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其牛津大学求学时期，当时他在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及爱德华·汤普森等史学家的影响或引导下开始历史学研究，上述几位思想家皆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们对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初始影响。苏共二十大和英、法、以色列武力占领苏伊士运河的国际政治事件对安德森产生了触动，促使安德森开始关注现实的政治活动，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学与左派俱乐部，与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人、费边社社会主义者、独立社会主义者等左派青年相聚，探讨英国与世界的左派运动，并于次年参与创办《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而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大学与左派评论》的重要内容，这推动了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1959年，古巴革命爆发，安德森为之热血澎湃，写下礼赞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古巴，美丽的自由土地》，其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学与左派评论》与同仁刊物《新理性者》于1959年至1963年间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但新刊物因两代新左派的种种差异，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陷入了秩序混乱的局面。安德森终结了这种无序状态，并领导《新左派评论》跻身欧美重要左派理论刊物之列，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成为该刊物的主流内容之一。1964年，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当前危机的起源》，在这篇文章中，安德森自觉运用文化霸权范式，立体展示了英国历史与阶级结构的变迁历程，深刻地解答了英国当前社会危机的根源，因而该文在众多关于分析英国社会危机原因的文章中脱颖而出。安德森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本质上是部分贵族阶级的资本化，他们与旧贵族达成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共谋。共谋的统治集团通过安排议会，改革教育机构和倡导社会交往方式等手段，使得工人阶级渐渐认同统治集团，这就是统治集团建构的文化霸权，而无产阶级因缺乏完备的阶级意识而无法透视其本质。与此同时，安德森还以此文指明了英国社会主义的文化霸权道路，因此，《当前危机的起源》标志着安德森思想的成熟。

安德森文化霸权范式的思想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卢卡奇、葛兰西的思想，梳理他们对安德森的影响，可以反观这一思想范式的内在规定与这一时期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结构。安德森思想继承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部分是阶级分析方法。我们知道，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方式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恩格斯认为“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1]。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准确理解不同社会成员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中的地位，从而把握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安德森在分析英国社会历史的过程中，自觉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方法，深入解读资本化贵族和工人阶级的出现以及由此构成的新型社会关系。

安德森借用了卢卡奇的著名术语——“历史与阶级意识”为《当代危机的起源》的重要部分命名，并且继承与发展了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与总体性理论，就思想影响深度而言，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卢卡奇认为，“因为如果连对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归因于这些利益的深刻思考也没有涉及这个社会的总体的话，那末一个这样的阶级就只能起被统治的作用，就决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2]。我们认为，卢卡奇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与总体性理论具有深刻的同一性，因为两者的思想本质都在于超越当下的局部的认识，拥有对所处社会的总体与未来的深刻洞察能力。安德森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认同了统治集团的观念，从而使其所属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融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建构出掩盖其剥削本质的意识形态。虽然英国无产阶级超越了自身阶级利益，代表了英国社会的利益，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设置的重重意识形态障碍，使得无产阶级无法透视其本质，最终导致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步履维艰。面对英国无产阶级意识已经几乎被彻底物化、革命潜力被压抑的困境，安德森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英国工党接受改造，领导工人阶级建构本阶级的完备阶级意识，获得卢卡奇所指认的总体性视野。

安德森承认其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葛兰西霸权理论渊源，“这种民族性参照系源自萨特、卢卡奇，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源自于葛兰西”^[3]。葛兰西认为，霸权是一个集团在政治、道德和精神上对其他集团的领导权，霸权有强制和潜移默化两种形式，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在于，无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将方法论和社会历史本身混为一谈，“它以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者的区分为基础——这原本只是方法论的区分，可现在却俨然作为一种有机体的区分被提了出来”^[4]。“通过研究葛兰西，安德森充分意识到了国家机器在现阶段的极端重要性”^[5]，“主张对英国社会和历史进行一种结构性分析，强调英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统治阶级的霸权”^[6]，并将国家机器的夺取与占有归结为文化霸权问题。他借助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发现，英国诞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却没有发生实质的资产阶级革命，出现了最早的工人阶级而他们却不具备革命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旧贵族将自己的阶级利益重重包裹，炮制出收编其他阶级意识的所谓“社会共识”，从而完成了对其他阶级的文化霸权的建构。因此，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他寄希望于改造后的英国工党与英国知识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超越旧统治集团的文化霸权，从而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文化霸权。

