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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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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刚, 侯金芹, 江兰, 等.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6): 106-11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6.013
引用本文: 赵德刚, 侯金芹, 江兰, 等.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3(6): 106-11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6.013
Degang ZHAO, Jinqin HOU, Lan JIANG,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43(6): 106-11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6.013
Citation: Degang ZHAO, Jinqin HOU, Lan JIANG, et 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7, 43(6): 106-111. doi: 10.13718/j.cnki.xdsk.2017.06.013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青少年睡眠对问题行为的影响”(31200781),项目负责人:陈祉妍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赵德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

    通讯作者: 陈祉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教授
  • 中图分类号: B844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Bidire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 摘要: 采用两个样本分别追踪父/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并探讨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父/母亲教养方式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量表,由父/母亲自评测得;外化行为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YSR),由学生自评测得;同伴关系由同伴提名获得。结果表明: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β=-0.15,p < 0.01;β=-0.28,p < 0.001),母亲的是单向的(β=-0.28,p < 0.001);两者在不同同伴关系之中差异显著(父亲△χ2=163.00,p < 0.001;母亲△χ2=185.95,p < 0.001)。结论: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同伴关系对两者的调节作用显著;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补偿父母缺乏监控、缺乏说理、严厉体罚的消极作用。总之,监控、说理、民主父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同伴关系共同决定青少年以后长期的社会适应。
  • 教师作为知识、思想、真理的传播者,灵魂、生命、时代新人的塑造者,21世纪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第一战略资源,培养中小学生核心素养的主要力量,是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基石[1]。这有赖于高质量的教师教育。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教师教育质量随着教师数量需求的逐步满足,转聚到关注质量,向结构调整转变,供给结构问题将随着供给数量的膨胀而成为焦点。“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首先是一个结构问题,是整体的质量把握。如果缺乏一个合理的结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2]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内蕴着是否具有优化合理的结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教育结构面临深刻挑战,已进入结构优化的新阶段。《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强调要以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支撑教师教育体系建设,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教师城乡结构、学科结构分布不尽合理”,针对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推进教师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措施。2018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高校区域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需要调整优化”[3]的教育改革战略举措。由此可见,在数量增长、培养质量提高之后,如果结构不合理,仍然不能实现教师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供给结构成为了衡量教师教育质量的重要尺度。而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研究,我国学者的探讨基本上囿于“教师候选人培养质量”,淡忘了作为体系的教师教育质量。教师教育质量是一种结果性存在,也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从系统整体论上看,教师教育质量包括微观的培养质量和宏观的结构质量。因此,教师教育质量是培养质量和结构质量的辩证统一,教师教育质量不只是关注具体培养单元的教师候选人的质量,更需强调作为整体体系的教师教育宏观结构质量。强调教师教育宏观结构质量意在凸显“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教师教育体系的现代转型,教师教育管理的现代变革,表达现代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体现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的质量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终身发展理念”[4]。故而,提升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当前乃至今后教师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课题。

    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由教师教育结构、教师教育质量这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术语,需要通过解析教师教育结构与教师教育质量内涵来探讨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内涵。

    结构是衡量教师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任何系统都有相应的结构,任何结构都有相应的要素。系统的结构和要素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概念。要素是结构的载体,结构是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要素根据结构来划分,不了解系统的结构便无法确定其要素。因此,结构是系统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有一定规则的相互衔接和组合。其实质就是要素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时空结构关系与相互联结关系[5]

    教师教育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由构成教师教育结构整体的教师教育要素依据一定的原则形成相对稳定的数量比例、时空结构与相互联结关系。教师教育结构在宏观上支撑并影响着国家基础教育质量,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教师教育结构,能够与基础教育结构进行耦合,满足其师资结构诉求。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耦合协调,是教师教育知识逻辑、实践逻辑与应用逻辑相结合的外在表征。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耦合协调,必然会进行内部要素结构的调整与匹配,以适应基础教育师资需求平衡。教师教育结构与基础教育的耦合协调具有时代性,随着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而变化,显现出动态演化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因此,教师教育结构是教师教育体系的“骨架”,是一个持续演进、不断完善的动态体系。教师教育结构之变,是教师教育质量效益之变,也是教师教育发展方式之变。

    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质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事物的首要属性,是事物价值与生存的起点,事物质量改进是任何组织的首要工作和永恒主题。但质量是什么却难以言说,也难以测量,甚至有人认为,质量是不可知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对质量的不同概念加以归纳提炼,逐渐形成人们公认的概念:质量是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包括产品、服务、过程和体系质量[6]。教育质量是什么?迄今人们尚未形成共识。简洁地说,教育质量是指“教育水平的高低和效果的优劣程度”[7]。用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尺度来量度培养对象,这是从教育活动内部教育者的角度来定义教育质量的符合性目标质量观,是微观视角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还需要从教育供给侧结构视角来认识宏观的教育结构质量。“教师教育质量是指教师教育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各个环节的效果和素质,具体包括教师教育机构质量、教师教育课程质量、教师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教师教育培养或培训的人才质量即教师候选人质量。”[8]教师教育质量最终内核表现为教师人才培养质量。也就是教师教育机构培养的教师候选人在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等方面形成的教育教学核心素养的高低以及达成培养目标的程度。基于教育经济学视野,这种教师教育质量观注意到了影响教育产品质量的各种活动环节质量、财物和师资质量,但是仍可能出现高质量的教育产品:教师候选人存量积压,没有中小学购买的情形,因为某些学科专业的教师已经饱和不再需要,而某些紧缺学科专业又没有高质量的教师候选人的供给。这就出现了教师教育的供需结构性失调的矛盾,即教师教育结构质量问题。

