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命题同时也是情感命题、文化命题和历史命题，不能脱离与时代、社会密切相关的审美实践。文艺复兴以来，英国戏剧的命运便与英国社会时而动荡时而平静的发展史纠结在一起，能够穿透漫长时间霾障而窥探戏剧身影的唯有现代性这条时隐时显的线索。波德莱尔很早就认识到了现代性冲突的双重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4]。现代性被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以‘断裂’变革为特点”，审美现代性则是“以思想文化的审美形式与道德关怀不断叩问和反思社会现代化”^[5]。英国现代戏剧脱胎于传统，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其独特发展轨迹诠释了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曲折绵延而充满不确定性，其演进的复杂性体现在时间的迁延性和空间的断裂性两个方面，成因是多方面的。

英国戏剧现代性生成之复杂性首先体现为时间上的迁延性。英国是西方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最早的标本。“现代”“现代化”“现代性”在英国近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英国现代戏剧发展史绕不开的关键词。2009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大卫·阿米蒂奇等人编辑的《莎士比亚与早期现代政治思想》一书，首次将莎士比亚戏剧纳入现代政治视野，突破了传统文本批评的藩篱。昆廷·斯金纳在该书后记中指出，伊丽莎白时代后期戏剧已承载了部分政治功能，英国素有的思辨传统以辩论、对白或独白等形式移植到戏剧中，关于政体形式(君主制与共和国)、身份选择(臣民与公民)、贵族传统、人的本质等现代命题的思考和辩论遍布莎士比亚戏剧中，其全部作品包含了“一套固定的政治观念”，“表现出独特的政治敏感性”^[6]。戏剧成为英国文艺复兴思想的代言者，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本·琼森等剧作家从中世纪盛行的神秘剧、奇迹剧、道德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创造出弘扬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的现代戏剧，刻画了英国封建制度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文艺复兴戏剧对英国戏剧现代性的革命性意义毋庸讳言，然而文学艺术领域的革命很快就被现实社会变幻莫测的资产阶级革命消解殆尽。1642年8月，克伦威尔下令关闭剧院，持续长达18年之久，从此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进入漫长的调整期，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卡·王尔德和萧伯纳的戏剧活动才复苏了英国戏剧的现代性诉求。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工人戏剧运动和以荒诞派戏剧为代表的实验戏剧交相辉映，20世纪中后期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才算基本完成。英国戏剧现代性从发轫到基本确立的长达400年的演进史，是西方文学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文学事件之一，正如马歇尔·伯曼所说，“历史不是线性的，它是曲折的，但一定是前进的”，这种“前进性”才是“现代性的最根本性质”^[7]1。

与时间上的断续性相呼应，英国戏剧现代性发展还呈现出空间的断裂性，戏剧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相悖离，并导致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戏剧的中断”。戏剧现代性刚一发轫即被打断，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创造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英国原有的欧洲戏剧中心地位被法国、德国取代并超越。由于民族戏剧发展的中断，戏剧蕴涵的现代性戛然而止，这种悲剧性的停顿不断扩展，使英国戏剧发展的灾变性成为常态，与英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呈现出负相关关系。换言之，英国戏剧现代性的灾变式演进轨迹折射出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由萌芽到最终确立的艰难性和双重性。吉登斯指出：“过去三至四个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以来出现的巨大转变如此剧烈，其影响又是如此广泛而深远，以至于当我们试图从这个转变以前的知识中去理解它们时，发现我们只能得到十分有限的帮助。”^[8]4受到社会进化论影响，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同时，现代性断裂自身的复杂性也阻碍了人们对其进一步探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令人猝不及防；其二，现代性断裂的变迁范围超乎想象；其三，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不能简单地从前现代历史时期找到^[8]5。这为理解英国戏剧现代性进程的复杂性与迁延性提供了注脚。