安德森在确立了上述文化霸权范式后，迅速在英国左派政治团体中寻找最有可能实现其文化霸权战略的领导力量，并于同年发表《对威尔逊主义的批判》，批判英国工党现状，表达将其建构为文化霸权政党的期望。然而，英国工党没有听从安德森构建社会主义文化霸权的安排，而是选择了平庸的议会斗争道路。安德森深感失望，于1965年写下《五十年代的左派》和《社会主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总结了英国左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了英国工党建构英国社会主义文化霸权的深远意义。布莱克利奇认为，安德森与第一代新左派的区别在于后者的理论是“一种缺乏战略理论聚焦的资本主义道德批判”^[7]，而安德森则致力于构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战略。我们认为，布莱克利奇对于汤普森战略的解读是值得商榷的。汤普森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如果将汤普森的理论仅仅界定为一种道德批判，那么这不仅降低了汤普森理论的价值，同时也无法准确把握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从两人争论的相关文献来看，汤普森与安德森的社会主义战略都超越了抽象道德主义，他们争论的焦点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历史关系，十九世纪新教与自然科学在英国资产阶级中的作用，共产党对二十世纪劳工运动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作用”^[8]。我们认为，深入到论争的深层次问题，可以发现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路线之争。具体而言，汤普森仍旧寄希望于英国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反抗运动，而安德森则认为在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主导的英国，由改造后的英国工党或英国知识界来建构社会主义文化霸权才是真正可行的道路。然而，英国工党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为都使得安德森对其的殷切期望化为泡影，他于1967年发表《工会行动的限制与可能性》，标志着对工党的态度由批判性支持转向放弃。

在此之后，安德森分别受到雷吉斯·德布雷理、葛兰西理论和五月风暴事件的影响，从而将英国知识界指认为构建英国社会主义文化霸权的领导力量。1968年，安德森发表《国民文化的构成》，认为英国知识界缺乏历史社会总体性视野是其保守主义的文化核心所导致的。美国学者德沃森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是准确的，“安德森并没有简单地哀叹英国思想家缺乏远见的经验主义的形式的关注，他提供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取代英国思想家的狭隘思想”^[9]。安德森指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史学改造英国历史学，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英国知识界，从而使其肩负起领导构建英国社会主义文化霸权的历史使命。李瑞艳在《基于民族性的社会主义诉求——安德森从英国民族性特征对发达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中认为，“安德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阶级实践相结合的这一理想期待成了美丽的乌托邦”^[10]。李瑞艳对于安德森相关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早期安德森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出文化霸权范式，以社会主义文化霸权来改造英国工党与英国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与英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问题，在其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中是否是一个关键的思想要素，需要我们进一步审视。

英国新左派运动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分化、瓦解，并于1979年英国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后正式走向终结。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这一困境中，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开始梳理自身及其所属流派的思想。其中，安德森反思了英国新左派运动、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两者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化霸权范式的思想基础，其思想成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中，安德森反思了英国新左派运动，认为其方法论中指向社会主义前景的部分依旧是正确的，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基础就是从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出发。需要指出的是，在安德森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就是人类的“世界图景”，历史构成了哲学的全部内容，朴素唯物主义中的线性时间观念被消解了，历史在“当下”意义的场域中重新建构，这种建构指向了英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回应汤普森的批判构成了该书的重要内容。张文涛认为，安德森与汤普森两次争论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个人经历、历史思想的差异、对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期待”^[11]。我们认为，《析E·P·汤普森与佩里·安德森之间的争论》的分析是系统全面的，但我们必须进一步区分此次回应与安德森70年代以前回应汤普森批评之间的差异。在第二次理论论争中，汤普森认为，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思想是一种脱离历史现实的抽象方法论，其思想基础为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安德森对此并未予以针锋相对的反批判，也并未一一对应地为结构主义辩护。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与第一次论争中基本否定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的做法不同，在此次争论中，安德森认可了汤普森历史学编纂抓住纯粹经验的思想价值，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维度之一。他认为，这与他的文化霸权范式一起构成了分析社会结构的方法，从而一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经验中发现秩序，最终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理论依据。这说明，构成安德森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主干的文化霸权范式开始松动。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安德森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困境的主观原因在于，作为文化霸权范式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上的难题。他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间断地包含了自我批判”^[12]4，马克思主义的主旨不在于探讨某一领域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主要地而且是出类拔萃地属于那种探讨整个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的范畴”^[12]2。安德森指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就十分显著，却并未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实践的统一，这是因为“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同其先辈共同有的东西是‘战略的贫困’，而不是‘理论的贫困’”^[12]30。

