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 Phenomenon of Gilt-bronze Buddhist Statue Hoard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20世纪60年代至今，我国多个地区曾发现佛教金铜造像集中埋藏的现象，这些发现集中在陕西关中一带和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等中原地区，四川、广西等南方地区亦有零星发现。金铜造像在目前的学术讨论中既包括鎏金铜造像，也涵盖铜造像^[1]。相对于石质造像，铜质佛教造像价值较高，体积较小，更利于暂时藏匿，有待他日取出，因此学界往往称其为“窖藏”。这些窖藏出土的造像以佛教造像为主，观世音造像为最多，其次是释迦牟尼佛像，部分窖藏中还有少量道教造像，除了盛器基本没有其他材质的伴出物。部分金铜造像早年流失海外，因此在国际上已经具有一定关注度^[2-4]。近年来，学界对北朝至隋唐时期金铜类佛教造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早期金铜像的年代界定和真伪问题^[5-8]；二是运用科学技术研究金铜造像的原料来源和铸造方式^[9-12]；三是出土金铜佛教造像所体现的地域性特征和时代特征^[13-17]。遗憾的是，部分材料在出土过程中未能得到系统的考古学挖掘，导致对其层位关系和周边环境的详细信息掌握不足。因此，过往对金铜造像窖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出土金铜造像的年代鉴定、艺术风格分析以及区域特征描述等方面，尚有许多与窖藏相关的关键问题悬而未决。例如，金铜佛教造像窖藏是否呈现出地域性差异；在隋唐时期金铜造像大规模窖藏的历史背景下，除了会昌毁佛事件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补充性资料；多地发现的佛、道金铜造像混合窖藏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同一姓氏功德主所造金铜像集中窖藏现象背后涉及的家族关系等，均是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考古学语境下的“窖藏”，指的是古人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将一批器物埋藏于窖穴中，窖藏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为避免战祸，或是物主一时迁居他处等^①。窖藏遗迹可能存在盛器，或有明显土坑窖穴痕迹，以往考古发现中常见的窖藏有青铜器窖藏、金银器窖藏、瓷器或钱币窖藏等，如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18-20]、耀县柳林背阴村唐代银器窖藏^[21]等。目前出土的金铜造像窖藏有多例伴出与何家村、柳林窖藏类似的陶罐容器^②。金铜造像窖藏偶见钱币或其他小型铜器，除盛器以外往往没有别的材质伴出物。金铜的特殊属性是可以重复利用，如古旧或损坏的金铜造像可以熔铜重铸，因此金铜佛教造像窖藏和残损石质佛教造像集中埋藏具有明确的差异，应当另做讨论。过去已有多位学者对古代佛教残损石质造像集中埋藏现象和瘗埋性质做了较为全面的观察^[22-24]，但是学界对北朝隋唐时期金铜造像窖藏尚缺乏系统性研究。残损石质造像瘗埋往往与寺庙遗址关系紧密，因为其中有些大型石质造像数量多且不便移动，所以往往选择就近掩埋，如山东青州龙兴寺、临朐明道寺地宫、山西忻州忻府、沁县南涅水等多地出土的石质造像等。而金铜造像通常体量较小，部分床座可以拆卸，便于携带或移动。同时，铜作为古代贵重金属，对农业、军事、货币等多个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因此窖藏者的身份可能更加复杂，不能一概归于宗教。

① 该释义出自《中国考古学大辞典》“窖藏”词条，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19页。另外，考古学中的“窖藏”一词有时也指人们有意识地储藏并具有仓库的性质，有时指因为突发事件而埋藏的遗迹，详见齐东方：《丁卯桥和长辛桥唐代金银器窖藏刍议》，《文博》1998年第2期，第54页。

② 例如1983年山西武乡县党城村发现刻有北朝铭文的7件铜造像，造像出土时两两背光相靠排列，结合同地出土的陶罐碎片，报告推测铜造像原应放进陶罐后埋入土中。此外，铜川玉华宫、河北邺城、山东博兴崇德村、山东诸城、四川邛崃等多地都有发现伴出陶罐的金铜造像窖藏。

关于金铜类造像窖藏的诸多问题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如道像、佛像混合窖藏的情况，以及其中存在多例同一姓氏功德主所造金铜佛像集中窖藏的现象。本文拟对北朝隋唐时期佛教金铜造像窖藏的空间分布、造像形态及时空背景、形成原因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并尝试阐释道教与佛教造像混合窖藏的原因以及家族集中供养型金铜像窖藏等问题，以求为理解佛教艺术的传播与地域差异提供重要线索, 也为探讨宗教艺术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北魏至北齐的金铜造像窖藏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即东魏、北齐的统治疆域内；而隋唐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北周、隋、唐的都城长安附近。此外，山西平陆、河南洛阳、四川邛崃、广西上林也有零星发现。以往研究的侧重点在金铜造像的造型特征和风格源流问题，本文则主要对北朝至唐的金铜造像窖藏现象和部分遗迹分布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考察，并以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两大地域为例，分析金铜造像窖藏的特征。除了甘肃泾川发现的十六国时期铜器窖藏较为独特之外^③[25-26]，尚有若干窖藏缺乏出土情境的详细记述，其是否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窖藏尚存疑问^④。此外，部分出土造像流失海内外，仅能征集收回其中的一部分造像，因而难以准确界定其埋藏的大致年代范围。对于这些情况，本文将仅作简要提及，不进行深入探讨。

