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Ye Gong Zang Ding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Ye Gong Zigao

关于叶公臧鼎的年代，《吉金墨影》标注为战国早期。此鼎鼎盖隆起，正中有一个半环钮，钮两端为兽首，其外饰两周凸弦纹，外侧一周凸弦纹上有三个圆雕卧牛，回首，两角内收，身饰鳞纹、涡纹，形象生动。敛口，子口承盖，深鼓腹，圜底，下附三个高兽面蹄足。腹中部饰一周凸弦纹^[1]286。根据此器“子口承盖”“深鼓腹”“高兽面蹄足”等方面的形制特征以及出土地点，可知其当即一件典型的楚式子母口鼎(学界或称“子母口盖鼎”“子口鼎”等)。关于子母口鼎的型式分类与断代问题，学界已多有讨论。

较早专对楚式鼎进行分期研究的高崇文先生将这类“子母口鼎”归为楚式鼎中的C型鼎，并依照子母口外是否有凸棱，又进一步将其细分为CⅠ型和CⅡ型。依照高先生的分类意见，叶公臧鼎口沿外无凸棱，应属于其中的CⅡ型鼎，他认为此种形制的鼎战国早期即已出现，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期，应是在战国初期受中原Ⅲ型鼎的影响出现的^[2]。

刘彬徽先生《楚系青铜器研究》一书中则将此类鼎称为“子口鼎”，认为这类鼎的口沿内折，唇上伸，形成子口，它与(二)类(引者按：指高崇文先生所划分的CⅠ型鼎)之在口沿外壁围一凸箍，大不相同，故不必与(二)类作两亚型处理，可单列一个型。战国早期以后，不仅大贵族墓内有此类鼎，在一些中小型楚墓内如仅出一、二件铜鼎的均为此型，这是战国时期最盛行的一类楚鼎。战国中晚期，盖上除环钮一种方式外，多为牛型钮，牛形或立或卧或侧伏，牛形钮在中原地区也有，但不如楚地普遍，故可视为楚式鼎的特征之一^[3]117-118。

近来，袁艳玲、张闻捷先生《楚系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一文则根据子母口鼎腹部、蹄足等特征，将其细分为五式，是目前最为详细的分类。同时又指出此类鼎的演变规律是由深腹圜底到浅腹平底，蹄足由矮到高、由素面到兽面、由不起棱到呈刀削状的棱形、由内聚于器底到逐渐上移到腹部周围。此外，按照两位先生对楚系青铜器的分期意见，从第四期(即战国早期)开始，子母口鼎逐步流行。器腹较浅，多为圜底，足较高，鼎盖上除了传统的环钮装饰之外，出现了卧牛钮，如固始白狮子地M1出土的子母口鼎^[4]。

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墓所出的子母口鼎，器形上为附耳、带盖、圆腹、马蹄形足。口沿内收，与盖有子母口相扣。盖鼎有钮和两圈目纹，在外圈目纹上有三头立体卧牛。口沿下和腹部各有一圈目纹。蹄足上部为繁缛的兽头纹^[5]。叶公臧鼎与白狮子地铜鼎形制最为接近，二者盖上顶部均有钮，外侧又同样饰有三头卧牛形钮，腹部都较深，同为圜底，蹄状足，且足上均饰有兽面纹。只是白狮子地铜鼎出土时足部有残，从复原的图片来看，叶公臧鼎的三蹄状足似较白狮子地铜鼎稍细长一些。参照袁艳玲、张闻捷先生对楚系铜器的分期，叶公臧鼎应和与白狮子地铜鼎应同属于第四期，年代大致为战国早期，上限应不早于春秋晚期。