    对教师教育质量的认识,需要突显教师教育的专业特性。教师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学科专业,而是具有双专业特性,即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的融合与辩证统一。学科专业强调的是学科知识逻辑体系,需要遵循知识逻辑,旨在把学习者培养成学科专家,以解决学科知识本身的问题,为该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而教育专业强调的是教育实践问题逻辑,是基于实践、通过实践、为了实践的专业,需要遵循问题逻辑,旨在把教师候选人培养成教育实践家,以解决学科知识文化的传授和中小学生发展的问题,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因此,教师教育专业具有知识逻辑和问题逻辑辩证统一的双专业特性,否则就是非教师教育专业而变成了单纯的某一学科专业。基于知识逻辑和问题逻辑,教师教育专业还呈现出应用逻辑,即教师教育专业需要与基础教育相适应与耦合。基于此,我们认为,教师教育质量主要是指在遵循学科知识逻辑和教育问题逻辑基础上,所培养的教师候选人满足基础教育需要的程度。基础教育对教师候选人的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候选人个体专业认知、实践智慧、职业情感和创新能力的需求,即培养质量;二是对教师候选人供给结构的需求,即结构质量。培养质量关注教师候选人个体学科知识素养和教育教学问题解决素养的水平高低和优劣程度,结构质量关注的是教师候选人供给结构比例是否合理、优化的问题。教师教育质量不能只是单纯地关注教师候选人个体培养质量而忽视其结构质量,教师教育必须提升供给侧结构性质量,从而实现教师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师范教育数量保障制度已经不能反映现在教师教育的发展要求,教师供给已经从总量紧缺向结构性过剩转变。”[9]教师社会需求结构质量存在十分突出的矛盾。目前我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不是数量规模而是结构质量,结构性数量短缺成为我国教师队伍供给的重大疑难问题。

    已有教师教育质量研究主要聚焦于微观层次上的教师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当前必须从宏观层面塑造分层分类的结构有机的教师教育体系[10]。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教育结构调整是教育质量提高的重要方略[11]。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教师教育供给质量提升和推进教师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路径。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指整个国家或地区教师教育与国家或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相互适应的关系,即教师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是否一致,或者基本相适应。也就是说,它们之间契合度越高,结构质量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提升的根本要求是满足人民对优质多元的教师教育选择的需要,即满足人民满意的教师教育结构需要。教师教育系统结构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开放性、适应性、发展性和灵活性,其规模和结构之间的张力需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诉求来不断地调整。就目前而言,我国教师教育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

    基于上述概念内涵的逻辑分析,借鉴高等教育结构大致可以分为区域、层次和科类等宏观结构,以及学科专业等微观结构理论[12],我们认为,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在遵循学科知识逻辑与教育问题逻辑基础上,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区域、类型、层次和专业结构满足国家基础教育需求的程度,是教师教育系统整体供给结构与国家基础教育、中职教育、特殊教育需求结构的契合程度。教师教育结构质量需要通过需求结构的外在机制刺激、倒逼供给侧结构的改革优化,因而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事物的特征也即是事物的基本属性,通过对事物基本属性的剖析,有助于全面掌握和深入理解事物的现实样态与深刻本质。根据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内涵,我国教师教育结构质量具有整体多样性、开放适应性、发展灵活性等基本特征。

    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整体多样性特征可通过其本身的构成进行分析。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整个教师教育系统的质量,是一种整体质量,涉及教师教育区域结构质量、类型结构质量、层次结构质量和专业结构质量四个要素,它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一种结构质量的失衡与失调,会导致整个教师教育结构的不和谐。不同的结构表现出不同的质量衡量标准,具有多样性。同时,它们又是一个整体,离开了整体,部分就失去了它作为整体的部分质量,因而具有整体性,这样,教师教育结构质量便具有整体多样性。基于此,我们应树立整体性的多样质量观。教师教育结构的整体多样性主要通过优化区域空间分布结构、创新类型结构、上移层次结构和调整专业结构来实现。

    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整体多样性还可以从基础教育需求的整体多样性进行考查,即教师教育结构能否在整体上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全面深化改革、基础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高考学科组合方式的多样化改革,教师教育面对的基础教育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表现出个性化的指向。尤其是不同区域的中小学对教师教育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些需求既有纵向层次的差异,也有横向类型、专业的不同。需求的差异性和个性化带来了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标准的多样性。站在结构质量的视角,要分清不同中小学的需求,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对教师教育结构多样化、个性化的价值需求。教师教育除了遵循其本身应有的知识逻辑和问题逻辑,还需凸显其应用逻辑,以满足基础教育千差万别的师资需求。所以,当前教师教育结构质量必然呈现出多样性的整体趋势,这一趋势随着不同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仍将继续。

    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开放适应性主要表现在摄入和输出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教师教育随着国家与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需求的变化不断汲取最新信息,调优结构要素配置,从而积极应对与适应它们的需求变化。后者是指基于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的科学研判,教师教育通过整体结构优化所提供的教师教育服务、适应、满足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需要。这种适应满足主要体现在学历学位层次需要、学段数量比例需要、学科专业结构需要和区域结构需要方面。只有在摄入和输出两方面适应满足社会需求的教师教育结构,才能形成整体和谐的高质量的教师教育结构。教师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即使学富五车,相当“合格”,但不是基础教育所需要的专业与学历层次,那么这样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结构质量显然是不高的,反而是教育资源的浪费,因而教师教育应当秉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有机统一的原则。

