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不可能不写武功，但描写武功的详尽程度则有很大区别。最初的武侠小说，只需涉武即可而不须论其详略。随着武侠小说的发展，想象空间要求有大的拓展，创建武功知识系统的任务就历史性地来到现代武侠小说家的面前。所谓武功知识系统，既包括名称、武器、武典等基础性概念，亦需要概念间的排列、构筑等结构规则。也只有到这个层面，武侠世界中的武功知识系统才算构筑起来，武侠故事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充分展开。

古代中国留下了武术，也留下了众多的武功门派和招式，但繁复多样的武术文化的构筑，大抵是在明清两代进行的。如托名达摩的《易筋经》就始见于明代^[10]。而在现代，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产生于中国1920年代“文化自信”思潮的涌动以及在此背景下“武术热”的兴起^[11]。平江不肖生有武术教官身份，开笔写的却是神异类的武侠小说，这使他的作品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他写飞剑、暗器、飞行、道术等，承《七剑十三侠》之余绪，而托之以亲身见闻，如《江湖异人传》开卷即写千里眼、顺风耳、隔空取物，又以“楔子”表明全为真事，笔下所述不到亲身见闻之万一^[12]3-9；另一方面，他又写会家怎样使出真正的剑术，“不但没一手盘旋飞剑的，并且有时呆呆的立着，两眼望着剑尖，出了神似的，动也不动一动，就是动的时候，手足也都迂缓得一下是一下，不相连贯”^[13]8，返璞归真，质实朴拙。平江不肖生这趋向两端、半旧半新的写法，后来者在两方面均进行了拓展。还珠楼主以如椽大笔，打开神魔世界之大门，高手交战皆神奇怪异，远远超出日常经验之层次，渐使人觉得荒诞不经。而近于现实主义的武侠小说家如白羽、郑证因等，全力摒弃神魔作法，归于平实，又让作品显得较为单调。其实白、郑所写之武，比之平江不肖生已经繁复很多，武打场面也常一波三折，已启后来港台武侠小说武打描写之先声，但他们总的精神是摒弃神异，传闻他们的武打是依据真实的打斗招式写成。金庸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开始写作武侠小说的。摆在他面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武侠小说应该写什么武功，才能赢得当代读者的信赖与喜爱？

《书剑恩仇录》为金庸的发硎之作。他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尝试，是创建了一门新的武功“百花错拳”。所谓“百花错拳”，就是学尽天下武功，出招时形似某功某招，继之以变化即“错”，“精微要旨在于‘似是而非，出其不意’八字。旁人只道是拳脚全打错了，岂知正因为全部打错，对方才防不胜防”，“‘百花’易敌，‘错’字难当”^[14]。陈家洛以此挫败擅长少林功夫的铁胆庄老英雄周仲英，赢得众人钦佩。这个发明尽管是一个好的发明，但存在两个致命缺陷：一是没有根本性的创新，其变化只是流程上的出其不意，其招式仅仅是新的拼接，不可能产生全新的境界；二是堵死了武功进一步创新的道路，既涉及了所有的武功，又把创新的途径一以蔽之，以后的武功怎么发展？金庸自己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陈家洛的“百花错拳”才屡次败于张召重的武当功夫。直到陈家洛体会到了《庄子》的庖丁刀法，顺应音乐的天然节奏，才终于打败敌手。这种登上巅峰的功夫，是一种艺术化的创新。初次见到让人直叹匪夷所思，但是细想之后，却发现此后的小说没法写。因为艺术不是武林生活的通则，艺术化的武功在武侠小说中只能偶一为之，属于灵感的迸发，类似于神龙见首不见尾。而且各派的武功如果都是艺术化，又如何区分高下？难道以《老子》来打败《庄子》？要展开武侠故事的宏大叙述，让武功世界有序地展开，势必不能这样写作。

在《射雕英雄传》里，金庸终于找到了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内功。“内功”一词脱胎于“内家”，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云：“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峰。”^[15]内家之意，源起于以静制动，与以动制动相对。1928年中央国术馆创建时，把武术归结为外家与内家，以少林、武当为各自代表。以此为准，武功世界可分内、外两派，1928年万籁声著《武术汇宗》就将武功分成内功、外功两派，但其含义与本文所述略异^[16]。拳脚兵刃在抗日战争中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种外家功夫难以让读者信服。由内家演变而来的修炼内气的气功之法，于是渐渐取代了“内家”。修炼内气，肉眼难识，而且深山寺庙道观之中，普遍有高人炼气成功的故事传说，民间信之甚坚，即使是现代科学也难一时断其真伪。金庸以此为基础，展开了瑰奇宏伟的武侠冒险之旅。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身负国仇家恨，师从“江南七怪”学武，但学了几年却总是长进不多。此时，全真派掌教马钰前来教他呼吸睡觉，郭靖觉得“身体里头真的好像有一只热烘烘的小耗子钻来钻去”^[17]，不知不觉间武功登堂入室。以内御外的武功架构由此形成。

