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G. Sumner and the Voice of Competition at the American Gilded Age

萨姆纳(1840-1910)是美国在内战后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致力于政治和社会科学研究。在耶鲁执教的37年中，萨姆纳深受学生欢迎。他倡导教学改革，对耶鲁大学局限于死记硬背课本和过分强调经典文献的教授方法提出批评，主张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知识，阐释与现实紧密关联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但他身上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标签——“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2]51。这主要因为他向美国民众宣扬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并将其与美国政治传统文化观念结合起来进行重新阐释，以迎合美国民众的口味。从这个角度说，斯宾塞思想在美国的盛行是与萨姆纳的大力宣传分不开的。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鼻祖。自19世纪50年代起，他把生物学中的进化规律和经济学中的竞争原则结合起来，为政府实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都受进化规律制约。从宇宙中的天体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和道德习惯，都要经历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向高等阶段的进化过程。人类社会各个部分通过明确分工和彼此间的密切合作，最终进化到“社会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依赖于一种“同人民愿望和谐一致”“能保障公民自由权利”的政治体制^[3]465-471。他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这种政治体制的发展。其逻辑是：如果自然界通过个体竞争的方式实现进步的话，那么适者生存肯定是人类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此，必须限制国家对个人自由的干涉，任由个人依靠能力强弱去自由竞争。在斯宾塞看来，自由竞争的结果是强者生存、弱者被淘汰，而强者又会将自身的优点遗传给后代。按照这种逻辑，“竞争、斗争和人口增长将促使社会进步”^[4]119。斯宾塞将这种机械的进化观视作社会进步的动力，主张国家实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学界将斯宾塞借用达尔文进化论解释社会发展的学说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5]607-637。

斯宾塞思想在内战后传入美国，受到媒体和知识精英的大肆宣传。《大西洋月刊》称“斯宾塞的思想代表着时代的科学精神”^{[2]31，34-35}。约翰·杜威这样描述：“在战后三十年，如果不掌握斯宾塞的思想，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不可能有活力。”^[6]59-60最重要的是，美国著名出版家爱德华·尤曼斯在国内积极组织出版斯宾塞著作。1872年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美国当代评论》上刊登，引起萨姆纳对社会进化论的兴趣，并由此开始系统研究斯宾塞思想。

萨姆纳对斯宾塞思想的兴趣，根植于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之中。其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萨姆纳出生于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到清教伦理影响，把金钱上的成功视作勤劳节俭的必然产物。第二，萨姆纳对当时盛行的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常感兴趣，十四岁时便开始阅读大卫·李嘉图和马蒂诺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他对自由竞争理论非常推崇，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秩序最有活力。第三，内战后随着达尔文著作在美国的传播，重视科学理论的观念在美国兴起^[7]379。萨姆纳深受影响，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便一直思考着“建立一种具有科学系统的社会科学”。而斯宾塞思想正好满足了萨姆纳的知识需求。从本质上说，斯宾塞思想是一种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辩护的学说，是达尔文进化论和资产阶级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建立在被人们接受的“科学事实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中产阶级认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之上；它也为“严酷的社会阶层分化的合理性辩护，试图来调和普遍存在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8]402。萨姆纳通过阅读《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学研究》，发现斯宾塞的思想与自己潜意识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想法很相似。这使他相信斯宾塞思想不仅可以把“社会科学从错误观念的指导下解放出来”，也提供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宏大视域”^[2]51。因此，在他一生中非常推崇斯宾塞思想，尤其将社会进化论视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1882年11月9日，美国社会各界精英齐聚纽约的德尔尼莫斯饭店，为斯宾塞即将结束的访美举行欢送晚宴，萨姆纳应邀参加。在谈到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自信时，他说道：“就哲学这门学科而言，我们需要这位大师指导，来如何应用这些基本原理。”^[9]282从萨姆纳的话语中，可以充分看出他对斯宾塞进化哲学的认同。

