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h Selection for Constructing a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 Century of Ch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思想具有文化的属性，文学思想史是思想与文学在历史语境中的双向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阐释活动，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关涉理论立场与方法论选择，也关系到问题意识的设定与价值取向的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是一门现代学科，其生成与发展深受传统与域外两种思想传统的共同影响。因此，如何理解文学、如何叙述与阐释思想，成为儿童文学思想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语境中，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的构建亟须融通“对外爬梳”与“向内深耕”两条路径：一方面，从中国思想史及中国文学思想史中获取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总结以往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完善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学科身份与理论特质。这一探索不仅有助于完善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体系，也有望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儿童文学并非核心议题，因此首先需要通过“对外爬梳”来共享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话语资源。当前中国思想史领域成果丰厚，已初步形成体系化、学科化格局，以李泽厚、汪晖、余英时、葛兆光、王汎森等的著述为代表。然而，关于儿童文学这一具体文类的探讨仍相对稀少。所谓“对外爬梳”，意在借助文学思想史的共通性，为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的构建提供方法论支撑。在认识层面，强调对原始文本的准确解读来追求历史的真实与思想的复原^[1]。在方法层面，不仅融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而且通过“思想的加法与减法”来确立思想史书写的路数与倾向^[2]。思想史与文学史是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联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同样不可回避。在何为主体的问题上，思想史固然能为文学史提供理论支撑，但“不能越俎代庖”^[3]，相关研究仍要回归对文学“本业”的关注和坚守。通过思想史与文学史的有机结合，有效推动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的发展。

其次，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需“向内深耕”以完善自身的体系建设，最终为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深植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是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衍生与具体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研究是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研究”三元结构的深化与重构，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有助于生成新的概念、范畴与议题，展现出本体研究与价值研究一体化推进的实践路径。

当前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整体尚不成熟，体系也不健全，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局限。其一，在思想资源方面，学界多聚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百年儿童文学的“前史”尤其是古代中国思想资源的关联与发掘仍显薄弱，至今尚缺乏“中国古代儿童文学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同时，部分研究在方法上过多依赖西方儿童文学思想资源，以“以西阐中”的方式解读中国问题，易遮蔽本土立场，进而削弱中国文学思想的主体性。其二，在基础性研究方面，思想史往往被作为研究素材而非方法加以运用，缺乏对中国儿童文学元概念的思想层面阐释，导致本体理论建设深度不足。其三，思想史与文学史、思潮史、学术史、理论史、批评史等相关领域之间的界限尚未厘清，存在概念模糊、体系混杂等问题，思想的“越位”也容易造成文学主体性的模糊与失落。其四，研究缺乏现实关怀，忽视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未能有效打通儿童文学思想史与成人文学思想史的界限，也未充分关注儿童“成长之后”的持续审美需求与阅读困境。

文学思想具有历史性，其发展的脉络构成了文学思想史的核心。思想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具有内在的整体性，思想所衍生的问题有相同的知识谱系与共同的运思逻辑^[4]。斯蒂芬·柯林尼将思想史视为历史研究的分支，其功能在于“理解那些共同构成以往社会思想或反思生活的观念、思想、主张、信仰、预设、立场以及成见”^[5]。知识的生产与观念的形成既依赖于社会、道德等整体思想文化语境的性质与特征，也依赖于思想者的认知、情感与目的。因此，思想史研究又不同于纯粹的观念或知识的研究，而是对观念以及知识的成因的论证与推演，同时关注观念主体在形成中的历史脉络与价值导向。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而是在中国“大文学”“大传统”^[6]的整体文化格局中逐渐确立自身的思想坐标与文化界域。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文化资源，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根脉”^[7]，并为其现代转型提供了某种思想轨型。

儿童观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命题，对其学科建构、风格塑造与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儿童概念的嬗变不仅象征着人们对儿童的认知、看法与态度的改变，也为探求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提供了线索。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伴随生产力提升与西学东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逐渐从整体性的“天人关系”转向对主体性的“个人哲学”的接纳。儿童观也经历了从单一平面到多面立体、从简单对立到复杂多元、从客位视点到主位立场的演变^[8]。现代儿童观的生成是文明演进中的重要标识，标志着人们对“何为儿童”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实现了质的飞跃，并由此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表达与理论建构。“儿童、儿童文学的出场都是思想现代化的表征”^[9]，这一进程不仅重塑了文学对“儿童”的书写方式，也推动了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度互动。将儿童观的演变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元历史”，为构建具有思想自觉与文化深度的文学研究范式奠定了基础。