将武功分为外、内两途的做法，给武侠小说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新的排列组合由此诞生，至少“外”“内”的结合可以产生下列三种情形：内外皆强、内强外弱、外强内弱(至于内外皆弱，那就是常人，不足言武了)。这样一来，修为途径与使用方法，尽管远远及不上“玉笛谁家听落梅”的五种食品不同混咬产生廿五变，也复摇曳多姿，颠倒众人。这样就有了只修内功而于打斗之技一窍不通的慧远，更有光学内功不学外功误打误撞终成绝顶高手的石破天，而达到内外兼修的郭靖、张无忌等又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功。如此，小说的篇幅便有了增长的绝大可能。而以内御外观念的确立，一方面规避了读者的科学要求，另一方面则大大增加了武侠小说的神秘性。

诚然，将武功分为内、外两道，也不是金庸的独家发明。武术界先有这种观念，现代武侠小说如还珠楼主的《武当异人传》，写少女林绿华幼得母亲传授“玄门中扎根基本的功夫，并非法术，于异日修为上固有大益，但是无法应用”^[18]176。金庸以前的武侠小说，写武功多是随手而来，没有特别构建一个自己独特而管用的原则。所以，金庸在此的创新，不在于内外两家的分野，而在于“以内御外”这条武功基本规则的建立，以及由此而来的《九阴真经》《九阳真经》以及郭靖、石破天等英豪的诞生。

武功既已更新，与之相配的武典、武器等的演化与创新也便相随而来，金庸采用了与武功相仿的方法：超越平淡无奇的仿实写法如王度庐等，亦不取还珠楼主的神怪路线，而是实中出奇，寓奇于实，既让读者觉得可信，又要越出平淡的日常生活经验，让人觉得新奇可喜。《九阴真经》的出现便是如此，正式亮相时已有多人多次反复渲染，一练成功，功力便今非昔比，又通过周伯通讲述此经来历，让人觉得无可置疑。武器也推出了很多古书中未见的奇异兵刃，如屠龙刀、倚天剑等。在金庸小说中，这些新的武典和武器不仅只是武功的器具，也经常是全书情节的枢纽。当然，在台湾武侠小说中有不少为争夺武学宝典殊死搏击的设定，也不能说全是金庸的独创。但唯有金庸独创的这些武典、武器进入了当今华人的语言空间，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如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葵花宝典、独孤九剑等，都已成为当今的成语，在日常话语中得到广泛使用。

武侠小说中的武林世界，虽以种种传说及传统为基础，但泰半仍由小说家想象构筑而成。武学知识系统中，武术武打为其基本架构，武功地理学亦为其中一大关键，盖武术文化为中国文化之重要代表，而中国文化则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联合而成。武功既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参与的人员就必须广布全国各个地区。

平江不肖生撰写武侠小说时，一再强调叙述的是亲身经历。他虽两次赴日，在国内亦萍踪京、沪、赣、粤等地，但笔下人物仍以家乡湖南为主。他也曾说自己讲述的故事会被人骂为“面壁虚造，鬼话连篇”，但又辩解说：“于今的湖南，只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听了在下这些话，大概都含笑点头，不骂在下捣鬼。”^[19]58《江湖异人传》“楔子”更是说：“这篇记事的材料，十成中有两成，是我亲目所见，八成是得之诚实可靠的友人，于今将它详细写了出来。”^[12]3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究竟写了多少人？他们的地理分布究竟如何？空言无凭，笔者整理《江湖奇侠传》人物得知：平江不肖生所作《江湖奇侠传》共出现有姓名或仅有姓、或仅有名的各种人物255位，其中湖南人79位，占30.1%。武林人物共123人，其地域分布见表 1：

由表 1可见，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武林人物，湖南占第一；以下依次为江西、山东、贵州、广东、河南等地，除山东外，皆是湖南的毗邻省份；如以南、北计，则为57:15。当然，籍贯不详的51位武林人物占绝对多数，这应该是与作家意欲渲染的武林神秘气氛相关，也可能跟当时信息的模糊和难以获得相关。此书武林人物的籍贯与活动地点主要在湖南，大一点说，是在他最为熟稔的南方地区。他没有建立武功地理学的主观意图，只是力图从可信的角度托出自己的地域经验，希冀得到读者的认同。民国其他著名武侠小说家如白羽、王度庐、郑证因的不少作品也多采取此类方式。其中王度庐未去过新疆，但为了突出武侠小说的奇诡，加上他在新疆有一至戚，所以在不少作品中写到了新疆。