③ 甘肃泾川铜器窖藏曾出土一件华盖金铜佛像、三件铜扁铃、两件铜鐎斗、一枚“归义侯印”马钮铜印，这些遗物发现时共置于两件对扣的铜盆中。此发现争议较大，窖藏原因特殊，并且仅有一件佛教造像，具有一定偶然性，故不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④ 重庆、北京、南京亦零星发现多件金铜造像，由于出土情况不明或出土时分布较为零散，均无法判断其是否为窖藏。详见冉万里：《重庆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唐代佛教金铜造像》，《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第20-24页；刘丞《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出土唐代金铜佛教造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23年第3期，第85-97页；费泳：《南京德基广场出土南朝金铜佛造像的新发现》，《艺术探索》2018年第1期，第52-71页。此外，大理也有一些金铜造像发现，但因其地理位置与政治文化相对较独立，本文暂不探讨。

关中地区出土金铜造像窖藏数量最多，年代集中在隋唐时期。除了相关考古工作发掘简报外，有多位学者曾经对关中地区出土的金铜造像进行过观察和梳理^[27-29]。根据现有资料，目前已发表的关中地区金铜类造像窖藏，以唐长安城为中心，东部有临潼区邢家村窖藏^[30]、蓝田水陆庵窖藏^[31]，北部有铜川玉华宫窖藏^[32]、三原县窖藏^[33]，西部有扶风县豆会村窖藏^[27]、扶风县贤官村窖藏^[34]、宝鸡市千阳县上店窖藏^[35]、长武县昭仁镇窖藏^[36]。此外，洛川县槐柏镇杨候村^[37]、固原市西吉县^[38]、秦岭南部的旬阳市^[39]等关中周边地区零星出土过唐代金铜像窖藏。上述发现显示，关中地区金铜造像窖藏主要集中在临潼、扶风两地，其中临潼邢家村窖藏非常重要，出土完整的金铜造像297件，为了解唐代长安地区的金铜佛教造像样式提供了大量范本。临潼邢家村鎏金铜造像以观世音菩萨像为最多，其次为释迦牟尼佛像，还有力士造像、罗汉造像、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老子像以及锤鍱佛龛残片等。这批造像数量较多，制作精美，年代上至北魏，下至唐天宝九年(750)。而集中在扶风县附近的贤官村窖藏、豆会村窖藏中出土的造像则和法门寺出土的造像非常相似^[27]。法门寺作为供奉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的唐代重要寺院，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2007年曾在此发现汉代至唐80余斤钱币窖藏^[40]。学界认为，会昌灭佛运动时武宗曾下令毁去佛骨舍利，对法门寺在内的长安地区大型佛教寺院造成沉重打击，这些钱币、金铜造像的埋藏很可能与唐末会昌灭佛有关。

中原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涵盖山西南部、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区域。东魏、北齐的首都——河北临漳邺城曾多次出土北朝佛教造像，包括金铜造像窖藏^[41]，以邺城为中心的北朝金铜造像窖藏有河南省郑州西郊窖藏^[42]、山西省武乡县北齐金铜造像窖藏^[43]、山东省诸城市青云村金铜佛教造像窖藏^[44]、山东省博兴县崇德村金铜佛像窖藏^①[45-46]，这些窖藏被推测与北周灭佛运动关系密切。

① 山东的枣庄、邹县、曲阜、泰安、莱州、河北赵县也有零星北朝金铜造像发现，由于出土不太集中，报告也无窖穴、盛器的描述，目前尚难以断定这些造像是否是窖藏。

山西平陆县处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三门峡范围内，自古是连接关中地区与中原的交通要道，此地曾多次出土金铜佛教造像，1983年平陆县西侯村出土59件隋唐时期佛道铜造像^[47]；1988年平陆县圣人涧村发现了一处以21件鎏金铜佛道造像为主、兼有1件一佛二弟子石造像的埋藏坑^[48]。报告判断这两处造像的题材、造型、工艺与陕西临潼邢家村的唐代鎏金造像多有相似，窖藏年代都集中在唐代。卫斯曾提到1982年平陆县茅津村还出土过一批未发表的唐代鎏金铜造像，现藏于平陆县博物馆^[49]。除了平陆，山西寿阳县曾出土东魏至唐代金铜佛教造像窖藏^[50]。平陆以东，河南省洛阳五郎庙村窖藏^[51]中出土的菩萨像与关中地区的金铜菩萨造像非常相似，佛像则有一部分与关中地区相似，一部分吸收萨尔纳特风格特点^[28]54，对研究唐代长安、洛阳两京佛像样式具有重要意义。再往北，远离关中的河北省河间县曾多次出土隋唐时期鎏金铜造像^[52]，这批造像中一部分菩萨像与长安地区的样式较为接近，但有几件与长安、平陆、洛阳的风格有一些差异，具有明显的齐地风格。

中原地区金铜佛像窖藏发现以河北省临漳邺城为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魏、北齐的疆域范围内。北朝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分布在山西省武乡县、河北省临漳邺城、河南省郑州西郊，以及山东省诸城市、邹县、博兴县崇德村、枣庄等地；隋唐时期金铜造像窖藏则集中在关中地区与中原地区交界处的山西平陆县，而山西寿阳、河南洛阳、河北河间则有零星发现。与关中地区相比，中原北方地区的金铜造像窖藏年代上至北魏，下至隋唐，时代跨度更大，地区分布也较为零散。

