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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阅：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采访。在您的集大成之作《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一书的自序中，您说在中国教育学界，自己的学术路数有点特别：一是融汇古今，二是专注考试研究。请您谈谈，您的教育研究为什么具有“融汇古今”的特色呢？
刘海峰：好的。我是一个非教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是从历史学“出身”又到教育学界行走的学者。1977年考上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1982年初又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成为一名硕士研究生，1984年11月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此，开始进入教育学界，至今已有38年了。1986年初到1988年12月，我又在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实际上类似于教育史专业的博士。
起初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史或中国教育史，之后逐渐结合教育实际进行研究，并部分向当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转移。这些年来，我从事跨学科研究，也有一些体会，深感要在某一新学科领域获得好的“收成”，首先要打好原有学科的基础。研究者只有先在一个学科领域具备较高素养，学识深湛，思维充满张力，才能触类旁通，实现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顺利迁移。如果原先学科就学不好，那么在新的领域也难以开拓。多年来，我既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教育学刊物上发表现实教育研究论文，也曾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史学刊物上发表教育史研究论文。我从历史学到教育学，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的考试制度，从过去到现在，在不同领域的结合点上下功夫，学术研究注重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融汇古今的特点。
我对高考制度的研究也是采用融汇古今的方法。在进行古今考试制度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的一点认识是：虽然科举是一种过去的、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考试制度，但是当前现实的考试体制、考试观念、考试方法、考试形式，无不受历史的深刻影响，融汇古今的教育研究能够使人具有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能力，因此看问题会比较有深度，比较能够发现规律性的问题。
阚阅：在中国教育学界，大家都知道您是相当“专注考试”的学者，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几十年来一直持续不断地深耕一个领域。这是为什么呢？
刘海峰：我的学术研究较为专门，即主要集中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的考试制度研究。我是历史学专业出身，但工作的场域是教育学科，具体是高等教育学和教育史两个二级学科。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围很广，要想超越前人有所突破和创新，还是要选择专题进行研究。我研究的主攻方向始终不离科举与高考的范畴，一方面是因为有博士学位论文的先期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此有持久的研究兴趣。
科举在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科举文献汗牛充栋，科举人物难以胜数，以往的研究又存在以偏概全或误解之处，因此科举学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是一门精深的专学，这让我乐此不疲。高考是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教育考试制度，其改革复杂且影响广泛。因此，对科举和高考制度进行研究意义非常重大，具有很强的挑战性，所以我锲而不舍地专注于此。
宁静才能致远，专注方能成学，深入成就深度，或可达至高远的学术境界。正如郑板桥的《竹石》所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做学问的人应该像竹子那样，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淡泊谦冲的气质。学贵专精，需要持之以恒。就对学术发展的贡献而言，每位学者都应深入研究某一个或某几个专题，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当把各位学者的研究都汇聚起来时，各个专题便都有了丰厚的学术成果。这就像地质钻探，一个人打几十口两三米深的井，不如打一口上百米的深井。30多年来，我始终如一地坚守考试研究这块学术阵地，不停地向纵深掘进，终于挖到了学术富矿，开辟了一方新天地。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要将主要的时间用来做自己最擅长且有价值的课题。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专题要坚持研究下去，持之以恒，深入其中，不为外物所动，将来必定有所收获。我获得的11项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和大部分二等奖都是关于考试研究领域的著作，应该说集中度是很高的。我之所以能够这么专注研究考试，发表的大量论著又不重复，主要是因为从古代科举到当今高考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而且问题重要，具有可持续研究的价值，加上我主观上有专注考试研究的意识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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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阅：据我所知，2022年是您提出“科举学”30周年的特殊年份，请您谈一谈当时为什么要提出“科举学”这个概念，或者为什么要创立“科举学”，以及提出“科举学”之后在学界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海峰：科举研究古已有之，在科举出现不久以后，唐代就有人开始研究科举、整理科举的相关文献了，如唐中后期就有人整理唐代一二百年间的进士登科记，这实际上就有对科举进行研究的性质。因此，我说科举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古代就有科举研究，近代也有科举研究，科举研究一直都有，但是提出“科举学”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一门专学加以研究，确实是我于1992年提出来的。
