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UAN Zhenguo fro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黄忠敬：袁教授您好！很高兴您抽时间接受采访。近年来，您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教育实证研究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教育需要实证研究”的主张^①，而且认为“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②，强调“实证研究已经成为教育学科学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③。这些观点和主张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围绕教育实证研究这个主题对您进行采访。首先，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教育实证研究以及如何准确理解这个概念。

① 参见《中国教育学刊》2017年第2期卷首语。

② 参见2017年第3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中《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一文。

③ 参见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官方网站(http://www.ed.ecnu.edu.cn/?p=35056)。

袁振国：什么是实证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进一步讲，就是以确定的数量所达到的程度为研究目的，或者用量化所达到的程度来支持对性质的判断，这些都可以称得上是实证研究。

从历史上看，孔德(Auguste Comte)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在他那里，实证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新哲学观。实证精神包括理性精神、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公益精神和变革精神。孔德把实证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认为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一方面需要有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精神，进行独立研究和判断，不被权威或神灵所左右；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怀疑和批判精神，通过怀疑和批判来排除那些可疑或非真实的命题，从而实现尊重客观事实、不断追求真理的目标。从这个角度说，实证研究体现了以理性为基础，以怀疑、独立、公益、变革等为内涵的思想精神。

我曾编写和翻译了美国高校一本影响力较大的教材——《教育研究方法导论》。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把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类型，并根据量化程度依次提出了五种基本研究方法，即历史的方法、人种学的方法、调查的方法、准实验性的方法和实验性的方法。同时，作者还强调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只是一种分类方法，不能把这两种研究割裂开来，因为它们是彼此联系的^[1]。无独有偶，《教育的科学研究》一书也指出，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视作两种水火不容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并强调这两种方法之间具有互补性与交融性，它们都可以被严格而科学地使用。“我们并不把它们看成是不同的研究方式。我们相信，这种划分已经过时，不能一对一地很好地套用于任何科学领域。”^[2]18

总之，我认为实证研究具有四个主要特点：第一是客观性，即强调实事求是、证据确凿；第二是可量化，即有数据有分析；第三是有定论，即有基于证据的结论；第四是可验证，即研究可重复或可检验。

黄忠敬：目前学界对教育实证研究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每个人对此都有不同的理解，是不是也可能会发生一些误解呢？

袁振国：是的，误解是常常发生的。我个人认为，当谈及教育实证研究时，往往会有以下几种误解：

第一，认为实证研究缺乏思想。事实恰恰相反，思想是实证研究的灵魂，是实证研究的引擎，而实证则是科学研究的轮子。

第二，认为实证研究不需要理论。好的实证研究都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没有理论基础的数据不可能成为证据，没有证据的理论只能是一种主观的构想或意见。理论在任何研究中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认为实证研究忽视价值。所有的研究都有明确的或隐蔽的价值，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作者的价值立场或主张，研究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

第四，认为实证研究是低水平、碎片化的。研究水平的高低不能以研究方法来衡量，而要以研究的问题为着眼点，并根据研究问题选取适切的研究方法，再经过严谨的研究和严密的论证逻辑过程，得出基于证据的结论。一项研究越符合这些原则，越是一项好的研究^[3]。

黄忠敬：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或者如何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深受关注的话题。那么，您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科学吗？

袁振国：在与行政官员、大学校长和一些学者的交流中，经常碰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相信这也是教育界同仁时常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个问题涉及教育学的学术地位和专业尊严，也涉及教育学的功能。

早在1890年，哈佛的哲学家乔赛亚·罗伊斯(Josiah Royce)就曾写过一篇题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吗？》的文章，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许多美国人的极大兴趣，激发了美国教育科学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专业组织陆续开设了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教育管理等系列课程，有关的学术刊物也设置了相应栏目。为了使教育学与大学其他学科尤其是医学具有同等的学科科学性、学科地位和学科权威，教育学的创业者们十分强调定量研究的重要性，注重探寻确定不变的要素^[4]。

