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教育方面的系列讲话、谈话、回信、指示，系统构建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民族智慧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意志与国际化教育战略眼光为双重手段，关注固有精神文化的觉醒以及人类“德性”与“正义”实现的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略之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而探索这种客观的、规律的历史活动，正是人实现自身目的的“理想性要求”。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决定了对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教育的本质是一种促使个体社会化、并积极参与人类历史进程的活动，它超越了狭隘的经济理性与功利主义，并以浓郁的人文主义价值，来达成对人格尊严、社会正义与可持续未来发展的关注。“以人为本”的教育本体论，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终极关怀的哲学旨趣，为完善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了心智心力，更为社会领域的各项改革标定了一个重要的尺度。

具体到少年儿童，习近平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应当充分尊重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作为一种理性的价值意识，尊重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发展人在天赋上的内在力量，这种“闻斯行诸”^[1]卷6，p4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2]113式的教学理念，能使他们在社会上扮演应有的角色。换言之，尊重与包容即基于事物普遍特征与发展规律的一种价值追求。习近平指出，尊重学生个性越来越成为好老师的重要标准，好的老师应当具备“尊重、理解、包容、平等待人、善于发现”等教育品格。

从教育学上看，人作为一种“历史的经常的前提”，需要的是一种“解放的旨趣”，而教育的根本任务，正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3]。习近平指出，教育要注重“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注重学用相长、知行合一”^[4]。要善于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特别是要包容学生的缺点，尊重学生的情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天赋和潜能。这些讲话精神，蕴含了习近平尊重学生个性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的教育理念，饱含了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差异发展、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教育方针是一个政党或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实现该时期的基本路线和基本任务对教育工作制定的总的指导方针，阐明的核心内容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5]。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等教育应当具备为人民、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5]的意识。“四个服务”教育方针是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报告“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丰富和拓展，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重要指针。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对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壮大高校主流思想舆论、着力加强高校宣传思想阵地管理、切实加强党对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等联合制定了《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习近平作出的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决定，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筑牢思想阵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四个服务”应成为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它阐明了当今历史条件下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回答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将人民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唯物史论贯穿于党在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中，是对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一种坚守，是对“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种呼应与延续。“四个服务”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过程，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全过程，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教育公平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更是一种国家责任，它能透过制度的正义促使人们共享美德、价值观与荣誉感，同时它也是评判制度善恶、存留的依据。而要实现制度的正义，就必须确保法权能对于生产资料充分调配、社会体系能高度开放，以及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换言之，作为分配正义中的一个永恒话题，教育公平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发展与进步的必然选择。进一步地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只有所有受教育者赢得“出彩”的机会，教育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落实人人出彩的公平教育，可以纾解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矛盾，抵制教育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而建构民主、和谐、平等的社会价值观。

2014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习近平强调，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近年来，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全国各省市先后出台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及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整体设计考试招生制度，累计改革事项达100项，基本完成了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总体设计。习近平指出，每个人都有获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教育改革的奋斗目标。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公平不是先验的、决定经济基础的东西，而刚好相反，它受到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的支配。公平具有历史性，而非永恒的范畴。所以，恩格斯强调平等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6]。教育是平等链上的首要环节，这意味着教育公平必须超越个体经济理性，将知识的创造、萃取与运用面向全社会公民开放，并将这种过程视为社会集体努力的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7]。这意味着，作为涵养民族文化的动力，教育事业在全社会具有优先发展的位置。文化自信体现的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245的底气，体现的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8]581的胸襟。这种底气、胸襟不仅来自于优秀的传统“美”，更端赖于善于发现这种美的文化敬畏感。文化自信不是教育的宣传口号，而是流淌于我们血液中的民族精神。它同时深刻地体现当今的时代特征与实践要求，“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在习近平的倡导和推动下，教育部研究制订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了校园，走进了课堂。他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10]。这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正是民族传统在现今时代的一种实践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1]。因为文化自信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2]。习近平认为，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双一流”大学，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是涵养中华民族固有精神的根本，“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13]。这些思想深刻诠释了文化自信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深刻揭示出文化自信是推进各项事业改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不竭动力源泉。教育领域的改革需要取得新的突破，更需要从文化自信这个视角培育和产生新的动力。文化自信体现的是软实力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如果将教育比喻成一台驱动民族精神的机器，那么文化自信无疑是确保这台机器飞速运转的优质动能。

