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对公共政治生活表达诉求或偏好，企图影响现行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的行为，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政治行为。“尽管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人类不和谐的根源产生于利益的差别和不平等，但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抑制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就可以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2]政治参与行为是相较于政治管理行为而存在的，它们是政治行为相互依存的两个维度，政治参与行为是对政治管理行为的回应和反馈。“如果民主国家中，不论间接或直接民主，有治理权的公民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要想治理好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3]大学生作为公民中年轻、活跃、知识化的群体，他们的参政行为尤显必要，这有助于释放市民社会中的大众压力，推进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形成更大共识。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是大学生在网络数字空间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参政议政行为，是立足于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环境，大学生在网络数字空间中自愿、积极地对公共政治生活表达诉求或偏好，企图影响现行政治过程及其结果的行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发生，一方面源自组织推促，如参加高校安排的网络投票、网上选举、网络党建活动等；另一方面源自个体自觉，如基于自我政治喜好或政治敏感而自发参与各种网络政治活动。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既可能是政治活动的网络参与，又可能是政治事件的网络关注与评论，还可能是内隐于其对社会事件的网络关注与评论中的政治观点表达或政治态度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4]。网络创生了一个松散的平面化数字空间，在这个数字空间中，公民之间具有非正式关系特征，这淡化了现实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为大学生提供了平等的行动机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5]网络数字空间是一个能打破物理距离障碍、突破时间空间限制的虚拟空间。“互联网具有技术的天生政治性，但是它的政治性是政治环境所决定的”^[6]，网络数字空间对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深刻影响在于它促进了大学生政治参与进程的拓展和深化。网络数字空间的出现，意味着大学生所接受和处理的政治信息，不再仅仅局限于自己周边的环境或熟悉领域，而越来越多地遭遇离自己很远的地方、自己所陌生的领域所传递的政治信息。一个简单的逻辑是，伴随大学生在网络数字空间遭遇政治信息量的剧增，将促进他们更多的政治思考和政治行动，加快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进程。网络作为与大学生日常生活联系日益紧密的综合性媒介，它依托于先进的技术手段把大量政治信息传递给广泛的无差别的大学生，为大学生提供了多元政治论点交流碰撞的数字空间，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助力。为扩展受众市场，网络媒介对大学生的政治信息需求比较敏感，对大学生在数字空间的政治发声反应敏锐，有助于激发数字空间中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活力。

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体现着数字空间中市民社会的实在性。政治参与表征着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延伸，表征着市民社会向国家权威的融入。市民社会代表的是区别于国家权威之外的政治共同体，它自发集结且自行消散，其迷人之处在于提供了公民塑造自我理想命运的机会，因而市民社会天然地烙印着普遍的利己主义倾向，它反映的是部分公民的意愿。国家作为全体公民共同赋权组建的机构，依托于法律的形式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依赖于强制性举措得以运行，在诞生之初即具有普遍的利他主义倾向，强调和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国家权威在终极意义上体现为为保障集体决策的形成和实施，可以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支配或控制，以维护集体秩序，完成集体行动。如此，部分公民的意愿如何具有合法性并转变为社会福利或整体效益？唯一被认可和依赖的渠道只能是政治参与。在原初意义上，政治参与旨在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平衡，体现的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博弈。本质层面上，政治参与是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解决，而政治参与的旨趣，在于最大化实现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观点共识和利益协调。私人领域意图依托于政治参与来实现部分公民的意愿进化为公共意志，而公共领域则以国家形式采用一定的标准或依据来审定这种进化的正当性和可能性，对其作出必要的回应。网络的出现使得市民社会的活动轨迹得以漫延至数字空间，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对数字空间市民社会实在性的生动展现。网络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并行的另一个数字空间，网络媒介对大学生在数字空间政治参与行为的促进，除却自身承载和传播政治信息的先天优势外，还在于它所引发的大学生闲暇时间的私有化。数字空间中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除却起源于直接的网络政治活动，还潜在于网络娱乐交际活动之中。“无论政治是否为讨论的主题，更多地在线讨论都会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虽然人们并无意于去讨论政治主题，但是通过交谈、聊生活、问题、政治人物的八卦等，都可能增加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或思考社会问题，而这些都有可能促进政治参与。”^[7]通过网络媒介与外界的娱乐交际过程，大学生除了收获一些外来的政治信息，还会经历少数但却客观存在的政治训练，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政治能力。网络媒介所创生的数字空间，解除了大学生在物理空间和现实距离上对现实社会的依赖，扩展了大学生与他人、与外界互动的频率和广度，促发了大学生政治参与日趋活跃的趋势。由于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性和低成本，使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变得频繁多变。在这一过程中，当现实政治参与的不足得以改善后，大学生群体会随之产生新的参与意愿和诉求，不断推进自身网络政治参与进程深化，使群体诉求和个人意愿达致最大化的彰显和实现。