一百多年来，尽管学界有关教育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的争议从未停止过，有时还会出现探讨的高潮，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证研究已经成为了西方教育研究的主流，成为了项目研究、学术交流和期刊论文写作的基本范式，也成为了美国制定教育政策时所要遵循的基本思维方式。

反观我国，早在1980年，刚刚复苏的中国教育学界就提出了“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命题。1989年，叶澜、陈桂生、瞿葆奎等学者明确提出，实证化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步骤。但时至今日，这个主张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我国教育学的论文基本还处在主观性的思辨和应然性的逻辑分析阶段。本人和多位学者曾统计过，我国教育学的实证研究论文占比在六年前还不到已公开发表论文总数的15%。

可喜的是，近年来关于加强教育实证研究的呼声不断高涨。201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光明日报社教育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举办了“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邀请了全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和国内外著名学者就如何开展教育实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教育的科学决策有赖于教育的实证研究，教育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发挥教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有助于推动教育研究的实质性发展。2017年，在关于实证研究的主题论坛上，与会代表共同拟定并发布了有关加强教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华东师大行动宣言^[5]。截至2021年，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该论坛的举办对推动教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和教育学研究科学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促进我国教育实证研究活动的开展、提升教育实证研究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黄忠敬：近些年来，实证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您也一直倡导在教育学研究中要注重实证研究。那么，您认为实证研究是否适用于教育学？

袁振国： 1999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成立了由科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政策分析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哲学家和教育实际工作者共同组成的“教育研究的科学原则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和回答有关教育研究的性质和如何改进教育研究等问题。

2002年，该委员会出版了《教育的科学研究》一书。书中对教育研究的性质等问题给出了明确回答：教育研究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在知识积累方面有共同的条件和特点。这些共同之处表现为：第一，知识累积的曲折性；第二，知识累积的竞争性；第三，知识累积的循环性；第四，人的复杂性。最后一点是指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体现了与硬科学相对的差异性。科学研究根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采用严密的观察方法和严谨的设计，并通过实际数据测试某些猜测或正式的假设，其结果要接受同行审查^[2]43-45。就像其他的社会、生物和物理学科研究一样，教育学研究也需要理论假设和实证检验。教育领域中经科学研究所累积的知识其可靠程度与其他科学知识一样，都是通过系统的科学探索而获得的。当然，也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教育研究也并不一定都有好的结果，但即使如此，研究过程本身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它同样促进了科学知识的积累。就像石油开采一样，每一个成功开采的油井背后都有许多干枯的井洞。也就是说，教育研究的发现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永无止境的。科学研究的任何结论总是暂时的，会随着新探索和新方法的出现而不断更新^[2]28。

科学的发展过程是科学家在面对不断出现的问题时，坚持不懈地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过程。因此，今天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会让我们的努力终止，而恰恰会让我们的努力重新开始。

黄忠敬：您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讲过，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揭示规律。科学研究有三个基本功能：一是描述功能，即告诉人们是什么，揭示事物的真实面貌；二是解释功能，即告诉人们为什么，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三是预测功能，即告诉人们会怎样，揭示事物变化的未来趋势。要实现这三个功能，就必须加强实证研究。那么，实证研究在科学知识增长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呢？

袁振国： 2019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全球教育学院院长论坛上发表了上述观点，强调了实证研究对科学知识增长的重要作用，提出教育要对政策和实践产生影响，就必须加强实证研究、提升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从心理学角度看，早在130多年前，德国的艾宾浩斯·赫尔曼(Ebbinghaus Hermann)发明了“无意义音节”的研究方法，对记忆进行了严格的数量化测定，提出了著名的“艾宾浩斯记忆遗忘曲线”。此后，心理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发明了简单易行、可以重复检验的可操作性思维研究方法，从而揭示了儿童认知发展的四个阶段，即感知运算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至此，现代认知心理学逐步发展起来。

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不懂数学却想要成为经济学家，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首次运用数学原理计算了广义教育成果的货币价值，用数学方法开创了数量经济学研究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验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新兴力量，其运用利益相关者游戏、旁观者游戏和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等方法，证明了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设是错误的。实验表明，是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了人的行为。