文艺复兴对英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现代性启蒙，但此时英国封建制度正盛，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以戏剧为代表的先进思想遭受波折正在情理之中。文艺复兴之后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斗争正式拉开大幕，经过革命—复辟—革命的轮回，1688年“光荣革命”终结了封建制，以清教徒为代表的议会派登堂入室，确立了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英国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君主的存在也昭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现代性终究没能甩掉与生俱来的双重性的尾巴。此后至二战期间，英国文学历经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及维多利亚时期，散文、诗歌、小说相继成为讴歌或挞伐时代的主流文学样式，而戏剧依然积重难返，黯淡无光，有一定影响的剧作家屈指可数。比如王朝复辟时期的约翰·德莱顿和18世纪的谢里丹，他们曾一度扭转英国戏剧的颓势，但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繁盛景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德莱顿哀叹：“诗人们仿效的大自然已变得陈旧，至于才智……他们的兄长已把才智耗尽，而企图重新修补已不再可能。”^[9]资本主义现代性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发展到极致，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必然，直到此刻，喑哑良久的英国戏剧才再次爆发，重新找到与时代相呼应的表达方式，直面现代性蕴涵纷乱繁复的问题。20世纪中后期平民戏剧与先锋戏剧崛起，实则是英国现代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文学化表达，戏剧现代性命题此刻终于与社会现代性命题达成统一。英国戏剧现代性一波三折的断裂式发展轨迹，既是一场现代性的灾难，也验证了英国戏剧顽强的生命力。

英国戏剧现代性生成的复杂性是多重原因相互纠缠的结果。第一，源于英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道路。英国虽然最早进入资本主义，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长期较量的反复性和复杂性，使得现代英国戏剧发展道路异常艰难曲折。第二，在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理论上为新兴艺术提供了思想源泉，而作为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革命，文艺复兴建立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是幻影性的，其实质不过是期冀古代权威代替教会权威，并没有彻底摆脱中世纪的影响。人文主义者思想的狭隘性导致文艺复兴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精神解放，间接导致了文学上现代性追求的不彻底性。第三，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与社会发展不同步还与英国的宗教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宗教为统领的一场清教主义运动，清教思想在推翻英国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曾有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清教教义提倡禁欲、清修，反对以戏剧为主的娱乐形式，关停剧院便是这一思想的直接后果。

可见，英国戏剧现代性生成的命运轨迹有多因纠葛的特性。文学对现实具有超越性，而文学现代性既是对社会现代性的认同，也是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根据多元现代性观点，现代性首先诞生于基督教与欧洲文明之间的冲突与革命；而革命性理念认为，人自身有足够的能力来弥合超验的宗教秩序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罅隙，人的能动性和反思能力是现代性的核心命题^[10]3。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的过程虽然千回百转，但其追寻现代精神的脚步未曾停歇，正因如此，英国戏剧才能依然活跃在当代世界舞台上。

在英国戏剧现代性进程中，创作主体、客体、戏剧载体(剧场)等均经历了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从精英审美到大众审美的根本性转变，在继承传统与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戏剧成为文学大众化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伯曼指出：“现代生活中常见的重要经验之一，现代艺术和现代思想的中心论题之一，就是非神圣化。”^[7]216所谓“非神圣化”即大众化，暗示了现代进程中人的经验世界的变化，在文学艺术上以反英雄面貌呈现出来。英国戏剧大众化是双向文学生产，是在保有文学严肃性的同时彰显其通俗性，是超越雅俗后的雅俗共赏。创作主体与受众之间是一场平等交流，是作家走向大众、大众靠近文学的双向对接。文学走向大众是现代社会共同面对的命题，大众化是英国戏剧联系社会民生的基石，无论人文主义戏剧还是战后工人阶级戏剧，都遵循着戏剧从精英走向大众、大众由此走向戏剧的交互之路。英国戏剧大众化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演进，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现代化焦虑，而其表现则是创作主体、创作客体、剧场设施等方面的大众化。