除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之外，南方地区也有唐代金铜佛像窖藏发现。1977年江西省都昌县出土鎏金铜佛像窖藏，但部分造像流失，仅保存11件隋唐时期造像^[53]。1977年广西上林县三里村山崖平台处挖出18件隋唐时期的金铜佛像，“既有北朝遗风，又有初唐的特点”^[54]，与临潼邢家村、扶风贤官村有多件非常相似的观音像，特别是扶风贤官村0332号观音菩萨立像与广西上林03号观音像几乎一模一样。虽然上林出土的金铜造像整体雕刻水平略显粗糙，但相隔甚远的广西上林与长安地区造像风格如此相似，让人不禁推测两地之间不仅有图像样式上的交流，很可能还存在铸造模具的直接流通。另外，四川省邛崃金铜像窖藏出土时装于一个有铜盖扣着的双耳鼓腹黑陶罐中，其中出现与临潼邢家村窖藏中相似的仰覆莲束腰座和葫芦形背光，床座也与山西平陆、临潼邢家村高度一致，但不同的是邛崃床座出现了对狮和博山炉，属北朝遗风，因此报告推测邛崃这批造像年代可能在隋至唐初时期，其年代下限不超过盛唐^[55]。

上述材料中，北朝金铜造像与唐代金铜造像有较为明显的时代差异。东魏、北齐的金铜造像明显保留秀骨清像的特点，菩萨造像以单体像为主，头身比较大，背后有顶部较尖的舟形大背光，背光覆盖全身或大半身，并且背光上线刻火焰纹、莲瓣纹等纹饰，四足座边缘整体较平整。而唐代的金铜造像头身比更接近真人，菩萨像身形出现“S”形微扭姿态，舟形背光缩小，有的仅出现在造像头部位置，且多为圆润的桃形或圆形，或镂空火焰纹，四足座内侧出现波浪纹或桃形装饰边缘。造像内容上，唐代大量出现菩提树形七化佛、树形一佛二菩萨、弟子、供养人、天王力士、罗汉、天尊等铜造像。南方地区、中原地区多地的隋唐时期金铜造像不仅有受到关中地区影响的特征，如“S”形身躯菩萨像；也有一些地域性发展的差异，例如远离关中的河北河间出土一件隋“开皇十一年(591)”铭的佛装观音像舟形背光覆盖大半身，背光的顶部较尖，上阴刻火焰纹，具有明显的北齐遗风。

结合李静杰对早期金铜佛像的全面梳理，可以观察到，不同时代和地域的金铜佛像风格在形态特征上呈现出显著的演变轨迹^[17]278-286。就唐代金铜造像形制看，关中地区以临潼邢家村窖藏为例，存在比较完整的唐代长安地区金铜造像范本。对比关中地区与山西出土的唐代金铜像风格样式，山西平陆出土的身披“X”形璎珞的菩萨和关中地区初唐时期菩萨像几乎完全一致，“S”形身形菩萨则与盛唐时期关中“长安模式”非常相似，唯有足床连接处和佛座略有差异，可能是对关中地区造像模仿过程中对本地特征的保留^[28]51-52。比起其他地区，山西平陆、河南洛阳与长安的唐代金铜造像非常相似。平陆位于三门峡，正处于唐代沟通长安、洛阳两京的重要官道——崤函古道上，反映出唐代长安的金铜造像审美风格与两京沿线一带存在紧密联系。同时，初唐时期长安地区的观音菩萨样式与其他多个地方也存在相似性，例如南方地区的多处隋唐时期金铜造像窖藏中出土的造像与长安临潼的造像高度相似，长安地区的金铜观音样式有可能流传到了四川、广西等地^①。

① 也存在造像反向流通到长安的案例，例如于春曾指出出土于西安的“开皇四年董钦造像”无明显长安地区隋代造像特征，很可能原制作于河北地区，再被带到长安。详见于春、高新珠《隋开皇四年董钦造像再识》，《文物季刊》，2022年第3期：第56-65页。

通过对我国发现的北朝至唐代金铜类佛像窖藏资料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金铜佛像窖藏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原北方地区，尤其是以邺城为核心的东魏北齐统治范围内；隋唐时期的金铜佛像窖藏主要分布于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这些窖藏多位于隋唐时期的重要城市周边，其分布范围不仅涵盖了关中地区，还延伸至中原地区的洛阳，辐射唐代沟通两京的崤函古道沿线，甚至远达川渝地区和广西。唐朝时期临潼邢家村窖藏的金铜佛像成为长安地区金铜造像风格的重要参照，其影响力辐射广泛，各地区的金铜造像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长安金铜佛像样式的影响。