相比之下，还珠楼主应该是武侠小说史上第一个照应到武功地理学的作家。还珠楼主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309回约415万字，在网络文学出现之前可能是中国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按制作《江湖奇侠传》人物表的同样标准，得到人物共981位。《蜀山剑侠传》的地理学数据，比《江湖奇侠传》更难分析。首先，《蜀山剑侠传》是一部神怪武侠小说，今天可径称为玄幻小说，小说中的场景，横跨汪洋大海，直抵赤道、南北二极，上凌玄天，下入地府，属于世界性的地理想象。其次，即使从中国的地理来看，出于炫奇出怪的写作要求和心理，他更喜欢着墨于许多很难确定其属哪个省份的人迹罕至之处。再次，许多武林人物，出现时常不交代其籍贯，只点明其修炼或常住地点。所以此书的人物很难从出生地来分析归类。但说还珠楼主是第一个照应到武功地理学的武侠小说家，仍有三条理由：第一，《蜀山剑侠传》起笔虽写的是四川峨眉，但不像其他武侠小说将故事落实在中国的某一地区，而是完全展开到了中国的几乎全部省份。还珠楼主的其他作品，更是着意描写了中国的各个省份，在此不妨列举一批此类作品开篇故事发生的地点(表 2)：

看了这样的布局，不能不怀疑还珠楼主在有意地尽量展布中国整体形象。第二，《蜀山剑侠传》也大规模地展示了中国众多的武功派别和修炼驻扎地点。派别除峨眉派及由其衍生的青城派以外，有黄山派、五台派、滇西派、武当派、雪山派等，其修炼驻扎地点则更广布于中国全境：仅以还珠楼主并非主要生活地区的华东地区为例，此书写到了黄山五云步、太湖洞庭山、庐山、浙江东天目、福建武夷山、苏州、九华山、浙江缙云山、浙江天台山、江苏崇明岛、仙霞岭、福建太姥山、江西鄱阳湖、浙江诸暨五泄山、宜兴善卷洞等，所谓“蛮荒地区”则涉笔更广，甚至出现了先前武侠作品中没有过的西藏喜马拉雅红鬼谷。这表明还珠楼主相比于其他作家有了更自觉的“民族-国家”观念。第三，《蜀山剑侠传》中固然写到了很多门派，但是他不是平面写作，而且以峨眉派为正派武功之首，同时也写出了与其为敌的许多门派如华山派、五台派、武当派等，也涉及了不少介于正邪两派之间的散仙，初步建构了武林世界的秩序。

真正武功地理学的建立，是金庸《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始创。金庸首创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申说。民国出现的武侠长篇小说名家，如前所说，多描写自己熟稔之地域，此举易于取信读者，但与逐渐兴起的国家观念扞格难入。还珠楼主对此时代潮流有所领会，他的应对分两方面：一是在他的现实武侠小说系列中尽力把故事放到中国的各个不同地区，力求做到全面而非局部；另一是在他的神魔武侠小说系列中尽力展示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武林派别的武功。但是还珠楼主留下的一个明显弱点是描写各地平均用力，显得比较零碎散乱，不能很好地给出一个以简御繁、纲举目张的全国格局。而随着抗战胜利后民族-国家意识的张扬，确实是到了金庸，这种反映民族-国家意识的武林地理格局才真正建立。基于此，金庸从两个方面构建他的武功地理学。

一是尽力展现中国各地的风貌，并将其与武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局限于自己个人的生活经验，而是充分描绘出全中国的武功地图。金庸的行踪之广远不如还珠楼主。他少年在家乡浙江海宁，1936年到嘉兴读中学，在日寇的侵逼下流亡至浙南丽水、衢州，后来西去重庆，而后在杭州工作，到过北京。在完成15部武侠小说之前，可以说中国泰半他并未涉足。比如名闻遐迩的华山，他是2003年才去的^[20]。2003年10月8日，金庸登华山北峰参加电视直播“华山论剑”节目，笔者躬逢其盛，是谓亲证。但他的武侠小说，起笔就描摹了浩瀚广漠的新疆，《书剑恩仇录》极其成功地展现了他的想象能力，天池怪侠、天山双鹰乃至阿凡提，都生龙活虎地出现于作品中。论关外，他有《雪山飞狐》《碧血剑》；谈北方，则有《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话西域，则除《书剑恩仇录》之外，更有《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等；语南方，则有《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鹿鼎记》《连城诀》等；涉及域外，则有《倚天屠龙记》之北极冰火岛、《鹿鼎记》之圣彼得堡等，从国与国的并列中见出中国形象。金庸最可贵的一点是：他有着极为丰富的想象力，读者不会因作家到过他写到过的实地就觉得极为贴切，更不会因作家未曾涉足就觉得比较生分，不算太广阔的行旅经验未曾束缚他的想象，恰恰相反，他广阔的地域描摹衬托出了完整的中华“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

