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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提出“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决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1]。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针对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对蒋斗争的策略问题，中共中央灵活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政治上采取攻势，一方面需要同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必须争取社会舆论和中间力量的同情与支持”[2]；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一方面要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引起过早破裂，破裂越迟越好[3]。1月11日，皖南事变消息传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政治攻势的指示，积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彻底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提出利用话剧反击国民党禁锢的计划。周恩来指出：“重庆这个城市中，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4]723月，周恩来指示各地抗敌演剧队党组织“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4]65。阳翰笙、陈白尘、徐冰等积极落实周恩来指示，广交文艺界进步人士朋友，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中华剧艺社，决定从话剧方面着手，发动进步戏剧界，从10月起掀起雾季戏剧运动第一个高潮。话剧《屈原》就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皖南事变的爆发，预示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到达顶点，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度濒临破裂。面对这一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共中央临危不乱、顾全大局，处变不惊、相忍为国，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一克敌制胜的“法宝”，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奉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巧妙化“危”为“机”，有效巩固和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5]42。面对世界大变局呈现的诸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6]为此，如何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对于科学应对这一大变局背景下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极具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侧重探讨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与基本社会职能等。比如，李俊等将百年统一战线按历史阶段分为“革命形态”“建设形态”和“治理形态”[7]；王平等认为“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百年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8]。同时，学界也重视梳理国家领导人的统一战线思想。比如，郝连儒等梳理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统一战线思想[9]；邸乘光论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10]。二是关于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与经验研究，侧重探讨不同历史阶段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征。比如，张宁总结了百年统一战线的主要经验[11]；肖存良认为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样本”[12]。三是关于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研究，侧重探讨如何发挥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方面的作用。比如，林华山等认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全面嵌入现代化强国的整体架构，上升成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形态、中国人民的组织形态、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转形态、中华民族的联结形态、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实践形态[13]；黄祖军论述了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宣传工作新特点与机制创新[14]；孙德魁论述了“重庆统一战线的独特精神标识和重庆历史文化体系”[15]。
2022年8月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统一战线”文献超过5万条，但加上“对敌斗争”后主题检索仅58条，足见学界对如何利用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斗争、发挥其克敌制胜作用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鉴于此，本文选择从文学和历史学视角切入，围绕皖南事变后话剧《屈原》的酝酿、创作、演出和论争，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智斗国民党顽固派，为科学应对当前重大突发危机事件、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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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屈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创新的产物，也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成功案例。话剧《屈原》的酝酿，具体有三个因素：一是诗人节活动奠定了《屈原》创作的基础；二是为郭老祝寿增添了《屈原》创作的动力；三是友人的鼓励成为《屈原》创作的直接诱因。而三个因素的内核，都是中国共产党反分裂、促抗战的政治主张，是揭露国民党分裂倒退行为、批判其法西斯专制统治野心、促进国统区人民觉醒的需要。
