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Concept in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晋室南迁，匈奴、鲜卑、羯、氐、羌诸少数民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于是昔日被华夏民族所鄙视的“蛮夷戎狄”，一跃成为中原之主。这种政治的大变局，强烈地挑战了传统“华夷大防”的思想，尤其是生活在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士民，更是无所逃避。虽然稍后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运动，可能局部缓解了这些矛盾冲突，但外族入主中原的事实，尤其作为长时段局部统一王朝的北朝的存在，以及继承其遗产的隋唐帝国，种种迫使士人必须去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出符合时宜的新华夷关系的论述。

隋末的大儒王通，正式提出了异于传统华夷思想的主张，即“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1]卷7，181}。王通抛开了传统华夷大防的束缚，针对当时的局势，宣称只要能居中国而庇护天下百姓，便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这个主张，跨越了向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华夷界限。王通的这番新论，应该不是他个人的突发奇想，可能是许多北方中国士人在异族统治下，不断调整适应后所酝酿出来的新观念。唐代中叶，韩愈提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2]2664的观点，韩愈舍弃了传统以民族来定华夷之别的成见，主张从文化(即礼)的标准来分别。这种主张与王通的说法，同样具有革命性，为后世华夷思想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王通与韩愈以儒者的立场提出了华夷之辨的新观点，不能单纯视为个别儒者的标新立异，而应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风气来观察。王通的情形，前文已述；至于生于唐中叶的韩愈，则不可避免会受到唐代皇室华夷观念的影响。李唐皇室原为北朝胡化的汉人，长期生活于异族统治之下，其华夷观念本就薄弱。唐太宗在与臣下讨论其个人武功成就时，指出他所以能使各族绥服的原因，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3]卷198，6247}。这是中国历代王朝中，第一次由皇帝亲自提出胡汉一家的统治理念，摒弃了传统“贵中华”而“贱夷狄”的成见，这样的统治胸襟，“为前人所无”^[4]。这种无论华夷、“爱之如一”的开放思想，经过皇帝的提倡，使有唐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极为不彰的一个朝代。韩愈会提出崭新的华夷大防的观点，自然也是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由于受到安史之乱的冲击，使得唐王朝前期一度华夷如一的民族开放政策发生变化。尤其在北方，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以后，居住于此的大部分汉人，受到少数民族统治的影响，渐染胡风，胡汉融合已是中国北方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后赵匡胤建立宋朝，结束了五代纷乱的局面；然而北方燕云十六州等地，却依然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终有宋之世不变。由于宋辽两国的对峙，原为同族的汉人，遂因政治因素的干扰，逐渐产生了隔阂。继起的女真人，先后攻灭了辽国(1125年)与北宋(1127年)，完全占有中国北方，其统治范围更大于辽代，而且维持了自辽以来与宋人南北对峙的局面。自辽迄金，北方的汉人在异族的统治下，生活了近三百年，夷狄为主，成为常态，其情势与南北朝无异，分处南北两地的汉人，由于交流途径为政治势力所阻绝，最后竟形如敌国异族。同时，由于南北两地的汉人分别受到汉族与女真的统治，于是在传统的华夷大防与华夷之辨等议题上，遂产生分歧：对北方儒者而言，强调华夷大防与华夷之辨，不再是唯一的论述，他们多数刻意淡化这种语境，亦即放弃了传统从民族立场上区别华夷的论述路径；转而采取了“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论述。这种转换，充分体现了北方士人在异族统治下，对传统华夷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另外，即令在北宋治下，亦有个别士人，如生长于仁宗朝的张方平，他继承王通的华夷观念，对南北朝时期的正统与华夷关系，提出“魏氏先实漠北，控弓朔、代，南平燕、赵，遂通秦、凉。出令作法，变风迁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国，子先王之人矣。则是夏禹之出东夷，文王之祚西羌，爰受大命，以抚方夏。《诗》《书》所载，谓之何哉？前世大儒所断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5]卷17，141}。值得注意的是，张方平在王通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了三代圣王亦有肇基于东夷、西羌的历史事实，以证虽为蛮夷之人，苟能行王道，则能受天之命而成为中国之主。换言之，在张方平看来，所谓的“蛮夷”与“华夏”并不是完全不可变的论述，这显然扬弃了传统用民族、地域来区别华夷的观点，转而采取了来自文化上的意义以区别华夷，为中国华夷思想开拓了更为宽广的解释空间，这对于消弭种族歧视与促进民族融合，可谓跨越了一大步。

