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是一种基于传统文科，而又超越传统文科，以新时代、新经济与新产业为背景，融合了理科、工科等诸多外部学科要素的包容性学科框架。新文科建设提倡弱化学科边界，持续推进以服务国家、社会、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学科汇聚与人才培养，同时借助现代科技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体系，更好地对科技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行阐释和回应。具体而言，新文科建设体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从目标上来讲，新文科建设的一大特征在于注重大学文科教育对社会的引领与支撑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近年来，国家于宏观层面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等重大战略；于行业层面相继提出了《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技术发展规划。新文科建设正是立足于上述国家层面的战略与规划，主动在相应的专业布局、人才培养方面发力，从而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引领与支撑力量。

二是主动引领行业发展。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速，新旧增长动能发生转换，落后产能不断被淘汰，大量新兴的产业形态层出不穷。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的结合成为新形势下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由此带来了新的人才规格需求。新文科建设正是通过主动对新形势下的市场需求进行科学预测，不仅要致力于满足当前的行业需求，更要通过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引领未来行业的发展。

三是主动引领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经历了多年的跨越式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已经由数量上的增长转化为内涵上的提升。以此为背景，新文科建设显然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对大量不适应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挑战的传统文科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引导更多的高校，尤其是应用型高校脱离传统文科研究，转向与社会发展结合更紧密的应用型文科研究，从而使高校人文社会学科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在我国，传统的学科组织方式及运行模式是围绕着学科专业目录而开展的，在知识管理与专业划分的方式上体现出浓厚的条状分割特性。无论是从知识发展的普遍趋势还是我国的特殊情况来看，围绕学科专业目录所形成的体系化、秩序化的知识体系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摆脱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于优化学科生态，在于破除在学科专业目录禁锢下僵化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设在学科组织的观念导向上提倡以情境化问题解决为中心，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致力于打破学科边界，倡导人文社会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汇相融。这一方面包括建立在专业基础相融相通基础上人文社科内部不同学科的跨界、交汇与创新，另一方面还包括通过文理交叉、文医交叉、文工交叉等方式形成的全新学科领域和学科体系。通过将学科理论知识与学科发展实践、社会发展实践进行整合，逐渐摒弃以学科专业目录为主导的专业设置机制，建立起灵活的、可持续的、以现实需求与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多元主体超(跨)学科专业发展模式。

技术革命与教育革命从来都是耦合在一起的，随着5G技术、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不断转化为生产力，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这迫切需要高校教育从供给侧进行变革，在面向新兴产业技术的同时将新兴技术运用到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带动更多的高校走向智能化、多学科、模块化、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之路，这同样是新文科建设的要义所在。在培养目标上，新文科建设旨在打造文科学生的复合型知识背景与能力结构，使学生兼具家国情怀与职业素养、理论水平与创造思维、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在培养主体方面，新文科建设要求高校、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等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学生的培养工作中来，共建共管学生的培养模式与培养过程，使更多的定向式、订单式培养出现在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中；在培养过程中，新文科建设要求在课程设置上要跳出专业自身的逻辑体系以及学习时限要求，转而根据与市场主体共商共建的人才规格(专业规格或岗位规格)所需的核心素养结构来灵活设计模块化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

地域特色与区位优势是新文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进入新时代之后，面对新的时代要求以及剧烈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任务和挑战无疑会更加艰巨，这需要我们将实践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更有力地结合起来。经过百年来不懈的实践探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以及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这些经验背后所蕴藏的宝贵逻辑规律和重要理论内涵都亟待我们对其进行总结、提炼、深化与阐发，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文科建设是构建中国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必然要求，必须要与中国教育的实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对教育实践起着引导、规范和推动的作用。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教育学势必也会面临着新文科改革大潮的冲击。

在教育领域，专业(profession)指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专业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类别^[2]。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往往与某种社会岗位相对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教育学人才培养目标都定位于中等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师。然而，随着“中师”的消失，教育学所面向的社会岗位不复存在，其学科与专业出现了背离，教育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由此而生。时代在变化，除了教育学自身的不断分化，社会对于教育的职业需求在不断拓展，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对于新兴的教育市场需求，例如教育经纪人、教育咨询师、教育经营者、社区教育者、人才评估师、职业规划师等职业需求，绝大多数高校仍视若无睹，未能及时对人才培养的类型与角色进行更新^[3]。

自科学的体制化以来，学科的分化过程从未停止，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但随着知识生产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知识之间也逐渐开始走向交汇，出现了学科整合的趋势，从而催生了为数众多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领域，这也是新文科建设所竭力倡导的。长久以来，教育学人才培养是囿于专业内部的，但矛盾在于，教育学实质上并未真正建立起自身的学科基础，而是依赖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范式、方法而生存，学生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学科基础而在就业市场中受到歧视。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以及教育自身所内含的社会属性决定了教育学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来肩负起促进社会进步与个人全面发展的重任，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已经嵌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教育学仍然固守自身的一亩三分地，对于学科融合发展的大势充耳不闻，其学科地位显然只会继续式微。

