近40年。起初，主要透过商人和商会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称得上是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研究的新视角。随后拓宽研究路径与问题意识，延展为从商会以及其他商人团体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可谓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向度。在此过程中还意识到类似于近代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政府经济政策与措施的变化对经济近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遂又开始探讨晚清至民国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对待商会与民间社团的态度与策略，并由此引发对于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新型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的思考。很显然，研究对象与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拓展和延伸。就研究时段而言，最初仅限于辛亥革命时期，甚至主要是清末的革命; 后伸展至民初以及北洋时期，再往后又延伸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但很长时间内都限于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最近几年，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才开始步入抗战史研究的行列，陆续就若干研究专题发表了系列论文，只不过迄今尚未涉足大后方研究，无法专门对促进抗战大后方研究提出具体看法，只能结合自身初入抗战史研究的体验谈一点感悟，希望能够对于推进抗战大后方研究有所裨益。

无论是抗战史研究还是抗战大后方研究，要想在现有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除了长期耕耘于该研究领域的学者开拓新思路，提出新见解，扩充其研究队伍也不失为一种效果明显的途径。一方面是补充年轻有为思维敏捷的学者，另一方面则是让那些成果丰硕但以前未涉足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加入抗战史研究队伍。前者主要着眼于长远的发展，后者可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成效。据笔者观察，有些此前很少或是完全未曾研究抗战史的知名学者，近年已在这方面不断推出相关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例子当属桑兵教授。他过去对抗战史探讨甚少，近年来则十分关注抗战史研究，接连发表多篇高水平论文，尤其就以往考察较少的《论持久战》、国共抗战的战略异同与政治纠葛以及其他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析，对促进抗战史研究发展的作用十分显著。笔者也是最近两三年才对抗战史研究发生兴趣的，对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后发表了若干篇专题论文。类似学者加入抗战史研究，既拓展了自身研究的时段与领域，又为抗战史研究增添了别具特色的新成果，因而对于个人的研究与学术事业的发展均有帮助。毫无疑问，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学者加入抗战史研究，当会看到更为令人瞩目的效果。

这样的学者一般都对某些专题进行过多年的精深研究，也十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与薄弱环节，他们将研究时段延伸至抗战时期之后，一是能够对原有研究对象进行更长时段的考察，获取某些新认识与新结论; 二是有可能弥补以往抗战史研究中的某些不足。另外，相关学者将研究时段延伸至抗战以后，对新史料的挖掘和利用也会有新收获，从而推进对于相关新问题的探讨。例如研究商人的学者自然会对抗战期间商人的史料与相关问题更为关注，能够发现未引起注意的抗战前期宣传商人救国的刊物《商人救国》和《商人公论》。“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932年11月上海商人救国协会成立，号召商人“打破在商言商的错误观念，团结一致，以挽救此严重的国难”^[1]。为更好地向商人宣传抗日救国，该会在当年底创办会刊《商人救国》，1933年5月改名《商人公论》，“名虽改易，与《商人救国》，仍属连篇”^[2]。很显然，《商人救国》和《商人公论》既具有研究价值，也不乏史料价值，但迄今为止不仅相关研究成果付之阙如，而且也很少有学者将该刊发表的文章作为史料引用，这无疑是抗战时期商人研究中急需弥补的一个缺陷。

本人数十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近代中国的商人与商会。但虽说是近代实则并不准确，因为对抗战这一重要时期以及战后的商人与商会并没有做过研究，故而实难号称研究专长为近代中国商人与商会，至多只能说是对清末与民国上半期的商人与商会有所研究，并不能对整个近代中国的商人与商会妄下定论。其实，在很长时期内，整个史学界对抗战时期商人和商会的研究都比较欠缺。特别是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很少有详实的区域和个案探讨，只是大而化之地予以笼统评论，对商人在抗战期间的多样化表现和复杂影响也并不了解。好在近些年来，这种状况已逐渐有所改观，对一些相关问题已获得了新的认识，但在这方面的研究仍需付出更多的努力。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习惯于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笼统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革命和反帝爱国运动中都趋于妥协和保守，扮演着反面角色，实际上并非全然如此。例如透过上海钱业巨商秦润卿的日记，以及其他各种相关史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某些上层商董在抗战不同阶段的正面积极表现与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居“孤岛”上海的秦润卿十分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利用其身份和威望，积极投身支持抗战的各项活动，并全力救助难民，坚持从事慈善公益事业，其日常生活十分忙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均与抗战相关。1941年底日军侵入上海租界，秦润卿拒绝汪伪政府聘任，并蓄须明志，直至抗战胜利。可见抗战期间的上层商董，既有曾任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市长的汉奸傅筱庵(傅在民初任上海总商会会董，1926年更一度出任会长)，也有积极参与抗战的秦润卿，二人虽同为宁波籍巨商，过往甚密，但表现却完全不同。

另外，过去我们虽一直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倾向于支持革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不乏积极表现，但实际上却始终缺乏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具体研究，甚至难以举出几个中下层商人在这方面的确切案例。对于抗战时期中下层商人的探讨同样也十分薄弱，几乎见不到相关的研究成果。究其原因，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下层商人留下的史料不易搜集，实则也因为史学界重视程度不够，较少用力发掘和利用这方面的史料。例如“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读者通信栏目的编者引导读者就抗日救国、政府政策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来信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踊跃写信的读者，除了个别知名人士之外，基本上都是名不见经传的中下层民众，其中不乏中小商人。如果对这些读者来信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抗战期间中小商人的态度与行动，而且能够考察底层民众的言行，真正实现抗战史研究眼光向下的视角转换。