二是深得以简御繁、探纲得目之旨，构建了一个隐含全国然而简便易于把握的结构——东西南北中！这个结构蕴含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类心理渊源。古人面对的世界，相形于当下要简单得多，在许多情况下，一到十的数字可以囊括，所以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数字各有多种内涵。但在把握中国地理意欲展示多样化又不至于烦琐的情形下，“三”字显然占了上风，独擅胜场的《三国演义》即其明证。从历史上看，有南北对峙，有七国争雄，有五代十国，为何讲史演义中唯有“三国”单独胜出？这跟“三”不单纯而有变化又不至于变化太多而难以把握有极深的关系。进一步说，在现代，要把握中国的辽阔疆域，“三”又嫌其略少，以东南西北中五方之数，既突出了四个方位，又隐然内含中国文化素来喜爱的以一为主、镇抚四方的王霸之气，是表现复杂而又不显得太过复杂的最小之数。这个五方的武林结构一经金庸首创，为把握全国性的武林大势提供了一个最为简便、最易记忆的模式，难怪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后来武侠小说以及读者的武功地理学的最佳结构。这个结构既是地理方位，同时又是民族心理结构。

既是武功较量，多数情况下当有高下，即使打成平手也因特点不同而各呈面目。金庸之前的现代武侠小说并不是没有区分武功的层次，但明显层级较低。首先，武功的层次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分武功高强与一般的两大类。武功高强的一类碰到一般的那一类，较量的结果是自然胜出。读者读到这种地方也不会有什么期待与疑虑，结局较为肯定。其次，如果层次相近的人相遇，那么较量的结果就比较有局部性，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在这种情形下，每一场结果都是即时的、非恒定的，很难用此次的结果去推想下一场较量的结果。其三，许多时候的较量还存在偶然性。比如发挥不好、心理波动、身体不协调等偶发因素。如果将关注范围扩展到更早的“武”小说如《水浒传》，当更加清晰明白：武松去景阳冈上可以连喝十八碗酒，还打死了一只大虫；在白虎山下喝了些酒，却斗不过一只黄狗，自己还一头栽进了水沟。所以金圣叹评曰：“是故怪力可以徒搏大虫，而有时亦失手于黄狗；神威可以单夺雄镇，而有时亦受缚于寒溪。”^[21]

这种从常理而言较为真实的写法，表现的是武功较量的局部性和偶然性。平江不肖生的武功基本属于这个模式，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略有区别，其间神功超强盖世的，正邪双方都有一些，但更多的打斗仍是没有充分解释的，符合局部性与偶然性的特征。这种情形到1940年代的郑证因有了些许改变。郑证因《鹰爪王》以淮阳派首领王道隆、西岳派慈云庵主与凤尾帮十二连环坞武维扬的对垒为主线，集中表现两派之间的打斗比拼，出场人物皆有较清晰的武功层次：两帮帮主的武功造诣不相上下，双方各有几个层次接近而各擅胜场的辅佐人物，以下则层层递减，最后出现了铁蓑道长和多指大师两位神龙见首难见尾的剑侠，将一切遗留问题解决殆尽。不过由于《鹰爪王》一书只描写了两派三个月内而尤其是三天内的打斗比拼，所以作者胸中虽有武功层次的种种设定，但无暇在紧张激烈的节奏中充分说明。打斗各方较为有限，仅为淮阳派、西岳派和凤尾帮十二连环坞三方，不足以构成一个全国性的武林大舞台。

金庸武侠小说初次出手的《书剑恩仇录》即秩序井然，互不混淆，到《射雕英雄传》则蔚然大成，构筑了一个多层次的秩序分明的庞大武林世界(表 3)：

如果与传统的武林世界相比，金庸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独特性。第一，武功被分为更多层次的庞大体系，也只有这样，郭靖才能于最低的层次上发奋努力，博采众长，身经百战，最终成为超一流高手。层次的繁复众多大大拓展了武林世界的空间，一方面更包容了广博巨大的现实，足以让更多不同面目的武林俊彦展开不同的活动；另一方面则拓展了武林世界的深度，让最低层开始奋斗的平民始终有高远的目标和天外有天的惊喜。第二，金庸摒弃了武侠世界中的“地方性知识”，而着力于让整个武林成为一个可以通约的规则世界。这个创新意义极其深长。如果说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是为大一统国家奠定了交往的基础，而空间和时间的准确计量则决定了近代科学世界的诞生，那么，金庸的这种努力也奠定了武侠小说新发展的宏大基石。这是为了应对当代读者的科学认知模式而设计出来的创新。当代读者不再满足于古代那种分隔的世界，更愿意顺从新的科学认知模式而要求对武功有一个更为稳定的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金庸的创新满足了新时代的科学需求。第三，偶然性的作用比以往减弱。郭靖可以用宝剑杀死陈玄风，但那是万中有一的例外，原则上，金庸也允许有偶然性的存在，但这种存在一般不允许低层次彻底战胜高层次，所以瑛姑发起疯来可以打退裘千仞，欧阳锋发疯可以战退洪七公与黄药师，但都改变不了武林基本层次，颠覆不了通常的秩序。总的来说，金庸给了读者一个更庞大的更具稳定性的武林世界。