在20世纪的研究中，由于受到时代背景和信息获取手段的限制，部分关于佛教金铜造像窖藏的文献资料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在考古学发掘和地层描述方面缺乏完整性。当时的研究报告往往依赖于遗址附近的寺庙、历史遗迹、地方文献以及走访调查等间接证据来推断窖藏造像的原始归属。多数窖藏被笼统地归因于中晚唐时期的会昌灭佛事件。然而，对于北朝隋唐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现象，学术界尚缺乏对两个关键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是金铜造像大量出现的原因，二是这些造像被埋藏成窖的原因。本文通过对隋唐时期寺庙内金铜佛像的规模、尺寸等细节进行细致的史料补充，进而深入分析在北周及唐代两次灭佛运动的背景下，佛教遭受不同强度打击的情境中，金铜佛像窖藏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进一步阐释金铜佛像窖藏现象背后的复杂历史背景，并揭示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隋唐时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稳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这为佛教的传播和佛教艺术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社会各阶层有能力资助和参与佛教活动，包括金铜造像的制作。佛教广泛传播，需要大量的宗教艺术品来满足信众的信仰需求。金铜造像因其稀缺性、便携性和耐久性，成为信众供养和膜拜的重要选择。寺庙和信众对佛像的需求推动了金铜造像制作的盛行。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两代的皇帝多信奉佛教，皇室对佛教的支持和提倡极大地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兴盛，皇帝和贵族常常出资铸造精美的金铜佛像，以示虔诚，这些造像不仅用于个人供养，也用于寺庙的供奉。

李静杰将金铜造像分为一丈以上的大型像、等身左右的中型像和一尺左右的小型像三种类型^[17]52。小型金铜类佛教造像一般供奉在寺庙或家中。隋文帝推广佛教，曾经在开皇元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56]。到了唐代，一些寺院中存有数以百计的金铜类造像和小塔。唐代段成式的《寺塔记》详细记载了会昌灭佛前长安名寺的布局、壁画、传说等，其中包括寺院所存金铜像、塔的情况。例如安邑坊玄法寺原为张频宅，后来“舍宅为寺，铸金铜像十万躯，金石龛中皆满，犹有数万躯”^[57]13。前述窖藏出土的隋唐时期金铜佛造像尺寸绝大多数在10~23.5厘米，与文献中的“金石龛中皆满”的小金铜像大小可对应。金铜造像的发愿铭文一般刻在足床上，而且字体往往都很粗糙，很可能是先买后刻。唐代金铜造像大量增多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高有关。唐代长安宣阳坊静域寺还设有“万菩萨堂”和“古佛堂”等集中存放多件佛教造像的场所：

万菩萨堂内有宝塔，以小金铜塔数百饰之。大历中，将作刘监有子，合手出胎，七岁念《法华经》，及卒，焚之，得舍利数十粒，分藏于金铜塔中。……佛殿东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三门外画，亦是皇甫轸迹也。^[57]23-24

又记常乐坊赵景公寺移塔建道场时曾发现大量舍利，于是造泥塔和木塔安葬，并存有金、银像：

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万枚葬之，今尚有数万存焉。寺有小银象六百余躯，金佛一躯，长数尺；大银象高六尺余，古样精巧。^[57]9-10

马得志认为这段记载可与唐长安青龙寺出土的小铜像和小陶塔互为印证^[58]，可能是当时长安大型寺庙流行的供奉方式。“小银象六百余躯”，结合考古出土的小型金铜像窖藏数量，邢家村近300件，西明寺遗址150件，河南洛阳五郎庙110余件，推测小型金铜造像在唐代的大型寺院应该较为普遍且数量众多。文献中提到大像高六尺余，唐代六尺约为一成年男子身高，六尺大像即为等身像，目前未见存世的六尺左右唐代等身金铜类造像，仅有北朝大型金铜像存世，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北魏太和十年(486)鎏金青铜弥勒立像，通高140厘米，近乎等身，是已知的早期最大金铜佛像。《寺塔记》还记录了长安其他寺院存有大型等身金铜像，如楚国寺内有楚哀王等身金铜像，崇义坊招福寺长安二年出“等身金铜像一铺、并九部乐”等。六尺以上的大型金铜像，数量便于统计，难以藏匿，大多数可能已经毁于会昌灭佛。而中、小型金铜像便于运输，得以窖藏存世。唐代寺庙中存有大量金铜造像并非个例，诸如“万菩萨堂”“古佛堂”等专门用于存放金铜塔和旧像的场所，在会昌灭佛之前，其他一些大型寺庙很可能也有类似空间。

各地区所发现的唐代金铜造像在风格样式上几乎都受到长安地区不同程度的影响，长安地区的金铜造像范式传播范围较广，可能与铸造工艺进步有关。关中地区的金铜造像的铸造以范铸法、失蜡法为主，6世纪末北周时期，长安地区可能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圆雕造像制作工艺。范铸法工艺的进步有利于金铜造像的生产，如太和七年(483)铭追远寺铜板等四件北魏纪年造像铜板正面几乎完全一致，可能使用了同模造像^[59]。范铸法的广泛使用不仅有利于造像产量增加，也为金铜造像样式向其他地区传播创造了条件。

综上，隋唐时期，佛教金铜造像制作的盛行得益于政治经济稳定、皇室支持、信众需求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造像尺寸多样，小型金铜佛像尤为流行，因便于窖藏而得以存世。长安地区金铜造像风格对其他地区产生广泛影响，其铸造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范铸法的应用，为造像的大量生产和样式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会昌灭佛前，大型寺庙普遍存有大量金铜造像，反映了唐代佛教艺术的繁荣与信仰的普及。

历史上四次灭佛运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北周武帝废佛”不单单针对佛教，而是“佛道俱废”，旨在推崇儒家地位，缓解僧俗矛盾，是比较慎重的政治考量；“唐武宗禁佛”(会昌灭佛)一开始是“亲道疏佛”，再颁布政令针对一切外来宗教，是由皇帝和宰相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最重，在历史上影响最大”^[60]。佛教金铜造像窖藏考古报告和研究中，不少文章在推测埋藏原因时，往往认为与其年代下限最接近的灭佛运动有关。历史上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会昌灭佛都是在长安颁布政令，这些政令直接关乎金铜类造像的上缴，前三次灭佛运动尤其对长安地区佛教事业打击最大。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574)下令禁佛、道：