作为斯宾塞的忠实信徒，萨姆纳积极地向美国民众宣传斯宾塞思想。他充分利用耶鲁大学的有利资源，把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引入课堂，从而使耶鲁大学变成传播斯宾塞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是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作为耶鲁大学社会学教科书的问题上，他与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之间产生了激烈论战，引发了美国知识界关于学术自由的激烈讨论。波特是一位热衷于维护宗教传统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不反对达尔文进化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传播，但认为斯宾塞将达尔文进化论应用到社会思想领域，是对美国宗教传统的挑战，因此，坚决反对在耶鲁大学使用《社会学研究》^[10]340-349。萨姆纳以更加坚决地态度回击波特，他提出，“如果这本书在耶鲁大学被禁止使用，我将会辞去教席”^[9]218-219。尽管波特最终没有让《社会学研究》进入耶鲁大学的课堂，却引起了美国知识界对萨姆纳和斯宾塞思想的高度关注。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萨姆纳一直从事斯宾塞思想研究。他写了大量的著作，向美国民众传播斯宾塞思想。其中代表作有：《美国各阶级互不相欠》(What do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和《民俗论》(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在著作中，他把斯宾塞思想和美国传统政治文化结合起来进行重新阐释，为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放任式竞争和社会不平等辩护。这也使他成为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代言人。

在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政治家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竞争理论非常推崇。他们相信，自由竞争能激发人们的行为，让竞争的参与者获益，从而使人们通过相互作用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状态。因此，早期的政治家们非常重视市场竞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制定许多法律来保护所有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例如，他为了激发市场经济的潜力，制定保护契约的法律。因为“在供求决定价格的自由市场上，由享有契约自由的私人进行公开竞争，可以解决所有的市场问题，有利于经济发展”^[11]。然而，随着内战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盛行，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话语被生物学中的“适者生存”所取代，成为判断市场经济中成功与失败的标准。

在这种竞争话语形成的过程中，萨姆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美国政治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结合起来进行重新阐释。诸如“适者生存”与“自然选择”等关于物种生存竞争的法则被引入市场竞争和社会发展的解释中，形成一套经常被工业资本家引用的话语体系，受到工业资本家和信奉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家所青睐。

在萨姆纳的思想中，竞争处于核心地位。他首先从人口占有土地的比率角度论证了竞争是社会经济生活必然的存在。按照他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基础是人对土地的占有关系。人从土地中获得生存资料，来实现生存目的。人们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及其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各种关系都由人口占有土地的比率决定。如果人口少，土地充足，生存竞争缓和，民主制度可能流行；如果人口超过土地的承受能力，许多人会遭受饥饿，这势必会引起激烈的生存竞争，将导致专制制度产生^[12]5-8。萨姆纳将人口和土地的比率关系视为社会理性分析的方法，从而把竞争看作是社会经济中的第一原则。因此，他一直在文章中宣扬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责怪同胞为了获取土地而展开的竞争”“艰难的生活就如同自然界的生存斗争”“生存竞争能使人获得成功”^{[13]17-18，70}。

萨姆纳把竞争视为资本生产过程中最大的进步力量。因为竞争不仅可以实现劳动的最大化，也是实现文明进步的方式。他指出，“原始人在很久以前就退出了生存竞争，停止了资本积累，过着一种落后蒙昧的生活”^[14]40。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竞争促使了资本的形成。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拥有资本的人比没有资本的人具有无法估量的优势。资本家为了在市场中建立自身的优势地位，必须通过扩大资本生产的方式来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金钱是对成功的奖励，是衡量有效管理的尺度。在他看来，“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他对社会中的自然选择表现出极大的偏好。因为通过自然选择，不仅使“有能力的人在激烈的竞争中能胜任某种工作”，而且还保证了“财富在他们手中不断积累”^[14]90。

受斯宾塞思想的影响，萨姆纳把自由竞争提高到社会和经济规律的高度，并赋予其与自然规律同样的地位。他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类比，来证明生物界的规律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在他看来，能够适应自然选择的有机体和能适应社会选择的个人之间是相似的。因为，自然界中有机体的幸存和经济社会中个体的成功都是自身能力的表现。因此，他认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自然界生存斗争的反映，自然界中适者生存法则同样可以看作经济社会的运行法则。他指出：“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不适者生存；前者是文明社会的规律，后者不是文明社会的规律。”^[14]68从萨姆纳的逻辑看，文明的进步依赖于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依赖于不受限制的竞争规律。

