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rospection and Thinking of Chinese Foreign Students' Education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A Citespace-based Co-word Analysis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实行来华留学教育政策，以促进与各国留学生之间的交流。1978年以后，来华留学生教育更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本研究以CNKI为数据源，检索条件设定为关键词，主题均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时间范围设为1978-2018年，并将分类目录限定为“社会科学Ⅱ辑”，共检索到470条文献，剔除期刊目录、会议综述等非学术性文献，共得到460篇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论文的Refwork数据，将其导入CiteSpaceV，调整“时间切片”为1年，阀值为50。表 1和表 2呈现的即是前20个高频关键词与前15个高中心性关键词。

表 1、表 2中的关键词的中心性与频次体现了1978-2018年这40年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热点。由表 1和表 2可知，1978-2018年间，“来华留学生”与“来华留学生教育”始终是核心论题，“外国留学生”“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等则是论题的研究热点。

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热点变迁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结合CiteSpaceV得出的分析结果，可将其历史演进划分为3个阶段，具体为：起步与探索阶段、产生初步成果阶段、快速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通过前文所述的查找方式，在CNKI未能查找到相关研究文献。同时，笔者以与前述相同的检索条件在维普、万方、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进行检索，均未发现相关研究文献，因此无法使用CiteSpaceV进行共词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空白是由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因而有必要梳理这一时期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历史演进。

1978年以前，由于教育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留学生教育自然也走下坡路，无论是国际学生的规模还是国别，都十分有限。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来华留学生教育迎来了发展契机，开始步入复兴和崛起时期。

来华留学生生源地的构成在此阶段开始发生变化，其间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身影。同时，国家也开始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我国高等院校自此开始出现自费留学生。在此期间，由于国际学生规模较小，各类研究工作仍处于探索之中。1980年之前，主要是为后续研究积累经验。从1980年起，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团体逐步建立。1989年12月，“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成立，意味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由积累经验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的成立为相关研究注入了活力，它有效地组织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教育研究，组织开展各类研究活动，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坚强后盾^[4]。

这一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处于起步与探索阶段，各类研究可谓蓄势待发。

自1994年起，CNKI中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文献数量从无到有，并呈波动性增长态势，具体如图 1所示。这一时期属于研究产生初步成果阶段。在这一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国家开始关注留学生教育质量。199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来华留学生我国学位试行办法》，正式提出各高等院校对授予留学生博士学位要“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同时，国家关于来华留学生的相关政策也更加开放，这为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在此阶段，研究文献数量呈现出波动性增长趋势，研究群体的规模也持续扩大，学术交流越发活跃。

由表 3可知，此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相关高频关键词按频次高低排序，分别为“来华留学生教育”“教学质量”“道德教育”“管理干部团队”“教育管理”“外国留学生”和“留学生教学”。这一时期，有关来华留学生教育微观层面的问题如道德教育、教学及中观层面的问题如管理干部团队、教育管理等，成为研究的主要议题。

从图 2可见，“自费留学生”主要与“教学质量”“留学生数量”“留学生管理”“国际交流”“思想教育”等这些关键词联系紧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留学生教育也得到了充分发展，主要体现在学生数量快速增长、学生文化水平逐步提升、留学动机和教学方式走向多样化^[5]。自费留学生在这一时期的数量显著增加且增速迅猛，成为这一时期留学生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自费留学生”也成为这一研究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反映了学界对1979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以及1989年出台的《关于招收自费外国来华留学生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一种积极回应。《规定》授予高校在招收国际学生方面更多的自主权，也使来华留学生对其所就读的学校有更多的选择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有权自主审批招收来华留学生的高校。国家也不再限制留学生招生数量，招收多少由高校自主决定^[6]。

(1) 留学生规模扩大，管理问题成为焦点

关注留学生数量的同时，随着留学生规模的逐步扩大，教育质量及管理成为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首先，在该阶段，我国还未形成统一的留学生教育质量标准，各高校基本“各自为政”。留学生教育质量标准多是参考本校本科阶段的教育质量标准而制定，因而不同的高校，留学生教育质量标准也不尽相同，这导致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无法进行横向对比，政府和相关行政部门也难以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最终造成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水平参差不齐。如在入学标准上，除了获得政府奖学金和孔子学院奖学金的学生有统一的入学标准外，其他学历生和非学历生的入学标准均由接收学校自行决定。同时，来华留学生在学校学习的各项考核指标以及毕业标准也都是由各高校自行拟定。质量参差不齐，使来华留学生教育的整体水平受到影响。