晚清时期，新旧思想的碰撞日益显著，儿童观也在这一动荡的社会转折期发生转变。尽管旧有的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牢牢把握着社会文化的话语权，但甲午战争的失败无疑加剧了晚清中国的民族危机。受新兴思想启迪的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创学堂、办报纸、立学会”等措施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与思想启蒙的事业当中。梁启超以“新小说”来推动“开民智、造人才、强中国”，与此同时，“新儿童”成为“新国民”的预备。他们试图通过“小说界革命”的运动，打造符合儿童身心特点的小说读物，以更好地启蒙和教育儿童。综上所述，晚清近代这一社会转型阶段，儿童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旧知识分子通过全新的视角审视儿童，将儿童与未来中国紧密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启蒙儿童来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从历史文化背景中看，人们对儿童的认识是渐进而丰富的，在此阶段儿童观展现出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与特质。

第一层面，儿童与妇女同时提及，一同被视为需要文化启蒙的待开化人群。在古代，这两者长期遭受父权与夫权的压迫与束缚。当两者的内在需求在同一语境中被并置讨论时，意味着社会转型期已悄然孕育出现代思想的萌芽。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积极向社会各界征集新趣小说，旨在一方面通过这些作品“感动人心，变易风俗”；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小说来革除中华积弊的鸦片、时文和缠足三大问题，明确揭示其危害，寻找解决三害的有效方法。在1895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启事中，傅兰雅明确将儿童和妇女作为新著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并提出小说创作时“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10]。同年，傅兰雅再次发布启事征集“时新小说”，并继续强调“虽妇人子，亦可观感而化”。从创作立意到语言表达等，他要求“用意务求趣雅，出语亦期明显，述事须近情理，描摹要臻恳至当”^[11]。这些要求不仅体现了他对小说内容的严格要求，也反映了他对阅读对象(儿童和妇女)的了解和尊重。

第二层面，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他们通过立学会、办报刊等方式来唤醒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被他们从待开化的广大人群中“独立”出来，成为知识分子特意关注的对象。为了创作真正适合儿童的阅读材料，维新派人士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将儿童阅读推广与教育普及工作结合起来。1897年，汪康年、曾光铨、叶瀚、汪钟霖四人成立“中国蒙学公会”，并创办《蒙学报》。《蒙学公会公启》指出，立会旨在“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试图通过童蒙教育来培养新式人才，最终达到救国兴民的目的。蒙学公会首先办理书报业务，并计划分设两种教育机构：其一是针对儿童启蒙教育和师资培养的“童蒙师范学”，其二是专注于幼儿培养和教育的“幼童养育学”，在此基础上增设专业技能相关的中等教育机构^[12]。这一举措表明，蒙学公会已经将幼儿单独划分出来，并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初步具备了儿童分类分级的意识。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梁启超指出当时中国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识字率低的现状，以凸显“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的迫切性。梁启超认为教育变革是人才培养的关键，而路径是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13]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成功变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俚歌与小说的力量。这一认识不仅推动了儿童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也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第三层面，为了实现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的理想，同时维护旧政权的统治，旧知识分子将儿童与未来中国深度关联起来，试图借助儿童的“未来性”来塑造和想象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重要性被极大提升，启蒙儿童的迫切性也日益加强。梁启超指出：“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14]“少年强则国强”的口号深刻影响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五四新青年们。儿童身上的可塑性与未来潜力被充分挖掘，儿童与“未来之国”“民族之将来”紧密相连，极大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儿童的关注与重视程度。“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13]梁启超将今日之老大中国归咎于中国老朽的冤业，而将未来之少年中国的责任寄托在中国少年的肩上。在进化论等域外资源的影响下，儿童的形象与象征意义被不断刷新与神化，在旧知识分子眼中，儿童一度成为他们实现理想抱负的强国密码。

相较于西方，“中国古人的头脑里只储存了对‘过去’的记忆，没有‘未来’的概念”^[15]。而晚清旧知识分子通过“求著新小说”等策略，将未来民族之希望的重任安置于儿童身上，发掘了儿童身上的可塑性、未来性。同时，希望通过教育改革，使儿童“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16]。然而，尽管蒙学公会名义上是一个专注于教育的学会，但实质上它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维新爱国性质的团体。在思想层面，维新派并未展现出与封建传统彻底决裂的决心，仍然对旧统治者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梁启超、叶瀚等人对儿童特性的强调，并非旨在专门构建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格，而是在旧有文化框架下，将儿童视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和资源，以达到“开民智，造人才，强中国”的最终目标。这反映出晚清近代知识分子对儿童的认识仍局限于“可教育、可保护、可认知”的传统框架内，尚未实现“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人”这一现代儿童观的革命性转变。因此，儿童在晚清时期仍然被当作旧时代的工具和符号，其根本属性并未发生改变。晚清儿童观的发展变革，仍可以归结为一段“没有儿童的儿童史”^[17]。