萨姆纳借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哲学来反对政府的各种社会改革，以为其倡导的自由放任式竞争和自由放任思想提供合理化证明。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数个世纪进化的结果，不能通过社会立法来重新改造。他通过对杰克逊时代行政管理历史的考察，指出：“一切经验都反对国家控制，而赞成自由；国家的控制越削弱，民事机构就越自由。”因此，他主张政府“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让社会顺其自然发展，任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13]119-120。在1878年他为《独立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对一些改革计划进行攻击，在当时形成强有力的压力集团。例如，对于布兰德白银法案，他认为是非理性妥协的结果。因为该法案是由少数几个共和党人提出，并没有为债权人与银矿矿主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在萨姆纳的价值认同中，竞争是美德。因为在他的世界观中，不受限制的竞争不仅有利于社会成员“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能力”，而且也能培养他们的“勇气，进取心、智慧与毅力”^[14]67。对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穷人，萨姆纳反对政府实施济贫法，对其给予援助。他指出，“如果贫穷被废除，一定是通过生存斗争，而不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建立新秩序”；因为“人类进步在根本上是道德的进步，而道德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济美德的积累”；因而，让每个人都保持“冷静，勤劳、谨慎与聪明，并按这种标准培养他们的孩子，贫穷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将被彻底摒除”^[15]109。因此，他对社会中的不平等坦然接受。他提出社会面临两种选择：“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或“不自由，平等，不适者生存”^[13]25。他赞同适者生存法则，认为穷人是不适应者，政府不能对其给予帮助和救济。因为在他看来，政府“以贫困和弱势的名义，去帮助那些粗心、低效率、愚蠢和鲁莽的人，势必会给那些勤劳和谨慎的人加重了责任和负担”^[13]21。

萨姆纳的思想受到镀金时代资本家的热烈支持。他们频繁地使用萨姆纳的竞争话语，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发展。在资本家看来，进化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属于科学范畴。钢铁大亨卡耐基提出，“经济秩序由仁慈的自然法支配胜于拙笨的政府立法”，因为，“自然力量是不朽、明智的法则”，“如果政府立法者能让它自由发挥作用，那将是多么完美”^[16]48。这种思想反映了资本家对政府政策和财富分配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对于工商业资本家来说，“国家的义务是保护个人财产和合同的执行”，但在“处理生产、分配和商业活动时，与自然调控相比，社会力量的干预简直微不足道”^[17]Preface。他们认为竞争规律是各阶级利益的最好调控者。因此，他们对国家干预价格、工资等事宜极其反感。正如工业资本家家亚伯拉罕·休伊特所说：“政府对工业领域的入侵，必然引起毫不妥协地反对。”^[18]134显然，萨姆纳对竞争的阐释，为资本家主张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提供了一种实用的辩护话语。

在镀金时代，萨姆纳的著作非常受欢迎，尤其是《被遗忘的人》几乎被舆论奉为“启示福音”^[19]204，他提出的竞争话语“在商业和职业人士阶层中获得了支配性的地位”^[20]293-331。垄断资本家用“适者生存”话语作为反对政府干预劳工问题的理由。石油业的垄断巨头约翰·洛克菲勒在主日学校的演讲中，引用生活中熟悉例子为自由放任的竞争辩护：“一项伟大事业的成长只不过是适者生存法则的体现。美国这朵美丽的玫瑰之所以能够发出诱人的香味，展现出壮丽的外观，是以牺牲周围的花蕾为代价的。适者生存法则并不是一种商业上的不良趋向，这仅仅是自然选择规律和上帝法则作用的结果。”^[2]44洛克菲勒是美国工业化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他把适者生存法则视为文明发展的规律，其意图是为了说明自由放任式竞争有利于社会进步。