教育价值论，即教育主体对于教育对象是否满足其需求的一种评价态度。习近平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问题，将道德共识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他告诫广大学生在青年时代树立良好的价值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3]。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将“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5]作为根本责任和神圣使命。2013年9月9日，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致慰问信，提出“三个牢固树立”的要求，为师资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标杆。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求”，习近平提出“好老师”应当具备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四有标准”，以及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的“四个引路人标准”。这是习近平从教师职业角度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的具体要求，对师资队伍建设塑造中国风格、面向世界提供了价值导向。

教育必须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根本目标，所以“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5]。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彰显了党和国家对于教育价值指向的精准判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要求各级各类教育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德，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合格接班人”之人，深刻阐明了教育工作的根本价值、核心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立德树人”价值论，回归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本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教育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对人类教育的核心价值做出了富有哲理的回答。

理论思维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形式与内涵，它不是一种永恒的真理，而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规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彰显着民族复兴的深刻历史主题，在世界教育舞台上展示中国气派的自信与眼光，是回应时代需求、解决时代问题强有力的声音。“凡益之道，与时偕行。”^[8]344只有归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时代特征，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把握当代中国教育哲学体系的基本脉络。

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散发着诸多思想的光芒，诸如“化民成俗，其必由学”^[14]的问学先行论；诸如“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1]3的德智辩证论；诸如“下学上达”^[1]13“求其放心”^[2]254的心性协调论等。教育史提示我们，一个国家的繁荣，并不取决于她的公共设施是否华丽，她的城堡是否坚固，而取决于她的人民所接受的教育是否能够让这个民族具有远见卓识和高尚品格。一个国家的兴盛，必须具备“不令而行”的社会价值观、“壮士断腕”的改革精神以及“人文化成”的教育凝聚力。复兴的根本在于强化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固有的自觉性，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坚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教育是重要的基石。只有坚持教育优先，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把教育大国建设成为教育强国，才能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把人口大国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教育，心系教师，关心学子，坚持“办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思路，以“优先发展”为战略重点，以“教育公平、提高质量”为改革重点，以“综合改革、加大投入”为重要保障，倾听人民对教育的呼声，回应人民对教育的期盼，不断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指方向、提要求、想办法，教育事业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指引下，全国上下也掀起了教育综合改革的浪潮。伟大的教育成就伟大的民族，而伟大的民族又将教育事业视为延续历史发展的命脉。当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教育伦理，具有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关联性。

习近平非常重视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面向世界谋划教育格局，将其作为人类知识的认知、民族复兴的体认以及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他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强调，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他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谋划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大格局和教育发展观，精心制定并实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确定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关键领域、整体布局、长期规划、最终目标。基于教育为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的考量，习近平在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将教育现代化问题作为国际战略的先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直接关系着国家战略目标和综合国力的实现，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中心，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宏大目标。以开放的视野“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15]，成为习近平推进国际教育合作的立足点，他强调坚持扩大开放，做强中国教育，推进人文交流。一方面，将孔子学院打造成传播中国文化和国学品牌的重要平台，实现“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16]，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另一方面，发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教育交流作用，强化教育为主的人文交流机制在中国特色对外开放战略中的支柱作用。习近平以国家视野推动教育对外开放，在其开放战略中逐渐开创并形成了战略性、开放性、协同性等时代特色，为深度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

