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还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衔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时期，因此需要利用金融的渗透效应，在改革、转型、创新三方面推动城乡的要素互动、地位平等和空间共融。习近平曾明确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1]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力量，金融的存在能够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也能重塑金融业格局，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和谐的世界。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有41处提及金融，随即出台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也从政府层面加大了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驾护航”作用。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更是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切都更有利于发挥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和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617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69，比2010年下降了0.30^[2]；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达5.63万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10.52%^[3]；农业保险为农户的11.12亿亩粮食作物提供了3.46万亿元保障，较2017年保额数量增长了24.23%^[4]，这些数据表明在各方努力下城乡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城乡间的要素平等互换在进一步加强。

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随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在以社会目标为导向的前提下，发挥金融的多样化功能有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增强金融的服务功能可促进要素间自由流动和融合，对人类创造力的发挥、生产力的提升、经济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间的博弈都有积极的作用。社会实践亦证明金融的创新发展能够为解决发达工业部门和相对落后农业部门间不平衡的发展提供有效解决路径，能破除城乡间“二元金融结构”矛盾，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和信贷约束，增加穷人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机会，为改造传统农业提供初始资本积累，从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5]，实现城乡间经济和社会效益融合发展共赢的局面。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会跟着改变^[6]。城乡关系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虽经历着动态性的变化，但大多数国家城乡关系的发展大致都会经历城乡同一、城乡分离、城乡差别、城乡一体化的阶段，而想要达到城乡融合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城乡的融合发展，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作重心，随后确定了“城乡兼顾”的发展原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概念；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但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与此同时，城乡间长期存在的“二元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机构财务效益可持续性和社会效率服务性难以兼得的困境仍亟待突破^[7-8]。

实践发展呼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推进又能够反向优化实践的路径。那么，如何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的快速发展，将社会的时代发展和经济的理论创新相结合，更加体现金融的普惠、包容和公平特征，构建具有中国价值的发展理念和表述，进行具有能够融通国际国内的探索和研究，是学术界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城乡关系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理论等，并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界定了“社会金融化”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社会金融化是指金融的要素和逻辑与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互渗透，且不断动态融合的过程(趋势)。即“社会金融化”包括金融和社会的双重属性，金融逐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也需要金融体系的广泛参与来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且两者相互促进和发展。具体而言，“社会金融化”一方面包含社会的公平和包容性，另一方面包含金融能够跨时间、跨空间的效率性和服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的资源配置、战略发展、生活生产、文化交流等与金融的功能工具、基础设施、配置效率、制度调控等不断互动整合并协同发展的过程。而且随着社会、经济、金融和科技等维度的发展和融合，社会金融化能够更好地突破地区部门间的资源限制，促进要素的流通，并不断创新激发出新动能和新业态。因此，“社会金融化”暂且可谓是一个较为新颖并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前瞻性理论概念。

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能否提升资金流动的效率，促进城乡间的要素流动？能否加快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能否成为推动城乡融合高效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能否有助于实现“天下大同”的普惠包容性目标？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答案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随着世界包容性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凸显，特别是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日益加深。基于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理论梳理，恩格斯是最早最具影响力地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萌芽思想的人，他指出未来城乡发展的趋势是通过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避免两者的偏颇和缺点，从而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的发展，最终达成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协同发展。随后，针对城乡间长期以来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矛盾，大量学者也相继论述了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观点，例如Krugman基于发展经济学的三部门模型提出，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需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发展实用型教育；McGee基于亚洲国家社会和经济变迁，提出的“城乡一体(Desakota)理论”从要素流动视角指出城乡空间互融有助于城乡发展等^[9-10]。但毋庸置疑的是城乡融合发展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改善生态宜居环境，并推动社会和谐进步。

关于城乡二元经济、金融结构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和丰富。Goldsmith^[11]提出的“金融结构理论”表明金融发展实质上是一种金融结构变迁，并提出相应的衡量指标即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national Ratio，简称FIR)，进一步阐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作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体制和结构不同，其金融体制相对欠缺，政府部门的过度管制也导致金融与经济发展未能形成良性循环^[12]，只有破除“金融抑制”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为更好地解决相对落后的农业农村部门和发达的城市工业部门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差距，解决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进行信贷补贴，而且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将其与城市金融系统相融通，并利用局部知识分析范式进行金融的创新升级^[14-16]。金融的创新发展能破除农村地区的金融约束，有能力打通城乡融合的通道，进一步发挥金融的功能效率，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共赢的局面。