第一，英国戏剧大众化首先体现为创作主体的大众化。现代性的本质规定之一是个体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自觉，个体化是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英国戏剧创作大众化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职业化也在此时开始形成。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新兴人文主义戏剧家在继承古希腊罗马戏剧、中世纪英国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三大传统基础上，冲破贵族文学藩篱，以现实主义手法绘制出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全景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英国戏剧大众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王尔德和萧伯纳等剧作家扭转了英国戏剧连续数百年的颓势，再次拉近了戏剧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对戏剧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萧伯纳高擎大众化旗帜，以人文主义姿态同情和支持社会底层民众，为社会创作、为人民写作成为其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动力。比如在《皮格马利翁》(《卖花姑娘》)一剧中，萧伯纳刻画了一个底层青年女性通过受教育走向独立的形象，伊莉莎从卖花姑娘蜕变为现代新女性的身份转变，寄寓了剧作家对社会公平的期盼。20世纪中后期，英国戏剧创作主体大众化范式基本确立，以“愤怒的青年”戏剧运动和工人阶级作家群体崛起为标志性事件。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聚焦于几个普通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寡淡如水的情节精准描摹出战后年轻人的无聊人生，对战争进行了无声的谴责。芬坦·奥图尔认为奥斯本是“英国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二流剧作家”，《愤怒的回顾》“最重要的戏剧贡献是恰逢其时”^[11]。二战后普通家庭背景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曾经高高在上的充满贵族气质的戏剧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底层社会群体发出声音的有效途径。丹·雷贝拉脱指出，新现实主义戏剧反映出新一代剧作家对英国戏剧现状及其文化负载力的忧虑，也是对改变剧作家地位的召唤^[12]。

第二，在英国戏剧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创作客体经历了从精英到大众的演变，这一趋势在人物设置和题材选择等方面都有体现。安东尼·凯斯卡迪《现代性主体》一书指出：“世俗化主体的出现反映了超验主义宗教理想威权被一系列社会行为准则所替代的过程，而这些行为准则又受到新兴理性言说主体的制约。”^[13]以莎剧为例，“莎士比亚剧作本身就具有某些现代性因素”，“用现代理论来阐释莎士比亚，挖掘其现代性内容，也是莎士比亚现代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莎士比亚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读、想象、建构、发明、衍生，使其意义不断生成、转化与增值，体现了莎士比亚的普适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等作为世界经典的诸多品质”^[14]。具体而言，在人物设计方面，无论是四大悲剧还是喜剧、历史剧，莎士比亚将主要人物设定为王公贵族出身，如哈姆雷特王子、麦克白将军、李尔王等，这是莎剧依循希腊戏剧传统的体现。但是，莎剧中的王公贵族已不同于古希腊戏剧而有了新的身份认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取代了神意，这些出身高贵的主人公实则是新型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下的新贵阶层，代表了新思想，对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莎剧还致力于刻画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普通人形象，如《威尼斯商人》中贪婪成性的夏洛克、重情重义的安东尼奥等，这些人物设置丰富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舞台，为戏剧客体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因此，莎剧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继承和复兴了古希腊戏剧传统，更在于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为当时英国的舞台和观众而创作，通过调动观众的想象力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自由，实现了雅俗共赏的大众化审美理想。

第三，紧扣时代主题、讲述当代故事也是英国戏剧的重要特点。不同时代的剧作家可能采用不同的戏剧表现形式，但大多数英国剧作家都聚焦于现实社会，发掘和提炼鲜活素材。素以唯美主义著称的王尔德戏剧《认真的重要性》《莎乐美》等，虽然多以19世纪末英国上流社会生活为蓝本，但创作视角已远离早期戏剧仰视、美化甚至神话王公贵族的固定程式，代之以嬉笑怒骂的方式揭露和批判英国上流社会的弊端流俗，将王公贵族虚伪的一面戏剧性地揭开，拉近了戏剧与大众审美趣味的距离。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金斯莱·艾米斯《幸运的吉姆》等作品描写战后英国普通青年人内心的苦闷、挣扎与幻灭，折射出年轻一代对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与困惑。《愤怒的回顾》于1956年首演，震动了英国戏剧界，成功塑造了吉米这样一位被战争摧毁的“愤怒的青年”，将戏剧创作的关注点下拉到底层社会，掀起了新一轮戏剧改革浪潮。