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史书所载，斑斑可考。然而这些通常是以掠夺物资人口为主要目的的军事行动，因此秋来春去是常见的进军模式。其中，只有南北朝时期，辽金元三代，以及后来的清代，成功地在中原地区建立长期统治政权，原汉地被统治的士民，被动地接受了以夷狄为君的这一事实。在少数民族统治初期，这些汉族士人在思想心态上，无疑曾经历过一番内心的煎熬，传统根深蒂固的华夷之防思想，使他们无法以一般改朝换代来看待外族入主中原的事实，惟随着统治状态的持续存在，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心态的转变过程，几乎是绝大部分异族治下士人的共同经验。

本节所论之金元时期的北方士民，亦是在经过了一段调整适应的时期之后，逐渐淡化了华夷之间的差异，转而着眼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对于这种态度，金世宗曾评论云：“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6]卷8，世宗本纪下}。诚然，以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北人这种摇摆不定的政治态度，并不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而自广大被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如何保全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因此，相对于统治者的更替，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平心而论，由于北疆处于胡、汉交接之地，经常沦为双方相争的战场，因此，居住于此地的士民，具备了更为通达的国家民族观念。这种以现实利益为考量的思维模式，成为绝大部分北方士民的共识。因此，华夷大防、华夷之辨等立场鲜明的政治思想，往往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这是北方人民在经历了无数的战火洗练之后，所滋生出来的特殊观点，并进而影响他们的仕宦与否。

金灭北宋之后，原来生活在北方的宋朝臣民，在经历了短暂的挣扎后，被动地接受了女真人的统治。再加上金代立国之初，金熙宗诸帝大致上都致力于推行汉法，并沿用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为士人提供出仕的机会，如熙宗天眷元年(1138)八月，“颁行官制”，全面施行汉式官制^{[6]卷4，熙宗本纪}。这些积极性的政策，渐渐将汉族士人仅存的华夷思想几乎消弭于无形，大部分的北地汉人乐于与金朝政府合作，获得出仕的机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功名富贵等实质利益。这批由宋入金的汉族士人，很快地便接受自辽以来胡汉融合风气的影响，逐步放弃了原有的种族与文化上的坚持，心安理得地成为金朝臣民。华夷大防的思想固已杳不可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忠君观念，至于在位君主民族属性，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金朝政府之所以能够得到多数汉人的拥戴，承认其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应该与金初以来，历代君主努力推行汉法有密切的关联。到了金代中叶，国力达到巅峰，世宗一朝，号称金之极盛，而有“小尧舜”之美称。综观金朝统治中原的百年历史，除了宋、金易代之际，可能有少部分汉族士人还存有华夷大防的观念外，到了金代中后期，士人观念里，忠君思想的昂扬，使得传统的华夷大防几乎完全被士人抛诸脑后。汉族士人习惯于金朝统治，以至于在金、元易代之际，许多士人慷慨殉国，元儒虞集曾感慨：“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之多者也。”^[7]卷5，35可见中原经过金人的百年统治之后，多数汉人已不再视统治者为夷狄之君，反而以君父视之，金之亡，士大夫争死国难，人心所向不容置疑。金亡之后，也有遗民纷纷表达故国之思，如金末著名诗人元好问，诗篇中多有故国之思，其诗《即事》云：“秋风一掬孤臣泪，叫断苍梧日暮云。”^[8]卷8，97其他如李俊民《和子荣悼恒山韵》云：“洒尽英雄忧国泪，变风哪得不伤今”^{[9]卷4，112}；杜瑛《吊故宫》云：“劫灰飞尽海扬尘，废殿荒台土花碧。洛阳书生汴梁客，一夜秋风头欲白”^{[9]卷95，2772}；杜仁杰《读前史偶书》云：“中原消息苍茫外，故里山河涕泪边。六国帝秦天暂醉，鲁连休死海东壖”^{[9]卷96，2778}。这些诗中所流露的，尽是哀悼故国之思，其情感沉痛而真挚，读之确能感人肺腑。可见经过金人的百年统治之后，北方的华夷界限已经十分模糊，华北士人不分种族，在中国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下，一致效忠于女真族皇室。