只有当儿童的独立人格及其与成人不同的特殊性均被充分关注时，儿童作为“颠倒的风景”才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全面转型。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现代思想应运而生，不断挑战并冲击着旧式的封建传统观念。汪晖指出，现代思想的兴起建立在两个参照系之上：一是追求人的解放与自我发现；二是借助科学力量驱除迷信，追求理性^[18]。在这两大思想潮流的推动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新文化人倡导“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鲁迅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深入民族文化的肌理，率先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然而，这不仅仅是新文化人对儿童作为单维度符号的拯救，更意味着将儿童从群体概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塑造为现代个体概念的过程。《狂人日记》所言的“救救孩子”，前提是对“真的人”的渴望与呼唤。在拥有四千年“吃人”历史的背景下，“真正的人”和“真的儿童”都显得尤为稀缺。因此，拯救孩子的前提，在于首先拯救和发现“真的人”。只有当真正的“人”得到认知和珍视，儿童才能同时得到发掘和珍视。换言之，在鲁迅笔下，孩子成为其“立人”思想的“认识中介”^[19]，承载了他“对庸众宣战”的意志。

在思想与文学的互动机制中，儿童作为独立的人被发现，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儿童问题”之一，也融入了人学理念的话语实践当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在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魏寿镛等《儿童有没有文学的需要》、朱鼎元《儿童文学的定义与本质》等论述中，新文化人通过对比原人、儿童与成人，首次将儿童从广义的人群中独立出来，视为与成人不同的个体类别进行考量。一方面，这种儿童与成人的区分不仅强化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地位，还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儿童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新文化人深化了成人将儿童视为描述、观察、指导及教育主体的认知。只有当成人对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时，成人才能意识到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审美需求与情感体验，从而为其提供更为适切的引导与支持。

从思想与文学的关系来看，文学是思想的重要表现形式，而思想是文学进行知识生产的源泉和动力。蔡元培曾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20]文学不能脱离思想而存在，其内部存在着思想的制导。中国儿童文学自其发生以来，并未依附于他者，而是自觉自省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并逐步确立了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作为现代文学的一员，它以重思想的特质证明了个体独立思考意识的觉醒，通过文学的形式实现了现代价值在中国的传播^[21]。围绕中国儿童文学思想的主体性，介入中国儿童文学元概念与元范畴等本体建设，探究其在整理、表达或实践思想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与能动性。本体建设是中国儿童文学确立其自身特质的理论内核，也是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外国文学的内在思想逻辑。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研究需要以思想的主体性为指向，从内部机制、结构特征及逻辑脉络等本体问题出发，以谱系的方法追溯其内在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与相互作用。

从元概念出发，中国儿童文学可分解为“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关键词构成的三元结构。在此结构中，“中国”“儿童”与“文学”三者相互依存、互为主体，共同维系着结构的稳固性。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不是三者语义的机械叠加，而是在现代中国的情境下以“文学”为内核、“儿童”为显征的动态结构过程^[22]。若以“思想的主体性”进行审视，中国儿童文学思想无疑凝结了“中国性”“儿童性”与“文学性”三个维度的思想合力。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制与自主知识体系，正是在对“中国”“儿童”与“文学”这三个逻辑主体的构建和阐释过程中发展和确立起来的。

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儿童文学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现代标准的知识范式成为其面临的首要问题。从逻辑上说，中国儿童文学是聚焦中国问题的文学，其反映的思想也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这种中国性不仅体现在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上，更体现在对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反思上。因此，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是专属于儿童的文学，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自觉地将儿童问题归并于中国议题，从而确证了其文学思想的中国性、民族性特质。

中国儿童文学接榫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中国性”特质。“中国”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更是一个融合了民族、国家、社会等多维度的统合体，为文学创作与知识生产提供了主体性质的思想底蕴与创作场域。这种内在的主体性深刻牵引着文学的发展轨迹，使其始终围绕着“中国性”这一向度进行转换与创新。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学逐渐孕育出经学与诗学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追求，展现出“诗学与经学的兼合特质”^[23]。诗学代表情感与审美的合一，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人的个性与本真、情志与道德，是“诗意”的存在。而经学则包含了对思想性与教育性的并重，通过“载道”赋予文学以深刻的现实意义与价值方向，是“思想”的本体。整体上看，诗学与经学互为补充，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内在谱系与学术范式。