1992年12月，在桂林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教育考试科研讨论会上，教育部考试中心第一任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安排我作题为《“科举学”刍议》的大会报告。他对我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和支持。虽然我当时年纪还不大，但他却特地安排我在全国有很多考试权威专家前辈参加的会议上作大会报告。同时，1992年第4期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也刊发了该篇论文。不过，我酝酿提出“科举学”，其实要早于这很多年。大概是1988年，我博士研究生毕业，那时，已比较集中地研究了几年科举，当时就觉得科举实在太值得研究了，认为它可以研究的内容既非常广泛又非常专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专学，类似于文选学、甲骨学和红学一类的专门学问。刚开始这只是一个初步设想，还没有系统梳理形成论文。后来经过慢慢积累，199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动笔写作，到1992年写作完成。
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事物能够将一千多年间所有的读书人联系起来，或者说有什么事物能够将分散的、独立的各朝政治家、学者贯穿起来，在成千上万的官员、文人中找到他们生活中的共同经历呢？答案是只有科举。唐宋以后，科举制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而科举考试也成为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因此很值得加以研究。1986年初，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也就开始比较集中地研究科举。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科举研究很有挑战性，不仅内容博大精深，而且存在的许多似是而非的偏见需要拨乱反正。
我之所以要创立科举学，是因为深知科举研究的内涵和意蕴是如此之丰富，其范围是如此之广泛，其成果是如此之丰硕，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不称“学”就无法囊括科举研究的各个方面，难以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不称“学”就不足以发掘科举研究之底蕴，难以将科举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科举研究中有些边缘和交叉地带是独立的学科研究难以进行的，可以说，非“学”无以统摄、无“学”难以整合，因此只能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纳入一个学科系统或当作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只有加强理论思维并扩展其视野，方能涵盖和包容科举的全部内容。我是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和深思熟虑之后，才正式提出“科举学”的。
我提出“科举学”后，刚开始只在考试研究界产生了一些影响。起初，有些学者对我的观点有质疑，甚至可能还有人认为我是乱贴“学”字标签。不过，随着我关于科举学的论文一篇篇发表，包括我指导的博士弟子发表了一系列论述科举学的论文，许多人开始觉得建立“科举学”有道理。2005年，我的代表作《科举学导论》一书出版。随着学者们对这些成果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人赞成“科举学”的提法，甚至主动宣传“科举学”。2009年，有学者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今天，‘科举学’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同、接纳和欢迎，日渐成为一门显学。”[1]不过，我知道即使是在今天，肯定还有一些人是不认同的。不过，不要紧。由于科举有非常丰厚的内涵和众多学者的参与研究，大量的科举文献不断出版，这必将使科举成为一门重要且具有广博性与国际性的专学。
阚阅：距“科举学”的提出已经过去30年了，目前不仅形成了一支稳定的研究队伍，还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成果，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您认为下一个30年“科举学”将会走向何方？是否会像其他的一些“新学”一样，逐渐趋于平淡甚至萎缩？
刘海峰：科举学是一门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专学。科举入仕是1 300多年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就像当代多数知识分子都参加过高考一样，科举时代读书人从未应举的只是极少数。没有哪一种制度像科举制那样长久而深刻地影响过当时的世道、人心和风俗。由于科举历史悠久、涉及面宽、影响重大，且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因此科举学是一门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前景广阔的专学，研究空间要超过其他传统文化领域中的大多数专学。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学可以说好似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1992年正式提出科举学概念以来，“科举学”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科举学值得深入研究的专题非常多，许多还处于待开垦的状态，给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科举研究已有的成果不可谓不多，但与科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影响、资料的宏富程度相比还是很不相称的。在涉及中国人文历史的学问中，很少有像科举这样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却尚未被充分研究的部分。例如：仅从著名历史人物的科举生涯角度去考察，就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篇论文，而已发表的这种个案研究的论文为数还不多；就同年进士的关系作政治学研究，目前学界仅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榜、嘉祐二年榜、清代乾隆二十六年榜进士作过专门研究，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的725次进士科榜，多数未被作过同年关系研究。