……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61]

其目的更多是出于国家发展的考虑，节省造寺建塔所耗费的财力和人力^[62]。建德三年中原北方还未统一，北周境内开始限制佛教活动。灭齐后，北周武帝在邺城宣诏灭佛：

……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63]

北齐皇室崇信佛教，北齐故地的佛教事业相当繁荣，佛教寺和造像也较多。北周灭齐后，北齐疆域刚经历过战乱，宇文邕灭佛政令以邺城为中心迅速开展，范围波及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多个地区，从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河北临漳邺城金铜造像窖藏、河南郑州西郊窖藏、山西武乡县窖藏、山东诸城市窖藏、邹县窖藏很大可能是北周灭齐时下令上缴金铜造像，致使一些北齐佛教徒不得不紧急藏起这些金铜像。

另一部分年代下限被判断为晚唐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往往被推测与唐代会昌灭佛有关。唐武宗灭佛始于会昌三年(843)，史称“会昌灭佛”或“会昌法难”。汤用彤先生认为会昌灭佛与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层的消长有关：“武宗信道毁佛，卫公(时任宰臣李德裕)亦不喜释氏，宜其毁法至酷烈也。”^[64]会昌灭佛政令中对金铜造像的具体处理方式是：

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65]411-412

金、银、铜、铁关系国家货币、农业和军事，是以政令要求各地废寺和百姓在一月之内上交金银铜铁造像，其中一部分被用以铸钱。

及武宗废浮屠法，永平监官李郁彦请以铜像、钟、磬、炉、铎皆归巡院，州县铜益多矣。……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66]

成都一唐墓中出土陀罗尼经咒，墓主人身上还曾伴出六枚开元通宝，皆印有“益”字，可能就是四川益州监所铸的会昌年间用金铜类造像熔铸的新钱^[67]。冯汉骥先生认为，就此唐墓中所出六枚益州监钱来说，有监名的钱大半为佛像所铸，对于佛教徒来说可能有一种“宗教上的吸引力”。

会昌灭佛虽然严厉打击了佛教，但是一些佛教氛围浓厚、寺庙地位较高的地区对灭佛政策也存在搪塞之举。唐武宗曾下令毁掉佛指骨舍利，扶风法门寺寺僧们准备了佛指骨舍利的影骨“以塞君命”^[68]，释迦牟尼佛真身指骨舍利得以秘藏保全。日僧圆仁亲历了会昌灭佛，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记》中提到灭佛具体政令的推行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甚至有州郡拒绝执行灭佛政策：“唯黄河以北镇、幽、魏、路(潞)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69]镇州、幽州、魏州治所即河朔三镇，而会昌灭佛结束后的大中八年(854)，有僧人前去太原求经：

潭州岳麓寺沙门疏言往太原求《大藏经》……月未几，得经律论五千四十八卷，辇而归。^[70]

由此判断，会昌灭佛时北方存在一部分地区不行毁寺灭佛之举，一些佛教寺院和经像可能因此幸免于难。北京宣武区、密云区及元大都遗址曾零星出土过唐代金铜佛教造像，数量相对稀少。结合前文，唐代金铜造像窖藏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往东延伸至山西平陆、河南洛阳，再往北则少有发现，与圆仁所记述的情况相呼应。

根据前文所整理的金铜造像窖藏考古发现，目前发现的晚唐及以前金铜类造像，很多窖藏年代下限就在晚唐时期，很容易与会昌灭佛联系起来。但是会昌政令对拒缴铜像处罚严苛，躲避政府藏下大量金铜造像不是易事。许多年代下限在中晚唐的窖藏报告判定该窖藏形成于唐末会昌灭佛时，但事实上隋唐时期多有战乱暴动发生，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突发事件，如隋末农民起义、安史之乱等。安史之乱时，史思明曾在东都洛阳熔像铸钱，对当地佛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打击。

综上可知，隋唐时期佛教金铜造像制作非常流行，无论是寺庙还是民间，金铜造像的供养数量均有显著增加，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艺制作水平的提升密切相关。会昌灭佛等历史事件虽然对佛教造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也间接地为后世留下了窖藏遗产。会昌灭佛期间，国家对土、木、石等材质的造像采取了保留不动的态度，而专门要求处理金、银、铜、铁等贵重金属造像。这一决策首先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量，同时也融入了对经济因素的综合思考。这一政策导向使得该时期的窖藏对象主要为佛教金铜类造像。这些窖藏造像不仅是隋唐佛教艺术成就的见证，也是研究当时社会宗教信仰、文化心态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物证。因此，对佛教金铜造像窖藏现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隋唐佛教艺术的理解，也为探讨宗教艺术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前述陕西西安临潼邢家村、陕西西安醴泉寺、陕西咸阳三原县、山西平陆圣人涧村、山西平陆西侯村、河北河间市、山东博兴崇德村等多个金铜造像窖藏中，均出现了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混合埋藏的情况。道教作为我国本土宗教，其思想在近两千年以来渗透进不同阶层的观念、习俗和活动之中，尤其在唐代受到皇家的高度重视。如果这些金铜造像窖藏都如报告所推测的因会昌灭佛不得不藏起来，那么唐武宗笃信道教，为何会将道像一起销毁，则无法说通。有学者推测西安地区发现多件道教金铜造像，不仅因为唐代多位最高统治者重视道教，也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关，特别是周至、药王山等道教氛围浓厚的地区可能存在佛道二教并存的传统；而临潼邢家村窖藏中的4件道教造像则可能与唐玄宗时期“天宝三年令造元始天尊鎏金铜像安置于全国开元观中、造鎏金铜佛像安置于开元寺中”的政令有关^{[14, 71]}。道教原本注重思想与仪式活动，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偶像崇拜的影响，模仿佛教进行造像。结合已有研究，本文认为佛、道金铜造像混合窖藏的原因如下：