伴随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新兴媒体不断产生，为大学生政治参与提供了新载体，与之伴生的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环境创设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新场域，推动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持续发展。

网络政治参与以技术手段架空了现实政治的可视化组织机架，略去了大学生传统政治参与中的被组织性和被安排性，释放了大学生传统政治参与的压力，对大学生而言富有吸引力。网络媒介依托于现代技术，为大学生与当权者之间提供了对话渠道，使大学生成长为更具政治活力的公民，这有助于促进政治稳定。“现代社会的权力运行主要是靠语言、说服及其场域——舆论来实现的，而说服也往往表现为话语权的争夺。”^[8]3在现实社会中，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是被定制的，从参与内容到参与方式、参与时间到参与行为都体现着显著的被安排性，这种定制式的现实政治参与并不能完全真实呈现大学生的思想主张和利益诉求。在网络数字空间中，由于尚未完全建立起被归化的让大学生政治参与通往国家的制度化渠道，这种渠道的缺乏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提供了政治参与的诸多可能，淡化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的体制干预，结果一方面大学生在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更多地展现了自我的真实思想，另一方面由于直达国家的参与渠道并不畅通，他们不得不依托于网络媒介和集体行动来对政府决策过程施加影响。网络媒介为大学生施加政策影响力提供支撑，通过向大学生的话语赋权，对现实政治权力形成回应和反馈，能促成一个更为健康均衡的社会政治结构，避免现实政治权力运行中由于缺乏广泛监督而产生的对特定阶层的偏袒性庇护。

网络政治参与相较于现实政治参与对大学生更具亲和力。“信息传递媒介的发展导致了公共性的新形式，这种公共性不再与一个共享的共同场所联系在一起。尽管这意味着政治家们在操纵他们的公共图景时变得日益老练，它仍然使得政治较之以前更为开放和更易接近。”^[9]网络数字空间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政治话语领域，这一政治话语领域通过延展政治生活空间来淡化现实政治自上而下的权威体系，通过自发、分散的同辈群体规模来化解现实政治压力。大学生对现实政治的感受变得更为间接、隐性，大学生的政治观点集结变得更为频繁、容易，大学生的政治意见表达变得更为主动、真切。这为大学生开展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参与行为提供了可能，继而大学生得以由被组织的政治参与者转向了更具创新精神的政治参与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4]。一定意义上，网络政治参与是大学生富于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的新尝试，作为对现实政治参与模式的拓展，网络政治参与无疑向大学生预示了更多的可能性，甚至趣味性或戏剧性。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对现代通信技术的深入应用，使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愉悦的科技体验，使政治参与变得快捷高效，成为大学生认可的一种生活方式。

网络媒体所创生的数字空间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仅仅体现为一种技术符号，然而，它却承载和彰显着更深层的时代变迁意义。网络媒体是后工业时代的衍生品，人类社会发展的后工业时代与工业时代在生产结构和社会文化上出现了差异和变化。工业时代人类社会以制造业为主，与之伴生的是工厂主与劳动者之间相互对立的阶级式政治文化。人类步入后工业时代以来，制造业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比重不断降低，知识与信息作为生产要素步入社会生产领域，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益依赖于知识与信息的进步而不再单纯是传统的制造业。因而，彼此对立的阶级式政治文化随之悄然改变，它开始被一种更为凸显公民多样性、价值多元性和工具理性的政治文化所取代。后工业时代的大学生置身于网络媒介的数字空间中，浸润于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他们的政治参与行为透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凸显多维度，强调多元性，注重工具性，侧重技术化等。“维持具有关键性的公民自由对自由民主制社会的运行极为重要，因为这些权利为个人提供了抵制专横政府的手段。”^[10]网络数字空间日益繁荣的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能更多地表达被现行制度所忽略或弱化了的边缘利益，能兼顾现行制度所无法顾全的社会群体，继而增强政策制定应含的广泛性，避免政策制定过程中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稳固及延续自己的政治地位，历来是统治阶级永恒不变的核心任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中的佼佼者，统治阶级对其拥有独特的政治期待，使大学生群体透射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向度；同时，大学生群体所彰显的政治活跃性，与统治阶级的期待高度契合，使“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当前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关注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源于大学生群体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向度。不难得知，一个社会中大学生的政治角色往往被定位为未来社会的潜在精英和管控者，这使大学生在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消极，都不可避免地透射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向度。在一定意义上，统治者都一厢情愿地把大学生群体作为现行政治体系的继承者进行培养。显然，相较于其他青年群体，大学生群体会收获更多的政治关怀。能否成功塑造大学生群体稳固的政治忠诚，对于维护及延续现有政治制度意义重大。此外，大学生群体还具有独特的符号性特征，表现在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可塑性。与其他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的政治品格不同，大学生的政治品格正处于形成过程，具有众多可能性，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可塑性。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不可避免地具有市民社会的政治品性，在政治参与行为中彰显着专属的群体诉求。然而与普通市民相区别，伴随大学生高等教育经历的获得及教育训练的累积，他们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亲近感和政治觉悟日益增长，相比于其他青年群体而言的政治先进性得以彰显。这使得大学生在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并非为了赢取或行使权力，反之，他们只是表达诉求，并且这种表达潜在地以认可国家权威为前提。大学生所关注的政治议题较少且集中，他们的视线主要聚焦于国家主权、社会民生、个人发展等议题上，受限于社会生活经历的欠缺，他们往往缺乏更为广泛的政治视野和参与计划，在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未能展现系统性、有计划的意识形态诉求，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包容性和可调和性。他们不单单只关注个人或群体诉求，更关注整体或民族诉求，他们是为了促进集体而不只是追求个体利益，是为了声张普遍而不只是选择利己的利益，这种并非绝对的利己主义倾向正是政党和国家所期许的公民政治素养。