综上所述，无论是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抑制理论、金融深化理论、金融功能理论，还是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金融与经济发展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而关于“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研究是近30年才从西方逐步兴起的。金融化最早在经济领域有了较为明显的表现，学术界对此的研究首先集中在“经济金融化”的定义及其影响作用上。关于“经济金融化”的定义主要以三个学者的观点为主，即：马克思社会主义学家Arrighi^[17]认为金融化是霸权过度时期竞争加剧的结果，经济中的利润是由金融渠道而非生产渠道产生，且构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循环递归阶段；Epstein^[18]提出一个更被广泛认可的概念，即金融化意味着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上，金融的市场、动机、机构和精英在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Krippner^[19]进一步提出金融化可分为“活动导向”(指金融部门从业人数上升)和“利润导向”(指利润的积累模式更多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而依据活动积累导向视角，经济金融化是将各种商品流通过程货币化，将其转换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向金融资本过渡的过程。学术界关于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一方面，许多研究充分肯定了经济金融化发展在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和缓解收入不平等方面的有利作用，如有利于降低贫困，让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再只是少数精英食利阶层的特权，而是能够普及大众，同时激励追求收益率的群体进行金融创新，更便捷实现城乡间的投资渠道^[21]；另一方面，不少西方研究发现经济金融化将带来更多弊端，经济金融化是食利阶层对其他阶级进行金融掠夺的过程，造成了社会中更广泛的不平等，并且由于金融天然的不稳定性，容易造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间的不平衡，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22-23]。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金融化转型有“财富创造效应”和“财富掠夺效应”双重性，并且是一个资源、利益和风险不断再分配的过程^[20]。这些分歧充分表明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经济金融化对社会的影响效果有所差异。虽然不同学科对金融化的内涵和外延阐述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1)经济资本在不断向金融资本转变；(2)金融活动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大；(3)金融机构创造的利润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4)金融业从业人员在不断增加。这四个方面同时也是本文界定的“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和外在体现。

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发展，“石油金融化”“粮食金融化”“农地金融化”“制造业金融化”和“企业金融化”等也不断发展，据此“社会金融化”应运而生。“石油金融化”是指石油市场逐渐与国际货币体系、投机资本和期货市场等金融体系紧密相连，以加快建立石油金融战略体系来满足其供需关系特征^[24]。“粮食金融化”是指由于过度增发美元对粮食市场造成流动性冲击，使粮价剧烈波动，粮食被人为地创造出“金融属性”^[25]。“农地金融化”是指通过金融方式盘活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流动性，从而发挥农地融资功能来缩小城乡差距^[26]。“制造业金融化”是指通过金融的方式扩宽制造业中资本的来源渠道，增强融资能力，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并带来更多积极的社会效益^[27]。“企业金融化”是指能够让跨国企业控制价值链，从而实现低投资率与高利润并存的良好局面^[28]。就现实而言，金融发展越来越走向对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相关行业组织在逐步接纳和习惯金融的活动方式、思维理念和行为准则时，也在逐渐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社会金融化呼之欲出，但明确提出“社会金融化”并对其进行剖析的文献并不太多，即便有所涉及也大多仅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29-30]，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和分析，所以需要对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进行科学评判，才能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地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

1.城乡融合发展指标

城乡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部分，冉光和等^[31]明确提出，城乡之间存在多阶段动态依存和多样性动态适应的关系。依据“点-轴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市与乡村是空间联合、功能耦合且相互促进和支撑的复杂地域系统，城乡融合发展能实现要素流动的帕累托改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32-34]。现有关于城乡不平等关系研究主要采用恩格尔系数和城乡居民收入或消费比值等^[35]，而城乡融合是一个城乡间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方面多维度的动态发展融合过程，所以关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测量，不能仅基于单个指标的测量，还需考虑城乡间的要素流通、交通往来、信息传播、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化等多维度的综合因素。