鼎铭中器主自称为“叶公臧”，根据金文人名结构规律，“臧”是其私名，“叶公”则为楚国叶县封君，食采于叶而称“公”，正如楚国之申公、析公、息公、蔡公、期思公、商公、白公等^[6]1138。结合铜鼎的时代、出土地点、人物称名等内容来考虑，鼎铭中的“叶公臧”应即楚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叶公子高，《左传·定公五年》：“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不待而归。”杜预注：“诸梁，司马沈尹戌之子，叶公子高也。”^[7]4647《元和姓纂》：“《风俗通》：‘楚沈尹戌，生诸梁，字子高，食采于叶，因氏焉。’”^[8]1625梁玉绳《汉书人表考》云：“叶公始见《论语》。叶公子高始见《左》哀十六、《楚语下》。亦曰叶公诸梁，亦曰沈诸梁。姓沈，名诸梁，字子高。食采于叶，僭称公，楚左司马沈尹戌之子。微小短瘠，行若将不胜其衣。葬南阳叶县西北。”^[9]139-140据相关典籍所述，旧多以为叶公子高名诸梁，而字子高，本为沈氏，封邑于叶地，遂以叶为氏，故典籍又称沈诸梁、叶公诸梁。现在看来，旧所谓叶公以“诸梁”为名的认知，恐有问题。

叶公臧鼎中叶公臧之“臧”与叶公诸梁、沈诸梁之“梁”均为阳部字，臧属精纽，梁属来纽，一为齿音一为舌音，但是臧从爿声，梁从刅声，爿属崇纽，刅属初纽，同属齿音，古音接近。《说文·刃部》：“刅，伤也。从刃从一。创，或从刀仓声。”^[10]93在战国铜器中山王方壶(《铭图》12455)中“创辟封疆”之“创”，又写作从立、刅声^[11]1897，均可证仓、刅音近。而仓声之字又与爿(床)声之字常可相通，《诗·小雅·采芑》“约軧错衡，八鸾玱玱”，《大雅·韩奕》作“八鸾锵锵”，《小雅·庭燎》又作“鸾声将将”^{[12]911、1232、925}；《庄子·在宥》：“乃始脔卷、獊囊而乱天下也。”王先谦云：“崔本‘獊’作‘戕’，云：‘戕囊，犹抢攮’。”^[13]91将、锵、戕均从“爿”声，知刅、爿以及分别从其得声的梁、臧之间当音近。《说文·仓部》有“牄”字，许慎云：“牄，鸟兽来食声也。从仓爿声。《虞书》曰：‘鸟兽牄牄。’”^[10]109此处仅言“牄”从“爿”声，其实‘仓’亦当理解为声符，牄乃双声符字。林义光先生在《文源》中既已言明此字“从‘仓’训‘来食’，义已迂曲。‘仓’‘爿’皆声也。”^[14]256陈汉平先生也曾指出过：“据古文献所见，牄、跄、鸧、锵诸字可以通假，……由此可知仓、爿二声古音相同，作为文字声傍可以通用替换。亦可知牄字为双重声符文字，而非形声字。”^[15]427林氏、陈氏之说后来又得到了陈伟武先生等学者的赞同^[16]330。总之，牄为双声之说，当可信，加之前文又已言明梁之声符“刅”与“仓”声字之间的语音关系，故臧、梁音近相通当无问题。

“臧”在古籍中常表善、嘉、美之义，《说文·臣部》：“臧，善也。”^[10]66《诗·大雅·抑》：“俾臧俾嘉”，陈奂《传疏》：“臧、嘉，皆善也”^[17]791，又《诗·郑风·野有蔓草》：“与子偕臧”，朱熹《集传》：“臧，美也。”^[18]71而“高”字也有善美之义，古书有“高言”一词，即意为善美之言辞^[19]3478，见《庄子·天地》：“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13]110又《文选·古诗十九首之四》：“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李善注：“《庄子》曰：‘是以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口。’《广雅》：‘高，上也，谓辞之美者。”^{[20]1344-1345}可证“高”有善美、优良之义^{[21]12卷，927-928}，与“臧”义近。因此叶公名臧，字子高，也契合古人名、字常常意义相关这一规律。