北魏、辽、金等朝代，虽然成功地在中原地区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但在同一时期，南方始终存在一个汉人政权与之对峙，因此严格而说，北方各族只是局部统一中国。然而这种情形，随着南宋兵败崖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蒙古人完成了古来所有少数民族所无法达成的统一全中国的大业。

对于蒙古人入主中国这一政治变局，华夏士人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对原生活在辽、金统治区域的北方士人而言，奉异族为君，历时已有数百年，因此，当蒙古灭金之际，他们所感受到的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并无不同，殉国怀故也只是出于忠君思想而非民族大防；然而当蒙古南下灭宋时，原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士人，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夷狄统治的局面，他们除了君国沦亡的悲痛之外，还面临华夷大防的严酷考验。南宋遗民谢枋得对此发出的感慨，“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10]卷6，27}，就是最佳的注脚。这是一种兼具亡国与斯文扫地的惨痛经历，远非此前历代士人遭逢改朝换代的黍离麦秀之悲所可比拟。另一位南宋遗民郑思肖，于宋亡之后，“坐必南向，岁时伏腊，望南野哭，再拜而返，人莫识焉。誓不与朔客交往，或于朋友坐上见有语音异者，便引去”^[11]卷20，不仅誓不从夷，更且激进地恨屋及乌，从痛恨蒙元到痛恨整个北方。又明代问世，题为南宋遗民郑思肖所著之《铁函心史》云：“夷狄行中国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于是。夷狄行中国事，非夷狄之福，实夷狄之妖孽。譬如牛马，一旦忽解人语，衣其毛尾，裳其四蹄，三尺之童见之，但曰牛马之妖，不敢称之曰人，实大怪也。”^[12]在郑思肖看来，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为不使中原的传统文明遭到破坏，夷夏应当各居其所，各习其俗，绝对不允许互为混杂。

除了这些为人所熟知的南宋遗民外，清初万斯同著《宋季忠义录》一书，更收录了宋元易代之际南宋的许多忠臣义士，从江万里、文天祥到刘清叟、孙琏等，共计有544人之多^[13]。可见宋元易代之际，以身降元而谋富贵者固有其人，同时心怀故国民族之情以遗民自居者，亦大有人在。宋室厚待文人，所以当其亡国之际，士人亦报之以忠义。元末修《宋史》，亦明言之：“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14]卷446忠义传一}身处易代之际的宋末士人，大多能够坚持原则，他们的行为操守，示范了一种既符合忠君的伦理纲常，又不违春秋大义华夷大防的出处抉择。

宋太祖赵匡胤有鉴于唐末五代以来君权不彰以及武将跋扈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中央集权政策，一方面极力压抑武臣，另一方面则大量进用文士担任政府各项职务，造成宋代士风的鼎盛局面。由于士人在宋代受到空前的尊重，他们感念君王的提拔与重用，基于感恩图报的心理因素，于是士人们便以高度的向心力为皇室效忠，集合种种因素，造成有宋一代忠君思想的极度高涨。这种强烈的忠君思想，虽然肇因于宋初皇帝的蓄意操作，然而当它成为儒士纲常理念中的最根本思想时，它顿时成为出仕士人最重要的操守，甚至连未出仕的士人，也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制约。全体士民自觉或者被动地把忠君思想无限拔高至纲常之首，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的华夷之辨及华夷大防，则退居次要地位。