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往往将研究得较多的问题或学问称为“学”，像“策学”“科举学”“文选学”“红学”“徽学”等。另外，对著名人物的研究也称为“学”，如“韩学”“朱子学”“苏学”等。这都是古已有之的传统。现在也有一些人将自己觉得重要的研究对象称之为“学”。不过，因为研究对象的内容不够广博、不够重要，只能是小圈子中学者自己的叫法，很难被广泛认可，往往无疾而终。但是，科举学不会趋于平淡或者萎缩，因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研究人员众多，研究成果丰硕，所以才会形成气候，影响才会逐步扩大，这是一门方兴未艾的专学。
过去人们对科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大量的科举文献处于原生态，从来没有人去触碰过，很多问题尚未被充分研究，或者存在明显的误区等待纠正和澄清。科举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对其进行多学科的、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比较的科举研究，可以有许多发现和创意。随着学术研究的国际化，尤其是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学者科举研究交流增多，充分使用以往较少注意的他国科举文献，将会进一步促进科举研究水平的提高。2005年9月2日，在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我首倡并推动的这个系列研讨会已经召开过二十一届，其中第五届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召开，第七届在我国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第十八届在美国旧金山大学召开。很少有大陆学者发起的系列研讨会能够在外国或中国台湾地区召开的，这也说明科举学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其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研究人员都具有国际性。总之，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学将日渐成为一门21世纪的显学。
阚阅： “鉴古知今”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旨趣，您觉得“科举学”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当今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哪些经验与教训？
刘海峰：与甲骨学、敦煌学、红学等一般传统学术领域的专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一般专学的研究对象多是静止的，而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历史上的考试制度——是动态发展的，高考、公务员考试等“现代科举”可以看作是科举的“替身”，它还在演变发展中，科举时代形成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对现实生活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学的现实性要明显强于大多数专学。
古代科举在考试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对当代考试的影响波及文化、制度与技术各个层面。在古代科举丰富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现代各种考试制度的雏形或粗坯，所以，现代各类考试想要追溯自身的历史渊源，就不得不回到科举那里，这便是现代各类考试改革都要研究科举的缘故。
科举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高考是当今中国长盛不衰的话题。从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来看，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中国科举史为现代高考改革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鉴古可以知今，研究历史上的科举考试制度，可以为当今各类考试改革，尤其是为高考改革提供参考借鉴。中国高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土壤，高考在许多方面与科举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要认识高考改革中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统一高考制度产生与存在的必然性等问题，都必须将其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晰。我曾发表过《科举研究与高考改革》的论文，从科举史的角度对考试存废利弊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防止作弊的措施与方法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具体论述了科举研究对高考改革的借鉴意义和科举学的现实意义[2]。