抵制日货是抗战初期民众参与反日运动的主要方式，与广大商人息息相关，对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需要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以往未作具体考察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很有必要重新探讨。例如，我们常常强调抗战初期商人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软弱与妥协，甚至谴责商人是破坏抵货运动的罪魁祸首，却很少从商人的角度考虑他们面临的两难抉择。从大量史料中不难发现，抗战初期广大商人都积极参与了抵制日货运动，但不久之后许多中小商人在经济上面临难以摆脱的困境，而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团体均未对他们提供帮助。万般无奈之下，一位商人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向《商人公论》透露其所处困境。信中说明该商家自“九一八”之后即开始停售日货，但“年底结账，亏蚀了二三千元，积货销不了，而搁下的利息还不算数。照目前情形，要如我们继续维持这种生意，那末非至关门大吉不可”。有人劝其在抵制日货之后，可以销售国货和西洋货，但实际情况却是“西洋货价钱大多，买的人少，国货既不及西洋货来得好，又不及东洋货来得漂亮，买的人自然不大欢迎，我们的生意，从此一天冷淡一天”。当时，对于中小商人面临的这种困境，无人予以关心，更无人帮助解决，故他们只得诉诸杂志编辑：“编辑先生，你想费尽心血而开创基业的我，又如何忍心关门呢？可是不关门又有什么办法呢？也有几个人向我建议过重新做日货买卖，先生，我是一个小商人，我既经不起长此亏本下去，为了维持我辛苦创造的小事业起见，我认为做日货买卖比较好些，但是，我又想我是一个有血性的青年，我不愿做那冷血的事情，因此苦闷极了。”^[3]但是，编辑至多只能对这位商人的痛苦表示同情，也无法提供实际帮助。在此情况下，许多商人不得不请求商会采取自救措施，上海商会为此制定了处置封存日货的疏通办法，由商会逐件加盖印记，准予销售，但受到社会各界反对，并被指责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所谓疏通办法也难以实施。对于抗战期间参与抵制日货的商人面临的这种困境，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很少关注，实则值得深入探讨。

商会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商人团体，民初时论有称：“商会为社会之中坚，又为经济之枢纽，关系于一国之强弱存亡者甚大。”^[4]显示出商人及其社团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商会的命运与作用的发挥同样很值得研究。由于受到战争的严重制约，有的商会不复存在，有的艰难图存。例如全国商会联合会因无法开展活动而名存实亡，沦陷区的商会被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伪商会所取代。但是，抗战大后方的商会绝大多数依然存在，并且面对严酷的战争形势，努力继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商会特别值得探讨，这些商会采取了哪些新的生存策略？又在哪些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由于以往缺乏专题探讨而并不是十分清楚，今后需要大力开展相关研究。即使是沦陷区的伪商会，也不宜仅仅简单地予以否定，而应对其所作所为进行详细考察与分析。

除上述抗战史暨抗战大后方研究值得探讨的内容外，抗战之后的历史演变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息息相关，可以说很多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所以也不能忽略对战后历史演变的探讨。对于抗战后的数年，史学界一般都称为国共内战时期，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1945年抗战结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这几年，称为“后抗战时代”。从表面上看，由于抗战结束，抗战大后方随之成为历史名词和历史场域，而且随着“国府还都”和各工厂、学校的回迁，大后方在抗战期间独特的繁荣发展一落千丈，似乎不再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抗战大后方的意义，除了在抗战中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之外，对于大后方自身的影响，需要透过对“后抗战时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段进行考察，才能获得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即使就整个中国而言，抗战结束后战争的影响在许多方面也同样十分突出，尤为明显的是经济方面不仅未出现广大工商业者盼望的复苏景象，反而日益衰败，形成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众衣食住行均难以为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挽救经济危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由于财政困难，经费短缺，鲜有成效。加之错误判断局势，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急于消灭共产党，结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最终全面崩溃，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对此，也应该以“后抗战时代”视角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与分析。

陈谦平

在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一批学者的持续推动下，“抗战大后方”已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新热点。“‘抗战大后方’是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的三大政治版图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和社会各界普遍使用的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5]

本人拟就“抗战大后方”的概念、规范及研究内容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敬请批评指正。

首先，何谓中国“抗战大后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时空概念，或者说，它是随着中国抗日战争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地域概念。如何对“抗战大后方”作出科学的、准确的界定，应当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首要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我国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随后，《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签订使冀东地区成为日本实际控制。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44年底结束的豫湘桂会战期间，日军又先后侵占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重要城市，河北、江苏、浙江、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安徽、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云南小部分地区。而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西康、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和新疆则没有遭到日本的入侵。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抗战大后方”是何时形成的？

10多年前，学界提出“抗战大后方”概念，是基于“八年抗战”(或者说是“全面抗战”)的思考。而“十四年抗战”的确定，则需要我们对“抗战大后方”提法重新考量。中国抗战大后方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抗战大后方”的核心地区在哪些地方？是不是就是指以重庆为中心的重庆地区？以昆明、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和以西安、兰州、迪化为核心的西北地区应该如何定位？

这就是说，抗战大后方之时空界定至为重要。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即开始进行抗战大后方的谋划，西部地区当然是他的首选之地，即“移首都于西北”^{[6]1931-09-26}。蒋介石认为“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6]1931-10-03}。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立即宣布迁都洛阳，即是明证。1934年10月蒋介石先后至陕甘宁视察。其间，蒋介石“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7]339-340，其开发与建设西北的目的非常明显。不过，当时正值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蒋介石此行巡察西北必然同防止中共和红军向西北转移的政治和军事部署有关。甫抵兰州，蒋介石即电告正在江西剿共的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吾人当前之急务”在于“协力消灭垂绝之赤匪”^[7]343。另外，以当时甘肃和宁夏两省“历年苦于匪患”“开支浩繁，财政极端困难”^[7]458之窘境，西北开发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蒋介石经营西南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想法早已有之，不过，由于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复杂，相互猜忌，蒋介石未敢贸然下手。红军长征进入湘黔地区后，蒋介石决计将“四川方针……委刘[湘]以专责”^{[6]1931-11-30}。1934年底，刘湘被任命为四川省主席，蒋同时下令川军统一接受刘湘指挥，川军军费和武器弹药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拨付。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以西南地区为抗战大后方的构想得以实施。自蒋介石于1935年3月2日入川视察时起，以四川为重心的西南各省遂成为蒋介石心中首选的“抗战大后方”之中心。

可见，在蒋介石的抗战大后方战略中，西南同西北南北呼应，连成一体。不过，西南地区高山连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加之成都平原的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这些都是土地荒凉、产出贫瘠的西北地区无法相比的。

因此，抗战大后方研究应该将研究视角前移至局部抗战时期，尤其是1934年以后的西北和西南建设，并进行整体研究。如西北交通建设于1934年即已开始，蒋介石在1934年10月20日视察甘肃途中，即致电汪精卫等，陇海路潼关至西安段“应即继续展筑至咸阳”。后来，陇海铁路西扩之灵宝至宝鸡段，东扩之大浦至连云港段(共计408公里)于1936年12月完工^[8]。同样，陕、甘、青三省公路亦被纳入各省联络公路网中。至1937年7月，中国公路网已基本形成，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京陕新、绥川粤、闽湘川、鲁晋宁、甘川、陕鄂、川滇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公路总里程已达109 500公里^[9]。