在表现诗学的“诗意”性质时，中国儿童文学通过“以诗续文”“复言童心”两种方式，从学术发展、学科建设与创作实践三方面对“诗意”进行了继承与延伸。一方面，通过“以诗续文”，中国儿童文学将“诗意”的内涵纳入其本体建设与文体批评之中，从而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深度与文学品格。郭沫若指出，“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底性质相同”^[24]，以“诗”的性质定义儿童文学的本质，刷新了人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想象与认知。顾均正从文体特征的角度出发，模糊了小说与童话的界限，主张在故事中融入“诗意的或艺术的品性”^[25]，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内涵。

另一方面，通过“复言童心”，中国儿童文学确立了以“童心”为核心的内在思想范式，这一范式在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等多个方面均有所体现，共同构筑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美学体系。“童心”作为中国思想文化谱系中的重要分支，已经成为儒释道三家的“共同信念”。老子的“能婴儿”，孟子的“不失赤心”，佛家的“本心说”以及李贽的“童心说”等均成为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相关的阐释与追思衍生出“童心主义或儿童主义的哲学体系”^[26]。在此基础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也深受“童心”思想的滋养。例如，郭沫若强调儿童文学创作者必是“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像”^[24]。丰子恺谈及为儿童创作时，感慨“在这群真率的儿童生活中梦见了自己过去的幸福，觉得了自己已失的童心”^[27]。同样，老舍提出的“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28]，魏寿镛等所言“真正儿童文学家，自己先入于儿童之境”^[29]36亦是显证。

在表现经学的“思想”特点时，中国儿童文学跟随时代的语境，体现了启蒙教育性和革命思想性这两大特点。中国儿童文学对“教育”的探索争鸣，具有历史性、持续性和未来性。从中国古代的童蒙教育，发展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以儿童为本位”教育观，认识、理解儿童与探索儿童的教授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依循儿童的审美喜好与年龄特点成为教育儿童的方法与理念。进入革命年代，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融入了民族国家救亡与复兴的整体叙事当中，“小英雄”“小战士”的出场象征着中国儿童文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列。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儿童文学被广泛认为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借助国家体制承担起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职责。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亦有了新的意涵，在新时代这一文学思想还将被赋予全新的精神内蕴。

尽管中国儿童文学并未延续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但也没有落入“纯化文学”或“文以自娱”的陷阱。在思想的浪潮迎面而来时，中国儿童文学与新文学在批判传统文道关系的过程中，“又承传和形成了新的文以载道观念，并再次面临着被反思和批判”^[30]。在“载道”与“过载”的辩证思考中，中国儿童文学始终在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曲折发展道路。“思想需要诗意，诗意需要思想”^[31]，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起，就具备着兼合“诗意”与“思想”的特征。尽管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思想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它依然是中国整体思想谱系的一页，共享着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根脉”。

中国儿童文学在由“中国”“儿童”“文学”构成的三元结构中，“儿童”作为线索黏合了“中国”与“文学”的思想脉络，代表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中最具活性的部分。“发现”儿童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存在某种同构关系。现代思想的兴起，确立了儿童“自然人”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儿童身上所展现的各种潜能与未知的能力，使其成为“文化的创造者”^[32]，进而为思想史与文明史的整合提供了参照。在此过程中，“儿童”既作为研究的方法，也成为研究的主体，它深刻地融入人类精神和文化世界的思想根系之中^[33]，塑造并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风格、审美旨趣以及价值导向。

儿童的发现是一种“风景的颠倒”^[34]，是对客观实有之物的思想重塑。从概念的发现到知识的生成，中国儿童文学通过思想的先导影响文学，围绕“儿童性”展开的批评理论推动了知识生产机制的革新。儿童文学看似“简单”，但其生成机制却尤其依赖人们对“儿童性”的现代理解与认知。正如魏寿镛等所说：“儿童文学要切实研究，先要有‘儿童学’‘文学’的基础，又要实地教学，住在儿童环境之中，这又是很难的；有此二难，所以古今来绝少成名的儿童文学家。”^[29]35茅盾基于对中西两种资源互动与转换的意识^[35]，广泛涉足中国儿童文学编辑、创作和翻译等各个方面，他感慨“儿童文学最难写，儿童文学又最重要”^[36]。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的各项实践证明了建构儿童身份的重要性，如果作家仅凭“传统儿童文学观念”进行知识生产，不仅造成创作与现实的失衡问题，也难以满足儿童的切实需要。儿童文学史看似一种历史叙事，但实质上也是文学思想和史学理论的历时性集结，离不开文学理论的组织与运作^[37]。现代儿童文学的批评理论，根植于对“自然的儿童”与“文化的儿童”的回望与再阐释，这种回望并非单纯的情感或观念陈述，而是一种使“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批判性“后思”^[38]。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度介入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以及对当前儿童生存教育现状的理解和批判，中国儿童文学才真正拓展了自身理论的内涵与外延，以凝视传统的视角反哺并丰富其理论体系。