因此，本研究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五个总要求，以及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中提及的“要素配置合理化、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乡村经济多元化”，在周江燕等^[36]关于“城乡一体化水平测度”的基础上，结合对中国城乡融合的现实分析和专家咨询建议打分，进一步构建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标，即选取“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和“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三个维度的二级指标来度量现阶段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三级指标分别为：一是城乡经济融合的发展，主要包括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逆向指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逆)、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乡二元对比系数、非农和农业从业人员比值、城乡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与农业产业产值比、农业机械化水平；二是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主要包括城乡卫生技术人员比(逆)、城乡中学教师比(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比、城乡居民失业保险参保人数比、互联网普及率、城乡信息化水平(逆)；三是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主要包括城乡空气治理、城乡污染治理、城乡交通网密度、城乡人均汽车拥有量、城乡土地配置比(逆)、城乡人均邮电业务量。关于指标体系的测度方法，有主观赋值法、熵权法、主观客观赋值法，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等，其中熵权法最早由德国物理学家K.Clausius于1854年提出，由申农(C.E.Shanno)将其引入信息论，并把熵(Entropy)作为随机事件信息度的有效度量方式，熵能通过指标的信息量和变异程度分析出各指标的权重，在多指标评价体系中使用“熵值法”更加公正和客观^[37]，因此本研究采取熵值法对城乡融合水平进行测度。

2.社会金融化指标选取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梳理，可将以往研究涉及金融化的指标以及度量方式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麦氏指标或戈式指标。在衡量金融化的经典文献中，一般采用M2/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DP)，银行信贷规模/GDP，或金融相关率(FIR)进行度量^[38]；二是金融相关的活动。由于金融的市场、机构和精英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用FIRE金融从业人员规模占总体从业人员规模的比值和金融行业贡献值与总增加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标准；三是证券化程度。例如ABS，MBS和CDOs^①，市场资本化率，上市公司数与股价相乘得到的市场价值等；四是金融全球化水平。例如国际热钱交易规模、外汇储备流动强度和一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依赖强度^[39]。但这些指标几乎都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实践观察而创建的，本文在上述指标的度量方式基础上，基于时代发展和理论研究进一步推演出目前能代表中国社会金融化发展的指标，即选取“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这三个指标作为衡量现阶段中国“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用于体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强度、服务国民经济产出的深度、服务社会发展的广度。

① 资产抵押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es，简称A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简称MBS)以及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简称CDOs)。

本文核心自变量的选取主要出于如下考量：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和支持力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口径：“社会融资规模是衡量中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状况以及资金松紧程度的重要指标，并且能够全面反映实体经济融资状况、地区发展差异、行业发展动向、金融对经济薄弱环节的支持等”，即“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基于货币传导机制的信用观点理论^[40]，该自变量不仅拥有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相关性、开放性和可控性等特征，是金融体系的资产和实体经济的负债，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而且还能研判和调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防风险间的动态平衡。自2010年起该指标连年被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其所指代的金融体系不仅仅是银行，还包括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覆盖信贷、股票、债券、中间业务市场等，且对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扣除，因此能够更加立体地从资金供给角度反映全社会通过金融渠道所获资金，能够更全面反映整个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②，这一指标是中国首创且独创使用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② 目前的社会融资规模有四大类，共十个子项。四大类融资分别为：一是金融机构表内贷款，具体包括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两项融资。二是金融机构通过表外提供的融资，具体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等三项融资。三是直接融资，具体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券和境内股票融资两项。四是以其他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具体包括保险公司赔偿、金融机构投资性房地产、小额贷款公司及贷款公司贷款三项融资。2018年7月起，人民银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从地域看，是实体经济从境内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二是从“利润导向”观点出发，“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金融化”的深度。金融的本源在于与金融相关的活动(信用)能够嵌入于实体经济，因此金融的快速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就业等领域的占比越来越重，金融业重要性日益凸显^[41]，马克思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也认为金融能够为社会生产资本循环过程助力，金融相关活动复杂纷繁，但其根本目标是作为媒介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运行^[42]。在社会金融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金融活动都在增多，金融作为先导要素，有利于引导其他要素进入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带动城乡间的要素流通，突破“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的桎梏，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三是从“活动导向”视角出发，“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从业人员比重”这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服务在城乡间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社会金融化”服务在城乡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程度。金融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上升体现在利益再分配的方式中，涉及金融行业的劳资关系的结构性调整也在不断加强。金融业从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能更好地发挥出金融的集聚和分配资源的功能，有利于让金融服务的深度边界触及所有金融需求的群众，从而有利于打破落后地区和农业部门的“金融抑制”，更好地惠及“三农”发展，从利润视角和活动视角出发选取的这两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社会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和外在体现，因此这三个指标能较好地反映目前中国“社会金融化”的水平。

