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所建构的世界是文化接受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要素，金庸本人也尤其看重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接受心理，他在日文版《书剑恩仇录》首版出版之际特意撰写了《致日本的读者诸氏》，谈到中日两国文化传统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近似之处：“日本社会中还残留着很多中国古来的传统文化，故而以描写古代中国社会为主的我的小说，在日本尚未得到翻译，让我时常都感到非常遗憾。”其实，金庸本人于1964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时就有这样的感受：“日本的社会里，还残留着很多中国古来的传统文化，使我仿佛进入到了中国历史世界中”，“当亲身接触到剑道、围棋、书道、绘画、茶道、礼仪作法、寺社、酒家等日本人的传统生活习惯，不用说自然就会感到十分亲切”^[1]12。金庸先生提到的这一点，对日本读者能否顺利接受金庸小说中的古代中国世界至关重要。相通的文化传统与背景，能够帮助读者克服语言差异所造成的阅读障碍。所以，相对于金庸小说在西方世界译本所遭受的冷落，金庸说：“虽然我的小说已经有英语版、法语版，然而实际上却很难引起西洋人的共鸣。相反，在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却大受好评。或许这就是文化背景差异的原因导致的。”^[1]13因此，如果要了解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武侠小说在海外的接受情况，必先立足于读者反应环节的具体调查和分析。

在日本，金庸小说的早期读者以大学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者为主。他们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关注，主要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金庸本人在大众文学领域中的地位与价值的认同。同时，金庸小说中的人文关怀，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精英读者的阅读期待，使他们能够从金庸小说中领略和感受广博的历史知识涵养与文学的修辞魅力。这部分读者大多具备较高的中文水平，可以直接阅读小说原文。阅读群体的精英化，是进一步推动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的传播的重要基础。

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指出：“长期以来日本学界仅重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不属于严肃文学的其他文学样式有轻视的态度，进而对大众通俗文学的典型类型之一——武侠小说，形成了长期的漠视、隔阂的现象，不得不说是日本学界的一大盲点。作为20世纪以来，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的文学类型，不管从文学性、历史性而言，金庸小说都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能够满足读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想象。”^[2]对金庸小说中独特的历史观、民族观的体察与挖掘，成为满足想象与探寻最为直接的途径。金庸小说既借历史写武侠，也借武侠喻当世。在众多武侠小说中，金庸武侠小说是援引历史入武侠的典范。重大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贯穿于作品始末，读者在作品中并不仅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打打杀杀中，而能够通过作品背后彰显的厚重背景，沉淀出深厚浓重的“历史感”。除了《侠客行》《笑傲江湖》《白马啸西风》《连城诀》之外，金庸小说都有清晰的历史背景，金庸先生采取了虚实相生的文学笔法“藉历史写武侠”，他尤其擅长以历史为引子而逐渐带入正文。《书剑恩仇录》述乾隆身世秘辛；《天龙八部》取北宋初年宋、辽对峙为背景；“射雕三部曲”从宋、金对峙写到元蒙崛起，再到群雄并起，元朝衰落；《碧血剑》写明末乱世，清人入关，借一心向往上国风光的张朝唐进行反讽，引出明末宦官横行、官匪不分的动荡背景；《鹿鼎记》叙康熙盛世，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大学者引出康熙初年文字狱事件，依据史实，将此案源头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在金庸小说中，正史、稗史、轶闻交互掺杂，虽以“虚构”为主，而历史主脉至为明显。有史料，有批注，字里行间有作者按语、注释，有时更是不惜长篇大段引经据典以加强小说叙事的历史现场感。《天龙八部》正文之前先写了一段《释名》，在解说完“天龙八部”内涵之后，作者清楚地标示整个故事的确实年代是在“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金庸小说强烈的“历史感”恰好满足了日本读者希望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心理需要，读者往往难以分辨究竟是“武侠小说”还是“历史小说”。正如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所述：“金庸的作品，不仅仅只是作为武侠小说而存在，还是非常出色的历史小说。在他之前的武侠小说，很少有史实感可言，他的作品大部分以历史事实作为前提，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展开结构。”^[3]金庸笔下的历史几乎都是以转折动荡时期为主，金庸的民族主义观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所展现出来的是厚重的历史感与浓烈的人文气息，金庸小说由此成为当代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一扇新的认知窗口。在此之前，“日本人所了解的中国历史小说，主要分为A、B两大类型。A型乃以权力的争夺为描写对象，作为商界的教科书被广泛阅读，以《三国志》为代表。B型的主题或是无关于争权夺利，或是对权力阶层的反抗，以《水浒传》为代表”^[4]，而金庸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利益与权力主题，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及丰富的层次，得到日本翻译出版界的高度重视。日本当代著名时代小说作家田中芳树在评价金庸小说的当代文学价值时指出：“金庸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地位，相当于吉川英治在日本近代文学而言。”^[4]吉川英治(1892-1962) 素有“日本国民作家”的美誉，他笔下的传奇人物宫本武藏，以一名终身追寻“禅剑一如”的求道者形象，打破了日本时代小说传统中冷酷无情的单一武士形象格局，在波澜壮阔的刀剑杀伐之中，不仅让读者领略到了阅读的快感，也融合了知性与感性的力量，使人体验到不同时代的民情风俗和历史面貌。田中芳树的这一评价，是对金庸小说文学史地位的高度肯定，由于他使用了“中国的吉川英治”这一美誉，使得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学者对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更加重视。