“自然的儿童”这一概念，是从生物性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并以此为出发点，将中国儿童文学的隐含读者(即儿童)与传统读者(即成人)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这一区分旨在强调儿童文学相对于一般文学的独立性与合法性。朱鼎元指出：“儿童自有儿童的文学，绝不即是成人的文学。”^[39]魏寿镛等主张：“思想是事实之母，是心理作用最可贵的东西。但是儿童的思想，和成人不同。他因为经验不多，所以他的思想，每每缺乏系统，缺乏理想，入于不正确的。”^[29]17将儿童视为知识或思想的主体，还儿童以“自然人”的身份，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这里所说的“思想之别”，并非指思想的深浅或优劣之分，而是强调儿童与成人在阅读喜好和追求上的平等性。儿童文学旨在为儿童提供适合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它与成人文学在语言风格、评价体系以及审美旨趣上均有所不同，但两者并无高低之分，而是各自独立、各具特色的两种文学形态。

从“文化的儿童”理念出发，是指从社会性的角度理解儿童，进而阐明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一方面，在现代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儿童文学对传统儿童观念进行批判性反思，通过构建现代批评理论体系以更好地理解儿童的自然特点，补全儿童的社会形象。相关批评理论以儿童文学为基点，围绕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儿童游戏与娱乐、儿童社会与道德观念等多个方面，进一步加深社会各界对儿童的重视，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影响力。张圣瑜指出儿童文学应符合“真性表露，幻象流转”的自然特点，也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儿童时期之文学，复为儿童人生之表象，则夷考儿童之思想，特富想象与情感者也。儿童之艺术，自有其元始美质者也；最富兴趣，最能博得喜悦之同情者也”^[40]。这不仅揭示了儿童内在的文化价值，也是对其作为文化接收主体与创造主体的明确肯定，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批评理论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通过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运作，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凸显了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通过“收集、翻译和创作”等实践环节，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框架与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这一路径强调儿童文学实践工作与批评理论研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例如，戴渭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分为“儿童化”“自然化”和“人群化”三部分，在“人群化”部分，戴渭清指出儿童也是文化社会中的一员，无法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儿童文学不仅要融入“人群化的材料”，而且应当运用文学的叙述方法将其收容在内，“使儿童不知不觉，感知自身与人群社会的关系，养成献身社会，改造社会的习性，完成儿童的社会人格”^[41]。中国儿童文学的路径探索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学科发展与儿童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确保了儿童文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儿童的社会化过程。

在现代思想影响下，中国新文学以“文学革命”推动“思想革命”，逐渐孕育出了“人学”的启蒙思潮与观念体系。从历史实践看，“人学”的思想观念内含“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两个维度，并始终存在着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张力”互动^[42]。因此，文学革命对“文学现代性”的追求，逐渐表现为对“何为人”以及“何为主体”的塑造。同属于新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以建设“儿童主体性”为根本目标，在“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平衡关系中完善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人的文学”语境中出场，以“儿童本位”立场呼唤个性发展与人的解放，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儿童文学由此被纳入“人民文学”的范畴，不仅深化了其文学现代性的内涵，也使之走向了为人民大众的知识自觉之路。

中国儿童文学作为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场时便已融入“人的文学”格局中。通过思想的介入，中国儿童文学在“人学”的话语体系中探索自身的合法性，并以儿童文学的实践丰富和拓展“人学”的意涵。从收集、翻译到创作，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之路并不容易，其难度在于缺少真正的范式。作家们一度凭借想象营造温馨的童年场景、塑造理想的儿童形象，这不免造成了观念儿童与现实儿童的脱节。现代教育试图为儿童创造一个与成人世界隔绝的非现实环境，以保护他们免受纷扰^[43]，对童年的过度美化割裂了儿童与成人的共性，不仅造成了儿童与童年的虚化，也造成了文学性被遮蔽的焦虑^[44]。以叶圣陶早期童话创作为例，《稻草人》的两种风格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两种不同的创作基调。前半部分如《小白船》《芳儿的梦》《梧桐子》《旅行家》等篇章，构筑了一个理想却虚幻的世界；后半部分如《画眉鸟》《稻草人》《跛乞丐》《玫瑰和金鱼》《含羞草》等作品，则转向了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描绘，揭示了现实生活幽暗与复杂的一面。对于这一创作转向，有人曾提醒叶圣陶，这些反映现实社会的篇目“越来越不像童话了，那么凄凄惨惨的，离开美丽的童话境界太远了”，赵景深认为《稻草人》“前半或尚可给儿童看，而后半却只能给成人看了”^[45]。叶圣陶没有刻意塑造符合童心却脱离现实的真空世界，而是在创作时遵循内心的真实。他在回忆中说：“生活在那个时代，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嘛。”^[46]