    当前,我国中小学对教师教育存在着高结构性需求,主要表现在高学历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这种高结构性需求自然也就决定了教师教育的发展必须摄入中小学现实发展需求信息并输出相应的服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历史性的,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因为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教师随着时代而不断地变化,教师教育结构需要根据需求的变化主动进行动态调整,最大可能地适应基础教育需求就成为必然,以提高教师教育结构对基础教育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21世纪,人们将“发展”作为质量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样的质量观具有历史感和现实感。质量观深厚的历史感凸显在人们对质量认识的“向上兼容性”上,每个时代的质量观皆以历史的尺度去批判审视过去所有的质量观,汲收其积极成果。如:大众化教师教育时代的质量观可以涵括乃至并存精英教师教育时代的质量观,普及教师教育时代的质量观也可以包蕴精英化、大众化时代的教师教育质量观,表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发展性。同时,质量观也从不是基于质量观的历史推演而发展,而是人们“质量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这就是质量观的“时代容涵性”所体现出的“强烈现实感”。现实的多样具体性,呈现出了质量观的发展灵活性。质量观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透过教师教育结构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特征得以实现,即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发展灵活的逻辑特征。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演进不能隔断历史的脉络,也不能抛离现实的诉求。教师教育结构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演进的逻辑系统,通过与外部逻辑系统的信息、能量和物质的耦合,得以发展。这也体现了教师教育产品外在价值规律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基础教育需求决定教师教育产品的供给与配置,即教师教育产品的区域布局、层次、类型和专业结构与基础教育需求相适应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随着基础教育各要素的变化发展必然引起教师教育结构的变化。例如,当前学前教育专业招生数量扩充、层次结构提升、参与培养的院校类型的多样等教师教育结构的变化均由幼儿园所需教师结构的发展变化所决定。配比适当、结构匀称是发展性的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终极依归。教师教育结构质量将超越过去、顺应现实,随着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需求而变化,不再是一个封闭固化的结构,展露出一个发展的、开放的和灵活的结构系统。

    教师教育结构发展质量观具有三重含义:一是以教师教育结构发展为核心。要振兴教师教育,就需要加强教师教育体系结构建设,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教师教育结构体系。当前我国教师教育结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提升培养规格层次,“为义务教育学校培养本科层次教师,为普通高中培养研究生层次教师……为幼儿园培养专科以上学历教师”[13]。二是通过发展的手段来解决教师教育结构优化过程中的问题。三是教师教育结构质量观本身就是发展变化的,不能固守封闭的观念。

    要树立发展的、灵活的教师教育结构质量观,在教师教育规模快速增长时期,需要关注教师教育供给结构问题。教师教育结构与基础教育所需师资结构是否耦合协调发展,是衡量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是否提升的标准。通过教师教育供给结构改革去适应和引导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变革,是教师教育应尽之责和价值引领。未来教师教育结构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要充分抓住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及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战略机遇期,通过优化空间区域布局结构、提升层次结构、发展类型结构和调优专业结构,以解决教师教育供给结构与人民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问题。

    教师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实现教师教育供给结构的整体优化,构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促进教师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满足人民对优质多元的教师教育的选择需要。教师教育结构质量问题直接影响着基础教育师资配置的结构问题,高质量的教师教育结构是基础教育师资配置合理性、均衡性的前提保障,有利于实现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优质均衡和可持续性。然而,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师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严重,主要体现在城乡、地区、校际和科际失衡四个方面[14]。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看,教师教育属于服务类公共产品[15],服务并满足基础教育发展的师资需要是教师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和根本动力。教师教育产品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教师教育的内在价值意指教师候选人接受了教师教育后所获得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职业情感和实践智慧,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才培养质量。教师教育产品外在价值意指满足外在市场需求,即满足基础教育师资的不同需要,体现教师教育的应用逻辑。教师教育产品的供给与配置即教师教育外在价值实现,反映的是教师教育的区域、层次、类别、专业结构与基础教育相适应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规律。由此,教师教育结构质量要素大致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分布结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微观的专业结构。这样,我国教师教育体系结构质量需要通过区域整体优化、类型差异协调、层次上延、调整专业设置的系统化提升。

    教师教育区域结构是不同地区的教师教育的分布状态,包括院校层次区域分布、类型区域分布和专业区域分布。教师教育在不同区域布局是否合理影响着该区域的基础教育质量。它既关涉教师教育区域发展优质均衡问题,又影响着本地区基础教育质量提升问题。因此,应充分考虑教师教育的不同区域分布和当地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诉求,确保与地方基础教育发展要求相契合。不同区域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即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对教师结构需求各不相同的现实,决定了不同区域的教师教育供给结构的调整优化的方向也不尽相同。