在日本，喜欢阅读中国武侠小说的读者，多半也是“剑豪小说”和“时代小说”的爱好者。作为近代以来在日本大众中极受欢迎的文学类型，剑豪小说与武侠小说一样，都侧重于武艺描写，并在历时悠远的时空背景中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引现代读者的眼光，这成为日本读者接受金庸小说的良好基础。在首版《书剑恩仇录》日译本上市之时，出版方在宣传广告中就将金庸小说形容为“虚构与历史交织相错，中国的剑剧小说” ^[5]。到金庸小说翻译上市之后，大批日本读者被中国武侠小说中光怪陆离的想象世界所吸引，甚至超出了对本土剑豪小说的审美体验。

20世纪20年代，随着文学大众化运动的推广，也随着传媒出版业的发展，日本文学开始走出纯文学的小天地，深受江户时代庶民喜爱的戏曲、讲谈等通俗读物得到重新评价，小说家们也借鉴西方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的技巧对小说创作进行现代性转换。剑豪小说在这种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迅速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代表类型。剑豪小说多以江户时代为主体背景，描写大名、武士、浪人、忍者等人物，充满浓郁的庶民趣味，体现了一种与奢靡华丽的平安文学截然不同的艺术风貌。与江户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应，剑豪小说中的日本剑客往往带有市民阶层的鲜活色彩，有小人物的真性情，常常表现出悟透了人情世故之后的苍凉，因而能够引起人情世故中大众读者的认同。同时，剑豪小说还根据现实读者的需求，不像历史小说那样对史实有严格的要求，但其戏剧性、故事性又都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范围，很多作品出自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加工和再造，如吉川英治《宫本武藏》、村上元三《佐々木小次郎》、五味康祐《柳生武艺帐》等都是如此。剑豪小说中还有一类作品专门描写下级武士的日常生活以及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这些作品受到广泛欢迎，如藤泽周平的《隐剑鬼爪》和《黄昏的清兵卫》等。

对于习惯了剑豪小说风格的日本读者来说，中国武侠小说既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有内在的共通性。日本读者最初接触中国武侠小说的时候，中国武侠小说中变幻莫测的“武林世界”既是难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具有吸引力的，“如此具有复杂规则的武林世界，一如没有现实感的、虚构的幻想王国”^[5]，对他们形成了既陌生又熟悉的新鲜文学世界。一方面，要进入中国武侠小说世界，第一步就是要接受武侠小说中神秘飘渺的武林世界，在这个独立的“武林江湖”社会系统中，各种现实社会规定诸如法律、官府等都失去了其现实效用，驾驭这个世界的唯有作家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尽管在作品中也曾出现农民、商人、官吏、捕快等角色，但都不过是一些外在的点缀。另一方面，在超现实的空间结构中，武侠小说虚构的世界往往带有自由、勇敢、浪漫、神秘的色彩，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理和超越现实愿望的同时，也具有剑豪小说那样的人不能把握自己的漂泊的苍凉，因而很容易得到日本读者的接受，并迅速受到广泛欢迎。