中国儿童文学尽管是“为儿童”的文学，但仍然具有文学的一般特点与共性，“为儿童”的前提不能以背离和折损文学性为代价。尽管儿童未必能理会“成人的悲哀”，《稻草人》的创作转向是叶圣陶有意识地挑战和超越对儿童的固有认知，其背后的思想逻辑是坚守文学性的原则和底线。儿童文学与表现“真的生活”并不相悖，郑振铎将作者的心境概括为“成人的灰色云雾”，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似乎是不可能的企图”^[47]。换言之，将“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看，并非偏离了“儿童性”，而是基于现实层面对“儿童主体性”的反思与重构。

“人民文学”观念来源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革命文艺”思想，经过80年的阐释与传播，已经从一种战时文艺理论发展为贯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整个过程的“人民性”文艺思想体系^[48]。在人民文学序列中，中国儿童文学也需要首先厘清“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49]中国儿童文学所服务的儿童，就是人民大众的、工农兵的儿童，“儿童”因此具有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属性。新中国成立后，任大星《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张天翼《罗文应的故事》、刘真《长长的流水》、徐光耀《小兵张嘎》、袁鹰《刘文学》、李心田《闪闪的红星》、童边《新来的小石柱》等，都是基于无产阶级的劳动生活与革命斗争而创作的，为书写“人民的”儿童文学提供了新的范式。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的文学”，文学革命始终牵涉思想、知识与社会的变革。中国儿童文学由人的主题切换至人民的主题，表面上是“儿童”与“文学”知识论的转向，但实质上却源于两者政治属性的根本性变革^[50]。例如，回到“儿童文学是什么”的元问题，陈伯吹指出“儿童文学是专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说法已经不符合新中国的现实需要，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反映着一般的文学的方向和潮流，并且和成人文学同样从属于政治而为政治服务”^[51]，应当遵循“政治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的文艺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儿童文学被纳入国家文艺体制，承担起化育社会主义新人的责任，成为一门合法的学科，中国儿童文学采用“共谋”的方式弱化文学文体的审美功能，让文学发挥工具理性的价值^[52]，是遵循“儿童主体性”知识逻辑的必然要求。思想性、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话语介入其“人学”框架，提升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思想品格，但思想的过载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很容易撑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张力结构，造成文学语言的政治化、同质化。

文学思想史是思想与文学的对话，是在历史脉络中“文学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结合。王尧将研究文学思想史概括为“不只是关注思想影响了文学，而是讨论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文学又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和创造了思想”^[53]。换言之，将思想史纳入文学研究视野时，其问题意识和研究主体依然在文学本身。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是现代思想的产物和载体，也在自身发展中不断进行思想的生产与重构。在思想与文学的互动中，立足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有助于更好发挥思想生产对文学知识生产的统领性与创新性，同时防止“思想性”话语的过剩侵蚀“文学性”，引发思想史研究的“身份认同”焦虑^[5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相关成果自2022年以来持续增长。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有机结合，也依赖于“学术管理与顶层设计、学术传承与高等教育、学术生产与科学研究、学术传播与期刊引领等不同环节协同共进”^[55]。中国儿童文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现代学科，应积极融入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这不仅要求研究者“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56]，更要在学术自主与政治导向的张力中，探索体现国家与民族特色的理论范式。加快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研究体系的建设，应以思想生产引领知识创新，摆脱对西方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推动问题议程的内涵深化与外延拓展”^[57]，为形成具有自主性与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助推中国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儿童文学学科体系，既要从学科内部建制出发，完善中国儿童文学的逻辑建构与本体理论建设，为学科发展注入活力。更要充分发挥社会外部建制的助力，将学科发展与社会现实需求相结合，在“新文科”视野中探寻符合儿童文学特性的建设路径，健全学科体系。儿童文学事关儿童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其相关的学科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儿童文学已基本满足学科成立的条件，但还没有达到学科成熟的标准，没有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二级学科。在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并不包含儿童文学，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介绍中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字样。这意味着儿童文学没有被单独设为二级学科，而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下的一个细分领域或“三级学科”。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亟须“自立门户”，“仅仅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专业里面，作为其中的一个研究方向，显然既不合理，更不科学”^[58]。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新文学“人学”思想体系中的文学分支，是同源但不从属的关系^[59]。中国儿童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借助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话语资源与方法引领，但是逐渐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形成了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儿童文学是一种“应然学科”，正处于“潜学科”时期。刘小强认为：“要充分发掘外在建制对学科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以期通过清晰的学科意识、完善的资源保障和畅通的交流机制来促进学科内在建制的迅速成熟。”^[60]随着“新文科”及“四新”建设的推进，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学制度的改革实践与学术理念的创新，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儿童文学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在当前的学科目录中，北京师范大学将“儿童文学”设置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自设二级学科；浙江师范大学将“儿童文学”自主设置为“交叉学科”，所涉一级学科包括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在“新文科”建设的浪潮下，两所大学在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上的积极探索，丰富了文学学科的内涵，不仅彰显了国家对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视，也为儿童文学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开辟了新路径。