这种话语在镀金时代的盛行，源于美国工业化时代的劳资冲突。内战后，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促进了美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财富和利益的刺激下，许多形形色色的企业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历史学家比尔德夫妇这样描述，“令统计学家非常惊讶的是，商业企业的征服者们居然横扫了整个美洲大陆”^[21]497。但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许多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资本家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不断减少工人工资，以降低生产成本，却给劳工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引起了劳工阶层的极度不满，各种反抗工业资本家的运动此起彼伏，使得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劳工问题，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讨论。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失势的群体希望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对穷人实施救济，以此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途径；而在市场竞争中受益的资本家却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公共讨论中，认为劳工生活的贫困是“适者生存”的结果，以此作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依据。而政府站在维护资本家利益的立场上，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竞争话语搪塞劳工大众。正如克利夫兰总统所说：“劳工的艰难生活是因其懒惰和无能造成的，只有通过其勤劳和谨慎工作，才能成为一个安全、有利于国家的公民。”^[22]137-138克利夫兰的观点代表着内战后美国政府与社会中上阶层对“适者生存”话语的认同。他们普遍相信竞争有利于培养劳工的自立精神和意志品质，而政府对穷人的救济不利于社会进化。

作为中产阶层的萨姆纳并非垄断资本家的代言人。事实上，他对颐指气使的资本家异常反感，他只是教条地维护美国中产阶级信奉的“民主政治传统”^[20]293-331。因为在这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下，“美国中产阶级普遍相信财产权、经济个人主义和竞争价值”，并把这些“体现资本主义文化的经济特征当作人的必要素质来接受”^{[23]ⅹⅹⅹⅱ}。从这个角度说，萨姆纳并非劳工阶层所指责的那样，是权贵资本家的“雇佣兵”^[2]63。而只是因为垄断资本家引用他的话语和思想为自由放任政策提供合理依据，以抵制社会舆论呼吁政府解决劳工问题。但客观上，萨姆纳的竞争话语不仅有利于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权和契约权”^[13]23，也为残⑸酷竞争提供了道德基础。在这种竞争话语影响下，政府也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24]206-207。造成自由放任式竞争^①在美国社会的泛滥，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用“自由放任主义”描述镀金时代的竞争，而中国学者张凤阳用了“放任式竞争”。结合中外学者的解释，笔者采用自由放任式竞争这个术语，以直观地描述镀金时代竞争不受限制的特征。参见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201；张凤阳：《从功利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近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述论》，《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内战后，随着美国工商企业的快速发展，自由放任式竞争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竞争观念在经济学家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高等院校课堂还是公众讲坛，自由放任式竞争都受到广泛支持。美国经济学会第一任主席弗朗西斯·沃克(Francis Walker)对这种竞争观念持积极的支持态度。他指出：“完全自由竞争似乎是经济的宇宙秩序，恰如引力是物质的宇宙秩序一样，在运行中协调是有益的。”^[19]230在他看来，完全的、不受限制的竞争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能够确保个人在市场经济中平等地享受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也能够使个人成为市场中的最好服务者。作为沃克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大卫·威尔斯(David Wells)也是竞争原则的拥护者。在担任政治家的顾问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把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作为自己的理想。威尔斯认为，“许多人认为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弊端的主要原因；尽管这种状况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弊端，但每个人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而最能激励个人奋斗动力没有比对匮乏的预感更有效”。对他来说，任何通过立法干预竞争秩序以缓解不平等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因为“没有那一项特殊的立法能使少劳少得的经济法则失效”；否则，“在毁坏财产权的同时毁掉文明本身”^[19]230。

自由放任式竞争在学术研究和大众知识中的广泛传播，也为企业家主张的消极政府思想提供理论支持。经济学家亚伦·夏平(Aaron Chapin)提出，雇主和雇员的平等权利，最好通过维持双方的最大自由来实现。他指出：“如果劳工和资本家都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最终都趋向平衡，正如海洋的水受地球引力作用一样符合自然规律。”^[25]58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镀金时代的企业家几乎都倾向于支持利己主义的效率、不受限制的竞争与消极政府的思想。他们提出，国家应将其活动减少到斯宾塞著作中所规定的那个范围内，让社会经济在自由竞争规律的引导下实现自我调节。钢铁业的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建立在自然选择和自然秩序基础之上的”竞争规律。他强调：“尚没发现其他可替代的规律，尽管这种原则对个体来说，是非常苛刻的。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能够确保在每个部门中能实现适者生存。”^[2]45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内战后的美国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在案件的判决中，坚决维护工业资本家所倡导的自由竞争的政策，这使美国政府成为维护强者利益的坚固堡垒^[26]86-87。