同时，就场景描写来说，中国武侠小说与日本剑豪小说中都有大量精彩的武打场面和武功人物，非常容易引起彼此之间阅读体验的共鸣。日本的剑豪小说，从中里介山的《大菩萨岭》到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以及着力描绘下等武士心酸经历的藤泽周平，善写庶民日常生活的山本周五郎，以娱乐性见长的柴田炼三郎等，他们笔下都有不少精彩的武打场面。尤其是五味康祐，他的作品着重描绘非凡剑客的高超武技，展现了小说主人公对剑术的执着追求。五味康祐还描绘了小说主人公因着迷于武技而渐入魔境的状态，五味康祐也因此成为剑豪小说第一人。在五味康祐笔下，《丧神--西风所见》《秘剑》《柳生武艺帐》等佳作不断，他所塑造的剑豪造型已截然有别于克己修行的宫本武藏，开启了剑豪小说的新潮流。在日本早期的剑豪小说中，剑豪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孤傲的，凭借莫须有的绝妙刀法独步天下。自五味康祐开始，组织与个人的问题意识开始纳入到小说表现当中，出现了集体群像，单打独斗变成成群结伙的厮杀。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技描写，与日本剑豪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像独孤求败那样的绝世高手已经到了天下没有对手因而“求败”的境地，再如风清扬“独孤九剑”那样的绝世剑法也已经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他们攀上了武技山峰的绝顶，却又是孤独而骄傲的，显现出了独立不群的非凡气质。金庸小说同时也描写了大量的帮会群体活动，无数的帮会普通成员在江湖中厮杀拼搏，在金庸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处处可见帮会成员的群像描写。从剑豪小说到金庸小说，二者在场景和人物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具有相通的内在一致，因而使得金庸小说的武侠场景能够引起日本读者的共鸣，得到日本读者的顺利接受。

日本文化中的猎奇心理以及对娱乐体验的追寻，也是金庸武侠小说在日本读者中得到顺利接受的重要原因。在大众文化格局中，以感性愉悦和消遣娱乐为主要特征，而“金庸现象”正是娱乐文化意义上的阅读神话。小说首先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它的娱乐性，能够用以消遣、解闷，以开豁一时之情怀。金庸小说充满娱乐之趣，可于茶余饭后消闲解闷，又具有高雅大气的风度，这也使得金庸小说在日本获得了广泛接受。在商品化倾向占据主流的全球化语境中，作为大众文学的金庸小说，目的与效果和一般武侠小说一样都指向娱乐，但在表层的娱乐功能之外，金庸小说又以深刻的内在人文情怀，传递给读者理想主义的召唤和崇高的生命体验。如果说在精英文化占据主导的启蒙文化语境中，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是理性反思和现实批判，那么，在大众文化占据主导的娱乐文化语境中，大众读者的文学期待则是娱乐消遣与感官享受。大众读者期待视野的转换为金庸小说的盛行提供了广阔的消费空间，金庸在呼应大众娱乐性心理期待的同时，又力图在作品中融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充满人生智慧的理性思考，塑造能够反映社会、人生、人性的艺术形象，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到不同形象的艺术魅力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996年至2004年，金庸小说全译本在日本陆续出版。紧凑、连续的出版进度，使日本读者的审美期待得到了及时满足，产生了高度浓厚的阅读兴趣。《书剑恩仇录》4卷本，从1996年10月到1997年1月，分月出版，每集出版时间仅间隔1个月。1997年出版的《侠客行》3卷本，也是间月出版1册。根据小说的销量，再版次数不断增加，甚至还刊行了专为残障人士编写的盲文本。在此基础之上，金庸小说的阅读群体得到稳步扩展。笔者根据日本东京国会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以初版时间为序，整理出金庸小说在日本的翻译出版情况，具体情况如表 1：

系列小说在异文化情境的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翻译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如何呼应异文化读者的审美期待，使其接受兴趣不断加深，间隔时间一定不能过于漫长。金庸武侠小说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遭遇挫折，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出版时间相距太长。比如1997年《鹿鼎记》译出第1册，而第2册的出版却一直到了2002年。这种零星出版的现象让读者易于遗忘，很难形成完整的阅读印象。从表 1可以看出，这种状况在日译本出版时得到了非常大的改观。随着译本出版的顺畅开展，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与魅力，在传播业界和精英学者的共同阐发、推广下，逐渐深入人心，在日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稳定阅读群体。每年10月，全国各地武侠小说爱好者云集东京举行“武侠迷大帮会”活动。他们以自己喜爱的金庸小说人物名字互相称呼，交换阅读心得以及最新的武侠漫画出版信息、电视剧、游戏信息等，展示自己制作的武侠动画片，武侠迷足迹遍布南北东西，着迷程度非常之深。