至于典籍所载叶公子高之名“沈诸梁”“叶公诸梁”中的“诸”字，则当理解为人名中的结构助词。《左传》有人名烛之武(僖公三十年)、宫之奇(僖公二年)、介之推(僖公二十四年)、夏之御寇(襄公二十三年)、孟之侧(哀公十一年)等，其中的“之”字为助词，此已久为学界常识。董珊先生《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一文还曾指出过出土文献所见人名龚王之卯(龚王之卯戈)^{[22]32卷，102}、龚之脽(《上博简〈四〉·昭王与龚之脽》)^[23]、臧王之墨(《包山简》简7)^[24]、臧之无咎(庄之无咎戈)^{[22]31卷，154}、競坪王之定(景平王之定钟)^{[22]27卷，80}、競之上(大市量)^{[22]34卷，267}、卲王之諻(昭王之諻簋)^{[22]9卷，219}等等，此类称谓中的“之”也同属于结构助词^[25]110-130。在董先生文后，陈剑先生又补充说：

滕公量(引者按：即上文所述的大市量)之人名“卲(昭)者果”与《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简6人名“孟者昃(侧)”，两“者”字均为虚词，作用与“之”相类。“滕公卲(昭)者果”即“昭果”，与“孟者昃[0]”(引者按：“[0]”当为衍文)即“孟之侧”、“孟之反”同。“某之某”意为某族氏“的”某人，“某者某”意为某族氏“的人”某人。又西周中期九年卫鼎铭文(《集成》02831)(引者按：“集成”二字原缺书名号，今补)“眉敖者膚卓吏(使)视于王”，因“眉敖”是一个小方国君长(见于乖伯簋，《集成》04431)，所以“眉敖者膚卓”是“眉敖—者—膚卓”。春秋金文台君钲铖(《集成》2.243)中的人名“许者俞”也是许氏人名为俞。由此可见“某之某”或可以变称作“某者某”。^[25]129-130

陈先生提出“‘某之某’或可以变称作‘某者某’”的观点，允为卓识。杨树达先生曾说明：

古人姓名之间，又有加“施”字者。《孟子·公孙丑上篇》云：“孟施舍之所养勇也。”赵《注》云：“孟，姓；舍，名；施，发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则但曰舍”是也。又有加“设”字者。《左传》昭二十年：“乃见鱄设诸焉。”鱄设诸，《史记·伍子胥传》只作专诸，故杜注亦但云：“鱄诸，勇士。”是亦以“设”为助字也。按：施、设，双声字，“之”与“施”、“设”，同属舌叶音，故或加“之”，或加“施”，或加“设”矣。^[26]187

杨先生除了补充古人姓名之间还有加“施”“设”二字为语助的现象以外，又论述了之、施、设三字在语音上的关联，尤为可贵。其实不独之、施、设三字存有语音上的联系，“之”与“诸”“者”在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帛文献里亦可直接相通，《诗·魏风·伐檀》：“置之河之干兮”，《礼记·中庸》郑注引上之字作诸；同篇“置之河之侧兮”，《汉书·地理志》引上之字作诸^[27]404。安大简《诗经·侯·伐檀》中亦引作“今将至(置)者(诸)河之干可(兮)”“今将至(置)者(诸)河之昃(侧)可(兮)”^[28]119-120，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也说“诸”“之”一声之转^[29]197。总而言之，目前可以确知先秦人名结构中的语助词当有之、施、设、诸等字，且其相互之间存有语音上的关联，这对于今后理解先秦人名，正确解读和认知史料具有重要意义。

典籍所见沈诸梁事迹主要集中在鲁定公和鲁哀公年间^[30]188-193，其卒于何年虽史无明载，但《左传·哀公十九年》云：“秋，楚沈诸梁伐东夷，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7]4735鲁哀公十九年已是公元前476年，此年沈诸梁尚能领兵伐东夷。前文已经论述过叶公臧鼎所属的子母口鼎，从形制上来考察应大致属于战国早期，上限则不早于春秋晚期，正与沈诸梁的生活年代相符。此外，叶公臧鼎的出土地——河南南阳，与叶公的封邑叶县(今属河南省平顶山市)毗邻，这也是有利于推论叶公臧即是叶公子高的重要证据。

