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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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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垚, 黄希庭. 《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1): 94-10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1.010
引用本文: 何垚, 黄希庭. 《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1): 94-10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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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

  • 基金项目: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0CQZDW07), 项目负责人:黄希庭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何垚,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博士研究生 .

    通讯作者: 黄希庭, 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中图分类号: B848

  • 摘要: 人际责任感是个体意识到自身对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他人的福祉付诸言行并承担后果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国人的自我焦点逐渐转向自身,对他人的责任感有所淡化。加强人际责任感的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与应用价值。《论语》中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中人际责任感的性质与内容﹕以“爱人”为原则、忠恕之道为践行方式的“仁”奠定了“他者为先”的人际责任感基调;“智”乃以“仁”为指导的全局性认知体系,它影响人际责任感的境界高低与表现方式;“义礼信”各自反映出人际责任感的一些特殊意涵。对当代国人来说,人际责任感可能是一种跨情境的人格特征,其核心是“克己为他”的儒家价值取向,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培养这种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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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1  “仁义礼智信”内涵中的人际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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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6-11-21
  • 刊出日期:  2017-01-01

《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及其启示

    通讯作者: 黄希庭,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何垚,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博士研究生
  •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重庆市 400715
基金项目:  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委托项目“城市幸福指数研究”(2010CQZDW07), 项目负责人:黄希庭

摘要: 人际责任感是个体意识到自身对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他人的福祉付诸言行并承担后果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国人的自我焦点逐渐转向自身,对他人的责任感有所淡化。加强人际责任感的研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与应用价值。《论语》中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文化中人际责任感的性质与内容﹕以“爱人”为原则、忠恕之道为践行方式的“仁”奠定了“他者为先”的人际责任感基调;“智”乃以“仁”为指导的全局性认知体系,它影响人际责任感的境界高低与表现方式;“义礼信”各自反映出人际责任感的一些特殊意涵。对当代国人来说,人际责任感可能是一种跨情境的人格特征,其核心是“克己为他”的儒家价值取向,可以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培养这种品质。

English Abstract

  • 现实中有的人极其热心,忙他人的事比忙自己的事还尽心,亲友遇到难题他自己也跟着着急上火;有的人路遇扒手,能够巧妙的提醒被扒者;还有的人或戍边多年守护国家安全,或做义工为不认识的人奉献爱心。而另一些人则心里没有他人,遇到车多就行驶到对面车道上想伺机插队,造成道路拥堵;更有甚者如医院的安保人员对患者无动于衷,纵容号贩子横行霸道。这些现象反映了不同个体的人际责任感存在差异。

    中国人对他人负责的观念与行为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道互补为内核,包含法家、墨家、释家等多元文化整合的复杂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其核心价值观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内涵丰富[1-2],基本囊括儒家文化中“对他人尽责”的不同层次和要求。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输入令国人价值观趋向多元,年轻一代日渐重视自我,对他人的责任感有所淡化,但中西方对人际责任感的重视和理解是不同的。一个突出区别是责任先于自由[3]51。林语堂曾说:“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庭制度,其教给国人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4]君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对他者的责任层层外推,范围越来越广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断就暗含这一意蕴。这说明“对他人负责”不仅是中国人在具体关系中的角色义务与责任,更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西方人不甚注重个体对他人的责任感,他们更多把“对他人负责”归结为个体利他或同情的本能或自由意志的选择,勒维纳斯主张的“个体对他人有无条件责任”的观念远非主流[5-7];相关研究也集中于社会责任感或与强迫症有关的、对他人的膨胀责任感(inflated responsibility)与过度担忧上[8-10]。显然,在个体“对他人负责”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上,中国人比西方人更为突出,更可能认为他人的幸福与发展是自身的责任,是自己的事,更愿意提高自身修养以促进对他人的负责。

    因而,当前研究《论语》中的人际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服务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需求[11-13],也有益于塑造当代国人的人格和构建和谐社会。本研究把人际责任感界定为个体意识到自身对他人及关系的责任,愿意为了他人的福祉付诸言行并承担后果的态度,将从《论语》中寻找依据,论述了儒家文化关于人际责任感之涵义,并提出培养当代国人人际责任感的思考。

  • 儒家文化对“仁”的追求奠定了中国人人际责任感的基础。“仁”即“二人”,有人们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基本涵义是对他人尊重和友爱。仁学本质上是一个个体如何做人、如何待人的道理,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4]326。广义的“仁”乃概括所有的全德之辞,狭义的“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15]

    孔子论“仁”有三个最重要的含义:爱人,忠恕之道,礼之本[2]。具体而言,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己,要求克己复礼;二是对人,要求爱人,通过推己及人、爱人知人、感化他人的忠恕之道来行仁。克己,实际上也还是为了爱人。