第一，受“佛道合流”思想的持续影响。过去发表的考古报告提到佛道造像混合窖藏的原因可能是受“佛道合流”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关中地区曾发现大量北朝佛道造像碑，而该地区唐代佛道造像碑数量却相对较少。张勋燎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考古》收录了考古发现和金石文献所录的北朝佛道造像^[72]，这些北朝佛道造像年代集中在5世纪后半叶到6世纪末，集中分布在陕西关中一带，即临潼、耀州区、三原县、富平、华县、西安近郊，其他地区如山西西南部、河南洛阳一带和四川西部也有所分布；关中地区唐代佛道金铜像混合窖藏见于临潼、三原县、山西平陆，与张先生所收集的北朝佛道造像碑出土地基本可以对应。四川地区虽然没有出土金铜类佛道造像混合窖藏，但成都市西安路造像坑中曾出土1件道教造像，张勋燎先生认为这件造像可能是北朝像制传入益州地区后的变体，和大量佛教造像一并出土的原因很可能是两教造像原先一起供奉使用。由于离长安、洛阳等唐代政治文化中心较远，四川地区的佛道合龛像在时代上与关中地区相比有明显的滞后，集中出现在天宝年间^[73]。四川地区最早的佛道合龛石刻是成都市的北周文王碑^[74]，到了唐代，四川依然流行佛道造像合龛的摩崖石刻，如蒲江飞仙阁、巴中北龛、仁寿牛角寨、安岳玄妙观、安岳舍身岩^[75]等多处摩崖石刻都出现过凿于隋唐时期的佛道合龛的题材，而此时长安、洛阳地区的佛道合龛数量相对北朝已经在减少。金铜类佛道造像混合窖藏现象，或许可以解释关中地区隋唐佛道造像碑的锐减，即关中地区由北朝流行的佛道造像碑转变为供养单体佛、道金铜造像。在窖藏之前，这些造像很可能被放置在一处合并供养。

张勋燎先生还观察到，北朝的佛道造像碑混杂，存在同石不同龛、同石同龛多种情况。道像的头光、背光、结跏趺坐、对狮等元素也源自佛教，道教发愿文出现佛教词汇，是因早期道教发展受佛教的影响较深。从出土的金铜佛道混合窖藏的发现来看，道教的造像和供养发愿到了唐代依然没有摆脱佛教的影响，但至少关中地区在佛道合流思想下，其供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同时，佛教与道教信仰的功能界限也逐渐模糊，甚至在供奉方式上出现同质化趋势。如山西省运城市西姚乡柏口窑曾出土一件石质“一天尊六弟子造像碑”，功德主“李通国”自称“佛弟子”，却发愿为亡父和母亲造道教天尊像。山西平陆和寿阳曾出土多件鎏金刻铭铜碑牌，这些铜碑牌可能是对唐代螭首石碑形制的微缩和模仿，只是细节处稍有不同。从发愿内容来看，既有信仰佛教的功德主，也有信仰道教的功德主，年代为北齐到盛唐时期。有的佛教铜碑牌首刻一小龛坐化佛，道教鎏金铜碑牌则刻有元始天尊像。这种铜碑牌可以固定在一个鎏金床座上，床面有孔眼，四面有壶门。唐代对不同品级官吏的碑碣形制、尺寸有严格的等级要求，但宗教方面并没有特别严格^[76]。模仿石碑形制的小型铜牌仅在山西有发现，而且年代持续较长，其原本的位置、供奉方式等信息尚待继续研究。佛教徒与道教徒供奉的铜碑牌体现出了供养物品同质化倾向，其根本原因是受到隋唐时期“佛道合流”思想的持续影响。关中一带造像供养可能转变为将佛、道单体像供奉在一处，并且供养方式进一步趋同，而四川、山西等地可能存在局部小范围的地域化特点。

第二，隋唐时期道教与佛教的大型仪式并行现象。唐代非常重视国忌日“行香设斋”活动，这是僧、道、官吏共同参加^①的盛会，已脱离原本单一的佛教活动。会昌灭佛时，要求全国除长安、洛阳外，上州各留一寺，方便官吏在国忌日行香，其他寺院里的精妙造像，要移到这一所官寺内。下州寺院统统废除，官吏去当地道观参与行香^[65]411。在这种情况下，存在道教与佛教造像放在一处的可能性，遭遇灭佛之灾时也难免一同被埋藏。

① 《唐六典》对行香设斋有明确要求：“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已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详见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126-127.