有元一代，士人华夷大防思想的高峰期，大约出现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数十年间，一群南宋遗民除了始终忠于故国之外，往往举华夷大防之春秋大义以相激励。然而随着这一代南宋遗民的逐渐凋零，生长于蒙元治下的新一代南人，坚持华夷大防者，已不多见^[15]，多数南士避免谈及于此，取而代之的，是对蒙元之治的肯定和“胡汉一家”大一统思想的宣扬。如虞集《翰林学士承旨刘公神道碑》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圣承之，四方无虞，民物康阜，熙治太平，将百年于兹矣。”^{[7]卷17，247}又如刘基《谕瓯栝父老文》云：“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杀，燠休滋润，罔有荼毒，至今八十余年矣。”^{[16]卷8，190}再如叶子奇云：“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夫。”^{[17]卷3，47}这些南方汉族士人所再三致意的，无不是元代“大一统”的功业，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也尽是有元一代的治平之绩，其谓元代为“皇朝”等词，则以元帝之臣民自居，也是不言而喻，于是忠君思想再度占据这些南方士人政治操守中的第一顺位。换言之，元代中叶以后，士人基本上不再强调华夷大防的观念，他们自出生即为元之臣民，视蒙元为君父，衡诸纲常伦理，亦属理所当然。钱穆先生晚年治学，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指出元季诸儒心中但有蒙元君父，而毫无华夷之辨，当是实情^[18]。

综上可知，宋金元更迭之际，由于盛行于北宋一代的忠君思想深植人心，原北宋统治地区的汉族士人秉持传统的忠君观念，视忠君为士人操守的核心价值。遭逢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固然有不少士人坚持对宋朝皇帝的忠贞，然而为数更多的士人在金朝统治下继续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故国之思逐渐淡化，于是华夷之防与忠君思想遂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入元以后，北方士人或者不存有华夷的观念，或者避免谈及华夷的相关问题。南北统一之初，一批由宋入元的南方士人，坚守遗民志节，拒不仕元，宣扬传统华夷大防的春秋大义，这是有元一代华夷观念最为昂扬的时期；而在此之后数十年间，一方面因为遗民的逐渐凋零，另一方面因为元代统一的政治形势渐趋稳固，异族为君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于是华夷观念渐归于沉寂，忠君思想代之而起。迄至元代中叶，不分南北，忠君思想成为士人的共同政治操守，至于华夷大防，则鲜有人道及。

在元、明易代之际，部分士人投身义军，以推翻元朝统治为奋斗目标；同时，也有一部分士人视起义者如仇寇，口诛笔伐，不遗余力。这两类极端对立的士人都生长于元代统治之下，最后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甚至入明之后，这种现象依然存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统治民族来说，元、明易代是一次由夷返夏的回归，按理说，汉族士人应当欢欣鼓舞，然而当我们检视亲历这段历史变局的士人之出处时，却惊见事实与想象有相当的差距。抱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理念的士人，固然是大有人在，然而心向蒙元、悲悼亡国的士人，也不乏其人。仅民国初年张其淦辑元末遗民诗便达八百五十余家，可见遗民数量之多。忠君观念与华夷大防的民族意识，再度尖锐地对立起来，士人在做政治抉择的同时，也牵动着他们在华夷思想上的趋向。透过对这些士人的观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由元入明华夷思想的最终发展情况。

元代不甚重视儒生，延祐复科取士亦独厚蒙古、色目人，且以科举入仕者，平均每年仅约二十人，所占政府官员之比例微乎其微。儒士受到统治者之轻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元末天下大乱之际，那些平时享受高官厚禄的蒙古、色目大员，多弃其守土之责，望风而逃。当其时，还能恪尽职责，为元廷抵御起义群雄者，反而是一些进士出身，不受朝廷重用的地方官员。正如清代学者赵翼所述，“元代不重儒术，延祐中，始设科取士，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所谓进士者，已属积轻之势矣，然末年仗节死义者，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并列举汉籍之进士者如李齐、李黼、郭嘉、王士元、赵琏、孙撝、周镗、聂炳、刘耕孙、彭庭坚等，都在元末慷慨殉国^{[19]卷30，474-475}。这些汉籍进士仕元，虽多居下僚，却能于元末朝廷危亡之际，以身相殉。甚有南方名儒郑玉，虽未出仕，然当明兵入徽州，守将欲致之，郑玉答以“吾岂事二姓者耶”拒绝，因而被囚，最后与其妻自缢而死^{[20]卷196，郑玉传}。可见忠君思想之凌驾于华夷观念上，已成为元末士人的共识。