  • “仁”的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6]182“爱人”有三个层次。一是珍惜与呵护生命。把人当人、珍惜生命,是仁最起码的要求。孔子所处的时代人命如草芥,他非常痛恨权贵对于百姓的生命毫无尊重,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4]8。“子之所慎:齐、战、疾”[16]91,坐斋、战争、疾病都关乎人之生死、存亡,有仁心的人都会谨慎对待,认真处理。二是爱护自己的亲人。《说文》训“仁”为“亲也”,谓能“爱亲”。《论语》里“爱亲”即为孝道,开篇就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6]2孝悌是爱护亲人的方式,乃是仁的根本所在。《孟子·尽心上》也有“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14]316。这说明爱亲是行仁的重要目标。三是“泛爱众”。“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4孔子认为做人应该有博爱之心,所谓“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6]173。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就是把一家之内孝敬父母、尊爱兄弟的态度推之于外,而对超血缘的“同胞”有利益关切与成全。为人处世上,部落、氏族、社会、国家、天下,无非是家庭的放大、延伸和辐射。如《礼记·礼运》记载,“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7]654因此,“爱人”不仅要爱护一般意义上的群体人类,更要爱护自己所面对的、非常具体的每一个身边人,所谓“一视同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以仁爱为本,对待自己、对待别人都应该从人心最原始、最真实的爱出发,人相亲爱,才能创造和谐、安详的生活秩序与精神状态,进入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18]83

    可见“爱人”的原则,奠定了儒家仁道的追求的基调——以他者为先。个体不仅要重视身边认识的人,还要对不认识的他人、群体有所关怀。因而仁道本质上就是“人道”,把人当人看,尊重他的人格,同情他的人性,关爱他的生命,如果缺少这些则可谓“麻木不仁”。这种对他人倾注尊重与关爱的基本姿态,使得中国人非常重视人我关系,在人际交往中看重他人的评价、以他人为先,对他人负责。

  • 实践“仁”的爱人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忠与恕。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6]83,乃克服私欲,以利他之心成全他人,重在“尽心”与“达人”。个体想要在自身和生活中确立起来的东西,也要让他人确立起来;自己想要成为圆融通达的人,也要让他人成为这样的人。与人忠,就是与他人相处应该尽心尽力,无私而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为其殚精竭虑,劝勉人、教育人、引导人向善。“忠于其人,则必以正道规诲之。”[19]357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6]241,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恕表示能够以己心体谅、通情于他人之心[20]。个体要关照他人的感受,做任何事之前充分考虑他人会不会接受,以及这样做会给他人带来的后果,努力去体谅别人、理解别人、宽容别人、通达别人。

    忠恕两个字都是“心”字为底,不仅意味着“仁”是发自内心的,也意味着要把他者放在“心”上,以“心”为载体来体仁、行仁。钱穆指出“尽己之心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19]98。忠恕之道就是尽己推己,将心比心。孟子曰:“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14]318“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4]14《论语·颜渊》里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16]181所谓达,那是要品质正直,遵从礼义,善于揣摩别人的话语,对察别人的脸色,经常想着谦恭待人。践行忠恕意味着当个体为他人负责时,不仅要照顾他人的感受,也要为他人之长远发展做打算。

    结合实际,“仁”可以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利益加以克制——不损人之利;二是对他人利益予以促进[21]。因而“仁”所体现的人际责任感就是通过“尽己推及、将心比心”的忠恕之道去关爱和增益他人,同时尊重和无损他人。一方面自觉成全他人利益和福祉,为他人尽心谋划;另一方面理解和体贴他人,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要自觉地不损害他人利益,不给他人添麻烦、造成痛苦。

  • “君子义以为上”[16]275,“义”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核心要素[22-24],它起源于人的仪表、人际交往的情谊和追求美好、善良等需要,其基本内涵包括威仪、友谊、情谊、美善、公平、正义、适宜。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14]245要求个体“居仁由义”[14]306,主张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不当者(非义)报之以羞耻和憎恶的态度。“义”往往被解释为“宜”,即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合宜。《释名》:“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韩愈在《原道》里说:“行而宜之之谓义。”[25]宜与不宜,关键看是否显“仁”与合“礼”。放在当今的人际背景下,“义”意味着个体要遵守道德规范,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传统美德及时代精神,做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