    目前我国教师教育区域供给结构现状是东、中、西部地区的教师教育院校分布不均衡,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建立起了高质量的师范院校体系,而西部的部分省份还没有建立起较为合理的师范院校体系,布局结构不甚合理,参与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中,依然呈现出东多西少的状况[16]160-166。教师教育发达地区主要应加强人才培养质量,而教师教育落后地区不仅教师教育规模小,并且学历培养层次低,应在提升培养层次的同时扩大培养规模并完善专业设置,使学科专业设置及培养层次在区域间协调互补,促使各区域教师教育与区域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实现科学合理的区域布局。在国家“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幼师缺口将会增大,因此,可以在西部地区,增设独立的幼儿师范专科学校。有学者主张中职幼儿教师教育应逐渐淡出[17]。中东部地区增设独立的幼儿师范学院,这既可以提高幼师培养的层次质量,又可以优化区域教师教育的类型分布。各省市应建立师范大学、学院、专科层次的教师教育体系。根据区域基础教育分布结构确定教师教育区域结构。而当前教师教育区域结构不尽合理,西藏、宁夏没有师范大学;贵州、云南、青海、海南、河南、河北、湖南、山西、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仅有1所师范大学;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辽宁、四川、湖北、山东等有2所师范大学;江西、吉林有3所师范大学;安徽有4所师范大学;显然,分布不太合理。因此,在教师教育振兴背景下,需要基于公平理念下的优质均衡发展,每个省区市应有一所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均衡推进教师教育发展,以促进教师教育区域发展振兴,共享教师教育发展成果。这也有助于区域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教师教育类型结构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参与教师教育的院校类型结构。在教师教育开放化后,当前我国教师教育形成了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非师范院校,尤其是综合院校共同参与的开放灵活的结构体系。在这个院校类型结构体系中,参与教师教育的非师范院校数量高于师范院校,“截至2016年6月底,举办教师教育的高等师范院校189所,非师范院校338所,主要分为三类:师范院校、综合院校、职业院校,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广播电视大学等。这种过于庞杂的培养机构容易导致办学秩序混乱、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18]。综合院校和职业院校已超越过去以师范院校为主而成为教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院校类型结构质量不高,与现代教师教育体系的高质量特征是不相适应的。二是指教师教育学位类型结构。学位类型是按照不同学位的特征所形成的种类,在教师教育领域中存在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三个层次。在实践中,有较多的教师候选人没有取得学位,这主要集中在专科层次的教师教育中。教师培养主要表现在中职、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在幼儿园教师的培养中还存在中职、大专层次,小学教师的培养还存在专科层次。在研究生教师教育层次上,学位类型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学位,表现为教育学硕士和教育硕士;教育学博士和教育博士。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又划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和博士两类。学术型学位主要侧重于教师教育理论研究,专业型学位侧重于教师教育专业实践研究。由于这几种类型教师候选人的培养方式、年限和课程设置等的差异,造成他们在知识结构、研究能力素养以及专业精神上存在差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教育对教师类型需求不再只是单纯知识传授型的教师,他们对研究型的具有硕博士学位的教师候选人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我国教师教育研究生结构比例中,教师教育专业型学位比例远低于学术型学位,即教育硕博士比例偏低。学术型硕士、博士的招生数量高于专业型硕士、博士的招生数量,从这个角度来看,学位层次类型结构质量也不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增加教育硕士、教育博士招生计划[1]。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有较多的中小学校开始优先选用教育硕士、教育学硕士毕业生乃至博士毕业生。因此,大力发展教育硕、博士研究生教育,扩大专业学位招生规模,以满足国家教育政策与现实教育实践对提升教师教育研究生类型结构的需要。

    教师教育的层次结构是指教师教育的纵向层级,即教师教育要素层次体系。不同层级的教师教育专业入学条件与修业年限、培养目标与规格、课程设置、毕业要求是不同的,在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导师队伍、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支持条件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故而,其质量也是有层次性的,有合格层次和卓越层次之别。教师教育层次结构包括学历、学位和院校三方面层次结构。关注教师教育层次结构质量旨在探寻层次结构的协调均衡,以适应国家不同发展区域基础教育发展对多层次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中小幼教师候选人的需求。教师教育层次结构质量高低主要是看教师教育层次之间比例是否合理,是否与基础教育发展的动态发展变化相适应。

    在院校层次上,1996年教育部提出师范教育要从三级向二级过度,即在学历层次上从中专、大专、本科提升到大专、本科。然而,目前在我国各区域经济、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背景下,教师教育在学历层次反而出现了“中职、大专、本科、研究生”[19]四个层次。中职层次主要培养幼儿教师以满足经济发展落后的边远乡村幼儿园的需要。研究生层次主要是满足经济发达城市的基础教育的需求,是我国教师教育的最高层次,包括硕、博士两个层次。在国家社会经济和基础教育大力发展背景下,这种“四层级”的教师教育体系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G省就明确提出分层分类的教师教育结构,小教和学前师资主要通过普通师范专科学校来培养,初、高中和中职师资主要通过普通师范本科院校和举办师范教育的综合性本科高校来培养[20]。不同层次教师候选人培养要求不一样,以满足不同地区基础教育的不同需要,应该有一定的人才构成梯度结构。如果教师候选人层次不能满足国家整个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显然,这样的教师教育质量是不高的。所以,教师教育培养不同层次不同标准的教师候选人以满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同需求,是教师教育适应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是,在教师教育振兴和国家主体功能区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需要提升教师教育体系层次和培养规格层次。为幼儿园培养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为义务教育学校培养本科层次的教师,为普通高中培养研究生层次的教师。这就需要把教师教育层次结构提升到大学层次,从源头上提升教师候选人供给层次。教师教育大学化,是教师教育层次结构质量与教师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教师教育大学化层次结构质量为《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所预设的“提升培养规格层次”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教师教育专业结构是指教师教育系统中不同学段、学科、层次、区域的专业构成比例关系。与国际教师教育专业设置相比,我国教师教育专业设置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征,尤其是我国初高中教师专业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中学开设的学科设置的,其他专业依据学段名称设置,如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特殊教育专业、职业教育专业,学段与中学学科直接决定了我国教师教育专业结构的基本框架。从整体上看,我国教师教育专业结构可以分为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心理健康等专业[16]171-180。教师教育专业结构决定了教师候选人学科知识逻辑素养与教育问题逻辑素养结构,又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基础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结构的不同需求。我国教师教育专业设置的学段、学科及其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优化,制约着教师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师教育培养的各专业教师候选人与不同区域基础教育学校对教师候选人的专业需求结构的契合度是教师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质量的判断标准。它们之间能否有效对接是衡量教师教育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的重要标尺。从学段上看,我国幼教、特教和中职师资比较缺乏;从学科专业上看,小学全科型师资较少,音体美学科的师资不足;从基础教育改革、高考改革来看,生涯发展师资、STEAM课程师资、综合实践课程师资和人工智能师资比较奇缺。基于此,教师教育专业结构需要根据学段需求、学科要求以及改革诉求来进行优化调整,以满足教师候选人需求结构变化对教师教育专业结构提出的要求,从而提高教师教育专业结构质量,体现出教师教育结构质量的“时代容涵性”。这表明,教师教育学科专业不是封闭固化的,需要基于基础教育学段、学科师资结构需求进行动态调整,基础教育的师资需求结构是教师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实践驱动力”。这就需要加强对基础教育师资需求变动信息的监测与供给,教师教育组织需要建立主动适应和契合基础教育师资结构需求的观念和机制,这就是教师教育结构质量发展体现出的强烈现实感。这样就可以通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达成《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预设的“改善教师资源供给”的目标任务。