这显然是遵循中国传统食君之禄则赴君之难的政治伦理原则下的反映。清人全祖望论宋元两代末季士人之出处亦云：“古来丧乱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军师国邑之人，即以下僚韦布，皆能砺不仕二姓之节。然此则宋人三百年尊贤养士之报也。元之立国甚浅，崇儒之政无闻，而其亡也，一行传中人物，累累相望，是岂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风善俗，历五世而未斩，于以为天地扶元气欤。”^[21]在全祖望看来，宋末与元末的士人多能谨守传统士人的本分，在国家危亡之际，赴国之难，即使无法挽救国家之沦亡，亦志节可嘉。究其原因，比较宋元两代之政治，赵宋一代儒士备受尊崇与重用，故士人亦报之以忠贞；相对而言，儒士在蒙元一代根本不受统治者重视，元明之际的士人仍以忠贞报元廷，其中的关键，自然并非元代百年统治使然，而是蒙受宋代三百年养士之流风善政，使得忠贞观念犹根深蒂固于士人心中，因此。即使受元代统治者所轻，士人们仍然据传统士人应有的操守，而恪尽忠节于君国的臣民本分。

除了上述殉于元廷的进士外，元末还有一批士人透过他们的诗文，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动荡的不安，以及对蒙元政权存亡的忧虑，如刘基《夏日杂兴七首》其三云：“闻道中原沸似糜，倚楹长啸不胜悲。百年城郭连烽火，千里乘麻委蒺藜。南国久纡方叔旆，东郊未返鲁侯旗。五湖何处堪垂钓，肠断松楸入梦思。”^{[16]卷16，334}该诗作于元末政权风雨飘摇之际，诗中所表达的意思也仅仅是对时局败坏的忧虑，而未见任何蒙汉的民族意识。诚如萧公权所论，刘基“虽深讥蒙古政府之腐败，然其讥之者以其为无道之政府，非以其为异族之政府”，如果元朝统治者能够济世安民，使天下太平，则“异族政府虽维持至于久远可也”^[22]。刘基等人所代表的是一群元末士人对蒙元政府的支持态度，在君臣伦理与华夷大防之间，他们多数选择了前者。

当然，士人的忠诚并不表示元末整个社会已经完全融胡汉为一体，恰恰相反，元末社会之所以发生动乱，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来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元朝统治者“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亲疏有别的政策而使“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17]卷3，55}。如此不能视胡汉为一家，坚持维护少数统治民族的特权和利益做法，最终导致百姓对政府离心离德。值得注意的是，在元末的乱局之中，士人集团里的许多人与普通民众似乎渐行渐远，前者多拥护朝廷统治，后者则倾向于支持起义群雄，这是元末社会所独有的特殊现象。对此钱穆先生曾有论道：“元明之际，江浙社会经济丰盈，诗文鼎盛。元廷虽不用士，而士生活之宽裕优游，从容风雅，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自有山林江湖可安，歌咏觞宴可逃，彼辈心理上之不愿骤见有动乱，亦宜然矣。”^[18]125元末许多江浙士人基本上脱离了群众，自成为一士人生活圈，对于社会动乱，往往置身事外，专事吟风弄月，歌咏山林，这些士人或许无意仕进，但对于会影响他们生活现状的起义战争，则抱持敌视的态度。因此元末士人之多拥护蒙元政权，也就很好理解了。

