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phor: Political Expression of the "Mirrors for Princes" in the 15th-Century England

从1400年特拉维萨的约翰将罗马的吉尔斯的《论君主政治》(De Regimine Principum)译为英文，到1477年11月18日书商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英格兰首次印刷《哲人言行录》(Dicts and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s)，十余部“君王镜鉴”在15世纪的英国被制作进献。由是，“对于任何一名金雀花的君主来说，在继承王位前后都会收到几部‘君王镜鉴’”^[15]60，甚至存在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分别呈递的情况。在系统地解读之前，有必要厘清这一时期“君王镜鉴”的概况与其书写语境。

这里将按照时间顺序对15世纪进献给英王或储君的“君王镜鉴”进行梳理。1411年，时为威尔士亲王的亨利五世委托霍克利夫为其创作“阐述君主统治艺术的作品”，后者在亨利登基前夕献上《君主的统治》(The Regiment of Princes)一书。作为霍克利夫参照的重要来源，吉尔斯的《论君主政治》也为亨利五世所熟读。据同时代传记《亨利五世行止》(Gesta Henrici Quinti)所载，亨利五世就是在吉尔斯的启发下，选择围攻哈弗勒(Harfleur)^{[16]28-29，40-43}。上述两部作品便是亨利五世最熟悉的“君王镜鉴”。此外，活跃在兰开斯特宫廷的诗人利德盖特，在亨利五世的赞助和授意下，先后完成《特洛伊之书》(The Troy Book)和《底比斯之围》(The Siege of Thebes)等蕴含教育君主色彩的作品。1422年，亨利五世去世前夕，将祷告、布道、法律和神学书籍分配妥当后，在遗嘱的第37条款和附录中强调“将前述所有未曾遗赠的书籍都留给我的继承人”^[17]；亨利五世曾经拥有的“君王镜鉴”理应为其继承人所有。

亨利五世去世后，埃克塞特公爵博福特(Thomas Beaufort)、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Richard Beauchamp)先后承担起教育辅佐年幼的亨利六世之责，为亨利六世生产的“君王镜鉴”接踵而至。1427年，利德盖特接受理查德·博尚的嘱托，为幼主写作《亨利六世的头衔和谱系》(The Title and Pedigree of Henry Ⅵ)，随后在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 of Lancaster)的赞助下，于1431年5月开始写作《王子的陨落》(The Fall of Princes)。此外，1449年，理查德·博尚的秘书约翰·谢利(John Shirley)将法语版《神秘的秘密》译为英文《君王的统治》(The Governance of Kynges and Prynces)进献给亨利六世。

“玫瑰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分别以爱德华四世、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Margaret of Anjou)为核心的对立政权形成后，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竞相组织“君王镜鉴”的生产和进献。追随王后流亡的中书令(Chancellor)福蒂斯丘承担起了教育兰开斯特家族储君的责任，并在流亡期间先后写作《论自然法的基本原理》(De Natura Legis Naturae)和《英国法律颂》(De Laudibus Legum Anglie)献给爱德华王子(Edward of Lancaster)。昔日供职于印玺房(Signet Office)的文书阿什比也在玛格丽特王后的安排下，以阿拉伯人阿布-瓦法(Abu al-Wafa)编写的《古典道德哲人之书》(Mokhtâr el-Hikam)为基础，在1470年10月至1471年5月之间写作《君王可行之策》(The Active Policy of a Princes)献给爱德华王子^[14]37。阿什比还将古典哲人的名言译为诗歌附后，方便王子阅读，是为《哲人言行录》。该书的法语版本在1463年被里沃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Anthony Woodville)转译献给约克家族的爱德华王子(Edward V)。此外，福蒂斯丘的《英格兰的统治方式》(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一书写作于流亡期间，原为亨利六世和兰开斯特家族的爱德华王子而作，在兰开斯特王朝覆灭后则献给了爱德华四世。除了上述献给君主、储君的“君王镜鉴”外，还有《分裂之蛇》(The Serpent of Division)、《贤良君主须警惕的三点》(Ⅲ Consideracions)等相关作品在15世纪的英国涌现。

作为中世纪西欧“君王镜鉴”的有机组成部分，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受到古典道德、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滋养，也同本土政论文写作传统、现实政治触动密不可分^[18]。对其书写语境的解读，应置于此类文本整体书写史中，兼顾其共性与独特性。