建立武功秩序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在厘定武功层次的同时，将武功的不同层次与武功的各门派给予一种较为固定的连接，特别是将武艺正宗的最高功夫与武林的某些门派连接起来，造成一种定于一尊的武林秩序。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秩序较之原先的多元化更易得到读者的认同。

尽管如前所说早在明末清初黄宗羲就对武林门派有过初步设定，但在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中，关于武林门派的描写仍是多元化且自由的。《江湖奇侠传》以湖南为人物大本营，其中一些武林高手并未标出明确的门派，比如“剑术在南七省首屈一指”^[19]17的朱镇岳，只说是常德乌鸦山的；崆峒派名宿董禄堂，在北方也是无人能敌，只败在金罗汉吕宣良手下，而吕宣良的年龄、籍贯、历史皆无人知晓。作品中争赵家坪的两派崆峒派、昆仑派，很大程度上是由意气之争和误会而成。倒是偶尔提到的峨眉山，“凡是修道之士，每年必借着朝峨眉来此聚会一次，非有大本领的不能进这洞府”^[19]695，悄然开启了《蜀山剑侠传》以峨眉为武林正宗和金庸“华山论剑”的源头。1940年代，武林杂乱依然如故。郑证因的扛鼎之作《鹰爪王》以淮阳派与西岳派为尊，比凤尾帮十二连环坞的群雄略高半头。王度庐的侠客武功来源多数难以追溯到名门正派。白羽《十二金钱镖》中的两湖大侠柳兆鸿，也未交代其武功来历；《雁翅镖》特别提到的南北两侠，江南大侠七星鞭杜中衡、北方健者龙舌剑林佩韦，只在一两部小说中称雄而已；《龙舌剑》指出达摩以来少林武脉四派八刹，每年少林僧“必有一位高僧，西渡黑海”^[22]前往天竺雷音寺，传人中还有一脉黑虎门，行为不正，属于邪派。至于后来以少林、武当为尊的文化观念，并非民国武侠小说所主张。《江湖奇侠传》和《蜀山剑侠传》中，武当、少林只作为武林之尊峨眉派的衬托而出现。郑证因的《鹰爪王》中未出现少林和武当高手；而《铁伞先生》的主角铁伞先生以武当派绝传铁伞打败了少林淫僧的一百二十八手荡魔铲，这有可能是后来武侠小说尊崇少林和武当两派的先声。

以少林、武当为武林至尊的当代文化观念，除了国术馆的历史因素之外，与众多影视作品如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固然有密切关联，金庸的努力也很重要。正是武侠小说、影视与武术界的互文关系，导致了这种武林秩序观念的确立。其实金庸在武侠小说写作之初本无这种观念，特别是确立现代武侠格局的《射雕英雄传》并未将少林置于核心地位，到《天龙八部》才完全确立少林的宗主地位，“扫地僧”成为当代技艺精深、出神入化而又貌不惊人的通用通俗文化语词，即使是在“独孤九剑”巍然称雄、“葵花宝典”以邪敌正的格局下，少林武功仍以其雄厚的内力和广博的技艺不落人后。哪怕是在不以武艺为舞台主角的《鹿鼎记》中，也仍然暗藏了这种秩序。而对武当，金庸的着墨似乎更多，《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隐然以道士王重阳为尊；《倚天屠龙记》则正面描写了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笑傲江湖》中的冲虚，武功虽不及令狐冲，但其高深武艺和谦冲的胸襟，仍让众人叹服。与之相比，梁羽生虽也力图新创一个武林秩序，独立标出天山派，但由于功力不敌，这种努力今日已被普通读者逐渐忘却，而金庸以少林为尊的观念，则与其他文化互动互补，交相辉映，成为普遍认同的流行文化。当代世界“强者通吃”的商业规律，在文化领域照样通行无阻。这说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一个要求标准规范化的世界，文化创新依然遵从着同样的趋向。