其次，在该阶段，我国的留学生教育评估标准尚不完善，在留学生教育质量的管控上缺乏第三方机构，导致留学生教育质量评估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受到影响。同时，随着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和生源地的拓展，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差异日益凸显，这也导致其管理难度增加。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来华留学生数量较少，生源国成分相对简单，在对其的管理与规范上，自然会更多地考虑生源占比相对较高的国家的留学生，从而导致管理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当时，本着“外事无小事”的原则，来华留学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管理，学校无权对其进行自主管理，其各类事务都交由教育部或外交部管理，在教育管理上具有封闭性^[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管理方式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觑，但改革开放后，留学生教育早已摆脱特殊时期的桎梏，封闭的管理模式不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这一阶段，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留学生教育也必然走向趋同化管理之路。

(2) 思想教育工作成为留学生管理研究的关键问题

学生的积极配合是顺利实施教学工作的关键因素，随着留学生规模的逐步增加，其思想教育工作成为了该阶段留学生教育研究的重点。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探寻、构建一套能被大多数留学生理解和接受的思想教育模式是核心和关键。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除了让其掌握专业知识外，还应当引导他们了解并理解中国文化。这样，一方面可以加深其对中国教育的理解，提高教学效果；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进彼此了解，培养国际友谊。由于此前的刻板印象，国际学生可能会对我国的教育存有疑义，通过实施适当的国际理解教育以及留学生管理干部因势利导(非正式)的思想教育工作，会使其对我国一些不同于他国的文化能予以理解。同时，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可以由此通过留学生而传扬到海外。

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由于对新环境不适应而产生的学习、健康以及情感方面的心理困惑，留学生斗殴闹事造成的伤亡事件，以及少数留学生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等，都会影响来华留学生的正常教学管理继而影响教育质量。另外，扩大高校的国际学生管理权限也十分重要。有学者认为，1990年至今，来自非洲的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但并未发生严重的滋事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高等学校拥有关于留学生管理的完全自主权^[8]。

(3) 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受到研究者重视

在该阶段，教育部提出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要积极推动国际学生与中国学生管理和服务的融合，加强中国法律法规教育、优秀传统文化和国情教育，帮助他们客观地了解中国。但由于留学生管理干部队伍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其管理既有共性，更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既要掌握学生管理的一般规律，也要把握学生管理的特殊规律，两者既不可替代，也不能够偏废。同时，来华留学生文化背景、政治背景、宗教信仰等存在差异，留学生管理干部既要对他们进行趋同化管理，又要对其进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国情教育，并且要做到人性化，以免造成学生情绪上的抵触。但这些都并非易事。对留学生管理干部而言，它们既是工作要求，更是对其工作能力的一种挑战。因此，从事留学生教育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换言之，他们不但要有学科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他国(尤其是留学生较多的国家)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4) 学科建设标志性成果问世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外国留学生教育学概论》。该书回顾了我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并结合现状总结归纳了留学生教育的规律与特征。作为一部全面探讨留学生教育的著作，《外国留学生教育学概论》填补了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空白，为构建来华留学生教育学科的理论系统踏出了最艰辛、最重大，同时也是最值得欣喜的第一步^[9]。这一学术著作的问世意义非凡，同时也为后来的教育研究者们点亮了希望之灯。

2000年后，来华留学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来华留学生人数稳步上升，每年的增长率均超过16.5%(根据教育部《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数据整理而得)。2004年，来华留学生的增长率达到10年内最高——42.6%，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四个“最”：学生数量最多、学生绝对数量增加最多、生源国数量最多、就读学校数最多^[10]。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增多，有关的研究课题更是逐年递增，各类全国性学会、地区学会，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专项课题、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研究项目，以及招收来华留学生的高等院校等，都推出了与之相关的研究议题^[4]。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和关注此领域的教育学专业研究人员，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队伍的主力军。

自2001年起，国内研究者对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研究文献数量稳步增长，2015年，文献数量达到峰值。这与1999年我国高校的大幅度扩招有关。在高校大规模扩招的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取得跨越式发展，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留学生教育也同步迈入快速发展阶段。此外，一系列政策文件的相继出台也对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例如：《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2000年)的出台，为留学生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2000年至2001年，国家连续出台3个完善留学生奖学金制度的文件，而后也有相关政策陆续推出。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得以加速。以上这些都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来华留学生教育得到良好发展，其研究也迈入快车道。