中世纪西欧“君王镜鉴”在建构基督教王权合法性的过程中诞生，伴随着基督教王权理论的深化而精进、体系化。

中世纪早期，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构基督君主合法统治及树立其权威尤为迫切，圣伊西多尔(Isidore of Seville)、伪居普良(Pseudo-Cyprian) 《论尘世间的十二种暴行》(De Duodecim Abusivis Saeculi)一度被认为是居普良的作品，约翰·巴格内尔·伯里(John Bagnell Bury)和西格蒙德·赫尔曼(Siegmund Hellman)考订指出，这是7世纪爱尔兰匿名作家的作品。由此，学界将其称作“伪居普良”。等人秉持“君权神授”理念，根据基督教道德、戒律、教义和普遍的爱，提出了一种旨在促使国王行为正常化和标准化的美德学说，这被认为是中世纪西欧“君王镜鉴”的滥觞^[19]474-479。进入13世纪，在世袭君主制的框架内规避无能或者不道德的继承人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政府原理》为代表，“君王镜鉴”的作者们设想通过劝诫君主和教育储君的方式，调和世袭继承人不确定性和确保公正统治的矛盾。“君王镜鉴”的内容也因此从道德训诫扩展转向了对统治技能的阐释，便于世俗君主及其继承人习得，以规避那“头戴王冠的蠢驴”^[20]44。适时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欧的《神秘的秘密》(Sirr al-Asrār)借亚里士多德与其学生亚历山大之名，在西欧各国广泛传播，强化了这种趋势，即教育塑造明君。该书内容庞杂，涵盖辨别君主类型、地位、个性和司法、政府官员、大使、军官及占星术、炼金术、身体保健、相面学等，但它的声望促使该文本成为“君王镜鉴”的典范^[19]376-402。

由是，此类书写在中世纪西欧散播开来，英国概莫能外。15世纪英国的诸多“君王镜鉴”，遵循此类文本生产的一般原则，也有独特的现实动因。这可以从作者和受众两方面进行解读。

作家们生产“君王镜鉴”有明确的物质或政治诉求。例如，霍克利夫、利德盖特和阿什比等人迫切地希望通过写作改善自身的经济窘境，或谋取职位跃升。霍克利夫本为秘玺处文书(Clerk of Privy Seal)，但该职位无固定薪资，“晋升到其他部门的机会有限”^[21]101；他曾有偿地代写请愿书，加强同伦敦文化商人、权贵、宫廷文人的往来以改善经济境况^[22]108。1402年，英王亨利四世获赠《爱神启示录》(Epistre au Dieu d' Amours)手稿，交由霍克利夫转译为英语版《丘比特之书》(The Letter of Cupid)^[23]。1411年，霍克利夫在威尔士亲王亨利王子的赞助下写作《君主的统治》。除了亨利王子外，诗人还亲自制作副本进献给王弟约翰(John of Lancaster)和约克公爵爱德华(Edward，Duke of York)，以期深入兰开斯特宫廷文化圈^[24]。霍克利夫还借机在《君主的统治》中礼赞英王、表明自身经济诉求：“我的君主大人！也就是现在的国王，/ 他对我足够仁慈……在财政署，他通过了一项特别的资助，/ 赐予我年金，/ 每年二十马克，直到我生命的尽头”；然而“年金实难偿付/ 这令我忧心忡忡”^{[25]1-145，816-822，825-826}。

利德盖特的经历也颇为相似。1400—1403年，利德盖特接受威廉·帕斯顿的赞助，向后者献上浪漫爱情诗《格拉斯神庙》(The Temple of Glas)，以便帕斯顿在自己的婚礼上展示颂唱^[26]37-38。随后，在亨利王子的嘱托下，诗人为他写作宗教主题的诗歌《圣母的生平》(Life of Our Lady)，并接连献上《特洛伊之书》《论君主政治》等“君王镜鉴”作品^[26]40-58。借此，利德盖特得以在亨利五世的支持下，完成牛津大学的学业，并成长为兰开斯特宫廷诗人^[27]15。

对于官至亨利六世一朝中书令的福蒂斯丘和贵为伯爵的爱德华四世妻弟里沃斯而言，他们身居高位且肩负教导储君职责，经济诉求退居其后，两人写作或生产“君王镜鉴”有更强的政治动机和现实考量。

福蒂斯丘写作“君王镜鉴”旨在劝诫和拥戴明君，结束英格兰的内政纷争，实现善政。福蒂斯丘在《英国法律颂》中规劝王子要“带着像投身战事那般的热情，献身于法律研习之中，因为，就像战争的结果由武力决定，裁决要由法律决定”；尤其是最优秀的英格兰法律“不但是好的，而且是您(王子)最需要的”^{[28]Ⅰ，ⅩⅧ}。1471年，他将《英格兰的统治方式》献给昔日仇敌爱德华四世。这并不意味着福蒂斯丘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是在亨利六世、爱德华王子去世后，爱德华四世成为平息内乱、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选择。

