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
-
父母教养方式不但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学业成绩，更能影响儿童、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品德的完善及人格的发展[1]，剑桥大学犯罪研究所的Farrington发现不良的教养方式(如，忽视、专制、监管过严、体罚儿童、虐待儿童、对孩子态度冷淡)显著预测青少年以后的外化行为[2]。国内杨敏齐的研究也发现，低水平的父母关怀与共情、不一致教养、体罚儿童、虐待儿童是青少年精神病态特质的预测变量[3]。
外化行为(externalizing behavior)是对成人或同伴表现出冲动性、不顺从、非社会化的行为，包括生气、攻击、违纪、敌意、偷窃、毁物等[4]。它与自身过低的自我调节能力有关，对个体的社会交往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不良，包括学业的失败、被同伴拒绝、与他人的冲突等，从而使儿童、青少年处在危险之中[5]。Moffitt对新西兰1 037名3~18岁儿童纵向研究发现，个体外化行为的发展轨迹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终生发展轨迹(life-course-persistent path)，少数个体遵循该轨迹，男女比例为10:1，其行为是稳固的、持久的，延续一生。具有家族聚集作用，不到6%的家庭成员产生了社会中一半的少年犯[2]；第二类是青春期高发轨迹(adolescence-limited path)，大多数个体遵循该轨迹，男女比例为1.5:1，其行为是暂时性的、情景性的，仅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多因素造成青春期外化行为的急剧增加，如，青少年对反社会行为的不成熟模仿，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等[6]。
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青少年的外化行为。积极的教养方式，比如监控、说理、赞扬[7]、陪儿童共进晚餐、积极参与儿童的活动等积极的教养方式与儿童较低的违纪、攻击行为和危险行为正相关。Lahey等人对美国6 111名14~22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监控除了能预测5、6岁儿童从幼儿园到小学2年级外化行为的减少以外，还能预测12~15岁青少年一两年后违纪行为的减少[8]。美国儿童健康研究所对美国1 500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对于女孩来说，12~14岁较高的家庭亲密性可以减少其在13~15岁时的逃课行为、19~21岁时的辍学行为以及过早的性行为；对于男孩来说，13~15岁较多的家庭亲密性、父母监控可以减少其19~21岁时的酗酒行为以及过少的性伴侣[9]。Raby等人对113名美国青少年研究发现，在儿童3岁之前，母亲敏感的养育行为可以预测其6~16岁时更妥当的社会同伴交往能力，也可预测其23岁时信任、忠诚、关心、共享快乐、积极的恋人关系，及32岁时的支持性教养[10]。
而缺乏监控、缺乏交流、体罚等父母消极的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的适应不良、违纪、结交不良同伴及物质滥用[11]正相关。Smith对1 000名美国青少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11岁及以前受过严厉体罚的儿童在14~15岁的暴力行为较高，而在12~17岁及从0~17岁遭受父母严厉体罚的青少年以后的问题行为更为严重，会出现更高的暴力行为，比如街头犯罪(偷盗、抢劫)及大麻、可卡因的使用等[12]。Lansford对574名美国青少年的研究发现，5岁之前被体罚的儿童，将来变成暴力或非暴力少年犯的概率会增加，更易辍学，更可能在工作中被炒鱿鱼及非婚生育[13]。
同时研究也发现，青少年的外化行为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如，Burke等人对3 436名美国男孩研究发现，青少年品行问题可以预测半年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的减少，父母在教养子女上会产生恐惧心理[14]。Kerr对978名13~14岁的瑞典青少年发现，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可以预测父母两年后教养方式的改变[15]。Prinzie对602名比利时6~9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攻击行为可使8年后父母愤怒、沮丧、刻薄等教养方式及心理控制的增加、温暖教养方式的减少[16]。