当然，千年科举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激烈的考试竞争带来应试的许多弊端，如科举考什么社会上便教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社会上便不教什么、不学什么，等等。在当时，科举不仅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了教育的目的。许多举子读书的唯一目的就是应试，各级学校多是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为了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取得优胜，许多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只重视文化学习，很少顾及身体的锻炼，积成文弱的体质。即便是智育方面的学习，也往往只是揣摩科场文体和应试技巧。另外，科举这种统一的大规模考试在贯彻公平选才的同时，却无法测出考生的独特个性及某方面专长，容易抑制求异思维。由于科举制为士人开放了入仕的机会，官僚政治得到强化，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社会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科举制度在使人们重视读书应举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过分重视考试结果的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2]。这些教训和问题对当今中国的教育还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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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阅：您长期研究科举，同时又研究高考，您认为两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科举被废对当今高考改革有哪些启示？高考为什么会形成“唯分数”的弊端？“唯分数”的弊端能被彻底根除吗？
刘海峰：从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来看，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有许多共同之处。首先，科举与高考都是竞争性的选拔考试，采用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方式，以考试成绩作为取舍的依据，只认成绩不认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次，科举与高考都是国家考试，由国家举办。尤其是科举会试和殿试，是全国各地的举人集中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统一的科目，采用相同的考试内容和形式，统一命题，统一评卷。高考也是由国家主考，即使有的是分省命题，但也还是按全国统一的时间考试。再次，科举与高考都有严格的考试程序，科举考试所实行的编号、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等办法还为现代高考所沿用。最后，科举与高考都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科举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和士子学习的积极性，急剧地扩大了知识分子(读书人)阶层，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高考也有强大的以考促学功能，可以通过考试提高学子和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在选拔人才、振兴科教、发展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科举也有不少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们的个性和求异思维。考试既成为教育的手段，也成为教育的目的。各地方和学校片面追求中举及第率。片面应试的后果是考什么就学什么，科举主要考人文知识，自然科学知识便被忽略，强化了重治术轻技术的观念，巩固了官本位体制。高考也带来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后果，造成智育一枝独秀，忽视德育、体育和美育，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近视率不断攀升等问题。可以说，科举与高考都是一把双刃剑。因此，从抽象意义来看，古今这两种选拔性考试是同构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举是高考的前身[3]。
科举是在清末西学东渐的大潮和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被废的。虽然在1901年之后科举已经在考试内容上进行了亘古未有的改革，但还是无法挽救其命运。科举衰亡的结局启示我们，考试制度必须与时迁徙，在时代巨变的情势下，一般的补偏救弊无法持危扶颠，只有及早进行改革，才可能避免灭顶之灾。
虽然科举被废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不可能被抛弃。鉴古可以知今，知今有助于通古。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和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选举人才时的弄虚作假，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晋代的葛洪提出要严格实行贡举之制[4]。后来，考试在选士方式中的占比越来越大，最终促成科举制的出现。无论是科举还是高考都是以刚性的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将有才的学者筛选出来，避免了人情泛滥，避免了使社会陷入无序竞争，因此分数才会在录取中越来越重要。
“唯分数”弊病很难彻底根治，因为分数是那些拥有较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考生进行竞争的“硬实力”。为什么前些年在不断强调推行素质教育的情况下，却同时逐步采用并普遍推广平行志愿录取方式，成为中国高考史上最重视分数的时期？就是因为高考分数十分刚性，具有排除人际关系干扰、实现公平选才的重要功能。当然，“唯分数”的做法应当改变，要降低其重要性。高校招生应逐步朝“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向迈进。不过，无论怎么改，中国的文化国情都决定了高考模式的必要性。在中国的国情下，只要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改变，只要还讲究公平竞争，就还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而分数就是录取的主要依据。因此，改革要在高考分数“唯”与“不唯”之间取得平衡。
阚阅：您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请问是如何参与国家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或指导改革的？