2012年，笔者通过日本“金庸小说迷大会”向日本全国读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到的有效答卷中，读者年龄阶层主要集中在30至50岁之间，地域分布在东京都、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山口县、岩手县、兵库县、奈良县、爱知县、岐阜县、香川县、新泻县等，几乎遍布整个日本国境。读者职业有食品销售员、外派社员、家庭主妇、设计师等。本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收集日本读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的阅读感受及看法。作为英雄的条件，笔者设置了10个选项：年龄、阶层、地位、容貌、教养、武功、包容力、忍耐力、性格、伟业。根据日本读者的回答，最重要的三大选项是忍耐力、武功高强、包容力并列获得12票，接下来是外貌端丽获得8票，性格豪爽得到7票，良好的教养得到5票。反之，作为英雄最可以被忽略的选项是年龄、阶层分别获得12票，地位、伟业获得11票，教养获得10票。为了更直接地体验由阅读经验所建构的奇幻武侠世界，日本读者先后5次赴中国组织了大型“武侠主题旅游”活动，涉足的地理区域均为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重要场景或武侠电视剧外景取景地，包括桃花岛之旅、天龙八部之旅、横店之旅、武当山武术发祥地之旅等线路。

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得到认同，成为促进日本“金学”研究起步的关键因素。金庸小说在日本译介以后，相关研究成果纷纷出炉，与金庸相关的研究书籍、论文在日本大量出版，甚至开始出现以金庸为研究对象的硕博士论文，从武侠小说的基础知识、思想内核等方面为日本读者进行详细的导入性讲解。1996年，在日文版金庸小说的同时，还出版了《武侠小説の巨人金庸の世界》(德间书店)，1998年又出版了《きわめつき武侠小説指南》(德间书店)。土屋文子在《武侠小说的世界观》一文中，围绕“江湖”“绿林”“门派”“帮会”“魔教”“名门正派”“白道·黑道”“侠与民族意识”等关键词，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学世界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目的是让日本读者更加熟悉了解并亲近中国武侠小说的思想内核。1998年，冈崎由美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主办的“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主题论文《武侠与20世纪初叶的日本惊险小说》(《武侠と20世紀初頭の日本驚険小説》)；2000年，冈崎由美又在北京大学主办的“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大会论文《金庸作品与日本武侠小说》。2001年，日本神奈川大学召开“探索金庸小说的魅力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学者以金庸武侠小说为中心，分别从“金庸作品的背景”“金庸作品的主题”“金庸作品的魅力”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大会论文于2002年9月由神奈川大学出版社结集发行，书名为《金庸的世界与中国》。2003年5月，论文集《历史与文学的境界：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中心》出版，收录了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授等学者的论文。此外，加藤浩志在《世界文学》(《世界の文学》)2001年8月号上发表了论文《金庸：香港武侠小说与电影》(《金庸：香港武侠小説と映画》)。

随着金庸在日本知名度的扩大，岩波书店1999年出版的《现代中国事典》一书特别增加了“金庸”词条，执笔者为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盐见敦郎。除了金庸小说日文版翻译之外，金庸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录《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旭日の世纪を求めて》)可谓从另一个角度对金庸进行的阐释。身为创价学会会长的池田大作本人就是一个金庸小说迷，1996年由他主持授予金庸“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号”及“世界和平维持贡献奖”，该书收集了1995年至1997年池田与金庸的座谈会记录、书信，围绕佛教理论、文史哲学、日中关系、香港的未来、武侠小说等一系列话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从2002年1月开始，NHK电视台以《射雕英雄传》中国语版为教材，播放了为期三个月的“中国语讲座”(讲师：冈崎由美)，金庸接受了节目组的电视采访。随着讲座节目收视率的增加，“金庸热”在日本进一步升温，日本国内不少大学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历史课程中，都加入了以金庸小说为主题的讲义或阅读资料。