上述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存在着双向影响的关系，但这种双向影响受到同伴关系的调节。Criss对585名美国儿童研究发现，1年级良好同伴关系可以把不良家庭环境的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高家庭压力、单亲家庭、父母严厉惩罚)减弱或消除，是处在危险边缘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当儿童有较宽的朋友圈子，能被同伴所接受，即使是处于不良的家庭环境中，他们在2年级时的外化行为也不明显[17]。赵景欣等人对中国424名14岁的留守儿童研究发现，同伴接纳对农村留守儿童的亲情缺失具有补偿作用[18]。Hoeve的研究认为：父亲的低支持教养行为比母亲的低支持教养行为对青少年的伤害更大，可是在教养方式的文章中，关注父亲的只占20%[19]。综上所述，本研究拟采用追踪研究分别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双向影响机制，并探讨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
全文HTML
-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区域选取九个城市(北京、杭州、乌鲁木齐、焦作、本溪、沈阳、泉州、庆阳和武汉)选取样本，有效保证了样本的全国代表性。2008年对样本进行第一次测量(T1)，由于升学所致的样本流失，2009年第二次测量(T2) 的追踪率为75.23%。剔除无效被试，父亲参与调研的青少年有296人，46%为男生，年龄15.22±1.73。母亲参与调研的青少年有590人，45%为男生，年龄为15.01±1.89。
-
采用爱荷华青年和家庭(Iowa Youth and Families)中父母监控、说理和严厉惩罚教养项目，共有试题11项。采用Likert 5点评分(0=从不，4=总是)。监控、说理分值越高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越积极，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0.83；严厉惩罚分值越高表示父母的教养方式越消极，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6~0.69，该信度与在非裔美国人中的测量相似，已被广泛使用[20]。
-
采用Achenbach 2001年修订的青少年自评量表(Youth Self Report，YSR)中违纪行为与部分攻击行为项目，共有试题19项。采用Likert 3点评分(0=没有，2=常常)，受测者回答最近半年以上行为的频率，分值越高表示外化行为越严重，两次测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0.75，信度良好[21]。
-
采用同伴提名法让他们选出自己在班内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3个同学，然后，将每个学生所获得的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提名数除以班级的总人数并标准化得到Z分数，积极提名(ML)Z分数与消极提名(LL)Z分数的差为该生社会喜好(SP)分数，之和为该生社会影响(SI)分数。在此基础上将被试的社交地位分成五组：受欢迎组(SP＞1，ML＞0，LL＜0)、被拒绝组(Sp＜-1，ML＜0，LL＞0)、被忽视组(SI＜-1，ML＜0，LL＜0)、有争议组(SI＞1，ML＞0，LL＞0)、和普通组(所有其他青少年)。以往的研究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较高[22]。
-
采用SPSS23对数据进行录入和整理，采用AMOS23对数据进行交叉滞后回归分析和多群组分析。
一. 对象
二. 工具
1. 教养方式
2. 外化行为
3. 同伴关系
三. 统计工具与方法
-
对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由估计，模型拟合尚可(表 1)，由表 2可知：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影响是双向存在的。父亲一轮的积极教养显著预测青少年二轮的外化行为的减少(β=-0.15，p＜0.01)；青少年一轮的外化行为显著预测父亲二轮积极教养的减少(β=-0.28，p＜0.001)。然后按照同伴关系分组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图 1)，将各个组路径系数限定相等，卡方值变化显著(△χ2=163.00，p＜0.001)(表 1)，说明：该关系在不同群组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对于普通组来说，青少年外化行为会导致1年后父亲消极教养的显著增加(β=-0.34，p＜0.01)，而对于欢迎组来说，这种增加的效应要弱得多(β=-0.29，p＜0.05)(表 2)，但对于被忽视组、被拒绝组、有争议组来说，却没有影响。
-