其次，“抗战大后方”与学界一般所称的“国统区”或“国民党统治区”有什么不同？它们是否为同一概念？抑或是相对于不同的主体而产生的另一种提法？如“抗战大后方”纯系相对于抗日战争而言，而“国统区”则是相对于抗战期间各区域的统治主体而提出？等等。这些，恐怕尚需学界进一步讨论与厘清。

潘洵认为，“抗战大后方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和后方民众支持和支援前线对日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5]。尽管本人较为赞同潘洵的这一提法，但同时亦觉得应该注意“抗战大后方”与“国统区”这两个概念的差异。

理论上讲，十四年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没有能够实施占领的，以及未在其占领区域设立统治机构或扶植傀儡政权的地区，都不应算沦陷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日本由于战线拉得过长，除了在其占领区的省会、各主要城市、重要港口、铁路或公路要冲部署守备部队外，对于那些群山阻隔、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基本无力顾及。因此，尽管抗战期间日军曾侵入中国21个省区，受限于兵力和补给等因素，它完全无法占领其所占省份的所有地区。国民政府省级以下行政机关或军队依然控制的一些地区，我们称之为“国统区”，亦可称之为“敌后游击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游击区，我们则称之为中共抗日根据地。

本人认为，对于1944年底前日军没能侵入的西部11个省区(包括云南、贵州和广西)，我们才能称之为“抗战大后方”。不过，由于民国期间的西藏一直处于英国控制与影响下，特别是亲中央政府的摄政热振活佛于1941年被迫暂时离职后，代理摄政达扎活佛投靠英国，阻止中央政府修筑路经西藏的中印公路，成立所谓“外交局”，停运从印度经由西藏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导致西藏地方当局同中央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10]。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抗战大后方”的区域实为四川、云南、西康、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广西。

第三，“抗战大后方”是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对“抗战大后方”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历史架构。一是区域框架，如西南地区以重庆、昆明和成都为中心，西北地区则以西安、兰州为中心，它们构建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主体，并支撑着中国抗日战争。尤其是战时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及中国政府农矿产品的对苏、美输出，依靠的就是这两条国际通道。二是国内政治框架，我们应注重对该地域内各种地方实力派研究，如云南龙云、西康刘文辉、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尤其是新疆盛世才，他们在抗战大后方建设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三是政党框架，除了陕甘宁边区外，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等在抗战大后方的活动及其影响值得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四是民族框架。抗战时期新疆民族问题最值得研究，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除了有英国和苏联背景的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外，还有西南地区的藏、彝、土家、苗、壮和西北地区的回、蒙古等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为“抗战大后方”建设作出了贡献。五是国际关系框架。抗战大后方建设受国际关系影响最大的是中苏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即已开始，铺设了从萨雷奥泽克经霍尔果斯、伊宁、迪化、猩猩峡再到兰州的长达2 900余公里的公路，并使之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该条公路保障着苏联的飞机、重武器和军火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六是经济框架。“抗战大后方”的工矿业建设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从1930年代开始，西南地区蕴藏的特矿一直是欧美各国争相追逐的对象，如赣南大庾生产的赣钨砂、云南个旧出品的滇锡和湘、滇等省产出的锑等，先后出口德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为中国抗战换来了包括飞机、重炮在内的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而从1939年起，由甘肃油矿局所采石油炼制的汽油、柴油和煤油，则为大后方运输提供了80%以上的燃油。

徐勇

本文的“弹着图”与“枪后”不具备直接的关联，前者是侵华日军海军航空部队战斗详报的绘图，后者是当今日本学者研究抗战大后方著作的中文译词。不过，两者都是在新近中日学术交流中出现的研究对象，对于两者的考察与讨论，可以吸收多领域新知识与新思想，有助于改进思维方法，维护并促动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开放格局，以争取新的学术成果。

侵华日军的战斗详报一般被公认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但其发掘和运用并非易事。有关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战斗详报的“弹着图”叙事，其发掘、利用并引入中国学界，也是近年来的新鲜事物。《重庆大轰炸受害史事鉴定书》(上、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较多使用了日本海军战斗详报“弹着图”以及图上附记的轰炸效果等资料。还有，《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战略大轰炸》(资料卷共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亦收录海军航空队数十支部队的上百份绘制有“弹着图”的《战斗详报》《战果一览》《行动调书》等珍稀史料。其内容包括有侵华日军实施“要地轰炸”“政战略轰炸”“盐遮断轰炸”等空袭决策与作战情况，记录有攻击目标、炸弹种类及其弹着点等战斗数据，是极富有研究价值的特色史料，也是迄今日军战史资料发掘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弹着图”在上述中文版书中被直译为“弹着图”^[11]，或有文字展开解释为“炸弹着陆图”，或“炸弹着落地点”，描述弹着点为“着弹”^[12]，等等。译法大体正确，不存在歧义。日军战斗详报所用“弹着图”，图形详略不一，其用途是标志投弹目标与实战攻击位置，多附记炸弹命中情况等实绩战果。“弹着图”以其不同于文字书写的绘图方式，成为近期研究界用以分析日军无差别战略大轰炸的、具有直观特色的新鲜史料。

按照战时日军规则，各参战部队都需要制作“阵中日志”，结束作战后制作“战斗详报”，以为战斗实况记录及战后奖惩依据。但是日本在战败投降前夜，军部与内阁政府自8月14日晚间开始烧毁了大批官方文件^[13]，一批核心资料已经永远消失。著者一濑敬一郎在序中指出：“由于陆军在战败时有意图地销毁证据，有组织地销毁了《战斗详报》，所以，现在与轰炸有关的陆军方面的《战斗详报》几乎不存在。”^[14]51不过，前田哲男和一濑敬一郎诸位学者经过多方努力，发现了相当一批海军的即“美幌”“海鹫”“木更津”等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加以分析并编入资料卷《战略大轰炸》百余份。据笔者所知，其中一部分已在日本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但是上百份战斗详报的综合性、规模化的整理，及其分析与出版，不仅是中国出版界的首次，在日本也是初见。其学术与现实的重大意义显然可见。