民族自信源于核心价值观与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彰显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打造中国气派、巩固民族精神根基、培养民族自信的深厚沃土。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教育作为传承和复兴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他多次强调要“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7]。今天的中国之所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自觉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程。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8]，文化自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升华，更是涵养固有的民族品格的教育手段。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需求、解决时代问题，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正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但我国教育发展仍然不能很好地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特别是我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的应试性和行政化特点，已成为桎梏我国教育内涵发展的枷锁。习近平敏锐地把握我国教育改革的大局，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和“实干作风”，力求在实现一般问题具体化中“破题”。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说到底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教育资源配置格局不合理、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竞争机制不科学。前者为教育公平问题，后者是教育质量问题。二者皆源于我国教育供给侧改革滞后这一实际。以问题倒逼改革，在破局中“破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习近平历来注重以问题导向实现改革精准发力，将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19]。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实现基础教育“公平与质量”，推动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以职业教育发展“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这正是基于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的结合，是务实态度和进取精神的统一。习近平所论述的我国教育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度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正是对教育发展存在的深层问题的现实回应，为我国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导向。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20]7。真正的哲学不是一个封闭的“观念王国”，而是时代变革的先导，反映的是时代的根本特征。伟大的哲学家，都是在思想、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1]119-22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闪耀着哲学光芒，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时代之思”，是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实践逻辑、辩证逻辑的统一，为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习近平以务实精神、求实态度反思我国“教育之惑”，以求是思维和求真原则把握我国教育发展规律。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解”和“破题”需要直面现实问题，求得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统一。遵循唯物论，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以“问题意识”驱动“价值追求”。哲学的任务，不只是为了认识而关注外部世界。如果只是把哲学当作符码，而不与现实相结合，哲学就会如同“透明的阿门赛斯王国”，哲学必须直面现实，进入“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22]135。为此，马克思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普通竖琴在任何人手中都会响；而风神琴只有当暴风雨敲打琴弦时才会响”^[22]136。习近平指出，必须使主观的哲学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他以全局意识和战略思维，将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谋划和改革实践中。习近平一再强调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推进国家事业发展时，坚持教育优先、教育第一的发展战略，将教育现代化作为我国改革的重心。在看待教育的根本任务时，将立德树人作为首要目标。在看待教育本质问题上，将教育视为提升人类整体智识的重要手段。在看待教育发展走向时，指出教育不只是“实现现代化”，同时更是“创造现代化”。着手于问题、着力于战略、着眼于价值，充分体现着直面教育问题的科学态度，是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的统一。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即从实践出发理解一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20]134。实践是客观规律与人的内在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根本途径。离开了“实践观念”，我们就无从理解主观能动性与历史客观规律的统一，更无从理解主体选择与历史决定论的统一。《资本论》提醒我们，最蹩脚的建筑师都能从一开始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这是因为他善于将“目的作为规律”，善于以他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规律^[23]。习近平特别注重并强调党史国情的分析研究，将其作为总结经验、深化“哲学三大规律”认识的基础性工作。尊重教育规律，就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事”^[24]。实事求是就是从实践中研究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将“实践观念”视为教育规律与教育价值的重要结合点。教育规律是对我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对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突出问题的战略认知，只有认识和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才能使我国教育供给侧改革精准发力。“我们一定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把握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5]习近平一再强调，抓任何工作必须以求真务实为导向，秉持求真务实的态度，成为“会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坚持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直面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在推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既讲重点论又讲两点论，既立足从面上解决共性问题又侧重从点上解决个性问题，彰显了综合改革的辩证逻辑和社会建设的实践逻辑的统一。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世界的无限性和矛盾的多样性，需要我们在研究复杂事务和具体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这是矛盾分析法对我们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历来强调掌握矛盾分析法的工作艺术。在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程中，习近平特别注重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局观是一种战略和辩证思维，从矛盾的对立面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只有从全局上辩证看待矛盾的对立面，才能实现“蹄疾而步稳”，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两点论”体现的是一种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二者源于辩证思维对实践的“对象化”把握。辩证思维能力要求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关键要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习近平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26]在推动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既要抓住“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这一主要矛盾，也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矛盾主要方面；既要在战略上落实“教育优先”的决策，又要在战术上突出破除“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和藩篱”的策略性安排；既要牵住教育“难以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这一“牛鼻子”，又要突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解决，实现“立”与“破”，宏观与微观的统筹兼顾、系统推进。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通过对事物的分析，达到“多种规定的综合”和统一，以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想具体”，从而实现“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思维运动，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恩格斯曾指出，人类的认知分为个别的判断、特殊的判断以及普遍的判断，而辩证逻辑即三者“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27]925正是因为事物本身具有特殊性与“类本质”性，而人又具有归纳、演绎、抽象、综合这些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因而自然世界具备“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习近平历来主张以辩证思维看待和推进我国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既突出“共性规律”的把握，也强调“个性与特色”的培育。在教育改革的布局谋篇上，既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特别注重保持传统文化底色，传承民族文化基因，体现了文化导向上的开放性与价值传承的独特性。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价值导向，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价值旨归。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培育，尊重认知规律等思想，体现了习近平人本主义的教育哲学观。