第三，金铜造像本身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唐代货币以铜钱为主，唐朝商人私自销毁铜钱铸器牟取暴利，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不利，政府曾多次出台应对措施，但百姓私熔铜钱和恶钱问题屡禁不止，已到了政府决定施以严惩和鼓励互相举报的地步。建中元年(780)“江淮七监每铸一千费二千文”^[65]222；贞元九年(793)张滂奏“钱一千为铜六斤，造写器物，则斤直六百余。有利既厚，销铸遂多”^[65]1415；又如宝历元年(825)“河南尹王起奏，盗销钱为佛像者，请以盗铸钱论”^[65]351；开成二年(837)李珏上奏：

禁铜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严，不如无令。今江淮已南，铜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销钱一缗，可为数器，售利三四倍。远民不知法令，率以为常。纵国家加炉铸钱，何以供销铸之弊？所以禁铜之令，不得不严。^[65]3101

唐朝当权者一直对铜材管控较严，而金铜造像便于携带和流通，因此在民间无论以佛像还是道像方式铸造，既能实现其信仰目的，又能满足其经济功能，容易出现佛道铜像混合藏匿的现象。

综上所述，道教金铜造像与佛教金铜造像共同窖藏的现象可能由多方面因素所致。除了李唐皇室对道教的强烈认同和支持道教的发展之外，佛道合流思想的深远影响、佛道仪式的并行实践，以及鎏金铜器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能导致了佛道金铜造像混合窖藏现象的产生。

隋唐时期的小型金铜造像，之前被认为是普及于民的供养方式，根据其铭文，功德主有中下层平民，也有如《寺塔记》所记载像张频这种造十万金铜像的官吏。就金铜佛教造像窖藏而言，同姓氏、疑似家族供养的金铜造像集中埋藏现象，亦有多例发现。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供养的佛教造像碑从北魏至唐代都比较常见，北朝民间流行社邑组织，即在乡邑结社造像并在造像碑上刻社邑成员的名字和肖像，国内外多位学者已关注到社邑供养人的相关问题^[77-78]。金铜造像便于携带，流通性较强，因此一个窖藏所出造像无法确定其原本的位置是在同一寺院或家中。但无论如何，多例单一姓氏供养造像窖藏应该不是巧合，背后的原因尚待进一步分析。马赛在其《铜器窖藏所见周原遗址贵族家族变迁》一文中讨论过“利用铜器窖藏探讨贵族家族状况的可行性”，并认为周原遗址发现的青铜器窖藏可能是由于社会变动而非祭祀原因被窖藏，这种暂时性埋藏的现象可以反映出在周原生活过的贵族家族情况^[79]。与周原铜器窖藏不一样的是，佛教金铜造像不是礼器，它们在埋入地下前往往在寺庙或家中供奉，不具备很强的身份等级特性。可以参考之处，乃是通过某一窖藏内大多数铜器的家族归属，而判断窖藏的家族归属。这些窖藏具有不同的埋藏年代和历史背景，其埋藏原因存在多种可能性，同姓氏金铜造像埋在一起的动机也更加难以推测。

疑似家族供养型金铜造像的材料，以中原地区为主，陕西、广西亦有疑似，一共6例：

1.山东省邹县北朝铜造像窖藏。根据铭文，这批造像年代和功德主分别是“北魏永兴二年(410)马禄造像”“东魏武定三年(545)马□造像”“北齐天保八年(557)马忘愁造像”“北齐太宁二年(562)马造像”。这批造像的功德主都姓马，年代集中于东魏北齐，可能原本属于家族集中供养的铜佛像，北周灭齐后因灭佛运动集中埋藏在一处。

2.山西武乡县党城村北朝金铜造像窖藏。供养主铭文有“武定六年郭买祚”“天保二年郭买祚”“天保四年郭□珍”“皇建二年(561)郭义”2件、天统三年(567)郭也”“天□三年”立像为“郭□珍”。李勇、刘军认为这批铜造像很可能是在北周武帝于建德六年进兵北齐境内灭佛时被埋入地下的，最后一件“天□三年”立像的时间应该是“天统三年”。这一批装进陶罐埋入地下的金铜佛像的造像主都姓郭，很可能由郭氏家族发愿供养。

3.山西平陆县西侯村金铜造像窖藏。金铜造像的功德主除了“道士刘如意”“道士刘升徽”，其他功德主都姓张，即“张志迁”“张智本”“张元男”“张元楷”，铭文纪年从“武德四年(621)”至“开元八年(720)”，上文提到该窖藏出土的铜碑牌发愿文既有佛教，也有道教，体现出佛、道供奉发愿物品的同质化趋势，刘姓道士与张氏佛教徒的供养物被窖藏在一处，从窖藏者的角度来推测，存在有意选择的可能性，或者无意收集了原本放置在同一处的金铜造像。由此推测，这批窖藏中同一姓氏的金铜造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也许与家族供养有关。

4.河北临漳邺城遗址北朝铜造像窖藏。共8件铜造像，7件有铭文纪年，即1件“正光二年(521)邓宣文造像”、6件“武泰元年(528)邓法念造像”。其中6件“邓法念武泰元年三月廿三日”所造像，皆是观世音立像，铭文内容略有不同。报告推测功德主邓宣文可能是《北齐书·徐之才传》中记载的尚药典御，这批造像可能是邓氏家族在灭佛运动的中有意埋藏的。如报告所推测，邺城出土的这批铜造像则与北齐的官吏家族有关。