“弹着图”所揭示的，是一部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大后方民众的血腥历史。按前田哲男的论点，是一种“乘着翅膀的战争”，是“来自空中之恐怖事件”^[14]3，7。侵华日军的反人道无差别轰炸，不仅针对重庆这样的战时首都(陪都)，还针对自贡市的食盐厂房等民生设施，对于青藏高原边远地区的小城市松潘，日军竟然也集中27架战机和两架侦察机，进行了极其野蛮无理的空中屠杀。执行松潘攻击的美幌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在其绘制的松潘市街地图上，赫然标记“弹着图·松潘市街”等字样^[14]351。所谓市街轰炸，就是屠杀市民。从这一幅“弹着图”，看到高原小城的普通市民的生命悲剧，侵华日军的好战性与残暴性确实世所少见。

侵华日军进行的无差别轰炸历史真相及其遗留问题，在日本一直受到右翼势力的掩饰或曲解。前田哲男客观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亚太国家、与其自身遭受广岛长崎原爆的因果关系：“不了解重庆发生的历史，就不能理解‘广岛、长崎的意义’”，批评日本社会面对历史“欠缺加害意识”^[15]。日军的“弹着图”为前田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日本海军“弹着图”的发现与利用，总体上是近些年的事情，却在历史学研究及多个社会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东京地方法院的有关诉讼，自2006年3月30日至2014年10月22日的最终辩论为止，共有32次法庭审理。由于上述诉讼的推动，经由中日双方学者、律师以及受害者代表共同努力，在侵华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资料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所发掘日本海军航空队的战斗详报及其“弹着图”等史料，加上中国方面的档案调研和口述史料的积累，由双方专家整理、考辨和阐析相关史实，撰写出13份诉讼鉴定书用于法庭诉讼。虽然日本法庭的判决否定了起诉方的赔偿要求，但也不得不最终确认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史实存在。该部鉴定书的中文版面世，是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后方课题研究一大收获。一度尘封的“弹着图”的发现与利用，是日本良心派学者的功绩，也是双方学者专家与出版界协力交流的成果。

比较“弹着图”问题的实证性质，“枪后”以其义理考据与思辨性质，大体属于抽象的话语课题。本文的“枪后”由笔者译自日本学者笹川裕史、奥村哲合著《銃後の中国社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以下简写《铳后》)。

对比中译本《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及其相关评论，是将原书名的“銃後”译为“后方”，文中还有“战争后方”的用法。笔者可以确认这一译法没有错误，也可以说原著和译本都是成功之作，故不准备全面评论原著的内容写作，也不用分析译本的文字翻译问题。但是笔者需要从另一角度思考，原著概念“铳后”出自日本专家笔下，自有其背景、语义及其叙事功能，值得作出深层次话语研究。概言之，原著的“铳后”是和中文的“枪口”“刀下”“枪后”等类似，是各具语境的汉字概念，不同的选用必然出现不同的意境。窃以为，使用“枪后”以替换“铳后”和“后方”，或能更好地切换学术研究视角，加深理解日本侵略与中方抵抗的相关性，并突出原著研究所突出的战争语境。

“铳”是中日两国通用的汉字。中国史书对于“銃”及其演变发展多有记载。在火药发明之后，宋代“突火枪”应该是世界最早的竹管火器，至元、明时期内外战争已经普遍使用金属的“铳”。据现有实物考察，经过数百年的对外交流与国内技术改进，铳的形制大小与运用功能日趋多样化，既有单兵“手铳”，也有上千斤的大型铳炮。促动中国火器改进的技术来源，有欧洲佛郎机等造炮技术的回传与借鉴，也有日本方面的技术输入。据载戚继光抗倭寇战争期间，明军缴获了日兵使用的鸟铳，被称为“倭铳”。有研究者认为，先进的“鸟铳传自日本是可信之说”^[16]。可知在“小铳”类火器技术方面，中日两国存在一种特别的交流历史。

对比上述各类铳炮及“倭铳”等记载，“铳”终归是火器出现之后的中国史书新词，而“枪”的用法更为久远。冷兵器时期的刺杀类长柄武器制作，历代史学文学均有记载，比如三国名将赵子龙手中长枪。不过，自元、明以降火器有了不小的改进，其称谓还是枪与铳的兼用。较大变化是18世纪工业化时代以来，中国人继续使用冷兵器时代既有之“枪”以描述热兵器，出现诸如手枪、步枪、机枪等新名词。民间传统型发射散弹的火器也称为鸟枪，民谚“鸟枪换炮”，形象地表现出具有代差性质兵器的更新意义。可知中文的“枪”具有跨越冷、热兵器界限的表述功能，其极强的生命力与传承性不可忽略。

再检索日文方面，按《广辞苑》等工具书记载，“铳”是为单兵可以携带的兵器，是为“小铳、拳铳、机关铳的总称”，亦即中国人常说的步枪、手枪、机关枪。由“铳”组词“铳后”，其涵义是“战场的后方”，以及“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一般国民”。再有，金田一春彦等编《学研国语大辞典》(学习研究社)的“銃後”释义，“还没有成为战场的国内”，还有“随着支那事变的发展，妇人在铳后担负任务”等解释性例句。可见在《铳后》一书和日本社会的“铳”不仅指称具体物件，也可以用于战场与非战场的地域划分，或表述战争行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尤值得关注的是金田一春彦等人的解说，“铳后”本身就是一个与中国抗日战争关系密切的、在日本学界与社会具有相当普及率的词汇，它可以指向进行抵抗作战的中国后方区域，同时也可以指称日本国内的战争动员等现象。

有意思的是，日本社会对于“铳”的坚守始终如一。从“倭铳”时期传递至近代，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步兵装备的购买其记载有“洋式铳”。经本国研发制造，在20世纪初日本生产骑兵用枪，其名为“九九式小铳”。还有步兵用“三八式步兵铳”，就是被中国人视为一流步枪的三八大盖。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日军部队战斗详报，记载其步兵装备有“小铳”(步枪)，手枪记为“拳铳”，俗称“歪脖子机枪”等轻、重机枪记为“轻机关铳”或“机关铳”。^①又如日军在平型关遭受八路军伏击，按日军第五师团所属第42联队战史记载，山崖两边打过来八路军的“手榴弹、机铳的猛射”，前方隘路则是“手榴弹、机关铳声激烈可闻”^[17]。

① 参见「支那駐屯歩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戦闘詳報」(非卖品)附件别表第三，影印件存日本神户大学图书馆。