刘海峰：作为一名学者，我有幸在2010年11月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在2012年被聘为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之所以会被聘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我想主要是因为在高考改革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作为高等教育学和教育史专业的学者，我长期研究古今中外的考试制度，成了一名考试研究“专业户”，对考试招生制度尤其是高考改革有许多思考。2011年，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舜同志组织，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组长谈松华委员的带领下，我和王本中、戴家干、杨东平同组一共5位咨询委员密集开展高考改革的调研工作，先后到过14个省区市。特别是2011年9月1至30日，我在教育部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高考改革方案研制讨论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在高考改革前期调研以及在第一轮研讨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有关高考改革的具体内容及改革方案的总体框架，一共有16个调研问题，每半天研讨一个问题，将近半个月时间，天天都到教育部南楼会议室与另外4位咨询委员和多位相关部门的司长在教育部“上班”。这对我而言，算是一段相当特殊的经历。
2011年11月18日，教育部在北楼大会议室召开2011年第14次部长专题会议，讨论《关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虽然当时没有通过该文稿，但形成了相当厚实的16份招生考试改革专题研究报告和积累了大量的调研资料，为后来进一步研制高考改革方案打下了重要的基础。2011年，我基本上每月都要去北京一趟，自己的专业知识派上了用场，我不仅全程参与了各专题的研讨，并和借调到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担任秘书工作的博士生李木洲一起提交了《保送生制度改革研究报告》《高校联考改革研究报告》和《高考分省命题或全国统一命题研究报告》。我们还提供了以往研究高考改革的诸多著作，并且整理出《高考改革历程简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高校招生考试方式简况》等文献资料，供大家讨论高考改革方案时作为参考。
中国有句古话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实际上，传统社会的“帝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社稷，“货与帝王家”，也就是将自己掌握的技艺为国家所用。那几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参与高考改革方案的调研工作，时常就会想起这句古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高考改革是国家大事，身为拿国家“俸禄”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学者，理应为国效劳，即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也。
2013年以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5位委员虽然不再参加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制订工作，但对《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的初稿和后来的修改稿，还是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2014年9月公布《实施意见》之后，我还应约在媒体上解读高考改革新方案。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也就是沪浙两省市进行第1批新高考改革首轮试点的3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考试招生改革组的委员与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考试组的委员和部分专家工作组成员，曾5次专程赴上海、浙江进行高考综合试点调研，每次前后达6天，以便了解和指导上海和浙江的新高考改革试点工作。
阚阅：您被学界认为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高考改革？高考改革应遵循哪些基本规律？
刘海峰： 1994年至2007年的10余年间，学界出现了提倡素质教育、批判应试教育的浪潮，不少人对高考批判很多，包括提出要彻底改革高考或废止高考的建议。我是少数旗帜鲜明维护高考的学者，因此后来被媒体认为是高考改革稳健派的代表。可能有的人背后还把我称为保守派的代表性学者。不过，我不在乎。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实行统一的高考制度。这是在长期深入研究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我曾说过，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我熟悉的两位原先认为应该大刀阔斧改革高考的激进派著名学者，当真正广泛参与高考改革调研和研制改革方案一段时间之后，都变得不激进了，因为他们知道高考改革是典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事件，非常复杂，许多问题不是凭理想和理论就可以解决的。
我向来认为，高考改革应该考虑中国的国情，包括教育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认可程度。高考改革中存在着公平与科学的矛盾，或者说公平与效率的矛盾。民众对公平的注重与追求，往往使得高考追求科学性的努力受到制约。要使高考改革获得成功，就要在推行高考改革时把握好速度和火候。如果不顾客观条件急速推行一些改革，则有可能走了弯路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原点。在社会改革方面，渐进的改良优于突变的革命，它引起的震荡较小。教育改革只要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稳步推进，步骤得当，讲究策略，最终就一定能达成目标。
高考改革要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相适应，而且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的制约，这是高考改革的基本规律。理论上正确的不一定是现实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远规划，只有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渐进地推行，才可能实现。如果急于求成，可能欲速则不达，翻来覆去地改革，甚至进一步后不得不退两步，让中学师生无所适从，可能被人们看成是折腾。