武功既为武侠小说必不可少之要素，学武在武侠小说中的出现便顺理成章，唐人传奇《聂隐娘》就展示了侠客的习武过程。聂隐娘十岁时被一尼偷去，被带到猿猴众多、松萝遍地的山中大石洞，先服一颗药丸，再得吹毛可断的锋利宝剑一口，专学攀缘，渐觉身轻如风。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刺鹰隼无不中，后来可以在闹市刺人而不被发现。师傅且要求她必须忍心断他人之爱，即使见到婴儿也要果断下手。这则故事尽管简短，但是几乎提供了后世小说学武的完整程式，如学武地点、修炼顺序以及使用的药品兵器等。“明清时期形成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格局’，由体式和内容两个大的方面所构成，均已趋于大体完备。民国武侠小说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是依托于现代性的背景并在时代特征刺激下而形成了武侠小说的高度繁荣。”^[23]民国武侠小说继承古典武侠小说已经形成的格局，描写学武多不脱其窠臼，如《江湖奇侠传》柳迟被带到深山老林中的道观学习“静坐吐纳”之术^[19]10，杨天池的剑术在“终年不见人迹，不闻鸡犬之声”的万载鸡冠山深谷之中学了五年才得以炼成^[19]42。还珠楼主笔下的林绿华得武当半边老尼赐酒，一杯下去，“三四百斤”重的物件“无不随手而起”^[18]156。至于学武时间，则各有所异：还珠楼主笔下的黑摩勒自述“随前恩师，三日之内学会两套掌法和收发暗器口诀”^[24]，前述杨天池则学了五年。可怪的是，虽然写到学武的不少，但是关于学武过程则基本上是一带而过，轻描淡写。如果是笔记等短篇作品，限于篇幅也就罢了，而在民国的众多武侠长篇小说中，竟然只有极少数作品如《江湖小侠传》《偷拳》写的是这个题材，其余都是片段化的叙述，蜻蜓点水，匆匆掠过。这不能不说必有缘由。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小侠传》出版于1925年，此书人物与《江湖奇侠传》部分重合，但没有成为民国武侠中的名篇。白羽的《偷拳》出版于1940年，可视为仅次于《十二金钱镖》的名作。两作可谓独辟蹊径，写了主人公的学武过程。《江湖小侠传》描述朱镇岳跟师父雪门和尚学武的过程：由于朱内功基本已成，三年的锻炼内功时间缩减到三个月，他还拿到了钢剑、软甲等宝物。全书更强调的是江湖历练：江湖由人组成，“我们当剑客的，先论交情，后论本领。江湖上没有交情，任凭你本事齐天，也终有失脚的这一日”^[13]24，所以这部小说通篇写的是师父带着徒弟在江湖上游历一月的经历。师父极重视因地制宜施教，碰到具体事情先让徒弟看如何处理，再分说其中蕴含的道理，教学颇为得法。书中还颇有一些精警的人生见解，如雪门和尚关于江湖势利^[13]25-29和各人武功特长^[13]8的论述，把江湖义气和师徒传授的关节点讲得极透。《偷拳》则是写富家子弟杨露蝉向河南太极陈投师，不惜变身哑仆偷学技艺的故事。全书强调的其实是传艺的困难，道出了农业时代传统技术学习传授的几层巨大障碍：好的天资、好的师傅、好的机缘^[25]162。而好的机缘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比如学武需要投入较多资金，有好的天资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学不了，书中的太极陈大弟子傅剑南资质性行俱不坏，但是家境欠佳，不得不早早出师寻求生活，所谓“穷文富武”说的就是这种状况^[25]110。好师父如年轻，也不愿意过早将秘技倾囊相授给徒弟，怕的是徒弟声名技艺盖过自己，妨碍了自己的生计，笔者在做手艺人口述史时也屡次碰到这个所谓“手艺人困境”^[26]。至于太极陈的授艺过程，在小说中反而没有展开，只不过用了短短几页的篇幅。两书重要的共同特点是平实，都没有将武术神化为通常可见的神异招数。平江不肖生以写怪异起家，但《江湖小侠传》一开始写得特别平实，此点已如前所述。《偷拳》则以武术家口述为基础，更是采用了作者惯常采用的较为现实主义的新手法，叙述了学艺的种种艰辛特别是由于古代中国社会缺乏相互信任而导致的过度防范。武侠小说中武功传授的写实手法，在新世纪的徐皓峰等人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看似写实，实则写意，很好地传达了作者对江湖、社会和人生、人性的独特思考”^[27]。

上述平江不肖生和白羽的两部小说为何都没有写好？原因很多。《江湖小侠传》开头现实睿智，后面则松懈无力，缺少前后呼应、左右互补的整体构想。《偷拳》则由于构建于现实基础之上，太过老实，比如杨露蝉艺成后未能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完全没有展现武侠世界常见的汪洋恣肆、快意恩仇的自由想象。但是更关键的，还是武功世界缺少一个自下而上的较为明晰的层次秩序，没有办法展开武功升顶过程中的种种状态，也不能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多阶段的叙事。所以《江湖小侠传》无甚影响，《偷拳》虽常被誉为与《十二金钱镖》齐名，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仍然较大。