从社会学角度看，无论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还是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都强调要运用观察、分类、统计等方法来探求事物之间的关系，并建立起基于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努力促进社会学的科学化发展。中国社会学也在费孝通先生开创性的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费孝通先生深入农村社区，采用田野工作方法，通过冷峻的观察、客观的描述，揭示出中国农村的真正问题，指出农民的饥饿问题是中国农村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未来学角度看，最典型的是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轰动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警示人们在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化发展、污染排放、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若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会在未来100年内达到地球增长的极限。在此基础上，该报告提出了“从增长到全球平衡”的均衡理论，后发展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推动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形成。丰富的想象力与实证的有机结合成为未来学的基本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

同样地，教育科学知识的增长也需要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教育学要加快知识增长，必须聚焦科学问题，即以真实、客观的问题为基础，以核心、重大的问题为纽带，以前瞻性、未来性问题为引领，不断深化问题，加强实证研究，提高研究的规范性。教育学界的有识之士要积极探索教育要素中的因果关系以及相互间的作用机制，从而掌握更多的教育规律、获得更多的教育知识^[6]。

黄忠敬：这样看来，实证研究确实在不同学科的知识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教育学来说，也应当如此。实证研究是教育学走向科学的必要途径。您在《教育规律与教育规律研究》一文中，呼吁人们要承认教育规律、认识教育规律，且指出“教育规律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是思想与实证互动、实证研究方法取得新突破的结果”，并强调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发现教育规律^[7]。请您谈谈实证研究对推动人类认识教育规律有哪些启示。

袁振国：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有古老的文明，也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教育经验，古代先贤对教育有许多的真知灼见。其中，不仅有对学习规律的认识，也有对教学规律的总结，还有对教育发展规律的洞察。从学习规律来看，有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等；从教学规律来看，有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不陵节而施、不拔苗助长等；从教育发展规律来看，有尊师重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富而教之等。

当然，一些教育观念会随着人们的认识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例如：“教”字，根据《说文解字》，形象地表示在古代成人拿着小木棍对待学习中的孩子，而现在的教师和学生无论在人格关系上还是在教学方法上，与古代相比都发生了根本变化^[7]。

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加快科学教育学建设进程的重要启示。

第一，加强对学习规律的研究。对学习规律的研究为教育规律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心理学的发展为我们探索学习规律打开了广阔的视野：从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的官能心理学到冯特(Wilhelm Wundt)的心理实验室，再到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的条件反射实验，从智力测验到标准化测量，从实验室到真实的学校和课堂，等等。人们对学习规律和教育规律的探索始终没有停止^[7]。

第二，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科学教育学的发展是与心理学、生理学、统计学的发展相伴而生、相向而行的。学科交叉和跨学科是教育学研究的典型特征。教育学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正在进行的交叉融合，产生了教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主题、新方法，使教育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了综合化的发展之路。发展科学教育学，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跨学科研究，推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其次要更新教育研究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支持教育学科的整体创新；最后要着力探索如何共建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创新团队。

第三，加强数字时代的教育治理。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正在成为教育系统变革的重要力量，推动着教育的理念更新、模式变革和体系重构。数字时代的治理，要求运用数字治理经济和社会，并对数字化技术进行治理，政府和学界要借助数字社会的发展推动教育治理体系的变革。

黄忠敬：实证研究不仅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增长，还对人们认识教育规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它在影响教育决策方面，是否也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呢？