第四，在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戏剧的重要载体——剧院也完成了大众化转型，平民剧院的兴起为戏剧大众化奠定了物质基础。20世纪初，英国戏剧逐渐摆脱国家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制度的束缚，一批依靠地方政府和艺术委员会资助的平民剧院兴起，如伦敦第一家全天候演出的美人鱼剧院、战后第一家平民剧院贝尔格莱德剧院等。由于平民剧院设计之初便充分考虑了社区活动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剧院作为民众社交中心的观念，使剧院成为社区文化的一部分，促进了戏剧大众化进程。经过“愤怒的青年”和平民剧院运动的洗礼，古老的英国戏剧跨过阶级和阶层的门槛，向所有热爱戏剧的人张开双臂，戏剧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时代得以来临。

文学大众化是顺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英国戏剧在现代性演进中，逐渐摆脱了题材上的贵族气质和精英趣味，主动向大众和现实社会靠拢，从而获得再生。在艺术风格上，在继承传统戏剧的典雅厚重和严肃性的同时，英国戏剧逐渐形成了兼容大众品味的雅俗共赏的现代戏剧形式，融入世界现代戏剧潮流。特定历史情境造成了英国戏剧大众化进程的曲折多变，但由于现代性的不可逆性，戏剧这只旧时王谢堂前燕终究还是飞入寻常巷陌百姓家，获得了新生。

艺术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演进也是英国戏剧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种不懈努力促使英国戏剧在与现当代戏剧融为一体的同时保持其独特风貌。现代文学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体现在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新意识上。文艺复兴之后，当英国现代化如火如荼展开之时，面对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的异军突起，戏剧意外退出文学艺术的中心舞台，成为沉默的旁观者。沉默是无奈与无助，也是反思与突围。面对英国戏剧的衰落甚至堕落，英国戏剧界人士始终没有放弃拯救戏剧、恢复其往日荣光的努力，在戏剧表现形式上致力于打破陈规陋习，不断寻求突破与创新，使英国戏剧表现形式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单调走向复调。

现实主义戏剧是英国戏剧现代性诉求表达的主流样式，在继承传统与锐意创新的张力中形成独特的发展轨迹。英国戏剧素有现实主义传统，经过数百年的艺术实践，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剧作家通过不断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形成了英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戏剧品格。英国现实主义戏剧主要经历了三个关键时段，即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戏剧)、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问题剧)和战后(新现实主义戏剧)。从16世纪末开始，人文主义戏剧家力图摆脱教会对戏剧创作的束缚，用新的戏剧手段表达新的思想内容，使戏剧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于人的发现和对于人的自由属性与智慧属性的发现，使英国戏剧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深入发掘。此时戏剧形式主要有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等，以现实生活为依据，从不同侧面揭露和抨击封建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罪恶，讴歌普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奠定了大众戏剧与英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基石。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人性道德与社会矛盾等命题在戏剧实践中得到揭露和批判。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剧作先后被引入英国，萧伯纳、阿契尔等人撰写的系列剧评和论文为英国戏剧复兴进行了理论准备，罗伯逊、萧伯纳等人创作了关注底层生活、针砭时弊、语言清新的社会问题剧，给英国戏剧界带来了生气。二战后，“愤怒的青年”戏剧将现实主义再次推向高潮，新现实主义戏剧内容新颖，表现手法平实，将现实主义戏剧推进到现代语境中。经历几次嬗变，英国现实主义戏剧在坚守中寻求突破，以求真求实、描摹现实为旨归，接续了主流戏剧的使命与担当。

现代主义戏剧的兴起标志着英国戏剧现代性追求逐级深化。现代主义戏剧发轫之初，以反叛现实主义为目标，在艺术上抵制现实主义所推崇的模仿和再现。20世纪上半叶，英国戏剧在形式探索方面完成了现代性转变，基本确立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主流表现形式。英国现代主义戏剧表现形式多样，二战前后，荒诞派、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戏剧思潮进入英国本土，震动了英国戏剧界，先锋剧、实验剧应运而生，与欧洲大陆主流戏剧逐渐融合。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本土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是英国现代主义戏剧的成功范例。在借鉴贝克特等现代戏剧的基础上，品特创作出具有英国特色的现代喜剧，《送菜升降机》《生日聚会》等作品聚焦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将荒诞派戏剧的特点与喜剧手法融合起来，形成了“品特式”戏剧。创作于1957年的《送菜升降机》(《沉默等候》)是品特的代表性“威胁喜剧”，以两个职业杀手在地下室等候命令为主线，通过人物荒诞的对话及各种不可思议的状况推进剧情，在看似无意义的重复中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紧张状态。总体来说，英国现代主义戏剧的成熟得益于借鉴和创新，在坚守民族戏剧的同时兼收并蓄，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现代风格，实现了英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次蜕变。