由时区视图(图 3)及表 4可知，该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留学生”“留学生教育”“对策”“国际化”“外国留学生”“教育”“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教育管理”“国际交流”“现状”“发展”“留学生规模”“高校”及“一带一路”等。

使用CNKI“高级搜索”，设置关键词及主题均为“来华留学生教育”，同时设置关键词“对策”对结果进行检索。在以上检索条件下，CiteSpace分析结果中出现频次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如“国际化”“高等教育”“一带一路”“管理”等，均有涉及。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高校所在地或高校自身的留学生教育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如：马子辉的《云南高等教育向东南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已开始涉及东南亚国家与云南省的合作和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联系，作者紧扣当时中国加入WTO给云南带来发展机遇这一历史背景展开论述，并给出了相应对策^[11]；彭良琴等的《论四川高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现状、不足及对策》关注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大省的来华留学生相关问题，结合《四川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12]；王铮的《广西来华留学生教育的SWOT分析及对策》针对影响广西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内外因素，运用管理学层面的SWOT分析法对其进行全方位剖析，并提出一系列可行策略^[13]。可见，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正逐渐演进至更为具体的教育问题。

(2) 结合“十二五”规划、“一带一路”等政策或时代背景进行相关分析。如：官品在《论国际化趋势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一文中，提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教育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使作为高等院校国际化程度重要体现的来华留学生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应是高等院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4]；吴惠芳的《“十二·五”期间教育国际化工作的思考与对策》结合当时的“十二五”规划，认为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当顺应教育国际化的浪潮，紧扣高等教育国际化这一热点，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化程度^[15]；陈强等的《“一带一路”倡议下来华留学生教育：使命、挑战和对策》，提到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还存在诸如结构不够完善、教育规模小、奖学金资助系统未成体系等问题，并结合直观的数据分析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16]。此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并与国家政策和教育发展趋势密切关联，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

(3) 有关教育系统内部问题的研究。此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问题层面、分支都逐渐增多，教育管理层面的问题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关秋红的《制约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因素与对策》以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为出发点，探讨如何把影响其发展的劣势因素转变为优势因素^[17]；王惠茹的《武汉体育学院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对策》通过全面、系统的分析，为武汉体育学院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18]；徐倩等的《来华留学生教育趋同化管理探究》通过分析影响留学生心理适应、文化适应与学业适应的因素，来探讨留学生教育管理队伍如何进行趋同化管理^[19]。

在该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发展态势良好，并逐步走向纵深化，主要体现在其教育系统自身的完善、与时政的结合以及与生源国的合作上。

(1) 研究内容及方式与时代接轨

在上一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主要着眼于教育本身，外部因素除国家重要政策外，时事热点鲜有涉及。而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则出现了与国家政策及时事热点紧密结合的发展趋势，如关注WTO、“一带一路”倡议及“十二五”规划与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关系等，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来华留学生教育本身，更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同时在研究方式上，也出现了使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管理学的SWOT分析法等来对留学生教育进行探究，使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锦上添花。

(2) 研究焦点顺应国际化趋势

由表 4及时区视图(图 3)可知，该阶段“教育国际化”“国际交流”“对外汉语教学”“国际战略”成为高频共词，体现了与当前所提倡的“大学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的呼应。“国际化”乃大势所趋，也是改革开放中“开放”的应有之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高等教育应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需要，培育大量具有国际视野、知晓国际规则、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竞争的国际化人才^[20]。这既适用于对我国学生的培养，同样也适用于对来华留学生的培养。同时，“对外汉语教学”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频次也较高。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其发展初期，就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起步的。而后，在各专业来华留学生生源较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扩大留学生规模，开始招收大量语言类专业学生。但由于留学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所使用的语言种类较多，而我国高校教师所掌握的语言种类有限，加之汉语教学本身难度大，汉语与来华留学生的母语差异也较大，导致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最关键的教学环节难度增加，留学生的学习难度也随之增大，而这些都会影响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影响留学生的学习体验，进而导致潜在生源的流失。在该阶段，已有研究涉及培养具有良好外语水平并承担国际学生教育任务的师资的问题，认为教师国际化培养是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环节^[21]。与此同时，有研究者还指出，留学生教育在趋同化管理的同时也应顺应国际化浪潮，针对教育的国际需求进行完善^[22]。