袁振国：现代国家的政府职能和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需要面对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政策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一项重大的决策，不仅可能涉及巨额经费，还可能涉及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好的决策事半功倍，坏的决策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而决策好坏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好“度”。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实证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需求的增长，增加教育经费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和社会都认为必须增加教育经费。但教育经费到底增加多少才合理呢？1983年，由厉以宁、王善迈等人组成的一个研究团队，承担了课题“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合理比例研究”任务。课题组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找到了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合理比例，认为如果我国2000年人均GDP达到了800~1000美元，对应的教育支出比例应占GDP的4.06%~4.24%。基于此，1993年中央将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4%写进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年又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这对推动我国教育经费的持续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还有一个影响政府决策的典型案例是美国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关于教育公平的实证研究^[3]。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着教育民主化的发展，教育公平存在严重的问题，尤其是黑色人种与白色人种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1964年，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教授带领研究小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 000所学校60万名学生的相关信息，对美国教育领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研，并对大量的调研材料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分析。科尔曼等人经过研究后发现，影响黑色人种学业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同伴间的影响。因此，他们认为提高黑色人种学习成绩的最好方法是促进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的融合。于是，科尔曼等人推动政府实施了“校车计划”，将黑色人种孩子送到白色人种聚集的学校学习。这一研究对消除种族隔阂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黄忠敬：您既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教育学家，又是一位具有丰富行政管理经验的教育管理者。您自己也有把教育实证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国家教育政策的经历吧？

袁振国：我很荣幸地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文件的制定工作。在文件制定过程中，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缺少实证研究而难以决策，还有些问题经过研究后才有了明确答案。例如：在规划纲要草拟稿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要逐步取消高中文理分科”，当时大家在讨论这个观点时都没有异议，都认为现代社会需要综合发展的人才，文理分科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因此，不管是领导还是学者都认为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没有反对的声音，就这么写了，但没想到在征求意见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调查发现，赞成取消文理分科和不赞成取消文理分科的人数差不多刚好对半。继续调查后发现，赞成取消文理分科的多是学者、领导，不赞成取消文理分科的多是家长、教师。家长和教师的想法非常朴素，担心取消文理分科会进一步增加学生的负担。确实，没有人能保证不增加负担。最后就修改成了“鼓励文理渗透，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这么一句话。

还有一个例子。作为教育者常常会想：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不是学习的教材太难了？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降低教材难度就能有效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这一想法最初写进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当中。但是，中国的教材到底难不难，并没有可信的研究。如果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大中小学校教材的难度降下来，经历十年、二十年后发现是错误的，那么后果就太严重了。因此，最终文本是这样表述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随后，我们对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六个学科；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比较对象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十个国家。2011至2014年，15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协同攻关。研究发现，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上述十个国家中属中等水平。经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学生课业负担重并非教材难度过大造成的，而主要是课外补习和重复练习造成的。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这样几个事实：一是有效的研究要靠事实来支撑；二是实证研究对教育决策至关重要；三是重大的决策若没有科学研究作为支撑，就很容易造成失误。

黄忠敬：自2015年以来，华东师范大学一直引领着全国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发布教育实证研究行动宣言，连续成功举办了七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那么，华东师范大学在其中作出了哪些具体贡献，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和影响呢？

袁振国：七年来，实证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发生了飞跃，发展的成效超出了预期。现在，实证研究已经成为教育学科学发展最强有力的动力。教育部的文件多次强调，要加强实证研究，要把实证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导向加以提倡。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的成果评奖、项目立项，以及各大教育期刊的论文筛选中，“是不是实证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教育学能不能提升学术水准，能不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和科学性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专业性就没有科学性。专业性的重要体现就是方法论的规范和创新。

人类科学的发展，极大地依赖于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在实证研究的推动下，科学不断发展、进步，教育学也同样如此。通过教育学工作者多年的共同努力，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一大批优秀的研究团队尤其是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了。首先表现在设计上。怎样确立一个好的研究选题并开展有效的研究，体现着研究人员的设计意识和设计水平。目前，从已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这两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其次表现在内容上。起初教育实证研究确实存在着为方法而方法、为数据而数据的情况，因而受到了一些诟病。但任何事情总有一个发展过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都有明显提高。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的理论研究基础越来越扎实、理论研究内容越来越跟实践相呼应，反映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提升理论的良性发展态势。

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快地走向世界，在世界上的阅读量和被引用量也越来越高。中国教育学的话语权在全世界也日渐提升。在理论水平提高的同时，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也随之大幅提升。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怎么用更加科学的、更加严谨的方法进行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学界在该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很多论坛如果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没有专业的素养，是听不明白的，也是参与不进去的。“谁都可以讲几句”的时代即将过去。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用复杂系统方法研究教育的三位教授，这说明了教育对经济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关教育的研究，也表明了教育研究中方法论的成功。