对比以上中日双方对于铳与枪的运用，虽然两字涵义相通，但是自中世纪火器运用以来近千年间的兵器称谓，日本人习惯于“铳”而中国人习惯用“枪”，故日语的“铳后”大体类似于“枪口”“刀下”和“枪后”等汉语词汇，描写的是战争条件下的诸多情景并可以通用于彼此的后方叙事。

那么如何在中国抗战、特别是抗战大后方问题范围，认识日本学者的《铳后》所使用“铳后”语境及其作用呢。如其标题“銃後”所示，该书叙述国民政府强制征集到大批粮食物资，以及“约1405万青年男子被征兵”^[18]2，支持了艰苦抗战。但是总体战形势下的人与物的严酷征集，却造成了国民政府的应对无方，政治腐败与社会混乱。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的1949年革命夺得了政权，固然是依据在国共内战之中获得之军事胜利，但是其根基，且能接受其后来之政策的基层社会条件，乃是在日中战争期间创造出来的”^[18]255。又在全书结论中强调：“战后中国激荡之立足根底，其基层社会之变动，开始于日中战争之决定性契机”^[18]255。

依据如此战争叙事，著者选取“铳后”作为全书关键词。如果换用“枪后”或“后方”，其意境如何，不妨考察书中描述，关于国民政府失败情景是：“大多数潦倒贫苦者的深刻怨恨积蓄起来，为镇压他们的不满与抵抗，赤裸裸的暴力席卷社会。一言以蔽之，‘枪后’(铳后、后方)的中国社会，其本身早已呈现出深刻的崩溃局势”^[18]252。

再有，著者采用了对于中日双方以及国共两党社会动员政策的比较观察方法，明确强调“日本方面的‘枪后’(铳后、后方)具有完全不同的个性”^[18]6。还有，总体战对于中国的国民政府统治及其失败而言，“并不具备充分条件的社会，却卷入了真正的总体战之中所呈现的事态，可以说是一类典型的事例。于是在这里就展开了和日本‘枪后’(铳后、后方)社会不同质的光景”^[18]252。

从上例句可知，原著以日军持枪侵略、与中国人持枪抵抗为叙事基调。选取“铳后”以提领全书筋脉，确实发挥了形象而深刻的点睛之用。与之相对应的中文用法，关键之点是对于“铳”字的处理。如果将“铳后”转译为“后方”，只留下原词的“后”而去掉“枪”，顿时消灭了诸多语境。另一方面，沿用“铳后”则又如何，在语义上没有大问题，不过考虑到如上述国人习惯于枪而疏远于铳的习惯，故对应原著仍是“枪后”为上，沿用“銃后”次之，转译“后方”再次之。

在众多的大后方研究成果中，“弹着图”的发现运用与“枪后”的语境讨论，无疑是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深化表现，并具有实实在在的启发意义。

植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放性格局，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其思想方法的输入，与国内学术发展良性互动，在抗战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变迁诸多领域已经获得突破性成就，促成了现今抗战大后方研究的空前繁荣的“显学”局势。迄今研究成果证明，大后方研究的突破性成就都是在中外学者交流合作、相互促进中实现的。只有持续开放，才能够持续带来新词汇、新史料、新思路。而对于各方交流及其研究成果，应该持续追踪，及时梳理，及时吸收新鲜学术创见，推进现有的与未来的学术大业。

抗战研究的开放性格局，不只是境外学术成果的输入与吸收，还有国内成果的对外交流。近年一批外译成果之中，最有影响力著作之一是潘洵的《重庆大轰炸研究》，由日本筑波大学原副校长、日本亚洲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教授与中方专家联合监修并作解说，在日本由具有上百年历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岩波出版社出版。论文方面，较早的是有关日军专题大轰炸“盐遮断”作战行动的徐勇《日军“盐遮断”作战与中国井盐基地的抗战研究》，刊载于日本军事史学会主编、防卫厅战史部杂志《军事史学》的特集号《日中战争的诸相》。该论文使用自贡市盐务档案并结合日军战史资料，揭示了日军在前后三年间对于自贡盐场的7次野蛮轰炸史实。由于该文所刊杂志在日本学界的特殊地位、其后该书又在日本获吉田茂奖等因素，该文在日本的发布对于日军无差别轰炸真相的揭露，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前中日两国以及和欧美各国交流的积极成果正在不断涌现，并带动海峡两岸学术与社会各界继续维护、并推进开放大局。开放性质是学术发展必备之条件。大后方研究课题是多方位的，需要思考后方对于战争前方的关系，要客观认识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国内外以及中日双方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是永远必须的。在课题内容结构层级等方面，应该注意资料发掘与深入研究的统一，全面协调战争军事与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专题，学术界与社会传媒、出版各界的联系与合作不可或缺，还需要研究界前辈、中坚力量与青年梯队的传承与合作，掌握学术研究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平衡发展等等。

总之，大后方研究应该是一个多维平衡体。需要在深化的开放性研究之中，实现境内外、学科内外、团队内外的持久性创新性循环格局。

江沛

抗战时期，中国抗战极其艰难和复杂，在1938年后逐步形成了日伪占领区、国民政府统治区和中共敌后根据地三大区域。国统区又可分为战区(如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和由西南六省、西北五省构成的大后方区域两部分。大后方区域包括西南六省(云南、贵州、四川、广西、西康、西藏)和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落后、远离战火(重庆、兰州等城市曾遭轰炸; 1944年豫湘桂会战时，云南西部、广西东部沦为战区)，战时大批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厂、高校内迁至大后方各省，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西南的云南，因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的存在，成为西南区域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诸省也是苏联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通道。然而，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不仅具有重要政治认同价值，也具有战略后备区的军事价值。战时资金来源、设备供应、兵源保障及粮食供给，都是抗战能否坚持下去的根本问题。口号是用来激励宣传的，战场是需要真金白银和武器装备的，决定战场胜负的因素是后者。

近年来，有关大后方财经建设、工业结构及征兵征粮问题的研究，已较过去大有改观，以财经和工业的视角呈现出抗战时期大后方在财政金融、工业生产、交通设施建设上的重要进步以及对抗战的巨大支撑作用。然而也不可否认，目前的抗战史研究对于战时大后方的财政体系、工业进步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失陷后，大片国土丧失，沿海现代工业半数沦入敌手或被摧毁，以田赋、统税、盐税、关税为根本的税收体系遭到重创。1939年的税收只有4.3亿元，比1936年锐减63%，财政支出却比战前增长3.5倍。在军费大增(年均占比67.28%)及税收减少的双重挤压以及大后方诸省工业基础薄弱、人口较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国民政府的财政体系很快陷入困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时也是经济的对决，没有经济支撑，很可能会因内部混乱、供应不足直接导致前线土崩瓦解。如何解决财政收入、保持金融运转，是能否稳定国统区经济与民心、支撑军队持续抗战的核心问题。