儿童文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领域，是一个自主的体系，专为其设立独立的学科是有必要的。高玉认为：“儿童文学成为二级学科不仅有利于繁荣儿童文学创作，也有利于培养各种儿童文学人才包括学者、编辑、教师等，从而推动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最终为培养祖国下一代服务。”^[61]从学科特性看，儿童文学不仅要探究“文学”的本质，也要理解“儿童”的独特性，其研究方法跨越了传统人文学科的框架，涉及自然科学相关内容。从文体表现形式看，儿童文学涵盖童话、绘本、儿童小说、儿童诗歌、儿童剧和幼儿文学等多个维度。此外，儿童文学学科领域广泛，不仅区分了“中国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等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形态，也涉及“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儿童文学语言研究”“儿童文学与文化研究”等多个方面的学术构架。当前儿童文学学科仍处于建设初期，扩大为儿童文学专设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规模和力度，有利于丰富和完善学科体系，推进中国特色儿童文学学科体系建构。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儿童文学学科建构的重要方法，更是对其内涵构成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结构性进行调整与重建的关键。李利芳认为，跨学科研究蕴含着深刻的学术思想，它是对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理念的一次重新布局，是在新思想、新理念指引下的再出发^[62]。当然，儿童文学仍然是文学，为其设立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仍然不能偏离文学学科的本体。跨域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跨学科数量累积或形式交叉而带来的知识叠加，而是在于融合多个学科的资源和方法，以学科自主优化制度建设，最终推动儿童文学知识生产机制和学术文化模式的创新。

儿童文学曾一度被视为文学中的“小儿科”，地位低下。这种情况不仅局限在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以群曾指出有人将为儿童写作视为一种“低级”的活动，只需要“降低文学底技巧要求”^[63]就可以做到。丽萨·保罗认为：“在文学界和教育界，女性文学和儿童文学都是被贬低，被视为边缘的。”^[64]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儿童文学的推广和普及，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建立起中国自主的理论批评话语，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不过，当前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体系建构还不完善，仍需更新知识生产模式，提升思想生产的深度与厚度，将学科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路线紧密结合，确保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双向互动。

概念建构是儿童文学学科自主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其理论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迈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为国际社会认可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首先，概念建构不是打造孤立的概念或概念的简单堆砌，而是将“概念孤儿”联结成“概念家族”^[65]，搭建体系化、逻辑化的学术网络。在中国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成体系的思维来建构标识性、基础性的元概念，围绕元概念的阐释与重构辐射到创作理论批评等各个学术领域。例如，将中国儿童文学拆解为“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关键词，并通过分析这三个关键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和价值功能来揭示儿童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并以此为中心生发出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等概念议题的系列建构。

其次，概念建构具有学科化、学理化的属性，但同时也要与社会思想文化相联系。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的新概念，需要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之林”中找到方法路径，同时关注历史文化传统这一整体生态背景的环境影响与资源支持。方卫平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痼疾归纳为话题的单调与陈旧，他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应当在整个当代科学背景中，不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和层面，从而重新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理论形态^[66]。以“儿童”概念为例，发现“儿童”既是中国新文学“人的发现”的衍生，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生产的结果，体现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对儿童主体性的重新认识。对“儿童”概念的界定与追问，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范畴，但概念本身的“思想烙印”却规约了标示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的身份、性质和立场。

再次，概念建构不应满足于一般性的理论批评层面，而应致力于将中国本土经验的概念推向世界，提升学术的世界影响力。“‘建构’之所以是‘建构’，还需要展现出对当代文艺问题的理论把握的高度、思想表达的厚度、时代观照的深度，最终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服务。”^[67]儿童文学不仅是民族性的文学也是世界性的文学，中国儿童文学虽以“讲述中国故事”为主题，但却包含了全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和童年精神。进入新时代，曹文轩《草房子》、黑鹤《狼獾河》、殷健灵《画框里的猫》、汤素兰《笨狼的故事》、汤汤《水妖咯喀莎》等作品，均以不同的方式走出国门，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与作品源于中国经验却又超越了中国本位的世界性因素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需要发现并提炼这种“超越中国本位”的质素，构建规范性的概念体系和学术话语，将中国式童年连接到全人类儿童共同面临的议题当中。并在为他人言说的过程中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渗透，成为确立主体认知和表达自我意识观念的有力途径。