关注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还源于大学生群体所具有的政治活跃性。和其他青年群体相比而言，大学生蕴含着更为显著的政治活跃性，在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显得更为积极。其他青年群体大多接受的是不充分的教育，处于知识劣势地位，其知识体量和思想意识缺乏对政治的亲近感，他们对政治的认知和反应比较迟钝，既不具备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热情，又对网络数字空间政治参与的实际意义不抱希望。此外，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学生与其他非大学生青年群体同属于青年阶层，需要承认的是在这一阶层内部依然存在着分化。这种分化除却教育存量的区别，还体现于细微但却客观存在的次阶层差异。与其他青年群体合理的物质化特征(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相区别，大学生群体具有后物质趋向，他们在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较少关注生活或生存本身，更多关注的是生活质量或生存质量问题，对现行政治制度也抱有更高期许。一般认为，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塑造政治行为，且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深受政治文化的影响。高等学校的知识环境营造着浓厚而积极的政治文化，对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起着积极的模塑作用。大学校园及大学生所聚集的网络数字空间呈现的是参与型政治文化，使大学生在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上更为主动，因而大学生群体普遍认为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有趣且富有现实意义，具有更强的公民意识，在网络数字空间中展现出充裕的政治积极性。

“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政治行为得到合理的规制，无论‘治者’还是‘治于人者’，都能够在制度化的规范中行动。”^[11]199无论立足国家视域，还是大学生视域，都有必要对网络数字空间的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进行适度的规制。规制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第一，网络数字空间的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与大学生个体成长息息相关。政治参与作为大学生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根本地关涉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和社会性发展。“年轻一代已将社交媒体、移动媒体和自媒体等新兴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社交媒体等新形态已经由舆情的发酵地转变为舆情的发源地。”^[12]在根本意义上，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动机起源于对自我利益的关注和个人情绪的表达，然而，正是在这一不断维护自我利益和强化个人意见表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学生对社会生活、政策法规、不同阶层处境等的习惯性潜在关怀。这一过程中，大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得以深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得以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得以推进。简言之，网络政治参与为大学生提供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行为的基础训练，为他们真正进入现实政治生活和参与社会服务作了前期准备。网络数字空间的政治参与行为，是大学生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意识的动态表现，它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的参与行为表现为对更多政治权力的争取，要求政府扩大大学生群体的政治权利，消除一些社会歧视，如畅通职业渠道、消除就业歧视等。消极的参与行为通常表现为要求政府对大学生某些自以为是的“自由权利”不加干预，如一些婚恋观、学籍规定、学业规范等。“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5]网络数字空间大学生的群落聚集，起源于其共同的政治渴望和对事件的态度。在这种自由自发的政治参与行为中，若缺乏规制，大学生可能成为非理性的行动者，发生政治参与行为的失范或极端化现象，阻碍大学生成长为理性公民。