一般而言，中国抗战可以在最边远地区、用最低的财力、人才成本、靠广大民众的无私奉献，将抗战所需的经济与军事供给勉力支撑下去。然而，财政经济的有效运转毕竟是战时体制生存的根基所在。持续展开对日持久战略及消耗战，对自身也是一个消耗，这并不是喊口号可以解决的。战时财政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税收依赖什么措施实现增收？币值稳定在1939年后何以迅速贬值？在大规模通货膨胀压力下国民政府是如何克服困难并维持战时供应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较为严谨和专业性的研究，是很难让人体会到相持阶段的战时中国是如何举步维艰、又是如何“苦撑待变”的。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坚持抗战中的国民政府的艰辛及广大民众为之付出的代价。

战时，国民政府的解决办法有四。

一是举借外债和内债。战时共发行内债24次，总计156.2亿法币，外币公债折合法币为31.4亿元，另有粮食库券折合法币373.1亿元。战时外债多为购买物品所用，名为外债，实为以货易货的性质^[19]。战时仅为稳定法币而举借的外债就有12笔，总价值即达9 800万英镑、6.75亿美元和1亿法郎^[20]。显然，美英等国的外汇支持，也是金融系统得以维持下去的重要因素。

二是加税征收。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国民政府先后开征直接税，提高统税、消费税税率。1942年至1943年间，直接税占总税收的17.5%，此项税收主要由工商业者负担。战时重庆流行着“民国万岁(税)”的俗语，是当时税收如毛、负担沉重状况的真实写照。

三是物资管制。经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要求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对粮食、矿产、税收、金融、交通、物价实行全方位的管制。1939年10月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对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进行监管。1942年7月起，全国货币发行权统归中国银行，所有地方银行的存券及准备金集中于中行，战时货币制度正式确立。

四是增发货币。稳定币值和汇率的前提之一，是政府不能随意超发货币。1937年秋，国民政府决定采取增发纸币的措施以供不足，法币的汇率就开始起伏不定。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认可战区地方财政的“军费所需及收买物资仍以法币”，认为“供应军费，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21]。此后，法币年发行额呈急剧上升趋势。1939年底，法币通胀与物价上涨、法币黑市汇率暴跌遂成难以遏制之势。

战时税收与金融间关系是整个大后方能否支撑、能否坚持抗战的核心问题。然而以往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这与研究群体知识结构人文化关系莫大。不对抗战史研究群体进行跨学科的结构化调整，就很难跳出长期以来以宣传文章、精英文字为主导的抗战氛围感受，无法客观认知战时中国财政经济的羸弱，也无法深刻认识战争与财经的关系，无法体会中国抗战的不屈精神及其背后全国人民为之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代价。因此，对这一核心问题的研究这应是深化大后方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之一。

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日军的大规模进攻才算基本停止，双方在2 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峙着，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一年半中，国民政府丢失了华北、华中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乡村、主要工商业中心和重要城市。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的1/3，控制了工业生产能力的92%、农业生产能力的40%^[22]。沦陷区拥有全国农民户数的42.4%，小麦产量的54.4%，大米产量的24.1%，棉花产量的60.6%^[23]。

此时，根据战时军需、经济生产的需要，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并尽快推动增产，乃是国民政府生存、维持持久战略、“积小胜为大胜”的当务之急。1936年，中国现代工业产值只占整个GDP的12%。在钢铁、硫酸、碱、煤、水泥、电力、棉纱等主要工业品上全面落后于日本，工业品自给率极低^[24]。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农业中国，要想抵抗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日本的侵略，只能进行全面的人力、物力动员。

1938年，国民政府退守的西南、西北10余省，全面抗战爆发前有记录的工厂182家，占全国总数的4.6%，占总资本的2.8%。到1940年底，内迁工厂448家主要分布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诸省、西北各省相对偏少。60%的工厂是与国防工作相关的钢铁厂、机器厂、化学厂、电器厂、橡胶厂等，迁入西部的还有煤矿设备、电力设备等。这使得大后方各省一下子拥有了800多家现代化工厂，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根据资源禀赋，国民政府将工业经济重心的建设放在了四川、云南、贵阳和湘西，对于兵器工业进行重点设置和防护。在国民政府积极运作和海外华侨大力支持下，1944年大后方工业企业增至5266家，资本额大增，超过了战前全国工厂的总数。其中涉及工业生产核心生产力的装备工业如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工具机、变压器、纺纱机、面粉机、起重机等在战时均有长足进步^[25]。

工业生产对于电力需求强劲，推动着后方国营电厂的发展。战时，计有设在四川的龙溪水力发电厂、万县水务发电厂、岷江电厂、宜宾电厂、自流井电厂、泸县电厂筹备处等6座，设有西康省的西昌电厂、西康水力发电厂，设在云南的昆湖电厂，设在贵州的贵阳电厂，设在湖南的湘西电厂、湘中电厂，设在广西的柳州电厂，设在陕西的西京电厂、西京电厂宝鸡分厂、汉中电厂，设在甘肃的天沙水电厂，设在青海的西宁电厂，设在浙江的浙东电厂先后运行^[26]，对于战时工业生产、民用提供了保障。

1944年的兵工产能较1936年相比，步枪增长131%、机枪增长2 027%、步机枪子弹增长1 972%、八二迫击炮及炮弹分别增长425%和863%^[27]。为适应山地作战生产出六Ο迫击炮，为防御坦克和装甲车生产出三七战防炮，研制出二七式掷榴弹筒以弥补步机枪平射的不足，改良了中正步枪、马克沁重机枪等、生产出6倍望远镜、80厘米测远镜等、氯化钾炸药等。

大后方的商业贸易同样发挥着互补各省经济结构、调整市场供需的重要作用，如粮食的互通有无十分关键。要客观公允地评价二战时期同盟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通过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驼峰飞行，包括西北地区苏联通过新疆输入贸易、武器的支持，在支持工业生产、输入军工技术、保障急需物资等方面，都具有支撑中国抗战的巨大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依旧薄弱，急需加强。