金庸在这方面有较为显著的创新：他以“射雕三部曲”及《侠客行》《连城诀》等作品，将习武过程全盘展示出来，使之成为具有高度影响力和诱惑力的华丽乐章。关键是金庸将展示学武的成长过程提升到了武侠小说最主要的模式。试看他的几部小说，影响最大的“射雕三部曲”和《笑傲江湖》全都循此模式，《天龙八部》三位主要人物中的两位段誉、虚竹也是武艺从低到高的典型，《鹿鼎记》虽然没有将韦小宝写成一个武功绝顶的英雄但亦可以看成社会历练的成长小说。另外，《侠客行》《连城诀》也属于此类作品。这种展示主人公长时段的学武成长的武侠模式，是从金庸开始才全面确立并呈现出无穷魅力的。为何成长模式的武侠在金庸手上异军突起且一枝独秀？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到武侠之外寻找。《水浒》替天行道的思想在武侠小说史中时效不长，清朝的武侠多是侠客在一个清官率领下除暴安良、整顿乱象。这种现象跟武侠小说的娱乐性和整个社会的板结密切相关。当时武侠多在茶室酒楼由民间艺人讲述，古老的社会、不变的经济与停滞的技术也未给社会底层带来多少流动空间，江湖上的奇闻轶事是平民百姓日常无聊生涯的上佳抚慰剂，读者和听众也并不期待武侠小说能对他们的生活取得实际的功利效果。到了近代社会，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社会的急剧变化，上升的途径逐渐由文官一途扩展为商、文、军等多种可能，社会变化的速率提升，从赤手空拳的一介平民上升到拥有相当权利与财富的机会不断萌生，励志的功能遂为武侠小说大幅度发挥。广大读者于传统娱乐之余，也能得到激奋心志的激励，或有苦尽甘来、柳暗花明的前景。时代呼唤武侠的更新，金庸有意无意间呼应了时代，并且从这个角度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而从武功登顶的进程来看，金庸也从技术上做了重大突破创新。这与本文前面所说的建立武功秩序有密切关联。就常理而言，一个人的功夫包括武功的递进，更为经常的是自己并不会马上完全明白，而有待于效果的改变提高，在一段时间后表现出来才能确认。但是武侠小说完全这样按常理来写，就难以展开更为丰富、更有层次的武林世界，所以金庸才给此中的武功层次做了较为详尽的设定，每一层次的武功均有相应的外在表现，给读者较为肯定的标识。如是，就为武功登顶提供了一个较为丰富、确切的过程显示，让读者在武侠主人公的逐步上行中感受到奋斗与成功的喜悦和满足。这就是金庸能将武功登顶过程全面展现出来的社会心理与写作技术上的原因。金庸有别于过去武侠小说学武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点：

首先，金庸对学武登顶的人选完全秉持开放性的立场。金庸强调，多种多样的青少年都可以成为武林高手，不管他出身是低贱抑或高贵、脾气和性格是如何特别。金庸摒弃了对成才之路应该如何走的单线和唯一回答。在中国一般人的单向思维中，对能够成功常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以为好学、勤奋甚至听话等是学习登顶的要素，离开了这些，功夫成长无从谈起。在更传统的神魔化武侠中，学武则完全归因于命数，《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几乎所有的外行被引入武门，均是因为前世注定或命该如此，几乎没有什么例外。这种思维方式，金庸不屑搭理。在金庸笔下，郭靖这种老实勤恳、苦学笨学的苦孩子，尽管脑子远远不如动作灵光(如在桃花岛上与欧阳克为争夺黄蓉比武以蒙古摔跤之术将其击败)，但转益多师，勤学苦练，终成大器。而出身非忠良之门的杨过，少年时遍受歧视，酿成反叛性格，行事偏激，也终于历尽劫难，成为一代大侠。张无忌则性格温和，惯随人言，年幼中毒，也因种种奇遇成为明教首领，统率群豪。令狐冲则倜傥风流，使酒任性，与郭靖完全相左，但也因此而得以学会与自己性情非常契合的孤独九剑，武艺超迈绝伦。这是金庸对社会上各种伟人成才过程的洞察使然，足以颠覆常人对成才的狭隘认识定势，也给广大不同身世背景、不同性情脾气的青少年提供了行动自信。这就是金庸能在武侠小说中独占鳌头的原因之一吧。

其次，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初次确立了终身学习的范式。以前的武侠小说，武林人物都是集中一段时间学艺，在深山老林里学成回归后，就横行天下，其技艺则基本停滞在学成水平。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小侠传》是一个例外，注重了江湖的历练，但其江湖历练是师父陪在身边的，而且时间以一个月为期，游历地点是以西安为中心的方圆几百里内。而金庸则让郭靖在师父与江南七怪大漠南归时早早地单身而行，这种单身闯荡的阅历经验，是任何师父无法传授的。这个安排，一方面固然为小说更加多姿多彩、奇幻迷离的故事演进提供了可能，但更重要的方面是学习的大成在于能够独立地终身学习并成功解决问题。这种意识在古代技术界，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欧洲，都是比较缺乏的。如果说在文学艺术领域这一点还没得到特别强调，在其他许多领域，尤其是在“艺”这一界别是规矩严格的：行业内的规则和秘密由内部人或团体如师父、行会来掌控，“天地君亲师”是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准则，叛出师门是狼心狗肺之人才能做出的行为。这样的后果，是师门绝艺常常不得流传，师父或不得其人而传，或为保持自己优势地位而不传，造成技艺的停滞甚至倒退。《江湖奇侠传》一开始就写到的柳迟，由于拜了第二个师父之后被第一个师父觉察，“如闻晴天霹雳，心里着惊”^[19]23。哪怕是郭靖，在新学了内功后，被师父们觉察，师父们也曾决议杀死这个“叛徒”。但是金庸让郭靖还是不断地学习，从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到周伯通的“空明拳”和“左右互搏”，观摩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学习《九阴真经》，终于融会贯通成为一代绝顶高手。如果联系金庸从烽火连天的学校到杰出小说家、社评人的成长，就更能理解郭靖、杨过等人的转益多师与终身学习对于成长的意义。