有学者将当前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认为“技术和数字化在改变一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4]。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的报告中指出：“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5]在教育方面，新兴产业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人才方面的需求，更是对传统教学理念、教学方式的冲击。例如借助于人工智能技术与教学过程的深度融合，可使教学资料的准备、课堂组织、作业布置和批阅、期末考试、撰写总结报告等环节实现智能化和迅捷化。教师借助智能人机互动、虚拟增强教学、智能评阅管理等功能，还能对整个班级进行个性化的评估，准确掌握每名学生的学习情况^[6]。此外，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递已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师在丧失知识权威的形象后，该扮演何种角色，这也深刻影响着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定位。显然，当前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不仅在过程中缺少新兴产业技术的有效嵌入，在内容上也缺乏与其有机融合，在汹涌而来的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面前，教育学需要对人才培养进行彻底和深入的反思与重构。

教育学缘起于西方，尽管近40年来类似“教育学本土化”“教育学中国化”的呼声从未停止，但在实践中，真正的“中国教育学”尚未形成。这直接导致当前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一直受到“西方眼光”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唯西学本体色彩，这种理论上的西方导向也直接影响教育学人才培养实践的各个环节。黑格尔认为：“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7]在新文科建设对于“自己的语言”的倡导，要求教育学将目光投放到中国的教育实践当中，以中国特色教育学理论的建构和完善来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8]。这就要求我们要探索出一条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以及中国气派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之路。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面向现代化，教育学势必要立足于学科发展的逻辑与规律，借助新文科建设的契机，重新对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定位，以适应新时期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综合来看，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教育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基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培养教师似乎是教育学在人才培养定位上的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问题在于，同其他具备学科背景的毕业生相比，教育学培养的毕业生优势何在？显然，即便掌握了繁杂的教育基本理论知识与娴熟的教学教法，教育市场仍旧更青睐于那些具备某一学科背景、出身于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基于此，教育学要想突出自身人才培养的特色与优势，就必须在强调学科专业素养的同时，兼顾其他方面的多维素养，这样方能找准自身人才培养的定位。

首先，学科知识背景既是教师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同时也是教育学毕业生最被人诟病之处。因此，未来的教育学人才培养必须将学科知识背景作为学生掌握的必备素养。一名优秀的教师首先应当是一门学科的专家，其专业性应建立在对学科的基本框架、内容、方法论以及学科教学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之上。其次，专业技能是连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对于教师的重要意义同样不言而喻。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技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新时代的教师应在掌握基本教学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发展指导的能力、教育治理与评价能力、教师专业发展能力等方面的素养。再次，信息化素养是未来教师显著的时代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8年更新的《教师信息和通信技术能力框架》(UNESCO ICT-CFT)中，强调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教育的支持表现，要求教师将数字技术融入专业实践，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知识和意识的能力^[9]。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教育的影响与塑造不断加深，教师自身的知识话语权不断被削弱，未来教师需要主动掌握信息技术手段，在获取最新信息的同时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教学过程中。最后，跨学科素养应该成为教育学人才培养新的发力点，同时也应该成为教育学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教师跨学科素养的提出是基于学生学习范式发生转变的大背景，社会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教学过程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式转变为情境化的问题解决式；另一方面，教育学自身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大量借鉴使得学生对跨学科学习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因此，将跨学科素养作为未来教育学人才的必备素养不仅是应然的必须，同时也存在着实然的可能。

当前，教育学本科毕业生就业形势不佳、学生专业满意度较差、社会认可度低是不争的事实，据此，学界不断有声音质疑在本科阶段设置教育学专业的合理性^[10]。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学人才培养缺乏对口性，与市场需求脱节。同产业对接、与时代接轨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此背景下，教育学的人才培养定位势必要突破传统学科教师的狭隘范畴，尤其是广大地方性师范院校更应立足于新兴教育市场与行业，找到新的学科与专业的结合点。

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对人类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与及价值理念都将产生深刻影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教育也需要作出自己的回应，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的教育市场开始逐渐显现。有学者认为，面向社会职业需求，教育学本科生应重点面向教育新闻传媒、教育经营管理、学校咨询服务三个方向。其中，教育新闻传媒专为日益专门化的教育类新闻行业而设，关注教育热点问题的新闻传播；教育经营管理旨在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日益市场化的教育市场经营管理行业提供人才；学校咨询服务旨在培养类似家庭教育咨询师的专门人才^[11]。除此之外，诸如以教育学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职后教师培训及教师资格证培训与辅导、在教育对象与教育资源之间建立桥梁的教育经纪人行业、促进老年人群“积极老龄化的”老年教育、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社区教育等教育新形态同样需要相应的人才支持。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面向社会职业需求的教育学人才培养不可脱离教育学本身而“另起炉灶”，否则同样会陷入没有专业支撑的窠臼。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卓越学科研究人才的培养。新文科建设对于中国立场、中国特色的坚守，要求新时代的教育学培养出具备“中国态度、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方法、中国典范”的卓越教育研究者^[12]，从而深度挖掘教育学的中国品质，将教育学“中国化”发展为“中国教育学”，构建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立足本土的跨学科教育研究者应具备三种基本素质：首先是深厚的中国文化积淀。文化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特质，因此立足本土的教育研究者，应当浸润在“本土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中国教育的实践与经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基础。相比于西方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上都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浸润过的教育研究者，才能创生出带有“中国话语”特征的教育学。其次，必须根植于本土实践与本土经验。教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教育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就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国情来发现问题，通过现实调查、提出改进思路、总结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汲取源头活水。最后，新文科建设以情境化问题的解决为中心的导向进一步体现了跨学科研究能力作为新时代教育学研究者必备素养的重要性，这也促使教育学走出自娱自乐式研究，与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接轨。