5.陕西临潼邢家村窖藏。2件有铭文，一件纪年刻在一残损足床上，刻“武德三年(620)二月四日”，另一纪年刻在一观世音立像的足床上，为“吕温王造观世音像/一区，为身平安，佛弟子一心/供养天宝九载造”。该足床背面还刻“作供奉人吕晸奉”。这件天宝九年造观世音立像有吕温王、吕晸奉两位功德主。

6.广西上林三里镇窖藏。陈小波推测造像为隋唐风格，与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的风格关系密切。距离出土地三里镇西5公里处，有座当地人称“高祖庙”的唐墓，墓主人可能是唐代武德七年任广西澄州刺史的韦厥。其中有一件铜莲座上刻有“韦进宿与母铸此”铭，报告疑这批佛造像可能与韦厥家族有关。

此外，还有两处集中埋藏的隋代佛教石质造像疑似与家族供养有关。山西平陆张村石刻窖藏^[49]，除了开皇三年“贺乾邕”造释迦牟尼背屏像以外，大部分造像主都是张姓，结合出土地张村，恐怕不是巧合。其中，“贺乾邕”所造像与“张留通”所造像造于同年同日，发愿文内容相似度极高，造像主很可能一起造像。这里原先的寺庙很可能是张氏家族供养的。其中一件一坐佛二力士造像四足床座上有两处阴刻，存在同一造像多人多次供奉的情况。另一处是1987年山西省运城市西姚乡柏口窑村出土的北周至隋代佛道造像碑^[80]，共有佛教造像碑7件，道教造像碑2件，其中“大业”纪年的几件隋代造像碑，功德主都是当地李姓人氏，供奉时间也相近，这批造像可能是当地的李氏家族供奉的。

上述材料中，除了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所出金铜窖藏可能与史书上的北齐官员邓宣文及其家族有关，其余造像主尚无明确身份信息，埋藏者与造像主的关系亦无法得知。金铜佛像功能有三：一是供僧俗日常礼拜祈福，二是用于讲经论道，三是用于浴佛行像^[17]55。小型金铜造像往往供养在寺院或者家中。由此产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些铜像埋藏者是否有意选择自己家族供养的造像进行窖藏？第二，窖藏目的是出于经济考虑还是信仰？供养者是否是埋藏者已不可考，只能稍作推测。上文所述张频舍家为寺造十万躯金像，这种功德主在大型寺院造多件金银铜像供奉，其位置应该不会相距很远，而埋像者所取的造像为同一位置又恰好为同一姓氏所供养，存在某一个家族在同一地方供养这些金铜像的可能性。因此窖藏目的就出现两种情况：埋藏者若为供养者或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特别是唐代中层以上的官吏阶级，经济状况尚可，拒不上缴金铜佛像而进行藏匿，不惜对抗政令，则其出于宗教信仰，有意选择自己家族的供养造像进行窖藏的可能性更大；埋藏者若非家族成员，考虑到唐代铜矿紧俏，更有投机商人将铜钱私自销毁铸成铜器销售，经济利益驱动的可能性更大，毕竟窖藏是为了暂时藏匿以待来日取出。

受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唐代佛教供养方式发生过一些转变。初唐及以前，山东、山西的社邑组织偏向于造像建窟，而中晚唐以后倾向于设斋诵经等活动^[78]134-135。如前文所提到的，唐代的寺院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和人力资源，为防止僧人占据寺庙形成武装势力，从高祖开始，唐朝多位皇帝对僧人的数量和活动进行过严格管控，甚至一度下诏禁止民间结私社，一些由僧人主导的社邑组织便逐渐衰微；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佛教供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灵活，也不受社邑、政府的限制。但是会昌灭佛政令强制要求全民上缴造像并熔铸成钱币，也许是出于宗教原因，一些有实力供养大量铜造像的家族不愿意上缴，所以集中窖藏，以待来日风波过后再次取回。中下层百姓则取佛像所铸铜钱寄托信仰，甚至将之作为压胜钱陪葬。总之，多例同姓氏同地域的小型金铜造像集中窖藏的发现，与隋唐时期的社邑组织转向更小范围的家族单位有所对应。

金铜作为古代社会中的贵重金属，其造像的窖藏分布不仅揭示了佛教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而且反映了其兴衰变迁。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展现出显著的存储特征，这些特征为我们理解佛教艺术的传播与地域差异提供了重要线索。据上述研究，这些窖藏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从窖藏的年代分布来看，北魏至北齐时期的金铜造像窖藏多集中于以邺城为核心的中原地区，隋唐时期的窖藏则主要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并延伸至中原地区的一些重要城市，这一分布模式与当时的政治、宗教活动密切相关。隋唐时期寺庙中大量铸造金铜佛像，以及北周、唐代发生的两次灭佛运动，构成了金铜佛教造像在多个地点集中窖藏的重要历史背景。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窖藏中包含了少量的道教造像，这为我们揭示了唐代道教造像艺术在佛教影响下的演变轨迹，特别是在关中地区，佛道合流的思想导致了供养方式的变化。在唐代，铜材的珍贵性体现在“千钱百两”的市价之中，甚至有商人为了利益而熔钱铸铜。金铜造像的经济价值因此成为窖藏现象不可忽视的驱动因素。此外，隋唐时期出现了将同一姓氏供养的多件金铜造像藏匿于同一地点的现象，这或许反映了社邑组织衰落后，供养方式由集体供养向家族供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