事实上，镀金时代美国商业中的竞争远远超过经济学家的想象。这种自由放任式竞争表现出残酷性和低效率是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商业与金融年鉴》这样描述商业中的竞争：“工厂一旦建立起来，则必须全力生产；尽管扩大生产所带来的回报不足以支付利息的升值，甚至无法维持运营的成本，但公司为了确保其占有市场不得不努力去做，这使得生产完全成了一场生死的游戏。”^[27]数年之后，《商业与金融年鉴》这样写道：“我们才不相信这些日子以来，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能给社会带来多少好处……传统经济学家的答案是，不断地去生产，直到只有适者生存下来。”^[28]显然，激烈的市场竞争并没有如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提高经济效率，并塑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竞争秩序；而恰恰相反，这种过度的竞争却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和市场秩序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弱小的个体只能成为公司竞争的牺牲品。霍夫斯塔特批评道，“这种绝对竞争、对失败者专横拒绝的思想，使得内战后的美国如同达尔文对自然世界所描述的那样，成为一个人类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生动画面”^[2]44。

残酷的商业竞争的确使工商业资本家把生物学中生存竞争的话语引用到商战中。石油巨头约翰·洛克菲勒时常说：“大商业仅仅意味着适者生存”，是“自然规律和上帝法则作用的结果”^[29]11-12。对于商人来说，适者生存是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必须面对的最大现实。因此，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战斗精神迎接来自残酷现实的挑战。社会学家查理斯·亨德森在1896年写道：“如果工业巨头不表现出战斗精神，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由于他们是卓越的战士，所以他们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充满竞争的商业不是一个供人休息的花坛，而是一个激烈的战场，这个战场上的生存竞争决定着工业领域的适者生存。”^[30]385-397亨德森从现实的商业现实中洞悉到适者生存话语对商人的意义，从而使得商人对竞争的话语产生了深刻认同。而随着这些工商业资本家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势必会将这种话语引用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解释中，斯宾塞的思想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所说，“达尔文和斯宾塞对美国的统治，是亨利三世从来没有享受到的”^[19]89-90。从最有权势资本家对斯宾塞思想的信奉看，就不难理解康马杰的惊人之语。

铁路公司之间的竞争最能体现出美国经济扩张时代的社会图景。因为铁路网络的扩张，不仅把各地区的贸易联系起来，纳入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中，而且也促进了相关的产业发展。毫不夸张地说，铁路的修建，“为美国商业带来了一场革命”^[31]297。铁路作为全国经济的中心，它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尤其随着19世纪80年代巨型铁路公司的崛起，其充分地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优势。这些巨型企业投入了巨额资金，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原材料和劳动力，来运行现代化的企业。这些公司一旦进入市场，随之而来的为控制市场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对于铁路公司来说，经营的成败往往取决于运输量的多寡。为了保证稳定的运输量，铁路公司的经理们必须从别家铁路公司的平行线路上抢夺生意。降低用费和广告促销是他们常用的竞争策略^[32]123-124。例如，在1881年为争夺伊利铁路公司控制权，被视为强盗资本家的杰伊·古尔德与范德比尔特所代表的铁路公司间竞争是那个时代典型的社会景象。在大公司竞争下，许多小公司破产。正如历史学家布林克利所说的：“在每个成功的百万富翁背后，都有数十个事业未竟的失败商人。”^[21]508最重要的是，铁路公司为了控制市场，盲目地扩大投资，引发了金融危机。1873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铁路的过度投资所致。这导致了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10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萧条。在1876年至1877年间，大部分铁路公司宣告破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铁路大罢工，并伴随着野蛮的暴行。

与铁路公司类似，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在极端的残酷竞争中求生存。以煤炭行业来说，由于许多公司利用机械化所带来的技术，不断地提高生产能力，却导致了生产过剩，造成了巨大浪费，让整个行业陷入恶性的价格战中。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的无烟煤矿就是在这种竞争中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经济学家大卫·威尔斯在1889年如此描述这种恶性竞争的后果：“随着价格下降与利润缩水，为了留住市场和顾客，竞争者陷入一场价格战的恶性循环中，直到工业体系逐渐变得衰退与混乱，弱小企业被拖垮。”^[33]78-80显然，恶性竞争引起了资本的破坏和生产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生产效率。