首先是诗人节活动的激发。1941年5月3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法比瑞同学会址举行了第一届诗人节活动，老舍与郭沫若、冰心、胡风、臧克家等53人联合签署《诗人节宣言》并由郭沫若审定。《新华日报》同日刊出《诗人节缘起》说：“目前是体验屈原精神的最适切的时代，中华民族在抗战的炮火里忍受着苦难，⋯⋯而在世界风云里，中华民族抗战的炮火已是世界光明的导线。”“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是要向全世界高举起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中华民族新生的朝气在飘荡，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在飞扬”[16]。郭沫若说：“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节气的诗人。”[17]据诗人节发起人之一陈纪滢回忆，郭沫若在商讨发起诗人节时指出：“在抗战期间人人如有屈原精神，不会出现汉奸，也不会向敌人投降，而激浊扬清，更是今日所缺乏的精神。”[18]诗人节是全国文艺界抗敌统一战线在国统区最早举行且有一定影响的抗议皖南事变的活动，效法屈原的精神、同一切邪辟斗争等共识，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为其创作话剧《屈原》智斗国民党顽固派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为郭老祝寿的鼓舞。1941年10月上旬的一天，郭沫若在家与阳翰笙研究工作，周恩来突然来访，提出要为郭老庆祝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周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19]周恩来委托阳翰笙具体操办，要求以南方局名义起草祝寿通知。阳翰笙草拟纪念计划并由周恩来审批后执行，冯乃超、阳翰笙、翁泽永、罗髫渔、石凌鹤、朱海观等20余人组成纪念会筹备组[4]77-78。11月10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7卷第4、5期合刊登载消息《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实际上就是公开通知[20]46。
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文化界为庆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组织召开盛大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冯玉祥致开会辞，指出要向郭沫若学习：“一、郭沫若的革命精神；二、郭沫若的忠心为国；三、郭沫若永远和青年在一起，不失赤子之心。”[21]周恩来号召积极学习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与战斗生活，说：“他那一生战斗的生活，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运动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21]郭沫若致答词说：“一、羊群中最落后的羊，被牧者鞭策后即更往前进，余今被祝，亦等于落后之羊被驱策；二、余固一庸人，勤劳用功后，即可获得各位庆祝，则今日聪明少年，若果肯努力上进，则成就更未可限量；三、昔燕昭王筑黄金台，求贤，郭隗首应，因此关中之士趋之。今余亦愿以郭隗自居。”[20]47当日《新华日报》用两个版刊出专刊，头版刊登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22]郭沫若热泪盈眶地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幅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句话，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23]
为郭老祝寿从谋划到执行，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深思熟虑的结果，通过这次祝寿明确了郭沫若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确立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在国统区文艺界的主导地位，同时还取得了国民政府的认可。这为后来郭沫若创作《屈原》增添了动力，也为文艺界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斗争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第三是友人的鼓励。为庆祝郭沫若诞辰五十周年和创作二十五周年，11月20日，在抗建堂上演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抨击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同室操戈。排演前后，周恩来多次与郭沫若讨论剧本修改。该剧共演出24场，观众15 000余人[4]78。12月7日，《新华日报》开辟周恩来亲笔题写版头的“棠棣之花剧评”专版，刊载欧阳凡海、章罂、舜瑶的文章，周恩来亲自参与了修改。《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后，演员江村等得知郭沫若对屈原非常崇拜，又对屈原研究有独到见解，便提议他以屈原为题材再创作一部话剧。周恩来也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馋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到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24]郭沫若回忆说：“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时候，有好些朋友怂恿我写屈原，我便起了写的意念，但怎样写法，怎样才可以写得好，却苦恼着我。”[25]1根据他的自述，写《屈原》的苦恼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屈原的悲剧身世太长。30多年的悲剧历史如何搬上舞台，困扰他三个星期之久无法执笔。二是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太隆崇，屈原的性格和他的作品都有充分的比重，如描写力量不够，容易将屈原漫画化。