  • 图 1  结构方程模型

    表 1  模型拟合指数

    Model χ2(df) χ2(△df) CFI TFI RMSEA
    父亲 189.68(30) - 0.97 0.94 0.02
    自由估计 320.16(150) - 0.94 0.89 0.02
    限定相等 483.16(230) 163.00(80)*** 0.91 0.89 0.02
    母亲 250.07(30) - 0.96 0.92 0.03
    自由估计 339.50(150) - 0.93 0.88 0.02
    限定相等 525.45(230) 185.95(80)*** 0.90 0.88 0.02
    注:*p<0.05,**p<0.01***,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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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结构方程模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a b c d
    父亲 0.64*** -0.15** -0.28*** 0.67***
    母亲 0.53*** - -0.28*** 0.66***
    父亲-欢迎 0.54* - -0.29* 0.69***
    父亲-普通 0.62*** - -0.34** 0.70***
    母亲-欢迎 0.45*** - -0.33* 0.64***
    母亲-争议 - - -0.63** 0.96***
    母亲-忽视 0.92*** -0.49** -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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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王丽, 傅金芝.国内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 2005, 13(3):298-304. doi: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LXD200503006.htm
    [2] FARRINGTON D P. Childhood origins of antisocial behavior[J].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005, 12(3):177-190. doi: 10.1002/(ISSN)1099-0879
    [3] 杨敏齐, 韩鹏, 杨晓辉.精神病态的家庭风险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8):1258-1268. doi: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LXD201408006.htm
    [4] VAN LIER P A C, VITARO F, BARKER E D, et al. Peer victimization, poo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the link between childhood externalizing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J]. Child Development, 2012, 83(5):1775-1788. doi: 10.1111/j.1467-8624.2012.01802.x
    [5] doi: https://www.safetylit.org/citations/index.php?fuseaction=citations.viewdetails&citationIds%5b%5d=citjournalarticle_260739_38 OLSON S L, SAMEROFF A, KERR D C R, et al. Developmental foundations of externalizing problems in young children:the role of effortful control[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5, 17(1):25-45.
    [6] doi: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1393651?access_num=11393651&link_type=MED MOFFITT T E. Childhood predictors differentiate life-course persistent and adolescence-limited antisocial pathways among males and females[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001, 13(1):355-375.
    [7] doi: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0604397 GARDNER F, SONUGA-BARKE E, SAYAL K. Parents anticipating misbehaviour:An observational study of strategies parents use to prevent conflict with behaviour problem children[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1999, 40(8):1185-1196.
    [8] LAHEY B V H, CA. D'ONOFRIO, BM. RODGERS, JL.WALDMAN, ID. Is parental knowledge of their adolescent offspring's whereabouts and peer associations spuriously associated with offspring delinquency?[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8, 36(6):807-823.
    [9] ROCHE K M, AHMED S, BLUM R W. Enduring consequences of parenting for risk behaviors from adolescence into early adulthood[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08, 66(9):2023-2034. doi: 10.1016/j.socscimed.2008.01.009
    [10] RABY K L, LAWLER J M, SHLAFER R J, et al. The interpersonal antecedents of supportive parenting: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 from infancy to adulthood[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5, 51(1):115-123. doi: 10.1037/a0038336
    [11] TILTON-WEAVER L C, BURK W J, KERR M, et al. Can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eer management reduce the selection or influence of delinquent peers? testing the question using a dynamic social network approach[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3, 49(11):2057-2070. doi: 10.1037/a0031854
    [12] IRELAND T O, SMITH C A, THORNBERRY T P. Developmental issues in the impact of child maltreatment on later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J]. Criminology, 2002, 40(2):359-399. doi: 10.1111/crim.2002.40.issue-2
    [13] LANSFORD J E, MILLER-JOHNSON S, BERLIN L J, et al. Early physical abuse and later violent delinquency:a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study[J]. Child Maltreatment, 2007, 12(3):233-245. doi: 10.1177/1077559507301841
    [14] PARDINI D A, FITE P J, BURKE J D.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onduct problems in boys from childhood to adolescence: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ge and african-american ethnicity[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8, 36(5):647-662. doi: 10.1007/s10802-007-9162-z
    [15] KERR M, STATTIN H, OZDEMIR M. Perceived parenting style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revisiting directions of effects and the role of parental knowledge[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48(6):1540-1553. doi: 10.1037/a0027720
    [16] DE HAAN A D, SOENENS B, DEKOVIC M, et al. Effects of childhood aggression on parenting during adolescence:the role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2013, 42(3):393-404. doi: 10.1080/15374416.2013.769171
    [17] CRISS M M, PETTIT G S, BATES J E, et al. Family adversity, positive peer relationships, and children's externalizing behavior: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on risk and resilience[J]. Child Development, 2002, 73(4):1220-1237. doi: 10.1111/cdev.2002.73.issue-4
    [18] 赵景欣, 申继亮, 张文新.幼儿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与同伴接纳之间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1):1-6. doi: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LFZ200601000.htm
    [19] HOEVE M, DUBAS J S, EICHELSHEIM V I,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and delinquency: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09, 37(6):749-775. doi: 10.1007/s10802-009-9310-8
    [20] GE X, BEST K M, CONGER R D, SIMONS R L.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the occurrence and co-occurrence of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nduct problem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32(4):717-731. doi: 10.1037/0012-1649.32.4.717
    [21] 王润程, 王孟成, 高一点, 等.Achenbach青少年自评量表(2001年版)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6):977-980. doi: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LCY201306028.htm
    [22] 辛自强, 孙汉银, 刘丙元, 等.青少年社会行为对同伴关系的影响[J].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3, 19(4):12-16. doi: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XLFZ200304003.htm
    [23] doi: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6826981 CUI N, XUE J, CONNOLLY C A, et al. Does the gender of parent or child matter in child maltreatment in China?[J]. Child Abuse & Neglect, 2016, 54(1):1-9.
    [24] 戴维·谢弗. 社会性与人格发展[M]. 陈会昌, 等译.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2: 93.
    [25] DARLING N, 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3, 113(3):487-496. doi: 10.1037/0033-2909.113.3.487
    [26] 林莉, 侯玉波.学习不良儿童的家庭环境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3(6):32-36. doi: http://youxian.cnki.com.cn/yxdetail.aspx?filename=JYGN201720016&dbname=CJFDPREP
    [27] VOORT A V D, LINTING M, JUFFER F,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behavior:longitudinal effects of maternal sensitivity and child inhibition[J]. J Youth Adolesc, 2014, 43(4):528-540. doi: 10.1007/s10964-013-9976-7
    [28] PINQUART M. Associations of parenting dimensions and styles with externalizing problem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an updated meta-analysis[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7, 53(5):873-932. doi: 10.1037/dev0000295
    [29] LADD G W. Peer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competence during early and middle childhood[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9, 50(50):333-359.
  • 期刊类型引用(9)