    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有情有义”“见义勇为”“担当大义”三个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1) 有情有义,对于有情谊的他人,个体愿意为重视的他人付出,知恩图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孝”上。《论语·阳货》里记载,宰我问孔子,给父母服丧三年,时间太长了,礼乐会崩坏,觉得丧期有一年就够了。孔子说,丧期吃稻米饭,穿锦衣,你能心安吗?宰我说,心安。孔子便说,你心安就照你说的去做吧,并且在宰我走了之后评价他不仁,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16]274孔子的意思是,儿女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三年之丧,就是对于父母怀抱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的一点点还报,这是天下人类都一样的,宰予也能回报以三年的爱给父母吗?这就体现了以感情和恩情为基础的“情义”,情深则义重。《孟子·尽心上》也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14]316。(2) 见义勇为,个体要持正守义,遇到正义的事就勇敢去做,特别是在他人遇到危难之时。《论语·述而》中说“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6]86,《论语·子张》也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16]290,说的都是要守持正义。(3) 担当大义,对于符合“仁”原则的“大义”,个体要主动担当对他者的责任,并且“当仁不让”。《论语·里仁》里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提到了天下大义,而天下就是包含范围最大的他者。孟子也有相关论述,如“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14]336,“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14]211

    “义”要求个体具有“情义担当”的品质,古人的事迹和今人的用语都体现了这一点。《水经注·河水五》:“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以情义,请袁绍救之,不许,洪与绍絶。”[26]说明一个重情的人,也会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个体就要为其分忧解难。若情深义重,个体对他人就“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27]。现代汉语中也有深明大义、义薄云天、义无反顾、仗义执言、慷慨仗义、有情有义、薄情无义、恩断义绝、忘恩负义等成语。

  • “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后引申为涉及接人待物、事神祀天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释名》:“礼,体也,得其事证也,人事之仪则也”。《论语·为政》里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6]13孔子认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17]660,意谓要以礼义作为人际关系的纲纪,用它来摆正君臣,笃厚父子,和睦兄弟,和谐夫妻。“礼”强调个体的言行要符合身份角色的交往礼仪与社会期待,进退周旋得体。一切以“礼”为准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16]171。礼可分为两个水平:(1) 整体人际水平上,个体对他人要“一视同仁”“需尽礼义”;(2) 具体关系水平上,对不同的他人有不同的礼节要求,如对父母孝,对朋友有信,孝敬恭宽信敏等所有合乎“仁”的仪节品格也是由此而来。面对不同身份的他人时,个体有不同的“礼义”,如《荀子·非十二子》:“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28]

    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孝敬谦恭”“文明礼貌”两个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1) 孝敬谦恭,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个体都要尊重他人,保持恭敬、谦让的态度。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礼的核心在“敬”。“恭敬之心,礼也”[14]24。《论语·季氏》里有“貌思恭”“事思敬”[16]257,要求人们“恭”在貌而“敬”在心。《礼记》开篇就说“毋不敬,礼主于敬”[16]6。“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6]173实际上,“敬”又源于“孝”,“孝”是在内对父母始终保持“敬”的感情,在外要以一定的礼仪作为孝敬父母的具体形式,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6]14。《论语》中的孝道思想,是由各个的孝父母,推而广之爱天下人,对父母的小孝是大孝的基础,大孝是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孝[29]。这种恭敬谦让的态度是一视同仁的,不以自身优势压制对方,“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14]223,并且无论对方人数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16]306(2) 文明礼貌,是对他人有礼貌、礼让之言行,体贴他人,保全他人之脸面。《礼记·冠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17]1614意思是说,要举动得体、态度端庄、言谈恭顺,然后礼义才算齐备。“以礼待人”,要做出尊重他人的姿态,不仅自身外貌和举止要得体,更要让他人感到舒服,体贴他人之感受,保全他人之颜面。《论语·泰伯》里有“直而无礼则绞”[16]105。心直口快却不知礼,就会尖刻刺人,不仅令对方“没面子”,还“伤感情”。

    “礼”要求个体具有“恭敬有礼”的品质,古往今来的例子也是数不胜数。孔融五岁就知道让梨,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向程颢、程颐拜师求教而有了“程门立雪”的美谈,现代汉语中也有彬彬有礼、额手加礼、傲慢无礼、礼尚往来、知情达理、礼顺人情等成语。

  • “智”通于“知”,本义是明智、智慧。《释名》:“智,知也;无所不知也。”“智”是关于认识自我与他人、关心和理解他人、明辨是非善恶等思想的道德范畴和价值取向标准,其丰富内涵包括:知道遵道、利人利国、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见微达变、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孟子·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智斯二者弗去是也。”[14]167说明关心他人、理解他人的“智”离不开“仁”与“义”,以仁爱他人为基础,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16]41。智以仁为指导,是一个统观全局的认知体系,从整体上帮助个体把握做人做事的方式方法,如何行仁、践义、明礼、守信,都离不开智。个体认为自己对哪些他人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以及如何来尽责尽义,都有赖于其“明智”水平。