阚阅：您很早就提出了高考改革的“8对矛盾”。这“8对矛盾”的提出与您长期从事科举学研究有关吗？这些矛盾至今是否依然存在？如果依然存在，您认为高考改革有哪些可为与不可为？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若只注意问题的一面而未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那么有的改革措施反而会导致比原先更严重的消极后果。在《高考改革中的两难问题》一文中，我曾对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统一考试与选拔专才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作过分析[5]。在《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一文中，我又对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作了辨析[6]。
我对这8对矛盾的辨析是对高考改革进行的哲理性研究。有一些博士生曾问我，为什么我能思考一些高考改革中的规律性问题，能写出一些他们想写却写不出来的文章。我的回答是，功夫在诗外。不能就高考论高考，而是要将高考制度放到中国考试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论述，自然比就事论事看得更深、更广。科举研究与高考研究关系密切。虽然古今时代在变，但人性和许多道理并没有变。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所遇到的问题也非常类似，甚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科举学研究使我的高考研究具有历史深度和学术底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见人所未见，方能言人所未言。
既然是规律性的问题，那么高考改革经过多年之后，这些矛盾或两难问题多数依然会存在，如统一考试与考查品行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等，都是千古难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也不都是无所作为，有些还是可以加以调整的。例如，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差别都相当大的国度，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是一对存在上千年、无法完全解决的两难问题，但通过实行异地高考政策、落实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以及逐渐调整高等学校的布局等措施，尤其是目前正在推动的一项工作——将来争取实现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3个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设1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规划——便可以部分解决各省区市高考录取及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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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阅：今年恰逢高考建制70年，您认为这70年间我国高考改革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有哪些问题是当前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的？
刘海峰：高考建制70年来，取得了许多成效，大概有4个方面。
一是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实行高考制度能够发挥以考促学的功能，保证高校新生的质量，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科举时代，“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7]。因此，人们都明白“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道理。在高考时代，大家也看到周围不少学子不是靠父辈的身份或关系得以升学，而是靠自身的努力，通过刻苦攻读来改变命运。因此，高考能催人奋进、培养一种不畏困难的拼搏精神，而科学命题可以解决学生知识结构残缺、不合理等问题[8]。
二是选拔了大量人才。1952年首次高考录取了5.32万人，2022年预计录取1 000多万人，增长了近188倍。尤其是恢复高考的这45年，高考通过公平择优的方式，选拔了亿万名合格的大学生。经过高等学府的培养造就，大量人才已成为社会各界的骨干，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中国近40多年的经济腾飞、社会的发展，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三是维护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考试选才是教育公平的基石。考试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择优录取。高考以其公平公正赢得了社会大众的高度信任。尽管高考有其局限性和弊端，但其公平性一向为公众所认可。“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曾经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它意味着能否上大学不是靠家庭出身，不是靠走后门，而是靠勤学苦读获得的分数来决定的。因此，只要划定了分数线，即使是只差一分，考生和家长都认。