    1. 王玲. 民族地区教师教育体系特色化建设:制度逻辑、问题观照及实践理路. 教师教育论坛. 2024(05): 8-16 . 百度学术
    2. 王红,闫巧.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师教育质量观的演变、问题及策略.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5): 30-43+207 . 百度学术
    3. 王学,喻如风. 中国教师教育的发展历程、经验及展望. 教育学术月刊. 2023(07): 29-36 . 百度学术
    4. 李艳灵,刘毅玮. 新时代专业认证背景下我国教师资格认证改革省思——基于对西方国家职前教师培养及教师资格认证的考察.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 2022(06): 121-127 . 百度学术
    5. 于天傲,王正青. 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实践及发展取向——基于欧盟特殊教育与全纳教育发展署研究. 教师教育学报. 2022(06): 104-114 . 百度学术
    6. 温虹,冯永刚. 我国中小学师资配置建设:回溯、成就与展望.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35): 29-34 . 百度学术
    7. 马福全. 地方高校教师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思考. 教师教育学报. 2021(01): 119-126 . 百度学术
    8. 左崇良. 质量保障视域中卓越教师培养的理论与实践. 中学物理. 2020(13): 16-20 . 百度学术
    9. 李森,郑岚,张姝,王天平. 教师教育教学质量指标体系及模型建构.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6): 82-90+212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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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6-11-20
  • 刊出日期:  2017-11-01

教养方式与外化行为双向影响的追踪研究

    通讯作者: 陈祉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教授
    作者简介: 赵德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大学, 硕士研究生
  •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 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8
  •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青少年睡眠对问题行为的影响”(31200781),项目负责人:陈祉妍

摘要: 采用两个样本分别追踪父/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并探讨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父/母亲教养方式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量表,由父/母亲自评测得;外化行为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YSR),由学生自评测得;同伴关系由同伴提名获得。结果表明: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β=-0.15,p < 0.01;β=-0.28,p < 0.001),母亲的是单向的(β=-0.28,p < 0.001);两者在不同同伴关系之中差异显著(父亲△χ2=163.00,p < 0.001;母亲△χ2=185.95,p < 0.001)。结论: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同伴关系对两者的调节作用显著;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补偿父母缺乏监控、缺乏说理、严厉体罚的消极作用。总之,监控、说理、民主父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同伴关系共同决定青少年以后长期的社会适应。