    在孔子的论述中,“智”所涉及的人际责任感内涵包含三个方面。(1) 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增强对他人的积极影响。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6]189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4]65“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4]164(2) 反求诸己,努力提升自己对他者负责的能力。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14]71个体一方面要尽力去了解他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16]10,“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14]56。另一方面努力“修己以安人”[16]227,“躬自厚而薄责于人”[16]238。(3) 谨言慎行,以避免对他人产生负向影响,并要保存自身能力和资源。一方面要避免损害他人情感、颜面及利益,所谓“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14]46。《论语·卫灵公》里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16]241,“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6]235。另一方面,人际责任感并不是滥好心,个体需要观察和评判他人的需求是否符合正义,“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16]221;也需要在恰当的时候保全自身的尽责能力和资源,以便在更合适的地方和时机,用在那些真正需要负责的对象上。孔子赞同明哲保身,保存实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16]257。“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16]63

    中庸思想是儒家明智思想的很好诠释[30],能够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个体对他人倾注、负责的态度。“中”指“合宜合适”,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31]庸者,《说文》训为“用也”。中庸,就是“中”而“用”之,其基本含义及精神是执两端而允中,强调以整体视角和全局观念认识外部环境,追求“执中”、适度与“和”,处事多方衡量做出最佳选择,追求生活和谐[32-33]。它在现代中国人的做人处事中占有重要地位[34],越是高中庸者,越会在行动面上试着纳入自我与他人的考虑,尝试去找到自我与他者之间最佳的平衡点[35]

  • 信的初义即以言语取信于人,《说文》:“信,诚也。”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信的重要,并积极地加以倡导。《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6]96。最初“信”被视为处理朋友关系的原则。《论语·学而》里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16]3,“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6]5。后来,“信”成为一个普遍的交往原则,可推而及之于一般的人际交往过程。从而使“信”成为立身之本,是孔子推崇的仁者“恭、宽、信、敏、惠”五种行为之一。《论语·为政》里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6]22《礼记·大学》:“与国人交,止于信。”[17]1594凡父子、上下、夫妇、长幼、乡党、邻里、为政、经济、邦交诸种关系和事务,皆需贯穿诚信原则[36]

    在孔子的论述中,“信”有“真诚信实”与“践诺履约”两方面的人际责任感内涵。(1)“真诚信实”指个体待人要诚实不欺、言行一致、办事牢靠。相关论述很多,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6]220,“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16]250。朱子曰:“信是言行相顾之谓。”[37](2)“践诺履约”就是说话做事要说到做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16]196,“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16]175。《礼记·表记》也有:“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17]1468正如《北溪字义·忠信》所说:“信有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有就事上说,是做事之实”[38]。不论是说话,还是做事,都有“信实”。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真诚守信”都是非常重要的。周幽王因为“烽火戏诸侯”丢了国家,商鞅“立木为信”使得秦国能够推行新法,《史记·季布列传》记载“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39]而有了“千金一诺”的故事。而在现代汉语中,也保留了背信弃义、轻诺寡信、言而有信、信誓旦旦、取信于人、信守不渝等成语。

  • 人际责任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系统地探索当代国人人际责任感的测量工具及发展特点,有助于筛选、评价高水平人际责任感人才,也对教育工作者开展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教育实践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从而有利于提高国民整体心理健康水平。

  • 前述,仁义礼智信各项内涵所涉及的人伦关系规范,构成了传统文化下人际责任感的各方面内容(如图 1)。仁表现为“仁爱利他”,乃人际责任感的动机成分,是其他几方面的基础。智提供了全局性的认知体系,它与仁共同决定人际责任感的境界高低,以及具体为人处世的行为表现方式。义、礼、信分别体现了个体对他人所需尽责的不同意涵,即情义担当、恭敬有礼、真诚守信。它们有两个共同的意涵,与仁相一致:一是重视他人及其关系,比如恭敬有礼是尊重和维护他人的颜面和感受,情义担当与真诚守信意味着个体对于他人来说要“靠得住”,总之,要把对方放在心上,“礼尚往来”;二是主动担当对他者的责任,越是有道德修养者越是自发地遵礼、行义、守信,在生活中“居仁由义”,主动了解和照顾他人的需要,为他人谋划周全。

  • 如前文所述,在孔子关于五常的论述中人际责任感彰显了“克己为他”的核心,这也是后世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重要价值取向。