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安德森发现，这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明确解答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的核心，也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12]39。在安德森看来，马克思的长期思考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一方面，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代表，马克思将历史变革的动力归因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运动，这一点“涉及到结构的实体，或更确切地说涉及内在结构的实体：这就是当代社会学称之为系统综合的序列(或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潜在的分裂)”^[12]39。另一方面，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历史变革的动力被马克思归结为阶级斗争，这一点“涉及到为控制社会形态和历史进程而互相竞争、互相倾轧的主体力量：这是当代社会学称之为社会综合的领域”^[12]39。我们认为，虽然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至关重要，但安德森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一论断是值得我们探讨的。安德森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思想划分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两个阶段的深刻影响，但是马克思对历史动力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这种单一实体论的思维方式，指出它是一个由多个层次的动力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恩格斯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基础部分给予了深刻阐发，指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社会也由此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安德森认为，以萨特、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对主体和结构的关系问题不断深入思考，但是这个难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把语言模式当作揭开人类历史社会的钥匙，更是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倒退，因为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连问题是什么都没有描述清楚。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对结构的过度张扬或对主体的盲目崇拜，而对主体的过度推崇也必将伤害结构，反之亦然。在安德森看来，结构与主体作为一对范畴一直是相互依赖的，尽管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其内在巨大张力，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却需要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1983年，撒切尔夫人领导英国保守党再次在大选中获胜，英国新左派大势已去成为定局。新的形势“迫使他们思考一个问题：执政四年乏善可陈的保守党为什么能够再次赢得大选”^[13]？安德森的思考并未停留在政治选举层次，而是深入探讨了新左派自身的理论困境。在评论克罗克斯的古代社会研究和探讨伯曼的现代性与革命理论之时，安德森继承了对主体与结构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在评论《古希腊社会的阶级斗争》时，安德森对阶级分析范式进行了再思考，在注重文化领域霸权的同时，也强调了物质分配领域的重要意义。在《现代性与革命》一文中，安德森运用原有的文化霸权范式和包括物质分配的新范式，来考察作为伯曼所把握的现代性的核心的个人，认为伯曼由于过分强调文化维度，没有深入理解现实性的个人，从而没有把握住现代性的本质。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而现实的个人构成了其理论的基点。“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14]安德森在范式转换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的继承，标志着在安德森的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中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地位的上升。安德森在范式转换并未完成的背景下，始终对社会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通过对艾萨克·多伊彻的为人和思想的回顾，汲取坚持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认为多伊彻“在左派知识分子左右摇摆的时候、在流派分呈令人眼花缭乱之时……始终保持了个性与世界观的独立不羁”^[15]86。关于安德森的社会主义信念问题，鲁绍臣的把握是准确的，他通过考察阿尔都塞对安德森的影响认为，“安德森与阿尔都塞不同，认为世界历史存在殊途同归的趋势：先统一于资本主义，终结于社会主义的目的论”^[16]。

安德森于1992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正是这些条件，造成了80年代后期的剧变。本书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标志着我自己对80年代后期产生历史性剧变的反应的一个转折点。”^[15]5也就是说，安德森在经历了四年的探索之后，思想发生了质性飞跃，文化霸权不是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全面放弃，而是下降为总体权力范式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体现在安德森对曼恩思想的超越上。我们发现，对曼恩提出的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安德森总体上是同意的。安德森通过评论曼恩的权力观念，来展现他自己关于权力来源和构成的判断。他在曼恩指认的经济、意识形态、军事之外，指出政治因素的同等重要性，并认为曼恩因为没有把握住文化的本质，所以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此外，他还指出，由于曼恩没有发现民族国家是总体权力的主体，因而无法走向当代世界。我们认为，安德森之所以能够对曼恩的权力世界观给予深刻的认同与高屋建瓴的批判，是因为他此时已经掌握了总体权力范式，上述思想的阐述标志着安德森总体权力范式的初步确立。

关于政治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来源的论证，安德森是通过考察诺贝托·波比奥和W.C朗西曼的政治哲学来完成的。一是在《诺贝托·波比奥和他的主义》一文中，他从理想政治制度的维度来证明现实政治的权力实质；二是在《W.C朗西曼的新进化论》一文中，他证明了在总体权力格局中政治是贯穿古今的权力。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两大阵营对立的世界格局消解，在这一历史语境之中，民族国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国际单元，同时也是在世界范围内执行四种权力的主体。安德森于同年发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和民族身份》，以总体权力范式来分析民族国家这一国际社会基本单元，即分别从总体权力的文化、经济、政治维度来解读民族国家，并以英、法、德为例，对民族国家给予了结构性的展示，这标志着安德森总体权力范式的最终确立。

西方右翼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了历史，苏东剧变是其必然结果。人们普遍认同资本主义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理念，今后的历史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海桑田，都不过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内部变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正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追求，建构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面临被上述思想消解的挑战。面对右派的理论攻势，安德森于同年发表《历史的终结》给予批判性回应，他并未将眼光局限在对《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等单个文本的批判上，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出发，来考察黑格尔和科耶夫的历史理论，因为福山宣称他们是其历史终结论的思想来源。通过细密的文本梳理，安德森发现，黑格尔与科耶夫并没有提出历史终结论。针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身，安德森指出，其为观念先行而非问题导向，因为人类尚未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世界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胜利。我们认为，安德森之所以能够对福山历史终结论进行深刻的批判，不仅因为他具有深厚的思想功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只是得到了缓解而非根本解决。