这种恶性竞争使得企业家和学者开始质疑竞争在市场生产和交换中的效率。以铁路行业而言，经常存在着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的重复铁轨的建设。加布雷尔·考尔科在1965年出版的著作中曾写道，从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托运人在“两座城市之间有20条竞争性的路线可选择”^[34]28。早在19世纪80年代，企业管理阶层针对公司间的竞争所导致的过剩生产和低价倾销提出了批评。查理斯·亚当斯是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与马萨诸塞州铁路委员会的主席，他曾呼吁“铁路的不健康竞争”和“当前混乱的竞争”必须让位给“健康的管理”或“有序的联合”^[35]187-190。

为了应对自由放任式竞争所带来的低效率问题，许多大公司起初采取了联营合作的方式来控制竞争。例如钢铁工业中的许多公司一直在尝试建立起“尽量控制生产的君子协定与联营”，但这种联营仍无法控制竞争^[34]64。最终美国工业人士转向了公司合并和商业托拉斯，这直接导致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巨头摩根对此评价说：“产业集中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去做的，从总体上说，针对无序竞争而进行的自我保护，也是受欢迎的，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是，像支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一样，托拉斯也是一种既能为善也能为恶的手段。”^[36]135与摩根一样，镀金时代的工业巨头都相信通过垄断不仅能够建立新的市场秩序，而且是现代商业进化的必然结果。太平洋联合铁路的总裁查尔斯·亚当斯在1880年指出，“合并的原则，是一种必然——一种成长的自然法则”。在他看来，现代企业必然会通过人力与资本的巨型组合而走向大商业，“这是一种在明显不过的现代命运”^[37]12-14。

然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美国中产阶级所倡导的自由社会秩序。许多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农场主在垄断资本家的盘剥下惨淡经营。对于在传统自由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来说，垄断不仅使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使烙在心中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不复存在。这种心理对比上的反差，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下降。垄断也使得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而垄断资本家通过兼并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对经济生活控制渗透到的各个方面。亨利·劳埃德指出，“公司和个人变得越来越比国家还强大”“我们工业使得每个人各自为战，最适应者的奖牌颁发给对我们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的资本家，并由其主导我们生命权力”^[38]。劳埃德对自由放任式竞争的批判，反映了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改革的心声。索尔斯坦·维布伦、理查德·伊利、西蒙·帕顿等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要求放弃自由放任主义的过时教条”。在进步运动时期的改革派看来，这些大型的垄断公司集中了巨大的经济权力，却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垄断市场、压榨劳工，以不正当的竞争破坏了中小企业的公平竞争的机会、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操纵和败坏了政治。这些反社会的罪行与“美国人所拥有的平等、自由、公平竞争、机会开放的竞争观念和伦理准则背道而驰”。因此，进步派呼吁用“政府权力干预经济生活，对大公司进行管理和监督，并建立一种政治-法律体系制约资本家的活动，以维护正当的经济秩序”^[39]309-312。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时常被人们视作生存法则，成功和失败成为评判个人是否适应社会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能激发人提高竞争力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若把竞争等同于自然界中适者生存原则的话，势必会引起人们反感。美国镀金时代的精英阶层借用适者生存法则夸大无限制竞争的好处，“把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毫无原则的政治活动，通过生存哲学变得似乎合理”；但随着这种哲学成为维护垄断资本家利益的工具时，“中层阶级开始反对这些猖獗、可怕、残酷的竞争，那些一度被视为英雄的企业家在此时变成国家财富的掠夺者、机会的垄断者、道德的践踏者”^[2]201-202。人类社会受道德律法而不是动物界残酷竞争法则主宰，同情、平等与互助才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念。任何政治制度、法律政策与思想观念，都必须以正义为首要的价值选择。显然，美国镀金时代的垄断资本家用蛮荒中的“丛林法则”作为工业社会中自由放任式竞争的哲学，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最终被拒在文明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