    章太炎曾说“儒之名盖出于需”[40],儒字,从人从需;从需,意味着与需有关的人,或人有所需。因而,儒者,既可能意味着是满足他人需要的个体,也可能意味着个体有这种“满足他人需求”的需求。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可能,都有一种“舍己为人”或“克己让人”的味道。从历史渊源来看,儒者源于草根阶层,善于为弱者说话并主动、自觉地认同于弱者代言人的身份,既已生出救世之心,就必须具有开阔的胸怀,发扬充分的利他精神,吃一份饭,操天下心,必须随时随刻都能够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18]49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伦理关系的实质是“克己让人”,即“我”对他者的责任关系[41]。从孟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4]315到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以朴素的血缘亲情为基础,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以“孝悌”为核心,把一切社会关系尽收于“父、母、兄、弟”的伦理中,外推“礼义”以至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心理观,以达致“克己让人”的为他责任人格[42]。“仁者”就是要自觉地关切与成全他人的生命需求和利益,在追求自我生存与发展时,自觉意识到他人、群体大致相同的生命需求,并乐于主动地“成人之美”[21]

    儒家价值观始终表达了担当责任的严肃性,提倡以一种主动的姿态积极担当责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4]291-292。特别是“仁”后来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构建了一种包容他人、依存他人的人我观,“对他人负责”是行仁的基本要求,所包含的他人范围越来越大,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意味着“负责”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也意味着个体所要担负的责任对象不仅包括身边的他人,还包括不认识的他人,乃至整个社会。个体与他人、与群体是一个连续的关联。个体在这种关系之中须积极承担自己对对方的责任,以自觉承担对对方的责任为美德;个体不是以权利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而是以责任之心与对象结成关系[3]52

  • 责任心在健全人格的结构中处于第三层次,是幸福进取人生最基本的品质[43],值此社会转型并重构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如何传承传统文化,培养当代国人的人际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培养途径。

    一是在家庭教育中以孝道为依托培养个体的人际责任感,养成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品质。如前所述,泛爱众既是将一家之内孝敬父母、尊爱兄弟的态度推之于外,而对超血缘的“同胞”有利益关切与成全。家庭是各种人际关系的缩影,能处理好家庭各成员间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家庭之外的各种人际关系。《礼记·大学》有云:“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17]1599一方面,父母要以身作则,教导子女对家人和朋友都体贴关怀、诚实守信;另一方面,子女在践行孝道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为他人着想、有所担当,这份内化的人际责任感自然能够指导其在社会生活中礼遇他人,对他人尽责。

    二是在学校教育中加强传统美德与国民意识教育,培养个体对于一般他人与弱势群体的人际责任感。有研究表明较为认同传统美德的当代大学生,其责任对象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有更高的尽责倾向[44]。在古代,要求士大夫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老百姓只需对“五伦”之内的人尽责,亲友之外的他人遭遇困境,往往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当代国人把社会上的他人也纳入自我的关怀范围。一方面,学校应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联系到一起,教导学生对他人负责不仅是人际关系能力的体现,也是个体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学校应鼓励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并提供相应的社会实践机会,比如做义工、募捐、去敬老院等,使学生能够亲身体验到自身作为对他人产生的实际影响,从而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是息息相关的。当个体的国民认同度提高,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与社会负有责任,再加上网络时代人人都有话语权,可能使其忧国忧民意识增强,更愿意去关注、帮扶和影响生疏甚至陌生的人。

    三是在社会层面利用大众传媒,传递有利于人际责任感形成与发展的价值观。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社会,研究显示大众传媒对个体的观念、情感、心理特征和行为倾向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45]。一方面,大众媒体应致力于报道民众喜闻乐见、广泛认同的好人好事,体现出关怀友爱、重诺履约、情深义重、勇于担当、舍己为人等人际责任感内涵,以培养民众对这些品质的美好向往和积极追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应客观揭露因冷漠、怯懦、自私自利、轻诺寡信等导致人际关系淡漠、亲友反目、团队解体、遭遇不幸无人帮扶、弱势群体孤苦无依的现象,也能引发大众反思人际责任感的重要性及其缺失的恶果。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文只重点归纳了《论语》中体现的人际责任感,得出以上对人际责任感的思考,还有一些问题未能涉及。比如在对他人尽责的过程中,当代中国人如何平衡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又如,好为人师者可能主观上认为自己对他人很具责任感,管得宽,爱好指点他人,但对他人而言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帮助,可以认为这是其人际责任感的体现。

    总而言之,人际责任感所体现的克己为他、主动担当对他者责任的核心内涵,不仅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当前国际化的视野下,也是推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有利因素,因此中国人的人际责任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议题。

参考文献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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