关于这一问题，安德森于1993年发表《英国内战，全球瘟热：罗伯特·布伦纳》给予了揭示。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分析罗伯特·布伦纳的《全球震荡的经济学》《商人与革命》《繁荣与泡沫》《全球震荡的经济学》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在1992年前后取得暂时的成功，是因为吸纳了社会主义的丰富要素，但整个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依然是资本的积累而非全体社会的利益。生态危机和全球两极分化问题的原因在于，占世界民族国家少数的资本主义强国具有政治霸权。除了生态平衡和政治民主问题之外，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来自经济方面，“70年代显示出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利润率仍然不超过战后长期繁荣时的一半——且这一水平也只是因为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才得以维持，也仅是推迟了末日的到来罢了”^[15]47。安德森指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度推进，西方国家通过信贷扩张来掩盖的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将引发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动荡。非西方国家的贫困问题引发的危机，也会扩散到全球。这一紧张的经济状况需要我们制定一张能够对其进行有效反应的图表，如果这一图表能够准确预测资本主义的危机，那么社会主义运动凭借其国际主义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经济的出色调控能力，将再度成为世界性运动。

几年后，作为资本主义国策的新自由主义宣告失败，验证了安德森关于资本主义胜利只具备暂时性的判断。世界性视野是安德森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语境，在安德森那里，世界性并非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而是指认了其后现代性的本质，他在1998年《后现代性的起源》中完成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安德森指出，后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世界中心的退场和世界性由此真正发端，“后现代性的要义在于西方国家成为后现代性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呈现出多民族竞争的多样态势，而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核心的现代性遭遇了由后发国家在政治、军事、文化、政治所构成的总体权力的空前挑战”^[17]。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真正开始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新格局是后现代性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同时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历史条件。关于作为传统社会主义运动领导者的工人阶级的变化，安德森认为，“后现代文化的直接动力无疑来自于由雇员和专业人员构成的新富阶层，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服务业和投机部门造就出来的”^[18]62。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在后现代性社会兴起，其行业从事者与工人阶级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具备更高的专业水平和更大的文化自主权。此外，由于这一新兴阶级在资本全球扩张的背景中诞生，这使其始终与跨国公司紧密关联，因而具备社会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洞察力。安德森对这一新兴阶级主导社会主义运动，抱有热切的期望。他认为，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真正的世界性，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条件。应当在新兴阶级的内部达成一致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已经崛起和尚未崛起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之间达成统一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协调新兴阶级与第三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以价值观、所有制、民主制三个方面为核心内容，提出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指导纲领。

梳理了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杂演进历程，我们认为，其理论特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安德森在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遇到了诸多艰难险阻，一些曾经和安德森并肩作战的同路人或主动退出，或转向中立甚至走入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阵营，而安德森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始终如一。安德森从早期到晚期的理论范式的转换，一方面是范式自身走向深化的思想自身演进，另一方面是基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变化后所做出的策略性调整。贯穿始终的社会主义立场的一致性与范式转换中的思想多样性相统一，是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理论特征。

总体性是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二个理论特征。安德森早期就在总体性的理论视野中把握了英国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走向，从安德森的晚期社会主义思想来看，早期的总体性尚未上升到对全部人类社会的理解，世界是作为英国的背景出现的，世界本身并没有真正出场。安德森晚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绝非对时事政治品头论足式的评论，也绝非对思想史故纸堆的寻章摘句，而是一个内部紧密相连、层次分明的总体性思想体系，即总体权力范式及以其分析社会历史，从而发现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世界性走向。安德森成为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正是得益于这种总体性的宏大理论视野，从而推动英国新左派从第一代的通过经验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重构形态”^[19]，过渡到了注重建构思想体系与吸收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英国新左派第二代。

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统一是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理论特征。如果说安德森早期思想的批判性更多地体现为对英国社会状况、英国第一代新左派、英国工党、英国知识界批评的外部指向的话，那么安德森晚期思想的批判性则体现为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指向。安德森于1983年重申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属于批判理论的一部分，但与其他批判理论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表现出来的这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不可分割地、不间断地包含了自我批判”^[12]4。安德森早期以文化霸权推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并未获得成功，其之所以在多年之后还能够再度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建构出新的理论范式，正是基于其理论的自我批判性，以及在新范式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深入批判。

研究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演进历程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把握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脉络。十几年以来，经过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不断探索，这一领域的思想脉络已经基本清晰。其领军人物中，有的人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系统性研究，比如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有的人的思想只被研究了一部分，如佩里·安德森。本文对于安德森特别是其晚期思想的研究，正是为了历史性地展现安德森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面貌，从而填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空白。