里沃斯伯爵则希望约克家族的爱德华王子领略统治的智慧，成长为德性之君。这通过他进献《哲人言行录》的历程可见一斑。作为热衷骑士精神、渴望“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的尚武之人，里沃斯伯爵在爱德华四世的压力之下，担任约克家族爱德华王子的导师(mentor)^[29]。1473年，伯爵前往保存有圣詹姆斯遗骸(St. James of Compostella)的加西利亚朝圣，在甲板上与英勇的骑士布雷泰勒斯(Louis de Bretaylles)相遇，后者正拿着蒂尼翁维尔(Guillaume de Tignonville)的法语版《哲人言行录》(Les Dits Moraux des Philosophes)打发时间。伯爵对该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布雷泰勒斯处借得后决心为爱德华王子翻译，“我那忠实的领主完全有必要对此有所了解……因为它阐述了君主、王子和各个阶层的普遍原则与准则，饱含美德和科学、指责罪恶和无知”^[30]X，^[31]。

对于以英王和储君为主的受众而言，“君王镜鉴”具有物质和审美价值，并在特定情况下成为英王的宣传工具。

第一，“君王镜鉴”所独有的“阐释统治的奥秘”之声誉，吸引君王权贵一再收集、赞助。15世纪英国的多部“君王镜鉴”内容庞杂、涉及的主题多样，即使是它们的母本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论政府原理》、的黎波里主教菲利普(Philip of Tripoli)译介的《神秘的秘密》、罗马的吉尔斯的《论君主政治》，这三部作品是中世纪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君王镜鉴”，也是诸多此类作品的母本。也是如此^[20]160-196。仅通过内容去理解这些文本之于目标读者的意义，注定是困难的，此类文本独有的声誉推动了它们的流传。事实上，早在1323年英国财政署库存目录中就有一本“关于君主统治的书”(Liber de regimine regum)的记录^[32]106。1327年，爱德华三世在加冕典礼上收到《论高贵、智慧和谨慎》(De Nobilitatibus，Sapienttiis，et Prudentiis Regum)。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他的母后伊莎贝拉知晓，此书是吉尔斯为其父腓力四世写作的“供君王阅读的作品”^[33]。也正因其声誉，《神秘的秘密》和《论君主政治》成为宗教经典外，中世纪留存手稿数量最多的两部作品，分别高达600余份和350余份^[15]20-21。相应地，进入15世纪，诸如亨利五世、汉弗莱公爵和玛格丽特王后等赞助人，往往向专业人士模糊地要求“写作阐释君主统治的作品”，《君主的统治》《王子的陨落》和《君王可行之策》也就应运而生。

第二，装帧奢华、更新及时的“君王镜鉴”成为标榜君主特权的物质载体。和这些手稿的原稿不同，欧洲各国宫廷中收集的是被精心制作的奢华版本，“它们展示了主人的威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证明自己已经从这些‘君王镜鉴’中吸收了营养……这些文本成为兼具物质价值和理想价值的财富”^[19]501-503。作为对比，现存600余份《神秘的秘密》手稿“大多制作工艺低劣，以节选居多”^[15]21，而英王持有的相关书籍则完善厚重且价值不菲。这些记录在财政署、锦衣库、宫室和小礼拜堂的书籍，往往是覆有珍贵的皮革或天鹅绒的珍贵版本，由专业人员誊抄和装帧；其价值甚巨，以至亨利四世遗失的9本书便价值58镑6先令8便士^[34][35]。此外，诸如《神秘的秘密》《论君主政治》等成文较早的“君王镜鉴”逐级向下散播，为彰显特权和满足年幼王子阅读所需，英王选择及时更新他们持有的“君王镜鉴”^[15]74-90。

第三，君王们也欲将“君王镜鉴”作为表达个人政治倾向的寄托。以亨利五世为例，“他激发了霍克利夫在1411—1416年的创作，尤其是《君主的统治》”^[36]17-18。“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正式、公开的作品，帮助亨利王子达到了塑造其明智而冷静形象的政治目的。”^[36]19此外，亨利五世欣然接受了霍克利夫呈递的这部作品，因为“它为亨利五世的政策提供了充满诗意的理由……这场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应该通过联姻来结束，合法的后代应当带领两个国家对异教徒进行战争，将他们转变为真正的信仰”^[26]54。