另外，依据“内生增长理论”^[43]的观点，公共财政支出能提高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和福利效果。社会金融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功效的有力发挥还有赖于相应的政策支持和配合，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实施和推动，公共财政在农业、教育领域的支出，能够加快相对落后“三农”领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使其有能力改造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公共财政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入，能有效推进城乡间的生态文明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能更好地改善城乡间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社会金融化”与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实施的系统配合，更有利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此公共财政政策对城乡融合发展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3.研究假说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社会融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因而以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上升为代表的社会金融化，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2：金融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服务国民经济产出的深度，能较好地诠释利润导向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城乡融合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假说3：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代表与金融相关的服务活动在不断加强，也是基于活动视角观的社会金融化外在体现，金融业从业人员增加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假说4：政府公共财政在农业、教育和环保领域的支出增加，城镇化率的提升，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的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不是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作为切入点，主要探讨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拟打开现阶段中国社会金融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黑匣子”。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研究的时效性以及中国社会金融化发展的现实状态，本文选取2013年至2017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设定静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在(1)式中，i代表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t代表年份。其中，被解释变量：Y_it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核心解释变量：RZGDP_it是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即反映社会金融化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FGDP_it是指金融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FPOP_it是指从事金融服务业(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行业)有关的金融中介机构营业网点从业人数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Con_it为控制变量，其主要包括：Urban_it代表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也即一个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常住总人口的比例^①；因为财政支持在城乡融合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FisYC_it是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值的比值水平，即农业、林业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林牧渔总产值；Edu_it代表教育投入，即地方公共财政教育支出；Env_it代表环境治理投入，即地方公共财政节能环保支出。根据统计学原理，为更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让自变量更符合研究假设，保证回归的精准性，本文对变量进行数据变换优化，LnEdu_it、LnEnv_it分别为财政教育支出、财政环保支出的对数形式。

① 城镇人口包括设区市的城市人口、镇区及镇政府所在地村委会(居委会)的人口、通过道路建筑物与镇区连接的村委会的人口。常住人口是当地的户籍人口+外来半年以上的人口-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

具体而言，对于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Y1)、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Y3)以及城乡融合总体水平(Y)的模型设定如下：

行政公开数据与调查数据相比有更大的样本，也更具政府公信力，所以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政府的官方公布数据。本文的核心自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人数、金融业增加值，GDP相关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所包含的各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工信部、财政局(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社会保障统计年鉴》和各个省(区、市)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所示。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在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后，由于不同维度对城乡融合的作用不一样，因此本文通过客观赋权法也即熵值(权)法的降维方式进行测算，通过熵值法计算第k个指标权重的公式为：

并以Wk作为权数，通过无量纲化和加权求和得出各指标熵权的评价值：

本文利用MATLAB软件首先通过升/降半梯度分布函数对指标进行处理(正向化)，然后用相对离散值和标准化对各三级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通过S曲线将数据正值化，最后通过加权求和确定各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中的权重，得出城乡融合各分项指标的熵权评价值，合成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这不仅能在技术层面消除三级指标之间的相关影响，实现对面板数据的测度，而且通过贡献率确定的各级指标权重克服了一些评价方法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在综合评价函数中更为合理客观。