以新文科建设为契机，教育学专业需要在深刻理解新文科建设内涵的基础上，从专业布局、培养体系、培养过程三个方面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创新。

高校的专业布局受学科自身的发展逻辑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逻辑两方面的影响。从学科发展的逻辑看，新时代的教育学已经走向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衍生出众多新的教育学分支学科，例如教师教育学、教育政策学、教育逻辑学、研究生教育学、计算教育学等，体现出融合与分化并行的趋势；从市场逻辑的角度看，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新兴的教育需求层出不穷，但就目前而言，教育学专业似乎没能将学科逻辑与市场逻辑进行很好的融合与转换。面对当前教育学专业知名度相对较小、就业市场承认度低的现实，教育学应努力推动本专业的融合创新，通过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致力于将学科发展逻辑转化为市场逻辑，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从而体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这与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学科融合发展、与新兴产业技术结合的理念一脉相承。为此，高校应当跳出学科本位的专业布局理念，改变教育学从属于师范类专业的思维定式，努力寻求教育学与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各种新兴教育形态、与人民群众新产生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结合点，在“人工智能+教育”“虚拟现实+教育”、教育经营管理、家庭教育咨询、学校教育咨询、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方面进行试点，建立相关专业。同时，要充分调动不同利益主体合作育人的积极性，通过政府统筹、行业参与、校企合作、协同办学、科教融合、区域联动和国际合作等方式，建立起教育学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及时调整相关专业设置。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由于其办学定位、学科优势、师资力量、以及地域特色的不同，对于教育学的人才培养不可能遵循同样的一套体系。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还是地方性的师范院校，无论是综合性高校，还是师范类院校，其教育学人才培养体系并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具有同质化的特点^[13]。显然，这种非合理性的人才培养结构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的低效率以及与就业市场的不对口。因此，提升教育学人才就业质量，必须坚持分层分类培养，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走特色发展和差异化发展之路。

针对教育学本科专业就业率不佳的事实，应考虑仅在部属师范大学中保留该专业，鼓励这些高校充分发挥自身教育学积淀深厚、学术资源丰富的优势，以设立教育学科研创新实验班的形式，集中优势力量培养教育科研领域的后备军。对于保留教育学本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而言，应当发挥自身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努力探索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重点培养新时代具备多维素养的复合型教师以及新兴教育行业的高端人才，例如教育经营管理者、学校教育咨询师、教育经纪人等。地方性师范院校则应立足于服务地方教育需求和自身办学特色，裁撤就业率不佳或是就业对口率不佳的二级学科，选择性地开办除教育学以外的其他教育学专业小类，如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的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专业以及拥有广阔就业前景的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专业。

从培养过程上来说，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教育学专业应该以重塑教育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为主要目的。为此，重点要在课程与教学两方面进行相应改革。在课程方面，首要的任务是处理好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方向课三者之间的关系。传统的教育学专业课程设置过于强调对于专业基础课的设置，导致学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典型的学科思维逻辑主导的结果。对于定位于教育研究领域后备人才培养的专业小类而言，对教育学专业基础课的强调是十分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跨学科知识背景、规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引入，使学生立足于中国语境，在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同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话语体系。切不可将学生培养为对各种教育学流派、原理如数家珍而对如何解决现实教育问题一概不知的“背诵型人才”。对于定位于新型教师培养的专业小类而言，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缩减一定比例的专业基础课，在通识课中强调信息素养的培育以及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增加，而在专业方向课中则要重点强调学科知识背景的重要性，可以要求学生以辅修双学位的形式来完成。对于定位于新兴教育市场从业者的专业小类而言，首先要坚持自身的教育学学科属性，对于教育学专业基础课绝不可敷衍了事，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的专业方向调整其他课程设置，尤其注重适当扩大实践课程所占比例。需要指出的是，跨学科课程的设置决不能“为了跨而跨”。所谓的跨学科课程一定是基于教育学本身的专业基础而“跨”的，其范围应该限于同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有交叉的相邻学科，例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对于这些学科相关知识的了解和学习，可以帮助学生跳出教育自身的圈子，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而反过来更深刻地理解教育。

在教学方面，改革的关键在于改变以往教育学专业书斋式、理论化、学术化的教学倾向。教育学终究是一门面向教育实践的学科，无论是新型教师、教育科研工作者亦或是其他新兴的教育岗位，都离不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因此，无论何种层面的教育学专业教学，都应该深入学校教育实践、课堂教学一线以及其他教育形态的实践中，进行针对性的实践教学，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的结合，使学生能够真正立足于本土，关注和解决中国教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反过来继续推动理论知识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