从思想史的视域看，中国儿童文学在发展历程中，首先从传统学术中汲取思想方法，并逐步确立了“革命性”“人民性”“探索性”的时代特征，但其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迫切需要建立具有阐释力的独立话语体系”^[68]。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69]。“两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最大法宝，也是文学理论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70]。建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儿童文学的实践，反映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需求和独特经验。既要配合新时代的主流政治话语，形塑具有“中国属性”的知识生产机制，同时不能忽视自身的主体性，在话语体系构建中探索“新传统”的路径。

中国儿童文学应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儿童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儿童文学更好担负未来教育的责任。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涌现了叶圣陶、冰心、张天翼、柯岩、任溶溶、孙幼军、刘真、洪汛涛、曹文轩等作家，他们为广大中国儿童创作了《稻草人》《寄小读者》《大林与小林》《小兵的故事》《没头脑和不高兴》《小布头奇遇记》《长长的流水》《神笔马良》《草房子》等优秀作品，在提供知识的同时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儿童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确立儿童“主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71]的本质观，更好发挥儿童文学的教育属性，将“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落脚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当中。

中国儿童文学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书写中国故事，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进入新世纪，绘本在童书市场一度占据较大比重，进口绘本长期以来稳居各类图书排行榜前列。但近年来在环境变动和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影响下，本土原创绘本因书写传统和改写经典的姿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例如，有浓郁现实主义色彩的《童年的味道》《天边的桃林》《我的故乡十八洞》，有虚构与现实相融合的《月亮月亮停一停》《卧熊国的钟声》《迷路的小孩》，有充满民间幻想色彩的《千里江山图》《百鸟衣》《一到冬天就下雪》等。王帅乃将明显表现出“中国元素”的绘本定义为“中国风”绘本，她指出，“中国风”绘本通过对“崇高感”和“怀旧感”的着意营造来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且最终指向了“主体成长”这一共同愿景^[72]。然而，在对传统文化表达的探索中，原创绘本也面临某种“原创焦虑”^[73]，即在全球出版体系与西方绘本范式的长期影响下，本土创作者往往难以摆脱对“西方式表达”的路径依赖，导致传统文化的书写陷入符号化、表层化的窠臼。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对传统文化的表述应体现出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审美逻辑，以“儿童文学式”的自然路径实现文化意义的融入与传达，在激发儿童审美体验的同时，引导其深入思考自我成长、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等深层议题。

为了构建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要更新知识生产机制，完善“政府—大学—市场”三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模式，实现主流话语、学术话语与市场话语的融合与互补。开拓“新传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而是结合新时代的社会实践，通过更新话语生产模式来深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重述。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理论与实践兼备的特点，当前其知识生产主要依托“政府—大学”双主体架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市场话语一度被边缘化，话语体系的单一造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脱节等问题。例如，李学斌认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主题写作”存在图解政治、供需错位等问题，“理应成为儿童文学研究者自觉承担的职责”^[74]。构建三元一体的话语生产模式，可以更好地加强政府、大学和市场之间的联系，推动中国特色儿童文学话语体系的健康发展，为新时代儿童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精神滋养。

构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史的前提，是立足中国式的价值立场与话语体系，将儿童文学视为中国文学历史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导向和实践中探索其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这一构建不仅要回应中国文学内部的思想传统与现实经验，也应在文明互鉴的全球格局中展开更为开放的知识对话。在此视野下，中国儿童文学应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推动传统文化阐释与当代文学实践的有机融合，使其发展始终扎根于本土创造与自主演进之上。面向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亦应积极汇聚世界文学的思想成果，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构建平等、互鉴、互动的知识格局，确立具有自主性、系统性与创造性的研究范式。

儿童文学思想史不仅是连通文学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桥梁，更是回应时代精神、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学术领域。在AI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未来的思想史研究亟须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回归对人生经验的提炼与反思，坚持“从思想的历史结构、思想史批判、思想和文本的互动来阐明思想创新”^[75]的方法论原则。儿童文学思想史作为现代中国思想体系在儿童文化领域的延展，应聚焦具有学科主体性的原创性命题，以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中华文明现代形态及相应文化心理结构为根本目标，持续推动理论范畴与当代语境的融合与重构，为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与文化创造力的知识体系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