当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指明了方向，它为“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确定了价值标准。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复合概念，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其本质是实现人的品德、能力、身体等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反过来说，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它“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7]670。可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着眼点。习近平深刻洞察到马克思“实践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这一论断精髓，他一再强调，要全面的系统的学习，既要向理论学又要向实践学，坚持学以致用，将个人实践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做全面发展的人才，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人是“现实社会的人”，现实社会条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人的特殊性——个性。人是个体存在的人，是社会现实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物，人的个性建立在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个体之中。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自由发展的特征就在于其社会性。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个体，在任何时候都力图拥抱自由、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人的发展角度出发，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三大形态，其中最高的阶段即“自由个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可以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人是对象性的类存在，“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面向客观世界，以它为转移，以它来规定自己的活动”^[28]。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素来重视人的个性发展，朱熹在注《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夏问孝”时就说，子游、子夏在养、敬、直的品格上各有差异，“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29]。习近平特别重视要按照这一唯物史观来看待人的个性发展，在教育理念上，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要求让“教育成为教育”“让基础教育回归基础”，充分体现着尊重青少年个性特点的哲学智慧。在对学生进行德育工作时，他特别强调德育方法要“贴近学生”“尊重个性”。习近平高度重视素质教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论，其灵魂和核心是促进每一个人自由的发展。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是习近平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1]220。教育实践的丰富性要求教育哲学“苟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地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与创新。教育改革的本性在于人民性，教育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实现教育的“回归”，就是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观照，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教育哲学中的本源性体现。

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0]，“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31]。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产物，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形式，正是时代观支配着改革的成败。思维规律从来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必须在时代背景下去认识的“历史的自然规律”^[32]。时代反映的是社会发展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时所具备的特征，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构成了社会关系随时代变化的前提。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创新。列宁指出，“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33]。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大背景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习近平历来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教育发展战略上，他站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全局和“中国梦”的实现大局中，用“更加迫切、更加强烈”的紧迫认识确立了教育优选发展战略。在教育的职责与使命上，习近平根据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要求，做出了高等教育发展要实现“四个服务”的论断以及要求广大教师做到“四有”“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这是习近平从国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的大局出发，对新时期我国专业化创新型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在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迈向世界教育中心的征途中，习近平针对文化博弈和价值碰撞等新形势，强调中国的教育要“保持文化基因”，树立传统文明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对于教育信息化发展，则强调努力以信息化为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育公平，体现了对教育环境新变革的战略应对。

人及人的主体性问题是真正的哲学主题。“人的主体性”学说有别于宗教学上所谓“绝对精神创造历史”的论调。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发挥的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使得人能够作为“个人”而存在，人的主体地位体现在“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0]1，这是社会历史的巨大进步。马克思认为，“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34]。人的主体性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人只有获得了主体地位，才能够具有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特征，也才有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阵地，抓住了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就抓住了教育哲学的主要矛盾，就解决了传统教育中遮蔽学生主体性的痼疾，就抓住了素质教育的关键。个人占有一切的社会关系，因而个人在教育学意义上也占有这一领域社会关系，个人是社会中唯一活的因素。作为社会关系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这一社会生产力中的“活的劳动”，他们是教育关系的承担者和行动者。学生个人发展的程度，取决于教育这一社会生产关系的解放程度；而学生的发展程度，同样也是衡量教育创造力的重要尺度。离开学生主体和主体性，就背离了教育规律，因此学生的主体性是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在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求教学内容应体现人文关怀，应积极回应和化解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惑，要求学生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习近平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体现在以人为本的教育本体论、以实践为特征的教育认识论和以个性发展为核心的教育方法论之中，是习近平人民至上思想的直接体现。

理论思维(思想)是把握客观世界的一种意识行动，是人们意识领域的一种存在，其本质是对现实生活世界的一种主观反映。教育思想是人们对人类特有的教育活动现象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它为人们提供教育实践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教育实践的探索。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赋予了教育思想以不同的形式与内涵。教育的旨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因此，教育思想不是一种永恒的真理，而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规律。

哲学基础的形成，端赖理论思维(思想)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领悟，并从生活化中演绎出终极性质的概念和范畴。思想最终要上升到哲学话语层面，因为哲学包含了一切智慧思想的体系，是一切思想的源头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产生于“闲暇和诧异”，是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社会变革发展中不断演变、创新的结果。没有社会实践，就没有思维理论，也就没有哲学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进路。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教育理论、教育体系、教育政策、教育实践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思考，蕴含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在这种思想体系下，习近平以高度的战略性、科学性、人文性、开放性以及“命运共同体”关怀论，统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及国际教育战略思想，是教育哲学史在“古、今、中、西”这一坐标上的特有定位。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以及基本国情，决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阐释于当今时代，归属于全体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