三是朋友们有过高期待，“在元旦的报章上就有人预言：‘今年将有罕默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这种鼓励无宁是一种精神上压迫”[25]1。在周恩来等人的鼓励支持下，郭沫若高度认同反分裂促抗战的政治主张，克服了自身不自信的苦恼，坚定信心创作了《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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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也加紧迫害进步文化人士，国统区文化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格封锁。“政治部文委会近被监视甚严，会内外之特务活动加紧，对外活动甚少。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文艺界的活动极少，戏剧界因环境及剧场限制难于发展，出版界因印刷及检查之限制，日益萧条。”[26]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宣部拟订《戏剧电影审查办法》，内附“战时戏剧审查标准”“戏剧剧本审查登记办法”“电影剧本审查登记办法”三件，规定戏剧剧本内容不准“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及其他一切割裂整个国家民族之反动行为者”，不准“诋毁现政府之措施，足以削减政府之威望者”，不准“描摹战时社会畸形状态”[27]。1941年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戏剧与电影剧本审查指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目前一般戏剧描写颓废及暴露社会罪恶者触目皆是，此种作风，亟应革除。二、今后戏剧应着重表现理想生活及扬善方面。同时，对成仁之故事亦应避免，而应以成功之英勇事迹为剧本材料以增加人民对本党主义之信心与抗战之意志。三、本部可设置奖金征求优秀剧本。”[4]671942年2月1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95次会议审定通过《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规定：“所有戏剧剧本之出版或演出审查，在重庆市统归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办理；各地方由地方图书杂志审查处办理，原有党部、政府或宪警机关附设或合办之戏剧审查机构，—律取销。”“凡经中央或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机关审定剧本之演出，由当地政府派员检查所演出剧本是否与审定剧本相符。(其检查工作之人员，以由党部调用为原则。)”[28]
面对国民党严苛的审查制度和国统区沉闷压抑的文化氛围，经过前期酝酿，继《棠棣之花》演出成功后，郭沫若用十天时间一气呵成创作了话剧《屈原》，在政治上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封锁。“在《屈原》创作期间，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曾亲自登门探望，并一同讨论解决创作中的问题。”“郭老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对历史素材进行了艺术再创造和典型概括，为现实服务。”[25]248-249剧本取材于屈原同卖国投敌的南后、靳尚等人斗争的史实，全剧故事曲折、主题鲜明，热情歌颂了屈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揭露南后郑袖等人的卖国阴谋和迫害爱国志士的罪恶行径。剧本借古讽今，以《桔颂》礼赞婵娟，表达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愿望，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卖国政策；同时借屈原在遭受陷害时发出的愤怒抗议之声，影射国民党倒退分裂的罪行。“假如说在《棠棣之花》中，郭老通过主张团结，反对分裂这样一个主题，来反映他对党和人民的真挚感情和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史剧《屈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屈原的悲剧，已经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楚国的悲剧，而是全中华民族的悲剧。郭老用《桔颂》来塑造屈原的坚贞高洁，以《雷电颂》来作为他自己的强烈的情感之录音，已经把他早期诗剧《湘累》中所表现的‘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一扫而空，个性解放的要求，已为捍卫真理，保卫祖国，反对强暴的伟大理想所代替。”[25]149正如后来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所述：“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29]
剧本写成后，周恩来反复阅读并与大家积极讨论，他说：“是否肯定这个戏不仅是艺术创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斗争。”[20]70为夺取斗争的最大成果，在与周恩来同志商量后，郭沫若先生将《屈原》剧本交给孙伏园，让他在《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迅速引起广泛轰动。孙伏园于2月7日在《中央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读〈屈原〉剧本》，称赞“满纸充溢着正气”“实在是一篇‘新正气歌’”[30]。《屈原》剧本的发表成为一个轰动性事件。“时任《中央日报》总主笔、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大为恐慌，连称：‘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25]249随即下令禁止继续刊登赞扬《屈原》的文章，孙伏园也因此事被撤掉《中央日报》副刊主编职务。
周恩来多次观看排练，对剧中的《雷电颂》非常欣赏，他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着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向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20]70他让演员去红岩村朗诵，指导说：“注意台词的音节和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确表达，这是郭老说给国民党反动派听的，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计在剧场中一定会引起观众极大的共鸣。这就是斗争，我们的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20]70-71借古喻今讽今的创作手法，使文艺界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封锁的政治策略，让南方局利用话剧反击国民党禁锢的计划得以有效贯彻落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