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非主流戏剧也是英国戏剧现代性求索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在英国，较有影响的非主流戏剧主要有浪漫主义戏剧、诗剧、风俗喜剧、散文体悲剧、歌剧等。风俗喜剧盛行于革命与复辟时期，创作上多模仿法国新古典主义，除谢里丹《造谣学校》之外，多数作品整体格调不高。散文体悲剧以李洛《伦敦商人》为代表，该剧描写市民生活，宣扬新兴资产阶级道德观。在王朝复辟时期，为了规避官方对主流戏剧表演形式的压制，威廉·戴夫南特创作了《一天的欢乐》，全剧对白均以演唱形式完成，被认为是第一部英语歌剧；盖伊的《乞丐歌剧》描写底层生活，批判政府，是早期英国歌剧的经典之作。19世纪上半叶，英国诗人因为不满法国情节剧的商业化倾向，创作了浪漫主义戏剧，如拜伦《曼弗雷德》、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1935年，艾略特根据1170年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遇害事件创作了诗剧《大教堂谋杀案》，揭示宗教与王权的对抗，成功复活了诗剧。20世纪中后期的先锋剧、实验剧百花齐放，为英国戏剧现代化不断注入新鲜血液。非主流戏剧在不同时代对现代英国戏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不懈探索和实验精神使英国戏剧总是能在逆境中求生。

英国戏剧表现形式的日益丰富与完善也得益于戏剧理论、戏剧表演等方面的不断创新和进步。17、18世纪，英国戏剧界在理论、表演、剧种等方面均有建树，为19世纪英国戏剧复兴奠定了基础。蹇昌槐认为，18世纪英国戏剧集中思考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了典型的资产阶级戏剧伦理学，即重商主义的经济伦理、利己主义的生活伦理、感伤主义的自然伦理，这些颇具现代意识的伦理学向度，驱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车轮，同时整合了新时代的人际关系^[15]。1656年，在私人组织的娱乐表演《围攻罗得岛》中，首次出现女性演员，约翰·丹尼斯说：“通过划分场次和启用女演员，马上改变了舞台的整个面貌。”^[16]81此时剧院虽然屈指可数，但已经具备现代剧院的雏形。戏剧理论建设方面，德莱顿、约翰逊等积极捍卫了英国民族戏剧弘扬道德、关注现实、重视想象等优良传统。德莱顿既是剧作家、桂冠诗人，也是热衷于理论建构的戏剧批判家，他尽力协调艺术追求与统治者喜好之间的矛盾，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向大众审美倾斜，在理论上大胆革新英雄剧，形式上提倡工整对仗，重视韵脚，取代了形式松散的素体诗，内容方面侧重大众需求与私人生活间的矛盾冲突，《印度女王》《残酷的爱》等英雄剧轰动一时。尽管如此，德莱顿的努力还是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英国戏剧依然积重难返。戏剧评论方面，英国最早的戏剧刊物《戏剧》在1718—1720年间创办；1805年，《新闻报》任命利·亨特为专职戏剧评论员，这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戏剧评论家^[16]153。以上表明，无论英国戏剧处于鼎盛期还是沉寂期，这个民族对戏剧的热爱从未消退，只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惟其如此，才有后来的复兴与再度辉煌。阿勒代斯·尼科尔认为，17、18世纪英国戏剧的退化并不是就此枯萎，而是由于复杂的戏剧标准和目标导致的暂时的品味退化，“尽管实在可见的戏剧成就弱化了，但是这个时代充满了抱负和理想，后来被19、20世纪的剧作家加以完善”^[17]。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叙事。英国戏剧史上的代际更替有其创新之处，也有对优良传统的恒常坚守，二者遥相呼应，规定了现代英国戏剧发展道路的两极而不至于走向偏颇。这标志着戏剧创新，彰显了英国戏剧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现代性诉求，构成了英国戏剧精神的再生性延续，保障了英国戏剧在阶段性断裂中不是被毁弃而是顽强发展。