通过熵值法得出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城乡经济融合权重占43.42%，公共服务融合占29.04%，空间环境融合占27.54%。在城乡融合进程中，经济发展的融合对其产生的影响最大，也即应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可以进一步加快推进有发展潜力、有经济效益、有利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发展，用产业链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的融合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力大小趋近，因此应加强城乡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在公共资源服务和配置等方面出台更多优化政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图 1呈现了2013年到2017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指数。2017年，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庆市的城乡融合水平分别为0.92、0.95、0.48和0.25，在这四个直辖市中，西部地区的重庆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弱。从2013年到2017年，浙江和江苏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较快，分别由0.29上升到了0.49，由0.23提升到了0.36；但西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不仅落后，而且发展十分缓慢，以甘肃和内蒙古为例，5年间其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仅分别由0.03和0.10提升到了0.09和0.19。

图 2呈现了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三方面的融合发展水平，总体而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城乡融合水平呈逐年向好发展的趋势，但无论是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还是空间环境，东部地区的融合水平比中、西部更好。全国范围内北京、上海和安徽的城乡融合水平在全国排名前三，而西部地区的内蒙古、甘肃和云南相对落后，因此应该加大对边少地区的扶持力度和公共投入。

为更好探究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面板数据结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优点，能有效减低变量间多重共线性。本研究将城乡融合发展分为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融合三方面，传统的单方程模型已无法解释此类复杂的经济现象，因此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Model，简称SUR)能使模型的建立更加灵活。选取SUR模型的理由在于：一是传统的协方差矩阵每个元素都是标量，但SUR模型中每个元素都是矩阵，在对参数进行估计的过程中，SUR能提取多个方程间随机扰动项的信息，对传统单方程模型进行了有效改进，提高了参数的有效估计^[44]；二是由于各方程的解释变量间虽无较强的内在联系，但其随机扰动项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性，因此SUR多方程回归模型能够更好地解决面板数据用单一回归方程和线性模型时的缺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异方差、内生性和自相关等问题，提高参数估计的效率和精准性。

本文首先通过软件Stata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数据满足面板回归的条件，其次通过同期相关系数矩阵和LM检验发现，本研究各方程的变量间虽无内在联系，但其扰动项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因此通过SUR建立一组多方程回归模型进行联合估计是可靠的，即分别用城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Y1城乡经济发展融合”“Y2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和“Y3城乡空间环境融合”，与代表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和分别对其融合有影响的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采取联立方程模型的一种完全信息估计方法作为参照系，即表 2中的模型(1)(2)(3)是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回归得到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量，此方法也可拆分为2SLS加广义工具变量IV，比传统OLS有更好的渐进有效性，且能较好地解决内生性的问题；模型(4)(5)(6)是迭代式SUR估计结果，其中Y1、Y2、Y3分别代表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的融合，在各方程扰动项之间“无同期相关”检验的p值为0.000，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各方程扰动项相互独立的原假设，故使用迭代式SUR进行系统估计能很好地提升估计效率，更适合本研究的分析，所以基于模型(4)(5)(6)的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并基于此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

分析模型(4)关于“城乡经济发展融合(Y1)”的结果得出，RZGDP、URBAN、FisYC对其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但FPOP却对其产生负向效果；模型(5)关于“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结果显示RZGDP对其是促进作用，且在5%水平显著，FGDP和URBAN对其的正向促进作用在1%水平显著；核心自变量RZGDP对模型(6)关于“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Y3)”的正向效果在5%统计量水平显著，FGDP对其影响系数为2.065，LnEnv对其影响系数为5.626，且这两个变量都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公共财政环保支出与社会金融化相比而言，对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积极影响效果更强。依据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代表社会金融化的核心自变量“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RZGDP)”对城乡经济发展的融合(Y1)、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Y2)和城乡空间环境的融合(Y3)三方面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金融化能够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与以往学者得出的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让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特权，而且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并普惠大众相一致^[21]，这也是党中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的效果体现，也进一步说明政府对社会金融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FGDP)”对城乡公共服务(Y2)和空间环境(Y3)的融合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互动作用^[46]，从利润导向视角出发，在空间维度上“社会金融化”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在时间维度上能解决跨期不确定性，这进一步说明现阶段中国需要推进社会金融化发展，让金融功能得以更有效地发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值(FPOP)”对于城乡经济(Y1)和环境(Y3)融合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这与前述研究假设相悖，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这表明现阶段中国金融业的人员配置不均衡，虽然各种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引导金融资源服务于“三农”发展，但乡村的金融服务人员配比远远低于城市，因此在金融业的“人员配置”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数字金融”时代，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分工和就业结构还应进一步调整优化。