再次，金庸还在学艺过程的展现中反复强调了贵在创新的理念。如果说经济发展中的创新理论由20世纪的熊彼得独具只眼地提出，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更多地带着旧时代因循的惯例^[28]；那么，在武林中，创新的概念其实没有产生得这么艰难。盖天下武功多种多样，各成门派。那么多门派，“均由人所创，别人既然创得，我难道就创不得？”^[29]553当然，道理说说容易，偏偏没有人悟透这最简单的至理，要么如还珠楼主那般将武功推到高人甚至前世仙人传授，要么推到一本武学宝典身上，要么在现实社会中找一个师父，就是偏偏没有写出自我锐意创新的范例。也只有到了金庸，武功创新的理念才着力描写，并被推崇为武学发展的最高水准。

金庸将创新看成武学发展中一个根本的和最高层次的准则。在《倚天屠龙记》里，这个原则几乎是通过看上去无关紧要的闲笔表达出来。那是张君宝在师父觉远逝世后打算去襄阳投奔郭襄父母的路上，武当山下偶遇一对少年夫妻，那妇人唠唠叨叨不住责备丈夫没有自立门户，而去依傍姐姐姐夫，自讨羞辱，自身应该有根硬骨头，难道非依傍别人不可？这说的是人生，但亦说的是武功。张君宝于是驻足武当，在多年学思运演后自创武当派，终于成为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30]。

金庸在强调创新的同时，更强调非有雄厚的实力和充分的准备才能创新，否则是形同创新而实非创新。金轮法王追问杨过“你最擅长的到底是哪一门功夫？”一句话问倒小英雄。因为杨过“一生遭际不凡，性子又贪多务得，全真派的、欧阳锋的、古墓派的、九阴真经、洪七公的、黄药师的；诸般武功着实学了不少，却又均初窥门径，而没深入。……遇到次等高手之时，施展出来固然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遇到绝顶高手，却不免相形见绌”^[29]552-553，尽管想到可以在各家基础上自创武功，但试演之际，紊乱不可理，竟然跌倒，后来才明白识力修为未到，只有先将别的武功为我所用，不再有出处来历之想，也就和自创一派相差无几。当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终于创成了可与武林超一流高手相颉颃的“黯然销魂掌”。

金庸在15部武侠小说中建构了自己的武功体系。大体说来，是在《书剑恩仇录》中最初尝试，到《射雕英雄传》中基本确立，此后渐次完善了这一体系，即使是《鹿鼎记》也不再越出这一设定范围。这个体系全面、系统，既确立了武功的高级标准，也展示了成就武功的艰难过程；既发挥了汉语在展示动作上的语言优势，又尽力提供了多变的画面感；既顺应了时代科学化的要求，也与千百年来中国民众的内心呼唤遥相呼应。与他同时代的梁羽生，虽也有意地构建了自己的武功体系，如“天山派”就可谓梁氏的独到之处。但时至今日，梁羽生武功系统的影响力已经很小。从这个角度观察，金庸不仅把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推上了高峰，他同时也将武侠小说中的“武”推上了高峰。

当然，高峰之后，伴随的常常是坠落。正如金庸之后的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难以出现优秀的后继者，金庸建构的武学体系在他之后也面临消解。文艺永远是欢迎创新、拒绝模仿和抄袭的。稍后于他的古龙，在“武”上求变，追求简约快捷的对打，以极端的气象衬托渲染打斗，从而在部分意义上取代了打斗，他将“武”高度美学化，从而也部分地消解了“武”的体系。后来的作家更是难以翻新出奇，再难以构建更新更大更取信于读者的武功体系了。从这个坐标开始，小说从武侠向奇幻演进，进行更为自由更具想象力的书写，便完全可以理解。而武术界偶尔发生的对武侠小说的责难，如李翠霞以为武侠文化中对“武”的误解，增进了武术的神秘化，不利于武术科学化；武侠文化中对武功修炼传承方式的误解，不利于武术的普及化；过分地夸大武侠文化中的“武技”，缺少文化支撑，不利于武术的传播与推广^[31]；这些都是文艺以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