English Abstract

  • 父母教养方式不但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学业成绩,更能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品德的完善及人格的发展[1],剑桥大学犯罪研究所的Farrington发现不良的教养方式(如,忽视、专制、监管过严、体罚儿童、虐待儿童、对孩子态度冷淡)显著预测青少年以后的外化行为[2]。国内杨敏齐的研究也发现,低水平的父母关怀与共情、不一致教养、体罚儿童、虐待儿童是青少年精神病态特质的预测变量[3]

    外化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是对成人或同伴表现出冲动性、不顺从、非社会化的行为,包括生气、攻击、违纪、敌意、偷窃、毁物等[4]。它与自身过低的自我调节能力有关,对个体的社会交往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不良,包括学业的失败、被同伴拒绝、与他人的冲突等,从而使儿童、青少年处在危险之中[5]。Moffitt对新西兰1 037名3~18岁儿童纵向研究发现,个体外化行为的发展轨迹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终生发展轨迹(life-course-persistent path),少数个体遵循该轨迹,男女比例为10:1,其行为是稳固的、持久的,延续一生。具有家族聚集作用,不到6%的家庭成员产生了社会中一半的少年犯[2];第二类是青春期高发轨迹(adolescence-limited path),大多数个体遵循该轨迹,男女比例为1.5:1,其行为是暂时性的、情景性的,仅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多因素造成青春期外化行为的急剧增加,如,青少年对反社会行为的不成熟模仿,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等[6]

    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青少年的外化行为。积极的教养方式,比如监控、说理、赞扬[7]、陪儿童共进晚餐、积极参与儿童的活动等积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较低的违纪、攻击行为和危险行为正相关。Lahey等人对美国6 111名14~22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监控除了能预测5、6岁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2年级外化行为的减少以外,还能预测12~15岁青少年一两年后违纪行为的减少[8]。美国儿童健康研究所对美国1 500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对于女孩来说,12~14岁较高的家庭亲密性可以减少其在13~15岁时的逃课行为、19~21岁时的辍学行为以及过早的性行为;对于男孩来说,13~15岁较多的家庭亲密性、父母监控可以减少其19~21岁时的酗酒行为以及过少的性伴侣[9]。Raby等人对113名美国青少年研究发现,在儿童3岁之前,母亲敏感的养育行为可以预测其6~16岁时更妥当的社会同伴交往能力,也可预测其23岁时信任、忠诚、关心、共享快乐、积极的恋人关系,及32岁时的支持性教养[10]

    而缺乏监控、缺乏交流、体罚等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不良、违纪、结交不良同伴及物质滥用[11]正相关。Smith对1 000名美国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11岁及以前受过严厉体罚的儿童在14~15岁的暴力行为较高,而在12~17岁及从0~17岁遭受父母严厉体罚的青少年以后的问题行为更为严重,会出现更高的暴力行为,比如街头犯罪(偷盗、抢劫)及大麻、可卡因的使用等[12]。Lansford对574名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5岁之前被体罚的儿童,将来变成暴力或非暴力少年犯的概率会增加,更易辍学,更可能在工作中被炒鱿鱼及非婚生育[13]

    同时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外化行为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如,Burke等人对3 436名美国男孩研究发现,青少年品行问题可以预测半年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减少,父母在教养子女上会产生恐惧心理[14]。Kerr对978名13~14岁的瑞典青少年发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可以预测父母两年后教养方式的改变[15]。Prinzie对602名比利时6~9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攻击行为可使8年后父母愤怒、沮丧、刻薄等教养方式及心理控制的增加、温暖教养方式的减少[16]

    上述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存在着双向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双向影响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Criss对585名美国儿童研究发现,1年级良好同伴关系可以把不良家庭环境的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高家庭压力、单亲家庭、父母严厉惩罚)减弱或消除,是处在危险边缘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当儿童有较宽的朋友圈子,能被同伴所接受,即使是处于不良的家庭环境中,他们在2年级时的外化行为也不明显[17]。赵景欣等人对中国424名14岁的留守儿童研究发现,同伴接纳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具有补偿作用[18]。Hoeve的研究认为:父亲的低支持教养行为比母亲的低支持教养行为对青少年的伤害更大,可是在教养方式的文章中,关注父亲的只占20%[19]。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追踪研究分别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双向影响机制,并探讨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区域选取九个城市(北京、杭州、乌鲁木齐、焦作、本溪、沈阳、泉州、庆阳和武汉)选取样本,有效保证了样本的全国代表性。2008年对样本进行第一次测量(T1),由于升学所致的样本流失,2009年第二次测量(T2) 的追踪率为75.23%。剔除无效被试,父亲参与调研的青少年有296人,46%为男生,年龄15.22±1.73。母亲参与调研的青少年有590人,45%为男生,年龄为15.01±1.89。

  • 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Iowa Youth and Families)中父母监控、说理和严厉惩罚教养项目,共有试题11项。采用Likert 5点评分(0=从不,4=总是)。监控、说理分值越高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越积极,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0.83;严厉惩罚分值越高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6~0.69,该信度与在非裔美国人中的测量相似,已被广泛使用[20]

  • 采用Achenbach 2001年修订的青少年自评量表(Youth Self Report,YSR)中违纪行为与部分攻击行为项目,共有试题19项。采用Likert 3点评分(0=没有,2=常常),受测者回答最近半年以上行为的频率,分值越高表示外化行为越严重,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0.75,信度良好[21]