综上可述，数量可观的“君王镜鉴”在15世纪的英国被持续制作进献，它们受到此类文本一般原则左右，也满足了进献双方更为现实的诉求。

在传统的研究者看来，“君王镜鉴”充斥着诸如“年长者更具智慧，国王应该广纳贤才”之类简单直白的说教，“每一个都看起来像中世纪晚期习俗和陈词滥调的复述”^[11]2。朱迪斯·费尔斯对“君王镜鉴”的空洞感到费解，“因为在中世纪晚期向国王献书干系重大……为什么此类文本看起来与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语境相去甚远？”费尔斯认为“批判国王及其谋臣的风险促使作者退至相对安全的领域，以规避评论现实政治的风险。(这一时期的)‘君王镜鉴’并不像字面上呈现的那样乏味，其批判的力度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有力……‘君王镜鉴’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政治评论”^[37]2-3。

费尔斯确实发掘了“君王镜鉴”的隐藏内涵，但将作者和恩主置于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这失之偏颇。“君王镜鉴”连接的双方合作和冲突并立。双方的冲突在于，他们共同身处在逐渐收紧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这是中世纪晚期英国境内的“讯息”传播渠道丰富、速度加快带来的结果^[38]72，^[39]。不同群体公开表达异见，不满税收、批判邪恶的宠臣，官方的约束加强、以言论治罪等^[39]38-40，^[40]。但是，“君王镜鉴”的赞助和生产也让参与其中的英王、权贵等恩主和作者们合作互利。

由此，“君王镜鉴”的形式和内容饱含双方的共谋与私欲，隐喻则是最重要、最独特的表达方式。形式隐喻是双方共同塑造的场域，一些作者选择隐去其身份，或择取更加委婉的文体形式；赞助人或接受者则借助包括文本在内的多方参与的仪式，服务于其诉求。内容隐喻则受作家主导。他们将自己真实的、更深处的理念隐藏在字面之下，借隐喻寻找出口。

一些作者受到因言获罪的震慑，通过“匿名警醒”以求明哲保身。诸如《贤良君主须警惕的三点》，作者便不可考。也有学者认为，匿名或许只是作者个人选择，不应与时代的政治氛围建立必然联系^[41]93。然而，在一首被认为是布莱德灵顿的约翰(John of Bridlington)所作的政治诗中^[42]，作者说明了其选择匿名的缘故：

大人！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不会将自己的名字直白地显露。首先因为嫉妒者的言语，其次出于对权贵们的忌惮，还有就是智者的愤慨。善妒的人会贬低作者，贵族们会因为任何对其不利的言论而憎恨作者，而即使是再谨慎的人，也会迷失于自己的天才而盲目地攻击整部作品。大人！请信赖自己的仁慈和智慧！我谦卑地隐藏自己，不为通过这番语言获得安慰，也不愿将自己交由他人臧否。我无意招徕赞美或报复，只愿此番言语在苦难来临之际，能对大人有所裨益。^[43]124

更为激进的匿名者选择直接警示其他作者：直抒胸臆的作者会“因此丧命”，他们会“把你丢进监狱，或者直接取你性命”^[37]37。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作者深谙此道，因为“那些依靠文字(书写)传播谣言或者诽谤的人将会面临致命的后果，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极为明确、不容辩驳”^[44]16。

当面对赞助人的直接指派，“君王镜鉴”作家们无法隐匿身份之时，“梦境”“述古”成为他们隐喻的重要形式。如约翰·高尔的《爱人的告白》、利德盖特的《格拉斯神庙》，都描绘了梦境中的遭遇，而《王子的陨落》《分裂之蛇》和《特洛伊之书》则聚焦传说和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

此外，常为学者们忽视的献书仪式也是重要的形式隐喻。作为包括作者、接受者、见证者和物质性文本等多方参与塑造的重要时刻，献书的契机、参与者以及随后仪式场景的绘制，都饱含隐喻。英王和储君往往会在加冕、受封威尔士亲王或其他重要时刻获得“君王镜鉴”献书。例如爱德华三世在加冕时获献《论高贵、智慧和谨慎》；玛格丽特王后在纪念同亨利六世订婚的仪式上获赠蕴含“君王镜鉴”文字的《塔伯特·什鲁斯伯里之书》(Talbot Shrewsbury Book，编号：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5，E. Ⅵ.)；爱德华五世在获得威尔士亲王头衔后收到了里沃斯伯爵翻译的《哲人言行录》。恩主也会主动举行接收献书的仪式。一份15世纪手稿(编号：Oxford Bodleian MS Digby 232)中的彩绘图再现了利德盖特献上《特洛伊之书》的场景。身着黑色长袍的利德盖特跪在头戴王冠的亨利五世面前，用双手将展开的书籍呈给后者，国王在身畔教俗贵族的见证下接过献书。另一幅1480年的彩绘画(编号：Lambeth Palace Library MS 265)绘制了里沃斯伯爵献书的场景。身着刺绣罩衣、长靴的伯爵和出版商威廉·卡克斯顿单膝跪地，伯爵向爱德华四世献上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印刷书籍——制作于1477年11月18日的印刷版《哲人言行录》；英王在伊丽莎白王后、爱德华王子的陪同下，以及教俗贵族与宫殿外的民众共同见证下，接受了献书。