战时大后方持续的征兵活动，以乡村中青年劳力为主; 征粮工作在战时贫困经济背景下更是影响深远。两项工作涉及千家万户，又是支撑抗战不可缺少的重要问题，然而目前研究中涉及这两个问题的论文较少，且多以批评国民政府相关政策为主，缺少从政治学、经济学角度的深入思考。

抗战时期，各个阶段的国民党军队大致拥有400余万人的规模，分布在从东南到中原的各个战区，需要兵员补给、粮食供应和军需补充; 国民政府偏居西南，各级公务员的生活及行政运行需要开支; 国统区的工业(特别是扩建兵工业)、交通设施都需要建设。对于贫弱的中国而言，战争动员的核心在于征兵、征粮。征兵在于保障足够的兵源规模，支撑战场作战; 粮食供应则是保证军队生存、维持地区运转的最基本条件。两者缺一不可。在国统区日渐缩小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征兵、征粮工作只能在大后方各省城乡就地挖潜了。

1936年3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开始推行义务兵役制。要求在5年内建立60个师管区，计划征兵50万，作为常备军兵源，但这一计划被抗战全面爆发所打断。此时，中国军队现役兵员只有200万，至武汉会战结束后损失110万余。兵员补充成为当务之急。此后，国民政府在各省征兵时采取抽调、招募、征兵等多种方式，仅招募了20余万兵员。在采取征额配赋制后，征兵工作有了较大进展。四川(257万人)、河南(189.8万人)、湖南(157万人)三省被征壮丁数量最多，十四年抗战中总征壮丁数为1 405万人^[28]，基本上满足了军队补充兵员的需求。

在征兵进程中，虽然有抗战的宣传和教育，但农民中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者极少，主动参军者少。征兵机构动员效率低、人员素质差、缺少基本的军事训练，有的士兵身体素质不合格，上战场时连枪炮都不会使用，不会使用军用地图、表尺或目测距离，不少士兵是文盲。导致兵员素质差的原因多种，主要在于义务兵役制度不完善，如缓征范围过宽，导致兵源过度集中于乡村; 乡村则因富绅与保甲长的舞弊致使兵源过度集中于穷人，穷人收钱冒名顶替，以乞丐、无赖入伍等事例层出不穷; 优待措施不落地，严重挫伤了农民参军的积极性。1938年，四川省广汉、新都、中江各县甚至出现了适龄青年集体上山为匪以逃避兵役的事件^[29]。

抗战时期，农林部统计大后方15省人口有2.04亿人，每人常年的各类粮食消费量均值为513.4斤，接近最低消费量。如何保障各省城乡的粮食供应，一直是大后方粮食供给系统的沉重负担。1940年至1941年，大后方15个省连续两年农业普遍歉收。1940年，农产品比常年减产10%，1941年粮食产量持续下降，比1936年减少9%－13%，市场出现基本生活品的供求失衡，投机者囤积居奇，一般民众以储实为安，进一步加剧商品供求矛盾。由此，大后方各省物价自1940年底后迅速而持续地上扬。国民政府不得不于1941年宣布农业税归中央支配，对田赋进行征实。1942年，在负担较重的四川省，农民每亩收获稻谷4市石，而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地方积谷及收粮时规定的溢收15%的折耗等项相加，共计2.38石，占每亩收获的59.5%;在湖南省滨湖地区为52.79%，云南也达49%。再加上各地县、区、保甲的征收人员利用职权摊派、侵吞，农民负担普遍比战前增加4至20倍不等，已到不堪重负的地步。国民党高层承认，抗战期间，“农民出钱出力，贡献最大，而生活最苦”^[30]。

征兵的规模化、征粮的持续化，形成了大后方各省农村普遍性的过度动员现象。征粮工作在乡村导致大量的土地兼并现象，征兵的乱象则暴露出国民政府乡村组织的无序化，不仅形成了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感，更使国民政府社会治理政策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城市的过度动员及国家管控则导致了官僚资本的兴起和腐败大量滋生。由于军工需求，国民政府建立资源委员会，统制大后方工业格局、规模及供求关系。1940年，国家资本占据大后方总资本的50%，1942年更升至70%以上^[31]。国家资本、国营企业应运而生，甚至以此为依托的官僚资本大行其道(如孔、宋家族的相关产业)，尽管其主营业务在于矿产、重工业、军工、纺织等行业，但对原料来源、生产行业、产品供给及市场的统制，从根本上遏制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及市场活力，致使战时和战后经济成长和恢复均陷入困难境地。官僚资本的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放大了国民党统治的负面形象，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根基，也为其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的失败奠定了基础。

总之，上述问题已有不少很好的研究，但研究依然薄弱，在跨学科背景下进一步细化且深入地研究也势在必行。需认真统计大后方包括国统区的控制面积的变化，大后方的耕地面积、人口、铁路、公路、航运发展、对外贸易、工业生产、兵工业发展等，都关系到抗战研究的准确度问题，是衡量战时中国战力的重要指标，也关系到整体判断中国抗战的进展与价值所在。此外，如能将大后方与日本的财政状况、主要经济指标、征兵与征粮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或许更可以看出抗战的艰苦性及中国持久抗战的韧性何在，对于理解中国抗战必胜的历史逻辑将会极有帮助。

张生

在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现代物理学发挥了无可取代的巨大作用，它与数学的结合，解释着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机制，物理学因此一直在研究“历史”——自然的历史和成因。历史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旨在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人类社会的运转。仅以学科的宏伟抱负而言，就可见二者的契合; 如明晓人在微观层面亦为分子、原子的复杂组合，则历史的主体——人，在某种意义上亦为物理定律所支配。由此，历史学和物理学的结合，虽然突兀，其可能实为不争之事实。本文以抗战大后方研究为中心，结合现代物理学概念，进一步检验这一想法的实践可行性。

黑洞的引力无比巨大，在一定范围——“事件视界”内，连光也无法逃脱，所以，视界之外的观察者无法直接观察它。科学家借由物体被其吸入之前形成的“吸积盘”的高速运动而放出的x、γ射线等“边缘信息”，或通过周边恒星或星际物质绕行轨迹来间接探知。2019年，科学家通过这种办法，拍摄到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