  • 采用同伴提名法让他们选出自己在班内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3个同学,然后,将每个学生所获得的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提名数除以班级的总人数并标准化得到Z分数,积极提名(ML)Z分数与消极提名(LL)Z分数的差为该生社会喜好(SP)分数,之和为该生社会影响(SI)分数。在此基础上将被试的社交地位分成五组:受欢迎组(SP>1,ML>0,LL<0)、被拒绝组(Sp<-1,ML<0,LL>0)、被忽视组(SI<-1,ML<0,LL<0)、有争议组(SI>1,ML>0,LL>0)、和普通组(所有其他青少年)。以往的研究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高[22]

  • 采用SPSS23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采用AMOS23对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和多群组分析。

  • 对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由估计,模型拟合尚可(表 1),由表 2可知: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影响是双向存在的。父亲一轮的积极教养显著预测青少年二轮的外化行为的减少(β=-0.15,p<0.01);青少年一轮的外化行为显著预测父亲二轮积极教养的减少(β=-0.28,p<0.001)。然后按照同伴关系分组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图 1),将各个组路径系数限定相等,卡方值变化显著(△χ2=163.00,p<0.001)(表 1),说明:该关系在不同群组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对于普通组来说,青少年外化行为会导致1年后父亲消极教养的显著增加(β=-0.34,p<0.01),而对于欢迎组来说,这种增加的效应要弱得多(β=-0.29,p<0.05)(表 2),但对于被忽视组、被拒绝组、有争议组来说,却没有影响。

  • 对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由估计,模型拟合尚可(表 1)。由表 2可知: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影响是单向的,青少年一轮外化行为显著预测母亲二轮积极教养的减少(β=-0.28,p<0.001)。然后按照同伴关系分组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图 1),将各个组路径系数限定相等,卡方值变化显著(△χ2=185.95,p<0.001)(表 1),说明:该关系在不同群组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对于有争议组来说,青少年外化行为会导致母亲1年后消极教养的显著增加(β=-0.63,p<0.01),而对于欢迎组来说,这种增加的效应要弱得多(β=-0.33,p<0.05),对于被忽视组来说,母亲积极的教养会导致1年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减少(β=-0.49,p<0.01)(表 2),对于被拒绝组、普通组来说,却没有影响。

  • 在本研究中,父亲积极教养方式显著预测青少年下一年外化行为的减少,青少年外化行为显著预测了父亲下一年消极教养方式的增加,即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关系是双向的;而母亲的是单向的,青少年外化行为仅显著预测了母亲下一年消极教养方式的增加。这与刘江红的研究一致,他认为:母亲比父亲采用了更多的心理控制和体罚的消极教养[23]。为什么青少年外化行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预测更为有效?第一,生物生态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自我、独立意识的高涨、辩证逻辑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青少年受同伴、血亲、青年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大,青少年与父母的互动模式逐渐由父母主导变为平等交流[24]。第二,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升高会损伤亲子互动中父母的关系需求、能力需求和自主需求,而这些心理需求的未满足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16]。为什么在被忽视组中,母亲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一年后的外化行为的减少?根据依恋理论,冷漠的、严厉惩罚、虐待子女的父母既提供爱的源泉,又提供伤害的源泉,使青少年持久地处在一种混乱的、困惑的、焦虑的状态,这种不安全感会造成青少年多种多样的行为问题,而积极的教养方式刚好相反[13]

  • 在本研究中,尽管欢迎组青少年外化行为导致父母下一年缺乏监控、缺乏说理、严厉惩罚消极教养的增加,可是良好的同伴关系抵消了不良家庭的负影响,缺少监控(对孩子所表现的行为不敏感、不警觉、极端宽松)、缺少说理(很少向青少年解释为什么要遵守这些社会规则,与孩子沟通堵塞)、严厉体罚(采用惩罚、贬损、批评、对青少年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控制)[25],都会造成青少年的低自尊及较低的人际胜任力,儿童、青少年除了学业不良以外[26],还会表现出社交退缩行为[27]或攻击性行为[28]。Criss认为良好同伴关系可以弥补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首先,替代作用。儿童拓展不同类型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同伴的关系)用来满足儿童不同类型的需求,当一种类型的关系不能满足儿童某种类型需要的时候,儿童倾向于寻找另一种类型的关系来弥补这种需要的空虚,处在家庭逆境中的儿童会拓展朋友圈或加强与好朋友的交流,代替家庭提高自尊、社会技能、学业水平。其次,缓冲作用。从儿童角度来讲,在家里受到父母的责骂和体罚,随着负性体验的积累,他们的外化行为有增加的苗头,在社会上,好朋友和好朋友的父母及时告知儿童,他们对某种情境的理解和行动是不恰当的;从父母角度来讲,通过同伴,父母们之间会有更多的接触,学到更多养育儿童、处理配偶关系的积极策略。再次,指导作用。同伴之间的互动可以发展出儿童与老师、学校的特殊联系,通过学校的支持、教师的指导,儿童的外化行为会得到抑制[17]。因此同伴交往、互动对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和社会化的发展绝对必要,同时哈洛也发现,由母亲抚养大但被剥夺同伴关系的恒河猴,不会发展出必要的社会交往技能[29]。可见,除父母缺少监控、说理、严厉惩罚、虐待教养方式外,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剥夺同样会导致个体遵循非正常的发展轨迹。总之,监控、说理、民主父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同伴关系共同决定青少年以后长期的社会适应。

  • 本研究在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父亲与母亲来自不同的样本,缺乏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直接比较分析。其次,本研究仅有两轮数据,缺乏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可能忽视了发展的转折点,未来的研究宜采用更长的追踪策略考察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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