这种公开的、经过画师绘制再现的献书仪式，促使“君王镜鉴”承载了超越书写的内涵。对于接受进献的英王和储君而言，他们在教俗贵族、外国使节的见证下，再次确认地位和彰显权威。对于“君王镜鉴”作家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他的作品获得认可，而且是他们提升政治地位和声誉的重要契机。

如果说形式隐喻构成了“君王镜鉴”书写的外在，那么内容隐喻则是其筋骨，这突出表现为高频使用一些内涵相对稳定的词汇或事例传递理念。

“命运”和“德性”是此类文本集中表达观点，进行道德评判和警醒规劝君王的落脚点。“命运”并不是“君王镜鉴”作家创造的词汇，而是中世纪西欧共有的一个观念集合体的表征，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着特定的形象和所指。在文本中出现的“fortuna”“fortune”“fate”“moirar”等词语都具有“命运”的含义。同时，“命运”也常常以固定的形象出现，或借现实物品指代。“命运”一般有三种作人/神出现的形象。其一，眼蒙轻纱、摆动命运之轮的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其二，额前垂着一缕秀发的女神。人们必须要迅速抓住女神仅有的这缕头发。其三，宙斯(Zeus)和正义女神忒弥斯(Themis)的女儿们。小妹克罗托(Clotho)、二姐拉克西斯(Lachesis)，和大姐阿特洛波斯(Atropos)，三人分别负责纺织生命之线、维护生命之线和剪断生命之线^{[45]182-183，[46]59-66}。此外，命运也常借洪水、风暴等自然现象，或命运之轮、丝线、剪刀和纺纱锤等物品在场。“君王镜鉴”中的“命运”“福尔图娜”同样善变、不可预测，但其预期的读者却从普罗大众转向了君王。其中展现的“德性”与“失德”，自然也是之于统治者而言说的。

以利德盖特的书写为例，他在《特洛伊之书》《王子的陨落》和《底比斯之围》等作品中借助了这些字词概念传达褒贬。1412年10月31日，利德盖特接到了亨利五世的委托，在拉丁语、法语之外，创作一部英文版的特洛伊故事，以彰显骑士精神，鼓励人们避免懒散生活，仿效建立功绩^[26]42-43。利德盖特认同赞助人提出的“诗人只应仅仅讲述事实”的看法，选择追随圭多(Guido delle Colonne)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但诗人无意树立骑士精神的典范，更为关注摇摆不定的命运。仅“命运”(Fortune)一词在《特洛伊之书》中就出现了54次(第一卷8次、第二卷14次、第三卷14次、第4卷10次、第五卷8次)，还有“fate”，拉丁语“sors”“sortis”等含义相近的词高频出现^[47]。利德盖特对命运有着三种截然不同却又经常混淆的看法：源于圭多的决定论、悲观主义；源于波伊提乌的拒斥式的短暂、世俗之见；以及相信命运是惩恶扬善的手段^[47]350。利德盖特评论说，战争、欲望和复仇都只是人生中的匆匆一瞥，就像夏天的花儿一样容易褪色^{[47]v，3545-3569}。因为人们常常把历史看作一面镜子，作为现实的行动指南，他充分地运用每一个机会，让读者们通过特洛伊围城等故事清晰地了解历史所要传达的道德和政治教训^[26]44。

利德盖特对命运的认知在其后来的作品中也有体现。《王子的陨落》转译自薄伽丘的《论名人的命运》(De Casibus Virorum Illustrium)，后者宣称此书旨在书写传说或历史人物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命运的历史^[48]122，涉及从亚当、夏娃、宁录(Nimrod)、卡德摩斯(Cadmus)、以色列王扫罗等名人的命运。利德盖特增添了那不勒斯的路易一世(1320—1362)、法王约翰二世(1319—1364)等几近成书年代的君王、王后和知名主教的事迹。同时，他回溯并讽刺那些被命运赋予权力之人的邪恶、愚蠢，不仅突破了基督教、骑士精神的约束，彰显古典英雄主义的理想，还“再现了哀悼者游行的盛况和排场，以命运之轮作为背景，向生者发出恳切的演讲，号召他们在这个内部局势紧张、战乱频发的年岁中维持个人的尊严、平和”^[26]206-207。利德盖特试图表明：所有来自命运的冲击源于自负、傲慢和野心，君王们应当谨守智慧和节制之美德^[26]208。