就抗战大后方研究而言，各种各样的资料，是历史研究者把目光投射到过去的凭借。这些年来，大后方抗战资料的搜集、发现和整理，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国际化资料，不断被收入囊中，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既定看法。如战时后方驻华美军的耗费，过去不仅没有充分的研究，而且没有意识到，维持其供应而新发的货币，在战时后方的通货膨胀中占了很大比例。又比如苏联因素，过去多强调其在战争前期对国民政府的财政和军事支援，却未深究其对国共决策的重大影响。再比如交通不便地区，如西藏，过去甚少出现在抗战史研究对象之中，但近年的发现表明，“纳粹”、英印当局等国际因素的介入连绵不绝。

可以说，大后方研究取得的进展，不断扩展“事件视界”，使得过去设定的大后方研究的范围有了新的含义。但大后方研究中，仍然存在“黑洞”——我们从若干周边要素的运行，可以确知其存在，但仍然不能确知其究竟。比如，战时东部人群的西迁，久为研究者所知，但多少人、以何种方式西迁，并不清晰。近代工矿职工、中小学高校师生、公务人员等，有资料形成者，可以追溯，而普通民众栉风沐雨响应当局号召的自觉行动，只见零星记述。再进一步，西迁人群，多有民族国家意识强烈的知识者，他们就像物理学所说的“高能粒子”，然而他们的言行如何影响西部地区民众的思想意识，使其实现能量“跃迁”，从而整体性地提升战时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研究甚少。抑有进者，当时后方众多少数族群被纳入“抗战建国”的时代框架之中，但抗战对其内部演进的具体影响和机制，至今语焉不详。

物理学界曾经以为黑洞会一直“黑”下去，但科学家发现，黑洞会以“霍金辐射”逐渐向外释放信息，从而为人所知。大后方研究亦当如是，理论、范式、问题意识、方法、资料等历史研究之光，会逐步激活尚处黑暗的历史角落，从而展现出一个更加生动、丰富的战时中国后方的图景。其中，结合大的时代背景的，或曰整体史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显示了较大的活力。

1978年，科学家亚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因发现宇宙大爆炸的“余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发现表明，宇宙从一个“奇点”开始，指数式爆炸扩张到今天无与伦比的规模，但其深远的影响始终存在我们周围。“哈勃红移”则揭示，宇宙正在膨胀，加速离我们远去。

大后方抗战史亦如此。当我们聚焦战时后方时，目前的研究对这一空间里弥漫的“余辉”——战前重大事件，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影响，及其与战时后方的关系重视不够。红军长征、刘湘统一四川、中央军进入西南各省、成都事件、教育文化界1934-1935年间西南西北的调查旅行、盛世才的亲苏政策、“西北五马”的经营，甚至如胡宗南率领中央军嫡系进驻甘肃天水，等等，与战时后方所呈现的样态，其实有莫大的关系，上述事件并不是无人研究，但往往被设定在其他各式各样的主题如民国史、革命史、中日关系史等等之中。近年来，几次“抗战大后方研究高端论坛”的论文均未自觉地注意及此。

不惟如此。一方面，抗战结束以后，“大后方”作为一个战争期间与沦陷区、根据地相对的概念，随之结束历史使命，但作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并未消失，抗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对其产生的影响并未消失，西部地区的人民也还得继续生活下去，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甚少有人研究抗战对西部地区战后的影响^①。似乎随着东部人马“青春做伴好还乡”式的凯旋之旅，曾经八年作为国家后方的西部，像水洗一般告别了其实并未远去的历史。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有违历史延续性的一般理论常识。

① 当然有少数例外，如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魏格琳以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对“战时夫人”战后命运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加速远去的过程中，这一段历史似乎亦不断被“稀释”，从而产生多个场景——其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研究，在中国抗战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大框架下，有被作为专门史地域化的风险; 其二，西南、西北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研究并不均衡，甚而割裂; 其三，在“重庆大轰炸”等强势、特色研究的背景下，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学理层面建设显得滞后，内涵、外延、范畴、范式等等，尚有较大阐释空间。“大后方”往往仅被作为历史叙事的背景、概念和意象，一旦进入细致的讨论，如陕甘宁根据地是否属于大后方，颇费思量。

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超大质量天体，如中子星或黑洞合并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激发的引力波，像水中涟漪一样，扭曲其所经过的广大空间，改写其间的“历史”，虽相距亿万光年，终能抵达观测者。2016年至今，科学家利用LIGO和VIRGO的激光干涉天文台，观测到多起中子星与中子星、黑洞与黑洞、黑洞与中子星合并事件，并加以精确的测量。

就引起中国社会的巨幅震荡而言，抗日战争何啻引力波事件？！它引起了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急剧重组，调整了中国与世界列强的关系，重新配置了中国社会的资源，架构了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体系，不仅以显性的结果昭告它的巨大影响，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赢得契机等等，而且以隐伏的能量，在战争结束以后，以自己的逻辑和方式继续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形同引力波的姗姗来迟而绝不缺席。

牛津大学教授米德本就与重庆的抗战大后方研究学者过从甚密，其《中国，被遗忘的盟友》用专章讨论了重庆大轰炸等大后方事件，其在中外学者基础上提出的观点，即中国为同盟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东亚和世界格局，为人所共知。其新作《中国的好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型塑新的民族主义的》则指出，抗日战争是当今中国政治合法性构建的重要历史资源^[32]。米德师从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后者的战时民族主义与中国抗战的早期研究，显然对米德产生了重要影响^[33]。英国历史学界执牛耳的师徒二人大跨度的研究，对深化大后方研究显然有借鉴意义。

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大后方作为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地区，支撑全面战争达八年之久，形成了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历史局面——德国、法国、日本等，在工业发达地区被摧毁之后，就输掉了战争，而美国、苏联的胜利，正是依赖于强大的工业能力。这背后是什么样的要素让本来孱弱的西部获得持久的能力？或曰，中国抗战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是怎样特殊的存在？值得我们研究大后方时深长思之。因为这一问题的延伸，将为讨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共性和特殊性提供生动的范例，有助于形成中国自己的抗战话语体系。

笔者还注意到，1938年11月18日，身处重庆的蒋介石提醒自己：“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囚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而这是他读了中共的《党的建设》密件所得到的教训。在这一年的全年总结中，他再次自诩，读了中共的《党的建设》，“颇有心得”^{[6]1938-11-08}。很显然，他高估了自己的领悟能力，或者，蒋虽有认知，而国民党的组织机制已失去更新的能力。然而，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从抗战大后方探究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