概而言之，综合考察器物时代、人名结构、语音通假以及出土地点等多个方面的线索，鼎铭所见的“叶公臧”应即史籍所载的“叶公诸梁(叶公子高、沈诸梁)”，“诸梁”之“诸”为语助，与先秦人名结构“某之某”中的“之”一致，而“臧”与“梁”则是音近通假。刘信芳先生曾将《上博简(四)·柬大王泊旱》简文断读为“圣人GFEA4良长子”，并认为“ GFEA4良”应读为“诸梁”，即是叶公子高^[31]。田成方先生则从叶公“径呼‘诸梁’者颇稀见”，称叶公为圣人恐有过誉，以及简文断读等角度，论证此处并非叶公子高^[30]190。本文既已辨明“诸梁”之“诸”为助词，并非叶公之名，这也可为田先生之说提供力证，刘先生对简文的解读当非。

叶公子高其人其事习见于《左传》《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庄子·人间世》《论语·子路》《荀子·非相》《墨子·耕柱》等诸多传世先秦典籍，同时又数见于《清华简(三)·良臣》《上博简(八)·命》《上博简(九)·邦人不称》等多篇出土战国简牍文献。据史书所载，叶公子高生平中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平定了楚国“白公之乱”，其事详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

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乃从叶公。使与国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7]4731、4732}

《传》文通过楚人规劝叶公“胡不胄”与“胡胄”的两段对话，表现了叶公在楚人心中的尊崇地位，以及国人对叶公的爱戴之情。在平定白公之乱安定楚国以后，叶公又主动退位，卸任令尹、司马两职，放弃军政大权，归老于叶。叶公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而又高风峻节，功成身退，不贪恋权力的品格，受到了后世的高度推崇和评价。《荀子·非相》言：“叶公子高入据楚，诛白公，定楚国，如反手尔，仁义功名善于后世。”^[32]74《战国策·楚一》又曾有云：“昔者叶公子高……定白公之祸，宁楚国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诸侯。……叶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丰其禄，以忧社稷者，叶公子高是也。”^[33]301

叶公臧鼎铭文“叶公臧之均邦之鼎”中的“均邦”一词，应即是叶公平定“白公之乱”这一历史事件在出土金文中的真实反映。文献中“均”字有平、调、平治等义。《周礼·天官·叙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孙诒让注：“《诗·小雅·节南山》云‘秉国之均’，毛传云：‘均，平也。’”^[34]15《诗·小雅·皇皇者华》：“我马维骃，六辔既均。”毛传：“均，调也。”^[12]869《中庸》：“天下国家可均也，禄爵可辞也。”朱熹《章句》：“均，平治也。”^[35]21而金文数见有“定均”一词，如：“定均曾土”(曾侯与钟)^{[36]3卷，455}、“定均庶邦”(蔡侯申歌钟)^{[22]28卷，475}，蔡侯申镈^{[22]29卷，363}等，《金文形义通解》言“定均庶邦”意即安定调和诸侯众国^[37]3156。从文例来看，叶公臧鼎“均邦”之“均”当与上述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均”“定均”意近，尤其与《周礼·天官·叙官》：“佐王均邦国”文例接近，大致是安定、平定、调和一类的意思，则鼎铭“均邦”即意为：安定调和了国家(楚国)。结合叶公子高(叶公臧)的生平来考虑，此“均邦”所指的史实无疑就是其平定“白公之乱”一事。鼎铭“均邦”含义的解读，也可反过来证明器主“叶公臧”非为叶公子高不可，毕竟史籍所见楚国叶地县公除叶公子高外，再无他人有过“均邦(安定楚国)”之功。鼎铭“均邦”是叶公对自己平定“白公之乱”一事的亲口述评，史料价值尤为特殊，叶公将此事“镂于金石”，除铭记功德之外，或也有教化子孙后代的目的。

此外，铭文既见“均邦”之事，那么铜鼎的具体铸造年代必然应在“白公之乱”被平息以后，也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以后。此年《左传》言“诸梁兼二事，国宁，乃使宁为令尹，使宽为司马，而老于叶”，南阳出土的这件叶公臧鼎应是叶公告老归叶之后所铸，铜鼎本身也应是一件楚式子母口鼎的标准器。