第二，网络数字空间的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行为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国家政治社会化努力的效果，也提供了预测其融入社会后政治参与的可能模式与解释。”^[13]国家赋予了大学生自由选择权和请愿权，与之伴生地要求大学生承担作为政治共同体参与者的个体责任。“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目标虽然与他们作为一个消费者、生产者和其他服务供应商所追求的目标相类似，但必须以选民、政治家、公务员(官僚)等身份来采取行动，并遵守既定的政治规则”^[11]203，公民与作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之间以交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得以联系。前提共识在于公民应当服从国家，因为国家是实现社会秩序正常运转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唯一出路。“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4]，大学生天然地承担着遵守和履行其身份责任的伦理要求。并且，只有当所有大学生都毫无保留地遵守和履行身份责任，国家的决策才能得以实施。

那么，规制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出路在哪里？

第一，要做到非权力性权威与权力性权威并重。首先，培育理性平和的网络文化，提高大学生网络政治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增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非权力性权威。“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主要不是同一的利益，而是公民教育；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力于共同的目的和联合的行动，是由于他们的公民态度和参与机制。”^[15]网络数字空间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行为，彰显的是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处于支配地位，公民处于从属地位。尽管如此，大学生对国家权力并非始终是无条件地绝对认同，而更多体现为一种“说服性认同”，大学生在认同过程中体现出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二者之间展现了“说服”与“认同”的博弈。“说服是一种功利性的沟通形态、过程和方式，言者试图改变听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8]1，而“认同”则是对“说服”的积极性反馈，“听者”展现了与“言者”预期相一致的言行。据此，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规制应重视非权力性权威的建立。应加强大学生网络伦理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感和网络责任感，塑造大学生理性平和的政治参与心态，构建文明自律的网络文化空间。开展大学生网络政治素养教育，使他们学会必要的政治理论知识，掌握基本的政治参与技能，了解规范的政治参与程序，养成良好的政治参与习惯，形成正确的政治情感态度，减少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不规范和感性化现象。开展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纷繁复杂网络言论的辨识能力，在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上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立场，能分清正误、分辨敌友，切实提高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实效。其次，探索规范制衡机制，健全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规章制度，完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力性权威。“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群体心态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参与的人数、激烈的程度和行为的方式。而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将程度不同地改变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和进程。”^[16]网络政治参与是现实政治参与的延伸，现实政治参与主要指的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综合型的政治参与渠道，是一种官方可接受的参与方式”^[17]，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启动与发展，完全由大学生依托于网络媒体自行完成，并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安排和例行批准。由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欠缺，其网络政治参与更多地停留于感性认知和理想化期待层次，易于偏离现实政治轨道，与中国国情和现实政治实践不符。“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8]应健全必要的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规范，制定相关的网络政治参与规章制度，确定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边界和范围，为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指引方向、确立标准，使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改变过去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自发自为的随机状态，不断扩大大学生的有序网络政治参与，使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在合理、可控的限度下进行。

第二，要做到渠道归化与诉求回应并行。首先，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畅通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渠道，激发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现代人本质上趋向于不满，在个人或集团发生利益或观念方面的冲突时，既要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结构性约束的存在，同时又要有巨大的缓冲力量的存在，社会才有动态的稳定。”^[19]在网络政治参与蓬勃发展的时代际遇下，政治体系用以吸纳和整合参与诉求的电子化、信息化水平应一并提高，电子政务建设势在必行。由于缺乏劳动收入，加之中国高校多数实行有偿使用的网络接入机制，使得大学生的经济水平对其网络政治参与具有一定影响。建立更为包容、开放的高校网络接入机制，吸纳更多大学生主动参与网络政治活动，成为互联网时代提高高校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旨趣主要聚焦于现行政治制度是否为大学生乃至其他群体提供了畅通而宽广的参与渠道，是否满足了大学生乃至其他群体对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现实需要。因而，畅通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渠道，在网上开辟出专属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平台和空间，打造契合大学生身心特征的政治参与网站和网页，提升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活力，切实发挥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对当代政治体系改进完善的积极作用，是当前推动大学生个体性与社会性协调发展，促进大学生顺利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路径。其次，建立线上线下衔接机制，回应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关注，维系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激情。“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20]立足效能感视域，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收获的激励不同，其效能感体验也因之不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网络技术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实现全部的现实政治功能。缺乏现实政治制度的支持与对接，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易沦为单纯的网络舆论会话，如果这种会话得不到必要的现实疏导，就会演变为泛滥的网络群体怨念或网络舆论暴力，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事件。应利用大数据技术搜集大学生网民政治意愿，分析和汇总大学生的政治诉求，开展舆情研判，主动掌握网络民意，关注大学生政治关切，让大学生在网络政治参与中有存在感、在场感和获得感，积极回应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诉求，在现实政治与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中持续维系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