利德盖特改写了薄伽丘对命运与德性的论述。薄伽丘原为整个社会的福祉而非君王权贵们的个人利益而作，利德盖特则主张民众乃是为了权贵们的利益而存在^{[49]xviii-xix}。这样，薄伽丘充满轻蔑地审视着权贵们，坚信他们奢侈、自大、骄纵、贪婪、懒惰、放荡，在彼此仇恨和复仇的渴望中迷失了诚实、正义和美德；民众也因他们的榜样作用而受到毒害、染上恶习。因此，薄伽丘希望犯错的权贵能走向正确的道路，抑制罪恶，把懒惰的人从睡梦中唤醒，引导世人走向美德。利德盖特的预期读者则是权贵，“关于王子陨落的那些陈旧事例，/ 由我再次呈现出来，/ 或许能够裨益所有阶层……每个陨落的事例都是一盏明灯，/ 指引着那些情况相近的人们”^{[49]II，22-30}。此外，他还厘清了命运和德性之间的关系，“(命运)通过难以察觉的变化转动个人的命运之轮，/ 并不是命运女神令君王们陨落，而是邪恶的生活……良善的生活和德性让他变得更为强壮，/ 他也因此能够处于长久的繁盛之中；/ 德性之于命运的意义非凡，/ (拥有了德性)命运女神便无法全然主宰，君王们也因此能理性地统治”^{[49]II，43-56}。也就是说，亚当、夏娃至晚近法王约翰二世等诸多权贵名人的陨落皆非命运的嘲弄，其根源在于这些人邪恶的生活酿成苦果，德性则是避免、摆脱这种厄运的唯一出口。

这一系列颇具内涵的“词汇”及其逻辑贯通，是“君王镜鉴”隐藏在陈词滥调之下的、隐喻式的政治表达。无论是像扫罗王、亚历山大大帝、大流士这样伟大的君主，还是如同宁录、尼禄这样的暴君，都难逃命运的捉弄，最终陨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向命运屈服，“德性”的加入虽不能改变陨落的结局，但是能让人们避免遭致厄运：于个人而言，“德性”修养意味着帮助人们更多地接受命运的眷顾，享有权利、荣誉、财富和健康，于统治者而言，则是关乎政权更替、国家兴衰。此种隐喻同古希腊神话的秩序相契合，命运三女神的母亲是正义女神忒弥斯，正义(justice)的化身、神的意志的解释者。

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作家确实将这一套言说浸润在其作品之中。利德盖特的《格拉斯神庙》在描绘了一名男子与一名有夫之妇的禁忌之爱外^[50]1-19，穿插了“对一些阶层的建议”，他写道：“如果你成为这个王国最为高尚的王，/ 在你的统治之下，/ 你将免受侵犯，/ 倘若您拥有高于所有臣属的那番美德。/ 一位成功的君主就像美德的布道者，/ 为他的子民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让他们有机会仿效。/ 同样地，他的生活建筑在德性之上，/ 是他治下的所有领地的榜样，/ 他的言行、举止，以及彰显的德性。”^[51]234利德盖特向读者建议道：“德性，尤其是美德将会使他成为民众效仿的典范、免受臣下的侵害，而邪恶的君王就如同那致死的疫病一般，难堪重任。”^[51]234此外，“君王镜鉴”的作者借《底比斯之围》《分裂之蛇》《特洛伊之书》等借古讽今的作品在“中世纪史学、社会习俗和道德榜样的框架内重现了古代”。以《底比斯之围》为例，利德盖特将底比斯的故事塑造成“君王镜鉴”，“阐述了统治者应具备的美德，并说明了忽视这些美德所带来的灾难”^[52]1-16。

然而，隐喻只是诸多“君王镜鉴”阐发其理念诉求和劝诫的一种形式，15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君王镜鉴”则规整地直抒胸臆。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种变化。一方面，习惯于借隐喻表述政治理念的作者，他们直接承袭约翰·高尔、杰弗里·乔叟的诗歌和传奇创作，对中世纪盛行的隐喻颇为熟稔。同时，他们完成此类作品之时，英国内政相对稳定，直接地表达政治观念或进行劝谏无疑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如《神秘的秘密》《论君主政治》，以及福蒂斯丘的《英国法律颂》《英格兰的统治方式》等能称得上直白表述的“君王镜鉴”，前两者成书时间早且并非英国本土作品；后者写作于统一政权已经消解的“玫瑰战争”期间。此外，还有“君王镜鉴”自身演进、限定的进献对象等因素的作用。