1944年11月，毛主席在延安亲笔致信鼓励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31]话剧《屈原》将第一届“雾季公演”推向高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的创作手法成为应对国民党审查制度的有效方式，也是团结动员文艺界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策略。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由此达到空前规模，众多历史剧中以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最。前者以郭沫若《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翼王石达开》为代表。这些剧目采用借古喻今讽今的政治策略，宣传团结抗敌、反对分裂、抨击专制，颂扬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深受大众欢迎，赢得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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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指导下，《屈原》的创作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为了保证顺利演出，周恩来和南方局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奉行中共中央“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遵循周恩来同志“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25]178的指示，围绕如何宣传动员，找谁演、怎么演、哪里演等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与周密部署。“周恩来像举行战前会议一样，就这些问题作了对策性指示。”[32]周恩来指示文艺界党组织说：“需选择和动员最好的演员来参加这次演出。故演出的演员名单经过阳翰笙多日奔走，进行多方面动员、劝说，和反复考虑定下来。由于阳翰笙是《屈原》演出的组织者，是演出的幕后实际负责人，为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大歼灭战，故在演员阵容上，哪怕是一个配角也力求做到由名演员来担任。但当时的名演员又多分散在国民党控制的几个单位中，所以能组成后来理想的演员阵容却非易事。”[25]250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阳翰笙在剧本连载完的第二天，即1942年2月8日，就与“应云卫、周峰、江村、孙坚白去郭沫若处，共议《屈原》究竟交哪个剧团演出，未得结论。11日，史东山、王瑞麟、应云卫、周峰、孙坚白、江村在郭沫若处再议《屈原》演出事，郭沫若决定《屈原》交中华剧艺社演出”[4]85。成立于1942年10月的中华剧艺社，由阳翰笙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筹建，以民间职业剧团的面貌出现，由“中间派”影剧界知名人士应云卫担任社长。确定了剧社后，阳翰笙又想方设法聘请婉拒执导《野玫瑰》的陈鲤庭担任导演；刚从香港抵渝的著名演员金山饰演屈原；隶属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演员白杨饰演南后、顾而已饰演楚怀王、施超饰演靳尚；隶属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演员孙坚白饰演宋玉、周峰饰仆夫；怒吼剧社的张瑞芳饰演婵娟；中华剧艺社演员丁然饰子兰、苏绘饰张仪、张逸生饰钓者、张立德饰巫师、卢业高饰子椒、李君遏饰更夫，房勉饰詹尹，等等。演员阵容可谓“全明星制”，在当时“雾季公演”剧目中独一无二。为突出剧中歌舞表演的效果，还特别聘请了著名作曲家刘雪庵谱曲，国立音乐学院实验管弦乐队伴奏，金律声指挥，舞美设计张垚，舞台监督辛汉文，灯光设计章超群。为了安排管弦乐队，保证戏剧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还忍痛将前三排的座位撤掉。
周恩来非常重视这次演出，亲自多次指导排练，明确指出：“《屈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是好作品，是与国民党做斗争的最具体、最有效的方式，使演员们都深刻地理解了这部剧作的政治与现实意义。”[33]129曹禺观看排练时感叹：“演员们一个个都热血沸腾，连旁观者也是同样。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战斗。我还感到空气中孕育着风暴，国民党不是傻瓜，他们会在剧中看到他们魔鬼的嘴脸，他们也许要围剿。”[34]64-65国民党为阻止《屈原》演出，想从审查方面进行限制，但由于《屈原》剧本发表在隶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中央日报》上，若是连国民党党报上的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恐怕要滑天下之大稽。国民党只能从演出方面破坏，在排练阶段从演员入手，通过命令“中制”筹拍陈果夫创作的电影《大德》，要求中制演员、南后的饰演者白杨做主演参加拍摄。白杨与导演沈浮、张骏祥等人故意推诿，采用拖延战术，以确保能顺利参演《屈原》。在此过程中，潘公展等人又批评《屈原》歪曲史实，以违反历史真实性为借口企图禁演。《屈原》剧组以《中央日报》连载为“尚方宝剑”，坚持上演。国民党又对国泰大戏院老板夏云瑚施加压力，不许国泰上演《屈原》。《屈原》演出者应云卫“利用国民党CC与复兴社、三青团这两派之间的矛盾。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潘公展要戏院不上演《屈原》，由重庆市党部致函市警察局执行。受夏云瑚影响的警察局长则说：‘我只听我上级(市长)指挥，你市党部指挥不了。’因此对该公函迟迟不交各分局执行。等到分局得到市府执行通知时，分局长则说，人家票都卖出去了，这是经过图审通过的戏呀!不让人家演出就别通过嘛。若要退票，岂不搞乱了社会秩序？你市党部又不负责治安，不是故意在为难我们!”[35]据阳翰笙回忆：“他(夏云瑚)在和我商量如何对付这局面的时候，拍着胸脯，毅然决然地对我说：‘你们尽管演好了，我来想办法对付他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由于夏云瑚同志的坚毅和机智，《屈原》终于按原定计划顺利地上演了，打响了我们向国民党反击的一声巨炮。不仅如此，继《屈原》之后，在以后数年间，尽管国民党强化其法西斯统治，但是在国泰大戏院的舞台上却接连不断地上演了几十部进步的革命的戏剧。对于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性，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积极的影响。”[36]从表面上看，夏云瑚是从戏院利益出发支持《屈原》演出，实际上是阳翰笙、应云卫等人按照周恩来指示团结文艺界统一战线认真统筹谋划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智慧的表现。