四是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统一招考制度下，考点不断增加，让地处偏僻、家境清寒的考生能够报考全国的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学生一旦考上大学，便好似鱼跃龙门，可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因此高考能够促进社会人员的纵向流动。有学者对北京大学、苏州大学15万本科生的学籍卡所载学生父母的职业进行量化分析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无声的革命”，大学生源开始多样化，民国时期为社会上层阶级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阶层的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一定的比重，而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9]。当一个社会阶层流动率较高的时候，社会就更有活力也更稳定。因此，高考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更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由乱而治，这便是高考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功能的生动体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考制度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如“寒门难出贵子”等现象，反映了高考改变命运的功能有所下降。为了避免社会阶层固化，高考改革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扶助弱势群体和帮助落后地区。近年来，国家实行的专项计划就是基于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当然，其中会牵涉到高考改革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以及如何掌握一定的“度”的问题。另外，如何在命题中进一步突出能力立意或素质立意，通过高考改革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是一个难度很大、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阚阅： 2014年《实施意见》发布，标志着新一轮高考制度综合改革正式启动。您认为这一轮高考改革“新”在哪儿？在改革实践中有哪些困境，进展如何？
刘海峰：以科目改革为核心的高考综合改革又称新高考改革。经过8年的实践可以看出，新高考利弊兼具，既有很大的成效，也面临许多挑战，其利弊已经基本上显现出来。我曾梳理过新高考“利”的方面，主要有：在“3+3”组合中，除语数外以外，可以任选3门，这打破了文理分科，选考的组合众多，学生选择权大大增加；学生实行走班制，促进了高中办学的多样化；可以分散学生原来集中1次考试带来的压力；加强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倒逼高校专业进行动态调整与优化整合等。在改革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主要有：选择物理学科人数大幅下降，引起学生科学素养的下降；选课走班教学给薄弱学校基础设施和师资带来压力；不同科目选考人数增减明显，造成教师队伍结构性失衡；数学文理不分科命题造成难度不易把握；学生高中3年总体累计负担加重；等级赋分区分度不够，公平性受到挑战等[10]。
第三批改革省份高考调整为“3+1+2”模式，即首先必须在物理、历史2门科目中选择1门，再从其余4门中选择2门。实行该模式之后，弃考物理的问题解决了，但弃考化学的现象又出现。于是，教育部在2021年公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在此科目指引中，大部分理工农医类专业都要求考生要选考物理和化学科目才能被录取。如此一来，高考实际上又在相当程度上回到文理分科的状态了。2021年第4批、2022年第5批的改革省份，也都实行“3+1+2”的科目组合模式。目前，除新疆和西藏两个自治区比较特殊外，全国其他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加入了新高考阵营。应该说，这一轮的新高考改革已经画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
阚阅：高考改革始终受社会高度关注，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您认为新高考改革是告一段落，还是将来会进一步发展？
刘海峰：我认为新高考改革只是暂时告一段落。目前，第5批次进入新高考的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前两批6个省市实行的是“3+3”模式，后3批23个省市实行的是“3+1+2”模式。“3+1+2”模式是在总结上海、浙江首批新高考试点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改进版。这样设计主要是考虑凸显物理和历史这两个学科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兼顾增加考生的选择权，促进文理交融。“3+3”模式的科目组合使选择性更多，“3+1+2”模式的科目组合更简便易行，二者各有长处。“3+1+2”模式使选考科目组合从原来的20种减少至12种，降低了中学选课走班教学的难度，兼顾了中学的教学条件，更有利于中西部省份推进高考的综合改革，是探索新高考选考模式取得的重要进展。两种模式通过实践检验，可以进行比较鉴别，第4批和第5批跟进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选择“3+1+2”模式，是经过慎重考虑后的择善而从。
不过，即使是“3+1+2”模式，也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再好的制度实行久了都会出现弊端，更何况高考这样本身利弊兼具、影响重大的制度，本身就面临着一些矛盾。例如：即使是“3+1+2”模式，除物理和历史必选外，在其他科目中选两门的情况下，难度还是有不同的，尤其报考群体不一样，而现有的录取模式是按总分录取，即分分计较、每分必争。这种赋分方式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物理和历史科目采用原始分计算，其他两门是按等级赋分，第3批后跟进的改革省份科目分值是按从100分到30分不等，每1分1个梯度，虽然区分度增加了，但是按原始分记分的情况下，物理或历史能够拿到100分的考生基本上没有或很少，少数人可以拿到九十几分，可能很多考生也就七八十分，可是另外两门任选科目赋分的考生群体中有1%的人是100分。一个省若有20万人选考地理，便有2 000人获得100分。在按总分录取的模式下，这个100的分值通常高于物理和历史的原始分。所以，从必选角度来看，物理和历史两个科目比其他任选科目更重要，但是，从赋分的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反而下降。这是个新出现的问题。由此可见，即使对“3+1+2”模式进行了改进，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赋分问题。
由于高考是一个利弊并存的“双刃剑”，无论怎么改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未来新高考还是要适应新形势，不断改革，与时俱进。可以说，高考改革永远在路上。
阚阅：今天的访谈非常圆满。从创建科举学到高考改革研究，涉及的话题十分丰富，让我受益匪浅，相信学界同仁也会与我一样感同身受，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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