英国戏剧现代化进程历时久远，过程曲折，销蚀了一些戏剧史家们追本溯源、钩沉爬梳的兴致和耐心。如果能够穿越时空的雾障，对英国现代戏剧错综复杂的发展史、对其现代性的曼妙身姿予以勾勒，就会有进一步发现。现代化进程注定涉及社会各层面，现代性始终是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稳定的社会发展属性。英国现代戏剧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复杂交织和长时间的“中断”与迷失，表面的断线始终能够重新连接起来，在变化、无常、失序和有限中恢复恒常与无限的质素，这一纽带就是无处不在、不可抗拒的现代性诉求，也即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性规定。从这一视角出发，便能够梳理出英国戏剧现代性审美诉求的重要性征，如标举人文主义理想的现实观照、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文体追求、凸现主体意识的民族叙事等。

英国戏剧现代性得以实现的根本性原因是对人文主义理想的坚持和对现实社会持续不断的关注，人文现实关切是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的支点。“戏剧和戏剧理论的现代化，是为了推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18]，英国戏剧一直勇于承担社会职责，勇于直面社会问题，以戏剧的方式参与到社会问题的理性探讨中，无论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莎剧、忧国忧民的萧伯纳社会问题剧，还是战后“愤怒的青年”戏剧与实验戏剧，都是如此。马克思从现代性视角批判英国资本主义，曾经大量引用莎士比亚戏剧如《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雅典的泰门》《错误的喜剧》《理查三世》等。恩格斯也说：“单是《风流娘们儿》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19]尼尔森认为，莎士比亚以罗马为背景的《裘力斯·凯撒》《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科里奥兰纳斯》等作品，既非对共和制的怀旧式推崇，也不是要捍卫罗马时代的帝国荣耀，而是为当时君主制下的英国探索理想共和国的现实出路^[20]。胡鹏以对印刷术的态度为例，指出对于当时的巨大技术进步虽然有“适度的怀疑主义”，但莎士比亚“并未因噎废食，而是同时肯定了”其正面积极作用，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倾向^[21]。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才子”克里斯托弗·马洛是最早将浮士德传奇搬上戏剧舞台的剧作家，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塑造了一个为了追求理想和知识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早期现代人形象，借此提出一个严肃的时代命题：个人追求发展的现代需求与落后的中世纪神权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博弈。“如果认为没有[启蒙运动]人权时代的成就，我们任何人——包括最保守的人——也都能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22]纵观文艺复兴以降的英国戏剧，产生影响的作品大多有鲜明的现实性，塑造出一众鲜活人物如浮士德博士、哈姆雷特、麦克白、夏洛克、华伦夫人、吉米等，这些戏剧形象因其真实的人性魅力而彰显现实社会的多元化、复杂性，凝聚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根本价值取向，具有超越时代的魅力。

英国戏剧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美学特征是坚持传统与现代、批评与创新相结合。文学作品不仅是与过去和他者的对话，更是通过不断更新而指向未来。在梳理英国戏剧发展史时不难发现，传统要素如强大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等一直是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支撑。现实主义戏剧在不断革新中自我完善，战后现实主义戏剧与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戏剧便有了划时代的区别。同样，英国戏剧的大众化进程也表明，英国戏剧具有与时俱进、自我调适、自我更新的能力。在与传统的对立、转换和融合中，英国戏剧家敢于突破陈规，通过实验和创新使戏剧与现实社会及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1994年底，戏剧家约翰·奥斯本去世，正当人们担心英国戏剧旺盛的创造力也会随之而去时，年轻女剧作家萨拉·凯恩的《摧毁》于1995年1月12日首演，以高度的道德勇气直面暴力、精神崩溃、吸毒等社会问题，抓住时代精神，掀起“直面戏剧”的浪潮。英国戏剧史上从来都不缺少萧伯纳、奥斯本、品特、萨拉·凯恩这样的创新型、批判型剧作家，他们敢于面对社会问题，捕捉时代脉搏，展现时代精神，用戏剧实验呼唤社会良知。