《屈原》正式上演前，国民党又指使“中制”赶排话剧《江南之春》，计划在《屈原》上演前预定国泰大戏院连演20天，妄图排挤《屈原》的演出档期。阳翰笙派好友石凌鹤去游说马彦祥，“望他不必助桀为虐，在老郭的戏上开刀”，“又经各方努力，各青年同仁，愿在必要时‘诉诸正义感’，即不演《江南之春》”[37]。经过反复协商博弈，《江南之春》剧组少演十天，为《屈原》公演让出档期。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屈原》分别于1942年4月3日至17日和5月13日至15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进行了两轮演出，共演出22场，观众总计32 000人[4]91-92。
1942年4月3日，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评论文章《〈屈原〉冒险演出——昨晚彩排观后感》说：“这里的‘冒险’指的应当不仅仅是艺术表现方面的创新和突破，更暗示着在意识形态方面突破禁锢、冲破压制，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姿态。”[33]131当日，《新华日报》开设《屈原》公演特刊，刊出郭沫若《屈原与厘雅王》一文，回答徐迟谈《屈原》与《李尔王》(即《厘雅王》)相似的一封信，徐迟来信同时刊出；《时事新报》出专刊祝贺历史剧《屈原》上演，发表白杨《理解“南后”的片断》；《新蜀报》刊出金山《参加〈屈原〉演出有感》[4]92。4月4日，《新华日报》援引中央社消息，盛赞话剧《屈原》演出成功：“(中央社)轰动剧坛望眼欲穿之名剧《屈原》，已于昨(三)日晚在国泰剧院演出，上座之佳，空前未有，此剧集剧坛之精英，经多日之筹备，惨淡经营，耗资数万，举凡全剧所需布景服装等物均经专家考据设计，音乐部门由名作曲家刘雪庵氏制谱，名音乐家郑颖孙氏顾问，名音乐家金律声氏指挥，名歌六阕，由乐队数十人伴奏，古色古香，堪称绝唱。”[38]“《屈原》在重庆演出盛况空前，许多观众为了能买到一张戏票，不辞辛劳。有的人半夜带着被盖到剧场门口等候，有的没有座位，宁愿站着看三个多小时，有的观众甚至从成都、贵阳等地专程赶来，一些由郊区进城看戏的穷学生，戏完之后已是深夜，不能回去，就干脆留在剧场过夜，新闻界誉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25]150“《屈原》的公演是一场政治斗争，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尤其是《雷电颂》更轰动了山城。人们在学校里，在马路上，在轮渡口，在家庭中，常常会发出‘爆炸了吧，爆炸了吧⋯⋯’的怒吼声，诅咒日趋反动的黑暗统治。”[25]151重庆《扫荡报》也高度评价《屈原》的演出：“《屈原》的演出，在陪都真是空前的。剧作空前，演员空前，布景空前，音乐空前，观众轰动了！不能不轰动。”[25]116
面对《屈原》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陈立夫、潘公展等人以《屈原》违背历史、破坏抗战为由宣布禁演。在卢子英的支持下，《屈原》从6月28日晚在北碚上演，原计划演出4场，后应观众要求再次续演。据《嘉陵江日报》报道：“中华剧社公演郭沫若先生杰作，五幕历史剧《屈原》，场场客满，盛况空前。”[39]
《屈原》的演出成功，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运筹帷幄的结果，是郭沫若、阳翰笙、应云卫等严格贯彻周恩来“舞台作炮台，剧场作战场”指示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极大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使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由抗战文化宣传向爱国民主运动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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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创作和演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革命者以戏剧为武器向国民党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高峰。”[34]239从某种程度上讲，话剧《屈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斗争的一部分，空前的社会反响注定其作为与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和独裁统治开展政治斗争的一把“利刃”。为争夺国统区文艺界的政治话语权，国共两党围绕话剧《屈原》在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政治较量。
第一，历史与艺术的真实之争。1942年4月3日《屈原》公演当天，国统区文化界进步人士纷纷撰文盛赞。《时事新报》刊载刘盛亚《最适宜写〈屈原〉的剧作者》；《新华日报》刊登《徐迟关于〈屈原〉的来信》；《新蜀报》发表方殷《读〈屈原〉有感》、金山《参加〈屈原〉演出有感》；《时事新报》发表潘孑农《〈屈原〉读后》、白杨《理解“南后”的片段》；等等。从不同层面肯定《屈原》的艺术成就，描写演出盛况。4月8日晚，黄炎培看《屈原》后作七绝二首赠郭沫若，《新民报》刊登了黄、郭二人关于《屈原》的唱和诗。
国民党政府不甘示弱，4月12日《屈原》上演后，国民党顽固派人物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出版界》《文艺先锋》等报刊上发表攻击《屈原》的文章，称其“不符合史实”。《中央日报》称：“如果一定要从《离骚》的女媭之婵娟上，把她解释为陪嫁的姑娘，则未免有些牵强。”“把宋玉当作屈原的弟子而在同一时期出现，未免与历史相差太远。”[40]《文艺先锋》指责《屈原》“曲解了历史，污蔑了古人”[41]。
为了回答国民党御用文人对所谓“失实”的攻击，郭沫若发表《历史、史剧、现实》，认为“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历史研究要“事实就是”，史剧创作则要“失事求似”，两者任务毕竟不同。他批评将“史剧与现实对立起来”的观点，强调“史剧家在创造剧本，并没有创造‘历史’，谁要你把它当成历史呢？”[42]周恩来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应该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同时也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在大的方面符合历史真实，至于对某些非主要人物，作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来评价是允许的。”[43]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下，“南方局、《新华日报》为《屈原》的演出召集座谈会，组织撰写评介文章，《新华日报》辟专栏刊载”[44]。194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以“《屈原》唱和”为题刊载了黄炎培和郭沫若关于《屈原》的“唱和诗”，还发表董必武和诗两首。从这一天开始，《新华日报》开辟“《屈原》唱和”专栏，截至5月18日专栏结束发表唱和诗66首，有效占据了舆论宣传的主导地位，有力回击了国民党文化当局煞费苦心借攻击《屈原》来维护其统治的企图，突破了国民党当局对大后方文化的封锁，形成了一个与国民党当局作斗争的高潮。