对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自由估计，模型拟合尚可(表 1)。由表 2可知：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影响是单向的，青少年一轮外化行为显著预测母亲二轮积极教养的减少(β=-0.28，p＜0.001)。然后按照同伴关系分组进行多群组比较分析(图 1)，将各个组路径系数限定相等，卡方值变化显著(△χ2=185.95，p＜0.001)(表 1)，说明：该关系在不同群组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对于有争议组来说，青少年外化行为会导致母亲1年后消极教养的显著增加(β=-0.63，p＜0.01)，而对于欢迎组来说，这种增加的效应要弱得多(β=-0.33，p＜0.05)，对于被忽视组来说，母亲积极的教养会导致1年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减少(β=-0.49，p＜0.01)(表 2)，对于被拒绝组、普通组来说，却没有影响。
一. 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
二. 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
-
在本研究中，父亲积极教养方式显著预测青少年下一年外化行为的减少，青少年外化行为显著预测了父亲下一年消极教养方式的增加，即父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关系是双向的；而母亲的是单向的，青少年外化行为仅显著预测了母亲下一年消极教养方式的增加。这与刘江红的研究一致，他认为：母亲比父亲采用了更多的心理控制和体罚的消极教养[23]。为什么青少年外化行为对父母教养方式的预测更为有效？第一，生物生态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认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自我、独立意识的高涨、辩证逻辑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青少年受同伴、血亲、青年团体的影响越来越大，青少年与父母的互动模式逐渐由父母主导变为平等交流[24]。第二，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升高会损伤亲子互动中父母的关系需求、能力需求和自主需求，而这些心理需求的未满足会影响父母教养方式的改变[16]。为什么在被忽视组中，母亲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一年后的外化行为的减少？根据依恋理论，冷漠的、严厉惩罚、虐待子女的父母既提供爱的源泉，又提供伤害的源泉，使青少年持久地处在一种混乱的、困惑的、焦虑的状态，这种不安全感会造成青少年多种多样的行为问题，而积极的教养方式刚好相反[13]。
-
在本研究中，尽管欢迎组青少年外化行为导致父母下一年缺乏监控、缺乏说理、严厉惩罚消极教养的增加，可是良好的同伴关系抵消了不良家庭的负影响，缺少监控(对孩子所表现的行为不敏感、不警觉、极端宽松)、缺少说理(很少向青少年解释为什么要遵守这些社会规则，与孩子沟通堵塞)、严厉体罚(采用惩罚、贬损、批评、对青少年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控制)[25]，都会造成青少年的低自尊及较低的人际胜任力，儿童、青少年除了学业不良以外[26]，还会表现出社交退缩行为[27]或攻击性行为[28]。Criss认为良好同伴关系可以弥补父母消极教养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首先，替代作用。儿童拓展不同类型的关系(与父母的关系、同伴的关系)用来满足儿童不同类型的需求，当一种类型的关系不能满足儿童某种类型需要的时候，儿童倾向于寻找另一种类型的关系来弥补这种需要的空虚，处在家庭逆境中的儿童会拓展朋友圈或加强与好朋友的交流，代替家庭提高自尊、社会技能、学业水平。其次，缓冲作用。从儿童角度来讲，在家里受到父母的责骂和体罚，随着负性体验的积累，他们的外化行为有增加的苗头，在社会上，好朋友和好朋友的父母及时告知儿童，他们对某种情境的理解和行动是不恰当的；从父母角度来讲，通过同伴，父母们之间会有更多的接触，学到更多养育儿童、处理配偶关系的积极策略。再次，指导作用。同伴之间的互动可以发展出儿童与老师、学校的特殊联系，通过学校的支持、教师的指导，儿童的外化行为会得到抑制[17]。因此同伴交往、互动对青少年的健康认知和社会化的发展绝对必要，同时哈洛也发现，由母亲抚养大但被剥夺同伴关系的恒河猴，不会发展出必要的社会交往技能[29]。可见，除父母缺少监控、说理、严厉惩罚、虐待教养方式外，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剥夺同样会导致个体遵循非正常的发展轨迹。总之，监控、说理、民主父母教养方式和良好的同伴关系共同决定青少年以后长期的社会适应。
-
本研究在推动该领域发展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父亲与母亲来自不同的样本，缺乏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直接比较分析。其次，本研究仅有两轮数据，缺乏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可能忽视了发展的转折点，未来的研究宜采用更长的追踪策略考察彼此间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