元、明易代之后，一批汉族文人士大夫，对于中国政统重归华夏，心中并没有太多欢欣鼓舞之情，反而流露出缅怀故国之情，在他们的诗文中表露无遗。如宋讷《壬子过故宫十九首》其十八云：“事事伤心乱若丝，宫前重咏黍离诗。百年礼乐华夷主，一旦干戈丧乱师。凤诏用非麟阁老，雉门降是羽林儿。行人莫上城楼望，惟有山河似旧时。”^[23]该诗作于入明以后，诗中对元的灭亡寄予无限伤感，抚今追昔，不胜唏嘘。不惟文字上的怀念，这批士人，也多以遗民自居，不愿再仕于明，如赵翼所言“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19]卷32，497}明初的法网严苛与士人的心存蒙元，是他们不愿仕进的关键所在。

明初士人的心存故国，影响了他们的华夷观念，即使仕明的士人仍然普遍存此观点。比较元初遗老和明初遗老的诗中，都充分流露出铜驼荆棘之哀，但是元、明两代的政治形势并不相同，以对士人的控制来说，元代宽松而明代严厉，因此明初遗老诗文中所表现的故国之思，就特别值得注意了。对于明初士人的这些表现，如果将它联系到明代官方对元朝的态度与政策上，也可以得到另一方面的解释——综观中国历代各朝，每当易代之后，对于前朝通常会多加贬抑，以彰显本朝得天下之正当性，而朱明政府对被取代的蒙元政权，却表现出宽容的态度，如史载朱元璋诏云“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24]卷53，1041}。这种对前朝的肯定，恐怕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罕见的。由此可见，明代初期，士人多心怀故国，不加避讳，而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态度，似乎也助长了这种风气的流行，在此情形下华夷之辨之不受重视，也是理所当然了。

大体观之，宋元之际士人的民族观念，若以地域来看，绝大部分的北方士人心中并不太在乎华夷大防。相对而言，部分南方士人则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数十年间，坚持华夷大防的思想壁垒，拒绝承认蒙元为中华之主的事实。若以时间来看，金、元易代之际的北方士人，基本上没有太深的华夷大防的观念；元代中叶以后，南北两地士人基本上都生长于元代，既然本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元儒，便没有理由把蒙元皇帝视为“夷狄”。元、明易代之际，由夷返夏的政治转变，似乎仍未立即反映在当时士人的思想上。华夷大防的民族大义，对士人而言仍是一个尘封已久的概念。于是无论是由宋入金，抑或是由金入元，乃至由宋入元，甚而最终由元入明的汉族士人，历经夏变夷到夷变夏，他们所念兹在兹的主流思想，莫不是如何忠于君主的伦常观念。在此前提下，士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君主，至于在位君主的华夷属性，并不是他们优先的考量。

终元一代，各民族之间的华夷之辨，因为统治阶级的特权坚持，始终无法完全消弭。然而这并不表示整个元代都是充斥着民族间的斗争与隔阂。相反，由于各民族在全国统一后，无可避免地增加了大量的接触机会，到了元代中后期，民族杂居的情形，遍布全国各地。频繁的接触虽然造成了若干冲突，但也确实增进了彼此了解和认同，明初学者丘濬描述元末各民族的相处已达到“相忘相化”“不易以识别之”^{[25]卷73，85}的地步。尽管丘濬的形容有夸张之处，但元末各民族间的融合已经达到可观的程度，则应该可以确定。从南宋灭亡初期，南方士民普遍怀着强烈的华夷大防观念，多年之后，这种民族意识渐渐淡化，至元代后期，华夷之间的界限，恐怕已经相当模糊。

华夷之辨的淡化，并非统治阶层主动推动民族融合的结果，相反，这是在其力行民族分化政策下，出乎意料的结果。身为统治民族的蒙古人以及身份地位较高的色目人，在自身政治、经济的考量下，不可能完全放弃其民族及政治的认同，而与汉人、南人融为一体。元代征服王朝的性格，决定了终元一代，华夷一家的民族和谐境界不可能达致。即使在元代后期华夷大防思想逐渐消退之际依然如此，真正的“胡汉同风”的世界，必须等到征服状态完全结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历史潮流，浩浩荡荡，行文至此，笔者愿以元世祖朝名臣许衡之诗作结：“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26]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