第二，与话剧《野玫瑰》之争。1942年3月23日，在《野玫瑰》首次公演后的第三天，《新华日报》文艺版主编刘念渠以笔名“颜翰彤”发表文章《读〈野玫瑰〉》，对该剧持基本否定立场，“抨击该剧将卖身投靠日本的汉奸美化成英雄豪杰，进而剖析了《野玫瑰》的政治失误并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作者所信奉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战国策’思想在文艺作品中的自然流露”[45]。《时事新报》4月8、11、14日分三次在第4版连载方纪《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批判其将汉奸形象塑造成英雄，引导观众去理解同情汉奸，企图消磨民众的抗战意识，强调指出“《野玫瑰》的成功不过是博得许多观众天真的喝彩”，提醒戏剧界“要提高警惕而洁身自好，不要让这污秽东西玷污了自己”[46]。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决定给予《野玫瑰》年度三等奖，重庆戏剧界由导演石凌鹤执笔，联名200余人致函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提出抗议，要求政府撤销原案。函称：“查此剧在写作技巧方面，既未臻成熟之境，而在思想内容方面，尤多曲解人生哲理，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47]4月30日，重庆戏剧界组织召开“1941—1942雾季重庆演剧检讨座谈会”，郁民、周峰、张立德、白杨、舒绣文、刘念渠、苏丹、刘厚生、张瑞芳等相继发言，认为“像《野玫瑰》这样的戏是有毒素的，那么他对于观众是没有好的影响”[48]，指出“演艺界对剧本的选择不够慎重，忽略了抗战情势，从而使法西斯主义的应声虫——战国策派的英雄崇拜的思想伸进了我们剧坛的一个角落”[49]。
5月16日，张道藩、潘公展举办茶会招待戏剧界同仁，编剧家夏衍、陈白尘、吴祖光、沈浮，剧院老板兼导演张骏祥、应云卫、王瑞麟、罗学濂，导演孙师毅、陈鲤庭，演员陈伯勋、江村、白杨、张瑞芳等70余人到会。会上就《屈原》与《野玫瑰》两剧展开激烈讨论。剧界同仁再度提出严重抗议，陈立夫声称：“审议会奖励《野玫瑰》乃‘投票’结果，给以‘三等奖’自非认为‘最佳者’，不过‘聊示提倡’而已。”[50]张道藩的表态则更为暧昧，对获奖理由不置可否，声称“抗议是不对的，只能批评”[50]。潘公展则强硬表态说：“《野玫瑰》不惟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该‘鼓吹爆炸’云云。”[50]5月下旬，潘公展等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文艺界招待会，再次为《野玫瑰》摇旗呐喊，大骂《屈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随声附和，要求禁演《屈原》。潘公展狂叫：“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4]97声称要禁演《屈原》。郭沫若愤然率《屈原》演职员离场，以示抗议。国民党公开提倡续演《野玫瑰》、指责禁演《屈原》的做法，进一步激发了左翼文艺界战斗热情，进步报刊纷纷声援《屈原》。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江布《〈屈原〉和〈野玫瑰〉》称：“现在从潘公展的谈话中，叫我们看到，正气所生的力量，已被指斥为‘爆炸’性了。的确，要是确有这样作用的话，我们正需要这种重气节的美德，来‘爆炸’旧社会的黑暗呢。”[51]在共产党领导下，以重庆为中心，在成都、昆明、贵阳等地迅速掀起了反对《野玫瑰》获奖的舆论攻势。
原本从艺术特色看，《屈原》和《野玫瑰》不具备可比性，前者属于历史剧，后者属于谍战剧，两者从创作、发表、排练、公演等都是前后各自进行，没有“打擂台”对抗之意。从创作意图看，《屈原》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寄托着中共南方局“文委”和文工会的期冀。《野玫瑰》虽然是战国策派代表陈铨为学生剧团创作的剧本，但在剧中所谓“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高度契合了国民党政府所谓“民族主义”。为此，国民党宣传部门将其作为抗衡《屈原》带来的“爆炸效应”的砝码，对其给予高度肯定，企图压制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文化运动。这场论争最终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据时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总干事邓绥宁回忆说：“当时，凡是思想坚定而决不倾向共产党的作家，且有剧本发表者，没有一个能幸免遭受共产戏剧集团的打击。他们的策略是这样的：首先是批判剧本，即使你的剧本写的极好，他们也要吹毛求疵，挑出许多缺点来，其目的在于使你这个剧本不能上演。如果批评没有发生作用，他们就发动剧团、导演以及演员，拒绝演出你的剧本。如果拒演没有成功，他们就集中火力，攻击整个戏剧的演出。陈铨教授的《野玫瑰》，以及《蓝蝴蝶》虽然都上演了，可是他所遭受的批评、谩骂，甚至于人生攻击，更为无情而恶毒。”[45]这恰恰证明，皖南事变后，面对国民党政府层层禁锢的“白色恐怖”，国统区文艺界的实际领导权、宣传舆论话语权还是掌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手中的。
第三，关于文艺政策之争。随着话剧《屈原》的空前影响，国民党政府愈发意识到必须想方设法弱化中共在国统区的文艺创作和文化运动等方面的实际掌控力，试图从文化管制、文艺政策和审查制度着手，尤其是要夺回对国统区话剧领域的操控权。