(3) 研究关注点由量的扩充转向质的提升

进入21世纪后，来华留学人员不断增多，留学生人数一路攀高甚至飙升。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依然对留学生的规模问题给予了持续关注。但同时，有关教育质量的一些关键词也在这一阶段出现。在CNKI上，共检索到205篇该阶段有关留学生教育质量的文献，有关留学生数量的文献则只有33篇。由此可见，研究者在继续关注来华留学生规模的同时，已开始更多关注如何提升留学生教育的质量。王永秀甚至在其研究中提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质量应从招生环节就开始进行把控^[23]。

(4) 研究视角从宏观逐步转向中观和微观层面

在研究产生初步成果阶段，研究者们的视点大多较为宏观，如来华留学生的规模、留学生管理队伍、留学生的教育管理等。而在该阶段，从前述共词分析结果可见，留学生教育研究的视角已出现变化，从教育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2000年，留学生教育研究中出现了高频关键词“自费留学生”。自费生是来华留学生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年，还同时出现了“国际交流”“教育质量”与“留学生管理”等关键词。2003年，“国际化”和“对外汉语教学”这两个高频关键词出现，此时的研究已经开始结合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总结出自费留学生是当前留学生生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将长期维持这一状况，建议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招收自费留学生也是来华留学生教育在初始发展阶段扩大生源的重要手段。而后，逐渐涌现出诸如“发展”“云南省”等关键词，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开始关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并且指出，今后的留学生教育应以周边国家为重点，针对性地研究周边国家的留学生教育需求，以及时调整学科与专业。此外，“现状”“对策”也成为高频关键词，此时的研究针对当前蓬勃发展的来华留学生教育，对各类中观和微观问题开始进行深层次分析和探讨。

检索此阶段文献，发现研究者们已明确提出留学生教育不再是学校“国际化”的一种点缀，而是学校整体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该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宏观层面的规模和管理，研究视角开始多元化，研究领域更加丰富。

改革开放40年来，来华留学生教育蓬勃发展，相关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研究领域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从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热点演进及研究成果等方面来看，其发展总体呈加速发展态势，规模稳步增长。从20世纪90年代起，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进入21世纪后，发展势头更为迅猛。改革开放初期，研究领域集中于留学生数量增长及政策开放等问题，90年代后，来华留学生教育逐渐完善，质量、管理、思想教育等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成为重点研究对象。进入21世纪以后，来华留学生问题则更多地与国际形势、时代发展，如金融危机、与海外的校际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联系起来。同时，研究视角也从初期的宏观层面的数量、政策规范等，到中期的主要着眼于中观层面的管理队伍建设、教育质量问题等，进而走向微观层面的教育满意度、培养模式等教育自身的问题上，致力于从全局上对来华留学生教育进行更为深入和全方位的探讨。

放眼未来，首先，教育质量仍然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今，来华留学生对于留学的认知更为理性和客观，留学生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质量既关系着我国高等教育在各国的声誉及来华留学生教育是否可持续发展，更关系着我国对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对优秀来华留学生的需求也大幅增加。同时，2016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放宽了对优秀留学生在华工作的限制，为其毕业后在我国境内工作和申请永久居留权提供了更多便利和机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不仅关乎留学生群体在专业和文化上的收获，更关乎我国引进国际人才的质量。

其次，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和拓展，这一趋势将得以延续。研究领域不断丰富，也意味着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比如留学生教育的资金投入、我国的外交政策、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等。未来，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关注对来华留学生的人文关怀，增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的时代性。例如，从前的留学生预科教育多关注其语言培训，如今，国际理解教育被反复强调，研究者可尝试将二者进行结合，探寻如何提升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如何为来华留学生创造更多的体验空间，逐步建立起教学与实习对接、课堂与社会衔接的教育机制。

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还应将目光聚焦于“来华”上，而不仅仅是“留学生教育”。中华文化独具魅力，据研究者对北京6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抽样调查，超半数以上留学生来华学习是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想要了解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国”^[2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在全球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凸显，世界关注的目光日益增多，加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留学成本较低，因而会吸引更多潜在的留学生。此外，部分来华留学生除留学外，留华就业或在留学期间勤工俭学的需求也不断增长，因此，国际交流教育政策、公正的奖学金制度、国际化师资队伍培养、企业合作等议题也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在大数据时代，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推进，“互联网+”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教育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已进入新时代，迎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化应当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命题。

随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和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留学生将会越来越多。教育部为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专门设立的“丝绸之路”国家政府奖学金，已有力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来华留学生教育研究也应顺应这一历史发展潮流，聚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的留学诉求，如学分互认、留华就业以及全链条的留学人员管理服务体系构建、宽口径专业课程改革等，以为其提供更具针对性、更为完善和有效的留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