叶公子高生平事迹虽已多见于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册，但是关于其人的部分史事，学界仍有争议，借助于叶公臧鼎的发现及其铭文的解读，可以很好地帮助探索其中某些问题的答案。

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楚沈诸梁字子高”条，对沈诸梁的名、字关系解释说：“诸都古字通，诸梁盖即都梁也。……案梁者，横亘之称，故山多以梁为名，都梁山亦是也。……都梁山名，故字子高。”^[38]125王氏以为叶公之名“诸梁”当读为“都梁”，为山名，其字为“子高”，则是取山高之意。此说影响较大，今人吉常宏、吉发涵所著《古人名字解诂》即采信此说^[39]99。王氏的观点建立在叶公私名“诸梁”与山名“都梁”存有通假关系的基础之上。前文已论由叶公臧鼎铭文可证“叶公诸梁”本名“叶公臧”，“臧”“梁”通假，其名仅一字“臧(梁)”，“诸”实为语助，因此叶公取名于都梁山之说就失去了立论基础，并不可信。

叶公子高有弟名为“后臧”，见《左传·定公五年》“叶公诸梁之弟后臧从其母于吴”。据出土的叶公臧鼎又知叶公的私名原为一字“臧”，则叶公兄弟二人，兄名“臧”，弟名“后臧”，颇耐人寻味。古人于名字之中加入长、次、少、幼等表次序之字以示兄弟长幼排行的现象习见，比如司马相如即字“长(读上声)卿”，汉宣帝丞相韦贤字“长孺”，其幼子韦玄成字“少翁”等等^[40]。后、後二字在典籍中常相通用^[27]324，《说文·后部》：“后，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10]186，段玉裁注：“许知为继体君者，后之言後也。开刱之君在先，继体之君在後也。析言之如是，浑言之则不别矣。……经传多假后为後。《大射》注引《孝经》说曰：“后者，後也”，此谓后即後之假借”^[41]434。循此思索，其弟“后(後)臧”之“后(後)”或也是表长幼次序之字，与“后生可畏”之“后(後)”同义，乃是取“后(後)于臧”也即“晚生于叶公臧”之意。

典籍所见叶公臧的称名有“叶公诸梁”“沈诸梁”“叶公”“叶公子高”几种，按照前文意见，“诸梁”之“诸”为语助，则其名按理说是不能省称为“诸梁”的，就如介之推不能仅称为“之推”。但是在《左传·哀公十六年》“诸梁兼二事”，《庄子·人间世》“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13]37两句中，叶公还是被称作了“诸梁”，有违常理。其原因很可能是后人不明“叶公诸梁”之名的结构原委，而误省其为“诸梁”。从众多典籍所见叶公子高各种称谓(叶公诸梁、沈诸梁、叶公以及叶公子高)出现的频率来看，田成方先生也曾说过“径呼‘诸梁’者颇稀见”^[30]190，依照本文对“诸梁”之“诸”的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叶公子高之名根本就不是“诸梁”，而应是一字——“臧(梁)”。

综上所论，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

(一)从器物年代、出土地点、语音通假、人物事迹多个角度综合来考察，可以证明叶公臧鼎的器主“叶公臧”，即是史籍中著名的贤良之臣——“叶公子高(叶公诸梁、沈诸梁)”，典籍所载叶公私名“诸梁”之“诸”，当为语助，“臧”“梁”则为通假关系。而《上博简(四)·柬大王泊旱》篇中的“圣人GFEA4良”，也并非叶公子高。

(二)叶公臧鼎铭文中“均邦”一语，意为“安定楚国”，实指叶公平定“白公之乱”这一历史事件。鼎铭应是叶公归老于叶地之后所铸，是对自己政治功绩的亲口述评。

(三)叶公诸梁的得名并非因为“都梁山”，叶公臧之弟名“后臧”，后通後，其名或是取“晚生于叶公臧”之意。后人不明“叶公诸梁”之名的结构原委，误认为其以“诸梁”为名，现在有赖于出土金文方得其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