1942年5月1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转发《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潘公展多次强调，所有戏剧剧本的出版或演出的审查权都收归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创造性地回答了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指向。为了抵制《讲话》的传播，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在该委员会创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强调“三民主义”文艺政策要建立在“谋全国人民的生存、事实定解决问题的方法、仁爱为民生的重心、国族至上”这四种基本意识之上，提出了文艺创作的“六不”“五要”方针：“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52]。该文发表后，重庆文化界知名文化人士如丁伯骝、赵友培、夏贯中、易君左、罗正伟、钱穆、王平陵、王梦鸥、常任侠、李辰冬、陈铨、王集从等纷纷撰文表示拥护，并从多方面加以论证、补充。《中央日报》《中央周刊》和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也发表许多文章，欢呼国民党文艺政策的颁布[53]。文化界进步人士如郭沫若、茅盾、何其芳、沙汀、艾芜、胡风、以群、罗荪、臧克家、宋之的等，则严厉批评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文化界进步人士对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郭沫若认为，现实主义，它必须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茅盾指出，现在这个世界，到处展开了善与恶的斗争，前进与倒退的矛盾，光明与黑暗的激荡，这就是现实。单单挑出一面来写就非现实。事实上，赞成和拥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人，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阳翰笙评论，他们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家来，他们也拿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来，这是他们不可排解的悲哀。人心的向背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54]
1943年3月14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通知各剧团“剧本上演，必须预先送审，经审核发给准演证后，始得排练”[4]119-120，规定“凡关于历史剧本务必送国立编译馆史地教育委员会复审始可准演”[33]147。4月23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召集各剧团主持人、编剧、导演举行茶话会，潘公展再次强调：“今后审查标准更加严紧，凡意识不正确、或水准较低的剧本，不准上演和出版。”[4]1265月28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再次颁布《重庆市审查上演剧本补充办法》规定：“上演期间之每日临场审查戏券必须于开演前一日全部一次送会。如期满续演，亦须按续演期一次送会；其座次应在前五排内者。”“近有大多数上演剧本对于本会核定删改之点，演出时未尽遵守，殊属不合。嗣后务须通照本会删改各点演出，非经本会许可，不得随意变动，否则即通知停止上演。”[4]129-1308月20日，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出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查禁不准上演的剧本一览表，共116种，其中有阳翰笙《草莽英雄》、老舍《残雾》、陈白尘《石达开》、李健吾《以身作则》、田汉《梅雨》《乱钟》、郭沫若《高渐离》、吴祖光《风雪夜归人》、曹禺《原野》等。另有需修改后方准上演的剧本7种，有郭沫若《屈原》、阳翰笙《天国春秋》、夏衍《第七号风球》(即《法西斯细菌》)、陈白尘《大地黄金》(即《秋收》)、沈浮《重庆24小时》等[4]133。
面对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剧团监管、戏剧审查、加征税收等方式，将话剧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做法，周恩来指示阳翰笙：“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是既定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大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要有策略思想，进攻与退守要看情况而定，要稳扎稳打，不要乱冲乱闯，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些工作的。”[4]1306月下旬，周恩来出席郭沫若邀集的重庆市各剧团负责人、主要编导和书店出版界人士的会议，讨论对国民党禁止剧本的抗议活动。1944年2月15日，《新华日报》为纪念戏剧节发表社论，提醒戏剧工作者警惕“脱离人民，有力抗战现实，趋向于卑俗娱乐和高蹈自喜的倾向。”[55]郭沫若痛心疾首地写道：“戏剧，尤其是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但在陪都的剧坛上，却流行着一种和这不十分合拍的倾向。⋯⋯有些飘飘然陶醉于为艺术而艺术、为戏剧而戏剧的资本主义末期的空气里。”[56]夏衍说：“当局要求戏剧非有教育意义的不可，不得与抗战无关。而另一面，将营业税、娱乐捐、节约建国储蓄券、冬令救济捐款等等，一层一层地堆压上去的时候，戏剧又分明是纯营业的娱乐性捐税的对象。”[57]史东山说道：“剧团的工作，今天遇到了空前的困难。”“至少不应该把艺术当成‘似可寓禁于征’的违禁品。”[58]在国民党政府文艺政策和税收调控下，国统区话剧界陷入绝境，各剧团与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关系、国民政府与戏剧受众的关系渐趋恶化，在中共南方局的引导下，对剧坛现实强烈不满的左翼戏剧界反抗力量，最终汇入国统区呼吁民主自由运动大潮之中，戏剧界成了抗战胜利前后争取民主自由的主要进步力量。
1942年4月下旬，周恩来专门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郭沫若、夏衍等出席，周恩来在席间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4]96在周恩来同志亲自关心指导下，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力支持领导下，话剧《屈原》从酝酿、创作、演出到论争，积极倡导反分裂促抗战的政治主张、运用借古喻今讽今的政治策略、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较量，充分展示了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有效地巩固和拓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并以剧会友、广交朋友，积极争取中间派力量和国内外舆论支持，在话剧舞台上掀起了反对内战、宣传抗日的高潮，为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凝聚了人心、团结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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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前，“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5]43-44，我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党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历来习惯将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焦点，长期以来通过捏造事实，颠倒是非，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企图利用西藏、新疆民族宗教问题扰乱中国，实现其牵制我国的战略目标。