我特别高兴地看到，过去几年，各个论坛提出的问题和探讨的方法在专业性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2021年，由十几所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主持的论坛和由多位杰出学者领衔参与的独立论坛，从主讲标题上看就有耳目一新之感。这些题目在五年前是不能想象的，是根本提不出来的。现如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也吸引了很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这不禁让人感慨这几年教育学的巨大进步。以前，曾有一些人对教育学持有偏见，质疑我们“搞的是什么研究”。可现在，很多其他学科的同仁们都感叹，“我们落后了，我们要跟不上你们的发展速度了”。

实证研究不仅促进了教育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范式的转型。实践证明，现在教育学的学术论文受尊重的程度提高了，学科地位也在提升。那些自说自话、仅发表主观意见和感想的文章已经难有发表的机会，在各种论坛报告中也越来越不受欢迎。文章只有立足于事实，进行有根据、有数据的研究，才有分量和价值。

当然，我们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对复杂的、变化着的教育形势，教育研究还很不适应教育实践的要求，实证研究的整体水平与科学化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教育实证研究是一件值得持续去做的事情。不断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教育研究的社会贡献率，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黄忠敬：在“十四五”期间或更长的2035年远景目标中，华东师范大学在教育实证研究方面还计划做哪些工作？在这方面您有哪些新的思考？

袁振国：随着教育实证研究的深入，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教育实验研究的开展，加强因果推论研究，从而使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大卫·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获此殊荣的理由是：“奖励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的贡献”^[8]。他们对经验微观经济学的突出贡献是创立了运用统计数据分析经济运行的方法，从海量的数据中寻找关键数据、确定变量、设计模型。此外，他们还高度重视“自然实验”研究方法，借此分析影响经济运行的根本因素。

他们最重要的成果是运用自然实验的方法证明了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的因果关系。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之一，但此类研究进展缓慢且面临着诸多困难。研究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联性，其问题症结在于：一是如何衡量教育资源的投入；二是由于个人收入数据的自相关性，容易造成回归分析难以做到客观公正；三是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存在漫长的时间间隔，宏观经济形势、劳动力市场走势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会对两者的相关性分析造成极大的干扰。卡德(Card)和克鲁格(Kueger)在《学校质量与种族相对收入关系评估》一文中提出了如下的解决方法：(1)用学生与教师数量比、学期平均长度以及教师平均工资等指标衡量教育资源的投入；(2)分析处于同一劳动力市场中，种族一致、收入水平一致但接受教育的时代及地点不同的工人，通过构建他们收入变化与教育质量变化之间的差分模型来消除自相关性以及时间间隔带来的影响。他们在一系列的论文中介绍了教育投入对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未来工资的影响。首先，他们研究了宏观数据，分析了美国联邦内陆四十八个州的教育投入变化趋势与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变化趋势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彼此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他们重点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的十八个州中，非裔美国人相对收入变化与教育投入变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以上的研究结论；最后，以20世纪30至60年代教育平等化进程有较大差异但地理位置相近的南、北卡罗来纳州为突破口，通过分析不同种族居民的收入差距变化与教育投入变化之间的关系，验证了教育投入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因果关系^[8]。

受此启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目前正联合本校的经济与管理学部和上海纽约大学，成立教育经济实验室，旨在通过运用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实验方法，如自然实验法或准实验法，对教育经济、教育政策和教育投入等重点领域进行科学实验，以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打造全球教育经济学科新领域。我国教育工作者通过对统计学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并结合设计巧妙的实验研究，可以大大提高传统相关研究的因果水平，从而使教育研究走上更为严格的科学之路，把教育实验研究推向深入。对此我充满信心！

黄忠敬：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教师教育学报》的专访，感谢您分享自己对教育实证研究的心得，相信您的远见卓识会给学界同仁以极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