一般而言，文本的形式服务于其内容，并最终落脚在表达与实践之中。隐喻是作家们表达诉求和理念的形式，但归根结底，“君王镜鉴”作为旨在呈递君王的特殊文本，最终要被纳入政治实践之中加以审视以凸显此类文本的效用。纵观15世纪英国政治史的发展脉络，结合前文梳理的“君王镜鉴”概况，可以发现：亨利五世即位、亨利五世出征大陆和去世、亨利六世婚礼、兰开斯特和约克形成对立等现实政治异动发生之际，也是“君王镜鉴”集中涌现之时。可以说，现实政治催生了这些文本，这些文本影响君王权贵而作用于政治实践，它们的纠葛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文化的走向。

例如，《分裂之蛇》在劝诫教导之余，有着明确的政治“潜台词”。这是在亨利五世突然离世、年仅1岁的亨利六世继位的情况下，汉弗莱公爵委托业已成名的利德盖特书写的，旨在告诫英国贵族。该书的主要内容不是讲述凯撒的一生，而是叙述内战的恐怖；作为对比，同样涉及凯撒的《王子的陨落》则旨在凸显命运的反复无常^[53]2899-2947，^[26]81-89。《分裂之蛇》开篇清晰地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团结合作盛行则王国兴盛，自私的野心一旦潜入，毁灭足以预见。”^[54]49-50利德盖特恳请“王国的君王和领主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内部的分裂不是简单的个人对立，它会给王国带来痛苦、苦难和最终的毁灭，且与上帝的期许相悖^[55]65。由此，利德盖特在结尾处呼吁“让每一块土地和地区的、明智的统治者在此铭记于心：这位勇敢的男人尤里乌斯·凯撒，由衷地认识到分裂所带来的灾难与毁灭性打击”^[54]66-67。《分裂之蛇》是否说服了贵族群体，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该书的赞助者和直接接受人，汉弗莱公爵在同摄政委员会竞争的过程中，放弃了他对幼主亨利六世的“首席监理与保护人”(tutelam et defensionem principales)等同于摄政王(Custos Anglie)的坚持，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贵族内乱^[18]79-81。

由此，摄政委员会和贝德福德公爵分治英格兰和亨利五世征服的大陆领地。紧接着，协助年幼的亨利六世顺利接管和统治“英法联合王国”(Dual Monarchy of England and France)成为15世纪20、30年代的难题。

利德盖特参与配合了由“法国摄政”贝德福德公爵主导的、以塑造亨利六世为英法联合王国唯一合法统治者的宣传^[55]79-80。为了赢得法兰西民众的支持，公爵选取诗歌和版画进行宣传^[56]。1423年初，公爵的文书劳伦斯·卡洛(Lawrence Calot)奉命参照《圣路易家族树》(Genealogical table of descendants of Saint Louis IX，编号：British Library，Royal MS E. Ⅵ. 15，f3r.)，撰写阐明亨利六世拥有英法王室双重血脉的长诗^[56-57]。1426年7月，担负教导亨利六世职责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在法国目睹了这种画报与诗歌结合的宣传后，安排利德盖特将这首法文诗歌翻译成英文《论英王对法兰西王冠的合法性诉求》(On the English Title to The Crown of France)^[58]219，直截了当地点明亨利六世作为两国之君的合法性：

这里将结束问题的纷争，/ 曾让民众们言语嘈杂的问题，/ 并在他们之间引起争议。/ 关乎两个地区血脉传承的问题……亨利六世，年方五岁，/ 生而为两大王国的君王。/ 这是上帝应许的，/ 权柄和王冠实至名归，/ 他的权力名正言顺地继承。/ 为了铭记他的头衔，/ 授予他对英格兰和法兰西享有一切。^[59]613-614

然而，象征着英法联合的画作、纹章以及与之配合的诗句，无法改变英格兰军队在大陆战场的败退。随着卡斯蒂永战役(Battle of Castillon)的失败，英国的大陆领土丧失殆尽，亨利六世在此冲击下，毫无征兆地陷入了“一种完全无助、需要喂养照看”的境地^[60]13。英国由内政失序走向内战。