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统一战线工作的复杂性前所未见，“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59]。“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6]。中共中央南方局紧扣统战工作本质，利用话剧《屈原》妥善应对皖南事变，大力发展进步势力、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坚决孤立顽固势力，精准把握联合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在尊重各种势力的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抗日救国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救亡图存的最大同心圆，有效地化解了皖南事变危机，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高超政治智慧，为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发挥统一战线作用、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范例和经验启示。
一是敢于旗帜鲜明地站稳政治立场。新时代统一战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过程中，要不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是决定统一战线前途命运、能否发挥凝心聚力作用的重大问题。”[60]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西方反华势力的挑衅、围堵、渗透、打压等，必须毫不动摇地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要立场坚定。在应对一些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积极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既要求同存异，又要聚同化异，对任何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行为，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
二是构建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格局。“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6]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对敌斗争，必须遵循“大团结大联合”这一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政治要求，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的永恒主题，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重要原则，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基本功能”[61]，构建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大统战格局。在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时，聚焦着力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充分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利益，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巩固和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
三是善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当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在“变与不变”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赶考”路上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得尊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62]。面对新时代伟大斗争中的重大突发危机事件，我们必须在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事件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精准把握好团结与斗争的关系，采取灵活多变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善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不断提高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水平。
四是自觉践行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6]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历程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战线都能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坚决服务大局，聚焦世情、国情和党情实际，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呈现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的具体形态。面对新时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格局深度调整，国内发展稳定任务繁重，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等，我们要以史为鉴，发挥党的统一战线对敌斗争优势，把准规律、坚守原则、讲究方法，自觉践行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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