在控制变量中，实证结果与研究假说相符，财政支农占农业产值比重(FisYc)明显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Y1)，因此更应加大对于“三农”领域财政的投入和支持。政府公共财政教育和环境治理的支出都分别对城乡经济融合(Y1)和城乡空间环境融合(Y3)有正向影响，因此更应该加大对农村间的教育投入，鼓励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并建立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生态保护相关的财政投入。总体而言，社会金融化不仅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交融和互补，还能够加快城乡间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从而建立起一种能够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可持续发展的城乡社会结构。社会金融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促进能够孕育出一种关注乃至唤醒的力量。

为让实证计量结果更具有信服力，本研究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一是更换样本量，即利用东部地区数据，因此表 3中模型(a)(b)(c)是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迭代式SUR回归结果；二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即在模型(4)(5)(6)的基础上用城乡融合总体发展水平进行分析，因此模型(d)是基于以地区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误差检验，模型(e)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模型(f)为随机效应FGLS的计量结果，表 3所示的稳健性检验中，各项系数、标准误以及其对应的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以上统计结果具有普遍性，反映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结果和全国整体样本结果相差不大。其中代表社会金融化服务国民经济产出深度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FGDP)”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效果较全国样本更为明显；FGDP对城乡经济融合发展(Y1)的系数由全国SUR结果中的0.167(表 2模型1)增加为0.961(表 3模型a)，这说明社会金融化发展程度在发达的东部地区更好，并且在研究期限内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互通共融，其余相关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无明显变化，证明了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与此同时，所有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显示，城镇化率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且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2018年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当一国城镇化率为50%左右的时候，是该国发展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46]。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而且是实现“四化同步”的重要趋势，因此更应该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建设，利用金融激活要素的互联互通，形成城乡双向推动的发展模式，并结合《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要求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激励方式为社会金融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等一系列国际重大事务，以及国内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推进“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等，都在推动金融与社会更加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发展，使社会金融化能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地解决不断变化的现实问题，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和谐公平的世界。

社会金融化揭示了金融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基本趋势、客观规律以及进步的内生动力。本文通过计量模型对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合稳健性检验得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标“社会融资规模占GDP比重”对城乡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和空间环境三个维度的融合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城乡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均衡交换；代表社会金融化利润导向的“金融业GDP占GDP比重”能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空间环境融合；但现阶段反映社会金融化活动导向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占三产从业人员比重”对城乡经济发展、空间环境融合是负向影响；财政支农和财政教育支出能促进城乡经济、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对城乡空间环境融合有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也能促进城乡融合进程。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金融化能兼具包容普惠性和公平效率性地促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能更便捷地融通城市间的投资渠道、优化城乡间要素配置、优化城乡间社会服务，进一步消除“三大差别”^①。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① 马克思主义指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第一，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城乡间要素合理配置、自由流动。拓宽社会投融资渠道，创新发展多元化金融工具，增加农村金融的可获得性，并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提供切实保障，激励农村金融机构自身“造血”功能的提升；同时对“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指标进行完善和调控，增添与乡村地区相关的金融指标数据。

第二，社会各界可利用金融渠道促进城乡间的要素往来，并进一步优化就业结构的人员配置。提升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和服务供给，引导和创新更多金融服务进入乡村地区，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创新乡村金融业务，提升金融服务功能；增加懂农业、懂金融，了解农村社会文化习俗的从业人员，并稳步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第三，相关部门需加大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进一步构建金融财政配合的顶层设计框架。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财政支出，并为人民大众普及金融知识，从而避免贫穷的代际传递效应造成的阶层固化。加大公共财政中节能环保支出，增强力度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通过公共财政资金的投入，为金融和社会资本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铺路架桥”，从而实现城乡间动态效率与跨期公平的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