由此，“君王镜鉴”作家及其作品卷入“玫瑰战争”的漩涡。爱德华四世的第一届议会指责“篡位者”亨利六世的统治让“勒索、谋杀、强奸、无辜流血、暴乱和不义在王国屡见不鲜，恶行没有受到惩治和约束”，全面否定了兰开斯特王朝三位君主的合法性，主张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应为英格兰的正统统治者^[61]。这种主张被福蒂斯丘全面驳斥，他在《论马奇伯爵爱德华的合法性》(De Titulo Edwardi Comitis Marchie，编号：BL Additional MS 48063，ff. 4a-11b)等政论文中重申亨利六世的合法性^[62]271-285，指出“篡权者爱德华声称的权威是通过两名女性——安娜和菲利帕获取的；根据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女性，包括她的丈夫和婚生子，总是被排除在所有的王室权力继承之外……基于男性血脉的、由血缘最近的男性承袭大统是王国的基本准则”^[62]272-273。福蒂斯丘在随后写作的“君王镜鉴”中，对现实政治的异动进行褒贬。“不久之前，英格兰王国境内爆发了一场野蛮而又可恶的内战，最为虔诚的王——亨利六世……为他的臣民拘禁，历经长时间的牢狱之灾，王后和他的孩子流亡海外”；并进一步指出这是“臣民势力过大给王带来危险”，其根源在于“英王已经成为这片土地上最为贫穷的领主”^[28]。

约克阵营的里沃斯伯爵、斯蒂芬·斯克罗普与兰开斯特阵营针锋相对。伯爵为约克家族的爱德华王子收罗来“阐释各个基层原则、饱含科学和美德”的《哲人言行录》和拉丁文版的《神秘的秘密》，期待王子作为爱德华四世的合法继承人，能蒙受“君王镜鉴”指引在不久的将来承袭大统。类似的书籍也早为兰开斯特家族的爱德华王子所有。也就是说，由同一母本衍生出来的不同版本的《哲人言行录》分别献给对立阵营的爱德华王子。这其中阿什比基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医生乔万尼·德·普罗奇达由西班牙语版本《智者之书》(Bocados de Oro)译制的拉丁语版本《古典哲人之书》(Liber Philosophorum Moralium Antiquorum)，在内容和编排上接近母本；里沃斯则是基于有删减及插入个人创作的法文译本制作，产生了较大形变^[63]x-xi。

这两个子本的内容展现了“玫瑰战争”催化下“君王镜鉴”政治诉求的新变化。阿什比将此书附在《君王可行之策》之后，一并献给兰开斯特的爱德华王子；他试图思考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之际，君主应当怎样治理国家。他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常常摇摆在虔诚、充满德性的美德国王与杀伐果断、剪除潜在威胁的强力君主之间^[14]271-296。作为对比，虔诚、尚武的里沃斯伯爵，更希望将约克家族的爱德华王子培养成为“通晓君王与民众等各个阶层，而又充满德性”的君主^[30]x。然而，无论他们的设想如何，都在一定程度上落空了。阿什比和福蒂斯丘拥护的兰开斯特王朝覆灭，里沃斯公爵则在1483年爱德华四世突然离世后，被篡位的理查德三世处死。

可见，15世纪英国的现实政治运作催生了诸多“君王镜鉴”，它们承载着教育储君、象征王权等诸多诉求。“君王镜鉴”也反映和反作用于现实政治，但这常常是有限度的。此外，结合上文分析与此类文本的普遍内容，可以发现在这近一个世纪的演变中，“君王镜鉴”作者们翻译改写经典或流行文本的同时，也融入新的思考。也正是在这种现实与书写交织的推动下，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政治思想孕育着新的变化。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对15世纪英国“君王镜鉴”的研究是反思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有益尝试。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热衷于描绘“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的壮阔蓝图，一些极其显赫的思想家构成了他们研究的主体；然而历史并不是一片坦途，其间迂回渐进，甚至是倒退回流，深入其中才能更为真切地理解变迁，揭示其复杂性。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有着无数剖面，从历史、文学、韵律等不同角度进入、或是聚焦单一文本和作家，皆可观察获得一些认知。本文则将15世纪英国“君王镜鉴”置于其书写的历史实践、政治语境之中进行审视和考察，厘清其概况及发展脉络等基本问题，展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复杂性。

此外，还达成这样的认知：第一，15世纪英国“君王镜鉴”同样受到古典时期至中世纪相关政治书写和思想的影响。在英格兰，13世纪时偶然出现的“君王镜鉴”到15世纪时成为“惯例”，这种变化的背后是教育帮助世袭继承人更好地统治的观念逐渐被君王权贵接受。第二，所谓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内涵丰富，隐藏着进献双方共同塑造的形式隐喻和内容隐喻。第三，“君王镜鉴”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文本自身，其作者、文本同现实政治高度关联、互动。质言之，15世纪英国的“君王镜鉴”作者在转译经典文本的同时，结合现实所需以及个人思考，在传统的框架中阐发了新的理念，也作用于现实政治博弈，进而推动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政治思想与实践迂回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