金庸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是由于金庸小说和大众读者、精英读者的接受心理实现了双重沟通：一方面通过宣泄、代入、补偿等心理效应实现了表层娱乐功能；另一方面以内在的人文关怀体现了深层精神内涵。正是基于以上特征，金庸小说在日本的接受不仅仅局限于平面式、书面式的小说媒体，作为大众文学的缘由特色——消闲娱乐，亦承载于多媒体并朝多向度发展，关联副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首先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是动画片。最早的日语版动画片是《神雕侠侣》，这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中篇动画，共分26话，每话约30分钟。动画片对打斗场面的处理较为忠实于原著，一招一式都进行了仔细的描摹。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动画片加入了日本动画审美元素，淡化了中国美学特征。该剧从2001年10月开始由富士BS卫星放送，2003年夏在中国香港地区无线电视台开始放映。该动画片在中小学生中博得了很高的人气，flashcard版顺势在市场上大为畅销。紧接着，节目组又制作完成了《神雕侠侣》第二系列(第27－54话)在多地同时播出。由此可见，“金庸现象”在日本接受之后，产生了良好的市场效应。在日本“变形金刚系列”动画片中，将“机动武斗传Gガンダム”(1994年，全49话)的形象设定为《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其身份为亚洲武术冠军，武打动作均采用中国武侠小说模式。

随着金庸题材商业动画取得的成功，金庸题材漫画也展现了不俗魅力。金庸小说日文版聘请香港漫画家李志清担任插绘工作，他采用中国水墨画技法绘制的中国历史人物充满古典意境与张力，令日本读者赞叹不已。其后，漫画版《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相继出版。随后，李氏将为金庸日语版绘制的百余枚插绘结集出版，题为《李志清侠士图》，成为日本金庸迷的收藏品。

中国出品的武侠游戏在日本玩家中也不乏人气。从1996年智冠科技公司制作的“金庸群侠传On-Line”开始，相继推出了《神雕侠侣》(智冠)、《天龙八部》(智冠)、《倚天屠龙记》(智冠)、《鹿鼎记》(智冠)、《侠客英雄传》(精训)、《新神雕侠侣》(泉)及《笑傲江湖》(泉)等多款系列游戏。虽然多数没有日文版，但从玩家的组成上看，名为“金庸群侠传On-Line日本帮会”“东瀛帮”的群组不在少数，日本玩家也经常在网络上讨论游戏攻略等。2000年11月30日，索尼公司出品的电子游戏《射雕英雄传》中国语版与日语版(语音为普通话，字幕为日语)同时发行。这是一款RPG游戏。为了使日本玩家能够轻松地掌握游戏背景及情节，日本语版做了详细的专业术语解说。在使用方法上也与一般的RPG游戏相似，可以从内功、外功、轻功中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门派，该游戏情节性很强，生动愉悦地将玩家带入到金庸小说的动画世界。

将古典、复杂的外来文化转化为简明易懂的文化商品在市场流通，是日本人最为擅长之处。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志》《水浒传》等均是通过各种流行文化在日本得到进一步深入接受，金庸小说也不例外。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武侠文化被融入众多异国文化元素，使其更能够符合当下青年人的审美心理和消费习惯。由此来看时下流行的金庸题材动画片和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形象，常常可以发现日本文化气息，杨过被塑造成日本式美少年，小龙女与日本流行的“街头霸王”等游戏中登场的女性角色一样并拥有类似格斗技巧，东方不败被画成变形金刚机器人的形象，等等。金庸小说与流行文化融为一体，在日本经历了动画化、电子游戏化的深度接受过程，一部分年轻读者首先接触了金庸小说的副产品，然后才对金庸小说世界产生了热烈的向往。

日本对金庸小说的译介虽然晚于东亚其他国家，但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过去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主要着眼于主流精英文化层面，而此次对金庸小说的接受，从翻译到出版再到艺术化、通俗化的过程，可谓打破了传统接受形态的单一模式，是媒体、学术精英、艺术人士共同合作的结果，这在他国金庸接受现象中是屈指可数的。金庸小说在海外畅销所形成的文化景观，体现了不同“层级”的文化魅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武侠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都有深刻的联系，也与现代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科学、法治有着深刻的联系”^[6]，在纸质媒体受到多元文化浪潮挑战的今天，它也能够成为一种文化载体，担当沟通中外读者相互理解的重要桥梁。对海外接受者而言，虽然可以通过报刊和网络等途径获取有关他国的报道，但若要深入了解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内在意识以及共同特征，则离不开对“基层文化”的体察与研究，就此而言，通俗文学和艺术的表现，将会更加深切和直接。正如徐复观在《中国文化层级性》中所说：“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层级性，也很难接触到中国的文化。”^[7]金庸武侠小说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与丰富的想象中，将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处世哲学乃至美学观点表达无遗，成为海外读者了解熟悉中国文化的又一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