英国戏剧的现代性诉求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融合在一起，自觉坚守民族身份和文化主体性，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保持了独特性和生命力，使戏剧成为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英国民族寓言。西方民族主义“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基础上一定地域范围内公民理性的联合，强调的是公民的理性觉醒”，“倾向于强调国家或族群意义上的人民共同体”^[23]；现代性并非只是一种同质化的技术过程，而是具有特定地域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与心理设定；因此，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与现代性有天然的亲缘关系^[10]4。现代性不仅表现个体化的文化精神，还要以宏大叙事呈现历史进程，提供理性化的世界观和历史观，阐释时代或社会的意识形态。劳伦斯·斯通认为英国的民族主义应在1790—1810年间形成^[24]。克拉克认为如果将英国民族性的形成置于更广阔的时间框架中，则1660—1832年显得尤其重要^[25]。鉴于历史上英国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戏剧艺术采取的复杂态度，以及全球化时代欧美主流文学艺术思想的全面渗透，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纠缠中，在与其他文学潮流的拒斥和妥协中，英国戏剧没有销声匿迹，主要归功于英国戏剧对民族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的坚守。即使在18世纪法国戏剧盛行而几乎淹没英国戏剧的时期，英国剧作家大量模仿和改编外国戏剧也是对英国戏剧的丰富和积淀，这些题材和创作经验最终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渗入到英国民族戏剧之中。“民族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构成民族国家的个人是平等的和自由的，公民的民族性就等于公民权”^[26]，民族的权利和利益与人民的主权意识相辅相成，互相依存，因此，普通民众获得政治平等权的过程也即国家民族意识得以实现的过程。英国戏剧现代性的独特性在于，无论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如何，它始终没有游离于社会现实，始终没有抛弃对科学、理性、进步的信仰，在继承传统优秀基因、借鉴现代进步元素的前提下，逐渐形成具有高度辨识性的民族戏剧范式，而民族性正是文学艺术生存之根本。

英国戏剧现代性具有明显的历史指向，从其历史演进过程看，人文指归、创新意识、民族性坚守等美学特征都被赋予了历史具体性。“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来看，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变的过程，也就是从单一的封闭社会向多元的开放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种同步关系意味着现代性与开放性具有相当大程度的统一性与互涉性。”^[27]英国戏剧现代性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观察英国戏剧文学现象，揭示英国戏剧发展史中被遮蔽的现代性。当然，探讨英国戏剧现代性不能忽略其生产的特殊历史与人文语境，也即历史具体性，这样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做出客观、全面、科学的判断。

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具有和《圣经》《古兰经》一样的力量，“与荷马、雅典的悲剧家一样，莎士比亚能够激荡人的意识，且又不会令其排斥异己或自我设限。戏剧也许是最混杂的文类，然而经过莎士比亚的塑造，我们便不再有糊涂的认识，莎士比亚将其丰沛的活力灌注于一个异质的人类世界，包含着世俗的祝福，祈愿生命更久远，乃至于永恒之境”^[28]。这段话同样适用于英国戏剧现代性追求的艰苦历程。在文学史上，“现代”“现代性”只是一种隐喻，承担了文学演变的推手角色。在不同时代孜孜不倦的现代性追求中，现代性的内涵和外延时有变化，然而其基本内核并没有被剥离。正是现代性的共核性存在使之成为跨越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恒常历史现象。一定意义上，英国戏剧现代性的演进史就是西方美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进化过程的镜像投射。文学史上没有绝对的古代，也没有绝对的现代。不曾经历过“现代”洗礼的文学不可能走入传统，成为经典，抑或说每一个经典都是现代的过去式，又是现代的进行时。这样说并非要陷入文学上的相对论，现代性始终是承接过去、通向未来的信念和胸怀。英国戏剧现代性从文艺复兴开始，经历了启蒙、变故、过渡并最终确立的过程，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进行中的命题，也是英国戏剧民族化与世界化的进化史，充分展现出现代性演进与戏剧自我发展、自我修正、自我更新的巨大能量。由是观之，英国戏剧现代性演进的案例便具备了一种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